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揭示国家主义的自我摧毁的逻辑的同时，所要传达的根本信息，是一个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进行改革的必要和艰难。没有改革，革命难免;进行改革，引发革命也并非不可能。然而，不改革则积重难返，凶多吉少，恰当的改革则可能再造一个自由的民族。

　　阴魂不散的历史轮回

　　“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发出这样的感慨时，他在内心深处悲叹的是1789年以来法国人被革命与专制交替折磨的悲惨命运。他没有想到，在他的书出版一个半世纪之后，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度的国民居然会为之倾倒，朝野上下争相传阅、议论纷纷。

　　马克思曾调侃过：“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对于旁观者而言是笑剧，对于亲历者来说恐怕只能像托克维尔一样哀叹：“我们身处一个动荡咆哮、茫茫无际的海洋;至少，海岸是如此遥远陌生，以致我今生乃至我们的下一代都无法找到它，无法在那里立足……”

　　巧合的是，托克维尔的哀叹和马克思的调侃都是由同一次事件引起：1851年12月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皇帝的侄子、后称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推翻了1848年二月革命建立的共和制度，实行个人独裁，进而复辟称帝。他不过是在效法他的伯父半个世纪之前的作为：1799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结束热月共和国，五年后把淹没在大革命血泊里的王冠捡起来，清洗装扮后戴到了自己的头上。

　　如果说1799年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正处于大革命带来的内战外侵的生死关头，那1851年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虽然要对少数激进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安靖维稳，但既无内战之虞，更无外侵之忧;如果说拿破仑发动政变时年轻有为战功显赫，他的侄子在时人看来不过是平庸之辈、乏善可陈。但侄子头上罩着伯父的闪亮光环，冠名拿破仑的复制品也足以让法国人屈膝投怀——难怪小拿破仑和法国人你情我愿的这一出被马克思讥为笑剧!

　　法国人何以轻易地倒向专制

　　1851年的法国人，被1848年的两场革命吓破了胆，共和国在他们看来让革命阴魂不散、社会主义徘徊窥伺，住在里面的农民和资产者们瑟瑟发抖，对未来忧心忡忡。他们在小拿破仑身上看到的，是当年那个终结革命但让法国人保住了从革命中得来的财产和饭碗的铁腕皇帝，于是先用选票把他送上总统宝座，接着又用选票供奉他的刺刀(法国人两次以全民公决先后承认了政变和帝制)，用托克维尔的话说，“激动不已地亲吻枷锁”。

　　不难理解，因为小拿破仑的政变愤而退出政坛的托克维尔首先觉得要搞清楚的，是法国人何以如此轻易地倒向专制，为此就不得不追问，何以1789年开始的、追求自由平等的大革命，在十年后会以拿破仑的政变和专制终结，“何以共和国会准备接受一个主子”?何以“他们在十年里取得的所有利益中，唯一准备抛弃的是自由”?

　　法国人并不真正热爱自由?

　　托克维尔发现，原因就是，很多法国人并不真正热爱自由;或者说，他们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只要一个强大能干的主子能让他们安心挣钱享乐，他们便会俯首帖耳，因为他们习惯于让国家和统治者替他们操心一切，从而让他们在自己的安乐窝里自在逍遥。

　　如果这个主子无能，不能满足他们的私人欲望，他们便会吵吵嚷嚷，甚至把他打翻在地，直到找到一个新的主子取而代之。即便是真正热爱自由的法国人，也因为长期生活在专制中，失去了运用自由的能力，在获得自由的时刻却因为滥用自由，而招致混乱，最后在对自由的失望中只好接受专制。

　　然而，法国人并非天生奴性或不具备运用自由的能力，而是旧制度剥夺了他们久已享用的自由，使之开始变得奴性，以至于在他们以为已经用革命一劳永逸地推翻了旧制度之后，他们仍然不知不觉地从中复制他们的思想和激情。于是托克维尔最终从对拿破仑的研究，转向了对旧制度的考察，他要探究法国人扭曲的革命精神和顽固的专制心态的病根。

　　托克维尔于1856年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要揭示国家主义的逻辑。

　　改革带来了改善， 也引发了期望和不满

　　虽然国家主义是导致混乱和革命的罪魁祸首，但是否因此可以断言它反动愚蠢、陷法国于贫穷和灾难而遭人唾弃?确实，最为专权强横的路易十四在1715年驾崩时留下的是一个外强中干、民生凋敝的法国。但在大革命爆发前的二三十余年(18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人口和财富迅速增长，政府致力于种种改革：改善农民和穷人的处境，修正行政治理的弊病，推动增加公共财富的计划。这一时期可谓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而被革命者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是一位虔诚善良、关注民生的君王。

