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代，雅典和斯巴达实施盟邦统治的方式截然不同。雅典的伟大公民伯里克利把整个同盟的全部战备财富从提洛岛搬进雅典，建造了辉煌无比的帕特农神庙，并以预防波斯人为名，要求所有盟邦支付岁入、租借战船，维持着良好的帝国收益。斯巴达人则受训于《德拉古》法的古老教养，老老实实训练勇士，勤勤恳恳镇压黑牢士和周边城邦的反叛，但从不向同盟征收岁入。对于霸权收益的认知自古希腊时代就有所不同。

　　作为一向自诩最具雅典意象的当代霸权，美国宛如伯里克利般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角落里将财富捧回山颠之城。《租借法案》、马歇尔计划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投资回报，接过了大英帝国双手奉上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帝国荣光。然而冷战在政治、安全、军事领域的结构性对抗有如此经久，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绝无可能盘算霸权收益，心甘情愿承担民主世界的各项责任和义务，但求将这场对抗在越南、东德和太空等任何必须的地方不计成本地耗泄下去。

　　这种理念甚至逾越了冷战。在克林顿的全球干涉战略、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和奥巴马的清除僭主行动中，霸权常常被等同于一种结构性的支配力量、单边行动的自由和对于成本损耗的不甚在乎。霸权是一种结果和目的，成为霸权本身就是帝国的最终意义，这项判断从未受到质疑。

　　种种迹象表明，这种认知方式正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受到修正。近期有关威胁退出NAFTA、要求韩国支付萨德导弹部署费用的诸多言论出现后，人们深刻地发现这名总统在有关钱的问题上的斤斤计较是真诚而严肃的。稍早些时候，他在默克尔远道而来的致敬中猛烈抨击德国在北约会费和欧元汇率等事务中的不作为，在澳大利亚总理提出转移部分难民的请求时愤而挂掉电话，默克尔悬在空中的右手和特恩布尔事后的自我圆场让人印象深刻。特朗普是如此偏执地要求美国在任何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中绝对不能吃亏，完全无视这项关系所涉及的国家与自己在政治、安全和历史上的复杂联系。

　　在特朗普的国际战略里，霸权之所以是个好东西，乃是在于它能够通过要求、强迫、威胁、恐吓带来巨大的收益回报，霸权是一种手段，而绝非目的。为了促进霸权收益，特朗普反复指责中国和墨西哥不平等的双边贸易，视NAFTA和TPP协议为克林顿家族和奥巴马的原罪，不断威胁退出WTO、巴黎气候贸易协定，敦促联合国在朝鲜问题上对得起美国的会费支出，北约必须增强欧洲国家自身的会费比例。在任何情形下，霸权的责任支出都必须被仔细计算，公共产品的必要性和权力义务之间的均衡都必须给予重新评估，甚至某种意义上，霸权本身已经变得不甚重要，霸权的收益是评判政策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尺。

　　这种重视霸权收益的习惯在过去很长时间内被简单粗暴地理解为美国的孤立主义回潮。彼时人们所没有注意到的是，在特朗普看来，权势存在与权势的经济效益具有严格的概念区分。特朗普本质上并不反对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甚至国防军费的大幅支出、对待北约的政策转向和叙利亚、朝鲜问题中的单边行为都反映出特朗普对于霸权的偏爱较新保守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是仅仅经济领域上的，不包含政治、安全、文化、意识形态等任何其它因素，其目的仅仅是要重塑美国在各项经贸制度安排中的位置，建立与自身角色相称的权利义务，确保美国在赚别国的钱，而非别国在赚美国的钱。在本质上，是一种重估而非拒绝，一种平衡而非撤离。

　　这种严格的概念区分主要受因于特朗普人格特质中的两种不同因素：一方面，特朗普是一名笃信权势和力量的现实主义者，在纽约的商业丛林下多年打拼的历经，使得其对于权势的认知带有浓重的达尔文主义色彩。在《破碎的美国》一书中，特朗普回忆在帮父亲做监工的日子里，他们常常一起巡查家族为中低收入者建设的房地产项目，他发现父亲每次敲完门后都会悄悄站在门楣以外的部分，父亲告诉他这是为了防止里面的人由于不信任直接开枪。这段经历对于特朗普的成长十分重要，他深切地认识到，“这个世界是极端危险而不可信任的，你必须变得强大，并随时准备战斗”。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特朗普曾经坦诚地谈及自己的现实主义理念，“人生就是由一场又一场的战斗组成的，结果只有胜利和失败两种。纽约是一个真正的丛林，在这里，一不小心就会被吃掉、嚼碎、吐出来;但是，如果你愿意在这里拼命工作，也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正如去年《大西洋月刊》最为出色的评论之一《特朗普的精神世界》所深刻揭示的，“在整个竞选过程中，特朗普一直在努力树立一种强烈的信仰——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很多坏的、有危险的事情，自己将是那个拯救者，不仅将持续地赢下去，而且会让美国重新变得伟大起来。”所以当北卡罗来纳州一名12岁的女孩问他：“我感到很害怕，你能为保卫这个国家做些什么?”特朗普拍着胸脯保证：“你再也不会感到害怕，那些坏人才会感到害怕”。当阿萨德、金正恩完全无视特朗普的合法性，肆意挑衅美国霸权的时候，这名达尔文般的现实主义者断然不会屈从于孤立主义，反而会针尖对麦芒般地扑上去，用自己的实力证明，“I'm gonna win, and you are fired!”在霸权逻辑的运用上，特朗普与他的任何前任没有什么不同，直接、正面、赤裸裸，正如他近日对朝鲜反复提出的警告那样，“后果将会非常严重、非常严重”。

