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经济政策在哪些方面转了向?

　　虽然特朗普在具体经济政策措施上存在着不确定性，但从其竞选期间的言论以及上台后不久采取的措施看，其基本经济政策的走向应该是明朗的。特朗普的政策核心是所谓“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即不 管现行的国际体系规则和国内的现有条件，力推他认为对美国有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重振美国所谓的“伟大”。而他对“伟大”和经济实力的解读是重商主义的，那就是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等传统和军工、国防业。这不仅与他本人从事的房地产业相关，也与他代表的是传统产业资本集团的利益直接相关。他的政策调整和转向是以此为核心展开的。

　　第一，国际经济政策从自由贸易转向保护主义。这是特朗普最重要的经济政策转向。特朗普将改变美国长期以来基本上是维护其在二次大战后构建的自由贸易体制和遵行自由贸易原则的传统转向以“对等、公平”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理念和政策上。他要把美国原来承诺的国际义务抛在一边，以新的原则加以审视，并与贸易伙伴进行重新谈判获得所谓的平等的市场准入条件，为美国的企业开拓更广的国际市场服务。他废止TPP和TTIP，要重新谈判NAFTA就是明显的从自由贸易向传统的重商主义政策的回归。他甚至威胁如果WTO裁定美国行为不符合WTO的规则，他就要退出WTO。虽然他要做到这一点面临着很多制度性的障碍，但是反映了他对二战后美国一手领导构建的建立在自由贸易原则上的多边国际贸易投资体系的否定，是其试图改变现状的一种尝试。

　　特朗普的国际经济政策转向对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和经济全球化将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因为这一转向是否会摧毁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导致经济全球化逆转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并且成为美国在政治上转向孤立主义的重要诠释。尽管特朗普国际经济政策转向内容和意图非常明显，但是他要改变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全球化基本趋势似无可能。

　　第二，国内经济政策转向“有选择性的干预主义”。在国内经济政策上，特朗普的转向比较复杂，他基本上是要扭转美国政府在经济上不直接干预的传统但又不否定自由市场经济基础，因而其干预是有选择的，是基于其相对混杂的对经济理论的理解和感知基础上有选择的干预。自从里根经济学把美国从滞胀的泥潭中解救出来以后，里根在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以及经济上的市场自由主义理念在美国和主要发达国家占据了很长时间的统治地位。里根实施的基本经济政策措施大部分被后来的美国行政当局所遵循，政府对市场少干预的传统基本上被传承。只是由于两次伊拉克战争导致政府开支急剧扩大，减税措施未始终被坚持2001年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导致美国的货币政策逐渐回归凯恩斯主义而不再遵循货币主义。不过里根的基本自由主义理念和经济政策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表现的最为突出的是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趋势和美国历任政府不断推进的高标准贸易自由化政策，尽管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于自由贸易的认知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也是笔者一直认为所谓“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政治理念和社会政策上存在较多的差别，而在经济政策上两者逐渐趋同的原因。

　　特朗普的国内经济政策转向并非全盘否定基本的自由市场理念。他试图实施的是一种“新干预主义”，其内涵是遵循实用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原则有选择地干预经济生活，同时又有选择地推进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把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与政府的干预结合起来。特朗普的“新干预主义”是有选择的干预，与民主党和左翼政治派别奉行的政府干预有本质的差别，后者主张在社会保障上加大政府的职能，而这恰恰是其坚决反对的，他一上台就叫停奥巴马医保计划是最为典型的表现。特朗普在这方面的政策转向是要减少原来政府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上的过多干预但是，特朗普会加强对产业和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增加政府在经济活动层面的主导，其对通用汽车、苹果公司甚至丰田汽车投资活动的干预已经显示出这种倾向。从这个角度出发，不少学者把特朗普经济政策看成是向“国家干预主义的回归”。其实，特朗普并非回到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而是继续恢复里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的政策，通过减税来改变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期间不断增加政府开支的财政政策以及“雷声大雨点小”的减税承诺。根据特朗普的计划，他将把企业所得税从目前的35%降至15%，个人所得税普遍下降，累进个人所得税率从39.5%降至25%，并且对跨国公司海外利润“汇回税”实施一次性降至10%的优惠，期望以此刺激美国的投资和就业增长。因此，特朗普的财政政策转向是有选择的转向，回归里根经济学的财政税收政策并不能看作是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全盘否定。

　　特朗普经济政策在哪些方面转了向?

