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由彼得一世开启的18世纪改革改变了俄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但改革仅仅引进西方文化的表层——科学技术、工场制度、教育体制、文化习俗等，而把西方文化的内核精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和代议制的政治制度拒之门外，致使18世纪改革开启的俄国现代化之路步履艰难。18-19世纪现代化进程举步维艰的俄国，为什么在文学艺术领域却人才辈出，群星璀璨?近代俄国文学艺术的苦难性、人性和宗教性为何被世界所震惊?本文拟从18世纪政府教育改革的角度对这一复杂的历史矛盾过程做一探讨。

　　一、强制教育政策实施的前提

　　16世纪，俄国上层服役贵族的军事装备、服装等风俗都以东方为榜样。17世纪，俄国社会上层人物开始瞻望西方，特别是波兰，以求启发。但“17世纪文化、精神和政治的革新几乎都限于莫斯科上层人物、宫廷朝臣和克里姆林宫的权贵显要”。在社会生活方面，东正教会虽经几代沙皇的制服，仍然有相当大的势力。“在莫斯科，宗教既是王朝的文明支柱，又是俄罗斯作为民族国家整体的重要因素。沙皇和俄国人民都是俄国东正教徒，东正教教义具有现代人们称为思想体系的作用。对宗教仪式或教义的任何挑战或非难，都会在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引起强烈反响，并冲击俄罗斯民族面貌与精神统一的根本。”在沙皇的生活中，僧侣无时不在。没有僧侣的参加，沙皇不会做出任何举措，也不会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总主教依托基督教的道德权威，处于俄罗斯东正教会这一强大组织的上层，统领着有家小的牧师和在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修道士大军，掌握着丰厚的物质财富，拥有自己的宫廷和官宦。正如俄国东正教会牧首阿德里昂所说：“帝国的统治在地上，在人间，……而神父们的权力既在地上，也在天上。”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活动都被局限在东正教伦理所规定的传统模式内。就其东正教本身来说，神学思想未得到进一步发展，也缺乏世俗化。17世纪末期才出现华丽的教会绘画、雕刻、剧院。俄国民众的识字率很低，诺夫哥罗德农民识字不到15%，民间盛行巫术、迷信鬼神，牧师、巫婆用符咒治病，瘟疫流行，算术阿拉伯数字不能使用，欧洲人带来的钟被视为不可理解的神物。

　　由于缺乏知识，彼得一世以前的莫斯科官员偶尔出访西欧时，“这些宽袍长须的旅行家因无认真观察比较先进国家的生活素养，只是注意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而对于重要现象，则反淡然置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些供职官员，对于他们面前展开的西欧社会精神生活情景毫无认真判断的素养。”俄国没有教育制度，不仅没有欧洲式的大学，甚至也无初级中学，当时受教育只是个人的私事。一位俄国主教竟然宣布：“上帝憎恨任何热爱几何的人，它是一种精神上的罪恶。”而当时欧洲，12世纪教育已成为一种行业和城市的重要活动之一，在俄国既无老师，也无学生，不存在独立的科学活动，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应用范围很窄，律师还未成为一种法律化的职业，实际审判代替法律程序，俄国的科学和法律发展落后性不仅不如欧洲，也不如东方的中国和伊斯兰。16世纪颁布《治家格言》，俄国妇女社会地位低下，不能参加任何社会活动。

　　18世纪初期俄国还没有专门的学校培养国家行政机构所需要的人才，只是一些占有土地、门第和习惯尚武的军事贵族。俄国有能力承担行政责任的人以国家的幅员、人口和政府的工作量而论，是相当少的。“国内人数最多的农民阶级不符合要求，俄国不像英、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像德国，它没有乡绅，或名流之类的人可以担当地方行政官和经济文化方面的领导，军队是农民走向上层的唯一门径。很少人走完全程。”

　　文化教育的落后体现在军队建设方面，改革前俄国军队由贵族民团、射击军、新制团队和哥萨克骑兵组成。俄国军队缺乏统一指挥，各军不善于互相支援，军事行动不协调一致，甚至突击时间也参差不齐;俄国军队缺乏严格训练，工兵素养极差，武器质量低劣。海军军官、造船技师、造船工匠俄国一个也没有。平时不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兼营商业和手工业，战时战斗力极差，二次远征亚速夫，北方战争初期纳尔瓦战役惨败。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由彼得一世开启的18世纪改革改变了俄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但改革仅仅引进西方文化的表层——科学技术、工场制度、教育体制、文化习俗等，而把西方文化的内核精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和代议制的政治制度拒之门外，致使18世纪改革开启的俄国现代化之路步履艰难。18-19世纪现代化进程举步维艰的俄国，为什么在文学艺术领域却人才辈出，群星璀璨?近代俄国文学艺术的苦难性、人性和宗教性为何被世界所震惊?本文拟从18世纪政府教育改革的角度对这一复杂的历史矛盾过程做一探讨。

