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来源：《中国周边外交研究报告（2016-2017）》序言。

 

　　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继续和平崛起的一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为周边国际舞台的中心，对周边和世界的影响力快速提升，继续成为周边和世界经济的引擎。一年来，中国不仅对周边问题和国际性议题提出“中国方案”和“中国主张”，还逐步为周边国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中国越来越成为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和政治治理的中流砥柱，并将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同时，中国的和平崛起继续面临着美国的制约和阻碍。2016年是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也是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登峰造极的一年。中国周边风波迭起，恶浪翻滚，南海冲突一度达到中美军事对峙的程度，朝鲜两次核爆引发朝鲜半岛局势新一轮的高度紧张，“萨德”入韩将打破经多年历史沉淀形成的东北亚地区脆弱均势，能否弥补周边外交中的安全“短板”，从而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成为中国继续崛起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美国特朗普总统2017年1月上任，其亚太政策尚未定型，给中国周边政治安全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报告（2016—2017）》共4编21章。内容主要涵盖2016年中国周边外交评估与展望、中国周边大国外交、中国周边次区域外交、中国周边外交热点议题等领域，全方位地阐述和总结了2016年度中国周边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方方面面，为读者勾勒了一幅中国周边外交的全景式画卷。既肯定了中国周边外交取得的历史性进展，也指出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本文综合研究报告全文论述，就五个问题提出思考性的不成熟意见，以期引起国人的关注和重视。

 

 

　　2030年前后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据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 Coopers）的研究报告预测：2030年，以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GDP（26.499万亿美元）将超过美国（23.475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以市场汇率计算，到2050年，中国名列第一、美国名列第二、印度名列第三、印尼名列第四、日本名列第五、巴西名列第六、德国名列第七、墨西哥名列第八、英国名列第九、俄罗斯名列第十。法国、意大利则掉出前十名，分别为第11名和第16名。报告认为“这种全球经济力量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的趋势将很大程度上由中国和印度推动，预计2016年至2050年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长将远远低于新兴经济体”，世界正在“进入一段政治、社会和经济极不确定的时期”。

 

　　从目前至2030年，美国实力虽将有所衰退，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仍然是世界老大，仍然主导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中国则是将强未强，其国家定位仍将是世界影响力逐步提升的亚洲地区大国。中国主要发挥影响力的地区仍是其周边，其历史性任务是引领亚洲，避免发生颠覆性的错误。周边外交仍将是中国外交大布局中的“重中之重”。中国不能急于为世界性权力心动，不能给世人造成中国急于要取代美国的印象，不宜急于提出和推广处理全球事务的“中国方案”，更不宜企图以某种新体系主导国际社会。中国应尊重现行美国领导和主导的国际体系和世界规则，逐步谨慎地提议和改善其中的不合理部分，不挑战美国的老大地位。中国人均GDP仍处于世界排名较后的位置，中国关注的应是做好自己的事情，避免将全球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香港《南华早报》发表署名文章《忘了领导世界吧，中国需要整理自家后院》，指出“外界‘吹捧’中国领导世界须警惕”，强调“中国努力提高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是为了在现有体系内工作，而不是为了推翻现有体系”；“吹捧中国领导世界毫无疑问会加剧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地缘政治担忧”；“中国最应关注的是整理自家后院”，“随着经济放缓，中国还要应对社会不稳定带来的风险”等，所说不无道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依然应该成为中国的战略原则。中国应力图维持国内的战略稳定，避免介入国际大规模的战争，继续争取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稳步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强国。只有使中国的经济规模具有“超过美国和欧洲的总和，或至少是美国和日本经济规模的总和”这样的超强国力，才有可能塑造国际关系秩序。

 

　　2050年将是又一时间节点，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明显领先于美国的最大经济体。届时，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国，其国家定位将有所变化，中国周边外交的地位会有所下降，大国外交与全球事务将逐步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从长远的历史视角观察，对于中国与周边的若干争端问题，目前不宜急于求成，等待中国更强大时再予解决，效果可能会更好。有些争端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公民向全球公民身份的转化，以及世界战略和地域格局的变化，其重要性会有所下降，甚至自行消解。中国周边外交应有战略定力，不宜对超级大国的外部刺激做出过度反应，不宜对若干争端的解决急于求成，避免对中国的战略全局定位冒进，防止战略透支，甚至自乱阵脚。

 

　　二、清除美国“亚太再平衡”在中国周边的负面遗产

 

　　冷战结束后，中俄朝与美日韩在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的冷战旧格局，已经为中美主导的中国周边双重新格局所取代。一方面，迅速崛起的中国与霸权守成的美国存在内在结构性矛盾，分歧冲突不断，近时无望彻底解决；另一方面，中国的多边安全体系与美国的双边同盟体系实现了“兼容共存”，中美内在结构性矛盾避免了出现对抗。中国周边政治安全双重格局基本维持了后冷战时代中国周边国际秩序和地区安全的平衡。

 

　　留美中国学者陈兼指出，“中国与美国之间关系的总趋势是，中国这艘船在越来越大的同时，越来越进入目前仍由美国主导的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双边关系呈现竞争、摩擦、冲突和协调、磋商、合作的复合形态。逐步淡化同盟体系是维系亚太地区安全的发展方向。同盟体系的存在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多边安全体系才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很难想象，在未来成熟的亚太命运共同体之内，可以容忍若干国家结盟、互相抱团、以他国为敌的情况继续存在。强化还是弱化在中国周边地区继续存在的同盟体系，是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和维系亚太和平安全的关键所在。中国倡导“亚太命运共同体”和“亚洲安全观”，力推“一带一路”倡议，追求的就是以和平方式淡化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对亚太地区带来的负能量，实现亚太各国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然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却反其道而行之。美国为了制衡中国在亚太区域日益增大的影响力，加大了对中国周边事务的干预力度，综合运用同盟体系、军事霸权、经济遏制以及价值观围攻等手段，阻挠中国赶上或超越美国的老大地位。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趁势利用中美的结构性矛盾，在东海、南海挑战中国的战略利益，朝鲜则继续其核武与经济并举的战略措施，多次进行核武试验和卫星发射。中国周边一南一北成为美国制衡中国在周边区域日益增大影响力，加大对中国和中国周边事务干预力度的重点区域，中国周边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紧张局势。

 

