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俄罗斯总统选举的结果标志着俄罗斯梅普组合“双头政治”格局的结束以及始于2000年并可能持续至2024年的“长普京时代”新阶段的开始。以强国、威权为主要特征的“普京主义”或将继续左右俄罗斯的政治生态。“普京主义”不同于经典意义上的“全能主义”和“威权主义”，而是俄罗斯转型时期的产物。普京通过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制度安排，克服了叶利钦时期俄罗斯转型的“制度陷阱”，摆脱了国家治理危机，满足了俄罗斯民众对于秩序、稳定和发展的期许，从而在俄罗斯形成了特殊的“普京多数”现象，构成了“普京主义”的社会基础。然而，俄罗斯经济的稳定发展催生了新中产阶级的兴起，选民结构的代际变化，以及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勃兴，逐渐消解了“普京主义”的正当性。随着一个与“普京多数”针锋相对的“去普京多数”群体的崛起，普京政权正面临着日趋严峻的挑战。

2015年，普京半官方的个人崇拜再创新高，圣彼得堡附近一哥萨克团体揭幕一座普京摹仿罗马帝王的青铜塑像

　　一、“普京主义”VS“全能主义”与“威权主义”

　　自普京2000年入主克里姆林宫以来，“普京主义”(Putinism)逐渐成为理解当代俄罗斯政治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从目前已有的文献资料看，美国《纽约时报》当是这一术语的原创者和首倡者。该报早在2000年1月，即普京被叶利钦在新千禧年前夕出乎意料地宣布为代总统之际，即发表了题为“普京主义浮出水面”的分析文章，根据普京的过往经历和个人特点预告新政权的基本特征。此后，“普京主义”逐渐被俄罗斯国内外各界广泛使用，成为描述普京体制的重要词汇。而其内涵和外延也随着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内政外交实践而不断演化。

　　整体而言，各方对此概念的理解和认知有着较大的差距。相对地，俄罗斯国内和我国学者对“普京主义”的解读更趋正面，多认为这是一种融合斯大林式的领袖崇拜、共产主义、克格勃精神和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变体。而西方学者则更多持批评立场，强调“普京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斯大林主义在21世纪的借尸还魂，认为公民社会的缺失和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模式导致俄罗斯政治系统存在极大的危险。换言之，俄罗斯国内外的基本共识在于，都意识到“普京主义”是一种迥异于叶利钦时期的政权体制，但对其走向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似乎俄只能在重归“全能主义”体制和具有本土特征的威权体制之间徘徊。

　　在笔者看来，“普京主义” 是一种尚未被政治学充分研究的、由普京及其侧近政治精英倡导并开创的俄罗斯所特有的“克里斯玛”型政权组织形态的变种。尽管它源于旧体制，甚至某些历史痕迹仍顽强地寄生其上，但本质上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形态。其特征包括高度集权的总统制及领袖崇拜、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主权民主意识形态的交织与融合，而且仍在持续地演化。应该注意到，“普京主义”既不同于经典的“全能主义”，也与一般意义上的“威权主义”体制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与全能主义模式相比，“普京主义”的特征有诸多不同之处：

　　第一，没有发挥绝对垄断作用的“党—国”体系及国家对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统俄党既缺乏苏共的治理效率，也不是单纯地重复其功能和设置，而只是为选举而诞生的政治组织而已。

　　其二，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政治体系没有能解释一切的意识形态工具，缺乏共产主义理念的“政治宗教”效用。自叶利钦时期起，俄宪法已经明确规定放弃国家意识形态。即便是对于被外界普遍解读为普京意识形态内核的“主权民主”，普京本人也并非完全认同。

　　第三，尽管普京执政团队的来源多与强力部门及“彼得堡帮”相关，但并未建立起苏联式的干部储备的罗名制(Nonmenclatura)制度。通过公务员制度等行政改革，俄罗斯正在试图将科层官僚制内化为本国政治的核心制度。

　　第四，目前，俄罗斯尽管对反对派活动多有限制，在民主权利的保障方面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但已没有大规模的镇压和出于制造恐怖效应的官方宣传。以新闻管制为例，普京当局尽管对电视节目的掌控较为严格，但对其他电子及平面媒体较为宽松，尤其是对互联网的监管基本上秉持了“自由优先”的原则。

