拉斯韦尔在其著作?权力与人格?的开篇，引用了英国讽刺作家萨缪尔.巴特勒的箴言，“它(权力)的芳香沁入大脑，让人轻率、傲慢和自负。”在拉斯韦尔看来，权力与人格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建构，存在一种“暗示的互换”。权力可以改变人格，人格也总是能够深刻地塑造权力的运行。通过政治人格来透视行为主体对政治和领导兴趣的形成，可以解释他们为自己选择的特定政治角色。美国总统特朗普毕生经商，却在古稀之年选择竞逐政治权力，就是一件颇具代表性的典型案例。

　　政治领导人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行为体，对于外交决策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强势领导人尤其能够主导政策的制定和决策过程，也能够主导决策小集团的组成和决策，甚至可以塑造官僚体系和组织文化。虽然领导人的人格特质并不单独决定结果，只是原因的一部分,但经常是最为重要的部分。领导人的价值观、动机和倾向影响他对所面临环境的知觉判断、可能采取的行动和最后选择的评估。

　　特朗普就职一年以来，作为政治领导人，其很多理念判断、战略部署和政策措施引发了诸多争议，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界定和国际社会的政治生态。与此同时，其非传统、非常规的个体人格、行为习惯和施政方式持续引发美国媒体和研究机构的热议，一种依据特朗普的人格特质判断其行为逻辑的分析方法开始普遍流行,且更为简单适用。

　　尽管碍于医学界的“金水法则”，这种分析只能够建立在非常抽象的概念基础上，像所有心理学分析一样，没有办法进行经验验证，然而这些未经验证的材料最终纷纷指向总统所具备的典型的自恋型人格。该方法认为，特朗普时常表现出的对自我价值的夸大、对胜利的渴望和登台演绎的欲求，表现出的偏执、愤怒、反复、怀疑、仇恨等行为状态都符合这种自恋人格的基本特征。这种自恋型人格是驱动其参加总统竞选的主要根源，深刻地塑造了其政治理念和政策偏好，并将贯穿于其执政过程的每一项政治事务与决策行为之中。

　　1政治心理学的人格分析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面对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的结构性权力对抗，乔治.凯南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旨在通过对苏联民族性格的深刻揭示，为杜鲁门政府的国家利益界定和对苏战略提供政策建议。在采用这种分析方法时，凯南也认同这种大胆的探知方式存在一定的风险性，“这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心理分析任务”。但他同时又坚定地指出，“不过，要了解那种行为并进行有效的还击，就不得不做这种尝试。”

　　这是凯南在结构主义盛行之时做出的极具洞察力和前瞻性的论断.长期以来，政治领导人的作用被化约为“国内政治”这一空泛的变量，领导人的人格特质被视为权力、制度、文化等核心概念的辅助变量。肯尼思.华尔兹认定，“心理因素对于构造国际关系体系理论而言并无益处”。而在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和整体情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较之于结构清晰、单元分明、系统稳定的20纪后半叶，结构主义的分析框架遭遇了非传统安全、认知偏差、身份认同等诸多新议题的挑战，其解释效力开始式微。

　　伴随着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英国脱欧等“黑天鹅”事件的出现，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复兴，一批充满个性张力的政治领导人纷纷上台主政，正以空前的影响力改变着国际社会的政治生态。结构主义从鲜活的历史中机械地抽离出静态的模型，在重重的“政治怪象”面前，显得过于简约、冰冷，甚至干瘪。“华尔兹的理论中其实没有什么‘社会’可言，更不用说他对个体可以被‘社会化’到‘结构’中去的概念了。”这严重制约了理论的开放性、灵活度和解释力。

　　当我们转向本文的研究对象，我们发现，首先，从其思想根源来看，特朗普在经济理念上遵循里根主义，在政治立场上倾向杰克逊主义，行事风格接近尼克松主义，行动指南整体上呈现为反奥巴马主义,其鲜明的个体轮廓和可供借鉴的多重历史镜像，决定了这种研究方法的主体必须是人，而非结构、环境等外部因素。

　　拉斯韦尔在其著作?权力与人格?的开篇，引用了英国讽刺作家萨缪尔.巴特勒的箴言，“它(权力)的芳香沁入大脑，让人轻率、傲慢和自负。”在拉斯韦尔看来，权力与人格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建构，存在一种“暗示的互换”。权力可以改变人格，人格也总是能够深刻地塑造权力的运行。通过政治人格来透视行为主体对政治和领导兴趣的形成，可以解释他们为自己选择的特定政治角色。美国总统特朗普毕生经商，却在古稀之年选择竞逐政治权力，就是一件颇具代表性的典型案例。

　　政治领导人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行为体，对于外交决策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强势领导人尤其能够主导政策的制定和决策过程，也能够主导决策小集团的组成和决策，甚至可以塑造官僚体系和组织文化。虽然领导人的人格特质并不单独决定结果，只是原因的一部分,但经常是最为重要的部分。领导人的价值观、动机和倾向影响他对所面临环境的知觉判断、可能采取的行动和最后选择的评估。

　　特朗普就职一年以来，作为政治领导人，其很多理念判断、战略部署和政策措施引发了诸多争议，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界定和国际社会的政治生态。与此同时，其非传统、非常规的个体人格、行为习惯和施政方式持续引发美国媒体和研究机构的热议，一种依据特朗普的人格特质判断其行为逻辑的分析方法开始普遍流行,且更为简单适用。

　　尽管碍于医学界的“金水法则”，这种分析只能够建立在非常抽象的概念基础上，像所有心理学分析一样，没有办法进行经验验证，然而这些未经验证的材料最终纷纷指向总统所具备的典型的自恋型人格。该方法认为，特朗普时常表现出的对自我价值的夸大、对胜利的渴望和登台演绎的欲求，表现出的偏执、愤怒、反复、怀疑、仇恨等行为状态都符合这种自恋人格的基本特征。这种自恋型人格是驱动其参加总统竞选的主要根源，深刻地塑造了其政治理念和政策偏好，并将贯穿于其执政过程的每一项政治事务与决策行为之中。

　　1政治心理学的人格分析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面对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的结构性权力对抗，乔治.凯南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旨在通过对苏联民族性格的深刻揭示，为杜鲁门政府的国家利益界定和对苏战略提供政策建议。在采用这种分析方法时，凯南也认同这种大胆的探知方式存在一定的风险性，“这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心理分析任务”。但他同时又坚定地指出，“不过，要了解那种行为并进行有效的还击，就不得不做这种尝试。”

　　这是凯南在结构主义盛行之时做出的极具洞察力和前瞻性的论断.长期以来，政治领导人的作用被化约为“国内政治”这一空泛的变量，领导人的人格特质被视为权力、制度、文化等核心概念的辅助变量。肯尼思.华尔兹认定，“心理因素对于构造国际关系体系理论而言并无益处”。而在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和整体情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较之于结构清晰、单元分明、系统稳定的20纪后半叶，结构主义的分析框架遭遇了非传统安全、认知偏差、身份认同等诸多新议题的挑战，其解释效力开始式微。

　　伴随着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英国脱欧等“黑天鹅”事件的出现，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复兴，一批充满个性张力的政治领导人纷纷上台主政，正以空前的影响力改变着国际社会的政治生态。结构主义从鲜活的历史中机械地抽离出静态的模型，在重重的“政治怪象”面前，显得过于简约、冰冷，甚至干瘪。“华尔兹的理论中其实没有什么‘社会’可言，更不用说他对个体可以被‘社会化’到‘结构’中去的概念了。”这严重制约了理论的开放性、灵活度和解释力。