　　2016年1月和9月，朝鲜进行第四、第五次核爆炸，美国根据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需求，大动干戈，过度应对，导致东北亚的战争危险骤然上升。美国不仅对于中国提出的半岛无核化与和平机制并举的新思路置之不理，而且努力推动美韩同盟、美日同盟并轨，进而提升其为东北亚“小北约”——美日韩同盟，破坏原有东北亚政治安全平衡的格局。更为严重的是，美韩不顾中国强烈坚决反对，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体系，阻挠中韩自由贸易合作的强劲势头，撕裂中韩建立起来的、来之不易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不仅使美朝、韩朝对抗关系升级，而且严重威胁中俄国家安全，迫使中俄做出战略回应，使东北亚国际关系重现某些冷战的特色。

 

　　2016年上半年，中美因“南海仲裁案”而在南海的争端和冲突急骤上升。美国的双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逞威，在“自由航行”的名义下，渲染战争气氛。美国插手南海争端，一是为了挑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割裂中国与东盟日益密切的联系，使中国失去发展后院，并抓住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的争端，兴风作浪，形成对中国国家安全的障碍和冲击；二是恶化中国的地缘安全环境，美国借口“自由航行”，出动包括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内的大规模海空行动，试图控制中国的海上贸易线路；三是利用南海争端，构建美国与东亚某些非结盟国家的“准同盟”关系，整合既有的双边同盟国家，在东亚南部区域形成“制衡”中国的更大阵容。

 

　　2016年，奥巴马在其任期最后一年，将“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行至登峰造极的地步。清除美国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留下的负面遗产，是中国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处理中美关系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然而，特朗普虽然宣布废除“亚太再平衡”战略，终止奥巴马对朝“战略忍耐”政策，但执政百天，却难脱奥巴马旧策的轨道。特朗普政府执行的实际上是没有“亚太再平衡”名称的“亚太再平衡”政策，而且更加凶狠，导致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美国很可能将朝核问题与中美经贸问题、南海问题乃至台海等问题挂钩，向中国施压。特朗普政府甚至威胁中国，如果不能加大对朝制裁，帮助美国促成朝鲜弃核，美国将自行解决朝核问题，战争威胁徒然升级。南海局势目前虽趋平静，但仍存在再度恶化的可能性。清除奥巴马的负面遗产困难重重，局势存在着进一步升级的可能。这既是未来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主要课题，更是要花大力去解决的历史性难题。

 

 

　　2016年，美国在东亚的密集推进，试图阻滞中国继续和平崛起的强劲发展势头，使周边政治安全格局出现了“冷战化危险”。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是中国周边南北政治动荡的根源之一，这一战略将中美间内在的结构性矛盾扩大，大大压缩了发展中美“兼容共存”的政治空间，从而使既有的周边政治安全格局发生失衡，使已经结束的冷战时代面临回归的可能。

 

　　中国周边的政治安全格局已“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进入“新冷战”阶段抑或继续维持目前政治安全平衡的选择。这将直接关系中国能否继续和平发展。如何正确观察和判断当前中国周边政治安全格局的总特点和发展趋势，将直接关系到国家对周边政治安全形势的基本评估，影响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制定和政策实施。对于中国周边“冷战危险”的评估不足或过度，不仅会影响我们对周边安全形势和外交成果的评估，而且将会对国家发展造成重大影响，关系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延长和继续崛起的步伐。

 

　　应对中国周边出现的“冷战化危险”，中国应淡定、沉着，时间和优势都在中国一边。中国应冷静判断美国是阻碍中国崛起的主要国家，做到心中有数，应对有度。对待美国这样的信奉霸权主义、惯于实行军事威胁、又有着熟练外交技能的国家，需要文武并举，以文对文，以武对武。中国需要以有理、有利、有节的坚决斗争，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前，从“冷战化危险”中走出，恢复中国周边政治安全格局的平衡。这将有利于东亚和平大局，也有利于维护两个大国的自身利益。

 

　　如何应对美国的挑衅？分歧意见较大。如对于“萨德”驻韩问题，谁都明白这是美国的战略意图。在这场精心设计的布局中，韩国是受美国指使和压力而为，美是主，韩是次。但“萨德”驻韩问题发生以来，中国在打击对象上却有主要对韩的倾向。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中国重视美国对世界、对地区以及对中国发展的影响，重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在某种程度对美国霸权主义行径和强盗逻辑有所容忍迁就，结果并未能使中美关系达到应有的水准，反而导致中国的国际威望受损和“中间国家”对于中国的信任度下降。而当中国坚定应对美国的无理挑衅，有理有节有度开展坚决斗争之时，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如何应对朝核问题上，中国周边外交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朝鲜实际上也是一个“中间国家”，既与中国有原则分歧和核心利益争端（同盟关系模糊化、国际规则差别化、发展道路异样化、经济援助市场化、朝核问题对抗化），又与中国在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建设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方面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中美磋商的联合国对朝制裁决议，意在制止朝鲜的核试验，却难以奏效，反给中国自己带来了“萨德”驻韩的结果。并且朝鲜每次进行核爆，不管中国怎样做，美国都会指责中国制裁不力，甚至误指中国导致朝核问题难以解决。中美经济制裁朝鲜进行核爆的意图完全不同，中国意在推动朝鲜弃核，实现半岛和平稳定；美国则将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相结合，企图将朝鲜“整死”。美国自身却无视联合国决议对于美韩等所要求的相关平衡内容。

 

　　2016年朝鲜第五次核爆后，中美再次发生美国国防部长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相互指责的口水仗。中国应强硬要求美国全面完整执行联合国相关朝鲜问题决议。美国试图保持半岛适度紧张，不急于解决朝核问题，中国急也没有用。中国应在推动朝鲜弃核的同时，加大对朝经济合作，将朝鲜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行列，寻找半岛无核化的新路径。中国关于朝鲜半岛问题“三个原则”“三条底线”“双暂停”和朝鲜无核化与半岛和平机制并行的主张，符合联合国决议的基本精神，必须得到全面完整的执行。

 

　　2016年中国周边外交很好地应对了美国一手操纵的“南海仲裁案”问题。中国软硬兼施，应对美国的无理干涉和军事威胁，中国三大舰队联合在南海军演的强硬应对和中国外交部以柔克刚的坚定立场，最终迫使美国航母战斗群悄然离开南海。各国对“仲裁案”结果的反映出乎预料，菲律宾态度发生正向逆转，越南态度也非常克制，马来西亚加大发展对华关系的力度，新加坡“使坏”则无济于事，导致美日导演了一幕拙劣的“独角戏”。南海局势以凶险紧张开局，平稳趋暖见收，中国与东盟国家重回协商解决问题的和平道路，南海争端交涉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成功。

