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我在上海出生。对我们这辈人来说，从降生之日起，邻国日本就注定是个极难跨越的坎。这道深坎，非但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磨平，反而盘根错节，刀痕累累。

　　近些年，中日关系几乎冻至冰点。我常希望从长辈那里得到些看历史的真知与视野。我父亲，今年八十有三。每逢节假日去看他，他兴致最高的，还是家人坐在一起，漫无边际地聊往事。90年代，他到伦敦探亲，小住几月。每天与他访谈一小时，我录音下来，成了他的口述历史。他是个平常人。每个平常人的历史，都容貌独特。日本，是我时常问他的话题。

　　1933年，父亲在上海出生。年幼时，家住法租界，后迁居虹口的公共租界，与日本人有接触。他回忆说，大约是1941年，上海已沦陷日本侵略军之手。他刚上小学，举家搬到虹口，是麦克利克路(现临潼路)上的广裕里。那一带，当时是日侨聚居区，也有高丽人社区、犹太人社区。

　　某天，外祖父带年幼的他前往法租界办事。途经报摊，买了份报纸。那时的外白渡桥，是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的分界线，桥中央有个日军把守的岗亭，查验过往行人。快近岗哨，外祖父怕节外生枝，慌忙将报纸折好，放入衣袋。见此，一日本哨兵上前一个耳光，责问他为何藏匿报纸，并当场将他拘押。我父亲惊慌跑回家里报信。弄堂的邻居中，有不少日本侨民。战前，彼此并不热络,只在弄堂相逢时点头招呼，相敬如宾。这次出了事，反而接触起来，让他们帮忙打听，争取保释。最后，邻里一位日商帮忙，证明外祖父是良民，被关一夜后，保释回家。

　　父亲的印象中，日本侨民多半很客气、礼数周全。日军入侵后，趾高气扬、有优越感的倒是日本孩子，常在弄堂里欺负中国孩童。等到日本投降，世道一变，中国孩子则开始报复，追着日本孩子喊打喊骂，想出口气。

日本侨民

　　父亲先是在工部局(外国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内设立的最高行政机构——编者注)的一所小学就读，规定念日文。很多学生贪玩，加上有反日厌日的民族情绪，不喜欢日文，课堂秩序混乱。恼怒之下，一位日裔老师爱用粉笔头朝坏学生头上扔过去。这是当年的一幕。

　　抗战胜利后，旅居上海的日本侨民并未立即撤出。日本太太们，平时多半看家相夫教子。日本一投降，侨民断了生活来源，只能外出摆摊、讨生活。有的就摆在弄堂门口，卖煎饼谋生，有电影里阿信的影子。

　　这是父辈对日本人的印象。

　　我辈60后生人，等到懂事，抗战已结束二十多年。少时，“文革”前后，中国已很闭锁，日本是听得最多的国家之一，主要来自抗日电影。在电影院里，我们看了无数遍经典的抗日片——《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银幕上，当面目狰狞的日本兵偷袭扫荡时，小学生们便在观众席高喊：“日本鬼子来了!”自小，我们喜欢称日本为“小日本”，延续至今。这种集体记忆，一旦入脑，就根植久远，很难去除。

　　童年时，我对日本极为有限的知识，来自官方的新闻简报、《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个年头，一些亲华的日本友人定居或流亡北京，比如人称日中“民间大使”的西园寺公一，就常出现在报纸和电台里。小学时，每每纪念卢沟桥事变，看着亚洲地图，只感觉这个侵我中华的东瀛邻国是个谜。

　　1972年，我已上小学。“文革”进入中晚期，中日邦交出现转机，正常化了。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到访北京。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会见他们。电影院的“新闻简报”上，我们看到了这一幕。那时，信息饥馑。时过四十年，现今仍记得田中、大平两人胖胖的模样。据说，田中见面时向毛泽东道歉说：“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答：“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他对田中角荣说，“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头一回听闻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颇觉惊讶，更感知中日关系的微妙、复杂与纠缠。

　　20世纪60年代，我在上海出生。对我们这辈人来说，从降生之日起，邻国日本就注定是个极难跨越的坎。这道深坎，非但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磨平，反而盘根错节，刀痕累累。

　　近些年，中日关系几乎冻至冰点。我常希望从长辈那里得到些看历史的真知与视野。我父亲，今年八十有三。每逢节假日去看他，他兴致最高的，还是家人坐在一起，漫无边际地聊往事。90年代，他到伦敦探亲，小住几月。每天与他访谈一小时，我录音下来，成了他的口述历史。他是个平常人。每个平常人的历史，都容貌独特。日本，是我时常问他的话题。

