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富商特朗普力挫政治精英入主白宫，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已执政260多天，媒体不断渲染他的失误和败绩。很少有人承认，特朗普代表的远远不只是民粹主义对社会精英的反抗运动。

　　从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的运作层面来看，特朗普新政可以被视为“变法”。中国人的所谓“变法”是对国家制度做重大的变革。

在美国举办的中美元首高峰会

　　首先是对政府用人的改革。从他多年来的观点来看，他的用人哲学是避开六种人：

　　一、学术界人士，喜欢空谈大概念，大战略设想。

　　二、成天跟数字打交道的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三、职业分析家，貌似完美的预测大都不可靠。

　　四、各类专门委员会，“委员会是决策者拖延决策的借口”。

　　五、公关专家，“都是无用之徒，公众形象靠领导者的个人魅力，无须公关设计”。

　　六、律师，“太谨慎小心，贻误战机”。

　　所以，特朗普注重两类人，一是企业家，金融家;二是优秀军人。前者务实，有管理才能，后者对国家绝对忠诚，没有政治野心，他认为这些人才能加强政府运作的效率。到目前为止，几千个政府位置没有填补，其实是有意为之。

　　特朗普的决策完全靠自己的感觉。迄今为止，他对政府运作机制也做了重大改革：大幅度地减少白宫层面的各类委员会，特别是部门联席会议;大幅度削减政府部门的副职和助理位置，集中决策权，防止政令不出白宫;更重要的是，强硬应对 “社会精英”的反扑，重点打击所谓第四阶级(the fourth estate，又被称作第四权，即在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制衡力。一般指的是媒体)。使用推特交流是一大创新， 既可把自己的意图直接转达给民众，也可降低媒体的公信度，削弱号称“无冕之王”的媒体对政治的影响力。

　　其二是对经济体制的变革。他主张“有序的资本主义”向“无序资本主义”过渡。他相信美国的有序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难以为继。因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太大，规则太多。同时，政府本身也全然没有自律，从越南战争开始几乎年年都有巨额财政赤字。

　　美国经济模式必须回到无序状态，极大限度减少政府干预，为自由公平的竞争创造无限制的平台。现行的经济体制和游戏规则已经根深蒂固，必须对其加以“创造性地摧毁”(creative destruction)。特朗普相信，必须先破后立。他的家族企业是与政府干预相对抗的成功范例。可以说，他已有了对现行体制“创造性摧毁”的实战经验。

　　特朗普对美国经济问题的把脉基本是到位的，即政府的收支与就业必须建立联系。他的重点十分明确：只要能够创造就业，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他一方面大幅减税，刺激投资和就业，另一方面则大幅削减政府开支，特别是不创造价值的海外行动和福利体制的庞大开支。

　　著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德在1942年曾预言，向无序资本主义过渡将会到来，但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大的动荡。美国现在的动荡状况是特朗普意料之中的事。

　　其三是外交的重点的转向。他认为大国关系的缓和与合作是世界保持安定的先决条件。中美俄大三角关系是世界体系稳定的基础。从某意义上说，这是尼克松-基辛格时代的思路一脉相承的。任何超过三边的外交机制，对特朗普来说都是弊大于利，既无效率，也难以维护，所以他对军事联盟和多边贸易体制极其反感，特别是美国需要花大价钱维持的，如北约这样的永久性的多边军事同盟。

　　目前，特朗普虽然受制于“通俄门”，一旦调查结果不足以引起弹劾，他将会立即启动与俄罗斯的友好合作关系。外交手段也有很大的创新，他是一位不搞意识形态外交的总统，认为不同领域的外交决策可以相互联系，达成对自己有利的交易。特朗普的“交易式外交”(transactional diplomacy)类似尼克松时代的 “关联式”外交 (即基辛格发明的linkage)，即由总统直接主导的，不受官僚体制阻滞的决策机制。

　　对中国来说，特朗普“变法”是难逢的历史机遇。特朗普对华政策务实，去意识形态化，公开亮底牌，不搞小动作。这种外交非常有利于同利益攸关方建立战略互信，至少可以减少战略互疑。