　　一、强制教育政策实施的前提

　　16世纪，俄国上层服役贵族的军事装备、服装等风俗都以东方为榜样。17世纪，俄国社会上层人物开始瞻望西方，特别是波兰，以求启发。但“17世纪文化、精神和政治的革新几乎都限于莫斯科上层人物、宫廷朝臣和克里姆林宫的权贵显要”。在社会生活方面，东正教会虽经几代沙皇的制服，仍然有相当大的势力。“在莫斯科，宗教既是王朝的文明支柱，又是俄罗斯作为民族国家整体的重要因素。沙皇和俄国人民都是俄国东正教徒，东正教教义具有现代人们称为思想体系的作用。对宗教仪式或教义的任何挑战或非难，都会在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引起强烈反响，并冲击俄罗斯民族面貌与精神统一的根本。”在沙皇的生活中，僧侣无时不在。没有僧侣的参加，沙皇不会做出任何举措，也不会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总主教依托基督教的道德权威，处于俄罗斯东正教会这一强大组织的上层，统领着有家小的牧师和在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修道士大军，掌握着丰厚的物质财富，拥有自己的宫廷和官宦。正如俄国东正教会牧首阿德里昂所说：“帝国的统治在地上，在人间，……而神父们的权力既在地上，也在天上。”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活动都被局限在东正教伦理所规定的传统模式内。就其东正教本身来说，神学思想未得到进一步发展，也缺乏世俗化。17世纪末期才出现华丽的教会绘画、雕刻、剧院。俄国民众的识字率很低，诺夫哥罗德农民识字不到15%，民间盛行巫术、迷信鬼神，牧师、巫婆用符咒治病，瘟疫流行，算术阿拉伯数字不能使用，欧洲人带来的钟被视为不可理解的神物。

　　由于缺乏知识，彼得一世以前的莫斯科官员偶尔出访西欧时，“这些宽袍长须的旅行家因无认真观察比较先进国家的生活素养，只是注意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而对于重要现象，则反淡然置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些供职官员，对于他们面前展开的西欧社会精神生活情景毫无认真判断的素养。”俄国没有教育制度，不仅没有欧洲式的大学，甚至也无初级中学，当时受教育只是个人的私事。一位俄国主教竟然宣布：“上帝憎恨任何热爱几何的人，它是一种精神上的罪恶。”而当时欧洲，12世纪教育已成为一种行业和城市的重要活动之一，在俄国既无老师，也无学生，不存在独立的科学活动，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应用范围很窄，律师还未成为一种法律化的职业，实际审判代替法律程序，俄国的科学和法律发展落后性不仅不如欧洲，也不如东方的中国和伊斯兰。16世纪颁布《治家格言》，俄国妇女社会地位低下，不能参加任何社会活动。

　　18世纪初期俄国还没有专门的学校培养国家行政机构所需要的人才，只是一些占有土地、门第和习惯尚武的军事贵族。俄国有能力承担行政责任的人以国家的幅员、人口和政府的工作量而论，是相当少的。“国内人数最多的农民阶级不符合要求，俄国不像英、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像德国，它没有乡绅，或名流之类的人可以担当地方行政官和经济文化方面的领导，军队是农民走向上层的唯一门径。很少人走完全程。”

　　文化教育的落后体现在军队建设方面，改革前俄国军队由贵族民团、射击军、新制团队和哥萨克骑兵组成。俄国军队缺乏统一指挥，各军不善于互相支援，军事行动不协调一致，甚至突击时间也参差不齐;俄国军队缺乏严格训练，工兵素养极差，武器质量低劣。海军军官、造船技师、造船工匠俄国一个也没有。平时不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兼营商业和手工业，战时战斗力极差，二次远征亚速夫，北方战争初期纳尔瓦战役惨败。

