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提要

　　鉴于美国是世界强国中唯一处于西半球的国家，且对大中东地区的能源依赖度逐年下降，所以美国理应减少对该地区的军事部署。但是，长期以来，美国在大中东不仅军事基地规模最大，而且驻军人数最多。为解释这一现象，本文以大中东地区为例，从战略层面、军事层面、政治层面和利益层面四个维度出发，考察美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动因。研究发现，将敌人遏制在战区范围内是美国海外军事部署的隐性逻辑。通过在盟国土地上部署军事基地，美国不仅可以对各区域“分而治之”，而且成为利益攸关方和议题设置者。美国在大中东地区部署军事基地，承载着谋求地区领导权、增强军事投射能力、巩固军事联盟体系和维护现实利益等多重功能。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大中东地区事务缺乏干预的热心，但是对于实力衰落的美国来说海外军事基地的政治象征意义与军事作战意义同等重要，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继续发挥传统军事功能和非传统政治与外交功能。

　　引言

　　后冷战时期除美国外其它世界强国如英、法、德、俄、中、印、日等均集中在欧亚大陆。即便如此，美国是世界上唯一进行全球军事部署的超级军事大国，其海外军事基地的打击半径涵盖三大战略利益区——西欧、亚太和大中东。通过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美国从遥远的西半球“边缘国家”变成了“世界岛”上三大关键区的“近邻”，为美国克服地缘劣势、干预地区事务、对各战区“分而治之”、阻止地区强国通过区域一体化推动“去美国化”提供了抓手。

　　21世纪初，美国全球军事基地部署主要分布在三大区域，一是欧洲军事基地群，包括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约12万人;二是亚太军事基地群，包括日本本土、韩国、冲绳、关岛、新加坡、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约8万人;三是大中东军事基地群，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管辖下的海合会和阿富汗，欧洲司令部管辖下的土耳其，以及非洲司令部管辖下的吉布提等，约7万人。

　　与美国在欧洲和西太平洋相对固定、规模较大、应对大国威胁的“静态”军事基地不同，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往往出于发动战争、参与战后维和、打击恐怖主义等临时性任务的需要，更具机动性和灵活性，包括发动1991年海湾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利比亚战争、2014年以来空袭“伊斯兰国”组织等。为执行临时性任务，美国一度在大中东地区部署了1/3以上的军事力量。

　　美国在大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功效与西欧与亚太也不一样。西欧和亚太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也是西方民主价值观输出的重点地区。美国已建立了高度机制化的北约、美日、美韩、美澳新等双边和多边联盟体系。这些军事基地的东道国是美国领导地位的拥护者和西方民主价值观的传播者。相比之下，美国从大中东进口的能源占其能源消费量不足5%，美国在大中东地区建立西式民主政体的努力乏善可陈，且军事基地的东道国大多是西方民主和价值观的抵制者和反对者。在大中东地区，美国部署军事基地更加谨慎，既为了节省开支，又尽可能防止基地的“政治化”。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关闭或向基地东道国移交了60%左右的军事基地，军事战斗人员减少50万人左右。奥巴马政府试图将全球战略重心从大中东地区东移亚太，关闭了在伊拉克、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吉尔吉斯坦等国的军事基地，保留了在土耳其、沙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阿曼、吉布提、阿富汗等国的军事基地以及在伊拉克、约旦、埃及和以色列的柔性军事存在。本文认为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是其全球军事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考虑了四个因素：在战略上维护全球领导权在军事上增强投射能力，在政治上巩固地区联盟体系，在经济上保护现实利益。

　　1战略维度：维护领导权

　　美国全球军事部署是巩固其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保障。维护美国在全球的一超地位，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海外军事基地是美国国际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的共同追求。前者认为，美国像当年的罗马帝国一样，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是超级大国，美国有能力领导世界、改造世界;后者则认为，美国要维护本土安全，就必须拒敌人于境外，将战场推到敌人的“家门口”。正如美国学者卡普兰(RobertKaplan)所言，美国帝国主义的行为实际上是孤立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为了维护美国本土绝对安全，美国必须征服世界，包括在关键地区维持战略平衡和军事主导权。征服世界，既是美国维护绝对安全的需要，又是美国传播“福音”的重要手段。

　　冷战时期，美国通过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军事部署，将苏联的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力限制在欧亚大陆的腹地;美国在东亚、东南亚、中东、地中海、南欧和西欧的军事基地，使之能够维护其在海洋国家的领导权。199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二战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对海外前沿地区的利益保护，以及对美国盟友的保护，与美国军事力量的前沿部署息息相关。美国通过永久驻军、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网、设施与后勤补给站、定期部署巡逻力量、开展军事演习以及美国军事部门的出访等手段增强其海外军事存在。该报告将“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视为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最重要任务。

　　奥巴马入主白宫时，美国全球军事部署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海外驻军19万，雇员和文官11.5万，海外军事基地约900处，遍布46个国家和地区;五角大楼拥有79.5万英亩的土地、2.6万处建筑总价值约1460亿美元，这些军事基地大多分布在亚太、欧洲和大中东地区。美国大约1/3的国防开支用于海外军事基地部署设施维护和军事活动20082009和2010财政年，美国全球军事行动的开支分别为2441亿美元、2721亿美元和2699亿美元。

　　2011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指出：美国维护领导地位就是运用其综合国力保卫美国国家利益并促进国际安全与稳定美国是促进者确保者、召集和保证者。2014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强调，美国在未来100年要继续“领导世界”。他指出，“我们将在世界舞台上继续领导世界。如果我们不能领导世界，其它国家也做不到领导世界”。

　　截至2015年，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共587处，其中陆军基地255处海军基地128处空军基地182处海军陆战队基地22处。2015年《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强调在维持全球军事领导权的基础上，进一步维护美国在国际上的道义领导权(Ethical Leadership)。“问题不是美国要不要领导未来，而是如何领导未来。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没有什么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能够离开美国当然很多问题光依靠美国一家也难以解决。美国的领导地位对于鼓励国际社会采取集体行动和抓住战略机遇期至关重要。”在后奥巴马时代，美国认为大中东地区挑战美国领导权可能性最大，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网络，“伊斯兰国”组织以及其它暴力极端主义势力构成的挑战。

　　在大中东地区，无论是在中亚、西亚、红海、北非还是在东地中海地区，美国都通过网络化的军事基地群，巩固地区领导权。从陆军与海军部署来看，截至2016年，美国在中亚部署1.1万余人，在西亚、北非和东非部署了5.8万人。其中在海湾地区，美国的军事部署以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为重点，部署了5万人;在红海与亚丁湾，美国以吉布提为军事基地部署的重点，部署了3000人左右;在东地中海，美国以土耳其的军事部署为重点，部署了近2000人;在西地中海和北非地区，美国以部署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海军基地的第六舰队为重点，辐射北非地区，并一度在阿尔及利亚建立柔性军事存在打击马格里布“基地”组织。2011年北约武装干涉利比亚时，北约位于意大利的锡戈内拉(Sigonella)空军基地作为欧洲最靠近北非的军用机场，在“奥德赛黎明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丹麦皇家空军也从该基地起飞空袭利比亚。从海军部署来看，美国第五舰队负责从红海到阿拉伯海及波斯湾的海域安全，司令部设在巴林;第六舰队负责地中海沿岸的海上安全，司令部设在意大利加埃塔。美国在大中东的基地形成了相互联动的网状结构，支撑美国的全球领导权。相比之下，英国在塞浦路斯和巴林、法国在吉布提和阿联酋、俄罗斯在叙利亚、土耳其在卡塔尔、日本在吉布提虽部署了军事基地，却无意建立地区领导权。