　　当我们转向本文的研究对象，我们发现，首先，从其思想根源来看，特朗普在经济理念上遵循里根主义，在政治立场上倾向杰克逊主义，行事风格接近尼克松主义，行动指南整体上呈现为反奥巴马主义,其鲜明的个体轮廓和可供借鉴的多重历史镜像，决定了这种研究方法的主体必须是人，而非结构、环境等外部因素。

　　其次，从其价值理念来看,特朗普“从未对美国的宪政民主制显现过真诚的尊敬，从未真诚呼应过以社会取向多元化和宽容为特征的当代美国主流价值观，也从未对比较开放和自由的世界贸易体制乃至更广泛的全球国际和跨国合作表示过真诚的赞许”，其执政以来的种种表现已经呈现出对国家利益、国际秩序中很多传统概念的反叛，连他本人在筹备竞选时都表示，“最大的问题或许在于我的性格”，这决定了我们无法按照理性的认知方式接近并理解特朗普，而是需要有针对性地强化对其心灵中非理性部分的探究。

　　最后，从其所处的政治生活来看，总统似乎不满足于将自己仅仅置身于传统的国家间政治和美国内政中，而总是深深卷入两党党争、媒体舆论和大众政治的重重漩涡，不断为自己创造光怪陆离的新闻热点，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结构主义框架下国家间关系的简约性，因而，非常有必要深入“第二意象”对其进行分析。基于上述理由，亟需引入一种更为细微、近距离且有透视力的分析方法，以更好地解读特朗普的政策理念和行为根源。

　　本文选择的是政治心理学领域的人格理论分析方法。在理性选择理论占据战后学界主导地位之时，政治心理学凭借对冲突、暴力和fascist等问题的研究,将非理性的心理因素引入个体和集团的行为分析中,认为领导者的人格(包括信念、价值、态度等)能够作用于政治行为并最终影响政治结构，诸如自尊心、认知复杂性、对不确定性的忍耐、神经质的冲突、虚幻目标的映射、不信任、人际主导和控制欲望、内向性，都会影响政治领导人的政策偏好以及对他国的认知。美国政治心理学家威廉.麦奎尔将政治心理学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人格理论研究，六七十年代占主导的政治态度与投票行为研究，八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认知、政治信念与决策研究。国内最早引入这一研究方法的张清敏教授将政治心理学划分为三个基本流派:

　　一是个性分析派，重点研究政治领导人的个性、特质和风格，将风格各异的个性变量划分为明确而有区分度的几种稳定类别，用以解释其相对应的个体行为。在此方面，詹姆斯.巴伯通过梳理历届美国总统在工作中的精力投入和满意程度，从性格、世界观、风格、权力情景和期望趋向五个方面进行考量，将总统的性格划分为主动—积极型、主动—消极型、被动—积极型以及被动—消极型四种基本类型。

　　劳伦斯.洛厄尔则以领导人对现状的满意程度和未来的期望判断为变量，划分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反动分子四种领导人的政治态度象限。玛格丽特.赫尔曼以外交事务兴趣、决策环境敏感度、外事领域经验训练和专业知识三个变量为度建立了人格分析框架，以研究政治领袖的信仰体系能否对国家对外政策结果产生影响。沃尔特.温特罗普综合运用语法学、词义学、音韵学等分析方法，观察个体讲话时的语速、振幅、音高、停顿等细节，以解释政治领导人在无知觉状态下的语言习惯及其背后的行为动机。

　　二是认知分析派。与理性选择的基本假定相反，该流派所面对的是政治领导人在认知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对外政策和国际政治影响。其研究对象包括人们知觉、记忆、信息处理过程中的问题表征、语言表达、意象和思想的形成，以及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和特点，包括敌人意象和镜像、认知图、归因论、知觉与错误知觉、操作码、情感及态度和动机等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

　　罗伯特.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是这一流派的代表性成果，深刻描绘了国际关系微观层面非理性化心理认知过程中自我和他者的互动关系。欧文.贾尼斯所提出的的“小集团思维”将研究主体进一步扩大，在精英群体决策失败方面建立了更为系统性的框架，以解释理性行为体是如何在小集团环境的高压下最终做出了非理性的决策行为。

　　三是心理分析派。这一流派的历史最为悠久，可上溯至弗洛伊德对人性、梦境和欲望的深刻透视。拉斯韦尔在政治学意义上开启了对个体行为根源的探悉，他提出了极具启发性的“私人动机—在公共目标上加以转换—根据公共利益得以合理化”的行为动机公式。”在他看来，政治人往往会将自己私人的心理需求以理性化的形式投射到公共事务中去，政治人物就是通过公共生活改变自己的个性或环境来弥补自卑的“权力竞逐者”，政治运动因而成为个人的感情导向公共渠道的结果。

　　这一流派继承了传记分析学的良好传统，强调政治领导人自幼年起的人生经历对于其性格特质和理念偏好的决定性塑造作用，将研究重心落在家庭、婚姻、子女、事业等人生的重要部分和关键节点的考察上，将人格养成视为个体在外部冲击和自我防御的综合作用下竭力保持和谐统一的过程。“早期孩提时代的多种经历对基本人格结构的形成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主体一生个性与情势因素之间的互动需要进行历史和横向的研究...个人以前的生活历史被看作是一系列学习的经历，框定了在当前形势下发挥作用的倾向。”

　　在这方面，拉斯韦尔的学生亚历山大.乔治和朱丽叶.乔治夫妇合著的?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一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深刻揭示了伍德罗.威尔逊的冲动型人格是如何饱含创造性和建设性地促进其对政治目标的追求，同时也描绘了这名总统是如何受困于严重的人格分裂并最终走向一次次的人生失败。四十年之后，他们再次合作出版了?总统人格与表现?一书，进一步将研究领域扩展至从威尔逊到克林顿的多任美国总统，探悉其个人性格特质对决策实践的影响。

　　就理论的直观效用而言，心理分析流派的贡献相对卓著。冷战期间，美国中情局曾经专门组建“政治领导人个性评估中心”，用以分析各国政要的性格特质，为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该中心的首任主任波斯特建立了一套以人生经历为背景的心理分析模型，具体包括四个步骤:

　　(1)心理生物学分析，即采用平行时间表将研究对象的成长年谱与期间发生的国际和国内大事年表进行对比，以考察成长环境对对外政策决策者个性可能的影响;(2)个性分析,包括健康状况、习惯、是否酗酒、是否长期服用药物，领导人的能力、知识、情感稳定状况,以及与同事、朋友和家庭成员的关系状况;(3)信仰和认知分析,即领导人对国家安全、权力本质的认识以及其他信仰等;(4)风格分析，即领导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公众沟通能力，在特殊情况下选择战略和策略的可能性以及谈判技巧。

　　依循这一方法，他对克林顿、萨达姆、卡拉季奇、米洛舍维奇、本.拉登、卡斯特罗、金正日等各具特色的领导人个性逐一进行了分析。近年来较为出色的研究是美国西北大学心理学系的丹.迈克亚当斯教授，其所著?乔治.W.布什和救赎梦?记述了小布什总统如何通过成功戒酒、皈依基督教福音派获得一种被救赎的自由感，这种感觉又如何转化为一种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并最终形成了“解救”伊拉克人民于僭主统治下的自我辩护。

