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伊戈尔·巴里诺夫(俄罗斯)

　　2013至2014年的乌克兰事件，在俄罗斯国内引发了深度和广度空前的反乌克兰宣传活动。俄罗斯方面谴责乌克兰新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其用意不单是抹黑乌克兰新领导层，更是要给乌克兰国家体制打上“反自然”的烙印。从一方面来讲，二战时乌克兰曾有过不少类似的惨痛教训。在俄罗斯大众媒体和公开言论中，基辅政客乃至乌克兰普通民众，都被冠以“法西斯分子”、“褐衫党徒”或其他诸如此类的称谓。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宣传活动，使得二十世纪初俄国反西方主义所特有的某些陈旧论调重获新生。在当时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迅速高涨的背景下，俄国保守派认为，所谓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是某些欧洲强国的一种策略，其目的是“分裂统一的俄罗斯民族”，进而动摇俄罗斯阵营。意识形态对手将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代表称作“马泽帕分子”(译者注：伊万•斯捷潘诺维奇•马泽帕(1639～1709年)，曾领导哥萨克反抗沙俄统治的大起义，被看作是乌克兰仅次于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第二英雄)，意在强调他们的背叛和仇俄本质，并将他们描述成他人意志的恭顺执行者。

　　起初，英国和法国作为反俄策略“订货人”的身份没有被挑明。之后，随着圣彼得堡重新调整对巴黎和伦敦的外交政策，俄罗斯原先的欧洲盟友德国和奥地利，取代了英法两国的“订货人”身份。由此，德国和奥地利的军政领导被新增了一条罪状，即组建一个以乌克兰为中心的反俄联盟。一百多年过去了，美国和欧盟紧随时代潮流，被认为是反俄策略的新“订货人”，两者并被认为是决定把乌克兰作为破坏俄罗斯世界地缘政治战略阵营和精神阵营的有力武器。

　　需要指出的是，和其前辈不同，当今的俄罗斯“捍卫者”，目睹了二十世纪全部历史，竭力以乌克兰人“破坏性”活动的大量具体事例妖魔化整个乌克兰民族。这个画廊中的一个重要形象，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位于奥匈帝国境内的塔勒豪夫战俘营。(译者注：塔勒豪夫，俄文为Талергоф，源自德语中的“Interniertenlager Thalerhof”，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奥匈帝国在奥地利格拉茨附近设立的集中营，其存在时间为1914年9月4日到1917年5月10日。集中营中拘留着因被诬为或确实同情俄罗斯反战者而自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被流放至此的卢森尼亚人(也称鲁塞尼亚人、罗辛人，是奥匈帝国对其境内乌克兰人的称呼)。)具有反乌克兰倾向的作者们，将塔勒豪夫战俘营与乌克兰人对自己亲俄派同胞的背叛行为联系起来。他们认为，正是这种背叛行为导致了奥匈帝国境内卢森尼亚居民的种族灭绝。这些见解多半是出自共同的原稿，即加利西亚的俄罗斯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瓦西里•瓦夫里克(1889～1970年)以塔勒豪夫为主题的一系列公开文章，1925年这些文章就已经在利沃夫出现。一篇以塔勒豪夫事件为主题的总结性随笔于1966年在美国费城正式发表。随后，该书在俄罗斯国内曾先后于2001年和2007年两次再版。直至眼下乌克兰事件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该书造就了对“邻居”乌克兰的固定认知，成为塔勒豪夫主题的主要信息来源。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塔勒豪夫相关的一系列形象和神话，也融入了反乌克兰的整体画面中。据此，战俘营内“对卢森尼亚人的种族灭绝”，是理解西方反俄战略形成过程的出发点，而乌克兰人则从波兰对俄罗斯“阴谋活动”的不理智领路人，变成了大规模屠杀俄罗斯族人的邪恶帮凶。

　　通往塔勒豪夫之路

　　欧洲的1848年革命和“民族之春”，推动了包括加利西亚的卢森尼亚人在内奥地利帝国斯拉夫居民参政的积极性。这在维也纳引发了一定程度的恐慌。鉴于东部的强大邻国一直觊觎将所有斯拉夫人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人们担心奥地利帝国前途未卜。1849年俄国对匈牙利起义的镇压，强化了一种印象，即俄罗斯对外扩张的后备军并未消耗怠尽，完全有能力继续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臆想将整个斯拉夫民族联合体置于俄罗斯庇护之下的泛斯拉夫主义的狂热，在奥地利帝国境内产生并不断升温。正是泛斯拉夫主义决定了奥地利帝国全部后续民族政策，导致了一战期间那些悲剧事件的发生。泛斯拉夫主义狂热是于何时以何种方式首次出现，不得而知。但是，1860年代中期，在瓦西里•克利西耶夫的旅行札记《好奇回忆录》中，已经能够找到存在这种狂热的证据。克利西耶夫是政治移民，后来转向保守阵营。1866年，他沿加利西亚乡村旅行。旅行期间，对当地民族志的兴趣引发了宪兵队对他的怀疑。作者回忆道，他曾因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入狱。克利西耶夫写道，他的案件不断被转送至级别越来越高的警察部门，作为嫌疑人，由于他的俄罗斯人出身，案件被重新定性为“泛斯拉夫主义宣传活动”。

　　这个小片断生动地反映了与俄国接壤的奥地利帝国边境各省的状况。用克利西耶夫的话说，与加利西亚不同社会阶层都打过交道的许多人，当时都“无法确定”“何为俄罗斯民族特点”，“他们是卢森尼亚人”意味着什么，以及他们如何被纳入“自称为俄罗斯族人的另外一个民族”。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加利西亚的很多层面上，传统社会都得以保留。甚至在六七十年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一半的加利西亚农民都没有表现出清晰的民族自觉，“民族”语境下更为普遍的是作为“当地人”的自我认同。对于普通庄稼人而言，尚没有当代“民族”概念中的界限感。俄国的波多里亚居民常常步行前往当地的东正教中心——位于奥地利帝国境内的波恰耶夫大修道院。加利西亚人则向他们的邻居抱怨波兰人和犹太人在经济和社会中占据优势，并且深知，其同族在俄国却被视为沙皇最不忠实的臣民。

　　很有可能，正是在此类的非正式交往过程中，加利西亚的农民们满怀着对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尊敬和好感。如同克利西耶夫指出的，在他那个时代加利西亚人就已经“莫名奇妙地将俄罗斯理想化”，将沙皇的到来与减轻赋税和解救其摆脱波兰人犹太人的强权压迫联系在一起。在亲俄派知识分子圈子内，对俄罗斯的理想化也成为主导思想。其代表人物一想到圣彼得堡帝国和自己，就联想到作为文化和精神传统集中体现的抽象的“罗斯”。因此，当地警察当局遵照维也纳内阁的意志，将任何一个身处加利西亚的俄罗斯人，都视为俄国政府间谍。关于这一点，克利西耶夫就是明显的例证，甚至他持有的土耳其护照也无济于事。随后，甚至连泛斯拉夫主义宣传活动的受众加利西亚农民，也成了非自愿的同谋者。尽管1880年时，加利西亚四分之三的男人和80%的妇女目不识丁，并且只有一半学龄儿童得以入学。

　　与此同时，19世纪60、70年代，一项新任务开始筹备了。在此期间，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连同“小俄罗斯”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创作，开始涌入加利西亚。受同一时期欧洲所特有的浪漫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开始积极研究与当地民族志有关的一切，总而言之，就是与“民族久远过去”有关的一切。随后，独特的“到民间去”运动开始，其目的不仅是积极关注民族遗产，而且在于将农村引上启蒙道路。1868年启蒙运动协会诞生。协会开始在农村开设阅览室，出版书本和小册子。

　　正如约翰•保罗•希姆卡(John Paul Himka)所写，起初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遇到重重困难。当地农民看不到在阅览室读书有什么意义，因为这并不会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某些农民因为阅读社会主义文献被捕。人们会因读书这一行为本身而被捕的谣言四起，人们不再去阅览室。然而，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一度很成功，赢得了一部分农村居民的信任。正如前面所说，在当时还谈不上推行某种政策，在农村人们是不会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的。亲俄派相当重视自己对手的活动。也是在1868年，为对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启蒙运动协会，亲俄派组建了米哈伊尔•卡奇科夫斯基启蒙运动协会。在争夺加利西亚农民心灵的斗争中，亲俄派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对立由此注定。

　　在这种对立的一开始，双方就在历史、语言和宗教这三点上针锋相对。亲俄派认为，加利西亚是“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正是这样看待加利西亚的)，因此竭力向俄国靠近。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坚持，在奥地利帝国境内被称为“卢森尼亚人”，而在俄国被称为“小俄罗斯人”的族群，应“实现本族群的种族-文化开创”。同样地，在语言上，亲俄派认为应使用俄语，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指出第聂伯河两岸语言具有统一性，且具有不同于俄语和波兰语的独立性。最后，在亲俄派民族聚合体中，东正教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加利西亚流传甚广的东仪天主教徒西化论，基本上被摒弃。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已经更加世俗化，并没有赋予宗教以这样的地位。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保守刊物强调，一旦乌克兰在地图上出现，它将会是一个“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国家”。

　　1877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后，政治局势开始紧张。柏林会议上，在维也纳的默许下，战争成果被重新审议，并遭到严重篡改，其结果不利于俄国。也正是从此时起，圣彼得堡开始疏远自己传统的日耳曼盟友，向英国和法国靠拢。而在奥匈帝国国内，对于“俄国威胁”，甚至范围更广的“斯拉夫威胁”的恐惧情绪日盛。在奥匈帝国社会中颇具影响力的政论作品，一次又一次地重申一个主题：“欧洲最大的危险是俄罗斯帝国从不间断的侵略政策”，“俄国不可遏制的扩张，意在建立一个新的拜占庭”，入侵巴尔干，继而入侵中欧，首当其冲的就是奥匈帝国。

　　加利西亚的普通农民对此一无所知，继续着自己远离政治的生活，使得局势更加复杂。1882年，位于加利西亚的格尼利奇卡村整个转而皈依东正教。其原因是，村里的居民只是单纯地想拥有一个自己的教区，不想去几公里以外的大格尼利茨，也不想向那里缴税。甚至在半个世纪后，加利西亚还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当时，若是罗马天主教徒自己的教区距离很远，他们就去希腊天主教区。而对于多宗教信仰的家庭而言，出于经济考虑，其开支只能用于一个宗教仪式。然而，在当权阶层和整个社会内占主导的情绪，忽略了：这一做法仅仅是出于实际利益的结果。格尼利奇卡事件在维也纳引发了广泛共鸣，人们在整个事件中看到的只是俄国在耍弄阴谋诡计。因此，亲俄主义所特有的某些特征被急剧政治化了。例如，东正教不仅被视为文化元素，更是被视为可用来施加影响的工具。用奥匈帝国反侦察部门首长马克西米利安•荣格的话说，在特工部门眼中，凡是有利于东正教教会的“鼓动宣传”，都与为俄国服务的间谍活动密不可分。

　　随着奥匈帝国地方和中央政权不断加强对亲俄派的压制，俄国方面对于奥匈帝国国家层面有人支持乌克兰党派的怀疑也与日俱增。亲俄派运动因国内危机而衰落，也证实了这一怀疑。统计显示，1914年之前，乌克兰民族主义“启蒙运动”的参与者有3万6千多人，各阅览室还聚集了19万7千人，而当时亲俄派米哈伊尔•卡奇科夫斯基启蒙运动协会的参与人数，夸大地讲也只是这一数字的十分之一。这些情形迫使圣彼得堡重新审视自己对于局势的态度。于是，俄国保守期刊开始催化激愤情绪，一次又一次出刊，散布有关奥匈帝国政府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分裂主义行径的思想。维也纳政府报纸《新时代》的记者甚至将总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冯•贝克和总理古斯塔夫•卡尔诺基称为乌克兰党派的创始者。舍甫琴科乌克兰科学协会被指每年从奥匈帝国政府拿到2万克朗(8000卢布)，而当时的俄罗斯人团体似乎从任何地方都得不到一个子儿，其活动只能依靠自身的人力物力。

　　然而，奥匈帝国领导人却持另外一种观点。据奥匈帝国驻圣彼得堡外交使团的消息，“加利西亚-俄罗斯慈善协会”创始人弗拉基米尔•博布林斯基，每年向《喀尔巴阡罗斯报》拨款20万克朗(相当于8万卢布)，但“钱不是出自他自己的腰包”。奥匈帝国方面认为，读报所发行的报纸，一半以上在加利西亚的农村居民中免费发放，说明对出版社的拨款带有补贴性质。后来人们才知道，亲俄派组织每年从俄国国家财政得到8万5千卢布，并通过私人募捐获得1万至1万2千卢布。仅1911年奥匈帝国议会选举期间，俄国方面为支持亲俄派，就花费了1万5千卢布。但这笔钱花得极不高明，以至于奥匈帝国议会发表声明，宣布东加利西亚几乎每个村庄里都有“被俄罗斯收买的间谍”。而那些游说者甚至懒得将卢布兑换成克朗，直接将卢布交给农民。很难说这种花费得到的现实回报如何。如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尼古拉•格尔斯所说，俄国支持亲俄派运动的行为，授奥地利人以把柄，使其在“俄罗斯间谍”参与选举的丑闻上大做文章，徒然加剧了奥匈帝国对亲俄派的镇压。

　　因此，一战尚未开始，加利西亚亲俄派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之间不断的局部摩擦，便使得俄国与奥匈帝国关系日益紧张。无论是圣彼得堡，还是维也纳，都怀疑对方利用民族主义运动为自己服务。不仅如此，更为离奇的是，在俄国境内被认为是分裂分子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其境况与奥匈帝国境内的亲俄派迥然相异。如果说前者被俄国政权视作盲目执行维也纳政策的无知工具，那么后者则被奥地利人视为随时准备可能发起突袭的俄国先锋队，并且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和半文盲农民未被区别对待。不仅仅对于狭义的亲俄派阶层，而且对于奥地利边境各省份的广大居民而言，这种情况都是一场劫难。

　　作为真实现象的塔勒豪夫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之前几十年人类历史的结果，但还是很令人意外。对于旧世界而言，更令人意外的是这场战争引出的社会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种全新的战争类型：“总体战”。不仅政府和军队相互对抗，各个民族也相互对抗。因此，一种需求很快应运而生，即把那些很有可能对参战国造成危害的族群隔离起来。为此，其他工业战争(美国南北战争和英国与南非布尔人的战争)中组建关押此类族群特殊监禁点的经验被采纳了。于是，欧洲出现了第一批战俘营，这些俘虏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暂时被关押，直至战争结束。所有参战国都有类似的战俘营，其中关押的既有可能是敌对国的臣民，也可能是被认为不够忠诚的本国公民。

　　总而言之，关押俘虏已经成为战时的常规做法。战争初期一系列国家推行的战时法律为这种做法大开绿灯。例如，俄国军事当局获得最大授权，包括拥有不受限制的驱逐权，不仅针对个别嫌疑人，而且可针对整个群体。奥匈帝国皇帝已经开始下令，若是有人叛国和不服从当局，应中止其行使公民的基本权利，且必须接受军事审判。此外，奥匈帝国各级军事机关(包括军队司令部和野战宪兵)也开始审理民事案件，为“军事独裁”奠定了基础。

