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奥吉·杰尔卢吉扬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著，王娜娜译

 

　　(1.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社会研究与公共政策；2.耶鲁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本文从世界体系的视角出发，解释俄罗斯独特而非独一无二的历史轨迹，并试图从中理解当代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逻辑。虽然屡次从边缘或半边缘的位置中获益，但俄罗斯从未真正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领导者。这种实际位置与雄心之间的差距，为俄罗斯的帝国传统和强人政治的周期性出现提供了土壤。今天的俄罗斯依然是世界体系的一个部分，她复兴的道路和方式的选择，将会对其他新兴国家产生持久的影响。

 

　　关键词：世界体系理论；俄罗斯历史；苏联；乌克兰内战

 

　　俄罗斯有段非同寻常的历史轨迹。许多人认为，这一历史轨迹是独一无二的。然而，读过西班牙的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或巴西的吉尔贝托·弗雷雷(Gilberto Freyre)关于民族精神独特性的论述后，我们会意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俄罗斯也许并非那么独特。博学多才的人们可以轻易地举出许多名人关于意大利、波兰、埃及、伊朗、印度和中国，甚至俾斯麦强力统一之前的德国的相似论述。应该注意到，所有这些强大的历史传统大多属于那些渴望成就伟业或者在过去曾经辉煌过，但如今却面临西方和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霸权挑战的国家。我们称这些国家为半边缘国家，这些国家通过努力“发展”或声称自己的“现代性”来应对如今面临的挑战。

 

　　自1917年开始，俄罗斯从这些国家中突显出来，因为它开创了“共产主义”政权(一些历史学家甚至称之为“共产主义文明”)，但在实际上，俄罗斯逐渐“发展”成为超级军事—工业大国。由于前苏联解体和1991年之后俄罗斯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俄罗斯没能成为如同北美一样的乐土，反而退回到看起来更像是拉丁美洲国家的状态。如今，俄罗斯似乎决心要再次重申自己的主张。我们试图运用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心—边缘形态学，以唯物主义和关联式方法来阐释俄罗斯这种有些不合常规的轨迹。

 

　　艰难起步

 

　　让我们先从熟悉的刻板印象开始。相较于其他斯拉夫国家，为什么俄罗斯如此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为什么她的那些伟大的统治者们——伊凡雷帝、沙皇彼得一世、列宁、斯大林或者今天的普京——都如此专横？为什么他们与厌恶却又是模仿对象的西方纠缠不清？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追溯到俄罗斯国家开始形成的时期，即16世纪初期，此时现代世界的轮廓已经开始显现。

 

　　中世纪的莫斯科大公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相隔较远，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事实上，当时的英国、法国及初出茅庐的西班牙也没有大范围地参与全球事务。东方(拜占庭、波斯，以及庞大和善于创造发明的中国)是前现代欧亚大陆的中心。在亚述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这些世界征服者的统治下，古欧亚大陆的广阔区域一步步沦陷，在13世纪初，游牧蒙古人和土耳其人成为这些世界帝国中最后的暴力统治者。

 

　　19世纪和20世纪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纷纷感叹，游牧民族的入侵终结了俄罗斯的西式封建主义进程，取而代之的是野蛮的“亚洲”化进程，这对俄国传统的形成造成影响。这种说法不合时宜，因为这些历史学家是在用关于权力和声望的现代科层制视角回顾历史。在中世纪，亚洲的“成吉思汗遗产”实际上是指蒙古人对源自古老中国、波斯和拜占庭的先进治理实践的传播：依据人口普查来征税，骑兵征募与常备军相结合的灵活的军事动员方案，适当延长宗教少数群体和少数民族交付贡品的时间，建立可以使工匠和商人聚集的皇家城镇。早期官僚雏形的官员们臣服于其统治者，更重要的是使原本难以控制的地方封建精英强制性服从于中央当权者的统治。

 

　　这些创新并非专东方社会专属。西方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随后也有类似的制度设计。在16世纪，他们试图把欧洲变成天主教统治的世界帝国。在长期的斗争中，极力谋求世界权力的哈布斯堡王室被其他欧洲统治者联盟遏制，其中一些是新教国家(荷兰、英国、瑞典)，另外一些是天主教国家(最明显的是法国)。长期和耗资巨大的战争迫使所有的欧洲统治者向银行家和大商人寻求贷款。从长远来看，西方地缘政治的僵局极大地提高了世界性资本家在面对国家统治者时的谈判地位。在1500年到1650年的这段时间，战争的商业化使欧洲的资本家建立起了资本的世界体系。不同于以前依赖野蛮军事行动勒索贡品的世界帝国，这个新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在该体系中，有几个相互竞争的国家。资本家因此可以利用很多机会去实现他们对利润和安全的追求。从一开始起，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就是对全球资源的整合——即便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仍限于大西洋地区，因为对于早期的西方舰队和火枪手而言，亚洲大陆的帝国仍然过于强大。这种新的世界体系的核心位于欧洲的海上商业国家，主要是荷兰和英格兰，资金和先进的科技主要集中在这些国家。这些商业国家也选择成为新教国家，打压了哈布斯堡意图统治世界帝国的自负气焰。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外围供应商专区逐渐扩展到美洲及另一边的东部波罗的海，这些地区专门出口由奴隶或农奴生产的经济作物。

 

　　俄罗斯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并未在这一早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发挥作用。相反，莫斯科的大公们正忙着脱离衰败的突厥—蒙古金帐汗国创建自己的国家。大约在1500年，新武器使得俄国的政治整合能力加强，这些新武器需要配有常备军，并由税收购买。很快俄国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极佳位置上，可以展开“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在东部和南部结束游牧民族长期的入侵迫害。他们沿着旧游牧路线的反方向，深入大草原和西伯利亚地区，俄罗斯因此获得了大片肥沃的农业种植区域。更多的土地免于游牧者袭击，可以养活更多的农民，而这反过来又为帝国提供了更多的税收和军队新兵。于是，在动荡的16世纪，俄罗斯的沙皇崛起了。他们占据了由中央强制力统治的广阔土地——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土耳其的苏丹们和西班牙的君主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俄罗斯的发展上升之路仍然充满风险。在输掉了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和波罗的海东岸土地的利沃尼亚战争后，伊凡雷帝的统治结束。在1610年代，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被波兰和瑞典的冒险家们暂时占据。俄罗斯可以大肆向东部和南部扩张，但在西方战场上却被击退，从长远来看这或许是历史的运气。就拿反例波兰来说，这一16世纪的另一支强大的斯拉夫力量在政治和文化上不同于俄罗斯。其宗教和文化更为西方化，从一开始就深深嵌入到欧洲的贸易和外交中，此外，其著名的武士贵族精英(什拉赫塔贵族)也主张强烈的自由主义。不过，到了18世纪末，曾经是欧洲最大国家的波兰被从地图上抹去，而俄罗斯帝国从中获利匪浅。

 

　　但是，将俄罗斯与波兰做比较，并不能为这一简单的论点提供支持，即专制为国家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另一庞大的国家奥斯曼帝国的迅速衰落即是例证。专制的苏丹人、自由主义化的波兰贵族，或那些在16、17世纪进行寡头统治的西班牙显贵，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关键特征——在早期便直接融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很显然，来自伊比利亚的西班牙领主们(encomenderos)[1]、波兰的什拉赫塔贵族或奥斯曼帝国的达官显贵们并不是资本家。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不停地积累资本，而是作为封建巨头进行传统的自我扩张。只不过相较于传统的风险性较高的叛乱，参与世界贸易为他们实现扩张目标提供了麻烦更少的途径。

 

　　通过逐利的西方商人提供的服务而开展的经济作物出口生意，很轻易地就把封建领主们引诱到进口奢侈品上。但从长远来看，这种短期的获利神话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变为农奴和大种植园奴隶，以支撑他们主人的“炫耀性消费”。因为边缘区域的领主无法控制世界贸易规则，压榨农奴成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唯一方式。

 

　　——强制性的廉价劳动力必然导致技术的退化。

 

　　——城镇和新兴产业有所下降，因为乡村的富豪们首选直接与外国资本家交易，而不是培养潜在的自信的中产阶级。

 

　　——结果，中央政府热衷于征税，他们的权力事实上相应地分散到地方巨头手中，后者都拥有私人军队并直接进入世界市场。

 

　　进入近代之后，国家领土的扩张主要依赖于非常昂贵的战争手段，比如使用炮兵和海军，于是曾经辉煌的波兰骑兵和土耳其禁卫军在战场上的胜算越来越小。相反，俄罗斯在18、19世纪持续不断获得领土和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邻国——波兰、土耳其，甚至还有在波罗的海地区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瑞典。

 

　　就在俄罗斯商人难以获得他们的西方同行那样的成功的同时，因为农奴制和大量征兵，俄罗斯农民也吃尽了苦头。俄罗斯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统治者能够使精英们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国家的(即沙皇的)目标之下。彼得大帝的改革即恰当地说明了这一点。沙皇彼得一世在1690－1720时期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帝”，绝不仅仅是因为他意识到引入西方军事改革和行政改革的紧迫性。当时的许多统治者，包括被选出的波兰国王和世袭的土耳其帝国统治者都认识到必须赶上西方。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更靠近西方的国家并未聚拢到资助他们西化野心的必要资源，因为他们统治的领域早已从世界体系的边缘加入到了资本主义市场。除了决心和远见之外，成功的西化显然需要更多的条件支持。它需要战胜内部“传统”精英的反对，而因为旧特权和旧意识形态成就了这些传统精英，他们会极力保护这些特权和意识形态。如同彼得大帝改革时代和一个多世纪后的日本明治时期，非西方帝国为了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国家而开展的专制改革，必然导致一场自上而下的寻求建立更强大国家的暴力革命。

 

　　国家权力和发展

 

　　如今盛行的思想认为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同等重要。我们认为，民众希望国家权力可以受到约束，但诸多历史事实表明，国家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合作，共同追求更合理、有效的社会力量一直是历史的主旋律。但这也不是现代化的完整故事。殖民主义和国家弱化这样次要的故事也同样是现代性的表现。标准化的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并非完全错误，因为它抓住了核心资本主义演进中的许多真实(以及不太真实)的过程。但用这种乐观的和理论上规范的视角去考察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时，自由主义理论就未必正确。在这些地区很多相同的过程导向相反的轨迹，如日渐衰落的“腐败”国家、依赖廉价劳动力发展经济导致的非技术化、弱化的公民身份。公共担保和强制执行的权利的缺乏并不是“传统主义”的文化缺陷。在一些地区，狭隘的寡头精英的统治激起了穷人和民众的愤怒，其统治摇摇欲坠时，就会出现这样的特征。