　　二、俄国政府强制教育的特征

　　1、彼得一世时期——学习军事技术

　　为了强化发展中的工业建设，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彼得一世上台后急需军事、航海、矿山工程师、医生、学者、艺术家、专业教师、翻译等人才。政府官员不仅要有高贵的出身、财产资格，而且要具备一定的文化教育水平。“我们既然已经打败敌军，保证了国家安全;现在就应该努力用艺术和科学来为国家赢得荣誉。鉴于知识的益处和基础作用，我们不妨把它比作一切对教会和国家有益和有用的事务的根基、种子和首要原则。”彼得大帝具有非凡的智慧、超人的才能、钢铁般的意志和用之不竭的精力，他亲自参与所有的国事，他深入到外交、行政、司法、财政、商业、工业和教育等所有领域的细节中去。

　　1714年彼得大帝签署了对贵族强制教育的法令

　　彼得一世强调强制教育的必要性：“我们的人民如像儿童、不曾学习，不懂字母，当教师强迫他们学习的时候，最初觉得苦恼，但在后来学成之后，才知感激，才知现在的一切事情不都是强迫做成的吗?从此听到许多感激之声，从此产生效果。”但彼得一世把改革仅仅局限在紧迫的战争和财政事务上，对国民教育的关心只是集中在建立以军事为主要内容的各级各类学校上。帝国初期职业学校里的社会成分五光十色，不仅有贵族的子弟，而且有衙役、教士、其他平民的子弟。18世纪初期政府设立的5所院校(航海学校、海军学院、工程学校、炮兵学校、希腊-拉丁学院)尽管兼收并蓄、面向各个等级，但学科相当肤浅，仅用一些专业课程装点各自的教学大纲而已。招收学生，犹如招募兵源，只求学校能满额。在海军学院，252名的学生当中出身贵族的仅有172名，其余都是平民。高年级讲授高等天文学、平面和球面航海学，而低年级25名平民学习字母，2名贵族和25名平民学习日课经，1名贵族和10名平民学习圣诗集，8名平民学习写字。必备的教科书不足，或书价异常昂贵。聘请的外籍教师素质差，如海军学院院长法国人C·伊列尔男爵是一位对各门学科一窍不通的人，对待学生态度恶劣。1715年海军学院的学生每天清晨须集合在大厅里早祷，祈请上帝广施恩典，保佑沙皇陛下圣体健康、沙皇武装力量发展顺利，违者须严惩。学生在各自的位置上，必须仪态大方，不许相互挑逗，违者须受严惩。教授应殚精竭虑、循循善诱地教导海军近卫军，违者须受严惩。

　　彼得一世的教育政策具有明显的贵族特征。政府制定教学大纲，规定贵族子弟须从15岁时从最低的官职开始服军役，定期考核检阅贵族子弟。1704年检阅中有8000个贵族子弟被选派到2个龙骑兵团，380个贵族子弟被选派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近卫军团当士兵。为了防止贵族子弟逃避当士兵，彼得大帝颁令，贵族只有到近卫军中服役才能够晋升为军官。他还鼓励贵族子弟去国家机关做文牍人员，力求经过相应的培训，委以重任，但是贵族、市民和衙役却把学校受教育视为一项繁重的国家义务，“服役上层的不论贵族或平民都只对彼得计划中广义的文化感兴趣……年轻公务人员对技术或财政经济简直毫无兴趣，大多数人也对经济事务尽量避开。但远超过军政工作要求的最低要求(能读、能写、会算)的文化修养却被认为十分需要，是进入上层的重要条件。未来的国家行政官员在上任时就已经准备过一种西方式的生活。”

　　彼得一世统治以前，贵族接受教育的主要途径是出国留学。1697年彼得大帝率先出国，学习俄国所需要的一切，向意大利派遣留学生28人，英国和荷兰派遣22人。1717年向法国派遣20人，威尼斯派遣27人。但人到中年的留学贵族不仅家庭拖累大，根底浅薄，故鄙视留学，而且他们目瞪口呆地观看欧洲社会生活和习俗、制度和环境，良莠不辨，新鲜奇异的事物在他们头脑中并没有形成新的想法。彼得一世认为国家最可靠的主要根基就在于海军，他驱使成百名贵族子弟出国学习航海科学，但贵族子弟宁愿当低等的普通士兵，或学陆地上的任何科学，对航海学深恶痛绝，在西欧各城市留学的贵族子弟游圣山、玩“多面堡”、到赌场妓院鬼混，在那里挑衅斗殴、互相残杀。富有的贵族学会了酗酒宴饮、挥金如土，囊中告罄时便变卖财物，甚至出让庄园，以免回国后欠债进监狱;贫穷的贵族不能按时领到菲薄的薪饷，饥饿难忍被迫在国外为外国人供职服役。彼得想使贵族成为欧洲军事和航海技术苗圃的愿望化为泡影。