 

　　“霸权稳定论”是美国治理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基本指导理论和习惯性行动思路，其对此驾轻就熟，任性横行，极易导致“新冷战危险”重新降临中国周边地区。中国提出了“合作共赢”的重要理念以应对美国的霸权逻辑，“中国主张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正如王毅外交部长指出的：“这是习近平主席总揽世界大势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厚积薄发，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的继承和弘扬，也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和创新，必将对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中国主张的“合作共赢”理念以及“亚洲命运共同体”“亚洲安全观”等一系列主张构成了一个力避“冷战化危险”重新降临亚太地区的理论体系。

 

　　2017年，中国周边外交将遭遇特朗普总统执政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更大冲击，能否避免“新冷战危险”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需要中国对未来有更多的顶层设计和应对方案。中国能否继续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能否力避“冷战化危险”重降中国周边地区，解决好中美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合作问题。

 

　　四、争取更多“中间国家”倾向中国

 

　　中国周边已经出现了新的“三个世界”的架构。中、美各为一极，其间存在许多“中间国家”。“中间国家”中有与美结盟的国家，也有亲近中国的国家，有发达国家、大国，也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与中国友好的国家，也有与中国有分歧的国家。但几乎所有的中国周边国家对于中、美两国均持平衡的立场。2016年这个状态及其发展趋势更为明显。

 

　　对于处于中美之间的国家而言，虽然出现了日本、新加坡、韩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利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谋取私利的各种举动，侵犯甚至严重侵犯中国的国家利益，但这些国家除日本立场特殊以外，基本立场仍是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以获取自已国家的最高利益，都不会在中美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与冷战时代有重要区别。

 

　　菲律宾跟着美国制造了“南海仲裁案”闹剧，在所谓“完胜”之后，却低调对待裁决结果。菲律宾总统杜特尔杜委派特使访问香港，他本人在东盟以外的国家中首访中国，中菲签署了13个双边合作文件，涉及经贸、投资、产能、农业、旅游、禁毒、金融、海警、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双方同意采用克制态度和谈判方式解决南海冲突，表明菲律宾明白，运用冷战的老套路，完全跟着美国闹，不会有好结果。中菲关系的新进展表明菲律宾将回归对华友好与菲美同盟的平衡轨道。

 

　　即使是日本，与中国之间也存在诸多的共同利益，与美国之间则存在不少利害冲突，中日关系有朝一日走出困境，那么日本也将会选择在中美之间实行平衡。2017年4月，日本首相安倍决定派遣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出席5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虽系为内外各种压力所致，但可能会成为改变日本依傍美国制衡中国政策为在中美之间实行某种平衡的政策的开始。日本选择在中美间实行平衡，可以实现其最大的国家利益。

 

　　目下，中俄走得很近，既是由中俄共同的战略利益决定，同时也是由于美俄矛盾过于尖锐导致。如果特朗普与普京达成和解共识，美俄关系得以调整，那么，俄罗斯也会在中美之间实行平衡政策，既积极发展对华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也发展美俄合作关系，俄罗斯从中博取最大的国家利益。

 

　　印度是一个自主型的亚洲地区大国，美国有利用印度制衡中国的意图，印度也有利用美国对华竞争的考虑，但美印双方亦有利益分歧和冲突，印度在与美合作制衡中国的同时，也有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实现平衡政策的动力和可能，完全倒向任何一方，都非印度最佳的现实选择。

 

　　对于“中间国家”来说，韩国模式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中韩建交25年来，韩国政府创造了处理国际关系的“韩国模式”，其核心是妥善而智慧地处理对美、对华关系，在美国和中国的结构性矛盾之间执行平衡政策。韩国欢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在亚洲及世界崛起，乐意乘坐中国的顺风快车，不赞成美日“遏制”中国的主张；韩国倡议“中韩人文纽带”，和中国互相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不参与美日策划所谓“价值观念同盟”对中国的贬损和攻击；韩国对于中韩之间发生的某些分歧和争执，如高句丽、渔业纠纷、朝核问题等，能够放眼两国长远利益妥善处理，不让这些分歧和矛盾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2015年，韩国推行的这个“模式”出现许多亮点，如韩国不顾美国的阻挠和反对，毅然加入“亚投行”；时任总统朴槿惠参加中国“9•3”大阅兵，受到中国超高规格接待；中韩签署FTA协定，并在年内生效等。韩国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国家利益，既将对华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亦没有影响及危及韩美同盟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从而强化了韩国的主权国家地位，促进了东北亚的安全和合作局面，提升了韩国的国际声誉和世界影响。

 

　　此种典型意义不仅表现在韩国在中美间平衡做得比较好的时候，同样也表现在这种平衡发生动摇的时候。2016年7月以来，中韩围绕着“萨德”驻韩问题发生严重争执，韩国在中国与美国间实行的“平衡”政策发生动摇，其间有美国高压的因素，也有其自身内部政治斗争的需要，事态有趋向恶化的危险。但韩国国内反对“萨德”入韩的浪潮风起云涌，一直没有停息，中国的应对态度坚定而不妥协。可以预期，随着韩国总统的更迭，以及美韩分歧和矛盾的发展，中韩经济发展和应对朝核问题的需求，争取韩国在中美间继续保持平衡，仍然是可以期待的结局。

 

　　“中间国家”的对美对华平衡由于中美两极矛盾的结构性特征，以及各自国家自身的原因，这些国家对华关系出现重大分歧和突然逆转的现象将会“常态化”。中国处理周边外交经常需要处理这样的问题。中国与日本有历史问题、东海划界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的争端，与韩国有黄海海域划界问题和萨德入韩的争端，与菲律宾有海域和岛屿问题争端，与朝鲜有朝核问题的分歧，与印度有领土及贸易不平衡分歧，与缅甸有建设水电站和铜矿项目的分歧，与斯里兰卡有港口建设项目的分歧，等等。而且旧的分歧和争端得以解决或缓解后，由于内外各种因素，特别是域外大国的挑拨和兴风作浪，新的矛盾和分歧还会不断发生。这既是双方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必然可能发生的问题，也是邻居相处的一种常态，更是域外大国出于自身目的恶意诱导，难以避免。2016年，中国在处理与“中间国家”的各种平衡外交问题上取得了不少进展，逐步形成了一些成功应对的思路：