　　第五，俄罗斯经济领域已经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机制。即使是普京任有限制，在民主权利的保障方面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但已没有大规模的镇压和出于制造恐怖效应的官方宣传。以新闻管制为例，普京当局尽管对电视节目的掌控较为严格，但对其他电子及平面媒体较为宽松，尤其是对互联网的监管基本上秉持了“自由优先”的原则。

　　第五，俄罗斯经济领域已经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机制。即使是普京任内，特别是2003年以来在战略行业领域实现了国家的参与、介入乃至控制，但计划经济及与之匹配的国家主导的分配体系已经成为历史。

　　第六，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社会形态不是完全封闭的，而至多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半封闭状态。由于普京当局强调维护互联网的自由，尊重宪法赋予个人和公民在获取和使用信息方面的权利和自由，并将这种“互联网自由”视为推进“创新经济”的重要力量源泉和与西方主要大国构建“现代化同盟”关系的重要内容和象征符号，俄罗斯的互联网及社交网络等新媒体获得了蓬勃发展。俄公共政治空间正处于形成之中。

　　第七，当代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实现本国核心利益和战略存在的对外扩张，并为此建立起基于缓冲区和势力范围的以宗主国—仆从国差序格局为核心的盟国体系，而更多是致力于构建一种以防御功能为优先的针对外来干涉的“防疫线”。

　　将“普京主义”与“威权主义”作对比相对更为困难一些，主要的原因在于，后者作为概念本身具有比布热津斯基等“苏联学”权威学者所给定的“全能主义”更丰富的种类和内涵。显然，“普京主义”不同于历史上带有专制传统的威权主义，与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转型时期的威权主义颇有差别，也不同于拉美国家在上个世纪的军人专制体系。

　　可以说，与经典的威权主义相比，普京政权的特性在于：

　　第一，体制的“伪个人化”而非绝对意义上的“个人化”。国际学术界多将“普京主义”描述为一个普京决定一切的权力结构安排，其他精英完全扮演从属和附和角色，而政府仅仅是一个只管执行而无决策权的技术官僚部门。但实际上俄权力体系的功能分配绝非如此简单。普京固然拥有俄罗斯其他政治精英难以企及的政治权威，但它并不能保障普京远离俄罗斯官僚体制的制约。相反，普京本人与其侧近人士乃至整个官僚体系已经形成了相互依赖进而相互制约的关系。换言之，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在帝国和民主之间选择了民主，叶利钦是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选择了市场，那么普京则是在官僚体系与寡头之间选择了官僚。而官僚体系的强劲扩张，已经将普京深深卷入到俄罗斯权力体系的大网中难以自拔。

　　第二，回归俄罗斯传统的声音上升，社会思想趋于保守化。但这种倾向更多地体现出对过往历史、文化和宗教等传统要素的话语借用，主要目的是针对俄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的整体精神需求，而不是类似于伊朗等中东国家的“传统主义”。俄罗斯最大宗教东正教和第二大宗教伊斯兰教的政治影响始终被普京当局严格限制，更多是被用于推动反西方价值观、确认本国特殊道路、追溯历史进程中的崇高声望等，而非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支柱。

　　第三，在大规模的腐败急剧飙升的情况下，出于维系和巩固政权的正当性而在政治话语和实践中致力于推进反腐败工程。对于卡扎菲、萨达姆等体制而言，并不需要通过执政精英的定期更替等形式来俘获这种正当性，而俄当局不能不屈从于这种压力并对自身权力作一定程度的自我限制。

