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一场被称作“另类右派”的小型右翼运动将自身卷入了全国性政治讨论中。另类右派，这个在数年前还只是小规模、边缘化且几乎只在互联网上活跃的现象，如今却因总统选举及之后当选的特朗普政府而成功吸引了主流的关注。(特朗普的前任首席战略师史蒂芬·班农就曾将他的网站Breitbart称作“一个为另类右翼打造的平台”)。虽然另类右派的实际影响力还有待讨论，但今年八月，在发生于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一次另类右派集会中的一起杀害一名反抗的抗议者并伤害数十人的事件，却已证实了这场运动仍将在新闻中停留些时日。

　　然而，尽管背负恶名，但公众对另类右派的了解还是甚微。这场运动毫无组织且多数人匿名的特点，使得它难以被系统性地研究，而且直到最近，对于它的定义依然存在争议。在整个2016年，“另类右派”这个名词始终适用于一个较之今日更广泛的群体。有时，它似乎指的是整个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基地。然而，自美国大选之后，另类右派的本性就日益清晰：它是一个仅致力于白人身份政治而淡化其他问题的白人民族主义运动。随着另类右派的观点越来越被大众所熟知，很多对这个运动有所考虑的人都打破了阶级束缚，让它变得更小但在思想上更凝聚。

　　有人提出，另类右派不过是美国政治中旧有的种族主义压力的翻新。实际上，作为一个白人民族主义运动，另类右派的终极愿景——一个种族同质化的白人国家——与三K党、雅利安国与民族联盟等早先存在的群体很相似。然而，另类右派却在风格与实质内容方面以新颖且独特来自我标榜，在文体上，它试图将自身同无效的暴力与被戏称为“白人民族主义”的盛景相区分，而更偏向于以瞄准社交媒体与在线留言板上玩世不恭的千禧一代的现代美学自居。在思想上，这场运动代表了对过去美国种族主义运动的突破，并非源自美国历史，而是与欧洲极右翼思想与战略一脉相承。

　　所有关于另类右派的知识要素都需要澄清一点。另类右派不是一场高雅、精致的学术运动，它仍是一群信奉白人民族主义巨魔的线上暴徒。但要是说另类右派思想毫无哲学基础也无道理。首先，它依靠的是尼采拒绝民主与平等主义的思想，另类右派正在思想领域进行斗争(有时还会获胜)，若想成功打击它，就需要知道这些思想究竟是什么。

　　新右派

　　美国从来不缺少种族主义的理论家与知识分子。其中包含了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这样的奴隶制辩护者，洛斯罗普·斯托达德(Lothrop Stoddard)这样的进步优生学家，以及威廉·皮尔斯(William Pierce)这样的白人民族主义鼓吹者。然而，正如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这样试图规范及推动连贯一致的白人民族主义政治理论的另类右派名人，时常会被那些与大多数美国人难以相容的理论所激励——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欧洲新右派理论。

　　欧洲新右派(ENR)最初出现于上世纪60年代的法国，当时激进的左翼高潮已经到来，整个国家似乎已到革命的边缘。1968年，一个由年轻的右翼人士Alian de Benoist(阿兰·德·贝诺斯)领导的小组成立了欧洲文明研究组(被人们所熟知的是它的法文缩写名GRECE)。这个新的智库试图为一个拒绝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过度法西斯主义的新政治秩序提供哲学基础。

　　欧洲新右派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思想融合地，它虽然拒绝了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但欧洲新右派的很多灵感都攫取自与之相同的知识源泉。对欧洲新右派尤为重要的是那群魏玛德国时期所谓的保守革命作家，包括法律理论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与历史学家阿图·莫勒·凡·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如同这些名人，欧洲新右派为欧洲设想了一条既不同于苏俄的共产主义，也不同于英美的自由主义的新道路。

　　欧洲新右派考虑过，但最终拒绝了一个基于公然的种族主义的政治。相反，这场运动将其论点置于文化之中。欧洲新右派的思想家们拒绝了这样的观点，即人人都是普遍可以互换及定位的，他们主张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会从一个特定的文化视镜打量世界，即每一个身份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其所继承的文化。他们进一步论证了所有文化都有“保留差异的权利”，或者保留他们主权和文化身份、免于全球资本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所带来的同质化影响的权利。文化对于其身份维护的权利反过来也隐喻了他们同时享有的另一重权利——排斥或驱逐威胁到其凝聚力与连续性的族群与思想。