 

　　（一）“中间国家”在中美间实行平衡政策。随着中国进一步崛起，中美间差距缩小，以及中美两国与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间差距拉大，其意义会更大，不仅具有亚太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2016年，不仅中国周边的“中间国家”更多地实行对华对美平衡政策，而且西方的英、法、德、新、澳等国，也在中美间实行平衡政策，这是由各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决定的。

 

　　（二）“中间国家”平衡模式发生动摇。一些国家对华友好态度出现逆转是暂时的现象。对于与中间国家间发生的矛盾和分歧，中国应向这些国家说清利害关系，不对其损害中国国家重大利益的行为让步手软，但也注意将处理分歧问题与发展两国长远友好关系分开，实行“双轨思路”。争取妥善解决这些分歧，使其重返在中美之间实行的“平衡”政策，应是中国的基本方针，也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2016年，中国成功处理与菲律宾、印度、越南、新加坡等国的分歧，让这些国家继续在中美间实行平衡政策。

 

　　（三）争取更多的“中间国家”站在自己一边，或更多地倾向自己，成为中美两国博弈的重要内容。中国应理解、接受和适应中间国家在中美间实行的平衡政策，冷战时期那种非此即彼、画线站队式对待中间国家的态度已经过时。中国应用包容的态度，争取与更多的中间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中国对于菲律宾、越南、韩国、新加坡，也包括日本等有争议的国家，应争取他们在中美间中立平衡，或更多倾向中国，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四）中国应以“合作共赢”与“命运共同体”的新思路取代美国的霸权稳定论和冷战时期“非此即彼”的旧思路。“合作共赢”是中国处理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积极推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2016年，中国成功举办二十国集国杭州峰会，推动二十国集团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中国在各种国际场合大力宣扬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使中国成为决定周边政治安全格局的核心力量和中流砥柱，经过中国坚定沉着的努力，将可能避免冷战灾难再次在中国周边和世界重现。

 

　　（五）“一带一路”是中国和平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性举措，也是中国与周边“中间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共建亚太美好未来的务实性行动纲领。

 

　　面对可能存在的来自美国和地区代理人的挑衅和战争威胁，中国需要推行“太极外交”，既做出必要而有力的应对和准备，又注意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冲。争取“不战而胜”是中国实现自身目标的最高境界。

 

　　五、正确定位、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周边外交重头戏。2015年3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三部门经国务院授权，联合对外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白皮书，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正式进入实施阶段。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一带一路”在2016年稳步推进，进入初步收获阶段，实现了在机制建设、平台搭建、融资保障、重点项目等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受到国际社会日益增大的关注和支持。

 

　　然而，对于“一带一路”的定位，却在舆论界出现了随意泛化的现象，使“一带一路”成为一种“包打天下”“包治百病”的东西。有人提出“一带一路”2.0版，主张“一带一路”由“倡议”升级为“机制”；经营地域从欧亚大陆扩展至整个世界，提议用“一带一路”引领全球化新时代；不仅将“一带一路”扩展到全球各个地方，甚至涵盖极地、深海、太空等全球公域等，将“一带一路”扩展成一个涵盖全球的战略。这些主张超越了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历史阶段，不适当地、想当然地要以“一带一路”引领和领导整个世界。这不仅不切实际，难以得到世界各国的支持，而且会将“一带一路”一盘好棋弄得一团糟糕，取得适得其反的实际效果。为此，正确定位、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周边外交面对的又一个需要认真解决好的重大问题。

 

　　本文综合十八以来中共中央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各种指示性意见以及学界的各种真知灼见，综合成以下几个观点，力图正确定位、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求教于大家的批评。

 

　　（一）“一带一路”是个百年工程，内外有别。“对内是大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快速，但西部发展一直相对落后”，“‘一带一路’能让本部连接中亚、西亚和欧洲，成为连接外部的中心地带。”对外则是“合作倡议”，而非有制约性的机制，“通过‘一带一路’可以周边为重点，实现地缘经济互联互通，构建开放的大地缘经济网络”，“一边连接有活力的东亚，另一边是发达的欧洲”，“一带一路”不同于旧式的发达国家通过援助的形式支持不发达国家，而是发展一种新型的发展合作关系，“开始提出到实施，一直都是大家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享成果，根据当地需要来展开项目合作。

 

　　（二）“一带一路”的重点是中国周边，而不应扩大至全球。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东南亚时曾明确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合作伙伴是周边国家，首要受益对象也是周边国家。中国将强未强，不宜企图通过“一带一路”去主导新国际体系和新全球化进程，而应通过“一带一路”大练内功，增强国力，增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及其影响力。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Stephen S.Roach）撰文指出，“全球领导权始于国内力量，但中国在抵达被领导人称为‘新常态’之地之前，仍有大量的结构调整和再平衡工作要做”，“特朗普总统改变了全球化规则，导致很多中国人在想现在是不是作为全球化大国掌握主导权的机会呢？”作者主张“中国应抵御彰显作为全球化大国的力量的诱惑，继续把焦点放在实施国内战略上”。此种警言值得国人关注。

 

　　（三）“一带一路”推进地域应向东经南海进入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贯通印太两洋，打通国际海洋通道，西进与欧亚大陆连成一片，形成与欧亚大陆的陆上通道，强化中国的大周边环境。中国不宜将“一带一路”对象国任意扩展至整个欧洲、南美，甚至涵盖北极、深海、太空等全球公域在内。

 

　　（四）“一带一路”的实质是南南合作。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主要是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以“亲、诚、惠、容”的理念增强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软实力，进一步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从而强化中国大国外交最重要的基础。中国不要指望在目前的历史阶段，发达国家会愿意成为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之中坚合作对象。中国在“一带一路”问题上，应踏踏实实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夯实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坚实基础，使中国实现从将强未强到真正强大起来的转变。

 

　　2017年5月，中国政府将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带一路”建设应正确定位，务实推进，进入深耕细作的新阶段。

 

　　2017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全局和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定位将有望再次得到确认。中国的周边外交虽然面临众多的问题和困难，但必定会在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排除万难，取得更加辉煌、更加务实的进步和成就，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原文来源：《中国周边外交研究报告（2016-2017）》序言。