　　“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革命往往并非由落后引起，看不到处境有可能得到改善的人，往往能够忍受苦难，视之为命中注定;而一旦走出贫穷，生活蒸蒸日上，对光明前景的憧憬，使人们对任何阻碍都心怀怨恨、牢骚满腹，期望和不满成为酝酿革命的土壤。事实上，正是旧制度下中央政府的改革带来了改善，也引发了期望和不满，而政府却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善来满足期望、减少不满，而招致人们对政府的不满，于是革命爆发。

　　显然，托克维尔正是要提醒改革者改革的艰难，而长期压迫民众的法国政府所要进行的自我改革尤其充满风险：“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自身的时候。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伟大天才是罕见的，路易十六最终蒙难于革命的断头台。

　　坏政府之所以改革失败，往往是因为它以坏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哪怕是好的改革，其结果是加剧了政府的坏，积重难返。

　　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旧制度是一种坏政府，虽然他也指出其建设和改革在很多方面代表了文明的方向。它的“坏”，根本上在于它剥夺了国民的政治自由。旧制度建立之前的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是贵族领导的地方自治，对王权予以限制，同时各等级掌握不同程度的政治自由，共同参与公共事务。中世纪末期以来，王权扩张，逐步以从上到下的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剥夺了国民的政治自由，建立专制。结果到18世纪，中央集权已经成功地渗透到法国社会的角角落落，成为国民的行政“监护人”。

　　国家主义和社会断裂

　　托克维尔当然知道法国需要强大、统一的政治权威。他在20年前的另一部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曾区分过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前者是处理全国事务、掌控国家资源的中央或国家权威，而后者则是中央政府对地方事务的行政控制。前者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后者则往往被误认为是前者本身或者是其必要手段。托克维尔指出，以行政集权来构建政府集权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强大的行政集权反过来会损害政府集权——行政的强大，绝不意味着国家，更不意味着民族的强大，反而有可能削弱国家和民族。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旧制度中央集权的批判，针对的就是行政集权。

　　旧制度下政府的行政集权，负责发展经济、收税、征兵、修路、维持治安、救济穷人等等，试图掌握一切，对于一切想从它的外部参与公共事务的人充满仇恨，任何独立团体、自由结社都会让它畏惧。最终，中央集权遏制和逐步剥夺了封建制度中地方和团体的独立和自治，取消了国民的政治自由和政治生活，试图建立一个完全服从于国家权威的社会。国民不再为公共事务和利益操心，彼此之间也就不需要合作和联合。

　　非但如此，政治纽带的缺失使得民众之间的不平等变得更加难以容忍，社会紧张和对立进一步强化，并渗透到法国社会的每个方面。行政集权强化了贵族与平民、资产者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中央集权对国民之间的分裂乐观其成：王权为了阻止不同等级和团体国民能团结起来一致行动，对他们分而治之，在他们之间制造对立：“没有什么比阶级仇恨和嫉妒更有利于培育专制主义。”旧制度末期，除了中央集权之外，法国已经不存在凝聚国民的政治纽带;因此一旦中央集权出现危机，整个民族便陷入到动荡当中。并且，大革命为彼此积怨已久的法国人提供了报复和宣泄仇恨的机会，其暴烈和恐怖在所难免。

　　国家主义者以为，国民没有自由，因而不能与国家对抗，才意味着国家的强大，但它不知道，这样做恰恰是自我摧毁。确实，当社会被剥夺了政治自由之后，它“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政府可以为所欲为;然而同时，它“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顷刻间就会全部毁灭……在那些危急时刻，中央政府因孤立和软弱而深感恐惧;它想恢复那些被它摧毁了的个人影响或政治团体，呼吁他们前来帮助，但无人响应，它通常惊异地发现，原来那些人已经死去，而且是被政府一手杀死的”。