　　虽然阿兰·德·贝诺斯声称他的行动不在传统左右派的对立之中，但其对于平等主义的拒绝与它麾下的极右主义先驱知识分子们，足以清晰地表明其右翼倾向。但是欧洲新右派也会运用左翼理论与修辞。它采用了新左翼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做法，并从反殖民主义运动中借鉴了有关文化特殊性的论证，比如欧洲殖民项目是一个错误，美国正试图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美国化”，摧毁着一路上所有独特的文化。欧洲新右派甚至支持在中东、亚洲和非洲的反美国的民粹主义起义——比如，阿兰·德·贝诺斯就将1979年的伊朗革命视作一场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打击。欧洲新右派同样也被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深刻地影响着，后者对于形而上政治学与文化同质的观点认为，只有至少在精英阶层获得思想斗争的胜利之后，政治哲学才能获得持久的力量。同时，欧洲新右派也是亲环境保护的。

　　除却欧洲新右派中的左翼因素，这场运动的批评者们声称，其政治只不过是法西斯的品牌重塑。无论其哲学基础如何，欧洲新右派对于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敌意实质上与其他更明确的种族主义极右运动相比十分相似。这种相似，将欧洲新右派暴露在公众批评前，即它对普遍的差异权的支持只不过是右翼排斥政策的修辞性掩饰。

　　曾经和欧洲新右派有过来往的人物如今也以同样的理由攻击它，但是从右派角度而非左派角度。这些批评家中，最著名的是记者纪尧姆·法耶(Guillaume Faye)，他认为欧洲新右派对于差异高尚且普遍化的说辞是虚假的，法耶拒绝下述观点，即这场运动应当像阿兰·德·贝诺斯所述的为“人民的事业”而斗争，敦促它而不是坦然地说它其实仅关心欧洲的命运——尤其是被法耶视为致命威胁的、与穆斯林移民有关的问题。在法耶看来，围绕着这个令人不安的真相展开一些抽象的、对差异权的泛泛之谈，仅仅会稀释欧洲新右派释放的信息并削弱它的影响。

　　法耶同样拒绝了阿兰·德·贝诺斯对于抽象的形而上政治的倾向，而后者是为说服精英、改变文化而生。他争论道，由于欧洲的人口轨迹显示，在21世纪白种人的比例在稳定下降，欧洲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待文化景观的改变了，相反，实用政治必须从今天起步。法耶的宣言“为什么我们的斗争需要’带着紧迫感斗争，阻止入侵、逆转对欧洲生态文化的破坏’”。这本书现在是另类右派在美国的一个支柱，并受到诸如白人之上主义团体欧洲认同(Identity Evropa)这样另类右派组织的推崇。

　　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一场被称作“另类右派”的小型右翼运动将自身卷入了全国性政治讨论中。另类右派，这个在数年前还只是小规模、边缘化且几乎只在互联网上活跃的现象，如今却因总统选举及之后当选的特朗普政府而成功吸引了主流的关注。(特朗普的前任首席战略师史蒂芬·班农就曾将他的网站Breitbart称作“一个为另类右翼打造的平台”)。虽然另类右派的实际影响力还有待讨论，但今年八月，在发生于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一次另类右派集会中的一起杀害一名反抗的抗议者并伤害数十人的事件，却已证实了这场运动仍将在新闻中停留些时日。

　　然而，尽管背负恶名，但公众对另类右派的了解还是甚微。这场运动毫无组织且多数人匿名的特点，使得它难以被系统性地研究，而且直到最近，对于它的定义依然存在争议。在整个2016年，“另类右派”这个名词始终适用于一个较之今日更广泛的群体。有时，它似乎指的是整个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基地。然而，自美国大选之后，另类右派的本性就日益清晰：它是一个仅致力于白人身份政治而淡化其他问题的白人民族主义运动。随着另类右派的观点越来越被大众所熟知，很多对这个运动有所考虑的人都打破了阶级束缚，让它变得更小但在思想上更凝聚。

　　有人提出，另类右派不过是美国政治中旧有的种族主义压力的翻新。实际上，作为一个白人民族主义运动，另类右派的终极愿景——一个种族同质化的白人国家——与三K党、雅利安国与民族联盟等早先存在的群体很相似。然而，另类右派却在风格与实质内容方面以新颖且独特来自我标榜，在文体上，它试图将自身同无效的暴力与被戏称为“白人民族主义”的盛景相区分，而更偏向于以瞄准社交媒体与在线留言板上玩世不恭的千禧一代的现代美学自居。在思想上，这场运动代表了对过去美国种族主义运动的突破，并非源自美国历史，而是与欧洲极右翼思想与战略一脉相承。

