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步入快速增长的轨道，是俄罗斯当前面临的首要难题。俄国内关于提振经济增长的方案之争在2016年进入白热化，争论的核心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渠道，诸如是否实施产业政策，是依靠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力量来实现增长等，争论主要是在以斯托雷平俱乐部为代表的干预派与以战略研究中心为代表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之间展开。

　　2016年2月受俄政府的委托，斯托雷平俱乐部、战略研究中心及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各自提交了其中期经济增长方案(见表6)，在未来增长目标、政策方向及实施途径方面三个方案之间存在较大分歧。

　　2016年奉行自由主义的前财长库德林被普京召回，这似乎预示俄罗斯经济领域即将朝着自由化市场方向的改革动向，毕竟普京执政以来政府干预主义甚嚣尘上，而低效率的原料经济的弊端也被普遍地归罪于此。然而放任自流、低速徘徊的经济增长不符合普京的执政目标在2016年度总统国情咨文中，普京责令政府在2017年五月前出台2025年经济发展计划，并指出：“该计划的实现将确保俄罗斯在2019-2020年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世界经济增速，这意味着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将得以强化。”那么，俄政府将选择何种方式及发展道路来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目标，值得期待。

　　(三)建立投资拉动型增长是俄罗斯的长期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三个方案中，无论是干预派还是市场派都强调了刺激投资增长的重要性，一致建议将年投资增速提高至8%以上。投资不足是俄罗斯市场化经济转轨以来持续存在的问题。在1992年GDP构成中，投资(总积累)的占比为35.7%，1995年降至25.4%;相应地，消费占GDP的比重从49.9%升至71.2%。众所周知，这一期间俄经济经历了严重衰退，因此这种貌似从投资到消费的结构升级，实际很大程度上是源于GDP、主要是工业生产的大幅衰退。1990年代俄经济总量下降了43%，而实际投资额减少近3倍，远远超过GDP的降幅，而且，主要是工业部门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下降，1999年固定资产投资额仅相当于1990年转轨前水平的22%。正如普京总统所言，“1990年代俄罗斯经历了去工业化(дe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я)的过程，经济结构遭到严重破坏”。进入21世纪经济复苏之后，在能源价格持续攀升的背景下，俄罗斯主要依靠能源收入为支撑的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进一步形成并固化。期间，尽管各界都意识到扩大投资的必要性，但投资增长依然有限，占GDP的比重最高的年份是2007年、2011年，分别达到24.4%和23.1%。

　　造成俄罗斯长期以来投资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过度消费即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始终高于GDP增速，相应地抑制了储蓄进而是投资的增长。此外，经济转轨以来一直居高不下的通胀率也是抑制投资需求的重要因素。

　　扩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在俄罗斯已经形成共识，并已成为经济政策的长期目标，正如梅德韦杰夫所言：“当前投资应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其重要性要超过消费和出口要想步入稳定增长的轨道，需要实质性地提高GDP中的投资比重，至少应从目前的20%提升至24%”。那么，在西方经济制裁和低油价背景下，在通胀率降至5.4%甚至是4%的有利条件下，俄罗斯能否在实施进口替代的进程中，建立以投资为主要拉动的新型经济增长模式，推进制造业复兴乃至结构调整，是决定其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注释略)

　　1危机的特点及其根源

　　(一)此次经济危机的特点

　　俄罗斯经济在2014-2015年期间再次陷入危机形势这是自1992年启动市场化经济转轨以来的第四次危机。此次危机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延续了以往经济衰退与高通胀并行的滞胀性危机特征。2015年俄GDP同比下降2.8%;与此同时，通胀率也由2014年的11.4%攀升至12.9%。俄罗斯自1992年市场化经济转轨后便陷入这样一个发展怪圈即经济衰退的同时，通常伴随着通胀加剧，滞胀性危机是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常态。这是它与中国、中东欧国家在市场化经济转轨过程中形成的增长模式的不同之一。它有悖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般性规律，与其原料型经济增长方式、普京治国经济理念及模式之间存在内在的一致。