　　法国人蔑视法律

　　不过，在托克维尔看来，比起中央集权本身，它在法国人心中造成的集权和国家崇拜对法国政治更为致命。

　　中央集权造成了法国人对中央集权的热爱和迷恋。托克维尔不无嘲讽地说，在旧制度下的法国，“政府取代了上帝”。对中央集权的膜拜，成为法国人的新宗教。法国人认为一切事情都得由国家承担和负责，没有中央集权，他们将一事无成。在这种心态支配下，民众还能有什么政治能力?发生革命时，他们的政治想象只允许他们再度建立集权和专制，

　　更糟糕的是，这种国家崇拜在民众中培育起对违法和暴力的热爱。因为国家长期诉诸非法和暴力手段进行统治，结果民众也习惯于采取非法和暴力手段来达到其目的。

　　在旧制度时期，中央政府往往采取各种手段来干预甚至阻挠司法。中央集权的核心机构——御前会议——往往通过调案的方式，从普通法庭手中夺走涉及政府的案件，由它或者它设立的特别法院来审理。

　　政府干预司法的结果，是民众对法律的漠视和对政府的崇拜，人们在遇到司法麻烦时，首先想到的是“要求人们照顾他们而撇开现行法规”，并且“只要与政府有一丝一缕关系，便可以除政府之外天不怕地不怕”。民众蔑视法律的结果是：“倘若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波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托克维尔不禁哀叹：“人们常常抱怨法国人蔑视法律;哎呀!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啊?”

　　从路易十四起，国王宣布国家是土地的唯一的真正的所有者，当前拥有土地的人只是有条件地从国家获得使用权或不完整的占有权。结果国家可以因为公共工程的需要破坏或毁灭私人财产，由政府随意给予赔偿，“并且经常是分文不给”：“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于是，人们从中学到“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牢记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

　　民众特别是穷人试图通过法律来寻求救济：“他们就只能找到特别法庭、有偏见的法官、仓促而虚假的诉讼程序和不得上诉的假执行判决。”国家可以随意地动用警力，在没有任何凭证的情况下，把农民从家中拘捕监禁，并可以将其长期关押，而不按规定在24小时内审判。

　　在18世纪的法国，随着文明的进步和启蒙的影响，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在整体上都日趋温和与人道，然而政府却“每天教给人民那种最适应于革命时代、最适合于专制暴政的刑事诉讼法”。旧制度下的政府就是这样，以国民或公共利益为名，把暴力正常化、正当化，法国人耳濡目染，从政府那里学会了无视权利、法律、程序，并崇尚专断、暴力的政治心态，这一心态成为革命的土壤。政治塑造灵魂，国家就这样完成了民众的革命教育。这一教育的结果是培养了在奴役和革命之间摇摆的人民，除了接受奴役和发动暴力革命，国民不知道该如何自主地进行政治行动来治理自己的事务。

　　专制制度建立了充满自私和敌对的社会

　　不难理解，何以旧制度末期的危机导致了暴力革命，而革命以更强大的专制告终。这种专制彻底扫除了封建制和贵族制的残余，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建立了充满自私和敌对的社会：

　　在这种社会，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要，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可见，比旧制度更为强大的现代专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断裂和国民之间的孤立，因此当遭遇急剧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时，社会自身没有组织能力，国家无法从社会获得支持。于是在危机面前，政治崩溃和社会解体的毁灭性灾难，随时可能发生。有人认为，通过剥夺政治自由，以无处不在的中央集权控制社会，就能够建立一个强大稳定的、能够克服危机的国家，殊不知强大的集权和控制，造成的可能恰恰是一个缺乏社会基础和政治正当性的国家，在危机面前一触即溃。国家主义的自我摧毁逻辑，在这里暴露无遗。

　　更可怕的是，现代专制与金钱崇拜和享乐主义的结合，造成更严重的精神堕落和道德蜕化：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赚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多么熟悉的一幅图景!很少有哪个思想家像托克维尔那样如此深刻地揭示出现代社会中的危机与堕落。

　　惟有民众的自由才能克服危机与堕落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在揭示国家主义的自我摧毁的逻辑的同时，所要传达的根本信息，是一个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进行改革的必要和艰难。没有改革，革命难免;进行改革，引发革命也并非不可能。然而，不改革则积重难返，凶多吉少，恰当的改革则可能再造一个自由的民族。我相信，读懂了本书的有识之士会理解本书的另一个根本信息：民众的自由能力对于一个民族的和平、繁荣和伟大至关重要。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前言中，托克维尔在描述了专制与物质享乐的结合所招致的堕落之后，也揭示克服这一堕落的拯救之路：