　　所有关于另类右派的知识要素都需要澄清一点。另类右派不是一场高雅、精致的学术运动，它仍是一群信奉白人民族主义巨魔的线上暴徒。但要是说另类右派思想毫无哲学基础也无道理。首先，它依靠的是尼采拒绝民主与平等主义的思想，另类右派正在思想领域进行斗争(有时还会获胜)，若想成功打击它，就需要知道这些思想究竟是什么。

　　新右派

　　美国从来不缺少种族主义的理论家与知识分子。其中包含了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这样的奴隶制辩护者，洛斯罗普·斯托达德(Lothrop Stoddard)这样的进步优生学家，以及威廉·皮尔斯(William Pierce)这样的白人民族主义鼓吹者。然而，正如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这样试图规范及推动连贯一致的白人民族主义政治理论的另类右派名人，时常会被那些与大多数美国人难以相容的理论所激励——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欧洲新右派理论。

　　欧洲新右派(ENR)最初出现于上世纪60年代的法国，当时激进的左翼高潮已经到来，整个国家似乎已到革命的边缘。1968年，一个由年轻的右翼人士Alian de Benoist(阿兰·德·贝诺斯)领导的小组成立了欧洲文明研究组(被人们所熟知的是它的法文缩写名GRECE)。这个新的智库试图为一个拒绝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过度法西斯主义的新政治秩序提供哲学基础。

　　欧洲新右派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思想融合地，它虽然拒绝了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但欧洲新右派的很多灵感都攫取自与之相同的知识源泉。对欧洲新右派尤为重要的是那群魏玛德国时期所谓的保守革命作家，包括法律理论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与历史学家阿图·莫勒·凡·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如同这些名人，欧洲新右派为欧洲设想了一条既不同于苏俄的共产主义，也不同于英美的自由主义的新道路。

　　欧洲新右派考虑过，但最终拒绝了一个基于公然的种族主义的政治。相反，这场运动将其论点置于文化之中。欧洲新右派的思想家们拒绝了这样的观点，即人人都是普遍可以互换及定位的，他们主张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会从一个特定的文化视镜打量世界，即每一个身份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其所继承的文化。他们进一步论证了所有文化都有“保留差异的权利”，或者保留他们主权和文化身份、免于全球资本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所带来的同质化影响的权利。文化对于其身份维护的权利反过来也隐喻了他们同时享有的另一重权利——排斥或驱逐威胁到其凝聚力与连续性的族群与思想。

　　虽然阿兰·德·贝诺斯声称他的行动不在传统左右派的对立之中，但其对于平等主义的拒绝与它麾下的极右主义先驱知识分子们，足以清晰地表明其右翼倾向。但是欧洲新右派也会运用左翼理论与修辞。它采用了新左翼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做法，并从反殖民主义运动中借鉴了有关文化特殊性的论证，比如欧洲殖民项目是一个错误，美国正试图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美国化”，摧毁着一路上所有独特的文化。欧洲新右派甚至支持在中东、亚洲和非洲的反美国的民粹主义起义——比如，阿兰·德·贝诺斯就将1979年的伊朗革命视作一场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打击。欧洲新右派同样也被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深刻地影响着，后者对于形而上政治学与文化同质的观点认为，只有至少在精英阶层获得思想斗争的胜利之后，政治哲学才能获得持久的力量。同时，欧洲新右派也是亲环境保护的。

　　除却欧洲新右派中的左翼因素，这场运动的批评者们声称，其政治只不过是法西斯的品牌重塑。无论其哲学基础如何，欧洲新右派对于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敌意实质上与其他更明确的种族主义极右运动相比十分相似。这种相似，将欧洲新右派暴露在公众批评前，即它对普遍的差异权的支持只不过是右翼排斥政策的修辞性掩饰。

　　曾经和欧洲新右派有过来往的人物如今也以同样的理由攻击它，但是从右派角度而非左派角度。这些批评家中，最著名的是记者纪尧姆·法耶(Guillaume Faye)，他认为欧洲新右派对于差异高尚且普遍化的说辞是虚假的，法耶拒绝下述观点，即这场运动应当像阿兰·德·贝诺斯所述的为“人民的事业”而斗争，敦促它而不是坦然地说它其实仅关心欧洲的命运——尤其是被法耶视为致命威胁的、与穆斯林移民有关的问题。在法耶看来，围绕着这个令人不安的真相展开一些抽象的、对差异权的泛泛之谈，仅仅会稀释欧洲新右派释放的信息并削弱它的影响。

