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谁当总统，许多选民还在举棋不定。对此，我是理解的。不是说，被认为合格的候选人的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说不明或混乱。也不是说——用我曾经用来说萨科齐(并且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的措辞来说——我们必须自问“他们是什么的名字。”而是说，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太过于显然了。

　　玛丽·勒庞是现代化版的——因此也是女权化版的——法国极右派。(它代表着)一种孜孜不倦的贝当主义。

　　弗朗索瓦·菲永是穿三件套西服的贝当主义。他的(个人的或预算上的)哲学可化约为“锱铢必较”。他倒是不那么在意他自己的每一分钱来自哪里，但一旦涉及财政支出特别是花在穷人身上的钱的时候，他就变得小气、不妥协到下流的地步了。

　　伯努瓦·阿蒙是“左翼社会主义”的胆怯的、极为有限的代表;后者一直存在，尽管要辨识或揭露它，要比辨识或揭露那些我们从来没见过的人都要难。

　　让-吕克·梅朗雄——当然也是最不那么令人不快的一位——则是我们今日所谓的“激进”左派在议会的表达，其立场处于旧日破灭的社会主义和一种幽灵般的共产主义之间的不稳定的边界上。他的计划既不够大胆又不够清晰，但他用自己堪比饶勒斯的雄辩掩饰了这点。

　　埃马纽埃尔·马克隆，则是我们真正的主子，最新的资本家们，那些拿出那么多文件来做预防措施的人从无中创造出来的。如果说他相信或者他说圭亚那是一个岛或比雷埃夫斯是一个人的话，那是因为他知道，在他的阵营里没有人会在意自己说了什么。

　　所以说，那些迟疑的人是知道——无论多么地不确定——在这个由古老而又众所周知的角色构成的剧场中，政治信念几乎不算什么，或者说，只是(候选人)手中靠不住的把戏的借口罢了的。这就是为什么从这个问题开始讨论，是有用的：什么是政治?什么是一种可辨识的、声明的政治?

　　四种基本的政治倾向

　　政治总是基于三个要素来定义自己的。首先，是普通人民群众，以及他们的所做和所想。让我们把这个要素称为“人民”。其次，是形形色色的集体形构：社团、工会和党派——总而言之，所有有集体行动能力的群体。最后，是国家权力器官——议员、政府、军队、警察——以及经济和/或媒体权力器官(它们之间的差异已变得几乎不可辨识了)，或者说，今天我们称之为——用一个既生动形象又赋予权力的术语来说——“决定者”的一切。

　　政治总是由对接合/表述这三个要素的目标的追求构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泛泛地说，在现代世界中，有四种基本的政治倾向：法西斯主义、保守主义、改革主义和共产主义。

　　保守主义和改革主义的倾向构成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议会阵营：法国的左派和右派，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等等。这两种倾向在根本上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断言，它们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关于接合/表达哪三个要素的方式的冲突——可以且必须停留在它们各自都接受的宪政的限度内。

　　另外两种倾向——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之处(尽管他们的目标截然相反)则在于，它们坚持，在国家政权问题上，各党派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冲突不可能为某些宪政共识所限制。这些倾向拒绝把它们相互矛盾的目标——甚或只是互不相同的目标——整合到它们对社会与国家的构想之中。

　　大众喜爱的亲法西斯倾向

　　我们可以用“议会主义”这个词来命名那种确保保守主义和改革主义共享霸权——以选举机器、政党及其支持者为中介——抹除一切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掌权的严肃前景的国家权力组织。这也是我们所谓西方的主要的政权组织形式。这种组织方式本身就要求一个第三项，即一个同时内在又外在于两个主要政治倾向的，强有力的共同的契约基础。显然，在我们的社会中，这个基础就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事业进取与自我丰富的无限自由，对私有财产的绝对尊重——而这又是以司法体系和强力的警察管制为保障的——对“民主”伪装下的银行、青年教育、竞争的信心，对“成功”的欣赏，以及对平等的有害、乌托邦属性的反复申明：这就是社会一致认可的“自由”的基体。这些，也是两个所谓的“统治”党或多或少地在战略上承诺要永远保障的自由权。