　　2军事维度：增强投射能力

　　马汉指出，国家强大的两个主要标准是巨大的海外贸易和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而这两者均要依靠一支有效且强大的海军。要发展海军，离不开海上加油站和海外军事基地。1986年，美国海军部宣布，美国海军将控制全球16个战略咽喉要道分别是：马六甲海峡、望加锡海峡、巽他海峡、朝鲜海峡、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直布罗陀海峡、斯卡格拉克海峡、卡特加特海峡、格陵兰—冰岛—联合王国海峡、巴拿马运河、佛罗里达海峡、阿拉斯加湾、非洲以南和北美航道。

　　美国在大中东军事基地旨在增强投射能力。在建国后相当长时间里，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因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阻隔，加上北方加拿大和南方墨西哥实力较弱，美国可以远离冲突频发的欧洲和亚太，独自经营自己的后院——美洲。当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后，其海外利益不断拓展，军事力量也逐步投向海外。美国在海外逐步部署了永久性军事基地，既可以将敌人的威胁限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又可以维护海外盟友的安全，彰显美国对盟国的义务。美国参加一战、二战、冷战和反恐战争，都基于这一逻辑。美国通过将军事力量部署在海外来增强全球军事投射能力，提升对危机爆发后的地区干预水平。

　　美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军事力量，包括在全球公共领地(如四大洋的公海地区)和国外土地上部署军事力量，增加威慑的可信度。海外军事投射能力，包括在战区联合举行军事演习、巩固军事同盟、建立后勤补给基地以及部署前沿军事力量等，需要广泛利用国际公海、国际空间、太空、网络空间和电磁波谱。其力量投射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潜在敌国的反介入(anti-access)和区域拒阻(area-denial)战略。这种战略包括敌国利用空军力量和防空系统压制美国空军在前沿的制空权;利用短程反舰导弹和潜艇发射鱼雷，抵消美国海军的优势;利用生化武器阻止美军的介入;发动网络战破坏美军在战区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利用规模优势和人海战术部署地雷、水雷或封锁海峡、陆上军事要塞、海岸线等;将小艇装满炸药逼退美国的海上船只利用无人机系统或特种兵发动突袭等。近年来，美国军方提出了“海空一体战”(Air-SeaBattle)构想，即通过整合空军、陆军、海军、太空和网络空间的力量，提升力量投射能力，促进各司令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增强威慑与作战能力，削弱敌人的反介入与区域拒阻能力。

　　正如法国军事家拿破仑所言：“发动战争的能力取决于机动能力”。力量投射是大国保持战略机动性的手段它系指“一国将政治、经济、信息和军事力量快速并有效地部署在某一地区、并维持在该地区军事部署的能力，以应对威胁、强化威慑和增强地区稳定”。力量投射依赖于军事力量的机动性，与被投射力量成正比与所花费时间成反比。换言之，力量投射是一种快速部署与及时调动军事力量并在军事行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能力。美国国防部认为，快速部署武装力量，可以占据主导地位使力量投射者能够选择合适的时机进攻敌人的权力中心地带，受打击方要么被动应对，要么退缩。海外军事基地增强了部署国的军事投射能力，增加打击的强度与精确度。美军现有9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包括6个地区司令部(美国北方司令部、中央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及非洲司令部)和3个任务司令部(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战略司令部和运输司令部)。这些军事基地增强了美国全球军事部署能力，奠定了美国超级军事大国的国际地位。在利益攸关地区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后，美国军事力量能够在数小时内迅速对热点地区进行干预，阻止敌国采取反制措施。

　　冷战时期，美苏同时争夺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力量投射是关键。苏联由于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占据地缘优势。相比之下，美国远离欧亚大陆，军事投射受到大西洋和太平洋等巨大水域的阻隔。为克服这一不利因素，美国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部署了军事基地，增强了军事投射能力，使美国从遥远的西半球，变成了利益攸关方。早在1988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指出，苏联在地缘上和在军事行动中占据优势，尤其是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苏联可以轻而易举向欧洲、西南亚和远东地区同时发动攻击。依靠国内的补给线和通讯线，苏联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作战区部署和补充军事力量。相比之下，美国远离欧亚大陆。为此，美国依靠空投、海运和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关键地区部署军事力量来阻止苏联的扩张。1992年美国海军发布研究报告——《从海上出发》，指出了后冷战时期美国力量投射的基本理念：海上投射军事力量包括导弹和其它武器的发射，海军力量将从海上控制关键地区，快速部署大量军事力量，根据时间和空间需要形成高强度、精确打击的进攻性力量。力量投射需要较强的机动性、灵活性和技术能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将为“海—陆—空”一体战提供海上支持以增强美国的作战力量。

　　后冷战时期，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存在包括永久部署的军事基地与临时部署的军事力量。因此，美国部署海外军事基地，一方面依靠永久性海外驻军，另一方面依靠更加灵活的陆海空轮岗部署，包括在危机爆发后部署快速反应部队，以及在重要战略区提前储备军事设备。尽管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海外永久性军事基地减少了，但海外军事基地的重要性并未下降。在压缩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同时，美国需要增强向海外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保持美国对潜在敌人的威慑能力与可信度，从而使美国政府能够在海外军事基地部署问题上保持灵活性。

　　二战后，美国本土远离冲突频发的欧亚大陆，太平洋和大西洋为世界大国进攻美国本土设置了天然障碍。“9·11”事件表明，这种优势正在丧失，美国无法通过退缩至西半球而获得安全，相反必须通过提前军事部署来控制全球局势，应对四类不同类型的威胁：第一类是传统安全挑战，主要由地缘政治争夺的主权国家构成;第二类是非常规挑战，包括恐怖主义与地区骚乱;第三类是灾难性挑战，包括自然灾害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第四类是毁灭性挑战，包括对太空、网络空间和敌人利用生化技术形成的挑战。美国要想维护国内安全，必须将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在敌人的“家门口”部署军事基地，将战场推到远离美国的战区(如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等)，而不是等到有一天让这些威胁对美国本土构成迫在眉睫的挑战。正如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的，从中东到东北亚的“动荡弧”地区，充满了衰落大国和崛起大国，有些政府脆弱容易被极端主义势力推翻，有些国家拥有大规模军队并具备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潜力。为应对“动荡弧”地区的不确定性，美国需要保持向该地区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预防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将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阻止这些力量最终做强做大、攻击美国本土。

　　2015年版《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也明示了海外军事基地对美国力量投射的作用，即美国在世界重点地区的军事力量部署有助于应对突发危机。尤其是“伊斯兰国”组织威胁上升后，美国组建与盟国的反恐联盟，帮助伊拉克政府、叙利亚反对派及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卫联盟增强军事打击能力，依赖其在吉布提、伊拉克、科威特、约旦等前线国家的军事部署，在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大背景下维持了其在大中东地区的力量投射能力。

　　3政治维度：巩固联盟体系

　　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从政治层面来看是为了巩固地区联盟体系。1948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范登堡协议”，对单独或集体自卫做出“地区性或其他安排”。1949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共同防御援助法》，为二战后美国推行联盟战略提供了完整的法律依据。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无论是东亚、大中东地区还是欧洲，都是“分裂”的地区，美国将上述利益区划分为亲美与反美、温和与激进、进步与邪恶、遵守国际秩序与挑战国际秩序等黑白对立的两组力量，所谓“民主”、“温和”、“遵守国际秩序”和“进步”国家常被视为美国的盟友，而“独裁”、“激进”、“挑战国际秩序”和“邪恶”国家则被视为站在美国的对立面。通过在盟国土地上部署军事基地，美国进一步增强了地区间的分裂与内斗，为美国充当“仲裁者”、“平衡手”和军事联盟的“盟主”奠定了基础。

