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政治的极化(polariza-tion)，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各种极端群体和极端言行急剧上升。8月12日发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的骚乱，就是美国政治极化的一个缩影。当天，一些极右翼人士(包括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举行名为“团结右翼”(Unite　the　Right)的集会，抗议市政府移除南北战争期间南方邦联军队著名将领罗伯特·李塑像的计划。集会招来了大批反对者，包括极左的反法西斯运动(antifa)成员，双方发生冲突，最后演化成暴力骚乱，造成1人死亡，30多人受伤。

　　暴乱后两天，《纽约客》杂志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正在步入下一次内战?”的文章。作者采访了美国政府一位资深处理世界各地国内冲突的专家肯尼斯·迈因斯(Kenneth　Mines)，后者在今年3月的《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指出，美国在今后10~15年面临第二次内战的概率为60%。另外一些专家给出的概率从5%到95%不等，综合起来的平均概率为35%。

　　上一次美国内战距今已经一个半世纪了，难道美国真的要迎来第二次内战?

　　当前美国政治的尖锐矛盾

　　1861年爆发的美国南北战争源于反对奴隶制的北方各州和拥护奴隶制的南方各州之间的尖锐矛盾。那么，当前美国政治中的尖锐矛盾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政治的极化。

　　极化的一方是聚集在民主党周围的自由派，另一方则是团结在共和党周围的保守派，尤其是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异军突起的另类保守派(alt-right)。前者的核心政治议程可以概括为平等(equality)、多元(diversi-ty)和认同(identity)，包括种族平等、性别平等、性取向平等(所谓的LGBTQ，也就是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社会分配平等、文化多元主义等等。后者(尤其是另类保守派)的核心政治议程则是反对自由派所主张的一切，包括反女权主义、反同性恋、反移民、反文化多元主义、反平权行动、反政治正确等等。如果说前者的口号是“黑人命贵”(Black　Lives　Matter)，那么后者的口号就是针锋相对的“白人命贵”(White　Lives　Matter)。极化就是这两个政治群体有关上诉一系列问题的观点和政策倾向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然而，美国政治极化也并非最近几年才开始。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两位美国学者基思·普尔(Keith　Poole)和霍华德·罗森塔尔(Howard　Rosenthal)撰文指出美国政治正在极化。他们利用国会议员的记名投票，通过复杂的数学模型，计算出每个国会议员的意识形态分值。该分值在-1到+1之间，值越小，越偏向自由，值越大，越偏向保守。基于该分值，就可以计算出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平均或者中位意识形态分值，进而得出两党的意识形态差值。他们的最新数据显示，两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值已经达到了南北战争结束以来的最大值(0.87)。

　　美国政治的极化不仅仅是以国会议员为代表的政治精英的极化。从颇具争议的2000年总统大选以来，“红州”(共和党赢得的州)对“蓝州”(民主党赢得的州)已经成了解读美国政治的最重要框架之一。大量研究表明，红蓝对立的格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化战争”)恰恰反映了普通选民层面的政治极化。

　　民意调查数据也显示，和政治精英一样，普通选民也越来越极化。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的一次全国性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普通美国人当中的极化已经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点。该调查的重要结果包括：第一，党派认同和意识形态已经高度趋同。92%的共和党人比中位民主党人更保守，而94%的民主党人比中位共和党人更自由。也就是说，自由的共和党人和保守的民主党人已经属于凤毛菱角。第二，两党之间的感知日趋负面：72%的民主党人对共和党持有恶感(unfavorable)，而82%的共和党人对民主党持有恶感。更为重要的是，27%的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对美国国家福利构成了威胁，而36%的共和党人则认为民主党构成了威胁。第三，政治分野已经对个人生活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坚定的保守派中，50%的人认为“生活在一个周围大多数人和你的政治观点相同的地方很重要”，还有63%的人回答说“我的亲近朋友大多数和我持相同的政治观点”。在坚定的自由派中，这两个比例分别为35%和49%。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用脚投票”，并且他们的社交圈子也越来越趋于“物以类聚，鸟以群分”。