 

　　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继续和平崛起的一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为周边国际舞台的中心，对周边和世界的影响力快速提升，继续成为周边和世界经济的引擎。一年来，中国不仅对周边问题和国际性议题提出“中国方案”和“中国主张”，还逐步为周边国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中国越来越成为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和政治治理的中流砥柱，并将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同时，中国的和平崛起继续面临着美国的制约和阻碍。2016年是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也是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登峰造极的一年。中国周边风波迭起，恶浪翻滚，南海冲突一度达到中美军事对峙的程度，朝鲜两次核爆引发朝鲜半岛局势新一轮的高度紧张，“萨德”入韩将打破经多年历史沉淀形成的东北亚地区脆弱均势，能否弥补周边外交中的安全“短板”，从而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成为中国继续崛起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美国特朗普总统2017年1月上任，其亚太政策尚未定型，给中国周边政治安全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报告（2016—2017）》共4编21章。内容主要涵盖2016年中国周边外交评估与展望、中国周边大国外交、中国周边次区域外交、中国周边外交热点议题等领域，全方位地阐述和总结了2016年度中国周边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方方面面，为读者勾勒了一幅中国周边外交的全景式画卷。既肯定了中国周边外交取得的历史性进展，也指出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本文综合研究报告全文论述，就五个问题提出思考性的不成熟意见，以期引起国人的关注和重视。

 

 

　　2030年前后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据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 Coopers）的研究报告预测：2030年，以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GDP（26.499万亿美元）将超过美国（23.475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以市场汇率计算，到2050年，中国名列第一、美国名列第二、印度名列第三、印尼名列第四、日本名列第五、巴西名列第六、德国名列第七、墨西哥名列第八、英国名列第九、俄罗斯名列第十。法国、意大利则掉出前十名，分别为第11名和第16名。报告认为“这种全球经济力量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的趋势将很大程度上由中国和印度推动，预计2016年至2050年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长将远远低于新兴经济体”，世界正在“进入一段政治、社会和经济极不确定的时期”。

 

　　从目前至2030年，美国实力虽将有所衰退，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仍然是世界老大，仍然主导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中国则是将强未强，其国家定位仍将是世界影响力逐步提升的亚洲地区大国。中国主要发挥影响力的地区仍是其周边，其历史性任务是引领亚洲，避免发生颠覆性的错误。周边外交仍将是中国外交大布局中的“重中之重”。中国不能急于为世界性权力心动，不能给世人造成中国急于要取代美国的印象，不宜急于提出和推广处理全球事务的“中国方案”，更不宜企图以某种新体系主导国际社会。中国应尊重现行美国领导和主导的国际体系和世界规则，逐步谨慎地提议和改善其中的不合理部分，不挑战美国的老大地位。中国人均GDP仍处于世界排名较后的位置，中国关注的应是做好自己的事情，避免将全球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香港《南华早报》发表署名文章《忘了领导世界吧，中国需要整理自家后院》，指出“外界‘吹捧’中国领导世界须警惕”，强调“中国努力提高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是为了在现有体系内工作，而不是为了推翻现有体系”；“吹捧中国领导世界毫无疑问会加剧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地缘政治担忧”；“中国最应关注的是整理自家后院”，“随着经济放缓，中国还要应对社会不稳定带来的风险”等，所说不无道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依然应该成为中国的战略原则。中国应力图维持国内的战略稳定，避免介入国际大规模的战争，继续争取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稳步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强国。只有使中国的经济规模具有“超过美国和欧洲的总和，或至少是美国和日本经济规模的总和”这样的超强国力，才有可能塑造国际关系秩序。

 

　　2050年将是又一时间节点，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明显领先于美国的最大经济体。届时，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国，其国家定位将有所变化，中国周边外交的地位会有所下降，大国外交与全球事务将逐步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从长远的历史视角观察，对于中国与周边的若干争端问题，目前不宜急于求成，等待中国更强大时再予解决，效果可能会更好。有些争端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公民向全球公民身份的转化，以及世界战略和地域格局的变化，其重要性会有所下降，甚至自行消解。中国周边外交应有战略定力，不宜对超级大国的外部刺激做出过度反应，不宜对若干争端的解决急于求成，避免对中国的战略全局定位冒进，防止战略透支，甚至自乱阵脚。

 

　　二、清除美国“亚太再平衡”在中国周边的负面遗产

 

　　冷战结束后，中俄朝与美日韩在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的冷战旧格局，已经为中美主导的中国周边双重新格局所取代。一方面，迅速崛起的中国与霸权守成的美国存在内在结构性矛盾，分歧冲突不断，近时无望彻底解决；另一方面，中国的多边安全体系与美国的双边同盟体系实现了“兼容共存”，中美内在结构性矛盾避免了出现对抗。中国周边政治安全双重格局基本维持了后冷战时代中国周边国际秩序和地区安全的平衡。

 

　　留美中国学者陈兼指出，“中国与美国之间关系的总趋势是，中国这艘船在越来越大的同时，越来越进入目前仍由美国主导的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双边关系呈现竞争、摩擦、冲突和协调、磋商、合作的复合形态。逐步淡化同盟体系是维系亚太地区安全的发展方向。同盟体系的存在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多边安全体系才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很难想象，在未来成熟的亚太命运共同体之内，可以容忍若干国家结盟、互相抱团、以他国为敌的情况继续存在。强化还是弱化在中国周边地区继续存在的同盟体系，是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和维系亚太和平安全的关键所在。中国倡导“亚太命运共同体”和“亚洲安全观”，力推“一带一路”倡议，追求的就是以和平方式淡化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对亚太地区带来的负能量，实现亚太各国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然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却反其道而行之。美国为了制衡中国在亚太区域日益增大的影响力，加大了对中国周边事务的干预力度，综合运用同盟体系、军事霸权、经济遏制以及价值观围攻等手段，阻挠中国赶上或超越美国的老大地位。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趁势利用中美的结构性矛盾，在东海、南海挑战中国的战略利益，朝鲜则继续其核武与经济并举的战略措施，多次进行核武试验和卫星发射。中国周边一南一北成为美国制衡中国在周边区域日益增大影响力，加大对中国和中国周边事务干预力度的重点区域，中国周边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紧张局势。

 

