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日本人希求和平而拥护宪法第9条的意识很坚强。9月19日，在国会通过的《安全保障关联法案》是承认集团自卫权，去除宪法第9条，让日本成为可以进行战争的国家恶法。反对这一法案的运动以学生、市民、知识分子为中心空前地发展。1960年代的反战运动是以政党、工会、学生自治会为中心的运动。这次反对安保法案的运动，不是既存组织推动的运动，而是更具有市民性的运动。比如学生们的“为自由和民主学生紧急行动”(SEALDs)，是那些和学生组织从来没有关系的学生们通过网络缔结的自主组织。在这次运动中，我们可以预见日本新的和平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到来。我希望这些带有市民性质的运动在否定侵略战争的意识和思想方面获得成长。

　　引言

　　为改善中日关系，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历史问题。大概中国读者有疑问，为什么日本政府或日本人不能解决历史问题呢?为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知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人的“日中战争”史观的变迁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篇文章里我讨论战后日本怎样面对侵略战争与战争责任的问题，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什么原因妨碍了日本人对“日中战争”的正确理解?进步的日本人为纠正日本人的战争观做了什么样的努力?

　　首先，我们看2014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的结果。关于对中日关系重要性的认识，认为重要或比较重要的，在中国的普通公众中占65%，在精英和高校师生中占71.9%;在日本为70.6%，同样维持较高水平。但是在2014年，这一数值在双边均创下10年来的新低。关于对双方国家的印象，在中国，印象不好或相对不好的占86.8%;在日本，占93.6%。双边都非常高。关于日中关系和历史问题的质询，日中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中国人乐观的看法比较多。

　　可以说，在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方面，日中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另外，2012年日本广岛大学实施的舆论调查中，关于二战时期的“日中战争”是否为侵略战争的问题，接受调查者回答“是这样”的占55.7%，回答“不认为是这样”的占10.8%，回答“不能说哪个对”的占33.5%。那些认为战争是侵略性质的超过半数的人，对过去的这场战争有没有明确的认识呢?我们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因此，有必要探讨从二战到现在日本人战争观(特别是“日中战争”观)的变迁及其问题点。

　　一 从二战结束到1970年代

　　在“日中战争”时期，有不少日本人对中国保有很强的轻视观。尽管新闻工作者石桥湛山主张放弃满洲，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失内原忠雄对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进展给予公正的评价并反对侵略中国的战争，新闻工作者尾崎秀美主张重视中国民族的抗战力量，鹿地亘在重庆、野坂参三在延安教育日本人俘虏并把他们变成反战兵士;但他们只是例外。“日中战争”时期日本人对中国保持根深蒂固的优越意识和轻视意识。美国国务院调查分析局1945年12月对在北京的日本军人、民间人士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对“即使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也能打赢战争”的问题，回答“不是”的占87%;对“日本国民优于其他远东国民”的问题，回答“是”的占86%。应该考虑战争中住在朝鲜和中国的日本人有特别浓厚的帝国意识，但是可以认为这个调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战争时期日本人的意识。为了让日本人正确理解“日中战争”的性质，要纠正这样错误的意识。

　　二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国当局禁止使用“大东亚战争”这样的提法，并提出了“太平洋战争”的称法。从1945年12月8日至17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部(GHQ)在日本全国的报纸上刊登《太平洋战争——神话军国日本的崩坏》，这给不太了解战争真实情况的日本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从此，“太平洋战争”的称呼在日本社会扎了根。但是“太平洋战争”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这是将战区限定在太平洋，因此完全无视或轻视中国战场的意义。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即“东京审判”)开庭。东京审判对日本保守势力采取了一种政治选择，即把全部责任推给以陆军为中心的势力，力图避免对天皇起诉。GHQ当局为了顺利地实行占领，采取了利用天皇权威的政策。两种打算的结果完全一致。在审判中，无论是对天皇的起诉，还是天皇作为证人的传唤，都没有实现。并且国际形势向冷战的转变给东京审判带来很大的影响。不但天皇被免除了责任，从事细菌战研究和开发的731部队也被免除了责任。另外，在11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团中，代表亚洲国家的法官仅3名而已。这个事实象征性地显示东京审判不重视亚洲的观点，没有把受到战争伤害的亚洲国家放在重要位置上。总的说来，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发动并扩大侵略战争的犯罪性，把战争的领导者作为战争罪犯进行了审判，这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东京审判仅以不充分的形式提出了日本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责任问题。这存在很大的问题。