　　本次总统竞选期间，这名教授的长文?特朗普的精神世界?长时间占据着?大西洋月刊?阅读排行榜的榜首，被公认为是解读特朗普人格特质的最佳文本。本文的写作很大程度上受这篇分析启发,笔者将尝试在此基础之上，以更为科学性、系统性的论证为特朗普自恋型人格的确定提供依据，并进一步延展分析这种人格特质对于其政治理念和政策偏好的塑造作用。

　　2特朗普的人格特质:自恋型人格

　　按照弗洛伊德在1914年的著名论文?论自恋:导论?中提出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个体在生命的早期都是自恋的，伴随着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应该逐步将这种爱自己的能力发展至爱他人，如果无法把这种源自本能的“力比多”投注到外界客体，这种力量便会积蓄在体内并形成自恋。心理分析专家科胡特同样认为，自恋源于早年生活镜像的短缺，如果父母未能在子女尚处婴幼时生动地唤醒其对于自身伟岸形象的认知,便会促使子女极度渴求从外界客体获得肯定与赞扬。这种自恋行为一旦长期固化为整体性的行为习惯，便构成精神分析学中界定的自恋型人格,按照威廉姆斯的定义，这是个体表现出的不断从外部获得认可来维持自尊的一种自然本能。

　　迈克亚当斯教授对于特朗普的行为分析选择了从自恋这一角度切入。他通过对总统的传记类作品和成长轨迹的系统性考察，发现特朗普的问题恰恰源于其幼年孤独而精英式的教育方式所引致的情感单一和缺失，父母的赞扬和鼓励是其安全感的重要来源，这为特朗普旺盛生长的野心不断注入高效燃料，构成其自恋的持续动力，并最终塑造了其通透的自恋型人格。

　　迈克亚当斯研究发现，特朗普在责任心、外倾性、宜人性、稳定性和开放性五个指标方面的行为特征都处于极端位置，特别是外倾性已经触及天际线般的阀值，而宜人性则低得严重超标。正如临床心理学家西蒙所言，“由于特朗普作为自恋型人格来说太过经典，已经成为一部‘行走的教科书’。”

　　早在大选临近阶段，美国著名请愿网站“change.org”上一份要求对特朗普进行心理健康测试的联名请愿书就曾经严肃地提到，“特朗普的冲动和无法自我控制引人担忧，质疑他的心理稳定状况是否能使其成为自由世界的总司令和领导者是我们的爱国责任，特朗普看来已经展示出了自恋型人格的一切病象。”总统就职后不久，35位美国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博士在?纽约时报?发表联名信，“通过观察特朗普的演讲和行为，我们认为他的情绪极度不稳定，不能安全地履行总统职责。”

　　然而这些担忧多停留在经验性的主观层面，某种程度上还夹杂着一定的党派攻讦的政治因素，无法作为人格分析的理据。美国心理医学家学会(APA)在竞选期间专门发出警告，称部分心理学家试图打破“金水法则”分析候选人是“不负责任、令人感到羞耻，而且绝对是不道德的一种行为”为了以更加专业、科学、准确的方式从病理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该学会从1952年起开始研究制订有关精神障碍的专业诊断标准,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中，自恋型人格被明确作为一种人格障碍的诊断类别。按照该标准，在以下9条行为表现中，如果有5条以上符合，则可以被视为典型性的自恋型人格:

　　夸大自我:对成就和天分的过分夸大，往往缺乏相应的成绩。

　　幻想症:认为自己应该拥有无限成功、权力、才华或理想爱情。

　　生来优越:只能被同质性高的朋友所理解。

　　特权感:无理由地期望获得特殊的待遇或自然符合他们自己的期望。

　　渴望得到别人极大的赞赏。

　　缺乏同情心:难以体味他人的需求、体验和感受。

　　目中无人:经常表现出傲慢的行为或态度。

　　在人际关系上剥削他人，甚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别人。

　　常常嫉妒他人，或者认为他人嫉妒自己。

　　按照上述标准，把自恋型人格的典型特征与特朗普的诸多个人风貌和行为习惯加以对比，的确能够发现很多相通之处。

　　1.夸大自我:过分夸大成就和天分，但往往缺乏相应的成绩

　　科胡特将自恋者称为“浮夸的自体”，认为他们的世界观建立在对自我的夸张想象之上。特朗普长于这种想象，他坚信自己的资产有100亿美元，坚信总统就职典礼肯定来了100—150坚信自己拥有最高的智商，而且本届政府总是在制定历史上最好的政策。这种自我夸张深嵌于特朗普的精神内核，他所在乎的是获得一种倾泻而出的话语快感，而非话语本身是否真实准确。对于自己习惯性的信口开河，特朗普承认，因为“好的表演比说出的话更为重要，所以自己即便在没有找到合适词汇的情况下也要说出来”。

　　按照“真相”网站的数据甄别，特朗普在竞选阶段的演讲“只有2%的内容是真实的，7%的内容绝大部分真实，15%的内容仅有一半真实,15%的内容绝大部分虚构，42%的内容是虚构的，18%的内容简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很多年后，?做生意的艺术?一书主要执笔人舒瓦茨也曾讽刺这一点，“谎言是特朗普的第二属性，他先验性地带有一种自信——只要是特朗普说的，就一定是对的，或者差不多是对的，再或者，至少应该是对的。”

　　2.幻想症:认为自己应该拥有无限成功、权力、才华或理想爱情

　　自恋型人格总会先验性地在脑中生成一幅持续成功的精神图景，顽强地将其捧于手中，永远不允许它凋谢。他们无法接受隶属于自身的不完美镜像，当发现瑕疵时，会下意识地选择不把它界定为问题，或是干脆把责任推给其他人。特朗普的人生幻象里就没有失败这个单词，在一次记者提问中，当特朗普被质疑为什么会把四家企业弄破产，他的回答是，“这是因为我非常聪明...总是会从失败走向成功。”在他看来，这一问题中有关公司破产的事实已经作为一条负面信息被自动剔除。

　　他在南卡罗来纳州一次竞选中的自言自语记录了这种幻想症的极致表现，“我们将会赢下很多，赢到你们都会觉得厌倦，甚至想要恳求我，‘总统先生，求求你了，我有些头痛，请不要赢这么多了，这太可怕了’，然后我肯定会说，‘不，我们需要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然后你们会说‘求求你了’，最终我还是会告诉你们，‘不，不，我们会继续赢下去!’”在这段愉悦的自我叙事里，特朗普一头扎进了自我创造的镜像，完成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演绎。按照著名脱口秀主持人特雷弗.诺亚的说法，“特朗普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并从这个世界中提炼出想法投射到现实的世界中，他的想法与事实没有任何关系。”

　　3.生来优越:只能被同质性高的朋友

　　所理解特朗普自信生而高贵，他的兄弟无法与之比拟，甚至连亲生儿子也无法分享属于自己的荣光。在曼哈顿的经商年代，特朗普对于政府的行政效率十分鄙视，在他看来，纽约市政府是一个“充斥着无能和腐败的粪坑”，只有他以及与他身份相同的曼哈顿商人们才是创造财富的人，是美国清教精神的真正继承者。弃商从政后，特朗普仍然保持着自己独有的“身份认同”习惯，他视政治事务的核心为一个个性格鲜活的政治家个体，政治领导人的作用远远超越政府机器和政治制度。