　　为此，彼得一世采取措施，严厉惩罚不顺从者。国家采取强制手段招收学生，把他们关押在监狱里，设置岗哨监视。在派赴各省的47名教师中有18人没有招到学生;梁赞的学校直到1722年才开办成功，共招收96名学生，但有59人逃走了。“把教育青年变成驯兽的学校只能引起学员的厌恶，在他们身上培养起独特的反抗形式——逃走。从学校逃走和征兵时的逃亡，这已成为俄国国民教育和国家防务方面的慢性痼疾。政府不把学校教育当成社会的精神要求，而看作青年人为准备义务供职所必须履行的自然徭役。当学校被看成军营或者衙署的预备班时，青年们也就把学生当成永远避之如虎的监狱和苦役所了。”1722年参政院下谕，责令彼得堡海军学院莫斯科航海学校127名享受助学金的逃跑学生，其中贵族子弟33人，尽快返校，否则严惩不贷。

　　彼得一世的宗教改革政策从长远看也是不明智的。“国家把教会本身的任务据为己有，独自占有对人民宗教幸福和精神幸福的关注”。宗教课程受忽视，对传道极为重要的宣讲教义工作也不再受重视。许多教会学校都是为满足服役阶层的世俗需要而设立的，拉丁文成为神学院的教学语言，神学院主要讲授一些对国家机关有用的课程(如逻辑学)，后来成为政府官僚机构培养人才的地方。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彼得大帝之后的俄国教士们的财产和声望很可怜。现存的修道院改成了习艺所，变成了弃儿或荣军收容所，修道士们变成小医院的仆役，而修女们变成了纺纱工和花边女工。教会作为精神与道德导师的重要性随之降低，教士被迫担任一项额外工作——监督老百姓的行动，“让听取忏悔的神父为刑事侦察员提供忏悔时说出的罪恶时，宗教界必须感觉到，从这个地方起国家政权将矗立在他们和人民之间，它将负责对人民思想进行专门的指导，并尽力破坏教民和人民之间曾经有过的那种精神联系，那种相互信任”。教会从属于国家，僧侣成为行政工作者，许多有修养的人感到教会已再不能满足他们的宗教上的需要，转而向别处寻求精神寄托，由此激发了教会以外的宗教活动——共济会的产生。这一切在社会上层文化生活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宗教这种内心转变就是伦理民粹派的根源。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普遍感到道义和精神上欠了俄国人民一笔债，其根源也在此。”俄国知识分子代替教会担当了伦理教化的重任，讽刺文学成为18世纪俄国作家偏爱的一种文学流派。俄罗斯文学的基本主题是宗教性的，俄罗斯文学的苦难性和人性为全世界所震惊。

　　可见，彼得一世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俄国倾向东方的状态，改变了俄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但却导致了社会的巨大分裂。彼得一世时期，从子承父业的服役者中形成了贵族等级，从工商业者中形成了小市民等级，从下层服役者和国家农民中形成了国家农民等级，从私有农民和奴隶中形成了农奴等级，从结婚和不结婚的僧侣中形成了僧侣等级。此时各等级仍需要承担国家义务。封建等级制度的确立有悖于俄国社会的转型，强制贵族学习军事技术和行政学反遭贵族抵制。

　　2、宫廷政变时期——学习西方上流社会的习俗

　　彼得一世去世后，其后继者在教育方面依旧奉行他的改革方针，督促贵族接受学校教育。叶卡特琳娜一世时期创办科学院。安娜女王时设立贵族特权学校——士官武备学校，详细制定教学计划和接纳贵族子弟入学的方式：该校主要为军队培养军官，同时也传授西方生活方式(跳舞、击剑、骑马)及外语;毕业生可以直接晋升为军官;惩罚逃跑的见习生;贵族子弟必须完成法定的学业;为防止贵族子弟逃避学习，经常宣传学习的好处;丈量贵族的世袭领地面积，接纳不同财产资格的贵族子弟;规定每周两天学语法、算术、数学、地理和拉丁文;监督贵族子弟接受检阅;彼得堡15-17岁、有文化的贵族子弟在参政院、各委员会和办公厅任职，须有一定财产资格限制。