　　资本主义的变易可能会给议会共识的价值，因此也会给——在选举仪式期间——人们给“大”保守主义或改革主义政党的信心带来一些不确定。对社会地位受到威胁的小资产阶级，或受去工业化进程摧残的工人阶级来说尤其如此。在西方，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一种在亚洲国家的崛起面前的衰落之象。今天，这场主观的危机明确地助长了亲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宗教的、伊斯兰恐惧症的、好战的倾向，因为恐惧是糟糕的顾问，而这些被危机困扰的主体性，则不由得地像抓救命稻草一样伸手去抓认同至上的神话。最重要的是，因为共产主义假设因为它最初的、中央集权的几个版本的失败而遭到了严重的削弱。

　　这一失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很大一部分青年、弱势群体、被遗弃的工人、和我们郊区那些游牧的无产阶级开始相信，对我们议会共识的唯一替代方案，是由怨愤的认同、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构成的法西斯主义政治。

　　共产主义，对人类的解放

　　如果我们要反对这个事情的可怕转折，那么，唯一对我们开放的道路是：重新发明共产主义。必须捡起、洗干净、重新创造这个饱受打击的词。这次预示的——正如它在不到两个世纪里一直预示着的那样，但如今它有了现实的支持，也更有远见——是对人类的解放。几十年史无前例的尝试——这些尝试是暴力的，因为它们遭到了残酷的包围和袭击，并且最终注定要失败——不可能让任何有良好信仰的人相信，这就足以让他们抹除这个前景，逼我们永远放弃实现它的努力。

　　那么，我们应该投票吗?从根本上说，我们应该漠然面对这个来自国家及其组织的要求。迄今为止，我们应该都知道，投票不过是强化现存体系的保守主义倾向之一罢了。

　　回到其真实的内容，投票是一个使人民去政治化的仪式。我们必须开始在一切地方重新建立共产主义对未来的远见。一切地方的有信念的激进分子应该去在所有世界人民的语境中讨论共产主义的原则。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我们必须“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而这，就是重新发明政治。

 　　关于选谁当总统，许多选民还在举棋不定。对此，我是理解的。不是说，被认为合格的候选人的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说不明或混乱。也不是说——用我曾经用来说萨科齐(并且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的措辞来说——我们必须自问“他们是什么的名字。”而是说，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太过于显然了。

　　玛丽·勒庞是现代化版的——因此也是女权化版的——法国极右派。(它代表着)一种孜孜不倦的贝当主义。

　　弗朗索瓦·菲永是穿三件套西服的贝当主义。他的(个人的或预算上的)哲学可化约为“锱铢必较”。他倒是不那么在意他自己的每一分钱来自哪里，但一旦涉及财政支出特别是花在穷人身上的钱的时候，他就变得小气、不妥协到下流的地步了。

　　伯努瓦·阿蒙是“左翼社会主义”的胆怯的、极为有限的代表;后者一直存在，尽管要辨识或揭露它，要比辨识或揭露那些我们从来没见过的人都要难。

　　让-吕克·梅朗雄——当然也是最不那么令人不快的一位——则是我们今日所谓的“激进”左派在议会的表达，其立场处于旧日破灭的社会主义和一种幽灵般的共产主义之间的不稳定的边界上。他的计划既不够大胆又不够清晰，但他用自己堪比饶勒斯的雄辩掩饰了这点。

　　埃马纽埃尔·马克隆，则是我们真正的主子，最新的资本家们，那些拿出那么多文件来做预防措施的人从无中创造出来的。如果说他相信或者他说圭亚那是一个岛或比雷埃夫斯是一个人的话，那是因为他知道，在他的阵营里没有人会在意自己说了什么。

　　所以说，那些迟疑的人是知道——无论多么地不确定——在这个由古老而又众所周知的角色构成的剧场中，政治信念几乎不算什么，或者说，只是(候选人)手中靠不住的把戏的借口罢了的。这就是为什么从这个问题开始讨论，是有用的：什么是政治?什么是一种可辨识的、声明的政治?