　　虽然特朗普在具体经济政策措施上存在着不确定性，但从其竞选期间的言论以及上台后不久采取的措施看，其基本经济政策的走向应该是明朗的。特朗普的政策核心是所谓“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即不 管现行的国际体系规则和国内的现有条件，力推他认为对美国有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重振美国所谓的“伟大”。而他对“伟大”和经济实力的解读是重商主义的，那就是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等传统和军工、国防业。这不仅与他本人从事的房地产业相关，也与他代表的是传统产业资本集团的利益直接相关。他的政策调整和转向是以此为核心展开的。

　　第一，国际经济政策从自由贸易转向保护主义。这是特朗普最重要的经济政策转向。特朗普将改变美国长期以来基本上是维护其在二次大战后构建的自由贸易体制和遵行自由贸易原则的传统转向以“对等、公平”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理念和政策上。他要把美国原来承诺的国际义务抛在一边，以新的原则加以审视，并与贸易伙伴进行重新谈判获得所谓的平等的市场准入条件，为美国的企业开拓更广的国际市场服务。他废止TPP和TTIP，要重新谈判NAFTA就是明显的从自由贸易向传统的重商主义政策的回归。他甚至威胁如果WTO裁定美国行为不符合WTO的规则，他就要退出WTO。虽然他要做到这一点面临着很多制度性的障碍，但是反映了他对二战后美国一手领导构建的建立在自由贸易原则上的多边国际贸易投资体系的否定，是其试图改变现状的一种尝试。

　　特朗普的国际经济政策转向对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和经济全球化将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因为这一转向是否会摧毁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导致经济全球化逆转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并且成为美国在政治上转向孤立主义的重要诠释。尽管特朗普国际经济政策转向内容和意图非常明显，但是他要改变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全球化基本趋势似无可能。

　　第二，国内经济政策转向“有选择性的干预主义”。在国内经济政策上，特朗普的转向比较复杂，他基本上是要扭转美国政府在经济上不直接干预的传统但又不否定自由市场经济基础，因而其干预是有选择的，是基于其相对混杂的对经济理论的理解和感知基础上有选择的干预。自从里根经济学把美国从滞胀的泥潭中解救出来以后，里根在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以及经济上的市场自由主义理念在美国和主要发达国家占据了很长时间的统治地位。里根实施的基本经济政策措施大部分被后来的美国行政当局所遵循，政府对市场少干预的传统基本上被传承。只是由于两次伊拉克战争导致政府开支急剧扩大，减税措施未始终被坚持2001年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导致美国的货币政策逐渐回归凯恩斯主义而不再遵循货币主义。不过里根的基本自由主义理念和经济政策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表现的最为突出的是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趋势和美国历任政府不断推进的高标准贸易自由化政策，尽管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于自由贸易的认知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也是笔者一直认为所谓“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政治理念和社会政策上存在较多的差别，而在经济政策上两者逐渐趋同的原因。

