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军八年之后，美国为了有效重塑在国际事务上的地位，应该遵循什么规则?

　　一个大国在外交事务上最危险的时刻，莫过于试图重申早已失去的威慑力。

　　美国可能正在踏入这一危险的转型期。

　　无论对错，中国、伊朗、朝鲜、俄国以及中东恐怖分子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自2009年以来，美国已开始衰落，并且从国际事务中收缩。

　　在这一(权力)真空中，敌对国家备受鼓舞，它们假定美国不能或不应该再行使过去的政治和军事领导权。

　　敌人认为美国把精力放在了气候变化、联合国倡议、重组，对伊朗和古巴等国表现出善意姿态，以及软实力、种族、阶级和性别等议程上，而不是保护和维系美国长期的盟友和全球秩序。

　　作为反应，朝鲜增加了导弹发射，并高调宣称要对西方及其盟友进行核摧毁。

　　俄国违反了《中程核武器条约》规定的义务，并吞并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边界地区。

　　伊朗在波斯湾骚扰美国船只，并对美国发出了一系列的威胁。

　　中国在南海建造人工岛屿基地，释放出即将接管亚洲商务的信号。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伊斯兰国”(ISIS)以中世纪的方式残杀了数千条生命，并资助西方国家内部的恐怖袭击。

　　在形势日益混乱之际，恢复美国之前(和正常)的威慑力，将会激怒这些挑衅者者，并反被它们视为挑衅。

　　因此，我们应该铭记一下古老的法则，来应对当前可怕的新危机。

　　1. 避免既不严肃又没有武力做后盾的口头威胁。经过八年所谓的“红线、越界、底线”和“规则的破坏者”之后，美国的最后通牒因为缺乏后续措施已经丧失效力，只能引来更多的侵犯。

　　2. 小概率事件不等于绝无可能。弱国也可能发动战争。1941年12月，日本袭击了世界上两支最大的海军，因为日本人产生了这样的幻觉：各强国因其实力变弱而力图避免战争。当前美国具有压倒性的军事实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心存妄想的国家会一直认可这点，或者认为它会保持下去。

　　3. 大型战争可能从不起眼的地方开始。没人会想到，1914年奥地利大公遇刺案，会导致约1800万人的死亡(截至1918年)。考虑到任何军事动作都可能是进一步行动的前兆，要制定一个备案——并且给备案制定一份备案。

　　4. 不要混淆战术与战略。成功地击落一架流氓飞机，炸毁一艘进犯的舰艇，或攻取一座ISIS控制的叙利亚城市，这些与想方设法赢得并结束战争是两码事。战略性胜利是耗时的，通常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优势以及军事上的成功，要确保对手保持被击败的状态，并使其认识到进一步的侵略会适得其反。

　　5. 人性是不变的——而且，它并不总是值得赞美的。无论喜欢与否，中立国更多地支持粗鲁的强者，而不是文明、人道的弱者。

　　6. 冠冕堂皇的声明和乌托邦演讲只能打动全球的精英和国际媒体，但它们对流氓国家来说毫无意义。这些国家反而会清点舰队、军团和装甲——并记得一个国家是否帮助了它的朋友并惩罚了敌人。与有缺点的盟友并肩作战远远强于将之抛弃，因为那样可能带来一些麻烦。

　　7. 公众对军事行动的支持主要取决于他们能否预见成功。不幸的是，人们更可能会支持一项形迹可疑但成功的军事干预，而不是一项使命崇高但会陷入僵局的干预。战前最激烈的支持者最有可能在遭遇第一次挫折时就打退堂鼓。万万不要对报复和干预行动背后的智慧抱有多少期望，它们往往基于最初喧闹的公众热情。

　　8. 战争是对人才的严格筛选。和平时期的优秀领袖和将领并不需要具备应对冲突的技能。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将与战时优秀的将领到和平时期的表现一样糟糕。要假定开启战争的指挥官未必能终结战争。

　　9. 战争很少由意外引发，更常见的是由于对相对力量的错误估计而引起。战前对双方弱点和力量的错误评估将会被战争残酷地修正。战争，才是最终裁决力量孰强孰弱的危险的仲裁者。显而可见的军事潜力、认真稳固的领导力、民族凝聚力以及稳健的经济状况将会提醒敌人战争是徒劳的。大声嚷嚷着裁军，又想要充当国际警察，会鼓励那些愚蠢的冒险者错误地将战争当成一场好赌局。

　　10. 旨在阻止战争的威慑通常被视为对战争的鼓动。避免直接危机的绥靖、孤立以及合作政策(最终可能会导致冲突爆发)，却常被视为文明的延伸和人道行为。

　　最后，安全或许遭人嘲弄，但总比受人赞扬的脆弱可取。

　　维克多·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古典主义历史学家。本文系微信公众号“保守主义评论”译自National Review，英文标题“Ancient Laws, Modern Wars”

　　撤军八年之后，美国为了有效重塑在国际事务上的地位，应该遵循什么规则?