　　很快地，在关押过程中当局开始歧视、排挤某些族群。在俄国境内，日耳曼人开始受到排挤。就在昨天似乎还被视为最忠诚的本国公民，如今变成了“内部敌人”。1914年12月末，战时大本营参谋长尼古拉•雅努什克维奇下令，将所有日耳曼男性移民(至少20万人)强行迁出波兰各省。作为回应，奥匈帝国驱逐了几万名在他们看来不可靠的斯拉夫人，不分民族与信仰。这些斯拉夫人中既有信奉天主教的捷克人，也有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一战时，三四千名克罗地亚人死于匈牙利的阿拉德集中营。镇压也波及其他族群。例如，12000名意大利人因“领土收复主义”嫌疑被送至下奥地利省的各个战俘营。

　　在加利西亚上演的这一悲剧，可以用几个因素来解释。首要也是最主要的因素是，这一悲剧发生在直接战斗行动地带内。奥匈军队研究者弗拉基米尔•米罗诺夫指出，军事存在的残酷无情决定了事情必然如此。其次，还在一战前，一系列间谍丑闻就曾涉及加利西亚亲俄派，结果就是，在当时奥匈帝国境内间谍活动盛行的背景下，当局和社会对亲俄派采取敌对态度。此外，1914年8月，在奥匈帝国首轮军事失利后，加利西亚亲俄派不再掩饰自己的亲俄倾向。上述所有因素，决定了军事当局用史无前例的残酷手段对待所有被怀疑对俄国心存好感的卢森尼亚人。

　　当代俄罗斯反乌克兰政论文章中，有一种为人们深信不疑的观点广为流传，即加利西亚全部卢森尼亚居民都是奥匈帝国当局镇压的目标。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看法。众所周知，1915年前，下奥地利格明德附近的战俘营内，140个棚屋容纳了53000名卢森尼亚难民。战俘营还为这些难民修建了包括文化教育设施在内的所有基础设施。据某些评估，整个一战期间，来自加利西亚的共计80万难民流落至奥匈帝国内陆地区。那些出于某种原因留下来的人，之所以招致怀疑，和其属于哪个民族并无关系。将军队司令部的任意妄为与军事司法机关行使职能混为一谈，也是错误的。法官们做出不合司法规定的判决，往往是上级军事机关插手的结果。米罗诺夫强调，针对卢森尼亚人的法院审理可能会持续数年，且未必以判处死刑而告终。1915年12月的另一个案件中，加利西亚女性斯维齐斯卡因侮辱皇帝被判处两年监禁，法院认为她的行为是因“缺乏教育”所致。

　　随着前线局势恶化，加之关于加利西亚境内破坏活动的消息不断传来，主张采取严厉措施的拥护者活跃起来。先是从“不可靠”的卢森尼亚人中抓捕人质，继而迅速扩大为挨家挨户搜捕。奥地利历史学家尼可•戈尔曾研究过塔勒豪夫的文件，他指出，军队领导层所采取的行动中也会出现某种自相矛盾：这类逮捕被视为警告措施，但大部分被捕者并未犯过任何罪行。其间，军事法官们的冷酷无情显露无疑：一个人确实可能因为曾经去过俄罗斯人阅览室，或者在选举中给俄罗斯人党派投赞成票，而被作为间谍处死。最令人发指的极端事件，发生在1914年9月14日的佩列梅什利。当时，在军人的纵容下，一帮看守对被押送的亲俄派动用私刑，随后私刑演变成屠杀。这一事件迅速传开，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不得不亲自过问，要求军人唯有理由充分时才能采取“措施”。

　　当时，被捕的人数远超过了预期，必须进一步安置被捕者。塔勒豪夫被选中。塔勒豪夫位于距离格拉茨不远处，曾被用作步兵和骑兵的训练靶场，1914年起同时兼作军用机场。几个条件使得这个地方立刻被选定：塔勒豪夫位于大后方，拥有铁路网，交通便利，而且这个地方空间开阔、视野好。首批运来的2000名“俘虏”(亲俄派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双方都如此评价)于1914年9月4日抵达。从这一时刻起，两种故事——真实的塔勒豪夫战俘营及其被政治化了的叙事——开始变得密不可分。

　　2010年前的几年，奥地利国防部开始关注塔勒豪夫战俘营被关押者遗骸的迁葬问题。如今，这里是格拉茨-塔勒豪夫国际机场和尼特尼尔航空兵基地所在地。国防部方案实施过程中，一批奥地利历史学家在维也纳和当地(施泰马克)研究了大量与战俘营有关的文献。2010年，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正式公布于众。这是一份篇幅不长的文件分析报告，报告对流行最广、经常被政论文章视为确凿真相加以引用的关于塔勒豪夫的一系列论断提出了质疑。

　　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始提到的瓦夫里克的自传体随笔，这是最常被引用的塔勒豪夫主题的个人文献。瓦夫里克在一开始描写战俘营时就指出，他所使用的是塔勒豪夫被关押者的日记和便条。瓦夫里克随笔这样的文本与原始记录不同，是基于对厚厚一叠材料的研究而新创作出来的编写本。不仅如此，他秉持批评性研究态度，制造出一种多少有些奇怪的印象。而《塔勒豪夫选集》收录了大量被关押者的日记和回忆录，以最为详尽的笔触描述了战俘营的日常生活，反映了被关押者的内心状况。瓦夫里克的文章中基本上没有诸如“我看见了”、“我回想起”、“我身上发生了”等套话，尽管他所描述的事件(流行病、遍地饥荒、警卫的侮辱嘲弄)不可能不涉及他本人。作者将自己可能经历过的所有事情悉数融入对塔勒豪夫的抽象描述中。另外，尽管《塔勒豪夫选集》中的这些回忆录提到了种种残酷无情和肆意妄为的行径，但同时也描述了发生在战俘营内的某些正面事件。而与之相反的是，1966年的瓦夫里克自传体随笔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完全是一幅世界末日的图景。因此，阅读该文章时，一个念头不禁会冒出来：这篇文章出自旁观者之手，并且这名旁观者仿佛特意选取了手头素材中最骇人的情节。

　　将瓦夫里克1966年的自传体随笔与某一期《塔勒豪夫选集》中的另外一个自传体随笔进行对比，会发现更为奇怪的现象。在后者中瓦夫里克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在企图穿越战线失败后被捕，以及被关押在利沃夫的布里吉德基监狱(译者注：此处为音译，对应的英文名为Brygidki，是一战时位于乌克兰利沃夫的一所监狱)，后来转狱至泰雷津要塞的情形。泰雷津监狱因当地政府和居民态度友好而著称。然而，在1966年出版前夕，这一情节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版本：新版本中，瓦夫里克因“乌克兰沙文主义者告密”而被捕。至于当时是如何被捕、随后如何转狱至泰雷津，统统没有提及。与此同时，在1930年的一篇文章中，瓦夫里克指出，他在俄罗斯军队占领利沃夫的几天前，也就是1914年8月最后的一两天，被转至泰雷津要塞。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对文章做了如此大的改动，至今仍是个谜。

　　一早一晚的两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点：两篇文章中都没有提及作者何时从泰雷津要塞转至塔勒豪夫。在1966年版随笔中，瓦夫里克写道，1915年复活节(当年复活节应该是在3月22日至4月4日)后的几天，泰雷津要塞变得空荡荡。由此可间接推断，至少在1915年3月底前，他是身处泰雷津的。根据塔勒豪夫见证者们的陈述，在1915年5月初，一批知识分子被从泰雷津要塞运送至塔勒豪夫战俘营。《塔勒豪夫选集》的作者说明指出，瓦夫里克在泰雷津监狱待了一年后，被转至塔勒豪夫战俘营，继而他应征参军，前往意大利前线。曾被关押在泰雷津监狱的格里戈里•马卡尔神父证明，瓦夫里克当时是一名大学生，1915年7月至11月曾服过兵役。纪念作家瓦夫里克的悼文称，他曾于1915年10月被编入某团。因此，瓦夫里克很可能仅仅在塔勒豪夫待了几个月——从1915年5月或8月至10月，而当时局势已经稳定下来，正在好转。基本上这就可以解释为何他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及在战俘营中生活的个人印象，因为他的个人印象很可能与整个悲剧图景相悖。例如，在1930年版本的随笔中，瓦夫里克对塔勒豪夫的描述只有寥寥数语，而在后来的版本中干脆只字未提。

　　我们转向1966年版本随笔的事实部分。瓦夫里克强调，战俘营拥挤不堪、脏乱泥泞、缺乏基本便利设施，这些恰恰是“吸血鬼和刽子手”要消灭亲俄派所需要的。文件显示，事实上，负责组建战俘营的当地政府，完全没有准备好迎接如此迅速便抵达集中营的数千人，所有事宜不得不同时进行。继而，瓦夫里克指出，“直到1915年入冬前，塔勒豪夫还没有棚屋”，并且“在风雨和严寒中，人们只能露天躺在地上”。然而，文件显示，第一个帐篷营展开前，被俘的卢森尼亚人仅在露天环境下度过了四天时间(1914年9月4日至8日)。这个帐篷营包括40个分别可容纳30人的小帐篷和3个分别可容纳300人的大帐篷。

　　由于冬天即将来临，上层下令开始为被关押者建造更为耐用的居所。9月底前已经建成5个棚屋，每个棚屋可容纳250人，其余用地暂时用于建设机场。1914年11月11日，施泰尔马克的军事和地方当局报告称，还有30个棚屋在建，但是这些棚屋最初没有供暖设施。战俘营建设工程缺乏组织，导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另一方面，被捕的卢森尼亚人不断涌入，而且很快又有2000名波兰难民抵达塔勒豪夫，人员安置问题愈发棘手。两个机库各安置2000人，里面拥挤到令人窒息的程度。最初，没有规定为被关押者提供任何基础设施，尤其是卫生基础设施，于是流行病开始蔓延。

　　正如书中得出的结论，瓦夫里克将“塔勒豪夫人”和“卢森尼亚人”这两个概念等量齐观，暗指塔勒豪夫是对卢森尼亚人实施强制关押和肉体消灭的地方。这一观点与事实不符，因为奥匈帝国能够将任何一个表现出不忠于军事当局的臣民送入战俘营。例如，1914年，几十个罗马尼亚人被认定为“嫌疑人”并被处以死刑，而大多数人则被送至塔勒豪夫。捷克人、波兰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稍晚些还有犹太人，都进入了战俘营。1917年，在针对塔勒豪夫案件的议会代表审查过程中，参与者吉里•斯特日布尔纳指出，塔勒豪夫战俘营内甚至还有加利西亚的日耳曼人。他们的待遇完全相同，每一刻都可能死于传染病或战俘营警卫的肆意暴行。

　　1914年12月，战俘营内的伤寒和霍乱单发病例演变成了一场真正的流行病。瓦夫里克认为，这是当局摆脱令人憎恶的卢森尼亚人的另一个方法。他写道，“在塔勒豪夫，自然死亡很少见”，“因传染病毒害而死亡已经成为常态”，而“对快要死亡的人的救治问题，从未被提及”。事实上，已经生病或被怀疑生病的被关押者，会立即被送至隔离室，很快便出现了一个有500张病床的传染病医院。1915年1月，内务部卫生司的代表视察了塔勒豪夫，代表们返回维也纳后提交的报告声称，战俘营内的状况极其严峻。由于当时人们对于伤寒无能为力，战俘营停止接收新人，直到1915年3至4月，流行病才得到控制。

　　从奥匈帝国各地抵达塔勒豪夫战俘营的人数相当可观，加之1914年冬季至1915年春季的流行病，很难评估战俘营内被关押者人数和死亡人数。各种资料显示，1914年秋末前，塔勒豪夫内可能有5700、6680或8000人。1914年12月中旬前，这一数字为7000人，这个数字有时也被用于说明被关押人员的大概数量。据斯特日布尔纳的资料，“1914年12月，塔勒豪夫内来自加利西亚、布科维纳、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被关押者达到5千人”。瓦夫里克确信，战俘营存在期间，仅仅在战俘营待过的卢森尼亚人就有2万。但他并没有说明统计方法和数据来源。两人在战俘营内因流行病而死亡的人数(1000人和1700人)方面出现了分歧，并且在战俘营内死者总数上也存在争议。塔勒豪夫案件审查报告的作者们援引当地教会的记录。记录显示战俘营死亡1767人，其中1312人死于1914年9月至1915年4月。斯特日布尔纳称死亡2千人。

　　值得一提的是斯特日布尔纳最初的想法是展示奥匈帝国斯拉夫各民族普遍的从属地位。无怪乎1917年6月斯特日布尔纳在国会演讲时称塔勒豪夫并非只是卢森尼亚人的地狱，而是斯拉夫各民族的地狱。此外，他明确地将卢森尼亚人与“俄罗斯族人”区分开来(塔勒豪夫曾有一大批俄国军队战俘)。熟知斯特日布尔纳材料的瓦夫里克，忽略了塔勒豪夫战俘营内的其他族群，指出自战俘营成立起一年半内，仅卢森尼亚人就有3千人死亡。顺便提一句，在关于这一话题的当代俄罗斯文献中，存在着一种认识：那些不属于亲俄派的人，完全是偶然遭遇不幸，并且他们所受的折磨并不严重。

　　需要强调的是，对塔勒豪夫事件的周边研究还存在某些问题。首先是法律性问题。战俘营回忆录所描述事例中，军人目无法纪的行为让人不寒而栗。问题在于，是“军事独裁”时期的制度规定了原则上应如此对待被关押者，抑或是塔勒豪夫终究在某些地方有别于奥匈帝国境内为数众多的其他类似战俘营?米罗诺夫在自己的著作中阐述道，肆意妄为是奥匈帝国军队内部的惯例，这始终是军民关系中的一个污点。

　　如回忆录所描述，在行进途中，与施泰尔马克境内的奥匈帝国本国军人不同，负责护送卢森尼亚人的加利西亚本地人，给被捕者送来食物并发给他们钱。难道奥匈帝国军队的所有军人都患上了间谍恐惧症吗?这一问题也有待商榷。此外，如前文所述，不能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匈帝国的军事司法机关仅仅定性为压制体系。众所周知，自1915年3月起，塔勒豪夫开始释放妇女和老人。释放人员的限制逐渐放宽，继而扩大至其他被关押人员：自1916年1月起，在押人员为2808人，3月降至2271人，而9月已降至2000人。然而，这些人仍无法指望正式提起诉讼，并且因其诉讼往往查无实据，他们也没法指望获得某种补偿。

　　最主要的问题依然是，当局的镇压行动是否取决于被镇压对象的种族/民族特性。人们都知道，奥匈帝国国内存在着一个秘密的按忠诚度对臣民进行排序的体系(顺便说一句，和俄国一样)。雅罗斯拉夫•哈谢克(译者注：捷克讽刺作家)的小说《好兵帅克》对这种排序体系进行了形象描述。如前面所说，在塔勒豪夫战俘营内，除了卢森尼亚人俘虏外，同时还有一些卢森尼亚难民，这些难民唯有在后方才有可能取得从属身份。正如我们所见，两者的相互关系急剧转变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对另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关系，有时这种关系取决于统治族群和从属族群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哈谢克的作品以日耳曼人和捷克人的关系为例，对此进行了鲜明的展示。作品中，军医日耳曼人鲍茨确定，“所有捷克人都是逃避兵役的匪徒”。但另一方面，军医鲍茨会为那些忠诚民族(日耳曼人、匈牙利人)的代表虚报伤情，以展现他们的英勇无畏。战争年代，这样的种族隔离发展到空前规模，以至于出现了应当改变捷克军团的顽固论调，因为捷克军团给人们的印象是完全不可靠。无怪乎捷克人如此同情身处波希米亚泰雷津要塞内的卢森尼亚人。