　　美国在全球军事基地的部署，与美国政府对全球安全威胁的认知存在重要关联。通过在潜在威胁源国周边地区部署军事基地，美国可以建立地区军事联盟，将区域国家按照亲美与反美加以分类，利用地区国家之间的矛盾，使其在中东的前沿军事基地成为左右地区安全格局走向的“离岸平衡手”。199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选项是增强与盟友和朋友的团结。我们永远不会‘单干’，冷战爆发初期我们的盟友遭受巨大打击和破坏时，我们立即信守承诺;我们也依靠盟友的力量促进地区安全，阻止冲突，获得基地部署权和进入关键地区的权利。”冷战结束后，美国自认为其领导下的盟友体系在北美、西欧、东亚和拉美地区(古巴除外)形成了“和平区”与“繁荣区”，与苏联影响下的中东欧、西亚和非洲“冲突区”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拒绝苏联扩张主义的恫吓、增强军事力量和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阻止了革命国家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侵略和进攻。在西亚地区，美国还特别强调其在海合会的军事部署阻止了伊朗和伊拉克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阻止了苏(俄)经黑海南下地中海。

　　在美国政府看来，遍布全球的盟友是美国利益的坚定维护者和美国价值观的传播者，美国在捷克和保加利亚等中东欧国家部署的新基地推动了北约东扩。美国遍布全球的盟友，以及美国在这些国家土地上的军事基地是其全球力量的象征。联盟在冷战结束后仍对美国发挥重要作用。美国从联盟中可以获得各种收益，包括增强美国行动的合法性和可靠性，增强美国的军事能力，获取前沿行动基地，赢得基地东道国及盟国的人力、技术和情报支持等。

　　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联盟体系既有不同的地域分布，又存在相互叠加的特征。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大中东的联盟体系主要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北约军事联盟、美澳、美日、美韩联盟在中东的辐射与延伸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中，美国积极依靠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支持。英国在塞浦路斯和巴林、法国在吉布提和阿联酋、日本在吉布提、土耳其在卡塔尔的军事基地，具有同美国分工协作、共同维持所谓中东秩序的意义。英、法、德等盟友与美国在抢占中东军火市场方面存在竞争性，但在维护西方主导的中东地区秩序方面又存在协调性与一致性，如美、法、日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成为亚太的美日联盟与大西洋的北约联盟的互动平台。

　　二是美国与土耳其、以色列、海合会等中东盟友的战略合作。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部署是其在中东军事部署的重中之重。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部署以海合会和土耳其等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为主，中东军事联盟体系所要防范的对象是所谓的“激进联盟”(抵抗联盟)，包括伊朗、叙利亚、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黎巴嫩真主党、穆兄会的分支机构、巴勒斯坦哈马斯等。伊朗和叙利亚被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和美国中东地区盟友的假想敌。

　　三是美国基于大中东地区临时任务而组建的志愿者联盟，其合作对象包括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约旦和摩洛哥等。美国在这些志愿者联盟土地上部署了一定规模的秘密军事存在，军事合作一般基于临时性任务。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公布的《联合愿景2020》指出，21世纪美国的全球盟友是重要战略资产。技术先进的美国盟友在防务体系和装备方面与美军有很强的兼容性，能够与美军形成良好的协调关系。同时美国将会与那些军事技术落后、战术层面与美军兼容性弱的盟友加强军事技术交流与合作。21世纪初，北约军事联盟通过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进一步拓展了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在伊斯坦布尔北约领导人一致同意与阿尔及利亚、埃及、以色列、约旦、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和突尼斯建立“地中海对话伙伴国”。北约还通过伊斯坦布尔进程(ICI)增强了中东志愿者联盟的反恐能力。

　　中东地区盟友虽总体上政局不稳，却是美国部署前沿军事基地的战略依托。海外军事基地成为美国强化地区联盟体系、信守对盟友安全承诺的重要载体。通过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美国不仅强化了与地区盟友之间的战略关系，而且强化了地缘政治博弈，把对美国具有战略价值的地区盟友绑定在美国的战车上。小布什入主白宫后，重申了海外军事基地对强化美国军事联盟的作用。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9·11”事件的发生表明，敌人的意图是无法预判的，美国政府无法确信哪一个国家、哪一种力量或哪一个非政府组织会挑战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对安全威胁的判断从“基于威胁”到“基于能力”——美国对有能力发动进攻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均保持警惕。美国的政策目标是向盟友和朋友提供安全保证，阻止其它大国与美国争夺军事主导权，遏制挑战美国利益的威胁，如威慑不能奏效，美国将采取果断行动打败敌人。通过签订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安全协定，美国将盟友作为对外安全合作的支柱。

　　执政八年里，奥巴马政府多次强调军事联盟在维护美国联盟体系中的作用。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联盟可以产生力量倍增效应。通过多边合作与协调，我们行动产生的总产出大于我们独自行动的产出。我们将继续与盟友和新兴伙伴国加强磋商，促进和扩大我们之间的合作。我们将继续从强大联盟取得的集体安全中共同获益。”

　　以海外军事基地为纽带，美国及其盟友还可以并肩作战，加强联合军事演习和军事训练，共同抵御地区威胁。2010年美国国防部公布的《非对称性战争》研究报告指出，为确保美国的军事行动取得成功，美国的联合作战力量必须与政府部门和跨国机构合作，必要时与海外军事基地东道国合作，以更好地掌握前沿局势。尤其是在21世纪，非常规战争需要伙伴国对美提供重要援助，包括为美国的联合军事力量提供军事基地、飞行权和后勤补给站。美国还可以与盟国的特种作战部队一起向当地反政府武装和抵抗力量提供援助。在叙利亚，美国与欧洲盟友、土耳其、沙特、卡塔尔等一道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各种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在中东维持一种战略平衡。

　　当然，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美国的中东联盟体系已出现危机，影响其在中东的军事部署。2015年伊朗核协议达成后，美国与伊朗关系得到实质性改善，使美国在中东的盟友——沙特、以色列和土耳其既感到紧张，又对美国忽视其安全关切表达不满。例如，美国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沙特反对伊朗，而是更倾向于在沙特和伊朗之间保持一种战略平衡，被沙特视为“越顶外交”。失去了美国的战略支持，沙特王室政权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加上2015年油价大幅度下跌，沙特预算赤字达1000亿美元，国内经济和社会矛盾上升，民众要求改革的呼声提高，沙特王室内斗加剧，沙特王储默罕默德·纳伊夫、外交大臣阿德尔·朱贝尔等奉行强硬主义外交路线，组建逊尼派伊斯兰国家反恐联盟，联合20多国开展“北方雷霆”军事演习，加大了与伊朗等什叶派力量在中东的博弈。2016年2月，欧盟以应对也门人道主义危机为由，通过了对沙特武器禁运的决议。此外，美国的盟友土耳其面临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头增强①、恐怖主义袭击增多和国内政局动荡等多重安全挑战。巴以矛盾、欧洲反以势力抬头和叙利亚乱局也使美国的盟友以色列安全环境恶化。2016年7月，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埃尔多安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勾结居伦运动组织，土耳其政府还向美国政府递交4份指认居伦煽动政变的资料，希望美方能协助将他引渡回国。但直到2016年8月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土耳其，该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美土关系陷入僵局。