　　特朗普的国内经济政策转向并非全盘否定基本的自由市场理念。他试图实施的是一种“新干预主义”，其内涵是遵循实用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原则有选择地干预经济生活，同时又有选择地推进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把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与政府的干预结合起来。特朗普的“新干预主义”是有选择的干预，与民主党和左翼政治派别奉行的政府干预有本质的差别，后者主张在社会保障上加大政府的职能，而这恰恰是其坚决反对的，他一上台就叫停奥巴马医保计划是最为典型的表现。特朗普在这方面的政策转向是要减少原来政府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上的过多干预但是，特朗普会加强对产业和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增加政府在经济活动层面的主导，其对通用汽车、苹果公司甚至丰田汽车投资活动的干预已经显示出这种倾向。从这个角度出发，不少学者把特朗普经济政策看成是向“国家干预主义的回归”。其实，特朗普并非回到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而是继续恢复里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的政策，通过减税来改变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期间不断增加政府开支的财政政策以及“雷声大雨点小”的减税承诺。根据特朗普的计划，他将把企业所得税从目前的35%降至15%，个人所得税普遍下降，累进个人所得税率从39.5%降至25%，并且对跨国公司海外利润“汇回税”实施一次性降至10%的优惠，期望以此刺激美国的投资和就业增长。因此，特朗普的财政政策转向是有选择的转向，回归里根经济学的财政税收政策并不能看作是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全盘否定。

　　特朗普在货币金融政策上的转向也是有选择性干预的转向。特朗普试图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提出挑战，他对耶伦执掌的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原则提出批评。这种批评打破了以往美国总统一般不对美联储主席和美联储货币政策直接批评的传统。他的目的是要让美联储更主动地动用货币政策来配合他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的目标更多地动用美元汇率来为其经济政策服务。这种强政府干预货币政策的做法是违背里根经济学货币主义传统的。而另一方面，他又要修改美国金融危机以后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加强监管的法规，重新放松金融监管，这不仅与世界各国加强金融监管和呼声和趋势反其道而行之，也与其竞选时不断指责华尔街的言行相左。因此，特朗普的货币金融政策转向并非简单的增强或者放松政府干预，而在于他干预和放松内容上的掉转和组合这与以前历届美国政府存在很大差别。

　　有选择的“新干预主义”反映了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目前的内在矛盾和困境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使得各国国民经济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世界市场囊括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全球化和市场深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效率使各国受益任何逆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举措都可能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另一方面，利益的分配在国家间、社会各个阶层间越来越失衡，要调整这种失衡需要国家政府层面的干预以及国际合作的调整特朗普从其所在集团的利益出发以及他所感知的美国的利益角度想要改变美国政府原来的政策内涵和导向，希望利用其总统的行政权力来对此进行干预，推进他所谓的“让美国再伟大”“美国第一”的政策诉求和相应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调整。但是他的干预又无法真正逆全球化和基本的市场经济规律以及他所属利益集团的利益，这就导致了他的政策一方面似乎在加强政府的干预，会扭转里根经济学盛行后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潮流，但是同时又在某些领域内继续增强自由市场原则，放松监管和减少政府干预的矛盾现象。

　　上个世纪美国发生的经济政策大转向

　　从历史的角度看，每当美国经济发生重大危机，随后都会发生比较明显的政策大调整和转向。考察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政策的两次大转向，对于我们理解特朗普的政策转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罗斯福“新政”的政策转向。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美国政府总的经济政策发生过两次大的转向，一次是罗斯福的“新政”，另外一次是里根经济学的兴起。粗略地梳理，我们可以将罗斯福新政看成是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发生大危机后所做的一次调整。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内容是增加联邦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的内容，制订了一系列法规来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构建了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通过扩大财政开支新建公共和基础设施，增强了反垄断措施，保护中小企业利益等。罗斯福”新政”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自罗斯福“新政”后，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理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断增强，积极动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活动逐渐成为主流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逐步过渡到垄断竞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寡头竞争。历史学家一般认为罗斯福“新政”是资本主义吸收社会主义理念，挽救资本主义的重大理论和政策调整。经过这次转向，资本主义经济随后有了近30年的“黄金”发展期。