　　在日本国民方面，随着战争的真实情况被披露出来，认为领导者对战争应该负有责任的观点传播开来。但是这种“领导者责任观”与国民认为自己被领导者“欺骗”的受害者意识是表里一体的关系。这种“受骗”意识使国民顺利地接受了战后民主主义的新价值观，也使得日本国民对战争的合作及自身的战争责任问题置之不问。而随着重建国家成为最优先的任务，国民对东京审判的关心也逐渐冷却下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民承认免除领导者的责任，国民只是消极地接受了东京审判的结果。

　　1951年9月8日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具有很大的问题。南斯拉夫、印度和缅甸拒绝参加会议，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牺牲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所谓的中华民国都没有收到会议邀请。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条约的内容，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在《旧金山对日和约》中，完全没有提及日本的战争责任。关于赔偿问题，只要求日本赔付可能支付的赔偿额，并且由于受到美国的强大压力，大部分联合国家都放弃了要求赔偿的权利。结果，得到日本政府战争赔偿的只有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南越四个国家。对日本宽大议和的实现，是由冷战形势下美国对日宥和政策这种现实理论占优越地位引起的。与议和条约同时缔结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将日本紧密地编入美国的世界战略。

　　著名的日本现代史研究者吉田裕教授指出，在这样的内外状况之下，“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某种双重标准于这一时期形成了”。这一双重标准是指，“对外在对日和约中以所谓接受东京审判判决的形式承认必要的最小限度的战争责任，以获得作为美国同盟者的地位。而在国内则事实上否定、不追究战争责任问题。这是一种区分对外的态度与国内的处理而分别使用不同的问题处理方式的做法”。

　　从195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迎来经济高度增长的时期，并出现了两种战争观对立的局面。一个是“战记读物”出版热潮的涌起，这表明议和实现、占领结束后被解放的民族主义潮流的复兴。其中，旧幕僚军官著作的特点是，作者完全缺乏对自己的战争责任问题的自觉与反省。关于无名官兵记述的战争经历的战记，其内容的大部分只是强调一般官兵如何勇敢地战斗。另外，在这一时期，与“战记读物”完全对立的知识分子的著作和主张也出现了。其代表之一是远山茂树、今井清一、藤原彰合著的《昭和史》。这本书结构性地阐明了为什么发生战争和国民为什么没有能够阻止战争等问题，它与“战记读物”相对抗的姿态是鲜明的。另外的代表，是哲学家、思想家鹤见俊辅(1922～2015年)提出的“十五年战争论”。关于这一观点，后文详细展开。

　　1960年，发生了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修订的日本战后最大的民众运动(即安保斗争)。当时，我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时在北京举办的支援日本安保斗争的大集会，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参加安保斗争的很多人，对中国人民及亚洲诸民族抱有一种连带感。

　　1960、1970年代，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存在着完全相反的两个观点。其中一个是否定日本发动并扩大战争的侵略性，尤其是将太平洋战争作为解放亚洲民族的战争而给予积极的正当化的评价。代表这一观点的是作家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在综合杂志《中央公论》上从1963年连载至1964年)。他认为：“大东亚战争形式上看起来好像是侵略战争，但在本质上是解放战争。”他批判东京审判的判决，说不应该丢弃“日本民族的自尊心”，表达出强烈而露骨的民族主义情绪。

　　另外一个潮流则是对过去战争侵略性和加害性的讨论。其契机之一是越南战争的发生。特别是1965年以后，美军正式开始轰炸越南北方，而更多的美军地面部队也被直接投入战争。于是，日本作为美军的进攻基地、兵站的作用，即日本也是越南战争的加害者的事实受到关注。由此自觉参加反对越南战争运动的人们开始意识到需要重新探讨日本人的战争观。关于日本对中国加害的问题，从1971年8月到12月，《朝日新闻》连载记者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这是控告日本军队在中国战线所犯战争罪行的报告文学，它给日本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

　　那么1972年9月实现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日本人的“日中战争”观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同年4月，日本共同通讯社就关于中国的战争问题进行了相关的舆论调查。这个调查显示，认为对中国的战争是自卫战争的人不过1/4，但回答“不得已而为之”、“没什么可在乎”、“不知道”的人，即没有明确的加害者认识和战争责任认识的约占2/3。认为“做了坏事”，承认加害性和侵略性的大约只有1/4。与1967年的调查回答(占17.1%)相比有所增加。但是关于日本人怎么样认识战争的结构大体上没有变化。吉田裕认为，“双重标准的厚壁依然还坚固”，越南战争也好，中日邦交也好，“都没有具备能够打破它的冲击力”。