　　出于一种同质人格的本能亲近，他多次公开表达对普京个人强权的高度欣赏。在白宫内部，这种优越感体现为其对小圈子文化的崇尚，他高度信赖家庭成员、华尔街商人和军人群体，库什纳夫妇毫不避嫌受聘于政府多项重要事务，来自K街的各色利益集团可以更加自由地出入白宫，政府刚刚组阁时16位部长中有6位拥有军人背景。与此同时，特朗普对于文职人员和专业精英表现出了明显的疏远，政府大量人事空缺长期无法得到填补，科技、文化、教育界因不受重视多次组织大规模游行抗议。

　　4.特权感:无理由地期望获得特殊的待遇或自然符合他们自己的期望

　　“当你已经成为一个明星，你便可以做任何事情。”这是特朗普在成为电视明星之后对于自身的权力定位。按照这样的逻辑，对特朗普而言,成为总统之后，自己已经可以幻化为上帝。执政以来，他在世界范围内享受着美国霸权带来的荣光，在出访以色列时乘直升机前往马萨达古城,更要求在出访英国时坐上女王的“黄金马车”，而对美国的多个传统盟友则肆意指责、不留颜面。对于所有能够通过总统行政指令解决的问题，特朗普从不劳烦国会。

　　自始至今，他从未放弃自由发送推特表达观点的权力，不顾及这一方式在安全性和严肃性上存在多少问题。他对于“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总统权力的界限缺乏应有的判断，在“禁穆令”问题上与不同层级的法院展开一轮又一轮的对抗，在国会对政见不同的议员进行威胁恫吓，其实质都源于特朗普对于总统自身所拥有特权的夸示。值得注意的是，某种程度上，“美国优先”理念也是一种美国特权的表现，与特朗普个人优先的理念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5.渴望得到别人极大的赞赏

　　他人的赞赏是自恋型人格的终极追求。特朗普非常渴慕赞赏，这种渴慕不需要区分场合。1999年在父亲的葬礼上，特朗普在致辞的开头提到，“这是父亲人生最为艰辛的一天”，而后便将话题转向自己，“然而他最为伟大的成就就是养育了一个颇负名望的亿万富翁儿子”。特朗普家族的传记作家布莱尔记得，第一人称的单词随后干脆驱散了所有的第三人称，父亲不再被提及。当所有人都在追忆的时候，特朗普一个人对于父亲的伟大遗产(他自己)夸夸其谈。

　　自就职以来，每逢执政百天、当选一周年、出访归来这样重要的时间节点，特朗普总是会主动对自己所取得的成绩大加炫耀。他时刻在等待着他人的肯定，坦承“自己需要全世界的关注和拥抱，这是生命的不竭动力”。为了说明这一点，特朗普曾经在采访中描述过，当他走进一个巨大的房间，看到人群簇拥自己时的感觉，“我像是一块磁铁，把周围的一切都吸引过来了。”当主持人问到“这会让你感到焦躁吗?”他的回复是，“不，不会，我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才会感到焦躁。”

　　6.目中无人:经常表现出傲慢的行为或态度

　　目中无人、自我中心是自恋型人格的核心表征，这也是特朗普最常表现出来的人格特质。其著作?做生意的艺术?一书通篇充斥着“我”、“我们”、“特朗普先生”这样的字眼。?自恋和精神失常的领袖?一书的作者瓦克宁通过对特朗普600小时讲话视频的研究也发现，在单位时间内，特朗普使用第一人称单词的频率要远远高于其他政客。在竞选阶段，他时常说出这样的话，“我实在是太聪明了”，“我长得实在是太好看了”，“美国需要一位写过?做生意的艺术?的人来担任领袖”。在执政以后的多次外事活动中，镜头常常捕捉到特朗普无视妻子、无视他国领导人，自己立于舞台中央的情景。

　　就这一点而言，没有人比副总统彭斯体味更深，在提名彭斯担任竞选伙伴时，特朗普发表了如下的演讲:“彭斯...我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看法是对的...彭斯...希拉里是个奸诈的骗子...彭斯...我在脱欧问题上的看法是对的...彭斯...希拉里满嘴谎言...我们会让煤炭业重新发展起来...基督徒喜欢我...彭斯...我讲话是有统计依据的...彭斯长得不错...我在华盛顿的酒店真的越来越棒...彭斯。”用?纽约时报?的评论来说，“特朗普介绍自己的时间是他介绍彭斯时间的两倍都不止”。正如拉斯奇在?自恋主义文化?中所提及的，“对于自恋者而言，世界就是一面镜子，就像纳西索斯一样，他们永远只能从中看到自己，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

　　这个世界不是在竞选开启的那一刻突然绽开的。事实上，早在1987年，当其第一本成功学著作?做生意的艺术?连续48周登上纽约畅销书榜榜首之时，特朗普就已经为自己的世界建立了一种宏观而远大的定义,他在随后的很多传记中提及的那些片段——高贵的家庭、兄弟竞争的胜利者、精英般的成长模式、军校的受训经历、华尔街的丛林世界，自发构筑了一条伟大而完满的人生路径。

　　按照现象学和诠释学方面的当代权威保罗.利科对于个体叙事的定义，特朗普对自己过往的历史存在着一种潜意识的选择性解读，对未来的目标则存在着一种美好的先验性想象，并始终注意将自己的诸多人生叙事糅合为一幅具有和谐性、同一性和连贯性的伟大图景。在自恋型人格的作用下，他时时刻刻将自己的生命聚焦于这幅图景，不断寻找新的人生成功为自己做出注解。正如拉斯韦尔所言，“所有的要求都只是为了希望改善原初的自己而提出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全神贯注于提高‘神圣的我’的价值地位。”

　　然而对于一名个人资产超过历史上所有总统之和的商人而言，“金钱很难再带给我刺激”，特朗普需要新的目标。1987年，当特朗普在接受“20/20”节目采访时，他首次表示自己可以去竞选美国总统，而当主持人问到他是否愿意不经过竞选直接接受总统任命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我想，狩猎的过程才是我热爱的。”特朗普并非贪恋权力，他所贪恋的是这场宏大的表演。在?特朗普的精神世界?文末，迈克亚当斯深刻地总结道:“特朗普一直在表演，由特朗普本人表演特朗普，并且他自己清晰地意识到，人生就是为了表演给别人看的。”

　　通过竞选，特朗普成功地把自己置于全美国的聚光灯下，草根阶层把他看作是一名强权者、反建制者，精英阶层将其视为民粹代言人和极端主义的灾难，然而在自恋型人格强大的包容下，这些意象全部被用来促进特朗普的自我倾慕，这种自我倾慕为他的竞选和今后的政治生活提供了永不衰竭的刺激和动能。对特朗普而言,这意味着更广阔的舞台、更庞大的观众、更伟大的胜利，在宣泄话语霸权、颁布行政命令、挑战制度规范、打破国际秩序的过程中，他体味到了一种演绎人生叙事时无与伦比的满足感、愉悦感和自豪感。而这些，正是其行为的重要根源。