　　那么，又是哪些因素造成了美国政治的极化呢?前面提到的普尔和罗森塔尔的一项研究显示，在1947-2012年期间，测量贫富悬殊的基尼指数和国会众议院两党极化指数有着惊人的重合：它们之间的相关性高达0.95。在1945-2012年期间，最富裕的1%人口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例与众议院两党极化指数的相关性也高达0.92。此外，在1879-2013年期间，国外出生人口(也就是第一代移民)占美国总人口比例与众议院两党极化指数的相关性也达到了0.72。当然，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不过他们的研究表明，这两个因素确实是造成了美国国会两党以及普通选民的极化。具体来说，收入悬殊导致有产者(the　haves)和无产者(the　have-nots)在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大多数第一代移民不仅收入低，而且政治参与低，导致他们对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政策影响很小;共和党在社会问题(如宗教和同性恋)上的保守立场所吸引的选民要多于它在经济问题上日趋保守(如削减政府开支和减税)而丢掉的选民。

　　普尔和罗森塔尔有关极化、贫富悬殊和移民的早期研究成果曾在2006年出版。那时奥巴马还没有当选，而特朗普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还只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亿万富豪。要解释过去10多年美国政治的持续极化，我们还需要新的视角。

　　美国政治的再种族化

　　我还清楚记得奥巴马当选的那个晚上，一个华人朋友从芝加哥市中心的格兰特公园给我打来越洋电话。电话那头，他激动不已：“奥巴马当选了!全芝加哥的人都来这里庆祝了!”然后他就不说话了，让我听电话那头起伏不断的欢呼声。

　　奥巴马当选之后，很多美国媒体都撰文宣称美国进入了“后种族时代”(post-racial　America)。谁也不会想到，奥巴马的八年任期却把美国带入了“最种族的时代”(most　racial　America)。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奥巴马的当选标志着美国政治的再种族化(re-racialization)。

　　之所以说是再种族化，因为南北战争是美国政治的第一次种族化。诚然，南北战争以及战后重建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种族问题，但是通过后来的民权运动(尤其是两部《民权法案》的通过)、平权运动以及政治正确运动，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权益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并且显性的种族歧视行为和言论在美国主流社会基本上消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奥巴马才有可能打败希拉里成为民主党候选人，并在2008年成功当选为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

　　然而，奥巴马上任不久就爆发了“茶党运动”。尽管现有证据不足以说明茶党的兴起完全是因为种族主义，但是有学者指出，茶党支持者认为奥巴马的当选威胁到了他们眼中“真正的美国”：“白人、中产阶级、中年、信基督教、异性恋、男性”。在那些自诩为“真正美国人”的茶党支持者看来，真正的美国人要具备四个条件：“白人、说英语、出生在美国、信仰基督教”，而他们认为奥巴马只符合其中的一个条件(说英语)。因此，茶党反对奥巴马可能并非完全出于种族主义;但是他的当选是一个导火索，点燃了很多白人心中多年的积怨。那么，这些积怨又是怎么来的呢?

　　毫无疑问，这些积怨来自于1960年代以来的平权运动、政治正确运动、身份认同和文化多元主义。在很多白人眼里，平权运动让他们成了反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的受害者，政治正确运动限制了他们的言论自由，身份认同让他们不能批评LGBT，而文化多元主义让他们对潮水般涌入的拉丁裔移民敢怒不敢言，眼睁睁看着“真正的美国”被巴尔干化。总之，这些白人认为，自由派的政治议程让真正的美国成为过去，而他们的任务就是逆转这种趋势，让美国重新成为真正的美国。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自由派在过去半个世纪专注于少数族裔和群体的身份认同和社会经济地位，白人的身份认同和社会经济地位被严重忽视。最近出版的大量研究成果则表明，白人内部也存在着贫富悬殊，而自由派却只看到了少数族裔的困境，却没有看到底层白人的绝望。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所著的《分崩离析：1960-2000年间的白人生活状况》，登上了2012年《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乡巴佬的挽歌》这本讲述一个底层白人成长过程的自传，2016年出版后立刻风行美国;《白人垃圾：没有讲述过的美国400年阶级史》、《白人的愤怒：被掩盖的种族分裂的真相》、《新的少数：移民和不平等时代的白人工人阶级》等书也都在2016年出版并成为畅销书。