 

　　半边缘国家夹在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中间，它们具有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双重特征。这种复杂的组合产生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自由解放运动，但也诞生了独裁政权。俄罗斯或其他半边缘国家为了在世界体系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在君主制到革命政权之间周期性地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独裁政权。各种形式的“为了发展的独裁制度”都是通过把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集结在自己手中来寻求转变。在意识形态方面，这种权力的集中伴随着典型的民族主义和对伟大领袖的狂热崇拜，例如拿破仑、斯大林、凯末尔、纳赛尔和庇隆这样“革命性皇帝”。

 

　　现代世界体系是建立在国家的多样性之上的。我们因为已经习惯了现有的世界体系，所以很多人会视其为理所当然。然而，这样的世界体系在我们所知的历史上是仅有的。前现代体系往往会发展成为世界帝国，如罗马、中国或伊斯兰哈里发。许多这样的世界帝国中存在着资本主义因素。由于这些世界帝国可以随意剥夺资本家，或在周期性的“黑暗时期”，这些国家由于过于混乱而难以维持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不可能成为主导。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也有几次转变成一个军事帝国，如西班牙的卡洛斯五世、拿破仑、希特勒。资本主义对世界征服威胁的反抗，每一次都是由一些国家组成广泛的机会主义联盟开始的。这些国家的领导者在胜利后会上升到资本主义改革者和首席监护人这样的霸主位置，如17世纪的尼德兰联合省(荷兰)、19世纪的英国和1945年以后的美国。

 

　　布尔什维克国家也曾威胁通过征服或“输出革命”结束资本主义。但布尔什维克很快就改变了他们的路线，转向更“现实主义”的方向，这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制约。需要注意的是，当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带整个地卷入激烈的霸权争夺中的时候，也恰恰是俄罗斯可以实现其辉煌的历史性巅峰。因此，俄罗斯这样军事上强大的外部盟友很受欢迎。现代世界体系中地缘政治的消长，反复给予了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机会。俄罗斯的现代化循环周期与资本主义核心的霸权周期同步，这绝不是一种巧合。

 

　　为了利用地缘政治的有利时机，俄罗斯每一次必须集聚其军事力量。这就需要大力培育新军，有强大的国家机构、税务机制和生产基础支撑，因此超激进分子和变革型暴君(伊凡雷帝、彼得大帝、斯大林)出现在俄罗斯国家权力强大的时刻不是巧合。专制统治者的反复出现与其典型的半边缘策略有关，因缺乏资本主义资源而只能依靠专制来弥补不足。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和斯大林时期俄国在跃升到国家集权和军事化阶段时，可能都要依靠巨大的压迫性措施，以挤压农民获得人力和税收。但是，在国家的统治者和百姓之间，又始终存在某些其他类型的精英。每个提升俄罗斯全球地位的重大努力都必须消除旧的精英，用新骨干取代他们，新精英所属的集团组织、其技能和特性与国家改革的目标相一致。每次俄罗斯的现代化都意味着某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至于布尔什维克，在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广泛性改革之后，紧接着就是自上而下的斯大林改革。

 

　　布尔什维克的崛起

 

　　1900年前后的俄罗斯，尽管仍是一个大国，但与西方相比已经出现了不确定性风险。在内部，俄罗斯帝国正遭遇巨大的贫富差距、政治上的不满、警察的暴行、普遍的惰性和官僚腐败，尽管有一些优秀的学者和工程师，但仍旧面临技术进步不足的尴尬。虽然政府在努力培育现代产业，但俄罗斯的财政预算和主要精英们的收入来源仍依赖于出口经济作物和矿物。总之，俄罗斯似乎落后于西方且降为边缘国家。

 

　　一个世纪之后，大约在2000年左右，困扰着俄罗斯的一系列问题如果没有变得更糟，也似乎与之前的问题大致相同。什么都没有改变吗？既是又非。一方面，这些问题仍然是所有半边缘国家的典型问题；另一方面，世界本身在20世纪发生了许多深刻变化，而苏联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让我们回顾一下几个关键事实。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只是俄罗斯几个激进党中的一个。他们自称是工人党，但在现实中，多数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干部来自知识分子阶层，是怀才不遇的高学历专业人才，其职业多为现代工程师、科学家、教师、医生、律师，这些人都受到旧贵族秩序的阻碍或难以在受限制的市场结构中获得位置。沙皇政府并不是像后来被描绘的那样惰性和无能。自1853年至1856年，俄罗斯致力于反抗技术更高一筹的英法侵略者，但输掉了这场令其蒙羞的克里米亚战争。此后正是由于“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他的继任者们一直雄心勃勃地推行改革，才使得俄国仍可保持其强国地位，甚至继续扩大其领土范围到高加索和突厥斯坦(Turkestan)。但改革旧制度必然遭到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政治反对。小城镇知识分子在农村拓展现代教育和社会服务以追求适度自由的做法，损伤了贵族地主的既得利益。贴着宏大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官方标签的强化霸权行径，遭到了众多非俄罗斯民族的革命性抵抗。为了使俄罗斯变成粮食和原材料的主要出口国，财政部长维特伯爵积极推动的“铁路热”，使得俄罗斯的外债和技术工人的劳资纠纷不断增多，俄罗斯的粮食和材料出口反而为德国工业发展带来利益。维特伯爵曾希望通过积极的谈判，以求得在西方更好的贸易条件，保护和促进俄罗斯的新兴产业，培育形成现代技术，并确保俄罗斯在朝鲜、中国东北这些殖民地外围地区的份额。然而，俄罗斯在日本这个新生外来的帝国主义掠夺性国家手下再遭惨败，它引发了1905年的第一次俄国革命。列宁后来称这些事件是1917年的“彩排”，191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巨大的损失使得俄罗斯爆发了更大规模的革命。

 

　　布尔什维克不像旧政权那样优柔寡断。他们受一种强大的普世思想所指导，这种思想意识使他们乃至于其保守派对手确信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先锋队。让他们即使是如轮换式民主制度那样暂时交出政权也是绝不可能的，因为这将等于没有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按照这样的逻辑，他们必然实施大清洗、建立古拉格集中营和设置铁幕。在现实中，布尔什维克通过不同的方式推进前沙皇时代大臣维特伯爵的改革，因为如果他们希望自己国家生存下来，并发展成为世界体系的重要一员，他们别无选择。为了保护自己，革命必须转为帝国主义的方式。与此同时，德美这两个承接下降的英国霸权的新兴势力正为争夺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位置而激烈冲突。俄国政府参与到一战中，最终1917年爆发了俄国革命，到了1945年，苏联成为一个胜利的超级大国。也许20世纪最大的讽刺说法是，自由资本主义战胜企图征服世界的纳粹，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俄罗斯共产党的工业化。

 

　　我们称之为列宁主义的国家建设战略，实际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继承得很少。相反，列宁主义国家建设依靠的是现代国家权力组织的三大动力的融合。首先是思想得到鼓舞且纪律严明的政党，党促进了社会下层群众的政治参与和积极性；其次是大规模生产和计划性的工业经济，在一个更加民主化的资本主义模式中这些被称为福特制或者德国战争计划，这需要大规模的城市化、发展教育和福利；政治思想和工业上的两大动员，导致第三项重大动员的出现：创建了大规模征兵的机械化军队。

 

　　1945年战争胜利确立了上述三重发展主义策略的成功。在战后的几十年间，苏联模式由于其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无数效仿，影响力远超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殖民帝国的迅速解体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或许并不是苏联外交政策的直接结果，然而正是苏联在当代世界舞台上的存在，使得全球力量均衡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如果不是资本主义对冷战以及被共产主义所替代的风险充满忧虑，处于资本主义中心的工人在1945年后可能不会得到那么慷慨的劳动福利。

 

　　如同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对于国内和国际舞台有着不同的意义。革命的成果强化了建立在牺牲俄罗斯普通民众基础上的国家权力，首当其冲的主要是生活在斯大林大跃进和战争中的几代人。国家权力的革命性变革提升了其革命帝王和伟大征服者的地位，上一时期有拿破仑，这一时期有斯大林。然而，俄国革命对世界体系中资本主义势力合法性的质疑，具有变革性和解放性的重大影响。

 

　　苏联增长的极限

 

　　后来的历史证明，苏联的成功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在地缘政治上，1945年以后，苏联发现自己与美国对当前处于分裂中的欧洲、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亚洲的持久和平都是负有责任的。此外，苏联通过激励和帮助那些在冷战时期在这个超级大国的支援下繁荣发展起来的国家，有效地遏制了边缘地区的暴力分裂活动，即现今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军阀以及跨国犯罪集团等。冷战从而成为人类发展史上一段和平与繁荣时期。但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以及扶持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化”盟友和附庸政权，使莫斯科背负了巨额的支出负担。

 

　　国内支出是其支出上升的另一个源头。这实际上是其完成工业化的直接结果。国内的支出包含三个不同部分，分别对应于成熟的苏联社会的三大主要阶级：党内官员构成的官僚“权贵阶层”，知识分子(教师、工程师、医务人员)构成的中产阶级，以及由包括在工业化的国家农场工作的前农民等在内的工人构成的最大群体。

 

　　高高在上的官僚像任何统治精英一样具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逻辑倾向，即确保自己和后代的特殊身份，可以轻松地享受权力的果实而无生活之忧。1956年，在第二十届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开展了对斯大林主义的著名批判，这标志着高官显贵对他们所遭受的恐怖主义管控的反抗达到了高潮。赫鲁晓夫的粗暴性格为这场分裂添加了戏剧化色彩，早在斯大林去世前，权贵阶层已经默默酝酿着反抗。赫鲁晓夫是最后一位深受1917年布尔什维克浪漫主义影响的苏联最高领导人，他本人粗鲁而又过度活跃，随着他的下台，愚蠢而自私自利的特权阶层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在俄国推行他们的官僚主义。然而最终的结果证明，即使是权贵阶层也是集体非理性的。计划经济必须要有一位最高指挥官，由他代替市场来做出关于重要配置的决策。在缺失最高指挥官的情况下，官僚主义病状在系统内迅速扩散。国家行政变得腐败、被享有特权的人搞得支离破碎，懒惰与浪费成风，行政机关的功能性丧失。缺乏强力领导人的政党机器依旧公开浮夸却毫无魅力。在平静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即便对苏联权贵阶层本身而言，也毫无吸引力，且日益显现可怜和可笑。在没有一个让人们能紧紧追随的领导人的情况下，权贵阶层如何能恢复其“思想魅力”？