　　3自恋型人格与对外政策偏好

　　在竞选阶段，自恋型人格能够强烈促进个体克里斯玛形象的塑造,有利于拉拢选票、凝聚人气。然而，在就职后实实在在的政治事务运筹中，特朗普终将发现自己缺乏政治经验的客观现实。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自恋型人格的下意识反应是将自己包裹于一个“玻璃气泡”之中，透过脆弱而敏感的主观世界向外眺望，时刻注重维护自身的形象和自尊,特朗普将更加依赖于经商年代对于政治事务粗浅而模糊的简单判断，在推行自己认定的理念和政策时变得愈发笃定甚至偏执。在这一过程中，特朗普的政治理念和政策偏好较容易在不懂和装懂之间摇摆，其主观建构的国家利益与真实存在的国家利益之间可能会出现分野。目前来看，这种人格的塑造作用在以下几个方面尤为明显。

　　(一)权势与“上帝光环”

　　毋庸置疑，特朗普是权力现实主义的忠实信徒。在与世隔绝的精英教育中，在军校严酷艰苦的受训经历里，在曼哈顿商界赤裸裸的丛林法则下，特朗普深刻地意识到权力和力量的重要性，他坚信，只有“不断地压迫、压迫再压迫，才能确保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在?破碎的美国?一书中，特朗普忆及帮父亲做监工的日子，他们常常一起巡查家族为中低收入者建的房地产项目，他发现父亲每次敲完门后都会悄悄站在门楣侧边，父亲告诉他这是为了防止里面的人出于不信任而直接开枪。

　　这段经历对特朗普的成长十分重要，他认识到，“这个世界极端危险且不可信任，你必须变得强大，并随时准备战斗。”在纽约军校面对粗野的军官时，特朗普学会了运用这种权力的方法，“我所做的，就是表达我尊重他们的权威，但是他们不可以恐吓我...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如果觉察出对方软弱，他们就会胡作非为;如果他们觉得你很强，就会待你如同一位真正的男人。”

　　特朗普的现实主义理念强调优胜劣汰，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达尔文主义色彩，“人类是所有动物中最恶毒的一种，人生就是由一场又一场的战斗组成的，结果只有胜利和失败两种。纽约是一个真正的丛林，在这里，一不小心就会被吃掉、嚼碎、吐出来。但是，如果你愿意在这里拼命工作，也能取得真正的成功。”这种霍布斯式的生存理念使得特朗普始终秉持一种传统的进取精神和“赢下去”的强烈愿望，在最为焦灼的时刻带给他的选民以信心，并最终帮助他赢下大选。

　　当领导不是做圣人，当总统也不是上帝——这是詹姆斯.巴伯为总统这一角色所做的辩护。然而，自恋型人格会先验地将自己视为命中注定的胜利者，生性对这个世界负有责任——很多时候他们或许并不是真的想造福社会，仅仅是需要这种作为救世主的感觉，瓦克宁教授称之为“上帝光环”。早在竞选阶段，特朗普就着力树立一种强烈的信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很多糟糕的、危险的事情，而自己将是那个拯救者，会让美国重新变得伟大起来。

　　当北卡罗来纳州一名12岁的女孩问他:“我感到很害怕，你能为保卫这个国家做些什么?”特朗普拍着胸脯向她保证:“你再也不会感到害怕，因为有我在，那些坏人才会感到害怕。”他将“以实力维护和平”作为反恐政策的核心，目标是“让他们知道，特朗普就是上帝”。他在轰炸叙利亚的决策中显得果断而笃定，他在阿富汗重新加强美国的力量存在、在朝鲜半岛正面升级战略威慑、在白宫预算中大幅增加10%的国防军费，他将“外交的一切都始自强大的军力”视作信仰，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甚至因之提出了“特朗普主义”。

　　特朗普的父亲一直期望他成为一名具有攻击性的“杀手”和“国王”，现在他做到了，他对于权力的运用驾轻就熟，在上述每一项行为里都显得像是这个世界的国王。迈克亚当斯教授认为，这种救世主理念是特朗普在基督教福音派白人群体中具有吸引力的根本原因。对国际社会而言,这种救世主理念也将成为特朗普时代美国单边行为和权力欲望的最好说辞。

　　(二)利己与霸权收益

　　特朗普笃信权力，然而对于权力本身与权力的经济效益有着明确的概念区分。在特朗普看来，霸权之所以是个好东西，乃在于能够凭借它对于体系结构的支配性力量带来巨大的收益回报，霸权的收益远重于霸权本身。特朗普习惯于将国家看作一个公司，出于其商人本性，他对于市场、利润、回报等有着本能般的算计，下意识地关注美国霸权的资产负债表和投资回报率，重视每一份既有制度安排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与很多国家自首次双边会晤起就在“钱”的问题上斤斤计较，近乎偏执地要求美国在任何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中绝对不能吃亏。从一开始，特朗普就绝非简单盲从孤立主义信条，他所希望达致的只是放弃那些不应有的负债项目、调整那些不对称的贸易流向、驱除那些不公平的搭便车行为，重塑美国在各项制度安排中的有利位置，为美国的全球义务瘦身,本质上是一种重估而非拒斥，一种平衡而非撤离。

　　冷战以来，美国权力的可信性整体上基于一种霸权稳定理论下的公共产品供给法则，心甘情愿在北约、越南甚至外太空承担多项义务，主动提供从区域安全到全球化进程的公共物品，积极构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以维系这种霸权的合法性。然而，霸权的稳定需要秉持一定程度的利他主义信条，需要从大战略的角度理解美国的霸权利益，对其中产生的制度成本和公共义务拥有一定的包容能力。而自恋型人格先天缺乏移情能力，惯于忽视他人和环境的客观需求。

　　对特朗普而言，纽约的商业丛林提供的最大教义就是达尔文般的利己主义，逐利是第一本性，权力即便有意义也只能通过变现来体现。在特朗普看来，多边机构往往松散得有如一个不稳定的多边形，这不是维系美国利益的最好方式，如果美国无法成为其中百分之百的主导者，下一秒就很可能被随意扭曲成任意形状。

　　按照其所笃信的安.兰德主义——“人们关心自己的利益，这是道德生存的本质...没有任何利他主义存在的必要，从来就不应为任何人做出毫无保留的自我牺牲。”——在执政第一年，特朗普先后让美国退出或拟退出TPP、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伊朗核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如今国际体系主要领导国严重缺乏提供公共物品的意愿，全球诸多公共议程面临窘境，时刻存在滑入“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风险。

　　(三)反智与反秩序倾向

　　特朗普通过旗帜鲜明地敲打“建制派”获得了竞选胜利，这种“反建制”倾向凸显了美国历史中由来已久的“反智主义”特点，即“对理性生活和那些被认为是其代表的人们的反感和怀疑，是一种一贯贬低这种生活价值的倾向”。特朗普的反智主义源于其经商时期对政府束缚的厌恶，在他看来,纽约市政府应该对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紊乱负全部责任，当时整个城市陷入债务压力之中，是特朗普的康拉德酒店改造项目成功地拉动了华尔街商人的投资热情，使得“曼哈顿重新伟大起来”。他给纽约市留下的最为重要的风景是中央公园溜冰场，这个政府耗时六年仍未竣工的项目，特朗普仅花了1200万美元、用时六个月便完成了。“又是我一个商人来处理政府留下的烂摊子。”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受到安.兰德主义的影响,认为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是社会的寄生组织，其所护卫的秩序和传统不过是延续自身生命的一种途径。