　　第二，“里根经济学”的政策转向。到了20世纪70年代，政府强力干预经济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一方面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美国平均年度财政赤字从60年代普遍低于2%上升至3%以上政府债务开始增加。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结果使得通货膨胀成为经常现象，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幅度从70年代初的年平均3%～4%一路上升至1974年的11%最高年份1980年达到了13.5%。而此时经济增长却停滞不前，1974年和1975年连续2年负增长，陷入衰退。这就是所谓的“滞胀”。70年代的滞胀不仅出现在美国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普遍陷入滞胀的泥潭1981年里根当选为美国第49届总统，开始了又一轮的经济政策转向，其所实施的经济政策就是所谓的“里根经济学”。里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在财政上采取供应学派的政策，通过削减税收来刺激企业的供给，同时削减政府的福利开支，减少政府的财政赤字;在货币政策上则遵循货币主义的理念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来治理通货膨胀。里根经济学被看成是从原先凯恩斯主义政府全面干预经济转向政府尽量少地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由于里根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内也趋向保守，代表着共和党保守右翼的思维，因此里根主义一方面在政治上被打上保守主义标签，经济上则被打上了自由主义标签，被看成是其后不断增强并取得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奠基者。里根经济学被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是非常成功的一次转型，它催生了金融自由化，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美国经济在随后的信息产业革命的带动下经历了战后第二次的高速增长期，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陷入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第三，奥巴马政策调整的失败。奥巴马执政后，也试图推进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来应对危机让美国走出经济低迷的困境，他的政策口号就是所谓“改变”。政治上，奥巴马遵循“自由主义”原则，在国际层面表现为不断推广美国的政治价值观并且推行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从而来维持和重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在国内层面则表现为扩大政府的开支和构建更加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来缓和内部矛盾。经济上，他则把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相结合，表现在国际层面的是试图通过构建高标准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让美国具有优势服务业和高端产业获得更多的利益;在国内层面则表现为“再工业化”以及扩大政府开支来创造需求以刺激经济。但是，奥巴马的上述政策调整遇到了国内外既定的规则以及利益格局制约。在国际上，他推广美国价值观和制定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努力屡遭挫折，在国内，推进“再工业化”进展缓慢，传统中产阶级利益受到侵蚀。2016年的总统大选美国民众对于奥巴马政策调整的效果投了反对票，最终导致特朗普上台，开始了新的政策调整和转向。因此，以“改变”为口号上台的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并没有被认为是发生了实质性的政策转向和调整，其推行政策仍然被看成是“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延续。

　　特朗普经济政策的转向可否与美国曾经发生两次大转向相比?

　　那么，特朗普的政策转向能否成功?尤其是其经济政策的转向能否如一些观察者乐观地宣称的那样，开启一个新的时代?笔者的基本判断是否定的。

　　其一，特朗普的国际经济政策转向是一种倒退。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曾经在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但是世界各国实施以邻为壑的政策结果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两次世界大战都与此有关。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率领盟国制订了以自由贸易和货币自由交易兑换的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使我们获得了迄今70多年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世界经济获得了超过以往任何历史阶段的快速增长，物质财富获得了极大的丰富。特朗普如果要否定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否定WTO框架的自由贸易体系，而又不建立符合当今发展潮流的新规则，想退回到只对美国有利的政策上，不再承担相关的国际规则和义务，或者如支持他、投票给他的反全球化集团所期望的那样带头反全球化，不仅不会取得成功，反而会陷入损害美国利益的局面。

　　经济全球化是由科技革命、跨国公司以及美国金融资本三大动力合为一体所推动的一个客观的经济进程，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传统产业资本集团可以在未来影响金融资本推动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但是无法改变其他两大动力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旨发言中所指出的：“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科技革命本身直接催生了国际分工深化和细化的物质基础，跨国公司在微观层面把生产过程分解成不同的价值生产环节(各种零部件生产、流通)并根据不同的要素优势组合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区域配置，构成了全球的生产链(价值链)，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拓展了国际贸易的内容和规模，促进了全球的人员流动和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当然，由于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地推动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被打上了很强的美元化或者美国化的烙印，特朗普经济政策调整如果能够限制美国金融垄断资本推动金融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对于克服全球化在利益分配中的失衡是有好处的，但可能是一厢情愿。