　　这就是为什么“黑人命贵”之后立刻出现了“白人命贵”，也就是为什么夏洛茨维尔暴乱中有人高喊“白人命贵”。虽然表面上看来，这些白人的愤怒并非源自种族主义，而是源自对自由派政治议程的反对、日益恶化的自身社会经济地位，以及面对大量非白人移民(拉丁裔和亚裔)涌入所带来的认同危机。然而，在美国这样一个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种族主义诅咒的国家，白人的经济困境和认同危机最终都会通过种族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无论是美国政治领域的经典著述《我们与他们：美国民意的种族中心论基础》和《被肤色分隔》，还是最近出版的《后种族还是最种族?》和《白人的反击：移民、种族与美国政治》，都用大量数据论证了一个结论：那就是种族主义仍然是影响白人群体在诸多社会经济问题上的观点和政策倾向的最重要因素。

　　可以这么说，反种族主义的白人群体让奥巴马当选，而仍然持有种族主义的白人群体又让奥巴马当选后在种族问题上一无所成。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奥巴马的悲剧在于，尽管他有超凡的才能，却没有在任期内与美国人民讨论种族问题;更为悲剧的是，他在种族问题上的“沉默是金”给特朗普留下了真空。的确，特朗普的意外当选与他高调反移民和反对政治正确有着密切联系，而他之前任命另类右翼的代表人物之一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为白宫首席战略师(已于8月18日离职)，更是让极右势力大受鼓舞。

　　奥巴马的当选让美国政治再次种族化，而特朗普的当选给种族化的美国政治火上浇油。再次种族化的美国政治必然是极化的政治。如此一来，美国是不是真的面临第二次内战的危险呢?　早在2007年，就有美国学者出版了一本书《第二次内战：极端党派政治如何让华盛顿陷入瘫痪并让美国社会极化》。现在看来，预言第二次内战似乎有点杞人忧天，不过联邦制、松散的政党组织、政治衰败、持枪自由、以及新媒体的动员能力，再加上前所未有的美国政治极化，使得第二次内战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美国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能否让这种可能永远停留在“可能”。

　　当前美国政治的极化(polariza-tion)，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各种极端群体和极端言行急剧上升。8月12日发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的骚乱，就是美国政治极化的一个缩影。当天，一些极右翼人士(包括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举行名为“团结右翼”(Unite　the　Right)的集会，抗议市政府移除南北战争期间南方邦联军队著名将领罗伯特·李塑像的计划。集会招来了大批反对者，包括极左的反法西斯运动(antifa)成员，双方发生冲突，最后演化成暴力骚乱，造成1人死亡，30多人受伤。

　　暴乱后两天，《纽约客》杂志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正在步入下一次内战?”的文章。作者采访了美国政府一位资深处理世界各地国内冲突的专家肯尼斯·迈因斯(Kenneth　Mines)，后者在今年3月的《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指出，美国在今后10~15年面临第二次内战的概率为60%。另外一些专家给出的概率从5%到95%不等，综合起来的平均概率为35%。

　　上一次美国内战距今已经一个半世纪了，难道美国真的要迎来第二次内战?

　　当前美国政治的尖锐矛盾

　　1861年爆发的美国南北战争源于反对奴隶制的北方各州和拥护奴隶制的南方各州之间的尖锐矛盾。那么，当前美国政治中的尖锐矛盾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政治的极化。

　　极化的一方是聚集在民主党周围的自由派，另一方则是团结在共和党周围的保守派，尤其是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异军突起的另类保守派(alt-right)。前者的核心政治议程可以概括为平等(equality)、多元(diversi-ty)和认同(identity)，包括种族平等、性别平等、性取向平等(所谓的LGBTQ，也就是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社会分配平等、文化多元主义等等。后者(尤其是另类保守派)的核心政治议程则是反对自由派所主张的一切，包括反女权主义、反同性恋、反移民、反文化多元主义、反平权行动、反政治正确等等。如果说前者的口号是“黑人命贵”(Black　Lives　Matter)，那么后者的口号就是针锋相对的“白人命贵”(White　Lives　Matter)。极化就是这两个政治群体有关上诉一系列问题的观点和政策倾向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然而，美国政治极化也并非最近几年才开始。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两位美国学者基思·普尔(Keith　Poole)和霍华德·罗森塔尔(Howard　Rosenthal)撰文指出美国政治正在极化。他们利用国会议员的记名投票，通过复杂的数学模型，计算出每个国会议员的意识形态分值。该分值在-1到+1之间，值越小，越偏向自由，值越大，越偏向保守。基于该分值，就可以计算出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平均或者中位意识形态分值，进而得出两党的意识形态差值。他们的最新数据显示，两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值已经达到了南北战争结束以来的最大值(0.87)。