　　二 从1980年代至今

　　1980年代，日本人的战争观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其契机是1982年发生的教科书审定问题。同年6月，文部省公布了次年4月开始使用的高中教科书的审定结果。由于各报纸的报道，文部省把日本的对外侵略改为“进入”，把朝鲜的“三一”独立运动改为“暴动”。由此，引起中国、韩国掀起的对日严厉的批判运动，教科书审定问题成为国际问题。

　　日本政府了解到，中国和韩国方面的态度出乎预料地强硬，便下决心修改过去的政策。结果，宫泽喜一官房长官于8月26日发表政府的见解，称“深刻认识到我国的行为给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国民造成了重大的痛苦和损失”，并对发生问题的教科书记述发表政府见解，表示“由政府负责改正”。收到这个指示，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的审定标准，重新附加“关于处理对近邻亚洲诸国之间的近现代史问题，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商的观点来看应该进行适当的考虑”内容。这就是所谓的“近邻诸国条款”。

　　1982年11月成立的中曾根康弘内阁决心修正过去的政策。他从来都是作为右派的政治家而出名的，指斥承认战争的侵略性和加害性的观点为“东京审判战争史观”、“马克思主义战争史观”，并呼吁抛弃“自虐性的思潮”。1985年8月15日，他作为战后的首相首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招致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的强烈批评。

　　在这样的情况下，1986年8月14日，中曾根内阁的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发表谈话，表示“必须重视国际关系，并适当照顾近邻各国国民的感情”，从而表明不再考虑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并且，1986年9月3日，中曾根首相在新闻记者会上的讲演中提到，“合祀A级战犯刺激了遭到侵略方的国民感情，我认为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吉田裕解释，发生这样转变的背景是：日本为了在亚洲地区发挥更大的政治领导作用，战争责任问题成了巨大的障碍。而有了这样的现实主义认识，中曾根首相开始明确采取优先照顾对外影响的政策转变。

　　中曾根内阁进行的政策调整，基本上被其后的自民党内阁继承了下来，但是相对明确地承认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殖民地统治责任的，是1993年8月成立的非自民联合政权的细川护熙内阁。8月23日，细川首相在施政演说中对“过去我国的侵略行为和殖民地统治”表示“深刻的反省和歉意”。这份施政演说中用了“侵略行为”一词，与在8月10日会见记者时，所明言的“侵略战争”一词相比，是后退了。这是因为“侵略战争”这一措辞受到自民党和遗族会的强烈反对。细川内阁之后成立的羽田孜内阁也使用了“侵略行为”的措辞。

　　1994年6月30日，自民党、社会党等三党的联合政权村山富市内阁成立。村山首相是社会党的领袖，但也反映了联合政权内部的力量关系，并基本上继承了前内阁的政策。他在7月18日首次发表施政演说时，使用了“侵略行为”的措辞。不过，同一年8月15日，村山首相在“战争结束50周年纪念日”的谈话中指出，“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这就是“村山谈话”。

　　在日本国民的意识方面，1980年代以后，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1982年、1987年、1994年，NHK广播进行了关于“日本人的和平观”的舆论调查。这个调查表明，认为明治以后日本的对外扩张是“侵略的历史”的人，1982年达到一半以上，以后也占50%左右。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的战争观是进步的。同时，认为“不得已而为之”的人逐渐减少，但还占百分之三四十;认为是“侵略的历史”而不是“不得已的行为”的人不过占1/4左右而已。这种情况从80年代到90年代没有发生变化。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在1982年的调查中，认为“太平洋战争使深受欧美国家压制的亚洲国家各国早日恢复了独立，对此应给予评价”的人达45.5%之多。这表示，当时日本人对战争的意识还是模糊的。

　　另外，更应注意的是，1990年代中期后出现了对1980年代后战争认识变化的逆流，即历史修正主义的抬头。历史修正主义是这样一种反动历史观，即把指出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对屠杀等残忍行为进行批判的看法抨击为“自虐史观”。教科书问题是历史修正主义者攻击的最主要对象之一。1997年他们组织了“成立新历史教科书之会”，此后正式出现攻击现行历史教科书、采纳该会制作的教科书的运动。

