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现象“圣愚”在俄罗斯民众记忆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了解这一现象，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俄罗斯的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认识。

　　“圣愚”最早是指流浪的僧侣和宗教苦行者。根据东正教神学的资料，圣愚出现在6世纪到7世纪的东方修道院中。完全不顾个人的自尊心，处于一种疯癫的状态，卑微地接受殴打和公开的羞辱是圣愚原始的特征。由此可见，圣愚是那些出于虔诚的宗教情感而自愿放弃舒适的生活、疯狂放逐自己的人。俄国的“圣愚”和古希腊的犬儒主义有某种相似的地方。他们看起来像是智力迟钝的傻瓜,过着犬儒一般的生活：否定肉体外表的美丽，摒弃尘世的财富，努力追求精神自由，反对世俗行为规范。

　　历代沙皇宫廷都对圣愚很崇拜。亚历山大一世对他们予以特别赐见，尼古拉二世也是如此。17世纪的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更是把圣愚当作近侍一起出游。在俄国，修道院的长老是僧侣的精神领袖，而圣愚则是世俗生活中的精神领袖。美国学者艾娃·汤姆逊认为，俄国社会中的圣愚现象是一种力量，它既反对社会习俗和习惯，也反对社会培育理性辩论的传统。在圣愚崇拜中，人格的非理性方面受到了器重，而理性和肉体的方面则被贬抑。圣愚的行为否定西方的逻辑，嘲弄西方的经验，对圣愚的接受则加强了俄国斯拉夫派对理性主义和重视物质的西方的轻蔑。

　　在19世纪后期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中依然可以看到圣愚的影子，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和托尔斯泰的《童年》。圣愚作为文化现象，对俄国文化的意义是复杂和多面的，但受圣愚现象影响最大的是俄罗斯民族心理——渴望殉难。欧洲很多国家都有禁欲主义传统，但“只有俄罗斯人民希望为信仰而死亡”。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白痴》里的梅诗金公爵，从来历、穿着到行为和归宿都具有圣愚的特点。他始终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就像圣愚一样四处流浪;他拒绝把理性当作行为的主导原则;他对生活的理解是精辟的,其形象酷似基督。《白痴》写作于1867年，当时俄国社会急剧变化，各种价值观念激烈碰撞。西方派希望用欧洲启蒙理性来取代俄国思想，而斯拉夫派反对西方工具理性和概念化的唯理主义。

　　斯拉夫主义思想家把感性经验和非感性经验结合，把内在精神上升为信仰并使信仰成为理性的权威。他们相信，通过全部精神力量的统一,人将拥有神秘的直觉，这种直觉使人对于上帝、世界具有超人的真理性理解。梅诗金公爵看起来思维单纯而古怪，行为不合逻辑，但是他没有受到世俗的污染;他患有癫痫病，表明他永无止境地受难;他对于女主人公的爱情也像基督一样充满了怜悯和同情。所以，他可以看作是基督的化身。欧洲思想家最初不喜欢俄国小说，但欧洲思想界和哲学界近年来对无意识和非理性的重视，使得俄国文学的非理性因素显得日益引人注目。

　　在现实世界中，统治的力量是日常经验、金钱、权力、地位、法律，基础是人的理性和科学规律。人们总是用理性来支配自己的行为，或者压抑自己的欲望来服从社会规范。俄罗斯文化中的圣愚现象打破了人的这种常规理性,去掉了人的面具，把人释放到本性和自由之中。这样的人一般被认为是不正常和病态的愚痴。

　　但是俄国传统并不这么认为，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主人公就好像是某种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的体现者。这就引出诸多问题：什么是人的常态和病态?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本真状态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使得人的生存空间被扩大了，人的内心世界进入到一个神秘的世界。在俄罗斯文化里，哲学问题、宗教问题和道德问题不能用理性解决，而只能通过直觉和宗教体验来体现。俄国文化中神性和人性不是外在的关系，神不是永恒不变高高在上的存在，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所描述的梅诗金公爵，他被描述为基督的化身，神与人处于内在关系中，神就是人。

　　美国学者艾娃·汤姆逊认为，“从理性和经验的观点看，俄国文化蕴含着对于精神智慧的寻求、谦逊学习的准备、对传统的依赖、目标的崇高。但是与此同时，又拒绝学习不易理解的事物……俄国文化，就像一个圣愚一样，有其温顺和可以信赖的一面，也有其残酷而诡秘的一面”。圣愚现象除了渊源于拜占庭的静修主义外，更直接受到东正教文化中固有的直觉主义、神秘主义传统的影响。

　　作为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现象“圣愚”在俄罗斯民众记忆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了解这一现象，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俄罗斯的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认识。