　　他拒绝向这一群体、价值与生活方式致敬。在竞选阶段，他宁愿两次更换竞选经理,也从未屈从于身边政策团队制定的“政治正确”准则，整个竞选纲领的核心最终被迫变为“让特朗普做特朗普”。执政以来，他拒绝接收情报简报，禁止美国国家情报局主任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参加国家安全局会议。在自恋型人格看来，他不需要学习知识或是接受建设性意见，这间接等于承认自身的无知。前白宫发言人斯佩赛在长期与总统的互动中深谙此道，“永远不要告诉特朗普你不能做这个，停止做这个。而是要说你知道这样会更有帮助，或者更有效。”这种反智主义与自恋型人格互为因果、彼此促进，使得特朗普对于历史(特别是奥巴马政府时期)沿袭下来的既定政策存在先天的“逆反”情绪，“他总要先问一个‘为什么’，然后再问一个‘为什么不可以更改’。”在台“电话门”事件、伊朗核协议、耶路撒冷归属等问题上，特朗普大胆僭越传统秩序，在国家利益的敏感地带坚定地亮明自身的态度和立场。长期以来，他坚信左翼的自由主义者和媒体一直试图摧毁他，他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全靠不断还击，不断反抗。执政以后，这种反智主义更是与反制度、反秩序、反传统等思想倾向自洽地融为一体，在受到各方质疑、批判和注视的同时，特朗普获得了一种源自“反抗”的快乐，而永远不会去思考这份快乐是否正当。

　　(四)道德与扶友损敌

　　特朗普喜欢宣称自己有很多朋友，同时正如我们所经常看到的，他也无时无刻不在与自己的敌人作斗争。按照“玻璃气泡”理论，自恋型人格习惯于将自身包裹在一个孤独却高贵的主观世界里，对外部世界作出一个肯定自己和不肯定自己的二元划分。世界是非你即我、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如果你不是100%顺服于我，你将110%的成为我的敌人。”在瓦克宁看来，特朗普拥有主动寻求敌人的天然嗜好，只有通过确立攻击对象并将其彻底击倒，才能凸显出自身的合法性。

　　特朗普在自己备受指责时常常搬出希拉里和奥巴马作为“救兵”就体现了这一点。社会心理学家杰西.格林厄姆对这种敌对关系的性状作了描述，认为特朗普诉诸一种古老的对道德败坏的恐惧，这种恐惧促使他将敌人视为寄生虫、毒药和其他不纯洁的东西，敌对关系从而由一种利益判断升华为道德判断。对于敌人，特朗普务必要在胜负关系和道德属性上完成一次双重绞杀，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的比喻非常恰当，“特朗普就像是?荒野猎人?中的灰熊，如果你让他注意到了，他会醒来，走向你，咬下你的脸，然后坐在你的身上。”

　　经典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利益而非国家道德是国际政治的核心。特朗普扶友损敌、爱憎分明，惯于将利益竞逐界定为敌我关系，从而以一种道德压制僭越对于国家利益的应有把握。非公平贸易就是特朗普认定的典型性的道德败坏行为。在七国峰会上，出于对德国汽车制造业和欧盟会费比例的不满，特朗普将德国人定义为“坏人”，经济龃龉由此上升到道德层面，致使美德关系毫无回旋空间，默克尔断然宣布，“能够完全信任对方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过去了，欧洲人必须真正掌握自身的命运。”

　　再比如，从特朗普的中东演讲来看，他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憎恨是原罪般的，“这并不是一场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教派、不同文化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是野蛮的罪犯要屠戮人命，而不同宗教信仰的正直的人们要共同保护人类，这是一场善恶之争。”从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的多次表态来看，这种道德判断很难操控，总是在不经意间漫漶为对整个伊斯兰教、穆斯林社会的浓浓敌意，从而以道德之名破坏了原本正常的外交关系和国际秩序。

　　(五)幻想症与叙事动能

　　自恋型人格对于合法性的需求永不满足，人生不过是由一个个阶段性的合法性构筑而成的伟大叙事，事实本身的是非曲直往往并不重要,但必须无限制地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对特朗普而言，他的幻想症予他一种深刻的自信，认定自己的人生将拥有无限成功。他在竞选阶段无所顾忌地挑战“政治正确”，竭力证明自己的偏激并不会受到惩罚。他在待任时期一再指责福特、克莱斯勒等企业，这些企业被迫按照他的意愿调整工厂选址，股票大幅贬值。

　　他上任不久就在叙利亚化武问题上把自己摆在奥巴马的对立面，直接发动空袭，这为他在国内赢得果敢的美名。他从自己在曼哈顿的成功实践中受到启示，美国政府是无能的，市场是万能的，最终减税法案按照他的意志得以通过。

　　按照特朗普最喜欢强调的说法，他全都“赢”了,并在潜意识中认定这种游戏逻辑是正确的。特朗普将总统宝座视为这一切的奖赏，他把一幅标识竞选获胜区的美国地图挂上白宫的墙壁,告诫高级助手们要把领导这里的每一天当成是电视节目中击败对手的每一集，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为保卫这场胜利而继续战斗，将自己伟大恢宏的人生叙事长剧充满斗志地铺展下去。

　　在历经精英出身、完满家庭、成功商人、知名演员、民选总统等等人设之后，在接下来的政治生活里，特朗普正急切地寻找一份可以让自己名垂青史的功绩，这将建立个人意义上巨大的“情感回报”，极大地抚慰其自恋的心理，深深满足于其中，并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合法性。这一目标使得特朗普在践行自身的政治理念时变得更加笃定甚或偏执，修隔离墙、退出伊核协议、明确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归属地位等事项，就其战略意义而言远没有那么紧要和必须，但特朗普在落实自己竞选承诺这件事情上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所有的故事有开头就必须要有结局，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留名青史的机会。

　　与此同时，在穆斯林入境、废除奥巴马医保、朝核危机等紧要事项上，特朗普远未取得他所希望达至的成功，其伟大的人生叙事也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不完满的“瑕疵”横亘于前。特朗普从不惧怕这些障碍，甚至很可能相反，他在个人命途里渴盼这些障碍的存在。对于自恋型人格而言，这就是自己的舞台，当国家遭遇威胁之时，他下意识的反应绝非“我应该如何应对这些困难”，而是“我应该如何借助这一场景让自己看起来更有领袖气概”。对特朗普而言，满负动能、毫不妥协地驶向彼岸是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时刻。然而，对美国内政和国际社会而言，这同样也是一个失序时刻，这种“针尖对麦芒”、“胆小鬼游戏”式的博弈困境将带来持续性的紧张和不稳定状态。

　　4特朗普自恋型人格的政策影响

　　2014年，奥巴马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经打趣，“现在真的不太需要乔治.凯南了。”这句话或许说早了，特朗普执政一年以来，以“新愿景”为指导，以“美国优先”为路径，以“让美国重新伟大”为目标，四面出击，在国内外形成了“特朗普震荡”。美国战略的大转折、大腾挪，正在触动全球其他力量的洗牌与重组。在这一激烈的政治博弈过程中，特朗普领导下的白宫显现出较好的政策效率、集中性与专注度，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自恋型人格所带来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其对外政策偏好的塑造作用，包括但不限于:个体层面上容易产生认知盲区，组织层面上容易导致小集团思维，国家层面上缺乏利益竞逐的战略性和目的性等等。其中有些问题直接作用于政治决策的制定过程，有些或许影响更为深远;有些凸显出与往届政府极为不同的品质，有些则较易引致灾难;决策过程颠簸不已，整体损益晦暗不明。