　　第二，高油价条件下经济下行趋势出现。此轮经济衰退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2014年下半年西方经济制裁及油价下跌之后，但事实上经济下行趋势始于2012年下半年。俄罗斯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GDP下降了7.8%，2010-2011年通过扩张性财政及货币政策将GDP恢复到危机前2008年的水平，但增速开始放缓。进入2012年，经济下行速度加快，2012年第四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即西方经济制裁和俄罗斯主要出口商品价格下跌之前，GDP增长率为1.8%、0.6%、1.1%、1.2%、2.1%、0.6%、1.1%，经济逐渐下滑的趋势明显。在此期间，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每桶为108.49美元至112.5美元，不低于100美元，但GDP却呈持续下滑趋势乃至濒临停滞，这是俄罗斯经济转轨后出现的新情况。

　　第三，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低于GDP增速且出现负值的拐点。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经济告别了1990年代的转轨危机开始恢复增长，2000-2008年期间年均GDP增长率为6.9%。同时期，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1.9%，始终领跑于GDP的增速;而且，即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GDP下降7.8%的情况下，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仍保持了1.8%的正增长。但是，2014年出现拐点，即这一指标出现负值，至2016年期间其降幅不断加大(2014年为-0.7%，2015年为-3.2%，2016年为-5.8%)(见图1)。

　　第四，贸易额降幅最大，俄欧贸易额下降近一半。此次危机中降幅最大的是贸易额降幅达33.8%(出口下降31.8%，进口下降37%)。其中与独联体国家的贸易额下降32%(出口下降31.8%，进口下降35.8%)与独联体之外国家的贸易额下降34%(出口下降32.1%，进口下降37.2%)。贸易额骤降的原因之一是主要出口商品价格的下跌(见表1);此外，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经济制裁与反制裁以及俄乌贸易恶化也是重要原因。欧盟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占其外贸总额的一半，2015年俄欧贸易下降近一半，从而对俄罗斯整体外贸形势的恶化产生了关键性影响。

　　(二)危机原因：以结构性危机为主导的双重危机叠加

　　俄罗斯此次经济危机是外源性危机和内源性危机的叠加，其中，以源于内部的结构性危机为主导。

　　1.外源性危机及其影响

　　外源性危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制裁对俄经济的冲击;二是外部经济形势的变化，主要是石油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及国际市场价格下跌。俄出口70%以上、财政收入近50%、GDP近30%来自石油天然气及其制品的出口关税及税收收入，石油等能源、原料价格的下跌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不言自明。2015年，石油价格在半年内下降了一半，这种情形在现代经济史上尚无先例，其他能源原料的价格也严重下降(见上页表1)，这对俄罗斯经济的打击立竿见影。

　　西方经济制裁对俄经济的影响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由于西方对俄罗斯实行了金融限制，导致俄企业融资受限且融资成本增加，进而对俄企业投资与生产带来破坏性的影响;第二，由于西方采取技术和设备禁运、投资限制、取消或减少合作项目等，导致俄企业生产数量及质量的下降以及中长期投资水平的下降，特别是技术限制对劳动生产率造成负面影响;第三，西方禁运与俄罗斯的反禁运对生产、消费、金融稳定等经济的各个领域产生的整体破坏性影响;第四，在俄罗斯与西方政治关系交恶的背景下，西方经济制裁及俄罗斯反制裁增加了俄经济与政策的不确定性，这一不确定性通过抑制消费和投资两个渠道对经济产生影响。

　　2.内源结构性危机为主导

　　俄总理梅德韦杰夫于2013、2015、2016年连续撰文分析其经济形势，其中着重强调，俄经济放缓的关键因素是经济结构[2];俄经济遇到的问题，“其基础并非是外来冲击(尽管这种冲击很猛烈)，而是制约俄罗斯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机制”。这种源于内部的结构性危机，总体上可以理解为在过度依赖能源原料经济增长方式背景下，决定俄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如全要素生产率、资产和投资潜力等不断恶化的趋势。俄前经济发展部部长乌留卡耶夫与经济学家马乌认为，正是这些结构性问题导致俄潜在GDP增长率已经从21世纪初期的年均4%~5%下降至1%~1.5%。换言之，即使没有西方经济制裁等外部不利因素的影响，俄经济也已经进入低速增长阶段。