　　法耶同样拒绝了阿兰·德·贝诺斯对于抽象的形而上政治的倾向，而后者是为说服精英、改变文化而生。他争论道，由于欧洲的人口轨迹显示，在21世纪白种人的比例在稳定下降，欧洲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待文化景观的改变了，相反，实用政治必须从今天起步。法耶的宣言“为什么我们的斗争需要’带着紧迫感斗争，阻止入侵、逆转对欧洲生态文化的破坏’”。这本书现在是另类右派在美国的一个支柱，并受到诸如白人之上主义团体欧洲认同(Identity Evropa)这样另类右派组织的推崇。

　　法国的入侵

　　从诞生之日到最近时期，尽管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引起了轰动，但欧洲新右派很少获得来自美国右翼势力的关注。对主流右派缺乏兴趣其实很好理解，欧洲新右派几乎拒绝了美国保守派每一个因素，包括资本主义、基督教以及对美国国际霸权的支持。因此这场运动长期以来只是获得来自诸如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这样美国主流保守派的粗略关注是不出所料的。

　　直到最近，美国激进的右派人士同样也对欧洲新右派展示了极其有限的关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归因于语言上的障碍——阿兰·德·贝诺斯及其他人的著作多数都没有被翻译，以及欧洲新右派对美国国内政治的缺乏兴趣。阿兰·德·贝诺斯对公然的种族主义小心翼翼的躲避，同样将他推入了与美国白人民族主义者的争论中，而后者会将种族主义绣在袖子上。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欧洲新右派的观点在美国日益广为人知，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极右翼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对这场运动的发觉。法耶在著名白人民族主义者杰瑞德·泰勒(Jared Taylor)组织的美国复兴大会(American Renaissance conference)上进行了发言，并且在2013年，阿兰·德·贝诺斯在由理查德·斯宾塞的智库——国家政策研究所组织的一场大会上也发表了讲话。

　　另类右派的附属研究所正致力于将欧洲新右派思想家的书籍翻译成英语。出版公司阿尔克托斯传媒(Arktos Media)日前出版了一个关于这些翻译读物的庞大目录，其业已成为最近成立的另类右派的公司的一部分，该公司已是另类右派的宣传重地。阿尔克托斯传媒已出版了贝诺斯、法耶、法德欧洲新右派思想家皮埃尔·克雷布斯(Pierre Krebs)和早期右翼激进人士如意大利哲学家朱利叶斯·埃沃拉(Julius Evola)等人的著作。

　　这些欧洲思想出于许多原因都在美国找到了受众。一是美国主流保守主义的合法性衰落，推动了人们对于右翼思想替代品的寻找，来取代日益被人们认作是僵化与抱残守缺思想观念。取自欧洲新右派的思想观念，对于那些希望为粗暴的种族主义态度加以理智光芒的人来说也是作用深远的。

　　一个国际化的另类右派?

　　欧洲极右势力对美国同行的影响力，目前已经超出了政治理论的范围。运用名词“同一性”来形容美国白人民族主义者的手法同样也取自欧洲，这是一种在另类右派的意识形态中日益普遍的修辞手法，用于柔化这场运动在公众中的形象。

　　另类右派同样借鉴了欧洲极右翼倡导的激进主义策略。从夏洛茨维集会——一个另类右派的重大宣传失误中很明显吸取了教训，这场运动正在日益转向所谓的快闪族。并非提前几个月宣布他们的活动并给对手时间来组织，另类右派的支持者迅速地集合，宣布他们的信息，并在反对抗议者集合之前消散——这是一种欧洲身份运动多年来使用的手段。欧洲极右派反过来也采用了美国率先推出的诸如网上钓鱼之类的策略。

　　人们不应该低估这些日益增长的相似性的意义，并且在这一点上，说一个联合的、全球的极右运动是有些夸张的。但大西洋两岸的激进右派成员都日益善于借鉴彼此的思想，学习成败的经验。那些研究这些现象的人必须秉持着一个国际视角，如果一个右翼的思想、策略或基因在某一个情景下被证实是成功的，那么它也可能出现在其他情景中。

　　翻译文章：The European Roots of the Alt-Right,Foreign Affairs, October 2017.网络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europe/2017-10-27/european-roots-alt-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