　　历史修正主义在1990年代中旬后成为潮流的背景。第一，由于村山内阁的成立，围绕处理战后问题的轨道修正达到了高峰。1995年8月村山谈话的发表，便是其具体的体现。而且，由于教科书中“近邻诸国条款”的内容被改善，关于加害责任的记述增加了。这些都强化了右派势力的危机感。第二，出现原“慰安妇”等亚洲的战争受害者告发日本战后处理问题的活动。第三，在这一时期，阐明日本战争犯罪的实际情况的研究取得急速进展。其结果是，在日本人中形成了作为加害者的自我认识，特别是追求民众作为战争犯罪执行者的责任，这些动向引起了“庶民层”的抗拒。第四，新民族主义抬头。新民族主义主张通过恢复传统和秩序来重建由于急速发展的全球化带来的社会整合的破绽。

　　三 批判日本侵略战争的思想和运动

　　下面谈谈关于批判日本侵略战争的思想和运动。首先，介绍和批判“太平洋战争史观”，包括上文提及的“十五年战争史观”和“亚洲太平洋战争史观”。

　　“十五年战争”这一名称，是1956年鹤见俊辅率先提出的。鹤见认为，在那时候的日本，由于对中国的战争与对美国的战争是分开认识的，认为对美国的战争是“糟糕的”，而另一方面，对中国的“战争责任就被弄得模糊了”。对这一状况的存在，他认为是有问题的。总之，鹤见试图通过“十五年战争”的框架，明确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责任。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由于家永三郎《太平洋战争》和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的出版，“十五年战争”这一名称的重要性被重新认识，并引起关注。到198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现代史研究者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史》的出版，这一名称不仅在历史学界受到关注，而且普及于一般民众。

　　另外，1980年代中期，日本历史学界开始提倡“亚洲太平洋战争”，这一名称代替了“大东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名称。首先提倡这一名称的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副岛昭一。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欧洲战线和亚洲•太平洋战线构成，其中亚洲•太平洋战线还可以区分为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太平洋战场。由此，作为统一亚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名称，他提倡用“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名称。他同时说到，“用十五年战争史观，来作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全体的战争责任的基础，是勉强的”。不仅是对中国，而且从明确对全体的战争责任的必要性出发，副岛重新主张提倡“亚洲太平洋战争”这一名称及意义。

　　这一名称获得日本现代史研究者木坂顺一郎的支持，以后在历史学界及一般读者中普及。比如吉田裕《亚洲太平洋战争》(岩波新书，2007)等冠以这一名称的著作也出现。而且这一名称，还成为《岩波讲座亚洲太平洋战争》(全8卷，岩波书店，2005～2006)的标题。关于这一名称的使用，我希望在中国也能得到讨论。

　　下面，让我们看看调查和指控日本战争责任的研究活动和运动。

　　首先来看看日本从中国归国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监禁了伪满洲国和关东军的有关人员969名，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监禁了山西省等地逮捕的140名战犯。中国政府宽大地对待他们，通过思想教育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犯下的罪行。最后，他们逐一进行了自供。1956年，被免除起诉的人回到日本。45名战犯被审判，分别被判为从12到20年的徒刑不等。但是到1964年3月，全体人员被释放了。回国的人受到警察局的监视，而且被攻击为“共产主义者、被洗脑的人”等，就职也存在很多困难。但是他们不屈服，1957年9月，结成了以保障归国者的生活和“日中友好，反战和平”为目标的中归联。

　　中归联对调查清楚侵略战争的实际情况做了大量努力。1957年，他们编辑了在战犯管理所写的手记，并以《三光——在中国日本人的战争犯罪之坦白》(光文社)的书名得到出版。这本书引起了很大反响，出版后的20天内便把初版5万册卖完了。这本书受到右翼势力的顽固攻击，被迫绝版。但是中归联不怕孤立，翌年7月，又出版了《侵略——在中国日本战犯的坦白》。1997年，它创办《季刊中归联》，对抗历史修正主义的言论。但那时候，由于会员的高龄化和去世，会员锐减，中归联的存续面临危机。在这样的状况下，继承该会精神的年轻一代结成“继承抚顺的奇迹之会”，这一组织从此继承了中归联的活动。