　　特朗普的不同在于，他总是能够清晰地区分霸权和霸权收益。在将韩日部署为朝鲜问题前线的同时，他还能够一面多次拒绝安倍晋三关于美国重新引领的TPP提议，一面张口向韩国索要萨德导弹部署的费用。其商人本色在这样的时刻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于市场、利润、回报等概念有着几乎本能般的算计。他下意识地重视每一份既有的经贸合同，重新调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合理的义务负债，逼迫那些已经产生依赖的“顺风车”国家交出“保护费”。他将整个国家看作一个公司，每一个部件和环节必须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运作，他几乎会像关注股票一样天天留心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和资本回报率，并期待每一项资产都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取得最佳的收益，时时刻刻惦记着将霸权的经济效应彻底变现。

　　日前接受美国联合通讯社采访时，特朗普的讲话体现出了他似乎还是更认同自己的董事长角色，而绝非一个总统——“政府是一个大大的公司，比世界上最大的公司还要大上上千倍;国防部是第二大公司;社会安全是第三大公司;第四大公司，你知道，这么数下来每一个机构都比世界上所有的公司要大，好多事情”。在特朗普的思想深处，“美国再次伟大”的最重要标准很有可能落在了经济上，这将必然包括美国正在赚全世界的钱，正在收回就业岗位、复兴本土产业，正在积累国家财富，甚至包括正在享有全世界最棒的基础设施风貌。

　　这种过于强调霸权收益的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政策上的短视，对于经济利益过于偏重，缺乏一种将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安全利益联合起来考量的能力。即便是对于经济利益本身，也惯于粗浅地将之等同于短期的现金收益，习惯于看重双方经贸关系的即时性盈亏，而非长远的战略性考量。对于这些问题的反思将给中国在特朗普时代理解霸权逻辑、更好地把握双边经贸关系带来启示。

　　长期以来，特朗普始终认为中国对美贸易给美国国内生产力带来了巨大的不公平。由于朝鲜问题的存在，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问题和汇率问题正在待价而沽。这段时间内，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内斗、北约会费平衡、萨德导弹部署费用等问题都有可能优先于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与此同时，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内部角力也尚未完成，新成立的贸易与制造政策办公室、国家创新办公室与原有的国家贸易委员会的很多关系尚未理顺，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激烈争论仍在持续。

　　目前来看，特朗普在金钱问题上的偏执是普适性的，对待盟友国家与非盟友国家没有区别。必须看到的是，特朗普对中国问题的认知是比较单一、直接的，基本上是“在商言商”，在道德上没有对中国的原罪式认知，价值上没有意识形态的概念分野，战略上不存在对中国崛起进行全盘围追堵截的深刻意愿，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美国自新保守主义以来全景式防范并遏制中国的线形战略。

　　上世纪70年代，金德尔伯格通过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萧条”的考察，发现霸权国家会主动提供公共物品、承担国际义务，从而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很长时间以来，霸权稳定论成为美国在冷战后期很多对外政策的最佳理论注释，捍卫了多次不计成本的单边主义行为。然而这项理论的重要基础在于，霸权国本身必须天性拥有一定的利他主义情结，而这一点在特朗普的商人视域内很难找到理念根源，正如同纯粹的孤立主义也完全不符合特朗普的人格特质。

　　对于这两点问题，在默克尔来访时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都给予了明确回应，“那些说我是孤立主义者的猜测一定是我最常说的‘假新闻’……我想要的不是贸易战的胜利，但我至少一定要一个公平。”霸权和霸权收益在特朗普的内心呈现出一种毫不互斥、近乎完美的两分，正如不久前在为空军学院橄榄球队颁发总司令奖杯时，特朗普随口开出的玩笑所深刻传递的那样——“我喜欢空军，我喜欢那些飞机，然而我更喜欢以打折的价格买到它们”——特朗普将永远认可权势的意义，却又在内心深处永远翻涌着多占到一些便宜的狡黠愿望。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代，雅典和斯巴达实施盟邦统治的方式截然不同。雅典的伟大公民伯里克利把整个同盟的全部战备财富从提洛岛搬进雅典，建造了辉煌无比的帕特农神庙，并以预防波斯人为名，要求所有盟邦支付岁入、租借战船，维持着良好的帝国收益。斯巴达人则受训于《德拉古》法的古老教养，老老实实训练勇士，勤勤恳恳镇压黑牢士和周边城邦的反叛，但从不向同盟征收岁入。对于霸权收益的认知自古希腊时代就有所不同。