　　2016年1月和9月，朝鲜进行第四、第五次核爆炸，美国根据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需求，大动干戈，过度应对，导致东北亚的战争危险骤然上升。美国不仅对于中国提出的半岛无核化与和平机制并举的新思路置之不理，而且努力推动美韩同盟、美日同盟并轨，进而提升其为东北亚“小北约”——美日韩同盟，破坏原有东北亚政治安全平衡的格局。更为严重的是，美韩不顾中国强烈坚决反对，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体系，阻挠中韩自由贸易合作的强劲势头，撕裂中韩建立起来的、来之不易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不仅使美朝、韩朝对抗关系升级，而且严重威胁中俄国家安全，迫使中俄做出战略回应，使东北亚国际关系重现某些冷战的特色。

 

　　2016年上半年，中美因“南海仲裁案”而在南海的争端和冲突急骤上升。美国的双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逞威，在“自由航行”的名义下，渲染战争气氛。美国插手南海争端，一是为了挑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割裂中国与东盟日益密切的联系，使中国失去发展后院，并抓住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的争端，兴风作浪，形成对中国国家安全的障碍和冲击；二是恶化中国的地缘安全环境，美国借口“自由航行”，出动包括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内的大规模海空行动，试图控制中国的海上贸易线路；三是利用南海争端，构建美国与东亚某些非结盟国家的“准同盟”关系，整合既有的双边同盟国家，在东亚南部区域形成“制衡”中国的更大阵容。

 

　　2016年，奥巴马在其任期最后一年，将“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行至登峰造极的地步。清除美国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留下的负面遗产，是中国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处理中美关系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然而，特朗普虽然宣布废除“亚太再平衡”战略，终止奥巴马对朝“战略忍耐”政策，但执政百天，却难脱奥巴马旧策的轨道。特朗普政府执行的实际上是没有“亚太再平衡”名称的“亚太再平衡”政策，而且更加凶狠，导致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美国很可能将朝核问题与中美经贸问题、南海问题乃至台海等问题挂钩，向中国施压。特朗普政府甚至威胁中国，如果不能加大对朝制裁，帮助美国促成朝鲜弃核，美国将自行解决朝核问题，战争威胁徒然升级。南海局势目前虽趋平静，但仍存在再度恶化的可能性。清除奥巴马的负面遗产困难重重，局势存在着进一步升级的可能。这既是未来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主要课题，更是要花大力去解决的历史性难题。

 

 

　　2016年，美国在东亚的密集推进，试图阻滞中国继续和平崛起的强劲发展势头，使周边政治安全格局出现了“冷战化危险”。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是中国周边南北政治动荡的根源之一，这一战略将中美间内在的结构性矛盾扩大，大大压缩了发展中美“兼容共存”的政治空间，从而使既有的周边政治安全格局发生失衡，使已经结束的冷战时代面临回归的可能。

 

　　中国周边的政治安全格局已“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进入“新冷战”阶段抑或继续维持目前政治安全平衡的选择。这将直接关系中国能否继续和平发展。如何正确观察和判断当前中国周边政治安全格局的总特点和发展趋势，将直接关系到国家对周边政治安全形势的基本评估，影响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制定和政策实施。对于中国周边“冷战危险”的评估不足或过度，不仅会影响我们对周边安全形势和外交成果的评估，而且将会对国家发展造成重大影响，关系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延长和继续崛起的步伐。

 

　　应对中国周边出现的“冷战化危险”，中国应淡定、沉着，时间和优势都在中国一边。中国应冷静判断美国是阻碍中国崛起的主要国家，做到心中有数，应对有度。对待美国这样的信奉霸权主义、惯于实行军事威胁、又有着熟练外交技能的国家，需要文武并举，以文对文，以武对武。中国需要以有理、有利、有节的坚决斗争，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前，从“冷战化危险”中走出，恢复中国周边政治安全格局的平衡。这将有利于东亚和平大局，也有利于维护两个大国的自身利益。

 

　　如何应对美国的挑衅？分歧意见较大。如对于“萨德”驻韩问题，谁都明白这是美国的战略意图。在这场精心设计的布局中，韩国是受美国指使和压力而为，美是主，韩是次。但“萨德”驻韩问题发生以来，中国在打击对象上却有主要对韩的倾向。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中国重视美国对世界、对地区以及对中国发展的影响，重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在某种程度对美国霸权主义行径和强盗逻辑有所容忍迁就，结果并未能使中美关系达到应有的水准，反而导致中国的国际威望受损和“中间国家”对于中国的信任度下降。而当中国坚定应对美国的无理挑衅，有理有节有度开展坚决斗争之时，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如何应对朝核问题上，中国周边外交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朝鲜实际上也是一个“中间国家”，既与中国有原则分歧和核心利益争端（同盟关系模糊化、国际规则差别化、发展道路异样化、经济援助市场化、朝核问题对抗化），又与中国在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建设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方面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中美磋商的联合国对朝制裁决议，意在制止朝鲜的核试验，却难以奏效，反给中国自己带来了“萨德”驻韩的结果。并且朝鲜每次进行核爆，不管中国怎样做，美国都会指责中国制裁不力，甚至误指中国导致朝核问题难以解决。中美经济制裁朝鲜进行核爆的意图完全不同，中国意在推动朝鲜弃核，实现半岛和平稳定；美国则将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相结合，企图将朝鲜“整死”。美国自身却无视联合国决议对于美韩等所要求的相关平衡内容。

 

　　2016年朝鲜第五次核爆后，中美再次发生美国国防部长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相互指责的口水仗。中国应强硬要求美国全面完整执行联合国相关朝鲜问题决议。美国试图保持半岛适度紧张，不急于解决朝核问题，中国急也没有用。中国应在推动朝鲜弃核的同时，加大对朝经济合作，将朝鲜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行列，寻找半岛无核化的新路径。中国关于朝鲜半岛问题“三个原则”“三条底线”“双暂停”和朝鲜无核化与半岛和平机制并行的主张，符合联合国决议的基本精神，必须得到全面完整的执行。

 

　　2016年中国周边外交很好地应对了美国一手操纵的“南海仲裁案”问题。中国软硬兼施，应对美国的无理干涉和军事威胁，中国三大舰队联合在南海军演的强硬应对和中国外交部以柔克刚的坚定立场，最终迫使美国航母战斗群悄然离开南海。各国对“仲裁案”结果的反映出乎预料，菲律宾态度发生正向逆转，越南态度也非常克制，马来西亚加大发展对华关系的力度，新加坡“使坏”则无济于事，导致美日导演了一幕拙劣的“独角戏”。南海局势以凶险紧张开局，平稳趋暖见收，中国与东盟国家重回协商解决问题的和平道路，南海争端交涉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成功。