　　此外，还有一些调查研究日本战争犯罪的组织和支援中国人要求的战后赔偿活动的组织。下面介绍一下我自己参加的三个组织。

　　第一是1984年结成的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这个组织以在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先驱者洞富雄和著名的日本现代史学者藤原彰、江口圭一为中心，也有比较年轻的历史研究者，新闻记者，律师等成员参加。这个组织成立的契机是1982年发生的教科书问题。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多次访问南京，和南京的学者交流，并出版了《思索南京事件》(大月书店，1987)、《调查南京事件的现场》(朝日新闻社，1988)、《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晚声社，1992)、《南京事件的资料集》(全2卷，青木书店，1992)。还有许多会员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个组织还培养了一些研究战争责任问题的学者，如笠原十九司、吉见义明、井上久士、吉田裕、林博史等，这些学者后来都在这个研究领域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第二是“查明驻山西日军性暴力事情共进会”(简称“山西省查明会”)的活动。这个会是支援性暴力的受害者控告日本政府的组织。“性暴力的受害者”，她们在山西省盂县受到了日军的组织性性暴力。1992年12月，在东京召开的“关于日本的战后补偿国际意见听取会”上，万爱花女士证实了受害的实际情况。听取她证言受到震撼的历史学者、高中教师、律师、妇女解放论者结成了这个组织。此后，这个组织每年都访问山西省，对受害者进行采访等调查活动，并出版了石田米子、内田知之编《黄土村落的性暴力》(创土社，2004)，并且在武乡县等地举办二战时期日军性暴力展览会，给很多中国人带来了强烈的震撼。虽然在东京的上诉以败诉告终，这个组织至今仍在继续活动。

　　第三是支援重庆等四川省轰炸受害者发起的上诉抗争等活动。1990年代，在重庆、乐山、自贡结成了要求对轰炸受害者个人给予补偿的组织。2006年3月，这些受害者向东京地方审判所提起了诉讼。为了支援这一审判，2005年末，二战史研究者荒井信一、介绍重庆大轰炸真相的《战略轰炸的思想》的著者前田哲男、一濑敬一郎律师等结成了“战争和轰炸问题研究会”，并出版了启蒙书《重庆轰炸是怎么回事》(高文研，2009)，支援受害者的上诉抗争。我也在2014年6月，在东京地方审判所作为原告方面的证人陈述证词，指责了重庆大轰炸的无差别性和残酷性。此外，一般市民还组织了“和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合作之会”，继续支援审判活动。

　　余论

　　2015年8月14日，日本安倍首相发表了战后70周年的谈话。在这一谈话中，他使用“殖民统治”、“侵略”、“深刻的反省”、“由衷的歉意”等语言。安倍首相本来抱有历史修正主义的看法，所以他一直称，“侵略的定义在学问上或国际上还没确定”。虽然他不得不使用“侵略”等语言，因为内外存在要求对过去的战争表示真挚反省的强大压力;但是，这些语言中引用历届内阁的方针等间接的表述很多，他的谈话内容不是出于他的真心。他还称，“我们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这句话明确地表示他有这样一种想法，即今后要结束对战争的道歉。总之，安倍这次谈话是主张对侵略战争需要反省的进步势力与否定侵略战争事实的历史修正主义者之间妥协的产物。

　　在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者依然活跃着。特别让我们担心的是他们围绕教科书的举动。他们编辑的教科书有育鹏社版和自由社版两种。其中育鹏社版不承认日中战争是侵略战争，把太平洋战争作为“自存自卫”的战争、“解放亚洲”的战争记述。现在在日本，公立小学、中学教科书的选定，是由地方自治体教育委员会决定的。自民党等保守势力要求选定这些反动教科书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用这些肯定战争的教科书使孩子受教育的弊病是非常大的。

　　但是，日本人希求和平而拥护宪法第9条的意识很坚强。9月19日，在国会通过的《安全保障关联法案》是承认集团自卫权，去除宪法第9条，让日本成为可以进行战争的国家恶法。反对这一法案的运动以学生、市民、知识分子为中心空前地发展。1960年代的反战运动是以政党、工会、学生自治会为中心的运动。这次反对安保法案的运动，不是既存组织推动的运动，而是更具有市民性的运动。比如学生们的“为自由和民主学生紧急行动”(SEALDs)，是那些和学生组织从来没有关系的学生们通过网络缔结的自主组织。在这次运动中，我们可以预见日本新的和平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到来。我希望这些带有市民性质的运动在否定侵略战争的意识和思想方面获得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