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这是周恩来总理60多年前在万隆会议上反复强调的一句话。“让中美友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更是60多年后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的告诫和希望。但从最近美国政府连续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都突出了中国给美国带来的巨大挑战和竞争，使得很多人认为中美之间的对抗性正在上升。

　　应重点研究美国人的手段

　　时至今日，从两国战略界持续热议的“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到美军舰隔三差五直闯南海中国扩建岛礁海域、美方仍然对我进行多层次、高频率的抵近侦察，中美对抗性依然存在，管控危机仍是目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美重要工作。如何在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内还能做到斗智斗勇、斗而双赢是一门高超的政治艺术。

　　如果中国的发展已经注定无法“悄悄”崛起，那么有什么办法能避免中美之间的对抗进而加强深度合作呢?要解答这个困惑，恐怕首先要研究中美两国可能会在哪些领域对抗，对抗到什么程度?

　　对抗性矛盾是指矛盾双方在根本性质和根本利益上互相敌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其斗争形式一般表现为剧烈的外部冲突。从这个角度上讲，研究对抗性，就必须考虑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大概率。据统计，二战以后美国对外用兵、制造小型摩擦200多次。国际环境和两国国力的变化，让我们在仔细分析美国用兵模式后就不难得出结论：中美完全可以避免大型战争的爆发。所以，现在更为关键的是应重点研究美国在与其他国家对抗时，究竟都采用了哪些手段来制服对手?

　　仔细梳理，美国过去半个多世纪采用的方式无出几大类：一是直接使用武力攻城略地;二是威胁使用武力，不停地威慑，从战术角度上希望能够不战屈人之兵;三是采用困城策略，以军事或半军事化封锁方式来束缚对方手脚;四是全方位制裁，特别是经济制裁。

　　局部或者全面的军事对抗，除了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成为引爆点之外，并不适用于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因此，我们大致可以作出中美能够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结论。但是我们得出两国不可能全面开战的结论还过于简单，必须把聚焦点放得更大，因为中美对抗性是一把“带游标的滑尺”，甚至是一把带有隐形功能的标尺，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往往被忽视或者被遮盖。

　　中美之间三大冲突

　　如果说过去中美较量大多集中在对台军售、南海、西藏新疆等涉及中方主权问题方面，那么在新时期，中美冲突性的表现大致有三个方面：

　　一是在大战略上，美方更多地聚焦中国治国理念对两国关系的冲击、美方眼中的“经贸失衡”及拯救办法，以及中国对外拓展可能带来的全球影响。当前，美国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恐惧，已经让华盛顿战略圈不少人士纷纷献计献策，希望能“避开中国和平演变美国”的冲击波辐射。

　　华盛顿对“中国渗透”的恐惧，在国内媒体上看到的不多，但是在美国却已让人感受到真实的“凛冽寒风”。

　　二是制造军事摩擦或半军事化的冲突。例如在南海问题，不能不说美国深感无能为力，但是仍一直想借机挑战中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像“无瑕”号事件甚至撞机事件在今后发生的可能性还不能完全排除。虽然如此，我们也不能太过悲观，毕竟南海问题的紧迫性在美国外交排序上是在伊朗、朝核问题之后，甚至在美俄争执之后，所以只要中国坚持自己的节奏，切实加紧改善中越、中菲关系，落实中美已经签订的海上、空中规避的备忘录，中美在南海问题上即使出现大的冲撞和危机，也大致可控。

　　三是经济战。美国跟别的国家打一场经济战争，到底会采取哪些形式?中美在哪些领域最有可能爆发中高烈度的经济冲突?这倒是一个值得全面跟进研究的课题。

　　中美建交后曾经打过几场不同形式的经济恶仗，如上世纪80年代的纺织品之争、90年代的知识产权较量以及十多年前开始的人民币汇率争端。剑拔弩张，甚至一度惨烈，但是这些经济争端都没有引发中美经贸关系的彻底颠覆。近期美国可能动用的对华战术经济手段可以被梳理为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对中国进入美国的投资和入境企业进行更高标准的审核，提高市场准入的门槛;第二，借与301法案相关的法律，美国可能以保护知识产权为由，加大对中国经济信息的监视和防范，同时力图促进信息流动，要求中国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罚;第三，以“双反”、打击假冒制品的名义，对中国相关产业如钢铁、太阳能、铝业等行业进行打击;第四，以国家安全或者其他名义，对美国认为的“不公平”或者“破坏规则”行为采取单方面行动。美国过去一些动用频率相对较低的隐形高端经济武器也可能被特朗普总统当做新的“大棒”敲打中国。例如1977年通过的国际紧急经济法案(IEEPA)就授权总统在出现来自于外国威胁的国家紧急情况时，可实行贸易禁令并冻结外方的财产。中国一些公司在过去曾受到不公平待遇，损失重大。