　　奥巴马时代的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当年提出的美中“战略再保证”的概念，旨在给美中战略互信设立一个相对透明的操作平台。可惜当时没有被采纳，因为奥巴马对坎贝尔等人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返亚洲战略”更感兴趣，从而造成双方长达八年的高度战略不信任。

　　特朗普下车伊始，采用的便是 “交易式外交”，即把底牌直接亮在台面上，而中方领导人很快领会了他的意图，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开始重建美中战略互信。事实上，南中国海，东海等问题本不涉及双方的生死存亡，是战略枝节问题。

　　特朗普即将访华，重在经贸和朝鲜。笔者认为，他既不会提出所谓的“战略设想”，也不会纠缠枝节问题，譬如南中国海或人权，因此，中方如果再次强调“新型大国关系”这样的空洞概念，促他回应，无异于画蛇添足。

　　更重要的是，尽管特朗普提出 “美国优先”论，但他明白，国际贸易并不是美国经济的命门，因为它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小部分。中美贸易赤字不是大问题，而且今年以来已经大幅减少。将美国的海外资本倒逼回国，刺激国内市场经济和增加就业才是关注重点。只要中国对特朗普提出的合理要求继续做出积极回应，比如钢铁去产能，汽车关税等问题，美中贸易战不可能发生。对华鹰派，比如纳瓦若，班农之类早已失势。

　　总而言之，对特朗普的政治前景不可低估，华盛顿出现的政治乱象正是“变法”的前奏。任何变法必定会造成旧体制的强烈抵抗。他对“乱”早有心理准备。他的三部曲著作——《交易的艺术》《生存的艺术》和《东山再起的艺术》有个共同观点，就是不怕打乱现存的秩序。

　　特朗普在商界以制造乱局，收拾残局著称。驾驭乱局(chaotic management)是他的特长，往往能在乱中求进，乱中取胜。所幸他有强大的草根基础。很多选民抛弃社会精英，正因为他们不接地气。按照特朗普的个性，下次大选时，如果共和党精英仍不积极合作，他也有可能釜底抽薪，组建新党，一举改变政治游戏规则。

　　作者系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美国富商特朗普力挫政治精英入主白宫，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已执政260多天，媒体不断渲染他的失误和败绩。很少有人承认，特朗普代表的远远不只是民粹主义对社会精英的反抗运动。

　　从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的运作层面来看，特朗普新政可以被视为“变法”。中国人的所谓“变法”是对国家制度做重大的变革。

在美国举办的中美元首高峰会

　　首先是对政府用人的改革。从他多年来的观点来看，他的用人哲学是避开六种人：

　　一、学术界人士，喜欢空谈大概念，大战略设想。

　　二、成天跟数字打交道的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三、职业分析家，貌似完美的预测大都不可靠。

　　四、各类专门委员会，“委员会是决策者拖延决策的借口”。

　　五、公关专家，“都是无用之徒，公众形象靠领导者的个人魅力，无须公关设计”。

　　六、律师，“太谨慎小心，贻误战机”。

　　所以，特朗普注重两类人，一是企业家，金融家;二是优秀军人。前者务实，有管理才能，后者对国家绝对忠诚，没有政治野心，他认为这些人才能加强政府运作的效率。到目前为止，几千个政府位置没有填补，其实是有意为之。

　　特朗普的决策完全靠自己的感觉。迄今为止，他对政府运作机制也做了重大改革：大幅度地减少白宫层面的各类委员会，特别是部门联席会议;大幅度削减政府部门的副职和助理位置，集中决策权，防止政令不出白宫;更重要的是，强硬应对 “社会精英”的反扑，重点打击所谓第四阶级(the fourth estate，又被称作第四权，即在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制衡力。一般指的是媒体)。使用推特交流是一大创新， 既可把自己的意图直接转达给民众，也可降低媒体的公信度，削弱号称“无冕之王”的媒体对政治的影响力。

　　其二是对经济体制的变革。他主张“有序的资本主义”向“无序资本主义”过渡。他相信美国的有序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难以为继。因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太大，规则太多。同时，政府本身也全然没有自律，从越南战争开始几乎年年都有巨额财政赤字。

