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访问日本。一个将近60岁的人，在此之前，居然没去过日本，似乎有点儿不可思议，但这与我的家庭和家庭的经历有关。

　　我的祖籍是东北辽宁锦西，杨家从山西大槐树走出来，经过河北、山东，最后越过柳条边，在锦西南票邻近内蒙古的高丽杖子落了脚，并在南票的王宪武沟村安了家，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以及父亲都出生东北。及至九一八事变之后，举家南迁，到了厦门，动机很单纯，就是不愿意当亡国奴。

　　父亲9岁到了厦门，在就读的小学总要和当时厦门的日本侨民孩子打架，因为他来自东北，后来参加了厦门抗日救亡儿童剧团，当了主角，在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1938年5月10日，厦门沦陷，此前守军抵抗，数百人战死，父亲当时是童子军大队长，参加过厦门陆军医院的战地救伤。据他告诉我们，他是最后一批从厦门撤退到当时是万国租界的鼓浪屿的，而我们家，在那场战事中，一幢三层楼高的私宅完全被战火焚毁，除了祖母随身带着的一个铜脸盆，所有的家当全部毁于战火。

　　其后，杨家四处逃难，先是晋江石狮，再是安溪。抗战期间，父亲报考南京宪兵学校，于衡阳途中差点与日寇大轰炸遭遇，返回逃难地之后，和祖父一起，参加安溪、福清等地的防空哨，负责监视敌机入侵，直到抗战胜利。

　　家里对亡国奴和日本侵略的罪行有切肤之痛，祖父和父亲对日本的仇恨和抵触，对我们的熏陶显然是奏效的。父亲终其一生，拒绝使用日货，不允许我们穿人字拖鞋，那种咬牙切齿、深恶痛绝，我至今印象十分深刻。

　　也因为这样，我们兄弟几人虽然不至于抵制日货，但家庭历史的经验，父辈们对我们的“抗日教育”，自然很直接地影响到我们对日本的各种观感。

　　我赴港定居工作二十多年，曾有多次到日本旅行、工作的机会，但每次在潜意识里总会有那么一些抗拒和抵触，因此很多到日本实地体验和旅行、工作的机会，就这样频繁地擦肩而过。

　　2012年受邀访问日本的缘起，是腾讯微博出面邀请，也因为自己在此之前全无日本经验。想想一个快60岁的媒体人，连最起码的日本经验和感受都没有，实在是不合格。幸好行前与胡一平的电子邮件互动让我收获颇多，而她的细心和周到，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次访日我从香港直飞东京，在羽田机场与胡一平、小林义之、马晓霖和包丽敏会合，搭乘高铁到达新宿。

　　日本的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经验。虽然一切都是浮光掠影，但必须说，一切映入眼帘的，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街道、行人、市容，整洁、紧凑、有条不紊。在胡一平的悉心安排之下，我们做了系列的拜访，政界、学界、媒体人……

　　重头戏是与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会长笹川阳平的对话。

　　当时73岁的笹川阳平是日本最大的公益财团法人——日本财团的会长。1989年12月，该财团成立笹川日中友好基金，致力于推进两国民间交流。基金会在人民网上的简介称：“基金设立时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相当不利，西方国家发动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日本政府也冻结了对中国的日元借款。但是不久之后，日本政府认为不应对中国进行国际性的孤立，而先于其他各国解除了对中国的冻结。”笹川阳平曾多次受到邓小平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对话围绕处于低迷状态的中日关系而展开。

　　笹川阳平显然是一位老到的政治人物，他不仅与邓小平等多位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过互动交往，与中国台湾的李登辉、陈水扁等政要也有过接触。他并不回避中日关系处于低迷状态的客观现实，在整个对话交谈过程中，他对邓小平、胡耀邦，甚至于周恩来、廖承志，都有正面的评价，对中国民间交流和交往，也有很多积极乐观的期待。在互动交谈过程中，我也得知，中日两国之间军方人员的互访和交流，也是在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以及笹川阳平积极推动之下促成的。笹川阳平对于影响两国之间正常交流互动的各种政治因素深感无奈。我们谈到了些历史问题，其中包括钓鱼岛问题，这位已经七十多岁的日本友人，在坚持自己立场的同时，不断重复他对邓小平当年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肯定认同态度。