　　1933年，父亲在上海出生。年幼时，家住法租界，后迁居虹口的公共租界，与日本人有接触。他回忆说，大约是1941年，上海已沦陷日本侵略军之手。他刚上小学，举家搬到虹口，是麦克利克路(现临潼路)上的广裕里。那一带，当时是日侨聚居区，也有高丽人社区、犹太人社区。

　　某天，外祖父带年幼的他前往法租界办事。途经报摊，买了份报纸。那时的外白渡桥，是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的分界线，桥中央有个日军把守的岗亭，查验过往行人。快近岗哨，外祖父怕节外生枝，慌忙将报纸折好，放入衣袋。见此，一日本哨兵上前一个耳光，责问他为何藏匿报纸，并当场将他拘押。我父亲惊慌跑回家里报信。弄堂的邻居中，有不少日本侨民。战前，彼此并不热络,只在弄堂相逢时点头招呼，相敬如宾。这次出了事，反而接触起来，让他们帮忙打听，争取保释。最后，邻里一位日商帮忙，证明外祖父是良民，被关一夜后，保释回家。

　　父亲的印象中，日本侨民多半很客气、礼数周全。日军入侵后，趾高气扬、有优越感的倒是日本孩子，常在弄堂里欺负中国孩童。等到日本投降，世道一变，中国孩子则开始报复，追着日本孩子喊打喊骂，想出口气。

日本侨民

　　父亲先是在工部局(外国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内设立的最高行政机构——编者注)的一所小学就读，规定念日文。很多学生贪玩，加上有反日厌日的民族情绪，不喜欢日文，课堂秩序混乱。恼怒之下，一位日裔老师爱用粉笔头朝坏学生头上扔过去。这是当年的一幕。

　　抗战胜利后，旅居上海的日本侨民并未立即撤出。日本太太们，平时多半看家相夫教子。日本一投降，侨民断了生活来源，只能外出摆摊、讨生活。有的就摆在弄堂门口，卖煎饼谋生，有电影里阿信的影子。

　　这是父辈对日本人的印象。

　　我辈60后生人，等到懂事，抗战已结束二十多年。少时，“文革”前后，中国已很闭锁，日本是听得最多的国家之一，主要来自抗日电影。在电影院里，我们看了无数遍经典的抗日片——《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银幕上，当面目狰狞的日本兵偷袭扫荡时，小学生们便在观众席高喊：“日本鬼子来了!”自小，我们喜欢称日本为“小日本”，延续至今。这种集体记忆，一旦入脑，就根植久远，很难去除。

　　童年时，我对日本极为有限的知识，来自官方的新闻简报、《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个年头，一些亲华的日本友人定居或流亡北京，比如人称日中“民间大使”的西园寺公一，就常出现在报纸和电台里。小学时，每每纪念卢沟桥事变，看着亚洲地图，只感觉这个侵我中华的东瀛邻国是个谜。

　　1972年，我已上小学。“文革”进入中晚期，中日邦交出现转机，正常化了。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到访北京。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会见他们。电影院的“新闻简报”上，我们看到了这一幕。那时，信息饥馑。时过四十年，现今仍记得田中、大平两人胖胖的模样。据说，田中见面时向毛泽东道歉说：“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答：“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他对田中角荣说，“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头一回听闻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颇觉惊讶，更感知中日关系的微妙、复杂与纠缠。

　　我第一次见到日本人，应是1974年。有一阵，学校选我在区少年宫接待外宾。那时，中国对外封闭，来访的外国人极少。那次，是日本兵库县访华团。最苦的是迎宾队伍的儿童，夏天穿着白衬衣、蓝裤子、白跑鞋，系着红领巾，手上举着纸花或塑料花，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送仪式，短短几分钟，有时暴晒，有时冬寒。现在，只有在平壤的广场和街头，才能见识此景了。

　　那次，少年宫老师事先关照说，日本侵略过中国，伤害过咱们中国人。但是，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小孩子都点头赞同。这批兵库县的客人，年龄多在半百，外表与电影中的日本鬼子显然不同。他们礼貌、儒雅、谦卑。鞠躬时，头沉得很低，时间过长。男士穿戴整齐，女士厚施粉彩，飘过当年在中国不存在的香水味。临别，他们送我一份代表团名册，是童年时代见过的最考究的印刷品。另一份小礼物，是不干胶的彩色小贴纸。贴纸的内容，全已忘记，只觉得好看新奇，炫耀地贴在书包和课本封皮上。