　　而日耳曼人完全没有与卢森尼亚居民密切合作的经验。更有甚者，奥匈帝国政权甚至并不想深入了解加利西亚居民的种族/民族特性，只是因为他们遵循另外一个逻辑——战争时期极端条件下，要保持国家稳定。依据这一逻辑，若是卢森尼亚人身处国家腹地、远离战争，方可认定他们是向奥匈皇帝寻求庇护的忠诚臣民;若是他们出于某种原因留在原地或试图返回边远的家乡，他们就立即被怀疑并不忠诚。实践表明，政治因素的影响，使得“卢森尼亚人”这个概念在帝国当局眼中极为意味深长。根据格里戈里•马卡尔的回忆录，塔勒豪夫管理部门解释称，在征兵过程中应征入伍者使用“俄罗斯人”这一名称，但与俄国没有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官员们将他们称为“卢森尼亚人”的原因很复杂。

　　加利西亚处于边境交界带，村庄远离各个民族主义中心，决定了卢森尼亚人种族和民族比例很不稳定。最为典型的表现，是当时塔勒豪夫的部分卢森尼亚人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鼓动下，承认自己是乌克兰人。尽管像瓦夫里克所指出的那样，“农民很难再次接受洗礼，从卢森尼亚人一下子成为乌克兰人”，并且“践踏曾被自己视为最神圣和宝贵的东西”。曾在塔勒豪夫工作过的神父海因里希•波利扬斯基证实，经常有村民指责知识分子，说是正因为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和民族探索，才使得他们落到如此境地。

　　总体上，可以说加利西亚及其居民(不仅是卢森尼亚居民)沦为了两个陆上帝国战争的人质，在这场全新的战争中，各种军事和社会实践轮番上演。对于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小圈子里、远离现代工业世界的人们，与现代工业现实世界发生如此剧烈的碰撞，遭受的不只是创伤，甚至是休克。正在进行中的所有事件，合力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很显然，俄国军队在侵占加利西亚过程中的做法和奥匈帝国并无差异：抓捕人质并且不经法院审理处死破坏分子，驱逐“不可靠的人”，暴力疏散普通居民，撤退时采取“焦土”战术。卢森尼亚难民在俄国的生存条件极其艰苦。例如，在基辅，他们被安置在货栈和赛马场，或者干脆安置在早已超员的监狱牢房，与刑事犯共处一室。与奥匈帝国的塔勒豪夫一样，最初人们这样描述卢森尼亚人居住条件：卫生防疫不合格、没有标准饮食和医疗救助。这是因为无论是俄国，还是奥匈帝国，都是首次进行这种类型的战争，丝毫没有相关经验。

　　塔勒豪夫政治谜团

　　1920年代，亲俄派知识分子代表纷纷开始搜集“军事独裁”亲历者的证词。亲历者的回忆中充满了与新现实世界碰撞所产生的恐惧感，从他们身上能感受到这些经历导致的深刻情感创伤。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后来这一系列现象都以夸张的形式反映出来。在这当中，意识和社会化特点充分发挥了自身作用。另一个问题是，后来这些证据是如何被运用在伪科学和政治性文章中的。用戈尔的话说，正是塔勒豪夫事件影响到了卢森尼亚人作为一个民族的自觉意识。与卢森尼亚人问题(说得程度轻些——乌克兰问题)有关的事例大多充满了战俘营遗留下的创伤，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尽管如前面所述，塔勒豪夫战俘营中远不止卢森尼亚人一个族群。需要强调的是，对塔勒豪夫的描述，很快具有了鲜明的受难者性质。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一篇真正的史诗开始形成，并被亲俄派刊物冠以“加利西亚的各各他山”的名称。《塔勒豪夫选集》以掩饰不住的轻蔑态度，将那些急于躲避战争而安身于格明德难民营的卢森尼亚人，描述成不愿与自己民族共命运而急忙躲到自己的“皇帝陛下”“羽翼”下的人。这样的立场在当时颇具代表性。同时，在加利西亚事件中可以窥见一些反西方特征：《塔勒豪夫选集》的编辑们认为，奥匈帝国针对沿喀尔巴阡山地区俄罗斯居民的行动并非偶然，因为这一地区起着“预防性外壳”的作用，它的存在使得西方无法渗入俄罗斯世界的“心脏”。

　　随着苏维埃政权在加利西亚和喀尔巴阡山麓省的确立，这一论述的形成过程一度中断;随后，又在流亡侨民中不断发展。1960年代，美国的卢森尼亚活跃分子曾出版了两本书——《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罪行•1914-1917》(1964年)和前面已经多次提及的1966年版瓦夫里克小册子。两本书的出版安排在塔勒豪夫事件五十周年之前。尽管第一本书是对《塔勒豪夫选集》的模仿，第二本书也是基于《塔勒豪夫选集》的材料，但在思想宗旨上二者明显有别于《塔勒豪夫选集》。

　　翻阅《塔勒豪夫选集》时可以发现，其合著者们对于亲俄运动及其追随者的悲剧命运深感痛心。合著者们意图揭发奥匈帝国当局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罪行，然而他们却只是通过回忆录本身来说明问题。1960年代的出版物对于事件的解读已经完全是另一个视角。正是这些出版物，而非《塔勒豪夫选集》，为阐释1914至1917年间卢森尼亚人团体内外的事件定下了某种基调。例如，《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罪行•1914-1917》出版前，其出版商、出生于喀尔巴阡罗斯的美国籍企业家彼得•哈德强调，维也纳的恐怖政治只针对“俄罗斯人”，“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滔天罪行”可以追根溯源到“哈布斯堡王朝的罪行”。哈德还写道，奥匈帝国战俘营是纳粹灭绝集中营的前身。他哀叹道，在他生活的年代，这些恐怖行径的实施者并未被移交到像纽伦堡那样的法庭接受审判。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想法是后来反思的结果，因为无论是哈德，还是1966年版本的编辑罗曼•萨梅洛，都不曾目睹奥匈帝国的恐怖手段。他们在一战开始前就已经移居美国。二战期间，哈德曾参与组织对卢森尼亚遇难者的救助。显然，他的立场是受到二战的影响。后来，在他的资助下，美洲境内曾有不少卢森尼亚人组织，出版过相关文献。二战前后，哈德曾多次到访欧洲，无疑很清楚纳粹分子的罪行，以及波兰和苏维埃当局在自己“狭义祖国”内的人口政策。显而易见，在三十多年(1914至1947年)间，哈德边远故乡的居民定期会遭遇边境交界各国的轮番行动。这一事实使得居民们形成了一种观点，即自奥匈帝国时代起对于“俄罗斯人”的镇压政策具有某种连续性。瓦夫里克本身经历过1941至1944年间纳粹分子侵占加利西亚的事件，其间他的两个兄弟被处死。这件事也可能影响到他对于早先事件的看法。

　　因此，卢森尼亚作者们有选择性的描述很能说明问题，证明他们在诠释塔勒豪夫主题时，一开始就心存偏见。正如前文所述，随着一战的开始，所有参战国都开始采取关押俘虏的做法，连加拿大也不例外。加拿大在自己境内设立了24个集中营，在押者中有约5500名奥匈帝国公民，其中大部分在原籍被称为卢森尼亚人。加拿大历史学家卢博米尔•卢秋克指出，这些移民竟然是因为无法用英语解释清楚自己属于哪个民族而被关进集中营的。被关押者常常死于监禁，胆敢逃跑的人多被警卫追捕回来后杀死。为了自保，被关押者被迫为国家和私人企业工作。某些人甚至在集中营内被关押至1920年3月。然而，这些卢森尼亚人的命运显然并未引起塔勒豪夫主题作者们的关注。因为“不怀好意”的乌克兰人并未参与其中，而加拿大距离俄国过于遥远，并且在两场世界大战中都站在俄国这一边。保持政治正确性的见解很可能也起了一定作用，(因为)相当一部分卢森尼亚人组织位于美洲，例如，萨梅洛自己也定居在加拿大。

　　前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是卢森尼亚思想在“发源地”复兴的时期。在各加盟共和国争取主权的运动中，卢森尼亚人的主要目标是实现自己的民族文化特性和确立自己的政治自主性。然而，无论是基辅当局还是地方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对于卢森尼亚人的主张都无动于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其主张沦为了毫无裨益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辩论。令人好奇的是，卢森尼亚作者们在批评对手乌克兰人的“觉悟”(译者注：原文中该词为乌克兰语)的同时，自己却也急于采用同样的说辞，并且指出，“每一个有觉悟的喀尔巴阡罗斯爱国者”，应人手一册瓦夫里克随笔。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卢森尼亚思想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在俄罗斯境内也得以传承延续。这种情况下，几种社会进程一下子相互紧紧纠缠在一起。按照当时流传甚广的说法，“当局”将“真相”藏在图书馆“专门保存处”。随着“专门保存处”被取缔，只有一摞厚厚的移民文献可供查阅。文献指出，前苏联政权的镇压政策首先是对俄罗斯人的种族灭绝。前面提及的1960年代的卢森尼亚人出版物，将这种种族灭绝扩大至奥匈帝国时期。因此，在俄国保守政论文章中，塔勒豪夫事件有时确实会被视为“大规模屠杀俄罗斯民族的起始阶段”，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布尔什维克执政时。尽管很难理解奥匈帝国的战时措施如何能与斯大林的镇压政策相提并论，然而关于把卢森尼亚人作为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予以灭绝的论述，仍然在相应的俄罗斯团体内迅速得到认同。除上述传统因素外，真实或臆想的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内对俄罗斯人的镇压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即便在当代俄罗斯存在的初期，对俄罗斯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形象仍被右翼激进分子作为武器。例如，1992年《我们的时代》报(俄罗斯民族共和党的喉舌机构)写道，从“乌克兰独立主义者”的角度而言，“对于整个卢森尼亚族群”的追捕，与对乌克兰境内俄罗斯人和说俄语居民的潜在种族灭绝，是密不可分的。当时公开发表的科学著作中，这一论题与俄国保守思想的两个传统看法紧密相关：西方集体始终持某种反俄战略，乌克兰是其反俄战略的间谍。前苏联长期以来的反西方传统，为这一理论的生根发芽提供了土壤，尽管前苏联时代乌克兰人被称作“兄弟民族”。

　　最终，一个几乎是折中的、远落后于时代的概念产生了。根据这一概念，西方一方面迫害加利西亚的卢森尼亚人，并将他们关押在塔勒豪夫战俘营，由此对一部分俄罗斯民族实施种族灭绝，另一方面用“乌克兰民族主义”来蒙蔽俄罗斯民族的另一部分人，并利用这些人。不同时代，“西方”这一概念的内涵有所不同，起初是奥匈帝国，然后是“第三帝国”，继而是以美国为首的某个集体性机构。按照这种逻辑，乌克兰人世世代代都是这一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不仅如此，“种族灭绝”的执行者有时可能是布尔什维克，也可能是新俄罗斯民主政权。一言以蔽之，是当下任何一个需要被打上烙印的行动者。因此，当对于真实事件的研究已经不再引起关注时，不但塔勒豪夫事件急速被政治化，而且“种族灭绝”这一概念本身的意义也被弱化了。

　　恰恰是这个切入点，让上述观点为今天的“亲俄派”所接纳。然而，这些亲俄派有别于“先驱者”那一代人，他们亲眼见证了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他们也是在曾经令其前辈备感恐惧和难堪的现实碰撞中成长起来的。过去一百年积累了丰富社会经验的高科技和高度工业化社会，其所有成果被“新亲俄派”反过来用于这些成果并不适合的当时的种种情形。应着重强调的是，从“新亲俄派”对1914至1917年事件的评价中，能够感受到他们试图将之与1939至1945年事件进行对照，其时纳粹分子在欧洲推行按种族特征实施彻底灭绝的政策。

　　可以想见，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对于昔日的苏联公民而言，较之在苏联时期被称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41至1945年这个时间段更加接近和更易于理解。另一方面，通过战后审判，纳粹种族灭绝政策的性质得到了充分研究，这是全世界的共同财富。而与之相反，对奥匈帝国各个种族之间关系的研究，曾经是并且现在依然是专家关注的焦点，在更大范围内不为人熟知，而且其程度也无法与两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

　　梳理当代俄罗斯专门探讨塔勒豪夫以及相关主题的政治性和伪科学文章时，需要指出一点，各篇文章和各本书虽然有着选择性的变化，但都重复了从1960年代卢森尼亚人出版物中提炼出来的三个基本观点：

　　一、一战期间奥匈帝国迫害卢森尼亚人的政策是“对俄罗斯人的种族灭绝”;

　　二、塔勒豪夫成为欧洲的第一座死亡集中营，后来类似做法都是对其的效仿;

　　三、“叛徒”乌克兰人参与了对亲俄派运动的镇压，并由此成为奥匈帝国对俄罗斯人种族灭绝的直接共犯。

　　现在我们对每一点进行详细解读。

　　国际法框架内种族灭绝这一定义的表述，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经验教训的推动下形成的，这涉及土耳其境内亚美尼亚人和纳粹分子侵占区域内犹太人所遭遇到的种族灭绝。1948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了将种族灭绝定义为“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任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2007年一篇文章提到奥地利政府“承认”种族灭绝，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哪怕是因为其表述不当。

　　种族灭绝及其具体行为是十分严重的指控，需要相当充足的证据。因此，在国际法实践中，经常使用诸如“种族清洗”之类的其他更为审慎的表述。为了对种族灭绝现象进行分级，成立了由不同领域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然而，这并不妨碍在学术研究中使用“反俄罗斯种族灭绝”的术语，也不妨碍保守政论家们以《对喀尔巴阡罗斯“亲俄派”的种族灭绝——蓄意沉默的20世纪悲剧》这样高调激昂的名字来再版瓦夫里克的著作。

　　政论家们如此信心十足地使用“反俄罗斯种族灭绝”这一术语，就仿佛他们掌握了完全确定且证据充分的遇害者人数资料。然而，相关文献中的资料极其分散零乱。例如，2005年探讨“马泽帕主义”(译者注：民族主义者的行话，即乌克兰运动)的书指出，“数以万计的亲俄派在集中营内被绞死、射杀或折磨至死”。书中用了几页的篇幅讲述“成千上万人被杀害和失血至死”。2007年的一篇文章提到遇害者达10万。2012年出版的书中提到集中营内6万人遇害和10万人非正常死亡。此外，用作者的话说，被强制驱逐出境者已经无法统计。2015年的一篇文章很显然只是简单地将以上数字相加，得出14万至16万人遇难的数据。