　　结构性危机由来已久，而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愈加凸显，其重要表象是油价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在明显减弱。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石油价格对GDP的拉动效应十分明显，1999-2008年期间，俄年均GDP增幅近7%，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出口产品、主要是石油及其制品的国际价格的上涨。例如，1999-2000年石油价格从每桶15美元涨至25美元，相应地GDP增长率也从5.4%升至10%。反之，2001-2002年，油价有所下跌，经济增长率迅速从5.1%降至4.7%。俄经济学家阿甘别吉扬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俄经济增长的一半应归功于高油价。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情况发生了改变，高油价的增长拉动效应不再显著。2010年石油价格每桶78美元，GDP增长率为4.3%;2011年石油价格涨至每桶100美元，GDP增长率不升反降，仅为3.4%。2013年油价高于每桶100美元，但俄经济却严重放缓，全年增长率仅为1.3%。在过去，油价似乎是俄经济的方向标，油价走高意味着俄经济顺风顺水，现在，这个定式已经大打折扣。

　　此外，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油价一路飙升的发展态势似乎也难以再现。俄经济学家雅辛认为，俄罗斯在经历了1999-2012年的增长阶段后，“自2013年起进入结构性危机阶段，即俄罗斯已经进入新的发展轨道——没有石油和天然气租金源源流入的新现实”。

　　一方面是告别了高油价时代，另一方面，即使油价走高，因为自身潜在增长条件的限制，高油价对俄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已经大不如从前，俄罗斯依赖能源原料生产及出口的单一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的挑战加剧，改革的现实迫切性进一步加大。

　　2重在结构调整的反危机政策与措施

　　(一)2016年俄经济形势出现转机

　　2016年俄主要经济发展指标明显好转(见表2)。

　　首先，GDP止跌回升。根据经济发展部的数据，2016年11月GDP实现了0.5%的正增长，全年实际GDP下降0.2%。其中工业生产在2016年6月恢复正增长，达到0.3%，矿产开采、加工制造业及电力、水、天然气的生产及分配均出现了增长，11月份工业生产增长2.7%，全年增长1.1%。其中制造业11月份增长2.5%，全年增长0.1%;农业生产继续保持较快增长，11月份增长5.6%，全年增长4.8%。

　　其次，通胀率降至俄罗斯独立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2015年通胀率高达12.9%，但一年之后通胀率便降至5.4%，此前通胀率最低的年份是2011年——6.1%。高通胀是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顽疾，是阻碍其投资发展的关键因素。2016年在西方经济制裁与俄罗斯反制裁及卢布贬值的不利条件下，俄罗斯成功将通胀率降至历史最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再次，进出口形势好转降幅明显收窄。2016年出口下降19.2%，进口降幅为1.4%。值得注意的是，实际出口量增长了0.8%，主要是食品、金属和木材出口增加。实际进口量增长0.2%，主要原因是卢布升值刺激了进口。其他经济指标也趋于好转。2016年12月PMI采购经理指数增至56.6点，大于50点表明俄经济出现实质性好转。2016年卢布升值15.6%，卢布贬值趋势得以控制 卢布兑美元汇率稳定在67.1的水平。资本流出形势趋于稳定，2015年前八个月资本外流达508亿美元，而2016年同期仅为99亿美元。此外，俄罗斯政府外债继续保持低水平——2.8%，为政府外债最低的国家之一。

　　促使俄经济好转的部分原因是2016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形势出现有利趋势，如欧元区工业生产指数达到三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工业生产指数达到1年半里的最高水平等，这对严重依赖外需的俄经济产生一定积极影响。然而，正如梅德韦杰夫总理所言，“2016年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形势更加复杂。而它之所以挺住了，经济发展结果要好于大多数预测，主要是因为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危机政策及措施，从而避免了发展形势的恶化”。