　　4利益维度：保护现实利益

　　美国在大中东地区部署军事基地，除战略、军事和政治考量外，还出于维护现实利益的考量。199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的国家利益包括：(1)维护美国作为自由独立国家的生存安全;(2)促进美国经济的稳健增长;(3)维护稳定与安全的世界促进自由、人权与民主制度;(4)与盟友保持健康的合作关系。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现实利益包括军火利益、经贸利益、侨民安全和提供地区公共产品四类，这也成为美国在大中东地区军事基地部署的重要动因。

　　首先美国利用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推销美式军火。近年来，约41%的美国军火销往中东，沙特、阿联酋、土耳其和卡塔尔等都是美式武器的主要买家。美国渲染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和“伊斯兰国”组织的威胁，造成大中东国家“人人自危”。同时美国借助中东地区教派冲突，加剧地区武器竞赛，推销军火。通过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部署，世界级军火巨头、全球最大的国防工业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美国最大的军用订货承包商及军事电信供应商通用动力公司、美国航空母舰承建商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HII)、雷达及军舰制造商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等都在中东地区拥有重要的军火利益。2014年7月，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Hagel)和卡塔尔国防国务大臣哈马德·本·阿里·阿提亚(Hamadbin Alial-Attiyah)共同出席美国和卡塔尔在五角大楼签署的110亿美元的军售合同，包括向卡提供10套“爱国者”反导系统、24架“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和500枚“轻标枪”反坦克导弹等，此合同为美国创造5.4万个就业机会。其中，“爱国者”反导系统的硬件和“轻标枪”反坦克导弹由美国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则由美国波音公司生产。

　　2012年10月，俄罗斯与伊拉克签署了一项总额达43亿美元的协议。2014年9月，俄与埃及签订价值35亿美元的协定，包括出售米格-25战机和S-300防空导弹等，与美式军火形成了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海合会、伊拉克、阿富汗、以色列等国家的军事基地部署增强了美军对上述国家的军事训练，使所售军事装备大部分与美国的标准相对接，扩大了美式军火销售的范围，如2010年美国与沙特达成了600亿美元的军火合同。截至2016年，美国是中东军火最大供应商，其次是英、法、德、俄等国。尽管近年来俄罗斯普京政府加大了对伊朗、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军火销售力度，英法也加大了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国的军火推销，但美式武器仍然是中东国家军火的首选。

　　其次，美国利用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维护经贸和投资利益。二战结束前，泛美航空公司曾秘密取得了在拉美修建军事基地的权利。从多米尼加到巴拉圭、玻利维亚，该公司修建和修缮了48个陆上和海上基地，为美军提供了战时能够快速扩张的军事基地，也为美军建立海外军事基地、保护海外利益提供了重要理由。美国在大中东地区军事基地带动了美国对基地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如埃及开罗新城、以色列的地中海—红海项目、东地中海天然气项目等。除投资外，美国也是中东贸易大国。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4年美国商品进口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商品进口总额的12.64%，出口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出口总额的8.53%。美国和欧盟、中国一道，成为中东前三大贸易伙伴，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部署为维护美国经贸利益保驾护航，如美国是沙特、以色列等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沙特是美国在中东最大出口市场，美国在海湾的军事部署维护了这些经贸利益。

　　再次，美国利用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维护在中东的侨民安全。美国在土耳其、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等拥有大批侨民，并在阿富汗、伊拉克、沙特等国家使领馆派出了数量较多的外交官、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例如，美国在巴格达使馆占地100多英亩，一度拥有1.7万工作人员。2012年初美国完成从伊拉克撤军后，伊拉克使馆仍有大约1.6万名员工。此外，美国还在南部城市巴士拉、北部城市摩苏尔和基尔库克设有领馆，每个领馆均拥有1千名左右工作人员。在阿富汗，美国除在首都喀布尔设有大使馆外，还在坎大哈、赫拉特等地设有四处领事馆，拥有1万名美军及其家属。利比亚、埃及、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出现乱局后，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均参与了撤侨任务，海外军事基地成为美国领事保护的重要依托力量。

　　最后，美国的军事基地有助于提供地区公共产品。尽管近年来随着美国国内发生“页岩气革命”，大中东地区不再是美国石油主要进口来源地，但是美国全球盟友特别是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友及欧洲盟国仍然严重依赖中东的石油进口，如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国，而卡塔尔是日本液化天然气进口的第二大来源地，世界第十四大经济体韩国87%的石油进口来自于中东地区。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成为美国向盟友提供的重要安全公共产品，成为美国维护全球秩序的重要支撑力量。

　　结论

　　美国是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海外军事基地部署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国际格局的变化、国防和军事转型、国际裁军、地区冲突、对象国的态度等。尽管美国在地域上远离大中东地区，且美国对该地区的能源依赖度较低，但是这并没有妨碍美国对该地区军事基地的持续投入。不同于其它大国，维护领导地位、增强投射能力、巩固军事联盟和保护现实利益的综合考量是冷战后美国在大中东地区军事基地部署的重要原因，详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美国在大中东地区部署的军事基地形成了网络状的“军事基地群”，英、法、俄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与国内军事基地连成了“线”，而日本和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仅仅停留在“布点”的层面，这与大国部署海外军事基地的动机存在重要关联。第一，从战略层面来看，美国追求地区领导权和综合影响力，包括输出民主和价值观、推广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等，英、法、俄追求军事、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中日则主要追求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第二，从军事层面来看，美国追求全球力量投射能力，将大中东地区视为干预全球事务的重点地区之一，英、法、俄仅仅在东地中海、红海、亚丁湾和波斯湾等局部地区增强力量投射和地区干预的能力，中日在吉布提的军事部署具有防御性，执行相对单纯的反海盗任务;第三，从政治层面来看，美国与西方盟友、中东盟友和志愿者盟友在大中东地区形成了三个层面的联盟体系，其海外军事基地的部署旨在维护联盟体系的稳定性和对盟友安全承诺的可信度，英、法、俄、日在中东维持了有限联盟，而中国则奉行“结伴不结盟”政策;最后，从“保护现实利益”因素来看，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已经超越了传统能源的范畴其内涵更加丰富，包括军火、投资、贸易、侨民保护、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等，英、法、俄次之，中日在该地区的利益相对单一，主要是商业利益。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六大国在大中东地区军事部署的规模、数量和范围差异性较大。

　　本文以大中东地区为例，考察美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动因。研究发现，美国赋予海外军事基地多重功能，其自我构建的“超级大国”身份，以及与其它大国和地区国家互动中形成的所谓美国承担“特殊使命”的预期互动，决定了美国与其它大国的不同行为：即便在国力大幅度衰弱时，美国仍部署了超出实际需要的军事基地群。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英、法、俄、日、中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这一身份定位决定了美国越是国力衰落，越是需要利用在大中东的军事基地为自己“正名”。尽管特朗普政府认识到美国对大中东能源依赖度下降，将关注重点从全球事务退缩至美国本土，但是美国上述四个目标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海外军事基地的政治象征意义与军事作战意义同等重要。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部署仍将继续发挥传统与非传统功能。

　　美国现已建立了遍布全球的587处军事基地，国防部声称可在两个小时内向任何国际危机爆发地点投射军事力量。但是这个“基地帝国”的统治根基在大中东地区已出现动摇的前兆。在叙利亚危机中，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抱团取暖”取代美国发挥更大影响就是一例。为维护海外军事人员、设施、舰队和支付基地租金，美国海外军事部署的年均开支达2500亿美元，对陷入长期低迷的美国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海外军事基地是否会成为压垮美国经济和挑战特朗普政府国际道义合法性的“最后一根稻草”，仍有待观察。(注释略)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提要