　　这些资料的来源无从知晓。唯有一次，俄罗斯作家П.利多夫斯基的文章援引了前苏联历史学家、乌克兰人瓦西里•奥谢钦斯基的博士论文中关于15万人死于“包括塔勒豪夫在内的肉体灭绝据点”的说法。奥谢钦斯基的文章写于1949年，纳粹种族灭绝的活生生例子就在眼前，但文中并没有指明这一数字源于何处。不仅如此，五年后，在基于这一论文的学术专著中，奥谢钦斯基没做任何解释，就将集中营内的死亡人数减了5万人。他在提到加利西亚直接被处死的人时，指出“超过6万人”被绞死或射杀，并标明出处来自奥匈帝国议会的会议纪要。

　　在对这一观点进行验证时，人们发现非但上述会议纪要不可靠，纪要的原话也遭到了曲解。这涉及加利西亚代表、未来的波兰政治家伊格纳齐•达申斯基的陈述。达申斯基谴责的主要对象是军事司法机关的任意妄为及其轻率的死刑判决。谈到被处以死刑的人时，达申斯基指出，“一些人说是3万人，另一些人说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多”，他自己也不知道事实究竟如何。按照另一位代表利亚索茨基伯爵的说法，他本人也不知道“在加利西亚被处以死刑的人数事实上达到多少，据说是数以万计”。除此之外，利亚索茨基指出，许多军官故意“散布似乎有大量迫害和死刑事件的谣言”。为此他举了个例子。起初，他听说加利西亚村邮局局长拉兹沃多夫“被处死”，后来却在塔勒豪夫被关押者中意外地发现了他。

　　不难想见，恰恰是奥匈帝国议会会议上的这些谣言，首先被卢森尼亚人、继而被当代俄罗斯的政论文章所沿用。同时，一战时就已经出现的俄罗斯官方统计尚在。据统计，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喀尔巴阡山麓省共有4万人被驱逐。根据战地法庭的判决，其中1万人被驱逐至东加利西亚，1500人被处以死刑。后来，获释的塔勒豪夫被关押者们试图亲自搜索集中营内死亡人数的信息。例如，根据瓦西里•库里洛神父的统计，1915年有168名卢森尼亚人和列姆克人(译者注：乌克兰的民族集团)死于塔勒豪夫。尽管数据不全，但能够给出一个大致的范围。然而，可能作者们觉得对于确认种族灭绝而言这一数字太少了，因此没有采用。

　　显然，这些政治性文章的作者不在乎寻找可信数据以及保持科学严谨的态度。例如，利多夫斯基不知出于何故称奥谢钦斯基为“奥谢奇基内”，并援引了对方论文摘要中有错误的那一页。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作者们谈及“对俄罗斯人的种族灭绝”时，对援引出处——历史学家米哈伊尔•叶林有关奥地利国内苏联战俘的文章——的说明并不属实。不仅被援引的文章没有提及这一事件，甚至连援引的页码也不对。在这一问题上，作者们完全没有显示出应有的专业素养。众所周知，他们称之为“集中营”的塔勒豪夫和泰雷津是修建在要塞内的监狱，二战时当地才再次修建集中营。2015年一篇有关塔勒豪夫的文章在发表时配了一幅经过Photoshop软件处理过的德国吞并苏台德照片的局部图。照片上哭泣的妇女被“转移”至塔勒豪夫。由此，塔勒豪夫的名字以现代花体字的形式深深印入人们心里。另外一张照片反映了一个令人好奇的情节。这张照片常常被用作反映奥匈帝国在塔勒豪夫的恐怖手段。照片上奥匈帝国军人以三名被绞死的人——神父罗曼•别列佐夫斯基、职员列夫•科贝利扬斯基和农民潘捷列蒙•扎比亚克——为背景进行摆拍。1924年利沃夫的《农民报》详细描述了这三名被处死者案件的审理过程，后来《塔勒豪夫选集》中再版了相关材料。资料显示，根据利沃夫法庭巡回委员会的判决，这三人于1914年8月30日就已经在穆卡切沃被处死。审理案件时，法官们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例如，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别列佐夫斯基，为躲避正在进攻的俄罗斯军队而逃跑时，裹挟了教区的部分现金，并且在他身上搜出了有大量标注的学校地形图。而科贝利扬斯基无法解释清楚超过自己收入的现金来自何处。对于法庭而言，根据这些“罪证”以及被告们自相矛盾的供词，足以认定其犯有为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的罪行。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人已经从军事机关任意妄为的牺牲者，变为“对俄罗斯人种族灭绝”的牺牲者。不同版本的叙事，时而将这些被处决者“转移”至加利西亚(如同1966年版本的小册子)，时而“转移”至塔勒豪夫(如同维基百科的俄文版和其他一系列俄文网站)。

　　为延续种族灭绝的主题，俄罗斯政论文章一直保持着卢森尼亚人流亡侨民历史文献中的传统观念。根据这一观念，塔勒豪夫与泰雷津类似，二者都是“针对和平居民的首批死亡集中营”和纳粹肉体灭绝营。奥地利机关被称为“奥斯维辛、达豪和特雷布林卡的前身”。专门研究对亲俄派镇压问题的奥地利历史学家们认为，由于军人的恣意妄为，无法确切统计被处死者的数量。他们强调，原则上不应将奥匈帝国在战争条件下的政策，与纳粹的灭绝政策相提并论，后者的推行与战争无关。

　　最后，还有一个引人关注的主题，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参加对亲俄派的镇压活动。这一事实不容否认，但实际参与程度还有待查证。无论如何，很难确定回忆录中描述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每一起事件中是自觉表明政治立场，或者只是在打自己的小算盘，想趁机打劫他人钱财，以协助军事当局。议会代表尼古拉•瓦西里科的事例极具代表性。在关于塔勒豪夫的出版物中，他有时被描述成亲俄派乃至整个俄罗斯民族的主要镇压者之一。瓦西里科出身于罗马尼亚的贵族家庭，起初是亲俄党派活跃分子，继而转至对立面。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自身的代表身份获利。尽管如此，在当代的保守政论文中，乌克兰人还是被打上了自己民族的叛徒和实施种族灭绝的“社会伪警察”的烙印。这一印象也是源自流亡侨民的描述。早在1960年代列姆克人联盟在美国出版的《喀尔巴阡日历》中，为强调乌克兰人的“雇佣兵”身份，便将其称为“亚内恰尔士兵”(译者注：14世纪建立的土耳其正规步兵)和“纳粹海达马克”(译者注：海达马克是土耳其语，意为掠夺者或抢劫者，后被用于指代1918至1920年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两者曾促使“西方认定俄罗斯是帝国主义，并打算将俄罗斯从地球上彻底清除掉”。

　　与此同时，奥匈帝国对待乌克兰人的政策也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奥地利历史学家沃尔夫迪特•比尔指出，在奥匈帝国“乌克兰人”的称谓只用于半正式场合，而在正式公文中则统一使用“卢森尼亚人”的称谓。对于在国家层面引入“乌克兰人”这一概念，1915至1916年期间，知名的斯拉夫教授们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1918年4月，奥匈帝国地方防卫部才颁布命令，将文件中的“卢森尼亚人”更换成“乌克兰人”，但是帝国战争部以未经政府批准为由拒绝使用这一称谓。

　　还应指出一点：尽管奥地利领导层与某些乌克兰组织合作，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并未幸运地避开军事司法机关的突然袭击。据乌克兰民族主义活跃分子瓦西里•马科夫斯基回忆，他之所以身陷塔勒豪夫，纯粹是因为战争开始时他恰好在敖德萨的朋友那里。后来他从敖德萨绕道而行，历经艰辛才回到加利西亚的家中。另一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契罗夫斯基，曾参与镇压塔勒豪夫的亲俄派，后来因敲诈被关押者、索贿被军事法庭判处6年苦役。还有一个典型事件：1915年夏天，随着俄国军队从加利西亚撤退、新一轮的迫害开始，前一年还曾逮捕亲俄派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也身陷塔勒豪夫。

　　与上述主要情节相伴的，还有更多的次要情节。例如，2012年的出版物提到乌克兰方面对于“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闭口不提。作者很可能不知道，早在2004年10月，乌克兰最高拉达就已经通过了《纪念塔勒豪夫集中营悲剧90周年》的命令。命令规定，采取一系列措施永久纪念乌克兰西部省份“恐怖杀戮的牺牲者”，并在大众媒体上予以“广泛说明”。乌克兰百科全书描述了塔勒豪夫，中小学教科书提及了塔勒豪夫，甚至乌克兰西部出版的书籍也提及了塔勒豪夫。只有在奥匈帝国的“军事独裁”年代，人们才绝口不提与塔勒豪夫有关的事件。1917年5月，议会恢复运行后掀开了整个历史画面。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塔勒豪夫悲剧被两场世界大战遮掩了。集中营材料研究委员会成员尼科利•科尔指出，甚至在奥地利国内，也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

　　结语

　　塔勒豪夫事件已经过去100年了。在此期间，欧洲的政治版图多次发生变化，习以为常的现实一次又一次更迭。对此，人们都能照单接受，有时甚至病态到试图为这样的更迭做出解释。苏联帝国的崩溃和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衰落，给俄罗斯社会相当一部分人造成了创伤，这两大事件多被与某些外部力量的作用相关联。在此基础上，一系列历史情节被重新审视并被急剧政治化，塔勒豪夫亦不能逃脱这一命运。在关系到独立的乌克兰国家之诞生的更大背景下，围绕塔勒豪夫的各种事件被拿来大做文章。独立的乌克兰国家存在期间，反乌克兰分子更是乐于指出，自奥匈帝国时代直至今日，反俄政策始终保持某种连续性。

　　早在19世纪下半叶，在俄国保守思想所特有的反乌克兰经典描述中，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起初被视为波兰人的阴谋诡计。传统上，波兰人被看作东正教徒的精神对立面。随着俄国与奥匈帝国关系的恶化，在俄国当局眼中，乌克兰人变成了维也纳颠覆政策的引路人——维也纳试图借助乌克兰人分裂“三位一体”的俄罗斯民族。当圣彼得堡越来越积极支持加利西亚亲俄派团体时，奥匈帝国臣民按忠诚度排序的非正式阶梯也日趋明显。

　　为此，我们重新回到奥匈帝国与现代国家的模式差异上来。需要指出的是，哈布斯堡王朝依然继续保留着在当时就已经过时的体制。这一体制对公民进行区分的标准是其对帝王的忠诚度，而非种族或宗教归属。例如，奥匈帝国先锋队的代表们，就其出身而言是日耳曼人，但他们仍遭到全社会的谴责，或者像埃贡•席勒(译者注：奥地利画家)一样，甚至被关进监狱。原因在于有观点认为，他们动摇了稳定的秩序。另一方面，怀揣对奥匈帝国爱国热情的斯拉夫民族，却能够在帝国的精神层面和国家层面内占据最高的位置。他们当中也有诸如伊万•戈尔巴乔夫(卫生部长)和伊万•普柳伊(布拉格高等工学院校长)这样的加利西亚移民。

　　一战初期发生在奥匈帝国东部边境的悲剧，实际上涉及边境地区的所有民族，这不仅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中两国冲突的结果。这一悲剧，是酝酿已久的相互敌视的顶点。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帝国内占据统治地位的群体(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其“斯拉夫危险论”这一集体神话对奥匈帝国的政策产生了不小影响。“斯拉夫危险论”认为，主要的推动力量是俄罗斯。战时条件下，由于间谍恐惧症和舆论宣传，类似的神话重新活跃起来。在奥匈帝国，凡实际同情敌人或有不忠于政权之嫌的人，都遭到了镇压。由此，任何一个臣民，事实上都可能被军事法庭处以监禁或死刑。

　　正如前面提到的，在奥地利，很少有人知道1914至1916年间的“军事独裁”现象，更别提有关俄国的情况。在俄国的保守论述中，透过诸如1917年革命、国内战争、苏联卫国战争等一系列事件的棱镜，塔勒豪夫“史诗”发生了怪诞的突变。尤应关注的是，这些事件不仅对于俄罗斯历史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在前苏联成长起来的当今保守作家而言，也是促使他们社会化的关键。相似的状况为我们揭开了某些现象的本质。如前所述，塔勒豪夫常常被等同于奥斯维辛和第三帝国时代的其他灭绝营。这真可以说有些荒谬。保守作家们想当然地认为，奥匈帝国的战俘营是纳粹集中营的前身。事实上，这些保守作家从中学时代起就熟知的、作为法西斯象征的奥斯维辛，反过来造就了他们后来才知晓的塔勒豪夫。在从历史维度看来并不长的一段时期内，奥匈帝国的战俘营和纳粹死亡集中营还是有区别的，但在非专业人士的意识中二者确实可能被混为一谈。例如，为奥匈帝国泰雷津监狱配插图时，有时会使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纳粹集中营的照片。

　　有时，伪宗教的华丽辞藻甚嚣尘上：“乌克兰民族主义”被称作“邪说”、“该隐之罪”，其拥护者被称作“东正教文明的叛徒”。围绕这些事件的政治激情被一再催化，使得许多重要的问题被挤至阴影之下。例如“军事独裁”开始前及其过程中军民关系如何，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镇压自身反对者问题上的政治参与程度到底有多深，等等。

　　最近两年的事件以及与之相关的俄乌关系，使得塔勒豪夫以及围绕其发生的各种事件，成了时髦的反乌克兰神话恒久不变的典型例子。有时，作家们甚至懒得动笔撰写新的反西方材料，只是从迫切性角度出发，赋予旧材料以现实意义。在我们的时代，这一神话保持着原有的折中描述，同时又添加了鲜明的反西方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乌克兰民族主义”是指“具有俄国南部地方色彩的西欧主义”，其目的在于破坏“俄罗斯统一”。乌克兰被指控在新罗西亚(译者注：18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俄国南部和乌克兰西部的历史地区，位于黑海北岸草原地带)继续推行始于塔勒豪夫的“欧洲式的种族灭绝”，然而又“没有欧洲参与其中”。2014年的敖德萨和马里乌波尔事件，被拿来与哈滕和利迪策的纳粹分子报复性大屠杀相提并论。应当指出，在此背景下，诸如“纳粹主义”和“种族灭绝”一类的词汇，完全失去了其最初内涵，转变为政治“辱骂”，用于将反对者污蔑为“绝对之恶”。

　　正因此，已经有人试图不仅将眼下的乌克兰事件、更要将作为独立国家存在的乌克兰本身，解读成西方反俄策略的一部分。很难说哪些国家卷入了这一策略中，有时会涉及奥地利、匈牙利甚至捷克，它们都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者，但和其鲜有共同之处。当今俄罗斯世界反对者的策略可以回溯至纳粹分子，进而进一步追溯至塔勒豪夫这一对俄罗斯人种族灭绝描述的起点。由此，也产生了一种愿望，即将真实历史事件变成对事件本质的追问，这一愿望似乎对于理解与乌克兰危机有关的所有进程都很有现实意义。如此一来，100年前和不久前发生的人类悲剧，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群用于制造某种声势。由此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破坏性社会舆论已经完全背离历史原型，不再具有价值。

　　（相关简介：伊戈尔·巴里诺夫（Игорь Баринов），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研究人员。本文原文为俄文，刊于《最新东欧历史与文化论坛》（Форум новейшей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2015年第2期（http://www1.ku-eichstaett.de/ZIMOS/forum/docs/forumruss24/07Barinov.pdf）。限于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释。）