　　四种基本的政治倾向

　　政治总是基于三个要素来定义自己的。首先，是普通人民群众，以及他们的所做和所想。让我们把这个要素称为“人民”。其次，是形形色色的集体形构：社团、工会和党派——总而言之，所有有集体行动能力的群体。最后，是国家权力器官——议员、政府、军队、警察——以及经济和/或媒体权力器官(它们之间的差异已变得几乎不可辨识了)，或者说，今天我们称之为——用一个既生动形象又赋予权力的术语来说——“决定者”的一切。

　　政治总是由对接合/表述这三个要素的目标的追求构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泛泛地说，在现代世界中，有四种基本的政治倾向：法西斯主义、保守主义、改革主义和共产主义。

　　保守主义和改革主义的倾向构成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议会阵营：法国的左派和右派，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等等。这两种倾向在根本上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断言，它们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关于接合/表达哪三个要素的方式的冲突——可以且必须停留在它们各自都接受的宪政的限度内。

　　另外两种倾向——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之处(尽管他们的目标截然相反)则在于，它们坚持，在国家政权问题上，各党派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冲突不可能为某些宪政共识所限制。这些倾向拒绝把它们相互矛盾的目标——甚或只是互不相同的目标——整合到它们对社会与国家的构想之中。

　　大众喜爱的亲法西斯倾向

　　我们可以用“议会主义”这个词来命名那种确保保守主义和改革主义共享霸权——以选举机器、政党及其支持者为中介——抹除一切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掌权的严肃前景的国家权力组织。这也是我们所谓西方的主要的政权组织形式。这种组织方式本身就要求一个第三项，即一个同时内在又外在于两个主要政治倾向的，强有力的共同的契约基础。显然，在我们的社会中，这个基础就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事业进取与自我丰富的无限自由，对私有财产的绝对尊重——而这又是以司法体系和强力的警察管制为保障的——对“民主”伪装下的银行、青年教育、竞争的信心，对“成功”的欣赏，以及对平等的有害、乌托邦属性的反复申明：这就是社会一致认可的“自由”的基体。这些，也是两个所谓的“统治”党或多或少地在战略上承诺要永远保障的自由权。

　　资本主义的变易可能会给议会共识的价值，因此也会给——在选举仪式期间——人们给“大”保守主义或改革主义政党的信心带来一些不确定。对社会地位受到威胁的小资产阶级，或受去工业化进程摧残的工人阶级来说尤其如此。在西方，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一种在亚洲国家的崛起面前的衰落之象。今天，这场主观的危机明确地助长了亲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宗教的、伊斯兰恐惧症的、好战的倾向，因为恐惧是糟糕的顾问，而这些被危机困扰的主体性，则不由得地像抓救命稻草一样伸手去抓认同至上的神话。最重要的是，因为共产主义假设因为它最初的、中央集权的几个版本的失败而遭到了严重的削弱。

　　这一失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很大一部分青年、弱势群体、被遗弃的工人、和我们郊区那些游牧的无产阶级开始相信，对我们议会共识的唯一替代方案，是由怨愤的认同、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构成的法西斯主义政治。

　　共产主义，对人类的解放

　　如果我们要反对这个事情的可怕转折，那么，唯一对我们开放的道路是：重新发明共产主义。必须捡起、洗干净、重新创造这个饱受打击的词。这次预示的——正如它在不到两个世纪里一直预示着的那样，但如今它有了现实的支持，也更有远见——是对人类的解放。几十年史无前例的尝试——这些尝试是暴力的，因为它们遭到了残酷的包围和袭击，并且最终注定要失败——不可能让任何有良好信仰的人相信，这就足以让他们抹除这个前景，逼我们永远放弃实现它的努力。

　　那么，我们应该投票吗?从根本上说，我们应该漠然面对这个来自国家及其组织的要求。迄今为止，我们应该都知道，投票不过是强化现存体系的保守主义倾向之一罢了。

　　回到其真实的内容，投票是一个使人民去政治化的仪式。我们必须开始在一切地方重新建立共产主义对未来的远见。一切地方的有信念的激进分子应该去在所有世界人民的语境中讨论共产主义的原则。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我们必须“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而这，就是重新发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