　　这一类的互动交流，不可能取得共识意见，但交流互动总比各说各话的好。我们的表述很直接，笹川阳平的立场也很坚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彼此的交谈，至少我们都坦率表达了各自的意见。我也和他分享了我的家族，我的父辈的“仇日”心态，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也许认知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偏见不可能永远持续，毕竟，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能更全面、客观和实事求是地面对彼此。这是值得提倡和鼓励的态度。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日本。一个将近60岁的人，在此之前，居然没去过日本，似乎有点儿不可思议，但这与我的家庭和家庭的经历有关。

　　我的祖籍是东北辽宁锦西，杨家从山西大槐树走出来，经过河北、山东，最后越过柳条边，在锦西南票邻近内蒙古的高丽杖子落了脚，并在南票的王宪武沟村安了家，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以及父亲都出生东北。及至九一八事变之后，举家南迁，到了厦门，动机很单纯，就是不愿意当亡国奴。

　　父亲9岁到了厦门，在就读的小学总要和当时厦门的日本侨民孩子打架，因为他来自东北，后来参加了厦门抗日救亡儿童剧团，当了主角，在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1938年5月10日，厦门沦陷，此前守军抵抗，数百人战死，父亲当时是童子军大队长，参加过厦门陆军医院的战地救伤。据他告诉我们，他是最后一批从厦门撤退到当时是万国租界的鼓浪屿的，而我们家，在那场战事中，一幢三层楼高的私宅完全被战火焚毁，除了祖母随身带着的一个铜脸盆，所有的家当全部毁于战火。

　　其后，杨家四处逃难，先是晋江石狮，再是安溪。抗战期间，父亲报考南京宪兵学校，于衡阳途中差点与日寇大轰炸遭遇，返回逃难地之后，和祖父一起，参加安溪、福清等地的防空哨，负责监视敌机入侵，直到抗战胜利。

　　家里对亡国奴和日本侵略的罪行有切肤之痛，祖父和父亲对日本的仇恨和抵触，对我们的熏陶显然是奏效的。父亲终其一生，拒绝使用日货，不允许我们穿人字拖鞋，那种咬牙切齿、深恶痛绝，我至今印象十分深刻。

　　也因为这样，我们兄弟几人虽然不至于抵制日货，但家庭历史的经验，父辈们对我们的“抗日教育”，自然很直接地影响到我们对日本的各种观感。

　　我赴港定居工作二十多年，曾有多次到日本旅行、工作的机会，但每次在潜意识里总会有那么一些抗拒和抵触，因此很多到日本实地体验和旅行、工作的机会，就这样频繁地擦肩而过。

　　2012年受邀访问日本的缘起，是腾讯微博出面邀请，也因为自己在此之前全无日本经验。想想一个快60岁的媒体人，连最起码的日本经验和感受都没有，实在是不合格。幸好行前与胡一平的电子邮件互动让我收获颇多，而她的细心和周到，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次访日我从香港直飞东京，在羽田机场与胡一平、小林义之、马晓霖和包丽敏会合，搭乘高铁到达新宿。

　　日本的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经验。虽然一切都是浮光掠影，但必须说，一切映入眼帘的，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街道、行人、市容，整洁、紧凑、有条不紊。在胡一平的悉心安排之下，我们做了系列的拜访，政界、学界、媒体人……

　　重头戏是与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会长笹川阳平的对话。

　　当时73岁的笹川阳平是日本最大的公益财团法人——日本财团的会长。1989年12月，该财团成立笹川日中友好基金，致力于推进两国民间交流。基金会在人民网上的简介称：“基金设立时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相当不利，西方国家发动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日本政府也冻结了对中国的日元借款。但是不久之后，日本政府认为不应对中国进行国际性的孤立，而先于其他各国解除了对中国的冻结。”笹川阳平曾多次受到邓小平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对话围绕处于低迷状态的中日关系而展开。

　　笹川阳平显然是一位老到的政治人物，他不仅与邓小平等多位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过互动交往，与中国台湾的李登辉、陈水扁等政要也有过接触。他并不回避中日关系处于低迷状态的客观现实，在整个对话交谈过程中，他对邓小平、胡耀邦，甚至于周恩来、廖承志，都有正面的评价，对中国民间交流和交往，也有很多积极乐观的期待。在互动交谈过程中，我也得知，中日两国之间军方人员的互访和交流，也是在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以及笹川阳平积极推动之下促成的。笹川阳平对于影响两国之间正常交流互动的各种政治因素深感无奈。我们谈到了些历史问题，其中包括钓鱼岛问题，这位已经七十多岁的日本友人，在坚持自己立场的同时，不断重复他对邓小平当年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肯定认同态度。