　　叶丽萨维塔政府惩罚不具备教育资格的贵族。1740年国家机构中不通晓科学和行政事务的27个贵族当士兵，而28个才华横溢且请求服军役的贵族派到士官武备学校、海军科学院当教官。见习军官应尽量偏重于文职、法理学和算术，压缩以前的军事学内容;贸易委员会的士官生如果经商有道，必须学习历史、地理、法语、德语和其他学科。1762年彼得三世颁布《贵族自由诏书》，贵族摆脱服役义务，同时调整对贵族的监督;贵族有权决定，他们的子弟在国内还是国外接受教育，他们如何学习和学些什么?国家在这方面给予他们很大的自主权。贵族如果愿意从事行政工作，政府则快速提升他们到委员会大臣、省长等岗位上。为了扩大与欧洲国家的对外交往，18世纪政府增加外交委员会官员的编制，由大学生和士官生补充空缺。实际上，获得世俗教育的官员中具有外语水平的人更少，而且他们的社会和民族成分复杂。

　　彼得一世时代，贵族必须具备服兵役所需要的数学、火炮和航海知识;具备公务所需的某种政治、法律和经济知识。贵族的这种义务随着彼得一世的去世而消失被另外一种自愿教育而取代。如彼得一世时期设立在首都的两所海军学院都未能招足定编人数。彼得一世时期，名门和富裕贵族把自己的子弟送进学院;伊丽莎白时期，只有那些领地少和无领地的贵族子弟才进入学院。领取1卢布助学金的贫困贵族子弟无心听课，到校外挣钱养活自己。上流社会生活方式——“德国和法国人彬彬有礼的步态教育”代替了炮兵和航海教育，1717年出版的《青年处世箴言》成为风雅风度的指南。

　　1732年开办的军校比莫斯科大学重要得多。军校计划以德国的骑士学校为样板的，它不仅体现了彼得对技术的功利信念，也满足了宫廷上层要求开拓通向西方文化与文学之门的愿望。社会教育主要把根基扎到期望最小的专门军事学校。1731年和1750年设立的贵族陆军士官武备学校和海军士官武备学校是俄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高等院校，这里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晋升为军官，如鲁缅采夫、卡梅涅茨基、费尔森等。学校教学的训练大纲很有趣。士官学校招收5岁的儿童，学校大量时间主要教授语言，以迎合贵族社会的口味和需求。这种做法与彼得一世形成鲜明的对比，彼得一世是坚持军官只能通过军队中的实际锻炼晋升的。在私立学校，不仅教学大纲类似于公立学校，教授神学、数学、语法、历史、以及神话学、徽章学，而且教师素质很差。法语的教授很成功，严禁学生讲俄语。贵族上层主要对自己的子弟实行家教。

　　家庭教育成为贵族逃避国家义务的一种方式。1754-1756年的调查发现，147个官员的216子弟为逃避国家义务自愿在家接受教育。不仅首都的官员子弟，而且省级官员子弟也想借助家教获得知识。如莫斯科副省长Г.热列博夫的3个儿子接受家庭教育。富有的贵族先让子弟去学校注册后为子弟聘请家庭教师。外国家庭教师的费用在当时很便宜，只是教材昂贵，所以大部分官员和小贵族让子弟勉强学点知识，自学或者让小书吏和退役士兵当老师。

　　外籍教师走进俄国贵族家庭

　　贵族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既没有任何理论基础，又缺乏实践经验。女孩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出嫁，她们的大好时光全部用于学跳舞、行礼、请安和装腔作势方面，这种教育和培养的结果使她们始终处于幻想和伤感之中，使她们完全脱离了现实生活。贵族子女的教育方式使父母与子女之间缺乏深厚的感情纽带。富裕家庭的孩子一出生就被奶娘和保姆所左右;5-7岁时被家庭教师管着;随后进入学校学习。毕业后，男孩服役，女孩嫁人。学业一般在16岁以前完成。如果在国外留学，就要到18-20岁完成。青年贵族从此步入事业旅途，根据地位和接受教育程度被授以军职、文职和宫廷职务。19世纪下半叶，16-18岁被认为是服役的正常年龄。即使在特权学校里，学习气氛压抑，学生处在因命运坎坷而变态的老妇人的监督下，她们把自己生活不幸的怨气无情地发泄到学生身上，繁重的课业，使学生过着修道院和兵营式的生活，而与现实世界完全隔绝。