　　其二，特朗普的国内经济政策调整的效果存在疑问。特朗普的财政政策其实是重复里根经济学的措施。里根的减税政策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就被重新实施过，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其执政期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低于2%，比克林顿执政时期要低很多。而且减税以及伊拉克战争导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上涨幅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联邦政府债务由其执政初期1万亿美元迅速增长至任期后期3万亿美元。特朗普实施的减税大致会重复小布什时期的效果，而无法重现里根时期的经济增长效应。可以预见，特朗普减税后的最初两年，有可能会有一定幅度的经济增长，但在随后的年份里，经济增幅将可能明显下降，因为减税的刺激效应将递减而且经济周期的规律预示美国经济将重新经历一次衰退。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将创历史新高也可能为后续的金融危机埋下祸根。根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的一项研究估算，如果按照特朗普的减税计划，未来10年美国联邦政府将减少9.5万亿的税收，平均每年减少收入1万亿美元左右。但是减税的经济增长效应将无法弥补税收损失效应。更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里根时期的减税与美国科技革命的周期正好相吻合。20世纪80年代开始电脑、集成电路和卫星通讯等信息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信息产业革命带来的投资和消费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里根减税的效果就被夸大了。而目前，新的科技革命尚处于孕育期，减税的经济效应恐怕很难超过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效果。

　　其三，特朗普创造就业和重振传统工业的政策面临重重困难。特朗普的财政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对于美国传统产业可能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他不仅会通过减税从供给侧为制造业提供激励，还会动用其他行政影响力为传统产业扩大投资提供优惠和规制的松绑，比如对传统能源产业发展受到的环境规制松绑为制造业的融资提供宽松的法规环境等。这些政策可能会使基础设施、传统能源以及军工等行业有一定程度的快速增长。但是他重振制造业的目标能否实现?似乎难以乐观。其实早在奥巴马政府时就提出了“再工业化”的口号，但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的制造业的增长微乎其微。如果以2009年制造业增加值为基数100，到了2015年制造业值增加值的指数则为110.3，只增长了10.3%而金融业中的基金、信托和其他金融工具增加值则由2009年的100迅速上窜至2015年达到了221.2，增长了121.2%，可见“再工业化”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成功，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并没有放缓。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制造业发展需要的配套产业体系和有竞争力的熟练技术工人供应已经缺乏相对优势，再加上利益集团控制的美国整个金融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模式，使得制造业的复兴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特朗普要想把迁移出美国的制造业重新迁回美国基本上无可能。而且，特朗普的各种政策之间缺乏协调，短期刺激效应释放后随之而来的负面效应会导致经济受损。

　　其四，特朗普增加美国就业并振兴美国中产阶级的目标缺乏政策手段。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的政策存在着两面性。其一，从经济增长的周期看，特朗普不像奥巴马一样需要应对的是陷入严重金融危机和衰退的美国经济，当时的失业率是8%并一路上升至10%，经济陷入负增长。而特朗普接手的美国经济已经复苏并且失业率已经下降至4.9%，低于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经济增长也在2%以上。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强调减税对于经济的短期刺激效应是存在的，因此就业水平可能会进一步好转，工资水平有可能上升，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均收入也有望提高。但是，与以往美国历史上的两次经济政策大调整相比，特朗普的经济政策缺乏其他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因素的支撑，中产阶级的相对收入增长以及作为整个阶层在社会中地位的改善恐怕难以乐观。原因在于他的减税并不是有针对性地对中产阶级的减税，而是平均削减税率并降低累进率，最高个人所得税率将从39.6%降至25%。如果实施，华尔街富豪和企业高级经理等富豪阶层从减税中获得好处会更多。因此，指望特朗普政策转向如前两次政策转变带来积极的社会矛盾暂时缓和的效果也可能是奢望。