　　(二)反危机政策及措施分析

　　为应对西方经济制裁和油价下跌后俄罗斯陷入的危机形势，俄政府分别在2015和2016年制定了反危机计划，具体为《2015年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优先措施》(2015年1月27日，以下称2015年反危机计划)及《2016年为确保俄罗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政府行动计划》(2016年3月1日，以下称2016年反危机计划)。

　　1.2015、2016年反危机计划的优先方向及主要内容

　　2015年反危机计划首先明确了2015-2016年在遭遇最不利外部政治和经济影响的形势下俄政府工作的优先方向、各政策部门的具体职责及完成工作的日程安排。反危机计划的优先方向包括四个方面、60项具体措施，在每项措施中，又明确了措施制定的日期、负责部门、预算经费及预期效果等。

　　相比2015年反危机计划，2016年反危机的措施数量增加了一倍一方面是增加了新的内容，如刺激投资、地区平衡发展等;另一方面是扩大了原有措施的范围及力度，例如，扶持中小企业，在2016年反危机计划中紧急措施和结构性措施中都包含了这一项，共计22条措施，而在2015年反危机计划中仅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共10项。

　　2.反危机政策的两大特点

　　围绕上述反危机计划的优先方向及具体措施，2015-2016年俄宏观经济政策大致体现出以下两大特点。

　　第一，以“通胀目标制”为核心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俄罗斯于2015年开始实行通胀目标制及浮动汇率制，其目标是在2017年将通胀率降到4%。在西方经济制裁、油价下跌、经济陷入衰退的艰难形势下，通胀目标制下的紧缩货币信贷政策在近两年里不断受到质疑和批评。但俄央行行长娜比乌林娜顶住各方压力，坚守紧缩货币信贷政策的原则，2016年成功地将通胀率降至5.4%的历史最低水平，成为此次俄反危机政策的重要成果。

　　除采取升息等调控政策之外(从2014年初的5.5%升至17%，之后逐渐下调至目前的10%)，笔者认为，促使通胀率降至俄经济转轨以来最低水平的关键是抑制了居民收入的增长。2014年俄罗斯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自其走出转轨危机恢复增长以来首次出现负值，为-0.7%(如前文所讲，之前该指标始终高于GDP增幅，且始终为正增长)，2015年下降3.2%，2016年下降5.8%。抑制居民收入增长的直接影响是抑制消费需求的增长，这在西方经济制裁与俄反制裁条件下对控制通胀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一措施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反危机政策形成了鲜明比照。如果简单地将反危机措施按照政策的实施对象为企业和居民进行划分的话，前者主要是从供给、投资的渠道达到稳定经济增长的目的，后者则侧重从消费需求的渠道来实现稳增长的需要，那么，2015-2016年的反危机计划，从其优先方向和具体措施来看，均以稳定和刺激企业生产及出口为主，包括围绕进口替代的一系列产业政策，对能源原料出口企业的资金和政策扶持，以及通过减税、简化行政手续降低企业成本等。相比之下，旨在稳定居民收入和刺激居民消费的相关措施并不是此次反危机政策的重点。而在2009年反危机政策中，财政预算支出的主要用向是“对居民的社会支持”(социа льнаяподдержка населению)主要是针对居民收入的一系列稳定政策，其支出数额几乎占据了反危机财政预算的全部。在俄GDP三驾马车中，消费的比重超过70%，其中80%以上来自家庭消费(其余为政府管理消费)，稳定居民收入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稳家庭消费进而达到稳增长的目的。2009年俄GDP下降7.8%的情况下，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却保持了1.8%的增长。而此次，俄罗斯却没有采取稳收入进而稳消费来提振经济的手段，反而这期间的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在持续下降尽管因此抑制了从消费渠道刺激增长的潜力，但其积极影响是确保了降通胀目标的实现。

　　第二，围绕进口替代、刺激非能源原料部门生产及出口的产业政策。此次面对西方经济制裁和油价下跌条件下经济恶化的严峻形势，俄总体上采取了较为保守的财政政策，2015年联邦预算赤字仅为2.4%，2016年为3.7%，而2009年联邦预算赤字接近8%。但是，在危机中寻找经济增长点是任何政府不可逃避的首要任务，围绕着进口替代、刺激非能源原料部门的生产及出口，俄政府采取了积极的产业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刺激增长的措施兼顾了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