　　文/伊戈尔·巴里诺夫(俄罗斯)

　　2013至2014年的乌克兰事件，在俄罗斯国内引发了深度和广度空前的反乌克兰宣传活动。俄罗斯方面谴责乌克兰新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其用意不单是抹黑乌克兰新领导层，更是要给乌克兰国家体制打上“反自然”的烙印。从一方面来讲，二战时乌克兰曾有过不少类似的惨痛教训。在俄罗斯大众媒体和公开言论中，基辅政客乃至乌克兰普通民众，都被冠以“法西斯分子”、“褐衫党徒”或其他诸如此类的称谓。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宣传活动，使得二十世纪初俄国反西方主义所特有的某些陈旧论调重获新生。在当时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迅速高涨的背景下，俄国保守派认为，所谓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是某些欧洲强国的一种策略，其目的是“分裂统一的俄罗斯民族”，进而动摇俄罗斯阵营。意识形态对手将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代表称作“马泽帕分子”(译者注：伊万•斯捷潘诺维奇•马泽帕(1639～1709年)，曾领导哥萨克反抗沙俄统治的大起义，被看作是乌克兰仅次于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第二英雄)，意在强调他们的背叛和仇俄本质，并将他们描述成他人意志的恭顺执行者。

　　起初，英国和法国作为反俄策略“订货人”的身份没有被挑明。之后，随着圣彼得堡重新调整对巴黎和伦敦的外交政策，俄罗斯原先的欧洲盟友德国和奥地利，取代了英法两国的“订货人”身份。由此，德国和奥地利的军政领导被新增了一条罪状，即组建一个以乌克兰为中心的反俄联盟。一百多年过去了，美国和欧盟紧随时代潮流，被认为是反俄策略的新“订货人”，两者并被认为是决定把乌克兰作为破坏俄罗斯世界地缘政治战略阵营和精神阵营的有力武器。

　　需要指出的是，和其前辈不同，当今的俄罗斯“捍卫者”，目睹了二十世纪全部历史，竭力以乌克兰人“破坏性”活动的大量具体事例妖魔化整个乌克兰民族。这个画廊中的一个重要形象，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位于奥匈帝国境内的塔勒豪夫战俘营。(译者注：塔勒豪夫，俄文为Талергоф，源自德语中的“Interniertenlager Thalerhof”，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奥匈帝国在奥地利格拉茨附近设立的集中营，其存在时间为1914年9月4日到1917年5月10日。集中营中拘留着因被诬为或确实同情俄罗斯反战者而自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被流放至此的卢森尼亚人(也称鲁塞尼亚人、罗辛人，是奥匈帝国对其境内乌克兰人的称呼)。)具有反乌克兰倾向的作者们，将塔勒豪夫战俘营与乌克兰人对自己亲俄派同胞的背叛行为联系起来。他们认为，正是这种背叛行为导致了奥匈帝国境内卢森尼亚居民的种族灭绝。这些见解多半是出自共同的原稿，即加利西亚的俄罗斯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瓦西里•瓦夫里克(1889～1970年)以塔勒豪夫为主题的一系列公开文章，1925年这些文章就已经在利沃夫出现。一篇以塔勒豪夫事件为主题的总结性随笔于1966年在美国费城正式发表。随后，该书在俄罗斯国内曾先后于2001年和2007年两次再版。直至眼下乌克兰事件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该书造就了对“邻居”乌克兰的固定认知，成为塔勒豪夫主题的主要信息来源。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塔勒豪夫相关的一系列形象和神话，也融入了反乌克兰的整体画面中。据此，战俘营内“对卢森尼亚人的种族灭绝”，是理解西方反俄战略形成过程的出发点，而乌克兰人则从波兰对俄罗斯“阴谋活动”的不理智领路人，变成了大规模屠杀俄罗斯族人的邪恶帮凶。

　　通往塔勒豪夫之路

　　欧洲的1848年革命和“民族之春”，推动了包括加利西亚的卢森尼亚人在内奥地利帝国斯拉夫居民参政的积极性。这在维也纳引发了一定程度的恐慌。鉴于东部的强大邻国一直觊觎将所有斯拉夫人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人们担心奥地利帝国前途未卜。1849年俄国对匈牙利起义的镇压，强化了一种印象，即俄罗斯对外扩张的后备军并未消耗怠尽，完全有能力继续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臆想将整个斯拉夫民族联合体置于俄罗斯庇护之下的泛斯拉夫主义的狂热，在奥地利帝国境内产生并不断升温。正是泛斯拉夫主义决定了奥地利帝国全部后续民族政策，导致了一战期间那些悲剧事件的发生。泛斯拉夫主义狂热是于何时以何种方式首次出现，不得而知。但是，1860年代中期，在瓦西里•克利西耶夫的旅行札记《好奇回忆录》中，已经能够找到存在这种狂热的证据。克利西耶夫是政治移民，后来转向保守阵营。1866年，他沿加利西亚乡村旅行。旅行期间，对当地民族志的兴趣引发了宪兵队对他的怀疑。作者回忆道，他曾因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入狱。克利西耶夫写道，他的案件不断被转送至级别越来越高的警察部门，作为嫌疑人，由于他的俄罗斯人出身，案件被重新定性为“泛斯拉夫主义宣传活动”。

　　这个小片断生动地反映了与俄国接壤的奥地利帝国边境各省的状况。用克利西耶夫的话说，与加利西亚不同社会阶层都打过交道的许多人，当时都“无法确定”“何为俄罗斯民族特点”，“他们是卢森尼亚人”意味着什么，以及他们如何被纳入“自称为俄罗斯族人的另外一个民族”。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加利西亚的很多层面上，传统社会都得以保留。甚至在六七十年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一半的加利西亚农民都没有表现出清晰的民族自觉，“民族”语境下更为普遍的是作为“当地人”的自我认同。对于普通庄稼人而言，尚没有当代“民族”概念中的界限感。俄国的波多里亚居民常常步行前往当地的东正教中心——位于奥地利帝国境内的波恰耶夫大修道院。加利西亚人则向他们的邻居抱怨波兰人和犹太人在经济和社会中占据优势，并且深知，其同族在俄国却被视为沙皇最不忠实的臣民。

　　很有可能，正是在此类的非正式交往过程中，加利西亚的农民们满怀着对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尊敬和好感。如同克利西耶夫指出的，在他那个时代加利西亚人就已经“莫名奇妙地将俄罗斯理想化”，将沙皇的到来与减轻赋税和解救其摆脱波兰人犹太人的强权压迫联系在一起。在亲俄派知识分子圈子内，对俄罗斯的理想化也成为主导思想。其代表人物一想到圣彼得堡帝国和自己，就联想到作为文化和精神传统集中体现的抽象的“罗斯”。因此，当地警察当局遵照维也纳内阁的意志，将任何一个身处加利西亚的俄罗斯人，都视为俄国政府间谍。关于这一点，克利西耶夫就是明显的例证，甚至他持有的土耳其护照也无济于事。随后，甚至连泛斯拉夫主义宣传活动的受众加利西亚农民，也成了非自愿的同谋者。尽管1880年时，加利西亚四分之三的男人和80%的妇女目不识丁，并且只有一半学龄儿童得以入学。

　　与此同时，19世纪60、70年代，一项新任务开始筹备了。在此期间，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连同“小俄罗斯”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创作，开始涌入加利西亚。受同一时期欧洲所特有的浪漫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开始积极研究与当地民族志有关的一切，总而言之，就是与“民族久远过去”有关的一切。随后，独特的“到民间去”运动开始，其目的不仅是积极关注民族遗产，而且在于将农村引上启蒙道路。1868年启蒙运动协会诞生。协会开始在农村开设阅览室，出版书本和小册子。

　　正如约翰•保罗•希姆卡(John Paul Himka)所写，起初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遇到重重困难。当地农民看不到在阅览室读书有什么意义，因为这并不会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某些农民因为阅读社会主义文献被捕。人们会因读书这一行为本身而被捕的谣言四起，人们不再去阅览室。然而，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一度很成功，赢得了一部分农村居民的信任。正如前面所说，在当时还谈不上推行某种政策，在农村人们是不会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的。亲俄派相当重视自己对手的活动。也是在1868年，为对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启蒙运动协会，亲俄派组建了米哈伊尔•卡奇科夫斯基启蒙运动协会。在争夺加利西亚农民心灵的斗争中，亲俄派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对立由此注定。

　　在这种对立的一开始，双方就在历史、语言和宗教这三点上针锋相对。亲俄派认为，加利西亚是“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正是这样看待加利西亚的)，因此竭力向俄国靠近。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坚持，在奥地利帝国境内被称为“卢森尼亚人”，而在俄国被称为“小俄罗斯人”的族群，应“实现本族群的种族-文化开创”。同样地，在语言上，亲俄派认为应使用俄语，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指出第聂伯河两岸语言具有统一性，且具有不同于俄语和波兰语的独立性。最后，在亲俄派民族聚合体中，东正教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加利西亚流传甚广的东仪天主教徒西化论，基本上被摒弃。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已经更加世俗化，并没有赋予宗教以这样的地位。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保守刊物强调，一旦乌克兰在地图上出现，它将会是一个“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国家”。

　　1877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后，政治局势开始紧张。柏林会议上，在维也纳的默许下，战争成果被重新审议，并遭到严重篡改，其结果不利于俄国。也正是从此时起，圣彼得堡开始疏远自己传统的日耳曼盟友，向英国和法国靠拢。而在奥匈帝国国内，对于“俄国威胁”，甚至范围更广的“斯拉夫威胁”的恐惧情绪日盛。在奥匈帝国社会中颇具影响力的政论作品，一次又一次地重申一个主题：“欧洲最大的危险是俄罗斯帝国从不间断的侵略政策”，“俄国不可遏制的扩张，意在建立一个新的拜占庭”，入侵巴尔干，继而入侵中欧，首当其冲的就是奥匈帝国。

　　加利西亚的普通农民对此一无所知，继续着自己远离政治的生活，使得局势更加复杂。1882年，位于加利西亚的格尼利奇卡村整个转而皈依东正教。其原因是，村里的居民只是单纯地想拥有一个自己的教区，不想去几公里以外的大格尼利茨，也不想向那里缴税。甚至在半个世纪后，加利西亚还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当时，若是罗马天主教徒自己的教区距离很远，他们就去希腊天主教区。而对于多宗教信仰的家庭而言，出于经济考虑，其开支只能用于一个宗教仪式。然而，在当权阶层和整个社会内占主导的情绪，忽略了：这一做法仅仅是出于实际利益的结果。格尼利奇卡事件在维也纳引发了广泛共鸣，人们在整个事件中看到的只是俄国在耍弄阴谋诡计。因此，亲俄主义所特有的某些特征被急剧政治化了。例如，东正教不仅被视为文化元素，更是被视为可用来施加影响的工具。用奥匈帝国反侦察部门首长马克西米利安•荣格的话说，在特工部门眼中，凡是有利于东正教教会的“鼓动宣传”，都与为俄国服务的间谍活动密不可分。

　　随着奥匈帝国地方和中央政权不断加强对亲俄派的压制，俄国方面对于奥匈帝国国家层面有人支持乌克兰党派的怀疑也与日俱增。亲俄派运动因国内危机而衰落，也证实了这一怀疑。统计显示，1914年之前，乌克兰民族主义“启蒙运动”的参与者有3万6千多人，各阅览室还聚集了19万7千人，而当时亲俄派米哈伊尔•卡奇科夫斯基启蒙运动协会的参与人数，夸大地讲也只是这一数字的十分之一。这些情形迫使圣彼得堡重新审视自己对于局势的态度。于是，俄国保守期刊开始催化激愤情绪，一次又一次出刊，散布有关奥匈帝国政府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分裂主义行径的思想。维也纳政府报纸《新时代》的记者甚至将总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冯•贝克和总理古斯塔夫•卡尔诺基称为乌克兰党派的创始者。舍甫琴科乌克兰科学协会被指每年从奥匈帝国政府拿到2万克朗(8000卢布)，而当时的俄罗斯人团体似乎从任何地方都得不到一个子儿，其活动只能依靠自身的人力物力。

　　然而，奥匈帝国领导人却持另外一种观点。据奥匈帝国驻圣彼得堡外交使团的消息，“加利西亚-俄罗斯慈善协会”创始人弗拉基米尔•博布林斯基，每年向《喀尔巴阡罗斯报》拨款20万克朗(相当于8万卢布)，但“钱不是出自他自己的腰包”。奥匈帝国方面认为，读报所发行的报纸，一半以上在加利西亚的农村居民中免费发放，说明对出版社的拨款带有补贴性质。后来人们才知道，亲俄派组织每年从俄国国家财政得到8万5千卢布，并通过私人募捐获得1万至1万2千卢布。仅1911年奥匈帝国议会选举期间，俄国方面为支持亲俄派，就花费了1万5千卢布。但这笔钱花得极不高明，以至于奥匈帝国议会发表声明，宣布东加利西亚几乎每个村庄里都有“被俄罗斯收买的间谍”。而那些游说者甚至懒得将卢布兑换成克朗，直接将卢布交给农民。很难说这种花费得到的现实回报如何。如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尼古拉•格尔斯所说，俄国支持亲俄派运动的行为，授奥地利人以把柄，使其在“俄罗斯间谍”参与选举的丑闻上大做文章，徒然加剧了奥匈帝国对亲俄派的镇压。

　　因此，一战尚未开始，加利西亚亲俄派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之间不断的局部摩擦，便使得俄国与奥匈帝国关系日益紧张。无论是圣彼得堡，还是维也纳，都怀疑对方利用民族主义运动为自己服务。不仅如此，更为离奇的是，在俄国境内被认为是分裂分子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其境况与奥匈帝国境内的亲俄派迥然相异。如果说前者被俄国政权视作盲目执行维也纳政策的无知工具，那么后者则被奥地利人视为随时准备可能发起突袭的俄国先锋队，并且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和半文盲农民未被区别对待。不仅仅对于狭义的亲俄派阶层，而且对于奥地利边境各省份的广大居民而言，这种情况都是一场劫难。

　　作为真实现象的塔勒豪夫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之前几十年人类历史的结果，但还是很令人意外。对于旧世界而言，更令人意外的是这场战争引出的社会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种全新的战争类型：“总体战”。不仅政府和军队相互对抗，各个民族也相互对抗。因此，一种需求很快应运而生，即把那些很有可能对参战国造成危害的族群隔离起来。为此，其他工业战争(美国南北战争和英国与南非布尔人的战争)中组建关押此类族群特殊监禁点的经验被采纳了。于是，欧洲出现了第一批战俘营，这些俘虏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暂时被关押，直至战争结束。所有参战国都有类似的战俘营，其中关押的既有可能是敌对国的臣民，也可能是被认为不够忠诚的本国公民。

　　总而言之，关押俘虏已经成为战时的常规做法。战争初期一系列国家推行的战时法律为这种做法大开绿灯。例如，俄国军事当局获得最大授权，包括拥有不受限制的驱逐权，不仅针对个别嫌疑人，而且可针对整个群体。奥匈帝国皇帝已经开始下令，若是有人叛国和不服从当局，应中止其行使公民的基本权利，且必须接受军事审判。此外，奥匈帝国各级军事机关(包括军队司令部和野战宪兵)也开始审理民事案件，为“军事独裁”奠定了基础。