长期以来，克林姆林宫一直潜心打造普京的硬汉形象。他练柔道、骑马、开枪射虎（镇静剂）赢得几多倾慕，但也招来不少取笑

　　二、“去普京多数”：以俄罗斯新抗议运动为中心的观察

　　“普京主义”迄今为止的主要正当性植根于其治理国家的正面效应：一方面，在普京任内俄罗斯实现了秩序稳定和经济增长，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行为体;另一方面，俄在此期间扩大了国际影响力，成为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但就在俄经济实力和国际声望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最巅峰的时刻，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的狂潮给了俄罗斯和“普京主义”狠狠一击。俄不仅没有成为“平静港湾”，反而遭难甚重。这直接影响到俄的经济表现，尤其是对民众生活冲击很大。加上出生于苏联解体之后的新一代年轻人逐渐成为俄罗斯选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勃兴都给俄罗斯政治议程增添了新的内容。

　　“普京主义”开始受到公开挑战始于2011年12月10日。这一天，从俄罗斯最西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到最东端的太平洋沿岸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不约而同地掀起了一场针对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的集会示威，其中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声势最为浩大。可以说，这是一场继1991年“8·19”事件之后及1993年叶利钦炮轰白宫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体示威事件。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之一、曾担任过前副总理的涅姆佐夫在自己的博客中难以掩饰自己的“开心”，宣称这将被作为俄罗斯公民的美德日和公民社会的再生日载入史册，强调“经历了10年冬眠后，莫斯科和整个俄罗斯都苏醒了”。由此日开始，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开始变得异乎往常，抗议运动一次次在主要城市上演。

　　表3与表4的数据可以非常清楚地展示出“普京主义”所受到的冲击，从“普京多数”形成之后，普京和统俄党基本上都保持着70%左右的民众支持率，“普京主义”在国内的威望几乎从未受到过任何挑战。在普京的支持下，统俄党在2007年的杜马选举中，轻松获得了2/3以上的议席，而且梅德韦杰夫也能够以70%以上的得票率轻松赢得总统选举。这一时期，俄罗斯大众对于普京及“普京主义”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认同感，凡是普京支持的，选民就会支持;凡是普京反对的，民众自当反对。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波及俄罗斯之后，“普京主义”的正当性开始受到冲击。一项民调结果显示，至2010年左右，会参加以及完全可能参加抗议活动的民众比例已经接近50%。而在2011年的杜马选举时，即使在普京的直接领导下，统俄党仍然无法避免得票率大幅缩水的局面，并且遭遇了外界严厉的“操控选举”的指责。在随后的总统选举中，虽然普京的地位暂时依然无法撼动，但他所得到的支持与几年前相比也已大幅下降。“普京多数”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与上个世纪90年代不同，2011底以来的新抗议运动较之叶利钦时代乃至普京2000-2008年总统任内都有较大的区别。笔者注意到，叶利钦后期的各类抗议事件远比普京执政期间频繁，规模也相对较大，其主要原因在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全能主义向民主国家双重转型的过程中，俄罗斯社会，特别是俄罗斯选民发生了明显的“极化”转向，左派和右翼力量的对立十分鲜明，政治立场的角力成为民众参与街头政治的关键动力，示威民众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与当局的对抗性高度清晰。与此同时，俄罗斯地方行政长官多将街头抗议活动视为与叶利钦当局进行权力和利益分配博弈的一种工具。在普京第一任期内，俄罗斯的抗议活动频率大幅下降，即便有一些政治性抗争，也往往处于社会关注的边缘。而在普京第二任期内，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积极在独联体范围内推动“民主扩展”，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先后爆发了“颜色革命”，这直接影响到了俄国内的政治议程设置。因此，在这一时间段内，俄罗斯抗议运动的主要特征是以亲/反“普京主义”为阵营划分标准。尤其是2005年后，俄罗斯当局明显加大了对亲当局的青年政治团体的扶持，以确保其在动员力、影响力等各个指标上均胜过体制外反对派。而这三个阶段的抗争活动的共性，则在于组织形式上居于绝对垄断地位的是自上而下的动员。

　　2011年底以来的新抗议运动与此前相比有着迥然不同的特征和成因：

　　第一，抗议者的政治身份弱化。在这些示威、游行等抗议活动中，俄罗斯民众的政治身份被稀释淡化，左派、中派、右派、民族主义者以及其他对任何政党都不感兴趣的人聚集到一起，他们的运动口号集中在具体选举弊案或追求改变的政治诉求本身，而并不延伸到要求改变政权。准确地说，这不是一场结构化的反对派运动，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这些政见相左但感觉到自己的政治参与感受到“羞辱”的合法的群众集合中，过往的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逐渐被自下而上的政治介入所代替。正如部分俄媒体评论所言，这些大规模示威的参加者不是为了涅姆佐夫之类的反对派而奋斗，而首先是为了自己的合法选择权利而抗争。