　　“圣愚”最早是指流浪的僧侣和宗教苦行者。根据东正教神学的资料，圣愚出现在6世纪到7世纪的东方修道院中。完全不顾个人的自尊心，处于一种疯癫的状态，卑微地接受殴打和公开的羞辱是圣愚原始的特征。由此可见，圣愚是那些出于虔诚的宗教情感而自愿放弃舒适的生活、疯狂放逐自己的人。俄国的“圣愚”和古希腊的犬儒主义有某种相似的地方。他们看起来像是智力迟钝的傻瓜,过着犬儒一般的生活：否定肉体外表的美丽，摒弃尘世的财富，努力追求精神自由，反对世俗行为规范。

　　历代沙皇宫廷都对圣愚很崇拜。亚历山大一世对他们予以特别赐见，尼古拉二世也是如此。17世纪的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更是把圣愚当作近侍一起出游。在俄国，修道院的长老是僧侣的精神领袖，而圣愚则是世俗生活中的精神领袖。美国学者艾娃·汤姆逊认为，俄国社会中的圣愚现象是一种力量，它既反对社会习俗和习惯，也反对社会培育理性辩论的传统。在圣愚崇拜中，人格的非理性方面受到了器重，而理性和肉体的方面则被贬抑。圣愚的行为否定西方的逻辑，嘲弄西方的经验，对圣愚的接受则加强了俄国斯拉夫派对理性主义和重视物质的西方的轻蔑。

　　在19世纪后期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中依然可以看到圣愚的影子，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和托尔斯泰的《童年》。圣愚作为文化现象，对俄国文化的意义是复杂和多面的，但受圣愚现象影响最大的是俄罗斯民族心理——渴望殉难。欧洲很多国家都有禁欲主义传统，但“只有俄罗斯人民希望为信仰而死亡”。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白痴》里的梅诗金公爵，从来历、穿着到行为和归宿都具有圣愚的特点。他始终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就像圣愚一样四处流浪;他拒绝把理性当作行为的主导原则;他对生活的理解是精辟的,其形象酷似基督。《白痴》写作于1867年，当时俄国社会急剧变化，各种价值观念激烈碰撞。西方派希望用欧洲启蒙理性来取代俄国思想，而斯拉夫派反对西方工具理性和概念化的唯理主义。

　　斯拉夫主义思想家把感性经验和非感性经验结合，把内在精神上升为信仰并使信仰成为理性的权威。他们相信，通过全部精神力量的统一,人将拥有神秘的直觉，这种直觉使人对于上帝、世界具有超人的真理性理解。梅诗金公爵看起来思维单纯而古怪，行为不合逻辑，但是他没有受到世俗的污染;他患有癫痫病，表明他永无止境地受难;他对于女主人公的爱情也像基督一样充满了怜悯和同情。所以，他可以看作是基督的化身。欧洲思想家最初不喜欢俄国小说，但欧洲思想界和哲学界近年来对无意识和非理性的重视，使得俄国文学的非理性因素显得日益引人注目。

　　在现实世界中，统治的力量是日常经验、金钱、权力、地位、法律，基础是人的理性和科学规律。人们总是用理性来支配自己的行为，或者压抑自己的欲望来服从社会规范。俄罗斯文化中的圣愚现象打破了人的这种常规理性,去掉了人的面具，把人释放到本性和自由之中。这样的人一般被认为是不正常和病态的愚痴。

　　但是俄国传统并不这么认为，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主人公就好像是某种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的体现者。这就引出诸多问题：什么是人的常态和病态?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本真状态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使得人的生存空间被扩大了，人的内心世界进入到一个神秘的世界。在俄罗斯文化里，哲学问题、宗教问题和道德问题不能用理性解决，而只能通过直觉和宗教体验来体现。俄国文化中神性和人性不是外在的关系，神不是永恒不变高高在上的存在，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所描述的梅诗金公爵，他被描述为基督的化身，神与人处于内在关系中，神就是人。

　　美国学者艾娃·汤姆逊认为，“从理性和经验的观点看，俄国文化蕴含着对于精神智慧的寻求、谦逊学习的准备、对传统的依赖、目标的崇高。但是与此同时，又拒绝学习不易理解的事物……俄国文化，就像一个圣愚一样，有其温顺和可以信赖的一面，也有其残酷而诡秘的一面”。圣愚现象除了渊源于拜占庭的静修主义外，更直接受到东正教文化中固有的直觉主义、神秘主义传统的影响。

　　东正教会的特点是深入于所谓真理之中，依靠爱和聚合性思想，在信仰的自由中走向统一，圣愚则呼唤和带领人们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基督。由拜占庭传入的基督教和东正教共同形成的俄国圣愚文化现象，作为一种精神渗入到俄国人的民族精神和行为方式之中，时至今日，依然在影响着俄罗斯文化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