　　在接受教育权利方面贵族与其他等级存在着巨大差异。大贵族鄙视中小贵族和民众，不愿其子弟与平民子弟一起接受教育，为此政府设立了特殊贵族学校——贵族寄宿学校、贵族女子中学、士官武备学校。为了与普通贵族分开，政府专门为血统贵族、波罗的海贵族和爵位贵族设立了特殊贵族学校——贵族军官学校、皇村中学、贵族法律学校。波雅尔、御前侍臣的子弟、少将和2品文官的子弟大多毕业于这些学校。伯爵В.Л.多尔戈鲁基是当时唯一会说法语的俄国人。18世纪彼得大帝强迫贵族学习外语，然后让他们再给子弟教外语。《守法镜》规定，年轻的贵族子弟之间交往必须讲外语，其目的是让贵族的奴仆无法理解。1品文官的儿子戈洛温通晓法语、英语和其他外语。公爵萨尔蒂科夫的法语讲得非常流利。公爵夫人叶卡捷琳娜·罗曼诺夫·达什克娃自己表白，精通四门外语，但俄语说得很别扭。贵族滥用外语。在纯粹的俄罗斯人之间经常可以碰到母语水平很差的人。元帅鲁缅采夫则用德国腔调说话。公爵科丘别伊习惯用法语讲话，而用俄语讲话感觉很轻浮。莫斯科贵族召开会议时用法语交谈，而某些地方贵族会议召开时，贵族代表先用法语陈述自己的观点，然后用呆板的俄语发表议论。在特权贵族等级偏见影响下，普通贵族也紧随其后，对外语情有独钟，他们把子弟送往富人贵族家庭培养，由此缘故，外语家庭教师人数大大增长，但他们素质不高，文化程度低，误人子弟。1757年法令规定，所有教授外语的家庭教师必须到圣彼得堡科学院接受考核。

　　贵族教育的这种倾向直接冲击了俄国的学校教育。彼得一世访问欧洲回国后建立的彼得堡科学院大学，满目凄凉，丝毫看不出是所大学。教授通常不讲课，学生像招募来的新兵，主要来自别的学校，大部分人对教授讲课的接受能力极差。虽然教授不上课，但学生因笨拙还得挨教鞭。18世纪30年代彼得堡科学院大学负债3万卢布。该大学在20年历程中其科研成果非常有限：出版了日历、拉丁文和俄文科学院通讯;聘用了几个德国副教授。院士从事的学术研究有高等数学，有对人畜体格结构的研究，还探讨远古民族的语言和居所。1755年创办的莫斯科大学情况也不佳，开办时学生人数有100名;30年后学生人数只有82人。1765年法律系全系仅有17名学生;几年以后，医学系也只剩下一名学生，医学系取得文凭的学生一个都没有。贵族上层对上大学不感兴趣，大学里不仅根本学不到东西，而且还可能丧失在家里已具备的端庄举止。莫斯科大学最初是为减轻贵族子女昂贵的家庭教育负担而设立的，但它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创建之初并不接纳纳税等级，出身农民的俄国学者罗蒙诺索夫就是以非贵族身份进入莫斯科大学的。此后，莫斯科大学开始按照欧洲模式接纳贵族和平民子弟，在大学不同等级的人可自由学习文化和研究科学，但俄国贵族仍然想把子弟与平民子弟区别开来，这样，莫斯科大学对贵族而言并不具有诱惑力。

　　18世纪中叶伊丽莎白女皇当政时期，贵族社会形成了两种奇异生活方式的典型代表人物：按照法国方式培养出来的“纨绔子弟”和“卖俏女子”。对纨绔子弟而言，不存在俄国社会，或者俄国社会只不过是他们嘲笑和蔑视的对象;俄语也同德语一样遭到蔑视;关于俄国，他们什么也不知道。18世纪的喜剧和讽刺剧作品对这类人物描绘得非常透彻。在苏马洛科夫喜剧《丑八怪》中，一个纨绔子弟谈起法典时说：“法典!是个什么玩意儿?我不但不想知道俄国的法律，就是俄语我也不想知道，真是亵语!我生为俄罗斯人值得吗?学会怎么穿衣、怎么戴帽、怎么开鼻烟壶、怎么闻鼻烟，一辈子都值得，为以此报效我的祖国，我真的学到了”。卖俏女子觉得无论在哪里都像在家里一样;其日常生活的全部信条就是：穿戴时髦，举止高雅，仪态悦目，笑容优美。这种怪癖空虚的生活方式存在着许多可悲而又可笑的东西，不过这种空虚由于养成的读书爱好而开始逐渐得到充实。起初，读书纯粹是填补空闲，即消除苦闷懒散的一种手段，后来，这种无意中的爱好变成了时尚，变成了上流社会必要的礼节，变成了具备良好教养的条件。出现了贪读凡能弄到手的一切东西。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乡村贵族也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一个图拉地主寡妇不识字，但每天都要摊开一本书，随便什么书，凭记忆背诵圣母颂歌。他爱吃羊肉白菜汤，说不定什么时候喝汤时，她就把烧汤的厨娘叫到跟前打，以刺激食欲。首都和省城的轻佻风流之辈的所作所为就是根基于这种社会底层的乡村文化土壤。这种风雅的消遣活动影响了贵族的审美能力和敏感力。