　　俄罗斯在市场化经济转轨后的几十年里逐渐形成了原料经济增长模式，即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GDP、财政收入及居民福利等都过度依赖能源原材料部门，而制造业的生产及出口严重不足，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的进口依赖程度相当高，个别部门达到70%~90%。这也是俄罗斯罹患“荷兰病”的突出表现。为此，俄罗斯在2008年提出《关于俄罗斯到2020年的发展战略》重点是从原料经济模式向创新经济模式过渡，其核心是加快非能源原料部门，即制造业的发展及出口竞争力。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俄罗斯过度依赖能源原材料出口的增长方式的弊端暴露无遗，7.8%的GDP降幅令世界瞠目，俄罗斯意识到转变经济结构的迫切性。进口替代，或曰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再工业化”再次受到关注，但是在高油价、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下，俄罗斯很难摆脱依赖能源原料出口的发展惯性，进口替代的动力明显不足。

　　西方经济制裁、油价大跌、卢布贬值为俄罗斯推进进口替代提供了有利条件。2014年3月梅德韦杰夫总理提出把进口替代作为经济工作的优先方向，2014年4月俄政府颁布了《工业发展及其竞争力的提高》提出到2020年前进口替代的目标，成为俄罗斯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法律基础文件;2014年9-10月俄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刺激工业、农业进口替代的政府决议，其中明确进口替代的产品名录、替代比率及完成期限等具体内容;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确定了18个进口替代优先领域，从中挑选国家支持的优先项目，并给予高额财政支持;2015年俄工业贸易部、通讯部、交通部及能源部制定了涉及民用工业进口替代的20个行业、约2500个项目的国家计划;2015年6月圣彼得堡市政府成立了进口替代与本土化中心，2015年8月由梅德韦杰夫直接领导的“俄罗斯联邦政府进口替代委员会”成立，从政策规划到机构设置，进口替代得到历史性的推进。

　　经过政府的推动，近两年里俄进口替代取得了一定成果，例如汽车行业，2015年进口比重下降了22.5%;金属制造进口比重下降了4.5%;纺织品的进口比重下降了7.8%;食品下降了4.1%;粮食和自然食品的进口率从2014年的33%降至2015年的28%;机械、设备及运输工具的进口率也从2014年的95.3%降至2015年的89.6%。在西方经济制裁的条件下，进口替代确保了俄经济稳定的需要，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利用西方经济制裁的倒逼机制，通过进口替代俄得以将发展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向前推进。

　　3俄罗斯经济发展前景

　　(一)2017年经济形势预测

　　根据俄罗斯央行的预计，2017年俄GDP增长率为0.5%~1.0%，这是根据油价每桶40美元的保守估计，如果油价达到46美元，GDP增长率将达到1.2%~1.7%。当然，如果油价跌至25美元，俄将重新陷入负增长。2018-2019年经济增速预计将达到1.5%~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的结果与此大体一致，2017年俄GDP增长率为1.1%，2018年为1.2%。

　　2017年将通胀率降至4%，这是俄央行确定的目标，俄罗斯方面对此较有信心。在经过两年的紧缩货币信贷政策后，2017年上半年俄央行可能采取降息，一旦通胀率如期降至4%的水平，2018-2019年俄将告别紧缩性货币政策，转向更加积极的经济刺激政策。

　　财政方面，俄罗斯的目标是2017-2019年每年将预算赤字降低1个百分点，即2017年预算赤字为3.2%，2019年财政赤字缩减到1.2%。

　　从年初俄政府颁布的《2017年俄罗斯联邦确保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措施》可以看出，围绕制造业进口替代的政府扶持依然是2017年经济政策的优先方向，具体到汽车工业、运输机械制造、农用机械制造、道路建设和公共设施机械制造、食品和加工工业机械制造以及轻工业的政府支持内容、责任单位、资金来源及预期结果，都得以具体落实并实施。