 

　　人们常常声称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未能跟上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是因为这些新技术在本质上具有民主、灵活和“网络社会”的特性。这种夸张歪曲了事实。可以说，无论是最初发明网络的美国国防部，还是著名的日本电子公司，它们都不是民主机构。苏联仍然能在1957年发射人造卫星，在1961年将第一位航天员送上太空。苏联的增长速率和技术创新是在十年后开始延缓的，确切的时间是在莫斯科从一个巨大中央计划经济的制高点下跌到官僚主义的泥潭开始的，这些官僚阶层不停地为自己寻求补贴和奖励。在20世纪60年代，苏维埃政权分解为平衡精英阶层利益的寡头政治，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这促成了严重低效的资源分配和更加温和的“预算约束”。不像早期的领袖统治时期，当前在没有“舵手”的情况下，苏联的工业投资收益迅速递减。

 

　　与此同时，大多数在工厂或国营农场工作的苏联工人也找到了属于他们的一片“乐土”。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实际工资的显著改善主要来源于苏联的工业制度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的统治者第一次再也无法逼迫农民提供取之不尽的劳动力和新兵。值得注意的是，专制传统结束得如此突然！此后，想要获得忠诚和服从的劳动力，新一代的俄罗斯统治者只能通过购买而不是继续强迫的方式。同时，新的苏联公民很快同现代化的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一样，享受到了期望的生活。从根本意义上讲，这个原来的农业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

 

　　工人要想组织工团主义的活动仍然是被严格禁止的，但这并不能阻止秘密的集体谈判。取消了斯大林主义管制后的几年里，苏联工人可以离开缺乏吸引力的工作，到能够提供更好条件的地方去工作，工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对老板施压。另一种常见的消极反抗方式是通过松懈、旷工或酗酒的方法减少劳动力投入。在新兴的“灰色”劳动力市场中，部分熟练劳动力的失业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在所有实现快速工业化的国家中，都会出现技术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问题。斯大林政权主要是通过恐怖主义手段和意识形态劝诫来控制劳动力，而且最重要的是，将大量年轻的农民和妇女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去。到了20世纪60年代，统治阶层已不能再依赖这些旧手段，他们通过增加成本支出来使劳动力顺从，对低效率采取非官方的容忍态度。

 

　　统治阶层对劳动力的利诱和容忍，导致成本被转移到投资和消费的直接再分配中，但这可能不算是严重的后果，更具破坏性的是，工作伦理遭到侵蚀，苏联无产阶级在反对官僚雇主阶级斗争取得胜利的同时却也造成了生产力的停滞。这是“他们假装付钱，而我们假装工作”这一讽刺背后的政治经济状况。权贵阶层向工人让步的最终原因是——社会主义无产者和知识分子间进行公开政治联盟，使得无产者能像在1980年间波兰团结工会一样实现跨阶级反抗。

 

　　1945年之后的历史时期标志着另一个阶级的出现，相较于仅仅追求缓和斯大林专政而言，他们的要求要更多。这一阶级就是新的苏联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中的数量和作用得以增加，他们希望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结构也能得以改善。这是一股潜在的恢复经济活力的力量，其基础是当时的“技术—科学革命”。但这些充满活力的浪漫主义想法和对未来技术化的愿望受到权贵阶层的抵制。这显然是个政治问题，而且影响到整个苏联集团。事实上，1968年那场知识青年的反抗震撼了整个世界。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中，年轻的知识分子仍然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主。他们只是希望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选拔和政策的讨论中可以获得发言权。他们的口号具有年轻人的虚张声势成分——嘿，党，让我控制一点点！(Partia,dai porulít！)当然，这触及政治核心，挑战了权贵阶层各个方面的控制，从教育和产业的关系到外交政策，至少挑战了对苏联公民的强制隔离政策，即将苏联公民与时尚的外国商品、现代文化、个人接触和旅行隔离开来。

 

　　1968年在苏维埃社会主义阵营的暴乱被布尔什维克迅速镇压，伤亡出奇的少——权贵阶层变得非常谨慎。但镇压之后的代价巨大。后来的勃列日涅夫政权十分僵化。实际上，苏联的统治者关闭了新兴的公共领域，也随之丧失了所有的创造力、社会活力，甚至可能面临再度合法化的问题。留下的是伪善，倒退回自私、冷漠和犬儒主义状态，这些成本是难以估量的。然而其巨大的破坏效应持续扩散，导致了改革(perestroika)的灾难性失败和随后出现的残酷“疯狂”的资本主义。

 

　　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圈子在当时分成了两种被苏联官场所不齿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个人主义。一种较为刻薄的讽刺是，这两种意识形态只有在反对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时才是激进的。当然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当时世界体系的主导思想。它们为苏联权贵阶层提供了救赎，在接下来的1989年政治剧变之后，权贵阶层将自己原本的共产党官员身份重铸成为资本家大亨和具有民族分裂主义本质的主权统治者。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转换所牺牲的是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优势，这些优势或许原本会让前苏联加入资本主义的核心而不是边缘。

 

　　后退到边缘

 

　　回过头来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看上去像是一段痛苦不堪的尴尬时期，让人不忍去讨论。这在我们看来是危险的，因为教训尚未得以吸取。但教训是什么？

 

　　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优化社会结构和发展科技，开始学习借鉴先进的西方国家。然而对于“现代性”与“发展”取得的更大成就，权贵阶层并不认可，他们担心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表现出来的新的自信会带来政治后果。此外，冷战为控制着科学和技术的苏联军工企业的老板提供了强有力的辩词。

 

　　然而，冷战有其自身的动力。在20世纪70年代，越战的失败、国内的动荡和经济危机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削弱了美国。与此同时，西欧和日本已经完全从战争灾害中恢复过来，变成可与美国抗衡的强劲经济对手。可以预见，在世界政治中，包括缓解边境上的冷战的紧张局势、与共产主义国家建立直接商业关系等方面，西欧和日本拥有更加独立的角色优势。处在莫斯科的苏联领导人对此似乎很感兴趣，这将有利于其获得国外贷款、消费品以及最重要的生产技术。作为交换，西欧和日本希望从苏联获得自然资源、潜在的巨大市场，以及受过教育但仍相对低廉的劳动力资源。

 

　　可以预见，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局势，两个超级大国有影响力的精英们——苏联军工意识形态集团、大西洋彼岸的冷战斗士——是持反对意见的，因为这有损他们的利益。他们试图破坏东西方的缓和局面，甚至在80年代初复发了简短的冷战。不过，和平的利润看起来十分诱人，令人不忍放弃。权力交替后，戈尔巴乔夫推动了疏通和解的进程。面对美国在强大起来的欧洲盟国的影响力下降的事实，里根总统投桃报李。似乎大方地打开了将苏联纳入权力、财富和声望的资本主义核心的大门。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在试图与苏联内外的几个不同团体结成政治联盟。对外，他的新朋友是西欧资本家中的现实主义者，戈尔巴乔夫承诺把他们从为时已久的共产主义威胁中解救出来，将其从美国的监护中解放出来，并与之共同控制共产主义国家的新兴市场。(中国尚未被认为是正式行为体。)在国内战线上，戈尔巴乔夫试图支持权贵阶层中处在先进行业中的改革派，反对地方保守派。戈尔巴乔夫对精英反对者的处理方式实质上是斯大林式的：自上而下，通过高呼的思想运动和公众谴责掩护下的干部净化行动进行改革。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所谓的著名的公开化，或“公开讨论”。受公开化影响的官僚抱怨说，报纸先前被用作“苍蝇拍”，但在现今的公开化下，“报纸拍人”，即报纸上公开批判一些官僚。自1968年以来其诉求一直被密封在盖子下的同一批知识分子和专家，成为戈尔巴乔夫运动的热情支持者。从这个意义上说，1989年的“改革”是1968年蔓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革命的延续。至少戈尔巴乔夫是这样打算的。

 

　　然后，戈尔巴乔夫犯了错误。错误犯在成功似乎近在咫尺之时。1991年，戈尔巴乔夫蒙羞之后，他前些年的成就也被掩盖了，而那些成就简直就是令人震惊的。西方认为，莫斯科几乎凭借一己之力重组了1945年后的地缘政治，其结果本将是一个强大的覆盖整个欧洲大陆并以莫斯科—巴黎—柏林为轴线的新集团。俄罗斯为未来的欧洲联盟和联合市场贡献了德国统一这一“礼物”，这是不会被拒绝的，但这将会把美国的霸权置于何处？

 

　　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学习和接受许多对他来说是崭新的意想不到的现实。他学得很快，最终，他放走了波罗的海共和国，这是宏大计划中的一个小损失，他甚至甘心接受苏共的派系分裂，而苏共是他政治权力的最初平台，当然也是对其的重要制约。成功的关键和主要的筹码是继续控制广博的苏维埃国家的所有资源。像石油收入下降等恶性突发事件，可以说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从总体上看，这些事件本身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也有一些突发事件幸运地没有引发动荡，比如波兰的相对平静，一位业余的德国飞行员在莫斯科红场降落的丑闻，以及让苏联高层军官颜面尽失的在阿富汗战场的举步维艰。考虑到所有事情，不得不说这是一次在结构性限制中的偶然的政治误判。戈尔巴乔夫陷入了一场需应对多方的极其复杂和快速变化的博弈中。尽管如此，他的失败看起来并不是注定的。

 

　　戈尔巴乔夫通常被看作是一个鲁莽的自由主义的改革者，但他实际上是一个保守派。他的目标是通过必要的削减成本的让步维持作为大国的苏联，并通过合资、对外资开放，将大型国有企业中安逸的权贵阶层改造成资本主义技术官僚。这一策略将使前共产主义精英的地位相对于他们的西方合作伙伴、特别是相对于本国人民有所强化。若是“改革”成功了，其结果将与战后几十年的西欧和日本相差不大。因此，苏联尖端的技术官僚对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的同行们较为亲和，但对美国的私人公司或许没那么友善。人们应该考虑英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是否能够轻松制胜，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确实有此种看法。

 