　　(一)政治强人的政治盲区

　　毋庸置疑，特朗普是一名政治强人。自恋型人格时时充溢展示自己的强烈欲望，他们甘愿为之付出任何辛劳，往往具有强大的意志力和高效的行动力。在?做生意的艺术?全书的开篇，特朗普就展示了这种强人本色，“我做事不是为了金钱，我已经远远赚够我所需要的，我做事就是为了能够做事...我能够从中得到快乐。”这种“为了做事而做事”的逻辑,帮助特朗普在执政百天里签署了24项行政令、22个总统备忘录、20个总统声明和28项提案，是二战以来所有总统中效率最高的。

　　透过美国媒体的聒噪，人们其实渐渐开始发现，特朗普展现的外在非理性，与他内在的理性、能干和机智的特质并不矛盾。他善于运用各种极端情绪和策略进行博弈和谈判，这项能力使得他能够适应并游刃于与国会的激烈党争。在他的强力推动下，国会的行政效率大幅提升，皮尤中心8月底的一项数据表明，两院联合通过了46项法案，在过去15届国会中排名第五。众议院的数据则更为漂亮，158项提案远超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届政府。某种程度上看，这得益于其强人本色彰显出来的威慑力和决断力，一份依据专家评定法的调查表明，“精干有为”是特朗普人格特质的两大核心维度之一，而这也是其自恋型人格的正向效应。

　　反过来，如果对于自身角色过于敏感，总是对外部环境产生过强的应激反应，也容易忽视政治事务中的主要矛盾，产生认知盲区。特朗普做出的很多决策就缺乏方向把控、理性考量和咨询评估，仅仅是在外部刺激(比如推特提问)下于瞬息之间被动完成的。对于随机出现在面前的质疑、指责、嘲笑、咒骂，特朗普总能够饱含强烈的情感投入反击，白宫内部透露，他每天要花至少四个小时在电视上，把自己沉浸在新闻乱战之中，并随时准备还击。

　　在这一过程中，特朗普选择关注什么、客观上忽视了什么，一定程度上受到的引导项和干扰项都较多，他常常将自身的关注点和未经论证的主观态度公之于众，导致政府的议事日程不断随之更改，相关官员四处发声为其站台补位。出于维护总统形象的考虑，这些总统言论中的相当一部分会逐渐转化为既定政策，而这些当自尊和清白受到威胁时生成的政策，则往往容易成为灾难性的政策。

　　现在看来，“通俄门”的阴影长时间难以散去，明年的中期改选及选后可能面对的不利局面将带来诸多扰人事项，整个政府的议事日程和注意力将继续长时间为党争、媒体和民意所牵制，特朗普本人在“跛脚”状态下的脾气和行为可能会更加失当。受内政影响，美国对外关系整体上存在间歇性停摆、甚至放任“漂流”的可能，这是本届政府的精力盲区。

　　与此同时，从特朗普的知识结构和理念偏好来看，本届政府对民主价值、意识形态、地缘平衡等形而上的概念缺乏兴趣，执政一年来几乎未有过任何阐述。比如冷战结束以来的近30年间，CN一直以“意识形态异质国家”、“地缘政治竞争者”、“经济竞争者”三种混杂的身份出现在美国历任总统的对外战略当中，而特朗普几乎从纯粹的“经济竞争者”视角看待中国，相对并不重视中国的另外两个身份。这是其认知分布上的盲区，而出于对个人知识结构的提防性护卫，特朗普不会对此作出更改。

　　(二)政治决策中的小集团思维

　　自恋型人格自信生来优越，只能被同质人群所理解。这一属性通过人事任免和小圈子决策渗透于本届政府决策的方方面面，特朗普任人唯亲现象十分突出，个人秉性是否相融几乎成为白宫遴选团队的绝对标准。总统班底刚刚确立之时，军人、家人、共和党内的建制派与反建制派勉强能够共处一室，随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多位成员与特朗普政见不合，先后远离权力中心，不断成立的新机构与原机构在职能管理上龃龉重重，总统本人能够信赖的成员愈来愈少，决策所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窄，已经凸显出小集团思维的运作模式。

　　首先，对于决策者特朗普而言，在征求意见之前答案往往已经在心底给出，政治决策不过是自身理念的宣教过程。“他不断坚持强化自己眼中的现实，这种习惯不可改变且对与其共事的人也有着麻痹作用。”在总统的思想高压下，集团内部已经惯于自动形成维护决策者权威的意见氛围，据?纽约时报?透露，白宫工作人员每天早晨都会盯着特朗普最为关注的“福克斯与朋友们”节目，这就“好比证券交易者通过监控新闻消息来预测市场走向并决定自己的交易策略”。如果有可能，所有人都希望能够前瞻性地理解、引导、规劝总统。但如果他们没能及时阻止总统发出有争议的推特，便索性不再为此烦神和争论，在木已成舟的情况下，他们需要保持乐观并想办法补救。

　　最终，白宫幕僚长扮演了小集团思维中的“思想保镖”角色，普里巴斯和凯利都保持了控制总统访客、监听总统电话的权力，他们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通过确保决策者不会接触到可能挑战其判断的信息，借以维持整个团队的自满情绪。决策团体内成员之间的关系越亲和，独立的批评性思考被小集团思维所取代的危险性就越大，甚至可能导致对外部团体采取非理性和野蛮的行为。

　　例如，在朝核危机、伊核问题等很多关键性事项上，白宫常常传递出与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不一样的声音，凸显了目前总统团队小集团思维的密闭性。与此同时，这将给利益集团带来更多的寻租空间，总统本人的刚愎心态和反智主义很容易造成“特朗普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而其他人知道他不知道”的情况，当前白宫在中东地区和巴以问题上的很多政策都清晰可见利益集团的影子，经过一道道的暗室操作，美国的对外政策制定会更容易受到第三方的绑架。

　　(三)自恋型人格的爱己与爱国

　　自恋型人格往往有利于促成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基于最简单的道理，爱自己就会爱及关乎自己的一切，自然也包括养育并塑造了自己的国家。特朗普将“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作为自己的竞选口号，在很大程度上，他的确就是那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的爱国情结启蒙于1953年获得艾美奖的影片?海上的胜利?，这部影片全景记述了二战期间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伟大涅槃，深刻地塑造了特朗普那一代青年对于安全、荣誉与美国精神的最初认知。

　　当纽约市在上世纪70年代遭遇经济危机时，特朗普一意孤行，在一片荒芜的哈德逊河西岸艰辛开启了自己的第一个房地产项目，他向那些嘲笑他的媒体保证，自己要“让曼哈顿重新伟大起来”。他宣称要强化校园的爱国教育，在看到NFL球员在国歌面前的失当行为时忍不住破口大骂。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大选胜利的葛底斯堡演讲中，他诚恳地表达了自己对国家的这份热忱，“当我看到我的国家陷入劫难，我知道自己无法再选择旁观。我们的国家待我很好，我深爱着她，并且应该有所行动。”抛开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不谈，“美国第一”、“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这些口号字里行间流露出特朗普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这种情感自始至终在他的体内流淌，毫无矛盾地与自恋型人格一起促进其完成实现自我、服务国家的伟大抱负。在联合国大会、APEC峰会上，他对着世界各国政要宣示自己的这种理念，“我将会永远坚持美国第一，同样我也希望在这里的人们坚持你们的国家第一。”在特朗普看来，热爱自己的国家是执政者的第一美德。