　　彼得一世去世后，社会动荡，贵族政治势力的壮大，“贵族事实上成了一个享有统治权的等级，它决定着皇位的继承等国家重大事项，对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更是除沙皇外唯一的国事参与者和连接皇权与社会的纽带。”彼得一世的继承者虽继续奉行彼得大帝的改革方针，但也开始注重贵族利益问题，修正超越俄国社会现实的改革政策。但没有西方文化底蕴的贵族以学习西方上流社会的习俗为荣。

　　3、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崇尚法国文学

　　法兰西是欧洲所有民族中最有文学天赋的民族。由于18世纪法国哲学家的政治观念与法国社会实践脱节，没有丝毫权力的作家操纵的文学政治控制了社会舆论，成为法国事实上的政治理论家。“他们不断关心同政府有关的各种问题。他们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原始形式问题，谈论公民的原始权利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人与人之间的和人为的相互关系，习俗的错误或习俗的合法性，谈论到法律的诸原则本身。”而且，“作家们不仅向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还把自己的情绪气质赋予人民。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

　　叶卡捷琳娜二世

　　在青年时代她就迷恋法国文学，继位后与法国启蒙学派的人物直接交往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出资1500法郎资助法国百科全书派出版图书。法国启蒙学者达兰贝尔差一点成为俄国王储的教师。在教育领域破天荒地他为女生提供受教育机会，推行俄国第一个教师培训项目，将学校制度推广到许多省和镇。贵族成为法国文学的传播者。“物理学是可笑的戏法，数学是最基本的常识，只有文学课比较好。”贵族通过各种方式阅读法国文学作品，伏尔泰成为俄国科学院荣誉院士，并受托撰写彼得大帝史。崇尚法国文学的舒瓦洛夫帮助伏尔泰。贵族上层为酬谢外国教师的教学工作慷慨解囊，库拉金伯爵给在他家执教14年的外教布里克奈尔支付了3.5万卢布。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之日起，法国文学作品的原版和译本在俄国社会畅行无阻，法国作家的作品在俄国遥远的偏远乡村广泛流传。在法国军界和政界年轻人中间很容易找到当时法国文学的所有作品。受此影响，俄国贵族出国留学的目的也发生改变。彼得一世时期，出国留学是学习火炮和航海技术;宫廷政变时期是学习上流社会的习俗;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贵族出国则是拜访哲学家。“在她统治期间，俄罗斯高等贵族已开始欧化到脱离民族传统的程度。”

　　由于法俄国启蒙运动的巨大差异，18世纪法国文学家在频繁抨击封建主义和天主教时，使用老一套的说教和抽象概念。但不知道封建主义和天主教的俄国贵族只是从字面上来接受这一概念，政治自由或平等之类的抽象术语在他们那里就变成了无限定的政治教条和宗教道德信条，结果使这些抽象术语的人更加脱离与这些思想毫无共同点的周围实际。由此导致了俄国18世纪文献中出现两大特点：一是丧失了思考的习惯和兴趣;二是失去了对周围现实情况的了解。如18世纪的文学家冯维津，其文学作品无论是表现道德高尚的普拉夫金和斯塔罗杜姆家族，还是讽刺涅多罗斯和布里加季尔，不知取材于何种现实基础，都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而是可笑的趣闻轶事。“抽象观念、陈词滥调、夸夸其谈，这些东西被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人们用来充实头脑，但丝毫没有对感情产生影响;头脑充实了，但惊异的冷酷心理，对道德取向缺乏鉴别能力的现象依旧保留下来。”俄国科学院院长达什科娃公爵夫人，早在少年时代因读贝尔、卢梭、伏尔泰的作品过分入迷指使神经失调。在结束其飞黄腾达的日子之后，在莫斯科她离群索居;对孩子的前途漠不关心，毫无顾忌地同女仆打架;而把全部慈母般的感情和报国激情都集中在顺服她的小官吏身上;儿子的死并没有使她悲伤，小官吏遭受的不幸却深深打动了他的心。从崇拜伏尔泰开始而以顺服小官吏告终的人可能只有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才有。