　　“改革”的结构性制约主要是负面的，相对而言它缺乏来自潜在的受益者社会群体——改革的政党显贵和训练有素的专家——在自组织(self－organizing)方面的有效支持。反过来，制约因素直接来自60年代末对社会活力的早期抑制，而非源于更加久远的俄国专制传统或斯大林主义的遗产，后者早已被苏联唯发展主义的成功所化解。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比较将有助于我们对此做进一步的说明。

 

　　首先，让我们做个不合时宜的类比。苏联不能效仿邓小平对中国的改革，因为它已不再是一个农业国家。将庞大且在技术上相互关联的苏联工业与东亚的乡镇血汗工厂相等同，这是极其幼稚，或者糟糕的。如果放任自流，苏联工业领域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将会失业，并被迫以做小买卖来求生，1990年代此种情形大规模发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苏联当时情况的最大的讽刺点是，向市场的成功过渡必须由权威的规划者精心设计和监督。

 

　　在另一方面，苏联也不像匈牙利。自60年代末，匈牙利社会主义经理们已被允许与西方资本主义企业开展各种合资企业，苏联的工业经理受限于冷战的保密要求，在这类事情上没有什么经验，以至于不能立即抓住“改革”的机会和开始规划自己在改革运动中的职业抱负。更不像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能在短期内大规模动员，苏联知识分子的政治技能和组织网络仍然十分受限。当然，在公共领域有很多公开化带来的主要来自名流知识分子和记者的象征性行动主义，但对于获得更多人的持续支持来说还不够。

 

　　临近1989年，出现了一些得到较多阶层接受的知识分子和几个变节的政党高官结成的联盟，并逐渐成为一股可靠的政治力量。在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这位“最后的总书记”犯了很多专制改革者都会犯的错误，逐渐迷失了方向。戈尔巴乔夫总是担心保守派的抵制，因而难以接受高涨的社会运动。相反，戈尔巴乔夫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他的国际声望和国外贷款上，枉然期待这能让他渡过兴起的风暴并很快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果以证明自己。但是国外贷款几乎从未帮助过任何国家，尤其不会在国家解体之时，况且在8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下跌到极低。西方的合作伙伴相当有预见性地利用莫斯科地位的急剧削弱，要求享有特权，或干脆选择了观望。

 

　　在1991年8月的政变及戈尔巴乔夫展现实力的行动失败后，多数先前或懒惰或服从的权贵阶层终于敢独自行动。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求得生存，他们拼命防守，这一行动转化成一场由临时措施构成的华丽阵势。权贵阶层打破长久以来的苏联禁忌，部署了三大战略，都是他们从反对派社会运动的诉求中先发制人抢来的，这就是议会选举、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国家主权。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权贵阶层仍然在他们的直接行政管辖权限内控制国家的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他们可以利用选举把自己选为议员和总统。私有化有助于创造他们安全着陆的跑道，培养庇护对象、并迅速地使自己致富。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被当地统治者用作路障来反抗莫斯科的另一次清扫行动，且演变为官方的民粹主义，对民族知识分子产生了动员效应。

 

　　在1990－1992年间，权贵阶层基本上将苏联拆分成共和国、省或是工业部门和企业。失去国家和经济一体化，导致在苏联过去即一直存在的官僚主义病症猖獗扩散。但规模上有质的不同。私下赞助成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政治组织原则，由此权力寻租成为奖励和控制的主要形式。韦伯主义的学者称此为新世袭制。然而，另外在法律监督范围之外，出现了两个控制和利益榨取组织：有组织的犯罪和商业寡头，他们实际上是解体初期时的两个交叉概念，利用武力和腐败关系创造商机。

 

　　1991年以后，权贵阶层的私有化和民族分裂主义产生了广泛的破坏性，远比1968年强硬的勃列日涅夫式权贵阶层对青年起义的镇压要严重。大幅缩水的后继国家，甚至包括叶利钦执政时的俄罗斯，都未受邀加入资本主义的核心，因为它们无法维持产业的协调以及投资、科学、教育和福利供应，或就加入本身来说，俄罗斯缺乏苏联之前享有的军事力量和外交影响力。想象这类国家最终在法治下实现正常化就是幻想。国家本身充满肮脏暴力，控制着人们的利益来源以及商业竞争。对于法治和惩罚有钱有势的人的最响亮的呼吁往往来自那些发现当前自己失利的精英派。但是一旦他们通过某种政变，或由于国家相对较弱而周期性发生的“颜色革命”，进入到权力中心，这些前反对派会发现腐败制度难以改变，且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政治控制的手段和私利。这种负面动力使大多生产企业缺乏稳定性并无利可图，最终趋向自我强化。日积月累转变为掠夺，通过滥用国家权力及与享有巨大国外利益的从属性买办联盟来实现自我保护，这就是有人所称的边际化陷阱。这样的景象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历相似(原属于现已不复存在的第二世界的碎片也加入到第三世界中)。苏联的混乱消亡使得这个国家后退到边缘国家的行列，没能成为世界体系的核心。

 

　　从最低点回归？

 

　　到2000年，俄罗斯似乎滑落到更加无序和强盗统治的水平，让人想起蒙博托的扎伊尔。她仍然是一个前超级大国，具有野心、人员和资源，这些使得她可以避免遭受彻底的耻辱。为了保护身体日益衰弱的叶利钦及其据传超级富有的家庭免于可能的起诉或更糟糕的事情，弗拉基米尔·普京，一个从事国外情报工作的年轻、经历旺盛的上校，通过一种自动政变进入权力中心。普京确实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及对敌人的坚决冷酷，同时也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对美国的自由良好的意图不抱任何幻想。普京一贯表现得像一个军人，在失败中存活并寻找机会反击。他首先发现了油价上涨的机会，接下来便是发现华盛顿置身中东地区和整个世界的陷阱中这一机遇。

 

　　普京的反击仍在进行中，其结果像其他复杂和长期的斗争一样是不可预测的。在这里，我们只对普京的战略和他可能的目标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这两个方面，我们与当前流行的观点有所不同。

 

　　在政治上，普京表现得强劲，甚至偶尔跋扈，但他也会闪烁其词，并非表现得彻头彻尾的独裁——就像在2008－2012年期间，为了维护宪法的准则，他把总统权力割让给平民合伙人梅德韦杰夫。评论家过分曲解普京作为一个国际间谍的专业培训。任何当今的俄罗斯统治者，不管是否是前间谍，如果他想在世界舞台上独立行事都不得不如此表现。可悲的是，只要民主化仍然等同于华盛顿的新自由主义共识，普京和他的继任者就有真正的理由去打压由国外基金会或受国内寡头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媒体渠道。令自由评论家遗憾的是，俄罗斯的“商业环境”对于普京控制之外的大企业而言仍是不利的。与布尔什维克没有什么不同，普京过分看重自己的使命以至于不允许自由主义。

 

　　那些以意识形态透镜来观察世界的美国评论员们，认为普京的外交政策也是意识形态化的。普京被描绘成自由的敌人和独裁者的朋友。事实上，普京在选择盟友的问题上表现出了自己的灵活性和机会主义倾向。近年来，莫斯科同时与印度和中国以及伊朗和以色列寻求共同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并未显现出过于意识形态化。与观测事实相符的是，莫斯科尽可能在世界事务上反击华盛顿。

 

　　2014年在乌克兰突然爆发战争，这成为自冷战结束后世界事务中最困难和潜存巨大危险的危机。但是请注意，莫斯科如何刻意让西欧保持相对不受牵连，以及欧洲特别是德国如何小心地一直避免对其与莫斯科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的损害，这些不是单纯的战术。

 

　　普京，这个俄罗斯保守和强大的大国民族主义者，却比20世纪的任何其他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都更靠近善意的改革者戈尔巴乔夫。与德国、法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建立经济和地缘政治集团，仍是俄罗斯保持一个重要的“发达的”大国的最佳选择。欧洲建立这样联盟的动机，同缓和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一样：为了俄罗斯的资源、市场和脱离美国的地缘政治独立性。乌克兰战争可能减少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为下一代人带来一个更大更自主的欧洲。正如我们看到的，这场战争中的利害关系远远超过对当地的影响。但由于这种利害关系对许多强大的国家是如此之大，这给了我们以希望：乌克兰的冲突或许会尽早得到控制。华盛顿当权派可能仍然坚持用任何手段保护乌克兰的“自由”，但现在明显衰退的美国影响力已经开始式微。这是我们的短期预测。

 

　　长期的预测源自于我们对世界体系具有塑造人类行为持久结构的认识——至少只要目前世界体系继续存在。为了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成为一个重要国家，俄罗斯至今一直努力了几百年。1991年她遭受了可怕的挫折。克服其后果的努力使俄罗斯重拾许多熟悉的特性，其中主要是对专制集权的回归倾向和地缘政治自信。

 

　　但体系也在改变，纵然与人类生活的变更相比变得更慢。过去沙皇和布尔什维克革命者使用过的残酷动员方法已在20世纪中叶用尽。俄罗斯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已经发生了转变，从一个庞大而无情地剥削农民的农业帝国，变成由能够更好捍卫自身权利的知识分子以及受过教育的专家和技术工人组成的现代工业社会。我们曾在“改革”时期，或是在最近的乌克兰叛乱与反叛乱中，看到这份自信，无论这场冲突会以何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终结。事实上，普京的复仇主义背后更重要的动机是国内民意而不是国外政治：俄罗斯人拒绝生活在边缘国家。但出路是什么？

 

　　苏联的转变是更大的且仍在持续的整个世界体系转型的一部分。中国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转变的大国。在地球上拥有大量依旧可被剥削的农民的地方越来越少。但当到了大多数人不愿生活在边缘地区的临界点时，现代世界体系又将成为什么？新兴世界流行的政治会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或者有待发明的其他形式？

 

　　列宁这位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无论喜欢与否)曾经说过，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可能会预示世界未来的一些重要特点。俄罗斯将随世界改变，但世界也将因俄罗斯而改变。这恰恰是继续关注这个最反常的半边缘国家的理由之一。

 

　　作者简介：格奥吉·杰尔卢吉扬，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社会研究与公共政策教授，研究方向为冷战史、苏联与俄罗斯史、欧亚大陆史；沃勒斯坦，耶鲁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客座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史；王娜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1]西班牙在殖民地实施一种所谓的encomienda制度，将土地划给各个西班牙“领主”(encomenderos)，他们有义务向其所在区域内划归他们统治的印第安人提供保护，并引导他们皈依基督教，而作为回报，印第安人必须向他们提供免费的徭役。——译者注

 

