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美国或中国政府换届，国际媒体都会立刻充斥对领导人私人关系如何影响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关系的猜测。然而，这种短视的闲言碎语忽视了更重要的结构性、历史性和国内政治的力量，这些力量在塑造美中关系态势过程中最终起着主导作用。

　　美国和中国在过去170年里有着复杂的关系。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中，安全和经济维度尤为突出。如果我们特别观察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以后的这段时间，那么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在安全领域是竞争性的(两国甚至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而经济方面的关系几乎不存在，因为中国上世纪50、60年代采取的是自给自足政策。

　　随着中国“三线”建设战略和美国在东南亚的重兵介入双双开始难以为继，两国渐渐把苏联视为比对方更严重更直接的威胁。所以到70年代初，美中两国同意着手进行安全合作，以应对共同的敌人苏联。最终，这种安排在70年代末演变成关系正常化框架，中国转向“改革开放”，美国则以“战略接触”为改善对华关系的配方。

　　80年代罗纳德•里根和邓小平大权在握时，中美两国掌权领导层都认为，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是本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首选路径，尽管对北京和华盛顿领导人来说，苏联威胁仍是心腹之患。在这种气候下，两国安全与经济关系迅速升温。然而，随着苏联解体，一切都变了。

　　上世纪90年代，江泽民和比尔•克林顿都把本国经济的重点放在推动全球化、确保中美两国保持贸易和其他经济事务的合作上。而安全合作有所削弱，甚至出现对抗，1995-96年台海危机和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期间这种对抗尤为严重。类似的紧张一直持续到小布什政府初期，南海撞机事件和其他争端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经济关系，尽管后者依然良好。不过自从2001年“911”事件后，事态发生了重大转变。

　　袭击事件发生后，中国和美国很快找到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这个共同点，其范围后来又扩大到反海盗行动和联合国授权的维和。美国对中国国内安全政策的批评减少了，中国得以扩大在中亚的影响力，发展“上海合作组织”。该组织1996年起已经存在，但2002年6月成员国签署新宪章使其地位大增。然而，中美安全合作也只是达到目前的程度，从未接近上世纪80年代的关系水平。与此同时，胡锦涛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热情(至少与江泽民相比)，也无法让美中经济关系保持在克林顿与江泽民时期的水平上，尽管小布什激进的干预主义国际政策通常伴随着对全球市场和贸易自由化的支持。

　　习近平上任后更多关注的是国内问题，他的领导团队一直在努力把控威胁消弱中国经济前景的国际经济力量。尤其是，债务的高企、增长率的下降加上日益加快的严重资本外逃，比过去20-25年任何时候都更加从根本上威胁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习近平关注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同时继续担心国际市场和贸易，这使得与邓小平著名的“南巡”以来任何时候相比，中国都不再那么坚定地致力于持续不断的全球化了。

　　当此时，唐纳德•特朗普毫不掩饰的经济民族主义，以及喧嚣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言论，导致美国出现了一个至少自二战以来最为内向的政府。对于特朗普不停承诺的东西，哪怕白宫只照办一小部分，也会让美国的姿态表现为坚决反对全球化。就算是与传统盟友进行合作，实现国际经济一体化，似乎也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与中国了。在这种气氛下，中国与美国经济上看来是渐行渐远，安全问题上也可能走向对抗，因为在两国精英心目中，对国际恐怖主义这个共同威胁的看法并不一致。

　　坦率地说，观察家们明白，我们遇到了麻烦，只有朝鲜是唯一的潜在合作亮点。当然了，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采取具体行动(至少公开地)。在诸如在韩国部署“萨德”等事情上，中国和美国的安全对抗不断升级。中国宣布设立覆盖东海有争议地区的“防空识别区”，引起日本的愤怒，并把美国推向日本右翼政府，支持它采取对抗性对策。随着民进党在去年大选中获胜，台湾政局也加剧了美中紧张局势。与此同时，在南海发生的声索、反声索、威胁和好战行为，使该地区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定的地区之一，而美国和中国在一系列棘手的分歧上相互对立。

　　随着全球化倒退，以及传统的安全竞争与对抗日益激化，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似乎随时面临危机。虽然说，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可能，但让人比较乐观的是，两国有可能在重要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如应对气候变化、网络犯罪、传染病、恐怖主义或公海海盗等。如果美国和中国能避免朝鲜、台湾或南海问题迅速升级，同时在关键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建立沟通，那么更加和解的关系就有望出现，世界经济的稳定也会更加有利于两国重新恢复经济的全球化。这种暂且维系的模式，也许比出现更深层的关系分裂，或出现一个未知的新共同敌人，甚至中美两国再现战略对抗，都要可取得多。