　　第二，抗议者的代际变化明显。俄近年来选民结构日益向35岁以下的年轻人漂移，其对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增加。普京在过去11年来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其最大的票仓就来自于朝气蓬勃、最有政治参与意愿的年轻一代。2004年普京连任之际，其支持者群体中32% 来自于35岁以下的年轻人。2000-2004年间俄选民结构已经更新了7%，2008年这一数值攀升至10%，这一年普京的拥趸中，超过40%的年龄在 35岁以下，近40%的年龄在35-50岁之间。2012年，这种年轻化的趋势还在继续延续。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苏联解体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俄罗斯公民。他们不是苏联晚期被改革、公开性以及文化多元论弄得神魂颠倒、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60年代人”，而具有更实用的一面——可能和全世界的年轻一代有一个共性特征，即更在乎挣钱、升迁等个人发展。但除此之外，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代俄罗斯人是在新的政治环境中伴随着自由、民主的口号声成长起来的，除了秩序和稳定，他们同样重视个人的自由等民主权利的保障程度。对于年轻一代，一个显然的共识在于，经过了全球民主化浪潮洗礼的当代俄罗斯，需要稳定、法律秩序和有效的政府，但并不需要专制或“过度可控民主”。对于他们而言，或许正如苏联晚期那样，重要的不是当局为之做了什么，而是没有做到什么。过去这批年轻人支持普京，首先是因为自身在普京治下找到了合适的社会岗位，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和身份回报。俄一些民调机构2008年前曾进行过广泛的问卷调查，“普京的多数”中间56%的受访者确认满意自己的生活状态，并且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期待。而2008年金融风暴的袭击，显然给俄罗斯经济本身及民众的生活带来了破坏性后果，这不可能不影响到选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普京主义”的正当性显然正在慢慢消融。

　　第三，新媒体的作用日益突出。互联网及“脸谱”(Facebook)等社交平台的快速发展，赋予了俄罗斯抗议运动新的动员能量和速率。据统计，1997年，俄罗斯互联网用户总数仅为100万，即每1000名俄罗斯人当中，只有5人是互联网用户。自1997年至2001年，网络用户平均增长了79%，高峰期增长率达到200%。俄罗斯信息技术与通讯部的数据显示，到2004年，俄罗斯的国际互联网固定用户已经上升到1850万人。截至2005年底，俄罗斯互联网用户达到2180万人，增长19%。近年来俄互联网及新媒体发展更为迅速(参见表5)，已经在俄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快捷提供信息服务方面已成为官方垄断的电视节目的替代品。

　　如前所述，俄罗斯当局对于电视节目的审查制度较为严格，而对于其他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基本上采取了放任自流的自由发展政策，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俄罗斯政治生态的局部。正如俄罗斯前国家杜马副议长、反对党人民自由党两创始人之一的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所指出的，“有反对派思想的互联网资源成倍增长，其中包括在线电视台，如SOTV和 Dozhd TV。未来，随着俄罗斯网民的继续增加，它们注定会对克里姆林宫近乎对电视的垄断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会推动他竭力谴责的“普京的独裁统治在未来六年内走向灭亡”。

　　这样一来，一个与“普京多数”针锋相对的“去普京多数”(anti-Putin majority)似正在形成过程中，尽管普京赢得2012年总统选举意味着一个始于2000年并将至少延续至2018年的“长普京时代”仍处于其发展进程中。而“普京主义”的典型特征正在于其对稳定和秩序的孜孜以求。但这绝不意味着普京当局在未来6年甚至12年中可以高枕无忧地发展经济。事实上，自2011年杜马选举以来，俄罗斯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变化。重返克里姆林宫的普京所要面对的是一个已经与2000、2004、2008年截然不同的选民结构和社会期许。俄民众已经不再满足于“以经济发展换取政治支持”的权力公式，而更多追求自身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权利。这种新抗议运动可能将给进入新政治周期的“普京主义”带来越来越大的结构性挑战。