　　结合美国现在的做法，完全可以预测，今后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很有可能过度依赖惩罚性措施来持续对华施加经济压力，其中部分原因，也在于美国对自己经济是否能够继续引领全球发展信心不足，或者很多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创新能力开始怀疑。

　　如何“以智取胜”才是根本

　　不管上述哪种对抗方式，我们不禁要问的是：为什么中美合作那么多，交往那么频繁，但是两国关系中的对抗性却犹如顽疾附体而无法根除?由于众多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结果可能是在中美两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时候，美国不会是一只纸老虎，反而会暴怒伤人。所以，我们能做的，恐怕只有科学地预测各种变量和危机处理方案，加强自我保护并力争最好的双赢结果。

　　不过，国际关系的演变在很多时候是让人感到很无奈的，所谓“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的说法，最有益的启示是让我们保持积极的乐观态度来看待困难和成绩。中美关系要想进一步发展，恐怕需要我们认真琢磨“防火墙”加到多厚、“防洪大堤”加到多高才有可能保证总体关系的安全和健康发展。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不仅要避免会让两国产生巨大冲突的陷阱，还应该避免希腊神话中不被听信的卡珊德拉女神的悲剧：即便能够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但还是会眼睁睁看着城邦倾覆而无力阻止。小智治事，大智治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美在处理对抗性敏感问题时，不能在根本问题上犯错误，双方比的不应该是蛮力或单纯的国家实力，不应该只是简单单向的“买买买”模式，而是如何“以智取胜”，全面落实、快速推进能够消弭对抗性的对话和合作机制。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这是周恩来总理60多年前在万隆会议上反复强调的一句话。“让中美友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更是60多年后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的告诫和希望。但从最近美国政府连续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都突出了中国给美国带来的巨大挑战和竞争，使得很多人认为中美之间的对抗性正在上升。

　　应重点研究美国人的手段

　　时至今日，从两国战略界持续热议的“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到美军舰隔三差五直闯南海中国扩建岛礁海域、美方仍然对我进行多层次、高频率的抵近侦察，中美对抗性依然存在，管控危机仍是目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美重要工作。如何在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内还能做到斗智斗勇、斗而双赢是一门高超的政治艺术。

　　如果中国的发展已经注定无法“悄悄”崛起，那么有什么办法能避免中美之间的对抗进而加强深度合作呢?要解答这个困惑，恐怕首先要研究中美两国可能会在哪些领域对抗，对抗到什么程度?

　　对抗性矛盾是指矛盾双方在根本性质和根本利益上互相敌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其斗争形式一般表现为剧烈的外部冲突。从这个角度上讲，研究对抗性，就必须考虑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大概率。据统计，二战以后美国对外用兵、制造小型摩擦200多次。国际环境和两国国力的变化，让我们在仔细分析美国用兵模式后就不难得出结论：中美完全可以避免大型战争的爆发。所以，现在更为关键的是应重点研究美国在与其他国家对抗时，究竟都采用了哪些手段来制服对手?

　　仔细梳理，美国过去半个多世纪采用的方式无出几大类：一是直接使用武力攻城略地;二是威胁使用武力，不停地威慑，从战术角度上希望能够不战屈人之兵;三是采用困城策略，以军事或半军事化封锁方式来束缚对方手脚;四是全方位制裁，特别是经济制裁。

　　局部或者全面的军事对抗，除了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成为引爆点之外，并不适用于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因此，我们大致可以作出中美能够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结论。但是我们得出两国不可能全面开战的结论还过于简单，必须把聚焦点放得更大，因为中美对抗性是一把“带游标的滑尺”，甚至是一把带有隐形功能的标尺，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往往被忽视或者被遮盖。