　　特朗普在爱己与爱国之间搭建了完满的叙事认同，然而问题在于,他同时也错误地将自己想象中的爱国与现实世界中理性维护国家利益混为一谈。自恋型人格沉醉于自身的个体叙事，并误以为自己的成功经验一定可以嫁接到国家上，这将影响他们对国家重点和民族进步的理解。执政一年以来，特朗普展开了三次集中出访，在中东表达了对恐怖主义的憎恶、在欧盟宣扬了对民主价值的护卫、在APEC峰会上将其亚洲战略更名为“印太”战略，然而这些提法最终多成为过眼云烟，没有明确配套的战略细则与后续措施。

　　总体而言，特朗普理解的国家利益被简单化约为以公平贸易为核心的经济利益、以权力主导性为目标的国家荣誉，某种意义上，甚至还可能包括以基础设施面貌为标尺的国家面子，这些都带有浓重的曼哈顿时代的商人理念印记。除此之外，本届政府已经以实际行动在区域性经济合作制度、全球性公共治理议题甚至部分地区安全等领域留下了实实在在的权力真空，按照冷战以来美国历任政府连贯而丰厚的政策制定积习和对外政策传统，本届政府还远未能够准确、全面、深刻地理解并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

　　在内心深处，特朗普始终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认知:曼哈顿就是这个世界，他在鳞次栉比的第五大道中穿行，与在中东、欧盟、亚太波诡云谲的政治事务中穿行没有什么不同，穿行本身意味着自己或自己的国家已然拥有这项资本，穿行的姿态远重于穿行的目的。在特朗普的阔步中他,自信地将伟大的个人叙事上升为美国的国家叙事，由商人特朗普、候选人特朗普逐步生成为特朗普主义，并进而生成为关乎美国国家命途的主线。在这一过程中，特朗普的故事——他自己以及美国的故事——几乎没有告诉我们他作为总统可能会做什么，他可能采用什么执政哲学，他可能给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布置什么议程，他可能把精力和愤怒带往何方。这或许是本届政府当前彰显出的并将长期存在的最大问题。

　　5结语

　　下面将主要对本文的研究方法运用加以总结。

　　首先，人格无法成为个体行为动机的全部意义。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与特朗普极其鲜明的人格特征同时存在的，还有紧凑的事务议程、紧张的内部党争和来自国内外的战略压力，特朗普随时可能屈从于某些现实性或情势性因素，选择不坚持己见。正如美国学者沃纳.利瓦伊在研究战争起源问题时所深刻指出的，“在关于战争的心理根源的生动猜测中，总是缺少一种把人的根本天性同战争的爆发联系起来的环节...正确的作法往往是把人的心理因素和人类本性归纳为战争的条件，而不是战争的根源。”整体而言，类似研究存在一种先天的倾向，总是习惯于把人格的复杂性简约化，从内部探究其行为的所有动因，而忽视了外部环境的作用。穷究其行为的全部意义并非本文的目的，“根源”一词更大程度上只是为了触及研究对象心灵深处的那个绝对起点，依循这个起点找到一种更为贴近政治人物的研究视角，并竭力使相关分析更为生动熨帖，饱含人性的温度。

　　其次，该研究方法更侧重于对案例的解释作用，而非修缮和提升理论本身。由于特朗普大量存在的非传统行为特征，遍地可拾的经验性材料强烈推动着目前的特朗普研究偏重于行为和政策层面，而这些经验性材料“不能通过直接接触获得研究对象的内心想法...只能得到一些简短的空谈，总是受到有限和令人苦恼以及不完全的信息所支配”，使相关研究很容易基于“一种零散的经验分析，缺少从学理层面去建构理论的努力。而忽视元理论的建构，必然会使经验研究受到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也受到这方面的限制和束缚，在贴近经验材料的同时，与元理论的距离也就越远。然而人格分析理论相对于其他主流分析范式的最大优势在于，对于个体行为的人性因素和不确定性，永远展现出最大限度的理解与包容，能够较好地梳理和捡拾传统理论不愿触及或无法解释的一些琐碎的事项，有助于区分特朗普的政治身份和人格身份，以政治身份维系确定性，以人格身份展示不确定性。理论的提炼和升华能力有限，但是理论的补足和解释效应较好。

　　最后，让我们回到本文的研究模板，回到美国心理医学家学会研究制定的这套有关精神障碍的专业诊断标准，这是我们给特朗普确定人格属性的最初框架，是全文的基础。然而这套标准在业界始终受到一定的质疑，批评者认为它过于强调自恋型个体的外在表现和社会互动行为,并以之作为论据硬性填充到既定的研究框架中去，其代价是忽视这些敏感性格极其复杂的个体遭遇和心灵感受，也未能描述其在内心造成影响的范畴和复杂程度，从而降低了它的诊断效用。此类批评所言不虚，然而这需要更加深入、细微、动态性、系统性的研究努力，需要紧密结合环境的结构性制约作用，分析研究对象的心理构成及其变化，这些绝非本文所能达至。

　　主体的人格特质是决定性的“根源”变量，个体遭遇和心灵感受也的确是时时可能冲击这一“根源”的重要因子。就事实而言，本文相对忽略的这一部分绝不应该只成为背景，很大程度上，这些因子一直都深刻地作用于特朗普的人格。本文的论述集中于描绘自恋型人格所积蓄的强大动能，然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否认，自始自终，特朗普始终怀有一份充满善意的终极关怀，这份关怀是真正指向“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这个标的的。其遗憾在于，美国当代政治生活的复杂性一直都在将其人格中最为不幸的那部分质素释放出来，激烈的党争和无处不在的媒体将特朗普自恋的正向效应与负向效应不分青红皂白地混为一谈、肆意撩拨，刺激着总统本人徒劳地奔向一个又一个无人之境，失去了原有的方向感。华盛顿不同于纽约，白宫也不是第五大道的特朗普大厦，这里到处充斥着特朗普所不熟悉的政治生活。他在将自己的原有班底依次逐出，又将亲人们逐个送离这个城市之后，现在正在忍受环绕于周身的孤独与无助,生活的单质性和重重束缚反复咬噬着其热烈的叙事欲望和饥渴的合法性,放眼望去,推特是他唯一的王者之剑。当陷入盲区、耗泄于小集团思维、奔走于虚假的爱国镜像之时，特朗普往往完全无法意识到自己正在面临怎样的境遇，这些因子给他的心灵、理念和行为带来了怎样不由自主的影响。在这一权力与人格“暗示的互换”中，他的爱与恨、快乐与烦恼、理性与非理性深刻地交织在一起，投射于政治生活的所有方面。命途愈发曲折，特朗普前行的欲望就愈发笃定。周遭愈发混乱，特朗普的内心反而愈发安静。他将始终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伫立于纳西索斯曾经倒映的湖畔。东风不来，水面永远浮现那张美丽的脸庞;跫音不响，永远不会有人破坏这一宁静的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