　　其五，特朗普经济政策转型很难催生新的理论范式并促进西方社会经济的转型。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并没有很明确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支撑他对经济运行基本规律的认知也仅限于他经营房地产的成功经验，因此他对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经济现象和问题的理解常常缺乏深思熟虑的分析他的长处是了解普通民众对这些经济现象的感觉和浅层次的判断，并加以利用。他当选总统之后要推行振兴美国经济的政策并把它们付诸实施不仅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经济学家辅佐，而且需要美国国会、美联储以及政府行政部门的配合落实，此时整个市场和行政管理体系两个复杂系统的互动就不会如他设想的那么简单。特朗普如果仅按照自己的感觉推行现行的政策，美国的经济转型本身存在的内在矛盾就会使他的政策目标落空。美国作为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了最大利益的经济体如果走逆全球化的道路，其利益受损将是必然的。美国传统产业的衰弱和就业的减少并非美国利益的绝对损失，只是其国内利益调整扭曲的一种表现。美国高科技产业和跨国公司获得的利益以及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金融利益远远大于传统工业被替代的代价。无论是重回“孤立主义”或者“保护主义”，还是反全球化，都是没有出路的，不可能引发新的经济范式的转型。特朗普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既非像罗斯福“新政”那样吸收社会主义因素，也不像里根那样有针对性地对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和政策的弊端进行矫正，而是利用民粹主义走逆经济基本规律的道路，结果将得不偿失。即便在某些领域或者方面会获得一些如他所期望的进展，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但是其总体经济政策的调整违背基本经济规律的代价一定会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

　　特朗普经济政策转向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尽管我们判断特朗普的经济政策转向很难重现里根经济政策转向的成功但是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也是目前最主要的终端商品的市场，美元仍然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特朗普的经济政策调整和转向，对世界经济仍然会有重大影响，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第一，将掀起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美国在战后率领盟国建立了以GATT/WTO为核心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又在双边和区域协定基础上推动了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和投资规则。这是经济全球化得以迅速发展的制度基础，也是促进战后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特朗普现在要重新定位美国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中的利益并且要退回到“双边”“公平”“对等”的原则上，这不仅会引起美国的贸易伙伴的反对，还会引发“跟风”和“报复”效应，从而使得保护主义在全球上升，最终不利于世界经济增长。

　　美国国际经济政策转向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表面看会增强美国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的议价权，增强美国制定贸易投资规制的能力也会有利于美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利益，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全面地探讨美国的经济利益，会发现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转向并不能给美国带来实际的利益。美国在战后牵头构建的多变自由贸易体制和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制是相辅相成的，他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和进口能力最强的国家，同时保障了美国能够以低廉的代价动用全球的资源为其长期占领世界产业和价值链的高端服务。从财富和经济福利转移的角度看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保障了全球财富和福利源源不断地从世界各地流向美国，使美国长期享受了远远高于其本身生产能力所能支持的生活水平。美国实际上是这一自由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为基础发展的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如果美国现在要退回保护主义，甚至要逆全球化，不再承担原来维护自由贸易的义务，美国的贸易投资伙伴的利益会受损，其自身的利益更会受损。因为美国尽管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但也是最主要的商品出口国。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一定会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最终导致双输的结果.

　　第二，会导致全球化进入低潮。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尽管不太可能瓦解整个以WTO为基础的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也无法逆转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但是国际贸易会因保护主义思潮兴起的影响而放慢增长速度。奥巴马政府试图构建的21世纪高标准的自由贸易投资规则将会被暂时搁置。美国共和党掌控的议会和特朗普正在合作试图出台边境税，如果实施，也将会对跨国公司的外包和产业转移产生负面影响，导致跨境投资的增长速度下降。特朗普利用税收政策刺激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和利润往美国回流，也会有同样的抑制跨境投资的效果。当然，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投资会增长，他们之间的贸易会继续扩大，技术进步导致的国际分工不会停滞，但是毕竟美国曾是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其政策转向对全球化的负面冲击仍不可小觑。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出现的收入两极分化、国家间发展严重失衡等全球性问题也会令很多国家试图放缓参与全球化的节奏，寻求新的治理途径，这都会导致经济全球化进入一个调整期。