　　(二)关于提振经济的方案之争

　　俄经济虽然出现转机，但远未走出发展困境，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长依然乏力。2015-2016年以及未来两年，俄经济增速均低于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速，且严重低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增长水平(见表5)。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报告“转变中的全球经济形势”的数据整理。

　　2018年俄总统大选将至，经济增长是政治合法性的最终体现。2012年5月普京重任总统后签署的11个总统令，其中包括了218项任务，涵盖经济增长、人口增加、教育和健康现代化、生活质量改善以及完成社会义务等目标都应在2020年前实现;不仅如此，普京还提出到2020年俄罗斯进入世界经济前五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5年人均GDP达到25000美元，到2020年创造2500万个高生产率的就业岗位，提高经济增长中的投资贡献率，改善营商条件的世界排名等等。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指标的实现都需要较快的经济增长做支撑，根据俄学者的计算，要实现普京提出的发展目标，GDP年均增幅应不低于5%~6%。

　　如何步入快速增长的轨道，是俄罗斯当前面临的首要难题。俄国内关于提振经济增长的方案之争在2016年进入白热化，争论的核心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渠道，诸如是否实施产业政策，是依靠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力量来实现增长等，争论主要是在以斯托雷平俱乐部为代表的干预派与以战略研究中心为代表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之间展开。

　　2016年2月受俄政府的委托，斯托雷平俱乐部、战略研究中心及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各自提交了其中期经济增长方案(见表6)，在未来增长目标、政策方向及实施途径方面三个方案之间存在较大分歧。

　　2016年奉行自由主义的前财长库德林被普京召回，这似乎预示俄罗斯经济领域即将朝着自由化市场方向的改革动向，毕竟普京执政以来政府干预主义甚嚣尘上，而低效率的原料经济的弊端也被普遍地归罪于此。然而放任自流、低速徘徊的经济增长不符合普京的执政目标在2016年度总统国情咨文中，普京责令政府在2017年五月前出台2025年经济发展计划，并指出：“该计划的实现将确保俄罗斯在2019-2020年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世界经济增速，这意味着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将得以强化。”那么，俄政府将选择何种方式及发展道路来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目标，值得期待。

　　(三)建立投资拉动型增长是俄罗斯的长期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三个方案中，无论是干预派还是市场派都强调了刺激投资增长的重要性，一致建议将年投资增速提高至8%以上。投资不足是俄罗斯市场化经济转轨以来持续存在的问题。在1992年GDP构成中，投资(总积累)的占比为35.7%，1995年降至25.4%;相应地，消费占GDP的比重从49.9%升至71.2%。众所周知，这一期间俄经济经历了严重衰退，因此这种貌似从投资到消费的结构升级，实际很大程度上是源于GDP、主要是工业生产的大幅衰退。1990年代俄经济总量下降了43%，而实际投资额减少近3倍，远远超过GDP的降幅，而且，主要是工业部门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下降，1999年固定资产投资额仅相当于1990年转轨前水平的22%。正如普京总统所言，“1990年代俄罗斯经历了去工业化(дe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я)的过程，经济结构遭到严重破坏”。进入21世纪经济复苏之后，在能源价格持续攀升的背景下，俄罗斯主要依靠能源收入为支撑的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进一步形成并固化。期间，尽管各界都意识到扩大投资的必要性，但投资增长依然有限，占GDP的比重最高的年份是2007年、2011年，分别达到24.4%和23.1%。

　　造成俄罗斯长期以来投资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过度消费即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始终高于GDP增速，相应地抑制了储蓄进而是投资的增长。此外，经济转轨以来一直居高不下的通胀率也是抑制投资需求的重要因素。

　　扩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在俄罗斯已经形成共识，并已成为经济政策的长期目标，正如梅德韦杰夫所言：“当前投资应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其重要性要超过消费和出口要想步入稳定增长的轨道，需要实质性地提高GDP中的投资比重，至少应从目前的20%提升至24%”。那么，在西方经济制裁和低油价背景下，在通胀率降至5.4%甚至是4%的有利条件下，俄罗斯能否在实施进口替代的进程中，建立以投资为主要拉动的新型经济增长模式，推进制造业复兴乃至结构调整，是决定其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