　　作为一向自诩最具雅典意象的当代霸权，美国宛如伯里克利般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角落里将财富捧回山颠之城。《租借法案》、马歇尔计划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投资回报，接过了大英帝国双手奉上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帝国荣光。然而冷战在政治、安全、军事领域的结构性对抗有如此经久，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绝无可能盘算霸权收益，心甘情愿承担民主世界的各项责任和义务，但求将这场对抗在越南、东德和太空等任何必须的地方不计成本地耗泄下去。

　　这种理念甚至逾越了冷战。在克林顿的全球干涉战略、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和奥巴马的清除僭主行动中，霸权常常被等同于一种结构性的支配力量、单边行动的自由和对于成本损耗的不甚在乎。霸权是一种结果和目的，成为霸权本身就是帝国的最终意义，这项判断从未受到质疑。

　　种种迹象表明，这种认知方式正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受到修正。近期有关威胁退出NAFTA、要求韩国支付萨德导弹部署费用的诸多言论出现后，人们深刻地发现这名总统在有关钱的问题上的斤斤计较是真诚而严肃的。稍早些时候，他在默克尔远道而来的致敬中猛烈抨击德国在北约会费和欧元汇率等事务中的不作为，在澳大利亚总理提出转移部分难民的请求时愤而挂掉电话，默克尔悬在空中的右手和特恩布尔事后的自我圆场让人印象深刻。特朗普是如此偏执地要求美国在任何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中绝对不能吃亏，完全无视这项关系所涉及的国家与自己在政治、安全和历史上的复杂联系。

　　在特朗普的国际战略里，霸权之所以是个好东西，乃是在于它能够通过要求、强迫、威胁、恐吓带来巨大的收益回报，霸权是一种手段，而绝非目的。为了促进霸权收益，特朗普反复指责中国和墨西哥不平等的双边贸易，视NAFTA和TPP协议为克林顿家族和奥巴马的原罪，不断威胁退出WTO、巴黎气候贸易协定，敦促联合国在朝鲜问题上对得起美国的会费支出，北约必须增强欧洲国家自身的会费比例。在任何情形下，霸权的责任支出都必须被仔细计算，公共产品的必要性和权力义务之间的均衡都必须给予重新评估，甚至某种意义上，霸权本身已经变得不甚重要，霸权的收益是评判政策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尺。

　　这种重视霸权收益的习惯在过去很长时间内被简单粗暴地理解为美国的孤立主义回潮。彼时人们所没有注意到的是，在特朗普看来，权势存在与权势的经济效益具有严格的概念区分。特朗普本质上并不反对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甚至国防军费的大幅支出、对待北约的政策转向和叙利亚、朝鲜问题中的单边行为都反映出特朗普对于霸权的偏爱较新保守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是仅仅经济领域上的，不包含政治、安全、文化、意识形态等任何其它因素，其目的仅仅是要重塑美国在各项经贸制度安排中的位置，建立与自身角色相称的权利义务，确保美国在赚别国的钱，而非别国在赚美国的钱。在本质上，是一种重估而非拒绝，一种平衡而非撤离。

　　这种严格的概念区分主要受因于特朗普人格特质中的两种不同因素：一方面，特朗普是一名笃信权势和力量的现实主义者，在纽约的商业丛林下多年打拼的历经，使得其对于权势的认知带有浓重的达尔文主义色彩。在《破碎的美国》一书中，特朗普回忆在帮父亲做监工的日子里，他们常常一起巡查家族为中低收入者建设的房地产项目，他发现父亲每次敲完门后都会悄悄站在门楣以外的部分，父亲告诉他这是为了防止里面的人由于不信任直接开枪。这段经历对于特朗普的成长十分重要，他深切地认识到，“这个世界是极端危险而不可信任的，你必须变得强大，并随时准备战斗”。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特朗普曾经坦诚地谈及自己的现实主义理念，“人生就是由一场又一场的战斗组成的，结果只有胜利和失败两种。纽约是一个真正的丛林，在这里，一不小心就会被吃掉、嚼碎、吐出来;但是，如果你愿意在这里拼命工作，也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正如去年《大西洋月刊》最为出色的评论之一《特朗普的精神世界》所深刻揭示的，“在整个竞选过程中，特朗普一直在努力树立一种强烈的信仰——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很多坏的、有危险的事情，自己将是那个拯救者，不仅将持续地赢下去，而且会让美国重新变得伟大起来。”所以当北卡罗来纳州一名12岁的女孩问他：“我感到很害怕，你能为保卫这个国家做些什么?”特朗普拍着胸脯保证：“你再也不会感到害怕，那些坏人才会感到害怕”。当阿萨德、金正恩完全无视特朗普的合法性，肆意挑衅美国霸权的时候，这名达尔文般的现实主义者断然不会屈从于孤立主义，反而会针尖对麦芒般地扑上去，用自己的实力证明，“I'm gonna win, and you are fired!”在霸权逻辑的运用上，特朗普与他的任何前任没有什么不同，直接、正面、赤裸裸，正如他近日对朝鲜反复提出的警告那样，“后果将会非常严重、非常严重”。