　　本文节选自作者发表于2012年第2期《俄罗斯研究》的文章《“普京主义”的社会基础与2012年总统选举之后的俄罗斯政治生态发展趋势》。

　　2012年俄罗斯总统选举的结果标志着俄罗斯梅普组合“双头政治”格局的结束以及始于2000年并可能持续至2024年的“长普京时代”新阶段的开始。以强国、威权为主要特征的“普京主义”或将继续左右俄罗斯的政治生态。“普京主义”不同于经典意义上的“全能主义”和“威权主义”，而是俄罗斯转型时期的产物。普京通过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制度安排，克服了叶利钦时期俄罗斯转型的“制度陷阱”，摆脱了国家治理危机，满足了俄罗斯民众对于秩序、稳定和发展的期许，从而在俄罗斯形成了特殊的“普京多数”现象，构成了“普京主义”的社会基础。然而，俄罗斯经济的稳定发展催生了新中产阶级的兴起，选民结构的代际变化，以及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勃兴，逐渐消解了“普京主义”的正当性。随着一个与“普京多数”针锋相对的“去普京多数”群体的崛起，普京政权正面临着日趋严峻的挑战。

2015年，普京半官方的个人崇拜再创新高，圣彼得堡附近一哥萨克团体揭幕一座普京摹仿罗马帝王的青铜塑像

　　一、“普京主义”VS“全能主义”与“威权主义”

　　自普京2000年入主克里姆林宫以来，“普京主义”(Putinism)逐渐成为理解当代俄罗斯政治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从目前已有的文献资料看，美国《纽约时报》当是这一术语的原创者和首倡者。该报早在2000年1月，即普京被叶利钦在新千禧年前夕出乎意料地宣布为代总统之际，即发表了题为“普京主义浮出水面”的分析文章，根据普京的过往经历和个人特点预告新政权的基本特征。此后，“普京主义”逐渐被俄罗斯国内外各界广泛使用，成为描述普京体制的重要词汇。而其内涵和外延也随着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内政外交实践而不断演化。

　　整体而言，各方对此概念的理解和认知有着较大的差距。相对地，俄罗斯国内和我国学者对“普京主义”的解读更趋正面，多认为这是一种融合斯大林式的领袖崇拜、共产主义、克格勃精神和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变体。而西方学者则更多持批评立场，强调“普京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斯大林主义在21世纪的借尸还魂，认为公民社会的缺失和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模式导致俄罗斯政治系统存在极大的危险。换言之，俄罗斯国内外的基本共识在于，都意识到“普京主义”是一种迥异于叶利钦时期的政权体制，但对其走向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似乎俄只能在重归“全能主义”体制和具有本土特征的威权体制之间徘徊。

　　在笔者看来，“普京主义” 是一种尚未被政治学充分研究的、由普京及其侧近政治精英倡导并开创的俄罗斯所特有的“克里斯玛”型政权组织形态的变种。尽管它源于旧体制，甚至某些历史痕迹仍顽强地寄生其上，但本质上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形态。其特征包括高度集权的总统制及领袖崇拜、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主权民主意识形态的交织与融合，而且仍在持续地演化。应该注意到，“普京主义”既不同于经典的“全能主义”，也与一般意义上的“威权主义”体制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与全能主义模式相比，“普京主义”的特征有诸多不同之处：

　　第一，没有发挥绝对垄断作用的“党—国”体系及国家对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统俄党既缺乏苏共的治理效率，也不是单纯地重复其功能和设置，而只是为选举而诞生的政治组织而已。

　　其二，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政治体系没有能解释一切的意识形态工具，缺乏共产主义理念的“政治宗教”效用。自叶利钦时期起，俄宪法已经明确规定放弃国家意识形态。即便是对于被外界普遍解读为普京意识形态内核的“主权民主”，普京本人也并非完全认同。