　　鉴于美国是世界强国中唯一处于西半球的国家，且对大中东地区的能源依赖度逐年下降，所以美国理应减少对该地区的军事部署。但是，长期以来，美国在大中东不仅军事基地规模最大，而且驻军人数最多。为解释这一现象，本文以大中东地区为例，从战略层面、军事层面、政治层面和利益层面四个维度出发，考察美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动因。研究发现，将敌人遏制在战区范围内是美国海外军事部署的隐性逻辑。通过在盟国土地上部署军事基地，美国不仅可以对各区域“分而治之”，而且成为利益攸关方和议题设置者。美国在大中东地区部署军事基地，承载着谋求地区领导权、增强军事投射能力、巩固军事联盟体系和维护现实利益等多重功能。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大中东地区事务缺乏干预的热心，但是对于实力衰落的美国来说海外军事基地的政治象征意义与军事作战意义同等重要，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继续发挥传统军事功能和非传统政治与外交功能。

　　引言

　　后冷战时期除美国外其它世界强国如英、法、德、俄、中、印、日等均集中在欧亚大陆。即便如此，美国是世界上唯一进行全球军事部署的超级军事大国，其海外军事基地的打击半径涵盖三大战略利益区——西欧、亚太和大中东。通过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美国从遥远的西半球“边缘国家”变成了“世界岛”上三大关键区的“近邻”，为美国克服地缘劣势、干预地区事务、对各战区“分而治之”、阻止地区强国通过区域一体化推动“去美国化”提供了抓手。

　　21世纪初，美国全球军事基地部署主要分布在三大区域，一是欧洲军事基地群，包括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约12万人;二是亚太军事基地群，包括日本本土、韩国、冲绳、关岛、新加坡、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约8万人;三是大中东军事基地群，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管辖下的海合会和阿富汗，欧洲司令部管辖下的土耳其，以及非洲司令部管辖下的吉布提等，约7万人。

　　与美国在欧洲和西太平洋相对固定、规模较大、应对大国威胁的“静态”军事基地不同，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往往出于发动战争、参与战后维和、打击恐怖主义等临时性任务的需要，更具机动性和灵活性，包括发动1991年海湾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利比亚战争、2014年以来空袭“伊斯兰国”组织等。为执行临时性任务，美国一度在大中东地区部署了1/3以上的军事力量。

　　美国在大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功效与西欧与亚太也不一样。西欧和亚太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也是西方民主价值观输出的重点地区。美国已建立了高度机制化的北约、美日、美韩、美澳新等双边和多边联盟体系。这些军事基地的东道国是美国领导地位的拥护者和西方民主价值观的传播者。相比之下，美国从大中东进口的能源占其能源消费量不足5%，美国在大中东地区建立西式民主政体的努力乏善可陈，且军事基地的东道国大多是西方民主和价值观的抵制者和反对者。在大中东地区，美国部署军事基地更加谨慎，既为了节省开支，又尽可能防止基地的“政治化”。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关闭或向基地东道国移交了60%左右的军事基地，军事战斗人员减少50万人左右。奥巴马政府试图将全球战略重心从大中东地区东移亚太，关闭了在伊拉克、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吉尔吉斯坦等国的军事基地，保留了在土耳其、沙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阿曼、吉布提、阿富汗等国的军事基地以及在伊拉克、约旦、埃及和以色列的柔性军事存在。本文认为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是其全球军事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考虑了四个因素：在战略上维护全球领导权在军事上增强投射能力，在政治上巩固地区联盟体系，在经济上保护现实利益。

　　1战略维度：维护领导权

　　美国全球军事部署是巩固其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保障。维护美国在全球的一超地位，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海外军事基地是美国国际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的共同追求。前者认为，美国像当年的罗马帝国一样，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是超级大国，美国有能力领导世界、改造世界;后者则认为，美国要维护本土安全，就必须拒敌人于境外，将战场推到敌人的“家门口”。正如美国学者卡普兰(RobertKaplan)所言，美国帝国主义的行为实际上是孤立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为了维护美国本土绝对安全，美国必须征服世界，包括在关键地区维持战略平衡和军事主导权。征服世界，既是美国维护绝对安全的需要，又是美国传播“福音”的重要手段。

　　冷战时期，美国通过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军事部署，将苏联的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力限制在欧亚大陆的腹地;美国在东亚、东南亚、中东、地中海、南欧和西欧的军事基地，使之能够维护其在海洋国家的领导权。199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二战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对海外前沿地区的利益保护，以及对美国盟友的保护，与美国军事力量的前沿部署息息相关。美国通过永久驻军、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网、设施与后勤补给站、定期部署巡逻力量、开展军事演习以及美国军事部门的出访等手段增强其海外军事存在。该报告将“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视为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最重要任务。

　　奥巴马入主白宫时，美国全球军事部署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海外驻军19万，雇员和文官11.5万，海外军事基地约900处，遍布46个国家和地区;五角大楼拥有79.5万英亩的土地、2.6万处建筑总价值约1460亿美元，这些军事基地大多分布在亚太、欧洲和大中东地区。美国大约1/3的国防开支用于海外军事基地部署设施维护和军事活动20082009和2010财政年，美国全球军事行动的开支分别为2441亿美元、2721亿美元和2699亿美元。

　　2011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指出：美国维护领导地位就是运用其综合国力保卫美国国家利益并促进国际安全与稳定美国是促进者确保者、召集和保证者。2014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强调，美国在未来100年要继续“领导世界”。他指出，“我们将在世界舞台上继续领导世界。如果我们不能领导世界，其它国家也做不到领导世界”。

　　截至2015年，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共587处，其中陆军基地255处海军基地128处空军基地182处海军陆战队基地22处。2015年《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强调在维持全球军事领导权的基础上，进一步维护美国在国际上的道义领导权(Ethical Leadership)。“问题不是美国要不要领导未来，而是如何领导未来。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没有什么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能够离开美国当然很多问题光依靠美国一家也难以解决。美国的领导地位对于鼓励国际社会采取集体行动和抓住战略机遇期至关重要。”在后奥巴马时代，美国认为大中东地区挑战美国领导权可能性最大，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网络，“伊斯兰国”组织以及其它暴力极端主义势力构成的挑战。

　　在大中东地区，无论是在中亚、西亚、红海、北非还是在东地中海地区，美国都通过网络化的军事基地群，巩固地区领导权。从陆军与海军部署来看，截至2016年，美国在中亚部署1.1万余人，在西亚、北非和东非部署了5.8万人。其中在海湾地区，美国的军事部署以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为重点，部署了5万人;在红海与亚丁湾，美国以吉布提为军事基地部署的重点，部署了3000人左右;在东地中海，美国以土耳其的军事部署为重点，部署了近2000人;在西地中海和北非地区，美国以部署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海军基地的第六舰队为重点，辐射北非地区，并一度在阿尔及利亚建立柔性军事存在打击马格里布“基地”组织。2011年北约武装干涉利比亚时，北约位于意大利的锡戈内拉(Sigonella)空军基地作为欧洲最靠近北非的军用机场，在“奥德赛黎明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丹麦皇家空军也从该基地起飞空袭利比亚。从海军部署来看，美国第五舰队负责从红海到阿拉伯海及波斯湾的海域安全，司令部设在巴林;第六舰队负责地中海沿岸的海上安全，司令部设在意大利加埃塔。美国在大中东的基地形成了相互联动的网状结构，支撑美国的全球领导权。相比之下，英国在塞浦路斯和巴林、法国在吉布提和阿联酋、俄罗斯在叙利亚、土耳其在卡塔尔、日本在吉布提虽部署了军事基地，却无意建立地区领导权。