　　[美]格奥吉·杰尔卢吉扬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著，王娜娜译

 

　　(1.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社会研究与公共政策；2.耶鲁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本文从世界体系的视角出发，解释俄罗斯独特而非独一无二的历史轨迹，并试图从中理解当代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逻辑。虽然屡次从边缘或半边缘的位置中获益，但俄罗斯从未真正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领导者。这种实际位置与雄心之间的差距，为俄罗斯的帝国传统和强人政治的周期性出现提供了土壤。今天的俄罗斯依然是世界体系的一个部分，她复兴的道路和方式的选择，将会对其他新兴国家产生持久的影响。

 

　　关键词：世界体系理论；俄罗斯历史；苏联；乌克兰内战

 

　　俄罗斯有段非同寻常的历史轨迹。许多人认为，这一历史轨迹是独一无二的。然而，读过西班牙的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或巴西的吉尔贝托·弗雷雷(Gilberto Freyre)关于民族精神独特性的论述后，我们会意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俄罗斯也许并非那么独特。博学多才的人们可以轻易地举出许多名人关于意大利、波兰、埃及、伊朗、印度和中国，甚至俾斯麦强力统一之前的德国的相似论述。应该注意到，所有这些强大的历史传统大多属于那些渴望成就伟业或者在过去曾经辉煌过，但如今却面临西方和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霸权挑战的国家。我们称这些国家为半边缘国家，这些国家通过努力“发展”或声称自己的“现代性”来应对如今面临的挑战。

 

　　自1917年开始，俄罗斯从这些国家中突显出来，因为它开创了“共产主义”政权(一些历史学家甚至称之为“共产主义文明”)，但在实际上，俄罗斯逐渐“发展”成为超级军事—工业大国。由于前苏联解体和1991年之后俄罗斯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俄罗斯没能成为如同北美一样的乐土，反而退回到看起来更像是拉丁美洲国家的状态。如今，俄罗斯似乎决心要再次重申自己的主张。我们试图运用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心—边缘形态学，以唯物主义和关联式方法来阐释俄罗斯这种有些不合常规的轨迹。

 

　　艰难起步

 

　　让我们先从熟悉的刻板印象开始。相较于其他斯拉夫国家，为什么俄罗斯如此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为什么她的那些伟大的统治者们——伊凡雷帝、沙皇彼得一世、列宁、斯大林或者今天的普京——都如此专横？为什么他们与厌恶却又是模仿对象的西方纠缠不清？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追溯到俄罗斯国家开始形成的时期，即16世纪初期，此时现代世界的轮廓已经开始显现。

 

　　中世纪的莫斯科大公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相隔较远，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事实上，当时的英国、法国及初出茅庐的西班牙也没有大范围地参与全球事务。东方(拜占庭、波斯，以及庞大和善于创造发明的中国)是前现代欧亚大陆的中心。在亚述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这些世界征服者的统治下，古欧亚大陆的广阔区域一步步沦陷，在13世纪初，游牧蒙古人和土耳其人成为这些世界帝国中最后的暴力统治者。

 

　　19世纪和20世纪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纷纷感叹，游牧民族的入侵终结了俄罗斯的西式封建主义进程，取而代之的是野蛮的“亚洲”化进程，这对俄国传统的形成造成影响。这种说法不合时宜，因为这些历史学家是在用关于权力和声望的现代科层制视角回顾历史。在中世纪，亚洲的“成吉思汗遗产”实际上是指蒙古人对源自古老中国、波斯和拜占庭的先进治理实践的传播：依据人口普查来征税，骑兵征募与常备军相结合的灵活的军事动员方案，适当延长宗教少数群体和少数民族交付贡品的时间，建立可以使工匠和商人聚集的皇家城镇。早期官僚雏形的官员们臣服于其统治者，更重要的是使原本难以控制的地方封建精英强制性服从于中央当权者的统治。

 

　　这些创新并非专东方社会专属。西方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随后也有类似的制度设计。在16世纪，他们试图把欧洲变成天主教统治的世界帝国。在长期的斗争中，极力谋求世界权力的哈布斯堡王室被其他欧洲统治者联盟遏制，其中一些是新教国家(荷兰、英国、瑞典)，另外一些是天主教国家(最明显的是法国)。长期和耗资巨大的战争迫使所有的欧洲统治者向银行家和大商人寻求贷款。从长远来看，西方地缘政治的僵局极大地提高了世界性资本家在面对国家统治者时的谈判地位。在1500年到1650年的这段时间，战争的商业化使欧洲的资本家建立起了资本的世界体系。不同于以前依赖野蛮军事行动勒索贡品的世界帝国，这个新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在该体系中，有几个相互竞争的国家。资本家因此可以利用很多机会去实现他们对利润和安全的追求。从一开始起，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就是对全球资源的整合——即便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仍限于大西洋地区，因为对于早期的西方舰队和火枪手而言，亚洲大陆的帝国仍然过于强大。这种新的世界体系的核心位于欧洲的海上商业国家，主要是荷兰和英格兰，资金和先进的科技主要集中在这些国家。这些商业国家也选择成为新教国家，打压了哈布斯堡意图统治世界帝国的自负气焰。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外围供应商专区逐渐扩展到美洲及另一边的东部波罗的海，这些地区专门出口由奴隶或农奴生产的经济作物。

 

　　俄罗斯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并未在这一早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发挥作用。相反，莫斯科的大公们正忙着脱离衰败的突厥—蒙古金帐汗国创建自己的国家。大约在1500年，新武器使得俄国的政治整合能力加强，这些新武器需要配有常备军，并由税收购买。很快俄国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极佳位置上，可以展开“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在东部和南部结束游牧民族长期的入侵迫害。他们沿着旧游牧路线的反方向，深入大草原和西伯利亚地区，俄罗斯因此获得了大片肥沃的农业种植区域。更多的土地免于游牧者袭击，可以养活更多的农民，而这反过来又为帝国提供了更多的税收和军队新兵。于是，在动荡的16世纪，俄罗斯的沙皇崛起了。他们占据了由中央强制力统治的广阔土地——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土耳其的苏丹们和西班牙的君主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俄罗斯的发展上升之路仍然充满风险。在输掉了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和波罗的海东岸土地的利沃尼亚战争后，伊凡雷帝的统治结束。在1610年代，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被波兰和瑞典的冒险家们暂时占据。俄罗斯可以大肆向东部和南部扩张，但在西方战场上却被击退，从长远来看这或许是历史的运气。就拿反例波兰来说，这一16世纪的另一支强大的斯拉夫力量在政治和文化上不同于俄罗斯。其宗教和文化更为西方化，从一开始就深深嵌入到欧洲的贸易和外交中，此外，其著名的武士贵族精英(什拉赫塔贵族)也主张强烈的自由主义。不过，到了18世纪末，曾经是欧洲最大国家的波兰被从地图上抹去，而俄罗斯帝国从中获利匪浅。

 

　　但是，将俄罗斯与波兰做比较，并不能为这一简单的论点提供支持，即专制为国家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另一庞大的国家奥斯曼帝国的迅速衰落即是例证。专制的苏丹人、自由主义化的波兰贵族，或那些在16、17世纪进行寡头统治的西班牙显贵，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关键特征——在早期便直接融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很显然，来自伊比利亚的西班牙领主们(encomenderos)[1]、波兰的什拉赫塔贵族或奥斯曼帝国的达官显贵们并不是资本家。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不停地积累资本，而是作为封建巨头进行传统的自我扩张。只不过相较于传统的风险性较高的叛乱，参与世界贸易为他们实现扩张目标提供了麻烦更少的途径。

 

　　通过逐利的西方商人提供的服务而开展的经济作物出口生意，很轻易地就把封建领主们引诱到进口奢侈品上。但从长远来看，这种短期的获利神话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变为农奴和大种植园奴隶，以支撑他们主人的“炫耀性消费”。因为边缘区域的领主无法控制世界贸易规则，压榨农奴成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唯一方式。

 

　　——强制性的廉价劳动力必然导致技术的退化。

 

　　——城镇和新兴产业有所下降，因为乡村的富豪们首选直接与外国资本家交易，而不是培养潜在的自信的中产阶级。

 

　　——结果，中央政府热衷于征税，他们的权力事实上相应地分散到地方巨头手中，后者都拥有私人军队并直接进入世界市场。

 

　　进入近代之后，国家领土的扩张主要依赖于非常昂贵的战争手段，比如使用炮兵和海军，于是曾经辉煌的波兰骑兵和土耳其禁卫军在战场上的胜算越来越小。相反，俄罗斯在18、19世纪持续不断获得领土和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邻国——波兰、土耳其，甚至还有在波罗的海地区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瑞典。

 

　　就在俄罗斯商人难以获得他们的西方同行那样的成功的同时，因为农奴制和大量征兵，俄罗斯农民也吃尽了苦头。俄罗斯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统治者能够使精英们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国家的(即沙皇的)目标之下。彼得大帝的改革即恰当地说明了这一点。沙皇彼得一世在1690－1720时期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帝”，绝不仅仅是因为他意识到引入西方军事改革和行政改革的紧迫性。当时的许多统治者，包括被选出的波兰国王和世袭的土耳其帝国统治者都认识到必须赶上西方。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更靠近西方的国家并未聚拢到资助他们西化野心的必要资源，因为他们统治的领域早已从世界体系的边缘加入到了资本主义市场。除了决心和远见之外，成功的西化显然需要更多的条件支持。它需要战胜内部“传统”精英的反对，而因为旧特权和旧意识形态成就了这些传统精英，他们会极力保护这些特权和意识形态。如同彼得大帝改革时代和一个多世纪后的日本明治时期，非西方帝国为了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国家而开展的专制改革，必然导致一场自上而下的寻求建立更强大国家的暴力革命。

 

　　国家权力和发展

 

　　如今盛行的思想认为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同等重要。我们认为，民众希望国家权力可以受到约束，但诸多历史事实表明，国家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合作，共同追求更合理、有效的社会力量一直是历史的主旋律。但这也不是现代化的完整故事。殖民主义和国家弱化这样次要的故事也同样是现代性的表现。标准化的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并非完全错误，因为它抓住了核心资本主义演进中的许多真实(以及不太真实)的过程。但用这种乐观的和理论上规范的视角去考察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时，自由主义理论就未必正确。在这些地区很多相同的过程导向相反的轨迹，如日渐衰落的“腐败”国家、依赖廉价劳动力发展经济导致的非技术化、弱化的公民身份。公共担保和强制执行的权利的缺乏并不是“传统主义”的文化缺陷。在一些地区，狭隘的寡头精英的统治激起了穷人和民众的愤怒，其统治摇摇欲坠时，就会出现这样的特征。