　　反之，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惟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揭示国家主义的自我摧毁的逻辑的同时，所要传达的根本信息，是一个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进行改革的必要和艰难。没有改革，革命难免;进行改革，引发革命也并非不可能。然而，不改革则积重难返，凶多吉少，恰当的改革则可能再造一个自由的民族。

　　阴魂不散的历史轮回

　　“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发出这样的感慨时，他在内心深处悲叹的是1789年以来法国人被革命与专制交替折磨的悲惨命运。他没有想到，在他的书出版一个半世纪之后，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度的国民居然会为之倾倒，朝野上下争相传阅、议论纷纷。

　　马克思曾调侃过：“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对于旁观者而言是笑剧，对于亲历者来说恐怕只能像托克维尔一样哀叹：“我们身处一个动荡咆哮、茫茫无际的海洋;至少，海岸是如此遥远陌生，以致我今生乃至我们的下一代都无法找到它，无法在那里立足……”

　　巧合的是，托克维尔的哀叹和马克思的调侃都是由同一次事件引起：1851年12月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皇帝的侄子、后称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推翻了1848年二月革命建立的共和制度，实行个人独裁，进而复辟称帝。他不过是在效法他的伯父半个世纪之前的作为：1799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结束热月共和国，五年后把淹没在大革命血泊里的王冠捡起来，清洗装扮后戴到了自己的头上。

　　如果说1799年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正处于大革命带来的内战外侵的生死关头，那1851年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虽然要对少数激进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安靖维稳，但既无内战之虞，更无外侵之忧;如果说拿破仑发动政变时年轻有为战功显赫，他的侄子在时人看来不过是平庸之辈、乏善可陈。但侄子头上罩着伯父的闪亮光环，冠名拿破仑的复制品也足以让法国人屈膝投怀——难怪小拿破仑和法国人你情我愿的这一出被马克思讥为笑剧!

　　法国人何以轻易地倒向专制

　　1851年的法国人，被1848年的两场革命吓破了胆，共和国在他们看来让革命阴魂不散、社会主义徘徊窥伺，住在里面的农民和资产者们瑟瑟发抖，对未来忧心忡忡。他们在小拿破仑身上看到的，是当年那个终结革命但让法国人保住了从革命中得来的财产和饭碗的铁腕皇帝，于是先用选票把他送上总统宝座，接着又用选票供奉他的刺刀(法国人两次以全民公决先后承认了政变和帝制)，用托克维尔的话说，“激动不已地亲吻枷锁”。

　　不难理解，因为小拿破仑的政变愤而退出政坛的托克维尔首先觉得要搞清楚的，是法国人何以如此轻易地倒向专制，为此就不得不追问，何以1789年开始的、追求自由平等的大革命，在十年后会以拿破仑的政变和专制终结，“何以共和国会准备接受一个主子”?何以“他们在十年里取得的所有利益中，唯一准备抛弃的是自由”?

　　法国人并不真正热爱自由?

　　托克维尔发现，原因就是，很多法国人并不真正热爱自由;或者说，他们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只要一个强大能干的主子能让他们安心挣钱享乐，他们便会俯首帖耳，因为他们习惯于让国家和统治者替他们操心一切，从而让他们在自己的安乐窝里自在逍遥。

　　如果这个主子无能，不能满足他们的私人欲望，他们便会吵吵嚷嚷，甚至把他打翻在地，直到找到一个新的主子取而代之。即便是真正热爱自由的法国人，也因为长期生活在专制中，失去了运用自由的能力，在获得自由的时刻却因为滥用自由，而招致混乱，最后在对自由的失望中只好接受专制。

　　然而，法国人并非天生奴性或不具备运用自由的能力，而是旧制度剥夺了他们久已享用的自由，使之开始变得奴性，以至于在他们以为已经用革命一劳永逸地推翻了旧制度之后，他们仍然不知不觉地从中复制他们的思想和激情。于是托克维尔最终从对拿破仑的研究，转向了对旧制度的考察，他要探究法国人扭曲的革命精神和顽固的专制心态的病根。

　　托克维尔于1856年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要揭示国家主义的逻辑。

　　改革带来了改善， 也引发了期望和不满

　　虽然国家主义是导致混乱和革命的罪魁祸首，但是否因此可以断言它反动愚蠢、陷法国于贫穷和灾难而遭人唾弃?确实，最为专权强横的路易十四在1715年驾崩时留下的是一个外强中干、民生凋敝的法国。但在大革命爆发前的二三十余年(18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人口和财富迅速增长，政府致力于种种改革：改善农民和穷人的处境，修正行政治理的弊病，推动增加公共财富的计划。这一时期可谓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而被革命者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是一位虔诚善良、关注民生的君王。