　　2军事维度：增强投射能力

　　马汉指出，国家强大的两个主要标准是巨大的海外贸易和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而这两者均要依靠一支有效且强大的海军。要发展海军，离不开海上加油站和海外军事基地。1986年，美国海军部宣布，美国海军将控制全球16个战略咽喉要道分别是：马六甲海峡、望加锡海峡、巽他海峡、朝鲜海峡、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直布罗陀海峡、斯卡格拉克海峡、卡特加特海峡、格陵兰—冰岛—联合王国海峡、巴拿马运河、佛罗里达海峡、阿拉斯加湾、非洲以南和北美航道。

　　美国在大中东军事基地旨在增强投射能力。在建国后相当长时间里，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因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阻隔，加上北方加拿大和南方墨西哥实力较弱，美国可以远离冲突频发的欧洲和亚太，独自经营自己的后院——美洲。当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后，其海外利益不断拓展，军事力量也逐步投向海外。美国在海外逐步部署了永久性军事基地，既可以将敌人的威胁限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又可以维护海外盟友的安全，彰显美国对盟国的义务。美国参加一战、二战、冷战和反恐战争，都基于这一逻辑。美国通过将军事力量部署在海外来增强全球军事投射能力，提升对危机爆发后的地区干预水平。

　　美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军事力量，包括在全球公共领地(如四大洋的公海地区)和国外土地上部署军事力量，增加威慑的可信度。海外军事投射能力，包括在战区联合举行军事演习、巩固军事同盟、建立后勤补给基地以及部署前沿军事力量等，需要广泛利用国际公海、国际空间、太空、网络空间和电磁波谱。其力量投射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潜在敌国的反介入(anti-access)和区域拒阻(area-denial)战略。这种战略包括敌国利用空军力量和防空系统压制美国空军在前沿的制空权;利用短程反舰导弹和潜艇发射鱼雷，抵消美国海军的优势;利用生化武器阻止美军的介入;发动网络战破坏美军在战区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利用规模优势和人海战术部署地雷、水雷或封锁海峡、陆上军事要塞、海岸线等;将小艇装满炸药逼退美国的海上船只利用无人机系统或特种兵发动突袭等。近年来，美国军方提出了“海空一体战”(Air-SeaBattle)构想，即通过整合空军、陆军、海军、太空和网络空间的力量，提升力量投射能力，促进各司令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增强威慑与作战能力，削弱敌人的反介入与区域拒阻能力。

　　正如法国军事家拿破仑所言：“发动战争的能力取决于机动能力”。力量投射是大国保持战略机动性的手段它系指“一国将政治、经济、信息和军事力量快速并有效地部署在某一地区、并维持在该地区军事部署的能力，以应对威胁、强化威慑和增强地区稳定”。力量投射依赖于军事力量的机动性，与被投射力量成正比与所花费时间成反比。换言之，力量投射是一种快速部署与及时调动军事力量并在军事行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能力。美国国防部认为，快速部署武装力量，可以占据主导地位使力量投射者能够选择合适的时机进攻敌人的权力中心地带，受打击方要么被动应对，要么退缩。海外军事基地增强了部署国的军事投射能力，增加打击的强度与精确度。美军现有9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包括6个地区司令部(美国北方司令部、中央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及非洲司令部)和3个任务司令部(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战略司令部和运输司令部)。这些军事基地增强了美国全球军事部署能力，奠定了美国超级军事大国的国际地位。在利益攸关地区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后，美国军事力量能够在数小时内迅速对热点地区进行干预，阻止敌国采取反制措施。

　　冷战时期，美苏同时争夺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力量投射是关键。苏联由于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占据地缘优势。相比之下，美国远离欧亚大陆，军事投射受到大西洋和太平洋等巨大水域的阻隔。为克服这一不利因素，美国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部署了军事基地，增强了军事投射能力，使美国从遥远的西半球，变成了利益攸关方。早在1988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指出，苏联在地缘上和在军事行动中占据优势，尤其是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苏联可以轻而易举向欧洲、西南亚和远东地区同时发动攻击。依靠国内的补给线和通讯线，苏联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作战区部署和补充军事力量。相比之下，美国远离欧亚大陆。为此，美国依靠空投、海运和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关键地区部署军事力量来阻止苏联的扩张。1992年美国海军发布研究报告——《从海上出发》，指出了后冷战时期美国力量投射的基本理念：海上投射军事力量包括导弹和其它武器的发射，海军力量将从海上控制关键地区，快速部署大量军事力量，根据时间和空间需要形成高强度、精确打击的进攻性力量。力量投射需要较强的机动性、灵活性和技术能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将为“海—陆—空”一体战提供海上支持以增强美国的作战力量。

　　后冷战时期，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存在包括永久部署的军事基地与临时部署的军事力量。因此，美国部署海外军事基地，一方面依靠永久性海外驻军，另一方面依靠更加灵活的陆海空轮岗部署，包括在危机爆发后部署快速反应部队，以及在重要战略区提前储备军事设备。尽管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海外永久性军事基地减少了，但海外军事基地的重要性并未下降。在压缩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同时，美国需要增强向海外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保持美国对潜在敌人的威慑能力与可信度，从而使美国政府能够在海外军事基地部署问题上保持灵活性。

　　二战后，美国本土远离冲突频发的欧亚大陆，太平洋和大西洋为世界大国进攻美国本土设置了天然障碍。“9·11”事件表明，这种优势正在丧失，美国无法通过退缩至西半球而获得安全，相反必须通过提前军事部署来控制全球局势，应对四类不同类型的威胁：第一类是传统安全挑战，主要由地缘政治争夺的主权国家构成;第二类是非常规挑战，包括恐怖主义与地区骚乱;第三类是灾难性挑战，包括自然灾害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第四类是毁灭性挑战，包括对太空、网络空间和敌人利用生化技术形成的挑战。美国要想维护国内安全，必须将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在敌人的“家门口”部署军事基地，将战场推到远离美国的战区(如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等)，而不是等到有一天让这些威胁对美国本土构成迫在眉睫的挑战。正如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的，从中东到东北亚的“动荡弧”地区，充满了衰落大国和崛起大国，有些政府脆弱容易被极端主义势力推翻，有些国家拥有大规模军队并具备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潜力。为应对“动荡弧”地区的不确定性，美国需要保持向该地区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预防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将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阻止这些力量最终做强做大、攻击美国本土。

　　2015年版《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也明示了海外军事基地对美国力量投射的作用，即美国在世界重点地区的军事力量部署有助于应对突发危机。尤其是“伊斯兰国”组织威胁上升后，美国组建与盟国的反恐联盟，帮助伊拉克政府、叙利亚反对派及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卫联盟增强军事打击能力，依赖其在吉布提、伊拉克、科威特、约旦等前线国家的军事部署，在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大背景下维持了其在大中东地区的力量投射能力。

　　3政治维度：巩固联盟体系

　　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从政治层面来看是为了巩固地区联盟体系。1948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范登堡协议”，对单独或集体自卫做出“地区性或其他安排”。1949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共同防御援助法》，为二战后美国推行联盟战略提供了完整的法律依据。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无论是东亚、大中东地区还是欧洲，都是“分裂”的地区，美国将上述利益区划分为亲美与反美、温和与激进、进步与邪恶、遵守国际秩序与挑战国际秩序等黑白对立的两组力量，所谓“民主”、“温和”、“遵守国际秩序”和“进步”国家常被视为美国的盟友，而“独裁”、“激进”、“挑战国际秩序”和“邪恶”国家则被视为站在美国的对立面。通过在盟国土地上部署军事基地，美国进一步增强了地区间的分裂与内斗，为美国充当“仲裁者”、“平衡手”和军事联盟的“盟主”奠定了基础。