　　田中角荣访华后，《地道战》仍在放映，但中日友好明显升温。1975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推出日语课程。我兴冲冲买了教科书，跟着收音机学日语。一天，我听完日语课，父亲对我说了句：“侬能不能换个语种。我从小就听那种声音，不大喜欢。” 父亲是个温和的人，很少干预我的选择。我学日文，一定是触及了他内心深处的不愉快。不久，我收起日语课本，不念了。

　　中日关系真正进入“蜜月期”，是“文革”后、邓小平复出之际。1978年，邓小平访日，整整10天。除了50年代毛泽东赴莫斯科开共产国际会议，这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出访一国时间最长的一回。坐在高速的新干线上，邓小平坦率表示，中国落后了。他也是第一位会见日本天皇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说，两国在20世纪曾经历过令人遗憾的时期，但两国拥有两千年的友好关系。他期待以向前看的态度重建两国和平关系。为表达善意，这位曾在战场上与日军交火的中共领导人，与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拥抱。

　　“文革”后短短十年，中国撇开受害者的惨痛记忆，努力与一个敌国重建好感，体现了那代中国政治领袖的胸怀与历史感，但也为后人以及两国关系埋下不少问题。邓小平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考虑的是当时的中国现代化问题。随之，日本文化迅速引入，刷新了中国人对日的集体记忆。《追捕》《望乡》等日本电影举国公映，让我们见识了另一个日本，励精图治。80年代，胡耀邦大手笔发起“中日友好之船”，邀三千日本青年访华，期望为中日世代友好奠定基础。

电影《追捕》

　　90年代，我在英国完成博士研究，进入国际新闻界，先在BBC，后加盟FT。在地域政治的版图上，作为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一直是活跃的主体。每每编辑日本新闻，总记起美国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岛国日本于我仍然是个谜，无论它的武士道、战后废墟上建立宪政，还是它的经济奇迹、工作伦理、对传统文化的呵护。日本从19世纪入欧脱亚以来，对东西文化的融合与嫁接，都令我费神思考。

　　90年代，我应邀去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参加E.萨伊德教授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研习班。班上有位学养优秀的日本同学。一天，晚餐后沿着剑河散步，聊着聊着，我提及日军当年侵华的事。我问他，日本年轻人怎么看这段历史。空气顿时凝重了。他显然不愿触及这一敏感话题，只是说这是前辈的事情，已经过去。历史，是块欲揭难揭的老疮疤。时隔多年，我仍记得当年剑河边的难堪场景。

　　时光快进。2011年9月18日，因钓鱼岛售岛事件，中国爆发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日示威大游行。那时，我已作为驻华记者常驻北京，赶去亮马桥附近的日本大使馆采访。几十个游行队伍走过。空中飘着五星国旗与反日口号的激愤，示威者向日本使馆院内丢掷矿泉水瓶。附近有日餐厅被涂了红漆。很多日牌汽车不敢上街。一位中国友人，太太是日裔，已不敢出门。80年代我曾亲历的中日睦邻友好，有恍若隔世之感。

　　因为采访，我去过不少国家。但直到2013年，我一直没去过日本。日本离中国近，以后总有机会。这是我的借口。潜意识里，我是否在回避这个令我纠结的日本?

　　2013年，我终于有日本之行。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正撕咬日本人的信心。日本不再第一。我去了东京、横滨、大阪、奈良。我感怀日本人的有序、礼节、周到、敬业。在小步快跑的日本人身上，我隐约感受到他们的焦虑。

　　在东京，我特地去了靖国神社，在游就馆逗留最久。它是靖国神社内收藏与展示遗物的战争纪念馆，名字取自《荀子》的名句“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放映厅里，循环播放着“二战”纪录片，弥漫着日军为国尽忠的神道精神。我在有关“南京事件” (南京大屠杀) 的展示前徘徊良久。文字说明大概是这样表述的：日军消灭了“失利的中国军人伪装成的平民”，而且强调松井石根司令在南京“严正军规”，禁止日本兵施行不法行为。这段文字是冷酷的。读到此, 我有点发冷。我还看到一些日军士兵从战场发回的遗书。他们挣扎于尽忠神道，人生最后一刻的儿女情长与人性流露，令我动容。