　　“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革命往往并非由落后引起，看不到处境有可能得到改善的人，往往能够忍受苦难，视之为命中注定;而一旦走出贫穷，生活蒸蒸日上，对光明前景的憧憬，使人们对任何阻碍都心怀怨恨、牢骚满腹，期望和不满成为酝酿革命的土壤。事实上，正是旧制度下中央政府的改革带来了改善，也引发了期望和不满，而政府却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善来满足期望、减少不满，而招致人们对政府的不满，于是革命爆发。

　　显然，托克维尔正是要提醒改革者改革的艰难，而长期压迫民众的法国政府所要进行的自我改革尤其充满风险：“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自身的时候。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伟大天才是罕见的，路易十六最终蒙难于革命的断头台。

　　坏政府之所以改革失败，往往是因为它以坏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哪怕是好的改革，其结果是加剧了政府的坏，积重难返。

　　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旧制度是一种坏政府，虽然他也指出其建设和改革在很多方面代表了文明的方向。它的“坏”，根本上在于它剥夺了国民的政治自由。旧制度建立之前的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是贵族领导的地方自治，对王权予以限制，同时各等级掌握不同程度的政治自由，共同参与公共事务。中世纪末期以来，王权扩张，逐步以从上到下的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剥夺了国民的政治自由，建立专制。结果到18世纪，中央集权已经成功地渗透到法国社会的角角落落，成为国民的行政“监护人”。

　　国家主义和社会断裂

　　托克维尔当然知道法国需要强大、统一的政治权威。他在20年前的另一部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曾区分过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前者是处理全国事务、掌控国家资源的中央或国家权威，而后者则是中央政府对地方事务的行政控制。前者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后者则往往被误认为是前者本身或者是其必要手段。托克维尔指出，以行政集权来构建政府集权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强大的行政集权反过来会损害政府集权——行政的强大，绝不意味着国家，更不意味着民族的强大，反而有可能削弱国家和民族。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旧制度中央集权的批判，针对的就是行政集权。

　　旧制度下政府的行政集权，负责发展经济、收税、征兵、修路、维持治安、救济穷人等等，试图掌握一切，对于一切想从它的外部参与公共事务的人充满仇恨，任何独立团体、自由结社都会让它畏惧。最终，中央集权遏制和逐步剥夺了封建制度中地方和团体的独立和自治，取消了国民的政治自由和政治生活，试图建立一个完全服从于国家权威的社会。国民不再为公共事务和利益操心，彼此之间也就不需要合作和联合。

　　非但如此，政治纽带的缺失使得民众之间的不平等变得更加难以容忍，社会紧张和对立进一步强化，并渗透到法国社会的每个方面。行政集权强化了贵族与平民、资产者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中央集权对国民之间的分裂乐观其成：王权为了阻止不同等级和团体国民能团结起来一致行动，对他们分而治之，在他们之间制造对立：“没有什么比阶级仇恨和嫉妒更有利于培育专制主义。”旧制度末期，除了中央集权之外，法国已经不存在凝聚国民的政治纽带;因此一旦中央集权出现危机，整个民族便陷入到动荡当中。并且，大革命为彼此积怨已久的法国人提供了报复和宣泄仇恨的机会，其暴烈和恐怖在所难免。

　　国家主义者以为，国民没有自由，因而不能与国家对抗，才意味着国家的强大，但它不知道，这样做恰恰是自我摧毁。确实，当社会被剥夺了政治自由之后，它“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政府可以为所欲为;然而同时，它“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顷刻间就会全部毁灭……在那些危急时刻，中央政府因孤立和软弱而深感恐惧;它想恢复那些被它摧毁了的个人影响或政治团体，呼吁他们前来帮助，但无人响应，它通常惊异地发现，原来那些人已经死去，而且是被政府一手杀死的”。