　　一个大国在外交事务上最危险的时刻，莫过于试图重申早已失去的威慑力。

　　美国可能正在踏入这一危险的转型期。

　　无论对错，中国、伊朗、朝鲜、俄国以及中东恐怖分子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自2009年以来，美国已开始衰落，并且从国际事务中收缩。

　　在这一(权力)真空中，敌对国家备受鼓舞，它们假定美国不能或不应该再行使过去的政治和军事领导权。

　　敌人认为美国把精力放在了气候变化、联合国倡议、重组，对伊朗和古巴等国表现出善意姿态，以及软实力、种族、阶级和性别等议程上，而不是保护和维系美国长期的盟友和全球秩序。

　　作为反应，朝鲜增加了导弹发射，并高调宣称要对西方及其盟友进行核摧毁。

　　俄国违反了《中程核武器条约》规定的义务，并吞并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边界地区。

　　伊朗在波斯湾骚扰美国船只，并对美国发出了一系列的威胁。

　　中国在南海建造人工岛屿基地，释放出即将接管亚洲商务的信号。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伊斯兰国”(ISIS)以中世纪的方式残杀了数千条生命，并资助西方国家内部的恐怖袭击。

　　在形势日益混乱之际，恢复美国之前(和正常)的威慑力，将会激怒这些挑衅者者，并反被它们视为挑衅。

　　因此，我们应该铭记一下古老的法则，来应对当前可怕的新危机。

　　1. 避免既不严肃又没有武力做后盾的口头威胁。经过八年所谓的“红线、越界、底线”和“规则的破坏者”之后，美国的最后通牒因为缺乏后续措施已经丧失效力，只能引来更多的侵犯。

　　2. 小概率事件不等于绝无可能。弱国也可能发动战争。1941年12月，日本袭击了世界上两支最大的海军，因为日本人产生了这样的幻觉：各强国因其实力变弱而力图避免战争。当前美国具有压倒性的军事实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心存妄想的国家会一直认可这点，或者认为它会保持下去。

　　3. 大型战争可能从不起眼的地方开始。没人会想到，1914年奥地利大公遇刺案，会导致约1800万人的死亡(截至1918年)。考虑到任何军事动作都可能是进一步行动的前兆，要制定一个备案——并且给备案制定一份备案。

　　4. 不要混淆战术与战略。成功地击落一架流氓飞机，炸毁一艘进犯的舰艇，或攻取一座ISIS控制的叙利亚城市，这些与想方设法赢得并结束战争是两码事。战略性胜利是耗时的，通常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优势以及军事上的成功，要确保对手保持被击败的状态，并使其认识到进一步的侵略会适得其反。

　　5. 人性是不变的——而且，它并不总是值得赞美的。无论喜欢与否，中立国更多地支持粗鲁的强者，而不是文明、人道的弱者。

　　6. 冠冕堂皇的声明和乌托邦演讲只能打动全球的精英和国际媒体，但它们对流氓国家来说毫无意义。这些国家反而会清点舰队、军团和装甲——并记得一个国家是否帮助了它的朋友并惩罚了敌人。与有缺点的盟友并肩作战远远强于将之抛弃，因为那样可能带来一些麻烦。

　　7. 公众对军事行动的支持主要取决于他们能否预见成功。不幸的是，人们更可能会支持一项形迹可疑但成功的军事干预，而不是一项使命崇高但会陷入僵局的干预。战前最激烈的支持者最有可能在遭遇第一次挫折时就打退堂鼓。万万不要对报复和干预行动背后的智慧抱有多少期望，它们往往基于最初喧闹的公众热情。

　　8. 战争是对人才的严格筛选。和平时期的优秀领袖和将领并不需要具备应对冲突的技能。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将与战时优秀的将领到和平时期的表现一样糟糕。要假定开启战争的指挥官未必能终结战争。

　　9. 战争很少由意外引发，更常见的是由于对相对力量的错误估计而引起。战前对双方弱点和力量的错误评估将会被战争残酷地修正。战争，才是最终裁决力量孰强孰弱的危险的仲裁者。显而可见的军事潜力、认真稳固的领导力、民族凝聚力以及稳健的经济状况将会提醒敌人战争是徒劳的。大声嚷嚷着裁军，又想要充当国际警察，会鼓励那些愚蠢的冒险者错误地将战争当成一场好赌局。

　　10. 旨在阻止战争的威慑通常被视为对战争的鼓动。避免直接危机的绥靖、孤立以及合作政策(最终可能会导致冲突爆发)，却常被视为文明的延伸和人道行为。

　　最后，安全或许遭人嘲弄，但总比受人赞扬的脆弱可取。

　　维克多·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古典主义历史学家。本文系微信公众号“保守主义评论”译自National Review，英文标题“Ancient Laws, Modern W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