 

　　半边缘国家夹在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中间，它们具有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双重特征。这种复杂的组合产生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自由解放运动，但也诞生了独裁政权。俄罗斯或其他半边缘国家为了在世界体系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在君主制到革命政权之间周期性地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独裁政权。各种形式的“为了发展的独裁制度”都是通过把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集结在自己手中来寻求转变。在意识形态方面，这种权力的集中伴随着典型的民族主义和对伟大领袖的狂热崇拜，例如拿破仑、斯大林、凯末尔、纳赛尔和庇隆这样“革命性皇帝”。

 

　　现代世界体系是建立在国家的多样性之上的。我们因为已经习惯了现有的世界体系，所以很多人会视其为理所当然。然而，这样的世界体系在我们所知的历史上是仅有的。前现代体系往往会发展成为世界帝国，如罗马、中国或伊斯兰哈里发。许多这样的世界帝国中存在着资本主义因素。由于这些世界帝国可以随意剥夺资本家，或在周期性的“黑暗时期”，这些国家由于过于混乱而难以维持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不可能成为主导。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也有几次转变成一个军事帝国，如西班牙的卡洛斯五世、拿破仑、希特勒。资本主义对世界征服威胁的反抗，每一次都是由一些国家组成广泛的机会主义联盟开始的。这些国家的领导者在胜利后会上升到资本主义改革者和首席监护人这样的霸主位置，如17世纪的尼德兰联合省(荷兰)、19世纪的英国和1945年以后的美国。

 

　　布尔什维克国家也曾威胁通过征服或“输出革命”结束资本主义。但布尔什维克很快就改变了他们的路线，转向更“现实主义”的方向，这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制约。需要注意的是，当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带整个地卷入激烈的霸权争夺中的时候，也恰恰是俄罗斯可以实现其辉煌的历史性巅峰。因此，俄罗斯这样军事上强大的外部盟友很受欢迎。现代世界体系中地缘政治的消长，反复给予了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机会。俄罗斯的现代化循环周期与资本主义核心的霸权周期同步，这绝不是一种巧合。

 

　　为了利用地缘政治的有利时机，俄罗斯每一次必须集聚其军事力量。这就需要大力培育新军，有强大的国家机构、税务机制和生产基础支撑，因此超激进分子和变革型暴君(伊凡雷帝、彼得大帝、斯大林)出现在俄罗斯国家权力强大的时刻不是巧合。专制统治者的反复出现与其典型的半边缘策略有关，因缺乏资本主义资源而只能依靠专制来弥补不足。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和斯大林时期俄国在跃升到国家集权和军事化阶段时，可能都要依靠巨大的压迫性措施，以挤压农民获得人力和税收。但是，在国家的统治者和百姓之间，又始终存在某些其他类型的精英。每个提升俄罗斯全球地位的重大努力都必须消除旧的精英，用新骨干取代他们，新精英所属的集团组织、其技能和特性与国家改革的目标相一致。每次俄罗斯的现代化都意味着某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至于布尔什维克，在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广泛性改革之后，紧接着就是自上而下的斯大林改革。

 

　　布尔什维克的崛起

 

　　1900年前后的俄罗斯，尽管仍是一个大国，但与西方相比已经出现了不确定性风险。在内部，俄罗斯帝国正遭遇巨大的贫富差距、政治上的不满、警察的暴行、普遍的惰性和官僚腐败，尽管有一些优秀的学者和工程师，但仍旧面临技术进步不足的尴尬。虽然政府在努力培育现代产业，但俄罗斯的财政预算和主要精英们的收入来源仍依赖于出口经济作物和矿物。总之，俄罗斯似乎落后于西方且降为边缘国家。

 

　　一个世纪之后，大约在2000年左右，困扰着俄罗斯的一系列问题如果没有变得更糟，也似乎与之前的问题大致相同。什么都没有改变吗？既是又非。一方面，这些问题仍然是所有半边缘国家的典型问题；另一方面，世界本身在20世纪发生了许多深刻变化，而苏联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让我们回顾一下几个关键事实。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只是俄罗斯几个激进党中的一个。他们自称是工人党，但在现实中，多数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干部来自知识分子阶层，是怀才不遇的高学历专业人才，其职业多为现代工程师、科学家、教师、医生、律师，这些人都受到旧贵族秩序的阻碍或难以在受限制的市场结构中获得位置。沙皇政府并不是像后来被描绘的那样惰性和无能。自1853年至1856年，俄罗斯致力于反抗技术更高一筹的英法侵略者，但输掉了这场令其蒙羞的克里米亚战争。此后正是由于“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他的继任者们一直雄心勃勃地推行改革，才使得俄国仍可保持其强国地位，甚至继续扩大其领土范围到高加索和突厥斯坦(Turkestan)。但改革旧制度必然遭到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政治反对。小城镇知识分子在农村拓展现代教育和社会服务以追求适度自由的做法，损伤了贵族地主的既得利益。贴着宏大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官方标签的强化霸权行径，遭到了众多非俄罗斯民族的革命性抵抗。为了使俄罗斯变成粮食和原材料的主要出口国，财政部长维特伯爵积极推动的“铁路热”，使得俄罗斯的外债和技术工人的劳资纠纷不断增多，俄罗斯的粮食和材料出口反而为德国工业发展带来利益。维特伯爵曾希望通过积极的谈判，以求得在西方更好的贸易条件，保护和促进俄罗斯的新兴产业，培育形成现代技术，并确保俄罗斯在朝鲜、中国东北这些殖民地外围地区的份额。然而，俄罗斯在日本这个新生外来的帝国主义掠夺性国家手下再遭惨败，它引发了1905年的第一次俄国革命。列宁后来称这些事件是1917年的“彩排”，191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巨大的损失使得俄罗斯爆发了更大规模的革命。

 

　　布尔什维克不像旧政权那样优柔寡断。他们受一种强大的普世思想所指导，这种思想意识使他们乃至于其保守派对手确信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先锋队。让他们即使是如轮换式民主制度那样暂时交出政权也是绝不可能的，因为这将等于没有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按照这样的逻辑，他们必然实施大清洗、建立古拉格集中营和设置铁幕。在现实中，布尔什维克通过不同的方式推进前沙皇时代大臣维特伯爵的改革，因为如果他们希望自己国家生存下来，并发展成为世界体系的重要一员，他们别无选择。为了保护自己，革命必须转为帝国主义的方式。与此同时，德美这两个承接下降的英国霸权的新兴势力正为争夺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位置而激烈冲突。俄国政府参与到一战中，最终1917年爆发了俄国革命，到了1945年，苏联成为一个胜利的超级大国。也许20世纪最大的讽刺说法是，自由资本主义战胜企图征服世界的纳粹，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俄罗斯共产党的工业化。

 

　　我们称之为列宁主义的国家建设战略，实际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继承得很少。相反，列宁主义国家建设依靠的是现代国家权力组织的三大动力的融合。首先是思想得到鼓舞且纪律严明的政党，党促进了社会下层群众的政治参与和积极性；其次是大规模生产和计划性的工业经济，在一个更加民主化的资本主义模式中这些被称为福特制或者德国战争计划，这需要大规模的城市化、发展教育和福利；政治思想和工业上的两大动员，导致第三项重大动员的出现：创建了大规模征兵的机械化军队。

 

　　1945年战争胜利确立了上述三重发展主义策略的成功。在战后的几十年间，苏联模式由于其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无数效仿，影响力远超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殖民帝国的迅速解体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或许并不是苏联外交政策的直接结果，然而正是苏联在当代世界舞台上的存在，使得全球力量均衡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如果不是资本主义对冷战以及被共产主义所替代的风险充满忧虑，处于资本主义中心的工人在1945年后可能不会得到那么慷慨的劳动福利。

 

　　如同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对于国内和国际舞台有着不同的意义。革命的成果强化了建立在牺牲俄罗斯普通民众基础上的国家权力，首当其冲的主要是生活在斯大林大跃进和战争中的几代人。国家权力的革命性变革提升了其革命帝王和伟大征服者的地位，上一时期有拿破仑，这一时期有斯大林。然而，俄国革命对世界体系中资本主义势力合法性的质疑，具有变革性和解放性的重大影响。

 

　　苏联增长的极限

 

　　后来的历史证明，苏联的成功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在地缘政治上，1945年以后，苏联发现自己与美国对当前处于分裂中的欧洲、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亚洲的持久和平都是负有责任的。此外，苏联通过激励和帮助那些在冷战时期在这个超级大国的支援下繁荣发展起来的国家，有效地遏制了边缘地区的暴力分裂活动，即现今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军阀以及跨国犯罪集团等。冷战从而成为人类发展史上一段和平与繁荣时期。但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以及扶持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化”盟友和附庸政权，使莫斯科背负了巨额的支出负担。

 

　　国内支出是其支出上升的另一个源头。这实际上是其完成工业化的直接结果。国内的支出包含三个不同部分，分别对应于成熟的苏联社会的三大主要阶级：党内官员构成的官僚“权贵阶层”，知识分子(教师、工程师、医务人员)构成的中产阶级，以及由包括在工业化的国家农场工作的前农民等在内的工人构成的最大群体。

 

　　高高在上的官僚像任何统治精英一样具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逻辑倾向，即确保自己和后代的特殊身份，可以轻松地享受权力的果实而无生活之忧。1956年，在第二十届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开展了对斯大林主义的著名批判，这标志着高官显贵对他们所遭受的恐怖主义管控的反抗达到了高潮。赫鲁晓夫的粗暴性格为这场分裂添加了戏剧化色彩，早在斯大林去世前，权贵阶层已经默默酝酿着反抗。赫鲁晓夫是最后一位深受1917年布尔什维克浪漫主义影响的苏联最高领导人，他本人粗鲁而又过度活跃，随着他的下台，愚蠢而自私自利的特权阶层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在俄国推行他们的官僚主义。然而最终的结果证明，即使是权贵阶层也是集体非理性的。计划经济必须要有一位最高指挥官，由他代替市场来做出关于重要配置的决策。在缺失最高指挥官的情况下，官僚主义病状在系统内迅速扩散。国家行政变得腐败、被享有特权的人搞得支离破碎，懒惰与浪费成风，行政机关的功能性丧失。缺乏强力领导人的政党机器依旧公开浮夸却毫无魅力。在平静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即便对苏联权贵阶层本身而言，也毫无吸引力，且日益显现可怜和可笑。在没有一个让人们能紧紧追随的领导人的情况下，权贵阶层如何能恢复其“思想魅力”？