　　美国政治的极化不仅仅是以国会议员为代表的政治精英的极化。从颇具争议的2000年总统大选以来，“红州”(共和党赢得的州)对“蓝州”(民主党赢得的州)已经成了解读美国政治的最重要框架之一。大量研究表明，红蓝对立的格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化战争”)恰恰反映了普通选民层面的政治极化。

　　民意调查数据也显示，和政治精英一样，普通选民也越来越极化。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的一次全国性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普通美国人当中的极化已经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点。该调查的重要结果包括：第一，党派认同和意识形态已经高度趋同。92%的共和党人比中位民主党人更保守，而94%的民主党人比中位共和党人更自由。也就是说，自由的共和党人和保守的民主党人已经属于凤毛菱角。第二，两党之间的感知日趋负面：72%的民主党人对共和党持有恶感(unfavorable)，而82%的共和党人对民主党持有恶感。更为重要的是，27%的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对美国国家福利构成了威胁，而36%的共和党人则认为民主党构成了威胁。第三，政治分野已经对个人生活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坚定的保守派中，50%的人认为“生活在一个周围大多数人和你的政治观点相同的地方很重要”，还有63%的人回答说“我的亲近朋友大多数和我持相同的政治观点”。在坚定的自由派中，这两个比例分别为35%和49%。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用脚投票”，并且他们的社交圈子也越来越趋于“物以类聚，鸟以群分”。

　　那么，又是哪些因素造成了美国政治的极化呢?前面提到的普尔和罗森塔尔的一项研究显示，在1947-2012年期间，测量贫富悬殊的基尼指数和国会众议院两党极化指数有着惊人的重合：它们之间的相关性高达0.95。在1945-2012年期间，最富裕的1%人口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例与众议院两党极化指数的相关性也高达0.92。此外，在1879-2013年期间，国外出生人口(也就是第一代移民)占美国总人口比例与众议院两党极化指数的相关性也达到了0.72。当然，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不过他们的研究表明，这两个因素确实是造成了美国国会两党以及普通选民的极化。具体来说，收入悬殊导致有产者(the　haves)和无产者(the　have-nots)在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大多数第一代移民不仅收入低，而且政治参与低，导致他们对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政策影响很小;共和党在社会问题(如宗教和同性恋)上的保守立场所吸引的选民要多于它在经济问题上日趋保守(如削减政府开支和减税)而丢掉的选民。

　　普尔和罗森塔尔有关极化、贫富悬殊和移民的早期研究成果曾在2006年出版。那时奥巴马还没有当选，而特朗普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还只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亿万富豪。要解释过去10多年美国政治的持续极化，我们还需要新的视角。

　　美国政治的再种族化

　　我还清楚记得奥巴马当选的那个晚上，一个华人朋友从芝加哥市中心的格兰特公园给我打来越洋电话。电话那头，他激动不已：“奥巴马当选了!全芝加哥的人都来这里庆祝了!”然后他就不说话了，让我听电话那头起伏不断的欢呼声。

　　奥巴马当选之后，很多美国媒体都撰文宣称美国进入了“后种族时代”(post-racial　America)。谁也不会想到，奥巴马的八年任期却把美国带入了“最种族的时代”(most　racial　America)。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奥巴马的当选标志着美国政治的再种族化(re-racialization)。

　　之所以说是再种族化，因为南北战争是美国政治的第一次种族化。诚然，南北战争以及战后重建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种族问题，但是通过后来的民权运动(尤其是两部《民权法案》的通过)、平权运动以及政治正确运动，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权益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并且显性的种族歧视行为和言论在美国主流社会基本上消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奥巴马才有可能打败希拉里成为民主党候选人，并在2008年成功当选为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