　　在东京，我想采访几位日本右翼人士。他们对日中关系的话语权比外界想象的更大。我和资深媒体人何力拜访了日本资深外交家冈琦久彦，人称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国师”。他的智库研究所，坐落在日本国会附近的一幢楼里。

　　冈琦身世有些传奇：生于大连，做过日本驻美公使，驻菲律宾、泰国大使。被看做是日本“知华派”的强硬人物。他客厅醒目处，挂着一幅《后赤壁赋》书法条轴。他对唐朝情有独钟，觉得那个朝代才是中华之辉煌巅峰。谈话时，他的鹰派观点直白袒露。在沙盘推演日中军力对比时, 他说，以海军论，如果真有一战，中日间胜负很难预料。对日中关系的僵局与恶化，他更是剑指北京。他说，中国越施压，日本朝野就越反弹，对中国就愈加反感，信任度降低。我问，作为中国通，他与北京学界、智库时有接触，有无向中方进言。他摆摆手说，北京这般做法，对日本有利，我为何要劝说中国改变?!

　　2015年6月，我陪老父亲从上海坐邮轮前往日本观光。因台风，只能取消福冈行程，改在鹿儿岛上岸。上岸后的旅行大巴上，游客多半来自上海与江浙。导游是一位二十多岁的东北姑娘、留学生。听得出，她喜欢日本。一路上，从教育、环境、治安，到福利、医疗、国民素质、做事精神，她由衷地赞美她的第二故乡——日本。听着听着，几位上海大妈大伯不舒服起来，告诫小姑娘不能忘记当年小日本侵华的事，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小导游回应，以前的事，总要过去，让政治家去管吧，民间不用管太多。

　　在鹿儿岛市中心，趁同船的中国同胞在药妆店抢购各式健康保健品，我带老父亲与家人去茶室小坐，尝了日式抹茶甜点。付账时，才知只收日元现金，不能用信用卡。万分尴尬时，年轻的女店员一路小跑，主动陪伴前去取款机取现金。付完账，我在桌上放了20%的小费致谢。还未出店门，女店员追上来，一脸通红，摆摆手，坚持把小费还给我。事后才想起，日本从来没有小费的传统，觉得为客人尽职服务是本分。老父亲很为此很感动，特地写在他的微信上。

　　这两年，中日关系虽处于历史低位，但并未妨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日本度假。中国人是实际的。嘴巴里不满日本，脚还是在往日本跑，也喜欢日本的产品、服务与环境。一是日本人礼数周全、服务体贴，讲信誉。两国关系虽有差池，民间并不摆出一张难看的脸。二是日本货品价廉物美，甚至比中国便宜。离开鹿儿岛前，导游留出50分钟让大家购物。中国同胞，着魔似的，以百米速度，拿着购物清单扫货。电饭煲、酵素依然最热门。有的分工明确，一人采购，一人排队付款，以免延误时间。有的旅客做了充分准备，从船上拖下来一个大行李箱，从容采购。

　　我回国五六年，发现中日之间隔阂更重，互信更弱。资本、贸易、市场的互通，并未增加彼此的好感。如果中国的抗日电视剧，是民间与官方某种情绪表达的话，中日关系正陷入一个不死不活的胡同。究其原因，两国高层的私下沟通渠道比八九十年代明显少了。双方信得过的“中间人”多已离世，缺了缓冲带，危机处理就弱，易推向极端。比如钓鱼岛争端，很多日本对华友好人士现已完全边缘化。其次，日本对中国开放初期提供的经济、技术与资金援助，中国政府可能出于政治原因和民族情绪，一直没有向老百姓公开说明，既让日方不悦，也难控制中国民众情绪因不知情导致的极端民意。最后，近几年，中国社交媒体喷发，网络民意对中国外交政策(包括对日政策)牵制与影响力过大。我在东京看日本电视新闻，多次在新闻中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反应画面，多半体现的是官方僵硬、公式化的一面。

　　这十年，日本经济深度衰退，不少中国人认为日本气数已尽。这种印象，实是短见。二战中日本对中国伤害巨大。但日本的现代化之路，对中国转型可借鉴处甚多。国之交，民相亲。中日要重回两国间的好感与互尊，还得打造21世纪的“中日友好之船”，度尽劫波，泯恩仇，做一对好邻居。

（本文原标题为《我看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