　　特朗普的不同在于，他总是能够清晰地区分霸权和霸权收益。在将韩日部署为朝鲜问题前线的同时，他还能够一面多次拒绝安倍晋三关于美国重新引领的TPP提议，一面张口向韩国索要萨德导弹部署的费用。其商人本色在这样的时刻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于市场、利润、回报等概念有着几乎本能般的算计。他下意识地重视每一份既有的经贸合同，重新调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合理的义务负债，逼迫那些已经产生依赖的“顺风车”国家交出“保护费”。他将整个国家看作一个公司，每一个部件和环节必须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运作，他几乎会像关注股票一样天天留心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和资本回报率，并期待每一项资产都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取得最佳的收益，时时刻刻惦记着将霸权的经济效应彻底变现。

　　日前接受美国联合通讯社采访时，特朗普的讲话体现出了他似乎还是更认同自己的董事长角色，而绝非一个总统——“政府是一个大大的公司，比世界上最大的公司还要大上上千倍;国防部是第二大公司;社会安全是第三大公司;第四大公司，你知道，这么数下来每一个机构都比世界上所有的公司要大，好多事情”。在特朗普的思想深处，“美国再次伟大”的最重要标准很有可能落在了经济上，这将必然包括美国正在赚全世界的钱，正在收回就业岗位、复兴本土产业，正在积累国家财富，甚至包括正在享有全世界最棒的基础设施风貌。

　　这种过于强调霸权收益的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政策上的短视，对于经济利益过于偏重，缺乏一种将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安全利益联合起来考量的能力。即便是对于经济利益本身，也惯于粗浅地将之等同于短期的现金收益，习惯于看重双方经贸关系的即时性盈亏，而非长远的战略性考量。对于这些问题的反思将给中国在特朗普时代理解霸权逻辑、更好地把握双边经贸关系带来启示。

　　长期以来，特朗普始终认为中国对美贸易给美国国内生产力带来了巨大的不公平。由于朝鲜问题的存在，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问题和汇率问题正在待价而沽。这段时间内，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内斗、北约会费平衡、萨德导弹部署费用等问题都有可能优先于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与此同时，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内部角力也尚未完成，新成立的贸易与制造政策办公室、国家创新办公室与原有的国家贸易委员会的很多关系尚未理顺，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激烈争论仍在持续。

　　目前来看，特朗普在金钱问题上的偏执是普适性的，对待盟友国家与非盟友国家没有区别。必须看到的是，特朗普对中国问题的认知是比较单一、直接的，基本上是“在商言商”，在道德上没有对中国的原罪式认知，价值上没有意识形态的概念分野，战略上不存在对中国崛起进行全盘围追堵截的深刻意愿，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美国自新保守主义以来全景式防范并遏制中国的线形战略。

　　上世纪70年代，金德尔伯格通过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萧条”的考察，发现霸权国家会主动提供公共物品、承担国际义务，从而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很长时间以来，霸权稳定论成为美国在冷战后期很多对外政策的最佳理论注释，捍卫了多次不计成本的单边主义行为。然而这项理论的重要基础在于，霸权国本身必须天性拥有一定的利他主义情结，而这一点在特朗普的商人视域内很难找到理念根源，正如同纯粹的孤立主义也完全不符合特朗普的人格特质。

　　对于这两点问题，在默克尔来访时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都给予了明确回应，“那些说我是孤立主义者的猜测一定是我最常说的‘假新闻’……我想要的不是贸易战的胜利，但我至少一定要一个公平。”霸权和霸权收益在特朗普的内心呈现出一种毫不互斥、近乎完美的两分，正如不久前在为空军学院橄榄球队颁发总司令奖杯时，特朗普随口开出的玩笑所深刻传递的那样——“我喜欢空军，我喜欢那些飞机，然而我更喜欢以打折的价格买到它们”——特朗普将永远认可权势的意义，却又在内心深处永远翻涌着多占到一些便宜的狡黠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