 

　　“霸权稳定论”是美国治理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基本指导理论和习惯性行动思路，其对此驾轻就熟，任性横行，极易导致“新冷战危险”重新降临中国周边地区。中国提出了“合作共赢”的重要理念以应对美国的霸权逻辑，“中国主张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正如王毅外交部长指出的：“这是习近平主席总揽世界大势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厚积薄发，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的继承和弘扬，也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和创新，必将对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中国主张的“合作共赢”理念以及“亚洲命运共同体”“亚洲安全观”等一系列主张构成了一个力避“冷战化危险”重新降临亚太地区的理论体系。

 

　　2017年，中国周边外交将遭遇特朗普总统执政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更大冲击，能否避免“新冷战危险”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需要中国对未来有更多的顶层设计和应对方案。中国能否继续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能否力避“冷战化危险”重降中国周边地区，解决好中美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合作问题。

 

　　四、争取更多“中间国家”倾向中国

 

　　中国周边已经出现了新的“三个世界”的架构。中、美各为一极，其间存在许多“中间国家”。“中间国家”中有与美结盟的国家，也有亲近中国的国家，有发达国家、大国，也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与中国友好的国家，也有与中国有分歧的国家。但几乎所有的中国周边国家对于中、美两国均持平衡的立场。2016年这个状态及其发展趋势更为明显。

 

　　对于处于中美之间的国家而言，虽然出现了日本、新加坡、韩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利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谋取私利的各种举动，侵犯甚至严重侵犯中国的国家利益，但这些国家除日本立场特殊以外，基本立场仍是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以获取自已国家的最高利益，都不会在中美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与冷战时代有重要区别。

 

　　菲律宾跟着美国制造了“南海仲裁案”闹剧，在所谓“完胜”之后，却低调对待裁决结果。菲律宾总统杜特尔杜委派特使访问香港，他本人在东盟以外的国家中首访中国，中菲签署了13个双边合作文件，涉及经贸、投资、产能、农业、旅游、禁毒、金融、海警、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双方同意采用克制态度和谈判方式解决南海冲突，表明菲律宾明白，运用冷战的老套路，完全跟着美国闹，不会有好结果。中菲关系的新进展表明菲律宾将回归对华友好与菲美同盟的平衡轨道。

 

　　即使是日本，与中国之间也存在诸多的共同利益，与美国之间则存在不少利害冲突，中日关系有朝一日走出困境，那么日本也将会选择在中美之间实行平衡。2017年4月，日本首相安倍决定派遣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出席5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虽系为内外各种压力所致，但可能会成为改变日本依傍美国制衡中国政策为在中美之间实行某种平衡的政策的开始。日本选择在中美间实行平衡，可以实现其最大的国家利益。

 

　　目下，中俄走得很近，既是由中俄共同的战略利益决定，同时也是由于美俄矛盾过于尖锐导致。如果特朗普与普京达成和解共识，美俄关系得以调整，那么，俄罗斯也会在中美之间实行平衡政策，既积极发展对华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也发展美俄合作关系，俄罗斯从中博取最大的国家利益。

 

　　印度是一个自主型的亚洲地区大国，美国有利用印度制衡中国的意图，印度也有利用美国对华竞争的考虑，但美印双方亦有利益分歧和冲突，印度在与美合作制衡中国的同时，也有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实现平衡政策的动力和可能，完全倒向任何一方，都非印度最佳的现实选择。

 

　　对于“中间国家”来说，韩国模式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中韩建交25年来，韩国政府创造了处理国际关系的“韩国模式”，其核心是妥善而智慧地处理对美、对华关系，在美国和中国的结构性矛盾之间执行平衡政策。韩国欢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在亚洲及世界崛起，乐意乘坐中国的顺风快车，不赞成美日“遏制”中国的主张；韩国倡议“中韩人文纽带”，和中国互相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不参与美日策划所谓“价值观念同盟”对中国的贬损和攻击；韩国对于中韩之间发生的某些分歧和争执，如高句丽、渔业纠纷、朝核问题等，能够放眼两国长远利益妥善处理，不让这些分歧和矛盾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2015年，韩国推行的这个“模式”出现许多亮点，如韩国不顾美国的阻挠和反对，毅然加入“亚投行”；时任总统朴槿惠参加中国“9•3”大阅兵，受到中国超高规格接待；中韩签署FTA协定，并在年内生效等。韩国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国家利益，既将对华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亦没有影响及危及韩美同盟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从而强化了韩国的主权国家地位，促进了东北亚的安全和合作局面，提升了韩国的国际声誉和世界影响。

 

　　此种典型意义不仅表现在韩国在中美间平衡做得比较好的时候，同样也表现在这种平衡发生动摇的时候。2016年7月以来，中韩围绕着“萨德”驻韩问题发生严重争执，韩国在中国与美国间实行的“平衡”政策发生动摇，其间有美国高压的因素，也有其自身内部政治斗争的需要，事态有趋向恶化的危险。但韩国国内反对“萨德”入韩的浪潮风起云涌，一直没有停息，中国的应对态度坚定而不妥协。可以预期，随着韩国总统的更迭，以及美韩分歧和矛盾的发展，中韩经济发展和应对朝核问题的需求，争取韩国在中美间继续保持平衡，仍然是可以期待的结局。

 

　　“中间国家”的对美对华平衡由于中美两极矛盾的结构性特征，以及各自国家自身的原因，这些国家对华关系出现重大分歧和突然逆转的现象将会“常态化”。中国处理周边外交经常需要处理这样的问题。中国与日本有历史问题、东海划界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的争端，与韩国有黄海海域划界问题和萨德入韩的争端，与菲律宾有海域和岛屿问题争端，与朝鲜有朝核问题的分歧，与印度有领土及贸易不平衡分歧，与缅甸有建设水电站和铜矿项目的分歧，与斯里兰卡有港口建设项目的分歧，等等。而且旧的分歧和争端得以解决或缓解后，由于内外各种因素，特别是域外大国的挑拨和兴风作浪，新的矛盾和分歧还会不断发生。这既是双方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必然可能发生的问题，也是邻居相处的一种常态，更是域外大国出于自身目的恶意诱导，难以避免。2016年，中国在处理与“中间国家”的各种平衡外交问题上取得了不少进展，逐步形成了一些成功应对的思路：