　　然而，奥巴马上任不久就爆发了“茶党运动”。尽管现有证据不足以说明茶党的兴起完全是因为种族主义，但是有学者指出，茶党支持者认为奥巴马的当选威胁到了他们眼中“真正的美国”：“白人、中产阶级、中年、信基督教、异性恋、男性”。在那些自诩为“真正美国人”的茶党支持者看来，真正的美国人要具备四个条件：“白人、说英语、出生在美国、信仰基督教”，而他们认为奥巴马只符合其中的一个条件(说英语)。因此，茶党反对奥巴马可能并非完全出于种族主义;但是他的当选是一个导火索，点燃了很多白人心中多年的积怨。那么，这些积怨又是怎么来的呢?

　　毫无疑问，这些积怨来自于1960年代以来的平权运动、政治正确运动、身份认同和文化多元主义。在很多白人眼里，平权运动让他们成了反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的受害者，政治正确运动限制了他们的言论自由，身份认同让他们不能批评LGBT，而文化多元主义让他们对潮水般涌入的拉丁裔移民敢怒不敢言，眼睁睁看着“真正的美国”被巴尔干化。总之，这些白人认为，自由派的政治议程让真正的美国成为过去，而他们的任务就是逆转这种趋势，让美国重新成为真正的美国。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自由派在过去半个世纪专注于少数族裔和群体的身份认同和社会经济地位，白人的身份认同和社会经济地位被严重忽视。最近出版的大量研究成果则表明，白人内部也存在着贫富悬殊，而自由派却只看到了少数族裔的困境，却没有看到底层白人的绝望。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所著的《分崩离析：1960-2000年间的白人生活状况》，登上了2012年《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乡巴佬的挽歌》这本讲述一个底层白人成长过程的自传，2016年出版后立刻风行美国;《白人垃圾：没有讲述过的美国400年阶级史》、《白人的愤怒：被掩盖的种族分裂的真相》、《新的少数：移民和不平等时代的白人工人阶级》等书也都在2016年出版并成为畅销书。

　　这就是为什么“黑人命贵”之后立刻出现了“白人命贵”，也就是为什么夏洛茨维尔暴乱中有人高喊“白人命贵”。虽然表面上看来，这些白人的愤怒并非源自种族主义，而是源自对自由派政治议程的反对、日益恶化的自身社会经济地位，以及面对大量非白人移民(拉丁裔和亚裔)涌入所带来的认同危机。然而，在美国这样一个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种族主义诅咒的国家，白人的经济困境和认同危机最终都会通过种族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无论是美国政治领域的经典著述《我们与他们：美国民意的种族中心论基础》和《被肤色分隔》，还是最近出版的《后种族还是最种族?》和《白人的反击：移民、种族与美国政治》，都用大量数据论证了一个结论：那就是种族主义仍然是影响白人群体在诸多社会经济问题上的观点和政策倾向的最重要因素。

　　可以这么说，反种族主义的白人群体让奥巴马当选，而仍然持有种族主义的白人群体又让奥巴马当选后在种族问题上一无所成。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奥巴马的悲剧在于，尽管他有超凡的才能，却没有在任期内与美国人民讨论种族问题;更为悲剧的是，他在种族问题上的“沉默是金”给特朗普留下了真空。的确，特朗普的意外当选与他高调反移民和反对政治正确有着密切联系，而他之前任命另类右翼的代表人物之一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为白宫首席战略师(已于8月18日离职)，更是让极右势力大受鼓舞。

　　奥巴马的当选让美国政治再次种族化，而特朗普的当选给种族化的美国政治火上浇油。再次种族化的美国政治必然是极化的政治。如此一来，美国是不是真的面临第二次内战的危险呢?　早在2007年，就有美国学者出版了一本书《第二次内战：极端党派政治如何让华盛顿陷入瘫痪并让美国社会极化》。现在看来，预言第二次内战似乎有点杞人忧天，不过联邦制、松散的政党组织、政治衰败、持枪自由、以及新媒体的动员能力，再加上前所未有的美国政治极化，使得第二次内战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美国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能否让这种可能永远停留在“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