　　法国启蒙文学连同法国的时尚习俗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像一股巨大的流水涌入俄国贵族社会。有些人获得了高超的技巧，却又无用之极。俄国的一位贵族布图尔林与法国人交谈时，能准确无误地讲述巴黎的街道、剧院和纪念碑，令法国人惊讶不已。彼得堡人对法国首都情况的了解比这个城市的老住户更清楚。“当地知识青年是欧洲文化和哲学水平最高的青年，他们知道的东西比法国大学毕业班的学生还要多”。

　　可见，18世纪中后期，“开明专制”女王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依然是借助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进一步欧化，以巩固和完善俄国专制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为宗旨。改革不再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仅仅以贵族等级利益为重，贵族的强制教育趋向于崇尚法国的文学。尽管18世纪后半期改革催生了一大批俄国西化的贵族知识分子，他们与官方的政府价值观念背离，虽然充满了对民众、对祖国的爱恋，但却经常遭到来自上层专制君主国家的镇压，和来自于底层广大农民的冷漠与拒绝。失败之后，他们把自己全部的积极性转向了文学与思考，为俄罗斯寻找一条沉浸于宗教集体主义和村社精神的乌托邦之路，最终只能成为一批对俄国面临的社会危机无能为力、对时政流弊抨击且古怪的嘲弄之士。“全神贯注且不厌其烦地沉浸于对社会和道德问题的思考，或许是整个俄罗斯艺术和思想的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特征。”但由于国家和社会都不支持人的个性发展，贵族在17世纪萌生了自我意识，但发展缓慢。

　　综上所述，沙皇政府对贵族强制教育特征折射出18世纪改革的悖论性，一方面，18世纪的强制教育使俄国文化开始展现出一幅崭新的局面。贵族接受教育的人数增加，文化素质水平的提高。改革促进了俄罗斯民族观念的转型，打破了俄罗斯民族长期形成的闭塞守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输入了西方文化的新鲜成分，促进了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形成、俄罗斯民族意识和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为俄国现代化的启动创造了前提条件。另外一方面，改革使俄罗斯帝国在欧洲面前突然崛起，成为一个崭露头角前途无量的新国家，这个国家兵源充足，出口原料储量丰富，但是缺少牢固的文化储备。从整体上看，18世纪政府强制贵族接受教育的结果，俄国官员接受教育的比例不高，国家机构中大约80%的官员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在俄国的政治生活，以及行政机构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军官，尤其是近卫军军官，只是一些具有读写能力和服役实际经验者。1775年获得高等教育的官吏在总数中所占比重1.1%，获得中等教育的官吏所占比重18.3%，获得初级和家庭教育的官吏所占比重80.6%。但到19世纪中叶，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吏占29.4%，受过中等教育的官吏占36.9%，受过初等教育的官吏占33.7%。到1897年，这一比例则相应为39.5%、22.8%、37.7%。到19世纪初期，俄国贵族的教育水平依然低下，正如1801年公爵斯特洛加洛夫所言：“我们国家的贵族，只会服役，而没有什么文化水平，这些人不学无术、渺小、愚昧无知，大部分贵族只是为个人私利而服役。”

　　改革导致的社会巨大分裂，突出反映在文化教育方面。贵族和农民之间，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存在着令人难以理解的、没有彻底消除的隔阂。部分顽固不化的贵族对沙皇政府强烈依附，在君主、国家、祖国概念上混为一谈，排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蔑视传统历史文化遗产，醉心于东正教圣物崇拜，无怪乎俄国历史学家叹息道：“在破坏国力方面俄国人没有对手。”享有特权的贵族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先进思想文化，但模仿性极强的贵族知识分子没有确定的价值取向，对沙皇政府绝对服从又怀疑否定，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只迷恋形式上虚幻的荣誉感而忽视对现存传统文化成果的吸收。其结果，18世纪俄罗斯传统文化的西方化难以置信地成为东方化的工具，俄国贵族文化成为东方专制制度打着“启蒙运动”幌子的在思想上看风使舵的工具。18世纪贵族文化的自我封闭和孤立，不能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不能形成本国文化和外来文化下相结合的基础上的具有自身特性的文化，而文化的分裂导致了不同社会等级价值观的极端化和对抗，其结果引发社会的多次动荡。“俄国为暴力付出的社会代价、文化断层是无法想象的，革命打碎了旧世界，同时也毁掉了此前所有的文化积累，新世界只能在荒蛮的文化沙漠上建筑。”这也是18世纪改革的悖论性在贵族文化上的充分体现。

　　本文作者系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