　　这一类的互动交流，不可能取得共识意见，但交流互动总比各说各话的好。我们的表述很直接，笹川阳平的立场也很坚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彼此的交谈，至少我们都坦率表达了各自的意见。我也和他分享了我的家族，我的父辈的“仇日”心态，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也许认知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偏见不可能永远持续，毕竟，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能更全面、客观和实事求是地面对彼此。这是值得提倡和鼓励的态度。

　　在交谈结束时，我们也谈到了抗日神剧的现象。

　　笹川阳平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很辉煌的一段，这是历史事实，我也承认这个事实。但是，终战这么多年了，我觉得电影电视里“打皇军”的画面还是太多了一点。日本人不见得都去过中国，但他们都了解这种情况。一方面觉得政策主张对日友好，可另一方面，让老百姓接受的东西里反日的成分却这么大。我们感觉，那些电视似乎还是在煽动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仇恨。

　　笹川阳平这番话语，直率而坦诚，我们都同意这样的见地。但在此之后，抗日神剧在内地依旧方兴未艾，此起彼伏，中日关系之间的互动，尽管甚少出现早几年的“抵制日货”游行示威活动，但中日关系持续低迷。

　　在东京短暂的逗留期间，除了频密的拜访、交流活动等行程之外，我们也顺便到李小牧在新宿的湖南餐馆小聚，并专程拜访了位于池袋区的新华侨报社，拜访了蒋丰先生，当晚的聚餐与聚会，很是愉快。

　　在东京另一场重要的活动是日本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举办的中日关系的学术研讨会，马晓霖和我都应邀在会上做了发言。我谈到了访问日本的观感，也分享了香港媒体对中日关系的关注。

　　这一次破冰之旅，除了东京的行程之外，东道主还安排我们到京都、大阪、熊本参访。

　　我的第一次日本之行，改变了我对日本既有的印象和看法。

　　在战争废墟上重建的日本，不到半个世纪就能重新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大国，对于这样一个民族，对于这样一个战后重建的国家，我觉得我的了解很肤浅，而类似的肤浅，甚至已经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日本最起码的常识判断。

　　如果连我们从事媒体工作的人员，都抗拒接触和了解日本，还能指望中日两国民间的交流和互动正常化吗?

　　这之后，在我主持的节目中，我多次邀请旅日华人媒体的朋友蒋丰，让他能分享日本社会各方面的基本知识。2015年，适逢甲午战争120年，我与蒋丰合作，带着摄制组，花了十天时间，走访日本十个城市，拍摄了一部三集的《穿越:甲午战争日本基因》。这是我再度深入日本的另一次知性之旅，这部纪录片在腾讯视频以及杭州电视台、成都电视台播出之后，反响积极正面，也算是我这些年重新认识日本、认识中日关系发展演变的一个初级答卷。

　　我远非知日派，对日本的了解其实也不多，但至少在几次赴日访问和工作之后，我对日本不会再有不应该存在的政治偏见，这或许是我的日本经验的某种沉淀吧。

　　中日关系仍处于历史上最具挑战性的节点上，一方面彼此之间的经济依存度密不可分，一方面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却日呈剑拔弩张态势。新安保法案的修改，安倍政府的一意孤行，日本政坛的右翼化，大陆民间社会在对日关系问题上的民粹化趋势，都会给未来的中日关系互动发展带来各种不确定的因素。

　　笹川阳平主张让中日两国社会各界，尤其是民间人士多多互访，对两国社会民情有更多的掌握和了解。这一点，我们是认同的。

　　访问东京期间，我们也到靖国神社一走。那里的历史陈列馆，让我有很强烈的排斥感和屈辱感，心情很压抑，甚至有一种脱口而出骂娘的冲动。陪同我前往的小林，微笑地对我说，这只是靖国神社的历史观，这样的历史观并不是日本社会的主流。

　　离开东京前，我们在街头遭遇到极右翼分子的宣传车，我注意到一般的日本市民，对那些呼啸而来、呼啸而去的声嘶力竭似乎很不以为意。

　　也许，小林的解释是对的，笹川阳平的解读也有他的道理，但我仍愿意相信，在未来五到十年，甚至更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日永不再战”，仍将是两国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努力目标，而我们更愿意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相处，继续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

　　这应该不只是愿景，而应该是现实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