　　很快地，在关押过程中当局开始歧视、排挤某些族群。在俄国境内，日耳曼人开始受到排挤。就在昨天似乎还被视为最忠诚的本国公民，如今变成了“内部敌人”。1914年12月末，战时大本营参谋长尼古拉•雅努什克维奇下令，将所有日耳曼男性移民(至少20万人)强行迁出波兰各省。作为回应，奥匈帝国驱逐了几万名在他们看来不可靠的斯拉夫人，不分民族与信仰。这些斯拉夫人中既有信奉天主教的捷克人，也有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一战时，三四千名克罗地亚人死于匈牙利的阿拉德集中营。镇压也波及其他族群。例如，12000名意大利人因“领土收复主义”嫌疑被送至下奥地利省的各个战俘营。

　　在加利西亚上演的这一悲剧，可以用几个因素来解释。首要也是最主要的因素是，这一悲剧发生在直接战斗行动地带内。奥匈军队研究者弗拉基米尔•米罗诺夫指出，军事存在的残酷无情决定了事情必然如此。其次，还在一战前，一系列间谍丑闻就曾涉及加利西亚亲俄派，结果就是，在当时奥匈帝国境内间谍活动盛行的背景下，当局和社会对亲俄派采取敌对态度。此外，1914年8月，在奥匈帝国首轮军事失利后，加利西亚亲俄派不再掩饰自己的亲俄倾向。上述所有因素，决定了军事当局用史无前例的残酷手段对待所有被怀疑对俄国心存好感的卢森尼亚人。

　　当代俄罗斯反乌克兰政论文章中，有一种为人们深信不疑的观点广为流传，即加利西亚全部卢森尼亚居民都是奥匈帝国当局镇压的目标。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看法。众所周知，1915年前，下奥地利格明德附近的战俘营内，140个棚屋容纳了53000名卢森尼亚难民。战俘营还为这些难民修建了包括文化教育设施在内的所有基础设施。据某些评估，整个一战期间，来自加利西亚的共计80万难民流落至奥匈帝国内陆地区。那些出于某种原因留下来的人，之所以招致怀疑，和其属于哪个民族并无关系。将军队司令部的任意妄为与军事司法机关行使职能混为一谈，也是错误的。法官们做出不合司法规定的判决，往往是上级军事机关插手的结果。米罗诺夫强调，针对卢森尼亚人的法院审理可能会持续数年，且未必以判处死刑而告终。1915年12月的另一个案件中，加利西亚女性斯维齐斯卡因侮辱皇帝被判处两年监禁，法院认为她的行为是因“缺乏教育”所致。

　　随着前线局势恶化，加之关于加利西亚境内破坏活动的消息不断传来，主张采取严厉措施的拥护者活跃起来。先是从“不可靠”的卢森尼亚人中抓捕人质，继而迅速扩大为挨家挨户搜捕。奥地利历史学家尼可•戈尔曾研究过塔勒豪夫的文件，他指出，军队领导层所采取的行动中也会出现某种自相矛盾：这类逮捕被视为警告措施，但大部分被捕者并未犯过任何罪行。其间，军事法官们的冷酷无情显露无疑：一个人确实可能因为曾经去过俄罗斯人阅览室，或者在选举中给俄罗斯人党派投赞成票，而被作为间谍处死。最令人发指的极端事件，发生在1914年9月14日的佩列梅什利。当时，在军人的纵容下，一帮看守对被押送的亲俄派动用私刑，随后私刑演变成屠杀。这一事件迅速传开，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不得不亲自过问，要求军人唯有理由充分时才能采取“措施”。

　　当时，被捕的人数远超过了预期，必须进一步安置被捕者。塔勒豪夫被选中。塔勒豪夫位于距离格拉茨不远处，曾被用作步兵和骑兵的训练靶场，1914年起同时兼作军用机场。几个条件使得这个地方立刻被选定：塔勒豪夫位于大后方，拥有铁路网，交通便利，而且这个地方空间开阔、视野好。首批运来的2000名“俘虏”(亲俄派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双方都如此评价)于1914年9月4日抵达。从这一时刻起，两种故事——真实的塔勒豪夫战俘营及其被政治化了的叙事——开始变得密不可分。

　　2010年前的几年，奥地利国防部开始关注塔勒豪夫战俘营被关押者遗骸的迁葬问题。如今，这里是格拉茨-塔勒豪夫国际机场和尼特尼尔航空兵基地所在地。国防部方案实施过程中，一批奥地利历史学家在维也纳和当地(施泰马克)研究了大量与战俘营有关的文献。2010年，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正式公布于众。这是一份篇幅不长的文件分析报告，报告对流行最广、经常被政论文章视为确凿真相加以引用的关于塔勒豪夫的一系列论断提出了质疑。

　　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始提到的瓦夫里克的自传体随笔，这是最常被引用的塔勒豪夫主题的个人文献。瓦夫里克在一开始描写战俘营时就指出，他所使用的是塔勒豪夫被关押者的日记和便条。瓦夫里克随笔这样的文本与原始记录不同，是基于对厚厚一叠材料的研究而新创作出来的编写本。不仅如此，他秉持批评性研究态度，制造出一种多少有些奇怪的印象。而《塔勒豪夫选集》收录了大量被关押者的日记和回忆录，以最为详尽的笔触描述了战俘营的日常生活，反映了被关押者的内心状况。瓦夫里克的文章中基本上没有诸如“我看见了”、“我回想起”、“我身上发生了”等套话，尽管他所描述的事件(流行病、遍地饥荒、警卫的侮辱嘲弄)不可能不涉及他本人。作者将自己可能经历过的所有事情悉数融入对塔勒豪夫的抽象描述中。另外，尽管《塔勒豪夫选集》中的这些回忆录提到了种种残酷无情和肆意妄为的行径，但同时也描述了发生在战俘营内的某些正面事件。而与之相反的是，1966年的瓦夫里克自传体随笔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完全是一幅世界末日的图景。因此，阅读该文章时，一个念头不禁会冒出来：这篇文章出自旁观者之手，并且这名旁观者仿佛特意选取了手头素材中最骇人的情节。

　　将瓦夫里克1966年的自传体随笔与某一期《塔勒豪夫选集》中的另外一个自传体随笔进行对比，会发现更为奇怪的现象。在后者中瓦夫里克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在企图穿越战线失败后被捕，以及被关押在利沃夫的布里吉德基监狱(译者注：此处为音译，对应的英文名为Brygidki，是一战时位于乌克兰利沃夫的一所监狱)，后来转狱至泰雷津要塞的情形。泰雷津监狱因当地政府和居民态度友好而著称。然而，在1966年出版前夕，这一情节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版本：新版本中，瓦夫里克因“乌克兰沙文主义者告密”而被捕。至于当时是如何被捕、随后如何转狱至泰雷津，统统没有提及。与此同时，在1930年的一篇文章中，瓦夫里克指出，他在俄罗斯军队占领利沃夫的几天前，也就是1914年8月最后的一两天，被转至泰雷津要塞。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对文章做了如此大的改动，至今仍是个谜。

　　一早一晚的两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点：两篇文章中都没有提及作者何时从泰雷津要塞转至塔勒豪夫。在1966年版随笔中，瓦夫里克写道，1915年复活节(当年复活节应该是在3月22日至4月4日)后的几天，泰雷津要塞变得空荡荡。由此可间接推断，至少在1915年3月底前，他是身处泰雷津的。根据塔勒豪夫见证者们的陈述，在1915年5月初，一批知识分子被从泰雷津要塞运送至塔勒豪夫战俘营。《塔勒豪夫选集》的作者说明指出，瓦夫里克在泰雷津监狱待了一年后，被转至塔勒豪夫战俘营，继而他应征参军，前往意大利前线。曾被关押在泰雷津监狱的格里戈里•马卡尔神父证明，瓦夫里克当时是一名大学生，1915年7月至11月曾服过兵役。纪念作家瓦夫里克的悼文称，他曾于1915年10月被编入某团。因此，瓦夫里克很可能仅仅在塔勒豪夫待了几个月——从1915年5月或8月至10月，而当时局势已经稳定下来，正在好转。基本上这就可以解释为何他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及在战俘营中生活的个人印象，因为他的个人印象很可能与整个悲剧图景相悖。例如，在1930年版本的随笔中，瓦夫里克对塔勒豪夫的描述只有寥寥数语，而在后来的版本中干脆只字未提。

　　我们转向1966年版本随笔的事实部分。瓦夫里克强调，战俘营拥挤不堪、脏乱泥泞、缺乏基本便利设施，这些恰恰是“吸血鬼和刽子手”要消灭亲俄派所需要的。文件显示，事实上，负责组建战俘营的当地政府，完全没有准备好迎接如此迅速便抵达集中营的数千人，所有事宜不得不同时进行。继而，瓦夫里克指出，“直到1915年入冬前，塔勒豪夫还没有棚屋”，并且“在风雨和严寒中，人们只能露天躺在地上”。然而，文件显示，第一个帐篷营展开前，被俘的卢森尼亚人仅在露天环境下度过了四天时间(1914年9月4日至8日)。这个帐篷营包括40个分别可容纳30人的小帐篷和3个分别可容纳300人的大帐篷。

　　由于冬天即将来临，上层下令开始为被关押者建造更为耐用的居所。9月底前已经建成5个棚屋，每个棚屋可容纳250人，其余用地暂时用于建设机场。1914年11月11日，施泰尔马克的军事和地方当局报告称，还有30个棚屋在建，但是这些棚屋最初没有供暖设施。战俘营建设工程缺乏组织，导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另一方面，被捕的卢森尼亚人不断涌入，而且很快又有2000名波兰难民抵达塔勒豪夫，人员安置问题愈发棘手。两个机库各安置2000人，里面拥挤到令人窒息的程度。最初，没有规定为被关押者提供任何基础设施，尤其是卫生基础设施，于是流行病开始蔓延。

　　正如书中得出的结论，瓦夫里克将“塔勒豪夫人”和“卢森尼亚人”这两个概念等量齐观，暗指塔勒豪夫是对卢森尼亚人实施强制关押和肉体消灭的地方。这一观点与事实不符，因为奥匈帝国能够将任何一个表现出不忠于军事当局的臣民送入战俘营。例如，1914年，几十个罗马尼亚人被认定为“嫌疑人”并被处以死刑，而大多数人则被送至塔勒豪夫。捷克人、波兰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稍晚些还有犹太人，都进入了战俘营。1917年，在针对塔勒豪夫案件的议会代表审查过程中，参与者吉里•斯特日布尔纳指出，塔勒豪夫战俘营内甚至还有加利西亚的日耳曼人。他们的待遇完全相同，每一刻都可能死于传染病或战俘营警卫的肆意暴行。

　　1914年12月，战俘营内的伤寒和霍乱单发病例演变成了一场真正的流行病。瓦夫里克认为，这是当局摆脱令人憎恶的卢森尼亚人的另一个方法。他写道，“在塔勒豪夫，自然死亡很少见”，“因传染病毒害而死亡已经成为常态”，而“对快要死亡的人的救治问题，从未被提及”。事实上，已经生病或被怀疑生病的被关押者，会立即被送至隔离室，很快便出现了一个有500张病床的传染病医院。1915年1月，内务部卫生司的代表视察了塔勒豪夫，代表们返回维也纳后提交的报告声称，战俘营内的状况极其严峻。由于当时人们对于伤寒无能为力，战俘营停止接收新人，直到1915年3至4月，流行病才得到控制。

　　从奥匈帝国各地抵达塔勒豪夫战俘营的人数相当可观，加之1914年冬季至1915年春季的流行病，很难评估战俘营内被关押者人数和死亡人数。各种资料显示，1914年秋末前，塔勒豪夫内可能有5700、6680或8000人。1914年12月中旬前，这一数字为7000人，这个数字有时也被用于说明被关押人员的大概数量。据斯特日布尔纳的资料，“1914年12月，塔勒豪夫内来自加利西亚、布科维纳、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被关押者达到5千人”。瓦夫里克确信，战俘营存在期间，仅仅在战俘营待过的卢森尼亚人就有2万。但他并没有说明统计方法和数据来源。两人在战俘营内因流行病而死亡的人数(1000人和1700人)方面出现了分歧，并且在战俘营内死者总数上也存在争议。塔勒豪夫案件审查报告的作者们援引当地教会的记录。记录显示战俘营死亡1767人，其中1312人死于1914年9月至1915年4月。斯特日布尔纳称死亡2千人。

　　值得一提的是斯特日布尔纳最初的想法是展示奥匈帝国斯拉夫各民族普遍的从属地位。无怪乎1917年6月斯特日布尔纳在国会演讲时称塔勒豪夫并非只是卢森尼亚人的地狱，而是斯拉夫各民族的地狱。此外，他明确地将卢森尼亚人与“俄罗斯族人”区分开来(塔勒豪夫曾有一大批俄国军队战俘)。熟知斯特日布尔纳材料的瓦夫里克，忽略了塔勒豪夫战俘营内的其他族群，指出自战俘营成立起一年半内，仅卢森尼亚人就有3千人死亡。顺便提一句，在关于这一话题的当代俄罗斯文献中，存在着一种认识：那些不属于亲俄派的人，完全是偶然遭遇不幸，并且他们所受的折磨并不严重。

　　需要强调的是，对塔勒豪夫事件的周边研究还存在某些问题。首先是法律性问题。战俘营回忆录所描述事例中，军人目无法纪的行为让人不寒而栗。问题在于，是“军事独裁”时期的制度规定了原则上应如此对待被关押者，抑或是塔勒豪夫终究在某些地方有别于奥匈帝国境内为数众多的其他类似战俘营?米罗诺夫在自己的著作中阐述道，肆意妄为是奥匈帝国军队内部的惯例，这始终是军民关系中的一个污点。

　　如回忆录所描述，在行进途中，与施泰尔马克境内的奥匈帝国本国军人不同，负责护送卢森尼亚人的加利西亚本地人，给被捕者送来食物并发给他们钱。难道奥匈帝国军队的所有军人都患上了间谍恐惧症吗?这一问题也有待商榷。此外，如前文所述，不能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匈帝国的军事司法机关仅仅定性为压制体系。众所周知，自1915年3月起，塔勒豪夫开始释放妇女和老人。释放人员的限制逐渐放宽，继而扩大至其他被关押人员：自1916年1月起，在押人员为2808人，3月降至2271人，而9月已降至2000人。然而，这些人仍无法指望正式提起诉讼，并且因其诉讼往往查无实据，他们也没法指望获得某种补偿。

　　最主要的问题依然是，当局的镇压行动是否取决于被镇压对象的种族/民族特性。人们都知道，奥匈帝国国内存在着一个秘密的按忠诚度对臣民进行排序的体系(顺便说一句，和俄国一样)。雅罗斯拉夫•哈谢克(译者注：捷克讽刺作家)的小说《好兵帅克》对这种排序体系进行了形象描述。如前面所说，在塔勒豪夫战俘营内，除了卢森尼亚人俘虏外，同时还有一些卢森尼亚难民，这些难民唯有在后方才有可能取得从属身份。正如我们所见，两者的相互关系急剧转变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对另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关系，有时这种关系取决于统治族群和从属族群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哈谢克的作品以日耳曼人和捷克人的关系为例，对此进行了鲜明的展示。作品中，军医日耳曼人鲍茨确定，“所有捷克人都是逃避兵役的匪徒”。但另一方面，军医鲍茨会为那些忠诚民族(日耳曼人、匈牙利人)的代表虚报伤情，以展现他们的英勇无畏。战争年代，这样的种族隔离发展到空前规模，以至于出现了应当改变捷克军团的顽固论调，因为捷克军团给人们的印象是完全不可靠。无怪乎捷克人如此同情身处波希米亚泰雷津要塞内的卢森尼亚人。