　　中美之间三大冲突

　　如果说过去中美较量大多集中在对台军售、南海、西藏新疆等涉及中方主权问题方面，那么在新时期，中美冲突性的表现大致有三个方面：

　　一是在大战略上，美方更多地聚焦中国治国理念对两国关系的冲击、美方眼中的“经贸失衡”及拯救办法，以及中国对外拓展可能带来的全球影响。当前，美国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恐惧，已经让华盛顿战略圈不少人士纷纷献计献策，希望能“避开中国和平演变美国”的冲击波辐射。

　　华盛顿对“中国渗透”的恐惧，在国内媒体上看到的不多，但是在美国却已让人感受到真实的“凛冽寒风”。

　　二是制造军事摩擦或半军事化的冲突。例如在南海问题，不能不说美国深感无能为力，但是仍一直想借机挑战中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像“无瑕”号事件甚至撞机事件在今后发生的可能性还不能完全排除。虽然如此，我们也不能太过悲观，毕竟南海问题的紧迫性在美国外交排序上是在伊朗、朝核问题之后，甚至在美俄争执之后，所以只要中国坚持自己的节奏，切实加紧改善中越、中菲关系，落实中美已经签订的海上、空中规避的备忘录，中美在南海问题上即使出现大的冲撞和危机，也大致可控。

　　三是经济战。美国跟别的国家打一场经济战争，到底会采取哪些形式?中美在哪些领域最有可能爆发中高烈度的经济冲突?这倒是一个值得全面跟进研究的课题。

　　中美建交后曾经打过几场不同形式的经济恶仗，如上世纪80年代的纺织品之争、90年代的知识产权较量以及十多年前开始的人民币汇率争端。剑拔弩张，甚至一度惨烈，但是这些经济争端都没有引发中美经贸关系的彻底颠覆。近期美国可能动用的对华战术经济手段可以被梳理为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对中国进入美国的投资和入境企业进行更高标准的审核，提高市场准入的门槛;第二，借与301法案相关的法律，美国可能以保护知识产权为由，加大对中国经济信息的监视和防范，同时力图促进信息流动，要求中国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罚;第三，以“双反”、打击假冒制品的名义，对中国相关产业如钢铁、太阳能、铝业等行业进行打击;第四，以国家安全或者其他名义，对美国认为的“不公平”或者“破坏规则”行为采取单方面行动。美国过去一些动用频率相对较低的隐形高端经济武器也可能被特朗普总统当做新的“大棒”敲打中国。例如1977年通过的国际紧急经济法案(IEEPA)就授权总统在出现来自于外国威胁的国家紧急情况时，可实行贸易禁令并冻结外方的财产。中国一些公司在过去曾受到不公平待遇，损失重大。

　　结合美国现在的做法，完全可以预测，今后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很有可能过度依赖惩罚性措施来持续对华施加经济压力，其中部分原因，也在于美国对自己经济是否能够继续引领全球发展信心不足，或者很多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创新能力开始怀疑。

　　如何“以智取胜”才是根本

　　不管上述哪种对抗方式，我们不禁要问的是：为什么中美合作那么多，交往那么频繁，但是两国关系中的对抗性却犹如顽疾附体而无法根除?由于众多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结果可能是在中美两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时候，美国不会是一只纸老虎，反而会暴怒伤人。所以，我们能做的，恐怕只有科学地预测各种变量和危机处理方案，加强自我保护并力争最好的双赢结果。

　　不过，国际关系的演变在很多时候是让人感到很无奈的，所谓“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的说法，最有益的启示是让我们保持积极的乐观态度来看待困难和成绩。中美关系要想进一步发展，恐怕需要我们认真琢磨“防火墙”加到多厚、“防洪大堤”加到多高才有可能保证总体关系的安全和健康发展。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不仅要避免会让两国产生巨大冲突的陷阱，还应该避免希腊神话中不被听信的卡珊德拉女神的悲剧：即便能够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但还是会眼睁睁看着城邦倾覆而无力阻止。小智治事，大智治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美在处理对抗性敏感问题时，不能在根本问题上犯错误，双方比的不应该是蛮力或单纯的国家实力，不应该只是简单单向的“买买买”模式，而是如何“以智取胜”，全面落实、快速推进能够消弭对抗性的对话和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