 

　　人们常常声称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未能跟上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是因为这些新技术在本质上具有民主、灵活和“网络社会”的特性。这种夸张歪曲了事实。可以说，无论是最初发明网络的美国国防部，还是著名的日本电子公司，它们都不是民主机构。苏联仍然能在1957年发射人造卫星，在1961年将第一位航天员送上太空。苏联的增长速率和技术创新是在十年后开始延缓的，确切的时间是在莫斯科从一个巨大中央计划经济的制高点下跌到官僚主义的泥潭开始的，这些官僚阶层不停地为自己寻求补贴和奖励。在20世纪60年代，苏维埃政权分解为平衡精英阶层利益的寡头政治，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这促成了严重低效的资源分配和更加温和的“预算约束”。不像早期的领袖统治时期，当前在没有“舵手”的情况下，苏联的工业投资收益迅速递减。

 

　　与此同时，大多数在工厂或国营农场工作的苏联工人也找到了属于他们的一片“乐土”。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实际工资的显著改善主要来源于苏联的工业制度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的统治者第一次再也无法逼迫农民提供取之不尽的劳动力和新兵。值得注意的是，专制传统结束得如此突然！此后，想要获得忠诚和服从的劳动力，新一代的俄罗斯统治者只能通过购买而不是继续强迫的方式。同时，新的苏联公民很快同现代化的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一样，享受到了期望的生活。从根本意义上讲，这个原来的农业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

 

　　工人要想组织工团主义的活动仍然是被严格禁止的，但这并不能阻止秘密的集体谈判。取消了斯大林主义管制后的几年里，苏联工人可以离开缺乏吸引力的工作，到能够提供更好条件的地方去工作，工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对老板施压。另一种常见的消极反抗方式是通过松懈、旷工或酗酒的方法减少劳动力投入。在新兴的“灰色”劳动力市场中，部分熟练劳动力的失业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在所有实现快速工业化的国家中，都会出现技术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问题。斯大林政权主要是通过恐怖主义手段和意识形态劝诫来控制劳动力，而且最重要的是，将大量年轻的农民和妇女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去。到了20世纪60年代，统治阶层已不能再依赖这些旧手段，他们通过增加成本支出来使劳动力顺从，对低效率采取非官方的容忍态度。

 

　　统治阶层对劳动力的利诱和容忍，导致成本被转移到投资和消费的直接再分配中，但这可能不算是严重的后果，更具破坏性的是，工作伦理遭到侵蚀，苏联无产阶级在反对官僚雇主阶级斗争取得胜利的同时却也造成了生产力的停滞。这是“他们假装付钱，而我们假装工作”这一讽刺背后的政治经济状况。权贵阶层向工人让步的最终原因是——社会主义无产者和知识分子间进行公开政治联盟，使得无产者能像在1980年间波兰团结工会一样实现跨阶级反抗。

 

　　1945年之后的历史时期标志着另一个阶级的出现，相较于仅仅追求缓和斯大林专政而言，他们的要求要更多。这一阶级就是新的苏联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中的数量和作用得以增加，他们希望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结构也能得以改善。这是一股潜在的恢复经济活力的力量，其基础是当时的“技术—科学革命”。但这些充满活力的浪漫主义想法和对未来技术化的愿望受到权贵阶层的抵制。这显然是个政治问题，而且影响到整个苏联集团。事实上，1968年那场知识青年的反抗震撼了整个世界。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中，年轻的知识分子仍然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主。他们只是希望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选拔和政策的讨论中可以获得发言权。他们的口号具有年轻人的虚张声势成分——嘿，党，让我控制一点点！(Partia,dai porulít！)当然，这触及政治核心，挑战了权贵阶层各个方面的控制，从教育和产业的关系到外交政策，至少挑战了对苏联公民的强制隔离政策，即将苏联公民与时尚的外国商品、现代文化、个人接触和旅行隔离开来。

 

　　1968年在苏维埃社会主义阵营的暴乱被布尔什维克迅速镇压，伤亡出奇的少——权贵阶层变得非常谨慎。但镇压之后的代价巨大。后来的勃列日涅夫政权十分僵化。实际上，苏联的统治者关闭了新兴的公共领域，也随之丧失了所有的创造力、社会活力，甚至可能面临再度合法化的问题。留下的是伪善，倒退回自私、冷漠和犬儒主义状态，这些成本是难以估量的。然而其巨大的破坏效应持续扩散，导致了改革(perestroika)的灾难性失败和随后出现的残酷“疯狂”的资本主义。

 

　　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圈子在当时分成了两种被苏联官场所不齿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个人主义。一种较为刻薄的讽刺是，这两种意识形态只有在反对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时才是激进的。当然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当时世界体系的主导思想。它们为苏联权贵阶层提供了救赎，在接下来的1989年政治剧变之后，权贵阶层将自己原本的共产党官员身份重铸成为资本家大亨和具有民族分裂主义本质的主权统治者。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转换所牺牲的是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优势，这些优势或许原本会让前苏联加入资本主义的核心而不是边缘。

 

　　后退到边缘

 

　　回过头来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看上去像是一段痛苦不堪的尴尬时期，让人不忍去讨论。这在我们看来是危险的，因为教训尚未得以吸取。但教训是什么？

 

　　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优化社会结构和发展科技，开始学习借鉴先进的西方国家。然而对于“现代性”与“发展”取得的更大成就，权贵阶层并不认可，他们担心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表现出来的新的自信会带来政治后果。此外，冷战为控制着科学和技术的苏联军工企业的老板提供了强有力的辩词。

 

　　然而，冷战有其自身的动力。在20世纪70年代，越战的失败、国内的动荡和经济危机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削弱了美国。与此同时，西欧和日本已经完全从战争灾害中恢复过来，变成可与美国抗衡的强劲经济对手。可以预见，在世界政治中，包括缓解边境上的冷战的紧张局势、与共产主义国家建立直接商业关系等方面，西欧和日本拥有更加独立的角色优势。处在莫斯科的苏联领导人对此似乎很感兴趣，这将有利于其获得国外贷款、消费品以及最重要的生产技术。作为交换，西欧和日本希望从苏联获得自然资源、潜在的巨大市场，以及受过教育但仍相对低廉的劳动力资源。

 

　　可以预见，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局势，两个超级大国有影响力的精英们——苏联军工意识形态集团、大西洋彼岸的冷战斗士——是持反对意见的，因为这有损他们的利益。他们试图破坏东西方的缓和局面，甚至在80年代初复发了简短的冷战。不过，和平的利润看起来十分诱人，令人不忍放弃。权力交替后，戈尔巴乔夫推动了疏通和解的进程。面对美国在强大起来的欧洲盟国的影响力下降的事实，里根总统投桃报李。似乎大方地打开了将苏联纳入权力、财富和声望的资本主义核心的大门。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在试图与苏联内外的几个不同团体结成政治联盟。对外，他的新朋友是西欧资本家中的现实主义者，戈尔巴乔夫承诺把他们从为时已久的共产主义威胁中解救出来，将其从美国的监护中解放出来，并与之共同控制共产主义国家的新兴市场。(中国尚未被认为是正式行为体。)在国内战线上，戈尔巴乔夫试图支持权贵阶层中处在先进行业中的改革派，反对地方保守派。戈尔巴乔夫对精英反对者的处理方式实质上是斯大林式的：自上而下，通过高呼的思想运动和公众谴责掩护下的干部净化行动进行改革。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所谓的著名的公开化，或“公开讨论”。受公开化影响的官僚抱怨说，报纸先前被用作“苍蝇拍”，但在现今的公开化下，“报纸拍人”，即报纸上公开批判一些官僚。自1968年以来其诉求一直被密封在盖子下的同一批知识分子和专家，成为戈尔巴乔夫运动的热情支持者。从这个意义上说，1989年的“改革”是1968年蔓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革命的延续。至少戈尔巴乔夫是这样打算的。

 

　　然后，戈尔巴乔夫犯了错误。错误犯在成功似乎近在咫尺之时。1991年，戈尔巴乔夫蒙羞之后，他前些年的成就也被掩盖了，而那些成就简直就是令人震惊的。西方认为，莫斯科几乎凭借一己之力重组了1945年后的地缘政治，其结果本将是一个强大的覆盖整个欧洲大陆并以莫斯科—巴黎—柏林为轴线的新集团。俄罗斯为未来的欧洲联盟和联合市场贡献了德国统一这一“礼物”，这是不会被拒绝的，但这将会把美国的霸权置于何处？

 

　　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学习和接受许多对他来说是崭新的意想不到的现实。他学得很快，最终，他放走了波罗的海共和国，这是宏大计划中的一个小损失，他甚至甘心接受苏共的派系分裂，而苏共是他政治权力的最初平台，当然也是对其的重要制约。成功的关键和主要的筹码是继续控制广博的苏维埃国家的所有资源。像石油收入下降等恶性突发事件，可以说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从总体上看，这些事件本身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也有一些突发事件幸运地没有引发动荡，比如波兰的相对平静，一位业余的德国飞行员在莫斯科红场降落的丑闻，以及让苏联高层军官颜面尽失的在阿富汗战场的举步维艰。考虑到所有事情，不得不说这是一次在结构性限制中的偶然的政治误判。戈尔巴乔夫陷入了一场需应对多方的极其复杂和快速变化的博弈中。尽管如此，他的失败看起来并不是注定的。

 

　　戈尔巴乔夫通常被看作是一个鲁莽的自由主义的改革者，但他实际上是一个保守派。他的目标是通过必要的削减成本的让步维持作为大国的苏联，并通过合资、对外资开放，将大型国有企业中安逸的权贵阶层改造成资本主义技术官僚。这一策略将使前共产主义精英的地位相对于他们的西方合作伙伴、特别是相对于本国人民有所强化。若是“改革”成功了，其结果将与战后几十年的西欧和日本相差不大。因此，苏联尖端的技术官僚对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的同行们较为亲和，但对美国的私人公司或许没那么友善。人们应该考虑英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是否能够轻松制胜，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确实有此种看法。

 