　　法国人蔑视法律

　　不过，在托克维尔看来，比起中央集权本身，它在法国人心中造成的集权和国家崇拜对法国政治更为致命。

　　中央集权造成了法国人对中央集权的热爱和迷恋。托克维尔不无嘲讽地说，在旧制度下的法国，“政府取代了上帝”。对中央集权的膜拜，成为法国人的新宗教。法国人认为一切事情都得由国家承担和负责，没有中央集权，他们将一事无成。在这种心态支配下，民众还能有什么政治能力?发生革命时，他们的政治想象只允许他们再度建立集权和专制，

　　更糟糕的是，这种国家崇拜在民众中培育起对违法和暴力的热爱。因为国家长期诉诸非法和暴力手段进行统治，结果民众也习惯于采取非法和暴力手段来达到其目的。

　　在旧制度时期，中央政府往往采取各种手段来干预甚至阻挠司法。中央集权的核心机构——御前会议——往往通过调案的方式，从普通法庭手中夺走涉及政府的案件，由它或者它设立的特别法院来审理。

　　政府干预司法的结果，是民众对法律的漠视和对政府的崇拜，人们在遇到司法麻烦时，首先想到的是“要求人们照顾他们而撇开现行法规”，并且“只要与政府有一丝一缕关系，便可以除政府之外天不怕地不怕”。民众蔑视法律的结果是：“倘若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波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托克维尔不禁哀叹：“人们常常抱怨法国人蔑视法律;哎呀!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啊?”

　　从路易十四起，国王宣布国家是土地的唯一的真正的所有者，当前拥有土地的人只是有条件地从国家获得使用权或不完整的占有权。结果国家可以因为公共工程的需要破坏或毁灭私人财产，由政府随意给予赔偿，“并且经常是分文不给”：“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于是，人们从中学到“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牢记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

　　民众特别是穷人试图通过法律来寻求救济：“他们就只能找到特别法庭、有偏见的法官、仓促而虚假的诉讼程序和不得上诉的假执行判决。”国家可以随意地动用警力，在没有任何凭证的情况下，把农民从家中拘捕监禁，并可以将其长期关押，而不按规定在24小时内审判。

　　在18世纪的法国，随着文明的进步和启蒙的影响，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在整体上都日趋温和与人道，然而政府却“每天教给人民那种最适应于革命时代、最适合于专制暴政的刑事诉讼法”。旧制度下的政府就是这样，以国民或公共利益为名，把暴力正常化、正当化，法国人耳濡目染，从政府那里学会了无视权利、法律、程序，并崇尚专断、暴力的政治心态，这一心态成为革命的土壤。政治塑造灵魂，国家就这样完成了民众的革命教育。这一教育的结果是培养了在奴役和革命之间摇摆的人民，除了接受奴役和发动暴力革命，国民不知道该如何自主地进行政治行动来治理自己的事务。

　　专制制度建立了充满自私和敌对的社会

　　不难理解，何以旧制度末期的危机导致了暴力革命，而革命以更强大的专制告终。这种专制彻底扫除了封建制和贵族制的残余，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建立了充满自私和敌对的社会：

　　在这种社会，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要，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可见，比旧制度更为强大的现代专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断裂和国民之间的孤立，因此当遭遇急剧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时，社会自身没有组织能力，国家无法从社会获得支持。于是在危机面前，政治崩溃和社会解体的毁灭性灾难，随时可能发生。有人认为，通过剥夺政治自由，以无处不在的中央集权控制社会，就能够建立一个强大稳定的、能够克服危机的国家，殊不知强大的集权和控制，造成的可能恰恰是一个缺乏社会基础和政治正当性的国家，在危机面前一触即溃。国家主义的自我摧毁逻辑，在这里暴露无遗。

　　更可怕的是，现代专制与金钱崇拜和享乐主义的结合，造成更严重的精神堕落和道德蜕化：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赚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多么熟悉的一幅图景!很少有哪个思想家像托克维尔那样如此深刻地揭示出现代社会中的危机与堕落。

　　惟有民众的自由才能克服危机与堕落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在揭示国家主义的自我摧毁的逻辑的同时，所要传达的根本信息，是一个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进行改革的必要和艰难。没有改革，革命难免;进行改革，引发革命也并非不可能。然而，不改革则积重难返，凶多吉少，恰当的改革则可能再造一个自由的民族。我相信，读懂了本书的有识之士会理解本书的另一个根本信息：民众的自由能力对于一个民族的和平、繁荣和伟大至关重要。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前言中，托克维尔在描述了专制与物质享乐的结合所招致的堕落之后，也揭示克服这一堕落的拯救之路：

　　反之，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惟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