　　而日耳曼人完全没有与卢森尼亚居民密切合作的经验。更有甚者，奥匈帝国政权甚至并不想深入了解加利西亚居民的种族/民族特性，只是因为他们遵循另外一个逻辑——战争时期极端条件下，要保持国家稳定。依据这一逻辑，若是卢森尼亚人身处国家腹地、远离战争，方可认定他们是向奥匈皇帝寻求庇护的忠诚臣民;若是他们出于某种原因留在原地或试图返回边远的家乡，他们就立即被怀疑并不忠诚。实践表明，政治因素的影响，使得“卢森尼亚人”这个概念在帝国当局眼中极为意味深长。根据格里戈里•马卡尔的回忆录，塔勒豪夫管理部门解释称，在征兵过程中应征入伍者使用“俄罗斯人”这一名称，但与俄国没有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官员们将他们称为“卢森尼亚人”的原因很复杂。

　　加利西亚处于边境交界带，村庄远离各个民族主义中心，决定了卢森尼亚人种族和民族比例很不稳定。最为典型的表现，是当时塔勒豪夫的部分卢森尼亚人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鼓动下，承认自己是乌克兰人。尽管像瓦夫里克所指出的那样，“农民很难再次接受洗礼，从卢森尼亚人一下子成为乌克兰人”，并且“践踏曾被自己视为最神圣和宝贵的东西”。曾在塔勒豪夫工作过的神父海因里希•波利扬斯基证实，经常有村民指责知识分子，说是正因为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和民族探索，才使得他们落到如此境地。

　　总体上，可以说加利西亚及其居民(不仅是卢森尼亚居民)沦为了两个陆上帝国战争的人质，在这场全新的战争中，各种军事和社会实践轮番上演。对于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小圈子里、远离现代工业世界的人们，与现代工业现实世界发生如此剧烈的碰撞，遭受的不只是创伤，甚至是休克。正在进行中的所有事件，合力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很显然，俄国军队在侵占加利西亚过程中的做法和奥匈帝国并无差异：抓捕人质并且不经法院审理处死破坏分子，驱逐“不可靠的人”，暴力疏散普通居民，撤退时采取“焦土”战术。卢森尼亚难民在俄国的生存条件极其艰苦。例如，在基辅，他们被安置在货栈和赛马场，或者干脆安置在早已超员的监狱牢房，与刑事犯共处一室。与奥匈帝国的塔勒豪夫一样，最初人们这样描述卢森尼亚人居住条件：卫生防疫不合格、没有标准饮食和医疗救助。这是因为无论是俄国，还是奥匈帝国，都是首次进行这种类型的战争，丝毫没有相关经验。

　　塔勒豪夫政治谜团

　　1920年代，亲俄派知识分子代表纷纷开始搜集“军事独裁”亲历者的证词。亲历者的回忆中充满了与新现实世界碰撞所产生的恐惧感，从他们身上能感受到这些经历导致的深刻情感创伤。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后来这一系列现象都以夸张的形式反映出来。在这当中，意识和社会化特点充分发挥了自身作用。另一个问题是，后来这些证据是如何被运用在伪科学和政治性文章中的。用戈尔的话说，正是塔勒豪夫事件影响到了卢森尼亚人作为一个民族的自觉意识。与卢森尼亚人问题(说得程度轻些——乌克兰问题)有关的事例大多充满了战俘营遗留下的创伤，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尽管如前面所述，塔勒豪夫战俘营中远不止卢森尼亚人一个族群。需要强调的是，对塔勒豪夫的描述，很快具有了鲜明的受难者性质。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一篇真正的史诗开始形成，并被亲俄派刊物冠以“加利西亚的各各他山”的名称。《塔勒豪夫选集》以掩饰不住的轻蔑态度，将那些急于躲避战争而安身于格明德难民营的卢森尼亚人，描述成不愿与自己民族共命运而急忙躲到自己的“皇帝陛下”“羽翼”下的人。这样的立场在当时颇具代表性。同时，在加利西亚事件中可以窥见一些反西方特征：《塔勒豪夫选集》的编辑们认为，奥匈帝国针对沿喀尔巴阡山地区俄罗斯居民的行动并非偶然，因为这一地区起着“预防性外壳”的作用，它的存在使得西方无法渗入俄罗斯世界的“心脏”。

　　随着苏维埃政权在加利西亚和喀尔巴阡山麓省的确立，这一论述的形成过程一度中断;随后，又在流亡侨民中不断发展。1960年代，美国的卢森尼亚活跃分子曾出版了两本书——《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罪行•1914-1917》(1964年)和前面已经多次提及的1966年版瓦夫里克小册子。两本书的出版安排在塔勒豪夫事件五十周年之前。尽管第一本书是对《塔勒豪夫选集》的模仿，第二本书也是基于《塔勒豪夫选集》的材料，但在思想宗旨上二者明显有别于《塔勒豪夫选集》。

　　翻阅《塔勒豪夫选集》时可以发现，其合著者们对于亲俄运动及其追随者的悲剧命运深感痛心。合著者们意图揭发奥匈帝国当局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罪行，然而他们却只是通过回忆录本身来说明问题。1960年代的出版物对于事件的解读已经完全是另一个视角。正是这些出版物，而非《塔勒豪夫选集》，为阐释1914至1917年间卢森尼亚人团体内外的事件定下了某种基调。例如，《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罪行•1914-1917》出版前，其出版商、出生于喀尔巴阡罗斯的美国籍企业家彼得•哈德强调，维也纳的恐怖政治只针对“俄罗斯人”，“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滔天罪行”可以追根溯源到“哈布斯堡王朝的罪行”。哈德还写道，奥匈帝国战俘营是纳粹灭绝集中营的前身。他哀叹道，在他生活的年代，这些恐怖行径的实施者并未被移交到像纽伦堡那样的法庭接受审判。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想法是后来反思的结果，因为无论是哈德，还是1966年版本的编辑罗曼•萨梅洛，都不曾目睹奥匈帝国的恐怖手段。他们在一战开始前就已经移居美国。二战期间，哈德曾参与组织对卢森尼亚遇难者的救助。显然，他的立场是受到二战的影响。后来，在他的资助下，美洲境内曾有不少卢森尼亚人组织，出版过相关文献。二战前后，哈德曾多次到访欧洲，无疑很清楚纳粹分子的罪行，以及波兰和苏维埃当局在自己“狭义祖国”内的人口政策。显而易见，在三十多年(1914至1947年)间，哈德边远故乡的居民定期会遭遇边境交界各国的轮番行动。这一事实使得居民们形成了一种观点，即自奥匈帝国时代起对于“俄罗斯人”的镇压政策具有某种连续性。瓦夫里克本身经历过1941至1944年间纳粹分子侵占加利西亚的事件，其间他的两个兄弟被处死。这件事也可能影响到他对于早先事件的看法。

　　因此，卢森尼亚作者们有选择性的描述很能说明问题，证明他们在诠释塔勒豪夫主题时，一开始就心存偏见。正如前文所述，随着一战的开始，所有参战国都开始采取关押俘虏的做法，连加拿大也不例外。加拿大在自己境内设立了24个集中营，在押者中有约5500名奥匈帝国公民，其中大部分在原籍被称为卢森尼亚人。加拿大历史学家卢博米尔•卢秋克指出，这些移民竟然是因为无法用英语解释清楚自己属于哪个民族而被关进集中营的。被关押者常常死于监禁，胆敢逃跑的人多被警卫追捕回来后杀死。为了自保，被关押者被迫为国家和私人企业工作。某些人甚至在集中营内被关押至1920年3月。然而，这些卢森尼亚人的命运显然并未引起塔勒豪夫主题作者们的关注。因为“不怀好意”的乌克兰人并未参与其中，而加拿大距离俄国过于遥远，并且在两场世界大战中都站在俄国这一边。保持政治正确性的见解很可能也起了一定作用，(因为)相当一部分卢森尼亚人组织位于美洲，例如，萨梅洛自己也定居在加拿大。

　　前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是卢森尼亚思想在“发源地”复兴的时期。在各加盟共和国争取主权的运动中，卢森尼亚人的主要目标是实现自己的民族文化特性和确立自己的政治自主性。然而，无论是基辅当局还是地方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对于卢森尼亚人的主张都无动于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其主张沦为了毫无裨益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辩论。令人好奇的是，卢森尼亚作者们在批评对手乌克兰人的“觉悟”(译者注：原文中该词为乌克兰语)的同时，自己却也急于采用同样的说辞，并且指出，“每一个有觉悟的喀尔巴阡罗斯爱国者”，应人手一册瓦夫里克随笔。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卢森尼亚思想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在俄罗斯境内也得以传承延续。这种情况下，几种社会进程一下子相互紧紧纠缠在一起。按照当时流传甚广的说法，“当局”将“真相”藏在图书馆“专门保存处”。随着“专门保存处”被取缔，只有一摞厚厚的移民文献可供查阅。文献指出，前苏联政权的镇压政策首先是对俄罗斯人的种族灭绝。前面提及的1960年代的卢森尼亚人出版物，将这种种族灭绝扩大至奥匈帝国时期。因此，在俄国保守政论文章中，塔勒豪夫事件有时确实会被视为“大规模屠杀俄罗斯民族的起始阶段”，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布尔什维克执政时。尽管很难理解奥匈帝国的战时措施如何能与斯大林的镇压政策相提并论，然而关于把卢森尼亚人作为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予以灭绝的论述，仍然在相应的俄罗斯团体内迅速得到认同。除上述传统因素外，真实或臆想的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内对俄罗斯人的镇压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即便在当代俄罗斯存在的初期，对俄罗斯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形象仍被右翼激进分子作为武器。例如，1992年《我们的时代》报(俄罗斯民族共和党的喉舌机构)写道，从“乌克兰独立主义者”的角度而言，“对于整个卢森尼亚族群”的追捕，与对乌克兰境内俄罗斯人和说俄语居民的潜在种族灭绝，是密不可分的。当时公开发表的科学著作中，这一论题与俄国保守思想的两个传统看法紧密相关：西方集体始终持某种反俄战略，乌克兰是其反俄战略的间谍。前苏联长期以来的反西方传统，为这一理论的生根发芽提供了土壤，尽管前苏联时代乌克兰人被称作“兄弟民族”。

　　最终，一个几乎是折中的、远落后于时代的概念产生了。根据这一概念，西方一方面迫害加利西亚的卢森尼亚人，并将他们关押在塔勒豪夫战俘营，由此对一部分俄罗斯民族实施种族灭绝，另一方面用“乌克兰民族主义”来蒙蔽俄罗斯民族的另一部分人，并利用这些人。不同时代，“西方”这一概念的内涵有所不同，起初是奥匈帝国，然后是“第三帝国”，继而是以美国为首的某个集体性机构。按照这种逻辑，乌克兰人世世代代都是这一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不仅如此，“种族灭绝”的执行者有时可能是布尔什维克，也可能是新俄罗斯民主政权。一言以蔽之，是当下任何一个需要被打上烙印的行动者。因此，当对于真实事件的研究已经不再引起关注时，不但塔勒豪夫事件急速被政治化，而且“种族灭绝”这一概念本身的意义也被弱化了。

　　恰恰是这个切入点，让上述观点为今天的“亲俄派”所接纳。然而，这些亲俄派有别于“先驱者”那一代人，他们亲眼见证了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他们也是在曾经令其前辈备感恐惧和难堪的现实碰撞中成长起来的。过去一百年积累了丰富社会经验的高科技和高度工业化社会，其所有成果被“新亲俄派”反过来用于这些成果并不适合的当时的种种情形。应着重强调的是，从“新亲俄派”对1914至1917年事件的评价中，能够感受到他们试图将之与1939至1945年事件进行对照，其时纳粹分子在欧洲推行按种族特征实施彻底灭绝的政策。

　　可以想见，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对于昔日的苏联公民而言，较之在苏联时期被称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41至1945年这个时间段更加接近和更易于理解。另一方面，通过战后审判，纳粹种族灭绝政策的性质得到了充分研究，这是全世界的共同财富。而与之相反，对奥匈帝国各个种族之间关系的研究，曾经是并且现在依然是专家关注的焦点，在更大范围内不为人熟知，而且其程度也无法与两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

　　梳理当代俄罗斯专门探讨塔勒豪夫以及相关主题的政治性和伪科学文章时，需要指出一点，各篇文章和各本书虽然有着选择性的变化，但都重复了从1960年代卢森尼亚人出版物中提炼出来的三个基本观点：

　　一、一战期间奥匈帝国迫害卢森尼亚人的政策是“对俄罗斯人的种族灭绝”;

　　二、塔勒豪夫成为欧洲的第一座死亡集中营，后来类似做法都是对其的效仿;

　　三、“叛徒”乌克兰人参与了对亲俄派运动的镇压，并由此成为奥匈帝国对俄罗斯人种族灭绝的直接共犯。

　　现在我们对每一点进行详细解读。

　　国际法框架内种族灭绝这一定义的表述，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经验教训的推动下形成的，这涉及土耳其境内亚美尼亚人和纳粹分子侵占区域内犹太人所遭遇到的种族灭绝。1948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了将种族灭绝定义为“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任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2007年一篇文章提到奥地利政府“承认”种族灭绝，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哪怕是因为其表述不当。

　　种族灭绝及其具体行为是十分严重的指控，需要相当充足的证据。因此，在国际法实践中，经常使用诸如“种族清洗”之类的其他更为审慎的表述。为了对种族灭绝现象进行分级，成立了由不同领域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然而，这并不妨碍在学术研究中使用“反俄罗斯种族灭绝”的术语，也不妨碍保守政论家们以《对喀尔巴阡罗斯“亲俄派”的种族灭绝——蓄意沉默的20世纪悲剧》这样高调激昂的名字来再版瓦夫里克的著作。

　　政论家们如此信心十足地使用“反俄罗斯种族灭绝”这一术语，就仿佛他们掌握了完全确定且证据充分的遇害者人数资料。然而，相关文献中的资料极其分散零乱。例如，2005年探讨“马泽帕主义”(译者注：民族主义者的行话，即乌克兰运动)的书指出，“数以万计的亲俄派在集中营内被绞死、射杀或折磨至死”。书中用了几页的篇幅讲述“成千上万人被杀害和失血至死”。2007年的一篇文章提到遇害者达10万。2012年出版的书中提到集中营内6万人遇害和10万人非正常死亡。此外，用作者的话说，被强制驱逐出境者已经无法统计。2015年的一篇文章很显然只是简单地将以上数字相加，得出14万至16万人遇难的数据。