　　美国在全球军事基地的部署，与美国政府对全球安全威胁的认知存在重要关联。通过在潜在威胁源国周边地区部署军事基地，美国可以建立地区军事联盟，将区域国家按照亲美与反美加以分类，利用地区国家之间的矛盾，使其在中东的前沿军事基地成为左右地区安全格局走向的“离岸平衡手”。199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选项是增强与盟友和朋友的团结。我们永远不会‘单干’，冷战爆发初期我们的盟友遭受巨大打击和破坏时，我们立即信守承诺;我们也依靠盟友的力量促进地区安全，阻止冲突，获得基地部署权和进入关键地区的权利。”冷战结束后，美国自认为其领导下的盟友体系在北美、西欧、东亚和拉美地区(古巴除外)形成了“和平区”与“繁荣区”，与苏联影响下的中东欧、西亚和非洲“冲突区”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拒绝苏联扩张主义的恫吓、增强军事力量和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阻止了革命国家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侵略和进攻。在西亚地区，美国还特别强调其在海合会的军事部署阻止了伊朗和伊拉克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阻止了苏(俄)经黑海南下地中海。

　　在美国政府看来，遍布全球的盟友是美国利益的坚定维护者和美国价值观的传播者，美国在捷克和保加利亚等中东欧国家部署的新基地推动了北约东扩。美国遍布全球的盟友，以及美国在这些国家土地上的军事基地是其全球力量的象征。联盟在冷战结束后仍对美国发挥重要作用。美国从联盟中可以获得各种收益，包括增强美国行动的合法性和可靠性，增强美国的军事能力，获取前沿行动基地，赢得基地东道国及盟国的人力、技术和情报支持等。

　　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联盟体系既有不同的地域分布，又存在相互叠加的特征。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大中东的联盟体系主要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北约军事联盟、美澳、美日、美韩联盟在中东的辐射与延伸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中，美国积极依靠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支持。英国在塞浦路斯和巴林、法国在吉布提和阿联酋、日本在吉布提、土耳其在卡塔尔的军事基地，具有同美国分工协作、共同维持所谓中东秩序的意义。英、法、德等盟友与美国在抢占中东军火市场方面存在竞争性，但在维护西方主导的中东地区秩序方面又存在协调性与一致性，如美、法、日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成为亚太的美日联盟与大西洋的北约联盟的互动平台。

　　二是美国与土耳其、以色列、海合会等中东盟友的战略合作。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部署是其在中东军事部署的重中之重。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部署以海合会和土耳其等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为主，中东军事联盟体系所要防范的对象是所谓的“激进联盟”(抵抗联盟)，包括伊朗、叙利亚、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黎巴嫩真主党、穆兄会的分支机构、巴勒斯坦哈马斯等。伊朗和叙利亚被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和美国中东地区盟友的假想敌。

　　三是美国基于大中东地区临时任务而组建的志愿者联盟，其合作对象包括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约旦和摩洛哥等。美国在这些志愿者联盟土地上部署了一定规模的秘密军事存在，军事合作一般基于临时性任务。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公布的《联合愿景2020》指出，21世纪美国的全球盟友是重要战略资产。技术先进的美国盟友在防务体系和装备方面与美军有很强的兼容性，能够与美军形成良好的协调关系。同时美国将会与那些军事技术落后、战术层面与美军兼容性弱的盟友加强军事技术交流与合作。21世纪初，北约军事联盟通过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进一步拓展了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在伊斯坦布尔北约领导人一致同意与阿尔及利亚、埃及、以色列、约旦、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和突尼斯建立“地中海对话伙伴国”。北约还通过伊斯坦布尔进程(ICI)增强了中东志愿者联盟的反恐能力。

　　中东地区盟友虽总体上政局不稳，却是美国部署前沿军事基地的战略依托。海外军事基地成为美国强化地区联盟体系、信守对盟友安全承诺的重要载体。通过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美国不仅强化了与地区盟友之间的战略关系，而且强化了地缘政治博弈，把对美国具有战略价值的地区盟友绑定在美国的战车上。小布什入主白宫后，重申了海外军事基地对强化美国军事联盟的作用。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9·11”事件的发生表明，敌人的意图是无法预判的，美国政府无法确信哪一个国家、哪一种力量或哪一个非政府组织会挑战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对安全威胁的判断从“基于威胁”到“基于能力”——美国对有能力发动进攻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均保持警惕。美国的政策目标是向盟友和朋友提供安全保证，阻止其它大国与美国争夺军事主导权，遏制挑战美国利益的威胁，如威慑不能奏效，美国将采取果断行动打败敌人。通过签订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安全协定，美国将盟友作为对外安全合作的支柱。

　　执政八年里，奥巴马政府多次强调军事联盟在维护美国联盟体系中的作用。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联盟可以产生力量倍增效应。通过多边合作与协调，我们行动产生的总产出大于我们独自行动的产出。我们将继续与盟友和新兴伙伴国加强磋商，促进和扩大我们之间的合作。我们将继续从强大联盟取得的集体安全中共同获益。”

　　以海外军事基地为纽带，美国及其盟友还可以并肩作战，加强联合军事演习和军事训练，共同抵御地区威胁。2010年美国国防部公布的《非对称性战争》研究报告指出，为确保美国的军事行动取得成功，美国的联合作战力量必须与政府部门和跨国机构合作，必要时与海外军事基地东道国合作，以更好地掌握前沿局势。尤其是在21世纪，非常规战争需要伙伴国对美提供重要援助，包括为美国的联合军事力量提供军事基地、飞行权和后勤补给站。美国还可以与盟国的特种作战部队一起向当地反政府武装和抵抗力量提供援助。在叙利亚，美国与欧洲盟友、土耳其、沙特、卡塔尔等一道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各种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在中东维持一种战略平衡。

　　当然，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美国的中东联盟体系已出现危机，影响其在中东的军事部署。2015年伊朗核协议达成后，美国与伊朗关系得到实质性改善，使美国在中东的盟友——沙特、以色列和土耳其既感到紧张，又对美国忽视其安全关切表达不满。例如，美国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沙特反对伊朗，而是更倾向于在沙特和伊朗之间保持一种战略平衡，被沙特视为“越顶外交”。失去了美国的战略支持，沙特王室政权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加上2015年油价大幅度下跌，沙特预算赤字达1000亿美元，国内经济和社会矛盾上升，民众要求改革的呼声提高，沙特王室内斗加剧，沙特王储默罕默德·纳伊夫、外交大臣阿德尔·朱贝尔等奉行强硬主义外交路线，组建逊尼派伊斯兰国家反恐联盟，联合20多国开展“北方雷霆”军事演习，加大了与伊朗等什叶派力量在中东的博弈。2016年2月，欧盟以应对也门人道主义危机为由，通过了对沙特武器禁运的决议。此外，美国的盟友土耳其面临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头增强①、恐怖主义袭击增多和国内政局动荡等多重安全挑战。巴以矛盾、欧洲反以势力抬头和叙利亚乱局也使美国的盟友以色列安全环境恶化。2016年7月，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埃尔多安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勾结居伦运动组织，土耳其政府还向美国政府递交4份指认居伦煽动政变的资料，希望美方能协助将他引渡回国。但直到2016年8月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土耳其，该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美土关系陷入僵局。