 　　每当美国或中国政府换届，国际媒体都会立刻充斥对领导人私人关系如何影响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关系的猜测。然而，这种短视的闲言碎语忽视了更重要的结构性、历史性和国内政治的力量，这些力量在塑造美中关系态势过程中最终起着主导作用。

　　美国和中国在过去170年里有着复杂的关系。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中，安全和经济维度尤为突出。如果我们特别观察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以后的这段时间，那么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在安全领域是竞争性的(两国甚至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而经济方面的关系几乎不存在，因为中国上世纪50、60年代采取的是自给自足政策。

　　随着中国“三线”建设战略和美国在东南亚的重兵介入双双开始难以为继，两国渐渐把苏联视为比对方更严重更直接的威胁。所以到70年代初，美中两国同意着手进行安全合作，以应对共同的敌人苏联。最终，这种安排在70年代末演变成关系正常化框架，中国转向“改革开放”，美国则以“战略接触”为改善对华关系的配方。

　　80年代罗纳德•里根和邓小平大权在握时，中美两国掌权领导层都认为，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是本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首选路径，尽管对北京和华盛顿领导人来说，苏联威胁仍是心腹之患。在这种气候下，两国安全与经济关系迅速升温。然而，随着苏联解体，一切都变了。

　　上世纪90年代，江泽民和比尔•克林顿都把本国经济的重点放在推动全球化、确保中美两国保持贸易和其他经济事务的合作上。而安全合作有所削弱，甚至出现对抗，1995-96年台海危机和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期间这种对抗尤为严重。类似的紧张一直持续到小布什政府初期，南海撞机事件和其他争端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经济关系，尽管后者依然良好。不过自从2001年“911”事件后，事态发生了重大转变。

　　袭击事件发生后，中国和美国很快找到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这个共同点，其范围后来又扩大到反海盗行动和联合国授权的维和。美国对中国国内安全政策的批评减少了，中国得以扩大在中亚的影响力，发展“上海合作组织”。该组织1996年起已经存在，但2002年6月成员国签署新宪章使其地位大增。然而，中美安全合作也只是达到目前的程度，从未接近上世纪80年代的关系水平。与此同时，胡锦涛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热情(至少与江泽民相比)，也无法让美中经济关系保持在克林顿与江泽民时期的水平上，尽管小布什激进的干预主义国际政策通常伴随着对全球市场和贸易自由化的支持。

　　习近平上任后更多关注的是国内问题，他的领导团队一直在努力把控威胁消弱中国经济前景的国际经济力量。尤其是，债务的高企、增长率的下降加上日益加快的严重资本外逃，比过去20-25年任何时候都更加从根本上威胁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习近平关注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同时继续担心国际市场和贸易，这使得与邓小平著名的“南巡”以来任何时候相比，中国都不再那么坚定地致力于持续不断的全球化了。

　　当此时，唐纳德•特朗普毫不掩饰的经济民族主义，以及喧嚣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言论，导致美国出现了一个至少自二战以来最为内向的政府。对于特朗普不停承诺的东西，哪怕白宫只照办一小部分，也会让美国的姿态表现为坚决反对全球化。就算是与传统盟友进行合作，实现国际经济一体化，似乎也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与中国了。在这种气氛下，中国与美国经济上看来是渐行渐远，安全问题上也可能走向对抗，因为在两国精英心目中，对国际恐怖主义这个共同威胁的看法并不一致。

　　坦率地说，观察家们明白，我们遇到了麻烦，只有朝鲜是唯一的潜在合作亮点。当然了，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采取具体行动(至少公开地)。在诸如在韩国部署“萨德”等事情上，中国和美国的安全对抗不断升级。中国宣布设立覆盖东海有争议地区的“防空识别区”，引起日本的愤怒，并把美国推向日本右翼政府，支持它采取对抗性对策。随着民进党在去年大选中获胜，台湾政局也加剧了美中紧张局势。与此同时，在南海发生的声索、反声索、威胁和好战行为，使该地区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定的地区之一，而美国和中国在一系列棘手的分歧上相互对立。

　　随着全球化倒退，以及传统的安全竞争与对抗日益激化，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似乎随时面临危机。虽然说，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可能，但让人比较乐观的是，两国有可能在重要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如应对气候变化、网络犯罪、传染病、恐怖主义或公海海盗等。如果美国和中国能避免朝鲜、台湾或南海问题迅速升级，同时在关键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建立沟通，那么更加和解的关系就有望出现，世界经济的稳定也会更加有利于两国重新恢复经济的全球化。这种暂且维系的模式，也许比出现更深层的关系分裂，或出现一个未知的新共同敌人，甚至中美两国再现战略对抗，都要可取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