　　这些资料的来源无从知晓。唯有一次，俄罗斯作家П.利多夫斯基的文章援引了前苏联历史学家、乌克兰人瓦西里•奥谢钦斯基的博士论文中关于15万人死于“包括塔勒豪夫在内的肉体灭绝据点”的说法。奥谢钦斯基的文章写于1949年，纳粹种族灭绝的活生生例子就在眼前，但文中并没有指明这一数字源于何处。不仅如此，五年后，在基于这一论文的学术专著中，奥谢钦斯基没做任何解释，就将集中营内的死亡人数减了5万人。他在提到加利西亚直接被处死的人时，指出“超过6万人”被绞死或射杀，并标明出处来自奥匈帝国议会的会议纪要。

　　在对这一观点进行验证时，人们发现非但上述会议纪要不可靠，纪要的原话也遭到了曲解。这涉及加利西亚代表、未来的波兰政治家伊格纳齐•达申斯基的陈述。达申斯基谴责的主要对象是军事司法机关的任意妄为及其轻率的死刑判决。谈到被处以死刑的人时，达申斯基指出，“一些人说是3万人，另一些人说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多”，他自己也不知道事实究竟如何。按照另一位代表利亚索茨基伯爵的说法，他本人也不知道“在加利西亚被处以死刑的人数事实上达到多少，据说是数以万计”。除此之外，利亚索茨基指出，许多军官故意“散布似乎有大量迫害和死刑事件的谣言”。为此他举了个例子。起初，他听说加利西亚村邮局局长拉兹沃多夫“被处死”，后来却在塔勒豪夫被关押者中意外地发现了他。

　　不难想见，恰恰是奥匈帝国议会会议上的这些谣言，首先被卢森尼亚人、继而被当代俄罗斯的政论文章所沿用。同时，一战时就已经出现的俄罗斯官方统计尚在。据统计，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喀尔巴阡山麓省共有4万人被驱逐。根据战地法庭的判决，其中1万人被驱逐至东加利西亚，1500人被处以死刑。后来，获释的塔勒豪夫被关押者们试图亲自搜索集中营内死亡人数的信息。例如，根据瓦西里•库里洛神父的统计，1915年有168名卢森尼亚人和列姆克人(译者注：乌克兰的民族集团)死于塔勒豪夫。尽管数据不全，但能够给出一个大致的范围。然而，可能作者们觉得对于确认种族灭绝而言这一数字太少了，因此没有采用。

　　显然，这些政治性文章的作者不在乎寻找可信数据以及保持科学严谨的态度。例如，利多夫斯基不知出于何故称奥谢钦斯基为“奥谢奇基内”，并援引了对方论文摘要中有错误的那一页。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作者们谈及“对俄罗斯人的种族灭绝”时，对援引出处——历史学家米哈伊尔•叶林有关奥地利国内苏联战俘的文章——的说明并不属实。不仅被援引的文章没有提及这一事件，甚至连援引的页码也不对。在这一问题上，作者们完全没有显示出应有的专业素养。众所周知，他们称之为“集中营”的塔勒豪夫和泰雷津是修建在要塞内的监狱，二战时当地才再次修建集中营。2015年一篇有关塔勒豪夫的文章在发表时配了一幅经过Photoshop软件处理过的德国吞并苏台德照片的局部图。照片上哭泣的妇女被“转移”至塔勒豪夫。由此，塔勒豪夫的名字以现代花体字的形式深深印入人们心里。另外一张照片反映了一个令人好奇的情节。这张照片常常被用作反映奥匈帝国在塔勒豪夫的恐怖手段。照片上奥匈帝国军人以三名被绞死的人——神父罗曼•别列佐夫斯基、职员列夫•科贝利扬斯基和农民潘捷列蒙•扎比亚克——为背景进行摆拍。1924年利沃夫的《农民报》详细描述了这三名被处死者案件的审理过程，后来《塔勒豪夫选集》中再版了相关材料。资料显示，根据利沃夫法庭巡回委员会的判决，这三人于1914年8月30日就已经在穆卡切沃被处死。审理案件时，法官们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例如，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别列佐夫斯基，为躲避正在进攻的俄罗斯军队而逃跑时，裹挟了教区的部分现金，并且在他身上搜出了有大量标注的学校地形图。而科贝利扬斯基无法解释清楚超过自己收入的现金来自何处。对于法庭而言，根据这些“罪证”以及被告们自相矛盾的供词，足以认定其犯有为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的罪行。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人已经从军事机关任意妄为的牺牲者，变为“对俄罗斯人种族灭绝”的牺牲者。不同版本的叙事，时而将这些被处决者“转移”至加利西亚(如同1966年版本的小册子)，时而“转移”至塔勒豪夫(如同维基百科的俄文版和其他一系列俄文网站)。

　　为延续种族灭绝的主题，俄罗斯政论文章一直保持着卢森尼亚人流亡侨民历史文献中的传统观念。根据这一观念，塔勒豪夫与泰雷津类似，二者都是“针对和平居民的首批死亡集中营”和纳粹肉体灭绝营。奥地利机关被称为“奥斯维辛、达豪和特雷布林卡的前身”。专门研究对亲俄派镇压问题的奥地利历史学家们认为，由于军人的恣意妄为，无法确切统计被处死者的数量。他们强调，原则上不应将奥匈帝国在战争条件下的政策，与纳粹的灭绝政策相提并论，后者的推行与战争无关。

　　最后，还有一个引人关注的主题，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参加对亲俄派的镇压活动。这一事实不容否认，但实际参与程度还有待查证。无论如何，很难确定回忆录中描述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每一起事件中是自觉表明政治立场，或者只是在打自己的小算盘，想趁机打劫他人钱财，以协助军事当局。议会代表尼古拉•瓦西里科的事例极具代表性。在关于塔勒豪夫的出版物中，他有时被描述成亲俄派乃至整个俄罗斯民族的主要镇压者之一。瓦西里科出身于罗马尼亚的贵族家庭，起初是亲俄党派活跃分子，继而转至对立面。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自身的代表身份获利。尽管如此，在当代的保守政论文中，乌克兰人还是被打上了自己民族的叛徒和实施种族灭绝的“社会伪警察”的烙印。这一印象也是源自流亡侨民的描述。早在1960年代列姆克人联盟在美国出版的《喀尔巴阡日历》中，为强调乌克兰人的“雇佣兵”身份，便将其称为“亚内恰尔士兵”(译者注：14世纪建立的土耳其正规步兵)和“纳粹海达马克”(译者注：海达马克是土耳其语，意为掠夺者或抢劫者，后被用于指代1918至1920年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两者曾促使“西方认定俄罗斯是帝国主义，并打算将俄罗斯从地球上彻底清除掉”。

　　与此同时，奥匈帝国对待乌克兰人的政策也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奥地利历史学家沃尔夫迪特•比尔指出，在奥匈帝国“乌克兰人”的称谓只用于半正式场合，而在正式公文中则统一使用“卢森尼亚人”的称谓。对于在国家层面引入“乌克兰人”这一概念，1915至1916年期间，知名的斯拉夫教授们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1918年4月，奥匈帝国地方防卫部才颁布命令，将文件中的“卢森尼亚人”更换成“乌克兰人”，但是帝国战争部以未经政府批准为由拒绝使用这一称谓。

　　还应指出一点：尽管奥地利领导层与某些乌克兰组织合作，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并未幸运地避开军事司法机关的突然袭击。据乌克兰民族主义活跃分子瓦西里•马科夫斯基回忆，他之所以身陷塔勒豪夫，纯粹是因为战争开始时他恰好在敖德萨的朋友那里。后来他从敖德萨绕道而行，历经艰辛才回到加利西亚的家中。另一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契罗夫斯基，曾参与镇压塔勒豪夫的亲俄派，后来因敲诈被关押者、索贿被军事法庭判处6年苦役。还有一个典型事件：1915年夏天，随着俄国军队从加利西亚撤退、新一轮的迫害开始，前一年还曾逮捕亲俄派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也身陷塔勒豪夫。

　　与上述主要情节相伴的，还有更多的次要情节。例如，2012年的出版物提到乌克兰方面对于“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闭口不提。作者很可能不知道，早在2004年10月，乌克兰最高拉达就已经通过了《纪念塔勒豪夫集中营悲剧90周年》的命令。命令规定，采取一系列措施永久纪念乌克兰西部省份“恐怖杀戮的牺牲者”，并在大众媒体上予以“广泛说明”。乌克兰百科全书描述了塔勒豪夫，中小学教科书提及了塔勒豪夫，甚至乌克兰西部出版的书籍也提及了塔勒豪夫。只有在奥匈帝国的“军事独裁”年代，人们才绝口不提与塔勒豪夫有关的事件。1917年5月，议会恢复运行后掀开了整个历史画面。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塔勒豪夫悲剧被两场世界大战遮掩了。集中营材料研究委员会成员尼科利•科尔指出，甚至在奥地利国内，也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

　　结语

　　塔勒豪夫事件已经过去100年了。在此期间，欧洲的政治版图多次发生变化，习以为常的现实一次又一次更迭。对此，人们都能照单接受，有时甚至病态到试图为这样的更迭做出解释。苏联帝国的崩溃和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衰落，给俄罗斯社会相当一部分人造成了创伤，这两大事件多被与某些外部力量的作用相关联。在此基础上，一系列历史情节被重新审视并被急剧政治化，塔勒豪夫亦不能逃脱这一命运。在关系到独立的乌克兰国家之诞生的更大背景下，围绕塔勒豪夫的各种事件被拿来大做文章。独立的乌克兰国家存在期间，反乌克兰分子更是乐于指出，自奥匈帝国时代直至今日，反俄政策始终保持某种连续性。

　　早在19世纪下半叶，在俄国保守思想所特有的反乌克兰经典描述中，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起初被视为波兰人的阴谋诡计。传统上，波兰人被看作东正教徒的精神对立面。随着俄国与奥匈帝国关系的恶化，在俄国当局眼中，乌克兰人变成了维也纳颠覆政策的引路人——维也纳试图借助乌克兰人分裂“三位一体”的俄罗斯民族。当圣彼得堡越来越积极支持加利西亚亲俄派团体时，奥匈帝国臣民按忠诚度排序的非正式阶梯也日趋明显。

　　为此，我们重新回到奥匈帝国与现代国家的模式差异上来。需要指出的是，哈布斯堡王朝依然继续保留着在当时就已经过时的体制。这一体制对公民进行区分的标准是其对帝王的忠诚度，而非种族或宗教归属。例如，奥匈帝国先锋队的代表们，就其出身而言是日耳曼人，但他们仍遭到全社会的谴责，或者像埃贡•席勒(译者注：奥地利画家)一样，甚至被关进监狱。原因在于有观点认为，他们动摇了稳定的秩序。另一方面，怀揣对奥匈帝国爱国热情的斯拉夫民族，却能够在帝国的精神层面和国家层面内占据最高的位置。他们当中也有诸如伊万•戈尔巴乔夫(卫生部长)和伊万•普柳伊(布拉格高等工学院校长)这样的加利西亚移民。

　　一战初期发生在奥匈帝国东部边境的悲剧，实际上涉及边境地区的所有民族，这不仅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中两国冲突的结果。这一悲剧，是酝酿已久的相互敌视的顶点。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帝国内占据统治地位的群体(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其“斯拉夫危险论”这一集体神话对奥匈帝国的政策产生了不小影响。“斯拉夫危险论”认为，主要的推动力量是俄罗斯。战时条件下，由于间谍恐惧症和舆论宣传，类似的神话重新活跃起来。在奥匈帝国，凡实际同情敌人或有不忠于政权之嫌的人，都遭到了镇压。由此，任何一个臣民，事实上都可能被军事法庭处以监禁或死刑。

　　正如前面提到的，在奥地利，很少有人知道1914至1916年间的“军事独裁”现象，更别提有关俄国的情况。在俄国的保守论述中，透过诸如1917年革命、国内战争、苏联卫国战争等一系列事件的棱镜，塔勒豪夫“史诗”发生了怪诞的突变。尤应关注的是，这些事件不仅对于俄罗斯历史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在前苏联成长起来的当今保守作家而言，也是促使他们社会化的关键。相似的状况为我们揭开了某些现象的本质。如前所述，塔勒豪夫常常被等同于奥斯维辛和第三帝国时代的其他灭绝营。这真可以说有些荒谬。保守作家们想当然地认为，奥匈帝国的战俘营是纳粹集中营的前身。事实上，这些保守作家从中学时代起就熟知的、作为法西斯象征的奥斯维辛，反过来造就了他们后来才知晓的塔勒豪夫。在从历史维度看来并不长的一段时期内，奥匈帝国的战俘营和纳粹死亡集中营还是有区别的，但在非专业人士的意识中二者确实可能被混为一谈。例如，为奥匈帝国泰雷津监狱配插图时，有时会使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纳粹集中营的照片。

　　有时，伪宗教的华丽辞藻甚嚣尘上：“乌克兰民族主义”被称作“邪说”、“该隐之罪”，其拥护者被称作“东正教文明的叛徒”。围绕这些事件的政治激情被一再催化，使得许多重要的问题被挤至阴影之下。例如“军事独裁”开始前及其过程中军民关系如何，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镇压自身反对者问题上的政治参与程度到底有多深，等等。

　　最近两年的事件以及与之相关的俄乌关系，使得塔勒豪夫以及围绕其发生的各种事件，成了时髦的反乌克兰神话恒久不变的典型例子。有时，作家们甚至懒得动笔撰写新的反西方材料，只是从迫切性角度出发，赋予旧材料以现实意义。在我们的时代，这一神话保持着原有的折中描述，同时又添加了鲜明的反西方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乌克兰民族主义”是指“具有俄国南部地方色彩的西欧主义”，其目的在于破坏“俄罗斯统一”。乌克兰被指控在新罗西亚(译者注：18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俄国南部和乌克兰西部的历史地区，位于黑海北岸草原地带)继续推行始于塔勒豪夫的“欧洲式的种族灭绝”，然而又“没有欧洲参与其中”。2014年的敖德萨和马里乌波尔事件，被拿来与哈滕和利迪策的纳粹分子报复性大屠杀相提并论。应当指出，在此背景下，诸如“纳粹主义”和“种族灭绝”一类的词汇，完全失去了其最初内涵，转变为政治“辱骂”，用于将反对者污蔑为“绝对之恶”。

　　正因此，已经有人试图不仅将眼下的乌克兰事件、更要将作为独立国家存在的乌克兰本身，解读成西方反俄策略的一部分。很难说哪些国家卷入了这一策略中，有时会涉及奥地利、匈牙利甚至捷克，它们都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者，但和其鲜有共同之处。当今俄罗斯世界反对者的策略可以回溯至纳粹分子，进而进一步追溯至塔勒豪夫这一对俄罗斯人种族灭绝描述的起点。由此，也产生了一种愿望，即将真实历史事件变成对事件本质的追问，这一愿望似乎对于理解与乌克兰危机有关的所有进程都很有现实意义。如此一来，100年前和不久前发生的人类悲剧，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群用于制造某种声势。由此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破坏性社会舆论已经完全背离历史原型，不再具有价值。

　　（相关简介：伊戈尔·巴里诺夫（Игорь Баринов），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研究人员。本文原文为俄文，刊于《最新东欧历史与文化论坛》（Форум новейшей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2015年第2期（http://www1.ku-eichstaett.de/ZIMOS/forum/docs/forumruss24/07Barinov.pdf）。限于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