 

　　（一）“中间国家”在中美间实行平衡政策。随着中国进一步崛起，中美间差距缩小，以及中美两国与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间差距拉大，其意义会更大，不仅具有亚太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2016年，不仅中国周边的“中间国家”更多地实行对华对美平衡政策，而且西方的英、法、德、新、澳等国，也在中美间实行平衡政策，这是由各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决定的。

 

　　（二）“中间国家”平衡模式发生动摇。一些国家对华友好态度出现逆转是暂时的现象。对于与中间国家间发生的矛盾和分歧，中国应向这些国家说清利害关系，不对其损害中国国家重大利益的行为让步手软，但也注意将处理分歧问题与发展两国长远友好关系分开，实行“双轨思路”。争取妥善解决这些分歧，使其重返在中美之间实行的“平衡”政策，应是中国的基本方针，也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2016年，中国成功处理与菲律宾、印度、越南、新加坡等国的分歧，让这些国家继续在中美间实行平衡政策。

 

　　（三）争取更多的“中间国家”站在自己一边，或更多地倾向自己，成为中美两国博弈的重要内容。中国应理解、接受和适应中间国家在中美间实行的平衡政策，冷战时期那种非此即彼、画线站队式对待中间国家的态度已经过时。中国应用包容的态度，争取与更多的中间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中国对于菲律宾、越南、韩国、新加坡，也包括日本等有争议的国家，应争取他们在中美间中立平衡，或更多倾向中国，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四）中国应以“合作共赢”与“命运共同体”的新思路取代美国的霸权稳定论和冷战时期“非此即彼”的旧思路。“合作共赢”是中国处理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积极推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2016年，中国成功举办二十国集国杭州峰会，推动二十国集团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中国在各种国际场合大力宣扬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使中国成为决定周边政治安全格局的核心力量和中流砥柱，经过中国坚定沉着的努力，将可能避免冷战灾难再次在中国周边和世界重现。

 

　　（五）“一带一路”是中国和平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性举措，也是中国与周边“中间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共建亚太美好未来的务实性行动纲领。

 

　　面对可能存在的来自美国和地区代理人的挑衅和战争威胁，中国需要推行“太极外交”，既做出必要而有力的应对和准备，又注意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冲。争取“不战而胜”是中国实现自身目标的最高境界。

 

　　五、正确定位、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周边外交重头戏。2015年3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三部门经国务院授权，联合对外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白皮书，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正式进入实施阶段。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一带一路”在2016年稳步推进，进入初步收获阶段，实现了在机制建设、平台搭建、融资保障、重点项目等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受到国际社会日益增大的关注和支持。

 

　　然而，对于“一带一路”的定位，却在舆论界出现了随意泛化的现象，使“一带一路”成为一种“包打天下”“包治百病”的东西。有人提出“一带一路”2.0版，主张“一带一路”由“倡议”升级为“机制”；经营地域从欧亚大陆扩展至整个世界，提议用“一带一路”引领全球化新时代；不仅将“一带一路”扩展到全球各个地方，甚至涵盖极地、深海、太空等全球公域等，将“一带一路”扩展成一个涵盖全球的战略。这些主张超越了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历史阶段，不适当地、想当然地要以“一带一路”引领和领导整个世界。这不仅不切实际，难以得到世界各国的支持，而且会将“一带一路”一盘好棋弄得一团糟糕，取得适得其反的实际效果。为此，正确定位、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周边外交面对的又一个需要认真解决好的重大问题。

 

　　本文综合十八以来中共中央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各种指示性意见以及学界的各种真知灼见，综合成以下几个观点，力图正确定位、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求教于大家的批评。

 

　　（一）“一带一路”是个百年工程，内外有别。“对内是大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快速，但西部发展一直相对落后”，“‘一带一路’能让本部连接中亚、西亚和欧洲，成为连接外部的中心地带。”对外则是“合作倡议”，而非有制约性的机制，“通过‘一带一路’可以周边为重点，实现地缘经济互联互通，构建开放的大地缘经济网络”，“一边连接有活力的东亚，另一边是发达的欧洲”，“一带一路”不同于旧式的发达国家通过援助的形式支持不发达国家，而是发展一种新型的发展合作关系，“开始提出到实施，一直都是大家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享成果，根据当地需要来展开项目合作。

 

　　（二）“一带一路”的重点是中国周边，而不应扩大至全球。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东南亚时曾明确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合作伙伴是周边国家，首要受益对象也是周边国家。中国将强未强，不宜企图通过“一带一路”去主导新国际体系和新全球化进程，而应通过“一带一路”大练内功，增强国力，增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及其影响力。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Stephen S.Roach）撰文指出，“全球领导权始于国内力量，但中国在抵达被领导人称为‘新常态’之地之前，仍有大量的结构调整和再平衡工作要做”，“特朗普总统改变了全球化规则，导致很多中国人在想现在是不是作为全球化大国掌握主导权的机会呢？”作者主张“中国应抵御彰显作为全球化大国的力量的诱惑，继续把焦点放在实施国内战略上”。此种警言值得国人关注。

 

　　（三）“一带一路”推进地域应向东经南海进入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贯通印太两洋，打通国际海洋通道，西进与欧亚大陆连成一片，形成与欧亚大陆的陆上通道，强化中国的大周边环境。中国不宜将“一带一路”对象国任意扩展至整个欧洲、南美，甚至涵盖北极、深海、太空等全球公域在内。

 

　　（四）“一带一路”的实质是南南合作。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主要是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以“亲、诚、惠、容”的理念增强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软实力，进一步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从而强化中国大国外交最重要的基础。中国不要指望在目前的历史阶段，发达国家会愿意成为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之中坚合作对象。中国在“一带一路”问题上，应踏踏实实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夯实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坚实基础，使中国实现从将强未强到真正强大起来的转变。

 

　　2017年5月，中国政府将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带一路”建设应正确定位，务实推进，进入深耕细作的新阶段。

 

　　2017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全局和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定位将有望再次得到确认。中国的周边外交虽然面临众多的问题和困难，但必定会在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排除万难，取得更加辉煌、更加务实的进步和成就，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历史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