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从来没有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他十分自恋、关注点随意切换;在国际事务方面，缺乏应有的常识和经验，在外交政策方面，总是空喊口号而拿不出相应的实际应对战略。一些前任的美国总统,比如尼克松，也存在和特朗普类似的不靠谱以及对美国社会的偏见，但尼克松在美国外交方面确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也有一些前任总统，比如约翰逊，亦非常自负，但同时其也具备高超的政治驾驭技能以及和国会其他领导人共事的能力。

　　在未来，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回顾特朗普时代的时候，会把他的粉墨登场看作是一种美国社会临时性的反常举动，还是美国在世界事务中角色扮演的重大转折点呢?新闻记者们往往过于关注领导人的个性,因为此举能够写出惹人眼球的故事报道。相反，社会科学家们往往会提出关于经济增长和政治区位的泛结构性理论，表明领导人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笔者曾经写过一本书，通过考察一个世纪前“美国时代”建立过程中的转折点，来检验领袖领导力的重要性，并推测假如美国总统被潜在的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替代的话，美国社会会发生什么。“结构性力量”理论的提出，是否可以得出“不论谁当总统，都能产生美国领导全球时代”的结论呢?

　　二十世纪初，老罗斯福是一位积极进取的美国领袖，但他的影响驱动源主要是时机。或许经济增长和地理优势是强大的决定性因素。威尔逊将美国军队送往欧洲之时，打破了美国的西半球活动传统;但威尔逊带来的更大的转变是，通过论证——以及起到了相反作用的固执理念捍卫(加入国联成败在此一举)而改变和丰富了“美国例外论”的道德含义。至于小罗斯福，结构性力量是否能让当时保守派和孤立主义者主政的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少是可争论的。显然，其所勾勒的德国威胁，以及利用珍珠港事件所做的对日战争准备，都是关键性因素。

　　1945年后，美苏的二元结构性演变为两极分化，从而确立了冷战的格局。但如果亨利·华莱士当了总统(如果罗斯福没有在1944年用杜鲁门替换他做了副总统，这完全是可能的)，可能会改变美国的画风。与之相类似地，罗伯特·塔夫特和麦克阿瑟当总统的话，可能会破坏艾森豪威尔所主持的遏制体系(containmentsystem)在全球相对平稳的巩固过程。

　　到了上世纪末，全球经济变化的结构性力量导致了苏联超级大国的衰落，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尝试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同时，里根的防御强化和谈判技巧，加上老布什管理后冷战成果的能力，对于冷战及世界领导走向的最终结果影响巨大。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可能，如果不是历史特定总统的领导，美国未必能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对全球的主宰?

　　也许，如果罗斯福没有当总统，而德国巩固了它的实力，那么20世纪40年代的国际体系可能会演变为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笔下描述的冲突一触即发的多极世界。也许，如果杜鲁门没有当总统，而斯大林在欧洲和中东大获全胜，苏联帝国可能会更加强大，两极格局也会维持的更为长久。也许，如果艾森豪威尔和老布什没有当总统，而另外一位领导人没能如此成功地避免战争,美国在全球的支配地位可能已经脱轨(美国干预越南战争时就是如此)。

　　考虑到美国的经济规模和有利的地理位置，结构性力量可能会在二十世纪产生某种形式的美国主宰。尽管如此，领袖的决策强烈地影响了主宰的时机和类型。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即使是结构性因素处于很重要地位的时候，结构内部的领导力量也会造成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果把历史比喻成是一条路径和流向由气候和地形等大型结构性力量决定的河流，那么人就是抓住浮木随波漂流的蝼蚁，但也可以是弄潮的艄公，驾船躲避暗礁，有时会倾覆，有时会赛艇。

　　因此，领导力是十分重要的，但到底有多重要?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确切的答案。尝试衡量领导力在公司管理或实验室实验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的学者们,有时能得出10%—15%之间的指标，且取决于他们的研究背景。但这些情况是高度结构化的，变化也常常是线性的。在非结构化的情况中，例如取消了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曼德拉的变革性领导力就造成了巨大的迥异。

　　美国外交政策的结构因制度和宪法而框定，但外部危机可能营造其极易受到领袖选择性影响(不论环境好坏)的环境。如果在2000年判定阿尔·戈尔赢得总统，美国可能仍然会对阿富汗开战，但不会对伊拉克开战。因为外交政策事件具有社会科学家所谓的“路径依赖”的特点，因此领袖相对较小的选择差异，哪怕是在路径最初的10—15%阶段中所做出的,也可能导致日后结果的重大不同。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Frost)曾说，当两条路在树林中岔开时，选择人迹罕至的道路，有时候会让结果完全不同。

　　最后，领袖的个性所带来的风险呈现未必是系统性的;给国际格局中成熟力量带来的区别可能会比崛起力量更大。触礁或开战可能会导致沉船。如果特朗普避免了一场大战，并且没有取得连任，未来学者回顾他的总统生涯时，可能会认为这只是美国历史曲线上一次有意思的波段背离。但这些“如果”都仅仅是如果。