　　第三，将会终止长达30年的全球低通胀局面。经济全球化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了国际分工，世界市场的边界不断扩大。全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商品价格保持基本稳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即使在美元流动性不断扩张导致资源性、基础性大宗商品大幅度涨价时，全球性的产业配置带来的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以及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劳动力和资源环境补偿机制缺陷所形成的价格抑制，使得绝大多数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价格仍然维持在低位，令全球享受了近30年低通胀的局面。尽管过去的30年我们经历过数次经济高涨和衰退的周期，也发生过多次金融危机，上个世纪70年代曾经发生的多数国家严重通货膨胀局面没有再现。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有可能终止这一局面，原因在于他的经济政策将在多个层面推动价格上涨。其一，他的减税和扩大国防开支等政策会使美国的债务水平快速上涨，这将会迫使美联储重启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降低美国政府融资成本，给物价增添压力;其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将使美国进口商品涨价，带动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其三，特朗普试图削弱美联储的独立性，使货币金融政策会更加服从其刺激经济的需要，这将会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推动物价上涨;其四，美国的通货膨胀具有很强的全球溢出效应，一旦启动，全球低通胀的局面将走入尽头。

　　第四，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可能会带来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美国的国内经济政策转向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双重的。从积极方面看，其强烈刺激美国经济的财政税收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美国传统行业的发展。这在短期内对于世界经济也是有利的。另外，美国国内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扭转美国经济过度的金融化倾向，虽然“再工业化”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实体经济与金融的结合程度会有所提高，这对于降低美国的国内金融风险是有好处的。但是特朗普将会比历届美国政府更多地对美联储施压，他对耶伦的批评已经显示出他试图让美联储操控美元利率和汇率来为其刺激美国国内投资的政策服务的倾向。未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增强，而且美国政府债务的上升也会对金融市场有直接的影响。因此，美国金融市场未来受政策影响的波动性会增加，这种波动性存在很强的外溢效应，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出现更多的震荡。加上特朗普在地缘政治上的一些冒险动作，也会增加地缘政治的风险，这些都会对敏感的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冲击效应，不利于国际金融的稳定。

　　中国如何应对特朗普经济政策转向

　　首先，与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合作，维护全球化的基本趋势和共同利益。对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政策，习主席呼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更加合理地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增强国际合作实现共赢，是应对特朗普国际经济政策转向的首要任务。

　　其次，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营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共赢的氛围。要将与沿线国家双边和次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提升至中国整个对外经济战略的核心地位，用以抵御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的倾向。要利用美国回归贸易保护的机会更多地促进与我们贸易伙伴的自由贸易。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可以率先对一些贸易伙伴更多地开放我们的市场，让这些国家获得进入我们市场的好处，为我们未来进入对方市场打下基础，也为我们抵御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提供替代的市场。

　　再次，加快国内的改革开放，改善投资和营商环境。最近，由于国内的成本上升以及其他环境的变化，外资抱怨中国的营商环境不如以前。对此要引起足够重视，外资在中国的投资，不仅是我们牵制特朗普和欧洲国家贸易保护的重要经济纽带，还在于跨国公司通常掌控着产业链的高端，带动着中国配套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经济具有扩散性的积极影响。特朗普现在要争取美国企业回美国投资，甚至要吸引外国企业到美国投资，我们更没有理由认为外国投资对中国经济不重要了。这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并行不悖，需要继续大力引进外资，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外资。

　　最后，我们要构建更加有效的金融安全网，防控外部金融市场震荡对我们的冲击。中国目前金融杠杆率偏高，金融资产价格存在泡沫，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不可忽视。在特朗普减税、美联储加息以及中国经济调整处于“三去一降一补”各种影响叠加背景下，避险和投机性短期资本流动引发的冲击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因此，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在促进市场化竞争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抑制投机和市场操控行为，有针对性地引导市场预期，避免特朗普经济政策调整导致的溢出性冲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经济转型调整趋势与中国的应对战略研究”中间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3&ZD0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