　　“改革”的结构性制约主要是负面的，相对而言它缺乏来自潜在的受益者社会群体——改革的政党显贵和训练有素的专家——在自组织(self－organizing)方面的有效支持。反过来，制约因素直接来自60年代末对社会活力的早期抑制，而非源于更加久远的俄国专制传统或斯大林主义的遗产，后者早已被苏联唯发展主义的成功所化解。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比较将有助于我们对此做进一步的说明。

 

　　首先，让我们做个不合时宜的类比。苏联不能效仿邓小平对中国的改革，因为它已不再是一个农业国家。将庞大且在技术上相互关联的苏联工业与东亚的乡镇血汗工厂相等同，这是极其幼稚，或者糟糕的。如果放任自流，苏联工业领域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将会失业，并被迫以做小买卖来求生，1990年代此种情形大规模发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苏联当时情况的最大的讽刺点是，向市场的成功过渡必须由权威的规划者精心设计和监督。

 

　　在另一方面，苏联也不像匈牙利。自60年代末，匈牙利社会主义经理们已被允许与西方资本主义企业开展各种合资企业，苏联的工业经理受限于冷战的保密要求，在这类事情上没有什么经验，以至于不能立即抓住“改革”的机会和开始规划自己在改革运动中的职业抱负。更不像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能在短期内大规模动员，苏联知识分子的政治技能和组织网络仍然十分受限。当然，在公共领域有很多公开化带来的主要来自名流知识分子和记者的象征性行动主义，但对于获得更多人的持续支持来说还不够。

 

　　临近1989年，出现了一些得到较多阶层接受的知识分子和几个变节的政党高官结成的联盟，并逐渐成为一股可靠的政治力量。在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这位“最后的总书记”犯了很多专制改革者都会犯的错误，逐渐迷失了方向。戈尔巴乔夫总是担心保守派的抵制，因而难以接受高涨的社会运动。相反，戈尔巴乔夫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他的国际声望和国外贷款上，枉然期待这能让他渡过兴起的风暴并很快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果以证明自己。但是国外贷款几乎从未帮助过任何国家，尤其不会在国家解体之时，况且在8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下跌到极低。西方的合作伙伴相当有预见性地利用莫斯科地位的急剧削弱，要求享有特权，或干脆选择了观望。

 

　　在1991年8月的政变及戈尔巴乔夫展现实力的行动失败后，多数先前或懒惰或服从的权贵阶层终于敢独自行动。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求得生存，他们拼命防守，这一行动转化成一场由临时措施构成的华丽阵势。权贵阶层打破长久以来的苏联禁忌，部署了三大战略，都是他们从反对派社会运动的诉求中先发制人抢来的，这就是议会选举、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国家主权。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权贵阶层仍然在他们的直接行政管辖权限内控制国家的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他们可以利用选举把自己选为议员和总统。私有化有助于创造他们安全着陆的跑道，培养庇护对象、并迅速地使自己致富。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被当地统治者用作路障来反抗莫斯科的另一次清扫行动，且演变为官方的民粹主义，对民族知识分子产生了动员效应。

 

　　在1990－1992年间，权贵阶层基本上将苏联拆分成共和国、省或是工业部门和企业。失去国家和经济一体化，导致在苏联过去即一直存在的官僚主义病症猖獗扩散。但规模上有质的不同。私下赞助成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政治组织原则，由此权力寻租成为奖励和控制的主要形式。韦伯主义的学者称此为新世袭制。然而，另外在法律监督范围之外，出现了两个控制和利益榨取组织：有组织的犯罪和商业寡头，他们实际上是解体初期时的两个交叉概念，利用武力和腐败关系创造商机。

 

　　1991年以后，权贵阶层的私有化和民族分裂主义产生了广泛的破坏性，远比1968年强硬的勃列日涅夫式权贵阶层对青年起义的镇压要严重。大幅缩水的后继国家，甚至包括叶利钦执政时的俄罗斯，都未受邀加入资本主义的核心，因为它们无法维持产业的协调以及投资、科学、教育和福利供应，或就加入本身来说，俄罗斯缺乏苏联之前享有的军事力量和外交影响力。想象这类国家最终在法治下实现正常化就是幻想。国家本身充满肮脏暴力，控制着人们的利益来源以及商业竞争。对于法治和惩罚有钱有势的人的最响亮的呼吁往往来自那些发现当前自己失利的精英派。但是一旦他们通过某种政变，或由于国家相对较弱而周期性发生的“颜色革命”，进入到权力中心，这些前反对派会发现腐败制度难以改变，且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政治控制的手段和私利。这种负面动力使大多生产企业缺乏稳定性并无利可图，最终趋向自我强化。日积月累转变为掠夺，通过滥用国家权力及与享有巨大国外利益的从属性买办联盟来实现自我保护，这就是有人所称的边际化陷阱。这样的景象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历相似(原属于现已不复存在的第二世界的碎片也加入到第三世界中)。苏联的混乱消亡使得这个国家后退到边缘国家的行列，没能成为世界体系的核心。

 

　　从最低点回归？

 

　　到2000年，俄罗斯似乎滑落到更加无序和强盗统治的水平，让人想起蒙博托的扎伊尔。她仍然是一个前超级大国，具有野心、人员和资源，这些使得她可以避免遭受彻底的耻辱。为了保护身体日益衰弱的叶利钦及其据传超级富有的家庭免于可能的起诉或更糟糕的事情，弗拉基米尔·普京，一个从事国外情报工作的年轻、经历旺盛的上校，通过一种自动政变进入权力中心。普京确实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及对敌人的坚决冷酷，同时也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对美国的自由良好的意图不抱任何幻想。普京一贯表现得像一个军人，在失败中存活并寻找机会反击。他首先发现了油价上涨的机会，接下来便是发现华盛顿置身中东地区和整个世界的陷阱中这一机遇。

 

　　普京的反击仍在进行中，其结果像其他复杂和长期的斗争一样是不可预测的。在这里，我们只对普京的战略和他可能的目标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这两个方面，我们与当前流行的观点有所不同。

 

　　在政治上，普京表现得强劲，甚至偶尔跋扈，但他也会闪烁其词，并非表现得彻头彻尾的独裁——就像在2008－2012年期间，为了维护宪法的准则，他把总统权力割让给平民合伙人梅德韦杰夫。评论家过分曲解普京作为一个国际间谍的专业培训。任何当今的俄罗斯统治者，不管是否是前间谍，如果他想在世界舞台上独立行事都不得不如此表现。可悲的是，只要民主化仍然等同于华盛顿的新自由主义共识，普京和他的继任者就有真正的理由去打压由国外基金会或受国内寡头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媒体渠道。令自由评论家遗憾的是，俄罗斯的“商业环境”对于普京控制之外的大企业而言仍是不利的。与布尔什维克没有什么不同，普京过分看重自己的使命以至于不允许自由主义。

 

　　那些以意识形态透镜来观察世界的美国评论员们，认为普京的外交政策也是意识形态化的。普京被描绘成自由的敌人和独裁者的朋友。事实上，普京在选择盟友的问题上表现出了自己的灵活性和机会主义倾向。近年来，莫斯科同时与印度和中国以及伊朗和以色列寻求共同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并未显现出过于意识形态化。与观测事实相符的是，莫斯科尽可能在世界事务上反击华盛顿。

 

　　2014年在乌克兰突然爆发战争，这成为自冷战结束后世界事务中最困难和潜存巨大危险的危机。但是请注意，莫斯科如何刻意让西欧保持相对不受牵连，以及欧洲特别是德国如何小心地一直避免对其与莫斯科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的损害，这些不是单纯的战术。

 

　　普京，这个俄罗斯保守和强大的大国民族主义者，却比20世纪的任何其他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都更靠近善意的改革者戈尔巴乔夫。与德国、法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建立经济和地缘政治集团，仍是俄罗斯保持一个重要的“发达的”大国的最佳选择。欧洲建立这样联盟的动机，同缓和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一样：为了俄罗斯的资源、市场和脱离美国的地缘政治独立性。乌克兰战争可能减少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为下一代人带来一个更大更自主的欧洲。正如我们看到的，这场战争中的利害关系远远超过对当地的影响。但由于这种利害关系对许多强大的国家是如此之大，这给了我们以希望：乌克兰的冲突或许会尽早得到控制。华盛顿当权派可能仍然坚持用任何手段保护乌克兰的“自由”，但现在明显衰退的美国影响力已经开始式微。这是我们的短期预测。

 

　　长期的预测源自于我们对世界体系具有塑造人类行为持久结构的认识——至少只要目前世界体系继续存在。为了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成为一个重要国家，俄罗斯至今一直努力了几百年。1991年她遭受了可怕的挫折。克服其后果的努力使俄罗斯重拾许多熟悉的特性，其中主要是对专制集权的回归倾向和地缘政治自信。

 

　　但体系也在改变，纵然与人类生活的变更相比变得更慢。过去沙皇和布尔什维克革命者使用过的残酷动员方法已在20世纪中叶用尽。俄罗斯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已经发生了转变，从一个庞大而无情地剥削农民的农业帝国，变成由能够更好捍卫自身权利的知识分子以及受过教育的专家和技术工人组成的现代工业社会。我们曾在“改革”时期，或是在最近的乌克兰叛乱与反叛乱中，看到这份自信，无论这场冲突会以何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终结。事实上，普京的复仇主义背后更重要的动机是国内民意而不是国外政治：俄罗斯人拒绝生活在边缘国家。但出路是什么？

 

　　苏联的转变是更大的且仍在持续的整个世界体系转型的一部分。中国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转变的大国。在地球上拥有大量依旧可被剥削的农民的地方越来越少。但当到了大多数人不愿生活在边缘地区的临界点时，现代世界体系又将成为什么？新兴世界流行的政治会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或者有待发明的其他形式？

 

　　列宁这位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无论喜欢与否)曾经说过，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可能会预示世界未来的一些重要特点。俄罗斯将随世界改变，但世界也将因俄罗斯而改变。这恰恰是继续关注这个最反常的半边缘国家的理由之一。

 

　　作者简介：格奥吉·杰尔卢吉扬，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社会研究与公共政策教授，研究方向为冷战史、苏联与俄罗斯史、欧亚大陆史；沃勒斯坦，耶鲁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客座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史；王娜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1]西班牙在殖民地实施一种所谓的encomienda制度，将土地划给各个西班牙“领主”(encomenderos)，他们有义务向其所在区域内划归他们统治的印第安人提供保护，并引导他们皈依基督教，而作为回报，印第安人必须向他们提供免费的徭役。——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