　　美国经济模式必须回到无序状态，极大限度减少政府干预，为自由公平的竞争创造无限制的平台。现行的经济体制和游戏规则已经根深蒂固，必须对其加以“创造性地摧毁”(creative destruction)。特朗普相信，必须先破后立。他的家族企业是与政府干预相对抗的成功范例。可以说，他已有了对现行体制“创造性摧毁”的实战经验。

　　特朗普对美国经济问题的把脉基本是到位的，即政府的收支与就业必须建立联系。他的重点十分明确：只要能够创造就业，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他一方面大幅减税，刺激投资和就业，另一方面则大幅削减政府开支，特别是不创造价值的海外行动和福利体制的庞大开支。

　　著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德在1942年曾预言，向无序资本主义过渡将会到来，但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大的动荡。美国现在的动荡状况是特朗普意料之中的事。

　　其三是外交的重点的转向。他认为大国关系的缓和与合作是世界保持安定的先决条件。中美俄大三角关系是世界体系稳定的基础。从某意义上说，这是尼克松-基辛格时代的思路一脉相承的。任何超过三边的外交机制，对特朗普来说都是弊大于利，既无效率，也难以维护，所以他对军事联盟和多边贸易体制极其反感，特别是美国需要花大价钱维持的，如北约这样的永久性的多边军事同盟。

　　目前，特朗普虽然受制于“通俄门”，一旦调查结果不足以引起弹劾，他将会立即启动与俄罗斯的友好合作关系。外交手段也有很大的创新，他是一位不搞意识形态外交的总统，认为不同领域的外交决策可以相互联系，达成对自己有利的交易。特朗普的“交易式外交”(transactional diplomacy)类似尼克松时代的 “关联式”外交 (即基辛格发明的linkage)，即由总统直接主导的，不受官僚体制阻滞的决策机制。

　　对中国来说，特朗普“变法”是难逢的历史机遇。特朗普对华政策务实，去意识形态化，公开亮底牌，不搞小动作。这种外交非常有利于同利益攸关方建立战略互信，至少可以减少战略互疑。

　　奥巴马时代的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当年提出的美中“战略再保证”的概念，旨在给美中战略互信设立一个相对透明的操作平台。可惜当时没有被采纳，因为奥巴马对坎贝尔等人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返亚洲战略”更感兴趣，从而造成双方长达八年的高度战略不信任。

　　特朗普下车伊始，采用的便是 “交易式外交”，即把底牌直接亮在台面上，而中方领导人很快领会了他的意图，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开始重建美中战略互信。事实上，南中国海，东海等问题本不涉及双方的生死存亡，是战略枝节问题。

　　特朗普即将访华，重在经贸和朝鲜。笔者认为，他既不会提出所谓的“战略设想”，也不会纠缠枝节问题，譬如南中国海或人权，因此，中方如果再次强调“新型大国关系”这样的空洞概念，促他回应，无异于画蛇添足。

　　更重要的是，尽管特朗普提出 “美国优先”论，但他明白，国际贸易并不是美国经济的命门，因为它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小部分。中美贸易赤字不是大问题，而且今年以来已经大幅减少。将美国的海外资本倒逼回国，刺激国内市场经济和增加就业才是关注重点。只要中国对特朗普提出的合理要求继续做出积极回应，比如钢铁去产能，汽车关税等问题，美中贸易战不可能发生。对华鹰派，比如纳瓦若，班农之类早已失势。

　　总而言之，对特朗普的政治前景不可低估，华盛顿出现的政治乱象正是“变法”的前奏。任何变法必定会造成旧体制的强烈抵抗。他对“乱”早有心理准备。他的三部曲著作——《交易的艺术》《生存的艺术》和《东山再起的艺术》有个共同观点，就是不怕打乱现存的秩序。

　　特朗普在商界以制造乱局，收拾残局著称。驾驭乱局(chaotic management)是他的特长，往往能在乱中求进，乱中取胜。所幸他有强大的草根基础。很多选民抛弃社会精英，正因为他们不接地气。按照特朗普的个性，下次大选时，如果共和党精英仍不积极合作，他也有可能釜底抽薪，组建新党，一举改变政治游戏规则。

　　作者系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