　　美国从来没有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他十分自恋、关注点随意切换;在国际事务方面，缺乏应有的常识和经验，在外交政策方面，总是空喊口号而拿不出相应的实际应对战略。一些前任的美国总统,比如尼克松，也存在和特朗普类似的不靠谱以及对美国社会的偏见，但尼克松在美国外交方面确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也有一些前任总统，比如约翰逊，亦非常自负，但同时其也具备高超的政治驾驭技能以及和国会其他领导人共事的能力。

　　在未来，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回顾特朗普时代的时候，会把他的粉墨登场看作是一种美国社会临时性的反常举动，还是美国在世界事务中角色扮演的重大转折点呢?新闻记者们往往过于关注领导人的个性,因为此举能够写出惹人眼球的故事报道。相反，社会科学家们往往会提出关于经济增长和政治区位的泛结构性理论，表明领导人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笔者曾经写过一本书，通过考察一个世纪前“美国时代”建立过程中的转折点，来检验领袖领导力的重要性，并推测假如美国总统被潜在的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替代的话，美国社会会发生什么。“结构性力量”理论的提出，是否可以得出“不论谁当总统，都能产生美国领导全球时代”的结论呢?

　　二十世纪初，老罗斯福是一位积极进取的美国领袖，但他的影响驱动源主要是时机。或许经济增长和地理优势是强大的决定性因素。威尔逊将美国军队送往欧洲之时，打破了美国的西半球活动传统;但威尔逊带来的更大的转变是，通过论证——以及起到了相反作用的固执理念捍卫(加入国联成败在此一举)而改变和丰富了“美国例外论”的道德含义。至于小罗斯福，结构性力量是否能让当时保守派和孤立主义者主政的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少是可争论的。显然，其所勾勒的德国威胁，以及利用珍珠港事件所做的对日战争准备，都是关键性因素。

　　1945年后，美苏的二元结构性演变为两极分化，从而确立了冷战的格局。但如果亨利·华莱士当了总统(如果罗斯福没有在1944年用杜鲁门替换他做了副总统，这完全是可能的)，可能会改变美国的画风。与之相类似地，罗伯特·塔夫特和麦克阿瑟当总统的话，可能会破坏艾森豪威尔所主持的遏制体系(containmentsystem)在全球相对平稳的巩固过程。

　　到了上世纪末，全球经济变化的结构性力量导致了苏联超级大国的衰落，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尝试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同时，里根的防御强化和谈判技巧，加上老布什管理后冷战成果的能力，对于冷战及世界领导走向的最终结果影响巨大。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可能，如果不是历史特定总统的领导，美国未必能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对全球的主宰?

　　也许，如果罗斯福没有当总统，而德国巩固了它的实力，那么20世纪40年代的国际体系可能会演变为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笔下描述的冲突一触即发的多极世界。也许，如果杜鲁门没有当总统，而斯大林在欧洲和中东大获全胜，苏联帝国可能会更加强大，两极格局也会维持的更为长久。也许，如果艾森豪威尔和老布什没有当总统，而另外一位领导人没能如此成功地避免战争,美国在全球的支配地位可能已经脱轨(美国干预越南战争时就是如此)。

　　考虑到美国的经济规模和有利的地理位置，结构性力量可能会在二十世纪产生某种形式的美国主宰。尽管如此，领袖的决策强烈地影响了主宰的时机和类型。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即使是结构性因素处于很重要地位的时候，结构内部的领导力量也会造成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果把历史比喻成是一条路径和流向由气候和地形等大型结构性力量决定的河流，那么人就是抓住浮木随波漂流的蝼蚁，但也可以是弄潮的艄公，驾船躲避暗礁，有时会倾覆，有时会赛艇。

　　因此，领导力是十分重要的，但到底有多重要?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确切的答案。尝试衡量领导力在公司管理或实验室实验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的学者们,有时能得出10%—15%之间的指标，且取决于他们的研究背景。但这些情况是高度结构化的，变化也常常是线性的。在非结构化的情况中，例如取消了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曼德拉的变革性领导力就造成了巨大的迥异。

　　美国外交政策的结构因制度和宪法而框定，但外部危机可能营造其极易受到领袖选择性影响(不论环境好坏)的环境。如果在2000年判定阿尔·戈尔赢得总统，美国可能仍然会对阿富汗开战，但不会对伊拉克开战。因为外交政策事件具有社会科学家所谓的“路径依赖”的特点，因此领袖相对较小的选择差异，哪怕是在路径最初的10—15%阶段中所做出的,也可能导致日后结果的重大不同。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Frost)曾说，当两条路在树林中岔开时，选择人迹罕至的道路，有时候会让结果完全不同。

　　最后，领袖的个性所带来的风险呈现未必是系统性的;给国际格局中成熟力量带来的区别可能会比崛起力量更大。触礁或开战可能会导致沉船。如果特朗普避免了一场大战，并且没有取得连任，未来学者回顾他的总统生涯时，可能会认为这只是美国历史曲线上一次有意思的波段背离。但这些“如果”都仅仅是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