　　4利益维度：保护现实利益

　　美国在大中东地区部署军事基地，除战略、军事和政治考量外，还出于维护现实利益的考量。199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的国家利益包括：(1)维护美国作为自由独立国家的生存安全;(2)促进美国经济的稳健增长;(3)维护稳定与安全的世界促进自由、人权与民主制度;(4)与盟友保持健康的合作关系。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现实利益包括军火利益、经贸利益、侨民安全和提供地区公共产品四类，这也成为美国在大中东地区军事基地部署的重要动因。

　　首先美国利用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推销美式军火。近年来，约41%的美国军火销往中东，沙特、阿联酋、土耳其和卡塔尔等都是美式武器的主要买家。美国渲染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和“伊斯兰国”组织的威胁，造成大中东国家“人人自危”。同时美国借助中东地区教派冲突，加剧地区武器竞赛，推销军火。通过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部署，世界级军火巨头、全球最大的国防工业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美国最大的军用订货承包商及军事电信供应商通用动力公司、美国航空母舰承建商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HII)、雷达及军舰制造商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等都在中东地区拥有重要的军火利益。2014年7月，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Hagel)和卡塔尔国防国务大臣哈马德·本·阿里·阿提亚(Hamadbin Alial-Attiyah)共同出席美国和卡塔尔在五角大楼签署的110亿美元的军售合同，包括向卡提供10套“爱国者”反导系统、24架“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和500枚“轻标枪”反坦克导弹等，此合同为美国创造5.4万个就业机会。其中，“爱国者”反导系统的硬件和“轻标枪”反坦克导弹由美国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则由美国波音公司生产。

　　2012年10月，俄罗斯与伊拉克签署了一项总额达43亿美元的协议。2014年9月，俄与埃及签订价值35亿美元的协定，包括出售米格-25战机和S-300防空导弹等，与美式军火形成了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海合会、伊拉克、阿富汗、以色列等国家的军事基地部署增强了美军对上述国家的军事训练，使所售军事装备大部分与美国的标准相对接，扩大了美式军火销售的范围，如2010年美国与沙特达成了600亿美元的军火合同。截至2016年，美国是中东军火最大供应商，其次是英、法、德、俄等国。尽管近年来俄罗斯普京政府加大了对伊朗、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军火销售力度，英法也加大了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国的军火推销，但美式武器仍然是中东国家军火的首选。

　　其次，美国利用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维护经贸和投资利益。二战结束前，泛美航空公司曾秘密取得了在拉美修建军事基地的权利。从多米尼加到巴拉圭、玻利维亚，该公司修建和修缮了48个陆上和海上基地，为美军提供了战时能够快速扩张的军事基地，也为美军建立海外军事基地、保护海外利益提供了重要理由。美国在大中东地区军事基地带动了美国对基地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如埃及开罗新城、以色列的地中海—红海项目、东地中海天然气项目等。除投资外，美国也是中东贸易大国。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4年美国商品进口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商品进口总额的12.64%，出口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出口总额的8.53%。美国和欧盟、中国一道，成为中东前三大贸易伙伴，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部署为维护美国经贸利益保驾护航，如美国是沙特、以色列等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沙特是美国在中东最大出口市场，美国在海湾的军事部署维护了这些经贸利益。

　　再次，美国利用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维护在中东的侨民安全。美国在土耳其、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等拥有大批侨民，并在阿富汗、伊拉克、沙特等国家使领馆派出了数量较多的外交官、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例如，美国在巴格达使馆占地100多英亩，一度拥有1.7万工作人员。2012年初美国完成从伊拉克撤军后，伊拉克使馆仍有大约1.6万名员工。此外，美国还在南部城市巴士拉、北部城市摩苏尔和基尔库克设有领馆，每个领馆均拥有1千名左右工作人员。在阿富汗，美国除在首都喀布尔设有大使馆外，还在坎大哈、赫拉特等地设有四处领事馆，拥有1万名美军及其家属。利比亚、埃及、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出现乱局后，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均参与了撤侨任务，海外军事基地成为美国领事保护的重要依托力量。

　　最后，美国的军事基地有助于提供地区公共产品。尽管近年来随着美国国内发生“页岩气革命”，大中东地区不再是美国石油主要进口来源地，但是美国全球盟友特别是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友及欧洲盟国仍然严重依赖中东的石油进口，如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国，而卡塔尔是日本液化天然气进口的第二大来源地，世界第十四大经济体韩国87%的石油进口来自于中东地区。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成为美国向盟友提供的重要安全公共产品，成为美国维护全球秩序的重要支撑力量。

　　结论

　　美国是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海外军事基地部署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国际格局的变化、国防和军事转型、国际裁军、地区冲突、对象国的态度等。尽管美国在地域上远离大中东地区，且美国对该地区的能源依赖度较低，但是这并没有妨碍美国对该地区军事基地的持续投入。不同于其它大国，维护领导地位、增强投射能力、巩固军事联盟和保护现实利益的综合考量是冷战后美国在大中东地区军事基地部署的重要原因，详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美国在大中东地区部署的军事基地形成了网络状的“军事基地群”，英、法、俄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与国内军事基地连成了“线”，而日本和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仅仅停留在“布点”的层面，这与大国部署海外军事基地的动机存在重要关联。第一，从战略层面来看，美国追求地区领导权和综合影响力，包括输出民主和价值观、推广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等，英、法、俄追求军事、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中日则主要追求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第二，从军事层面来看，美国追求全球力量投射能力，将大中东地区视为干预全球事务的重点地区之一，英、法、俄仅仅在东地中海、红海、亚丁湾和波斯湾等局部地区增强力量投射和地区干预的能力，中日在吉布提的军事部署具有防御性，执行相对单纯的反海盗任务;第三，从政治层面来看，美国与西方盟友、中东盟友和志愿者盟友在大中东地区形成了三个层面的联盟体系，其海外军事基地的部署旨在维护联盟体系的稳定性和对盟友安全承诺的可信度，英、法、俄、日在中东维持了有限联盟，而中国则奉行“结伴不结盟”政策;最后，从“保护现实利益”因素来看，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已经超越了传统能源的范畴其内涵更加丰富，包括军火、投资、贸易、侨民保护、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等，英、法、俄次之，中日在该地区的利益相对单一，主要是商业利益。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六大国在大中东地区军事部署的规模、数量和范围差异性较大。

　　本文以大中东地区为例，考察美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动因。研究发现，美国赋予海外军事基地多重功能，其自我构建的“超级大国”身份，以及与其它大国和地区国家互动中形成的所谓美国承担“特殊使命”的预期互动，决定了美国与其它大国的不同行为：即便在国力大幅度衰弱时，美国仍部署了超出实际需要的军事基地群。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英、法、俄、日、中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这一身份定位决定了美国越是国力衰落，越是需要利用在大中东的军事基地为自己“正名”。尽管特朗普政府认识到美国对大中东能源依赖度下降，将关注重点从全球事务退缩至美国本土，但是美国上述四个目标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海外军事基地的政治象征意义与军事作战意义同等重要。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部署仍将继续发挥传统与非传统功能。

　　美国现已建立了遍布全球的587处军事基地，国防部声称可在两个小时内向任何国际危机爆发地点投射军事力量。但是这个“基地帝国”的统治根基在大中东地区已出现动摇的前兆。在叙利亚危机中，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抱团取暖”取代美国发挥更大影响就是一例。为维护海外军事人员、设施、舰队和支付基地租金，美国海外军事部署的年均开支达2500亿美元，对陷入长期低迷的美国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海外军事基地是否会成为压垮美国经济和挑战特朗普政府国际道义合法性的“最后一根稻草”，仍有待观察。(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