　　第三，尽管普京执政团队的来源多与强力部门及“彼得堡帮”相关，但并未建立起苏联式的干部储备的罗名制(Nonmenclatura)制度。通过公务员制度等行政改革，俄罗斯正在试图将科层官僚制内化为本国政治的核心制度。

　　第四，目前，俄罗斯尽管对反对派活动多有限制，在民主权利的保障方面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但已没有大规模的镇压和出于制造恐怖效应的官方宣传。以新闻管制为例，普京当局尽管对电视节目的掌控较为严格，但对其他电子及平面媒体较为宽松，尤其是对互联网的监管基本上秉持了“自由优先”的原则。

　　第五，俄罗斯经济领域已经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机制。即使是普京任有限制，在民主权利的保障方面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但已没有大规模的镇压和出于制造恐怖效应的官方宣传。以新闻管制为例，普京当局尽管对电视节目的掌控较为严格，但对其他电子及平面媒体较为宽松，尤其是对互联网的监管基本上秉持了“自由优先”的原则。

　　第五，俄罗斯经济领域已经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机制。即使是普京任内，特别是2003年以来在战略行业领域实现了国家的参与、介入乃至控制，但计划经济及与之匹配的国家主导的分配体系已经成为历史。

　　第六，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社会形态不是完全封闭的，而至多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半封闭状态。由于普京当局强调维护互联网的自由，尊重宪法赋予个人和公民在获取和使用信息方面的权利和自由，并将这种“互联网自由”视为推进“创新经济”的重要力量源泉和与西方主要大国构建“现代化同盟”关系的重要内容和象征符号，俄罗斯的互联网及社交网络等新媒体获得了蓬勃发展。俄公共政治空间正处于形成之中。

　　第七，当代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实现本国核心利益和战略存在的对外扩张，并为此建立起基于缓冲区和势力范围的以宗主国—仆从国差序格局为核心的盟国体系，而更多是致力于构建一种以防御功能为优先的针对外来干涉的“防疫线”。

　　将“普京主义”与“威权主义”作对比相对更为困难一些，主要的原因在于，后者作为概念本身具有比布热津斯基等“苏联学”权威学者所给定的“全能主义”更丰富的种类和内涵。显然，“普京主义”不同于历史上带有专制传统的威权主义，与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转型时期的威权主义颇有差别，也不同于拉美国家在上个世纪的军人专制体系。

　　可以说，与经典的威权主义相比，普京政权的特性在于：

　　第一，体制的“伪个人化”而非绝对意义上的“个人化”。国际学术界多将“普京主义”描述为一个普京决定一切的权力结构安排，其他精英完全扮演从属和附和角色，而政府仅仅是一个只管执行而无决策权的技术官僚部门。但实际上俄权力体系的功能分配绝非如此简单。普京固然拥有俄罗斯其他政治精英难以企及的政治权威，但它并不能保障普京远离俄罗斯官僚体制的制约。相反，普京本人与其侧近人士乃至整个官僚体系已经形成了相互依赖进而相互制约的关系。换言之，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在帝国和民主之间选择了民主，叶利钦是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选择了市场，那么普京则是在官僚体系与寡头之间选择了官僚。而官僚体系的强劲扩张，已经将普京深深卷入到俄罗斯权力体系的大网中难以自拔。

　　第二，回归俄罗斯传统的声音上升，社会思想趋于保守化。但这种倾向更多地体现出对过往历史、文化和宗教等传统要素的话语借用，主要目的是针对俄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的整体精神需求，而不是类似于伊朗等中东国家的“传统主义”。俄罗斯最大宗教东正教和第二大宗教伊斯兰教的政治影响始终被普京当局严格限制，更多是被用于推动反西方价值观、确认本国特殊道路、追溯历史进程中的崇高声望等，而非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支柱。

　　第三，在大规模的腐败急剧飙升的情况下，出于维系和巩固政权的正当性而在政治话语和实践中致力于推进反腐败工程。对于卡扎菲、萨达姆等体制而言，并不需要通过执政精英的定期更替等形式来俘获这种正当性，而俄当局不能不屈从于这种压力并对自身权力作一定程度的自我限制。

长期以来，克林姆林宫一直潜心打造普京的硬汉形象。他练柔道、骑马、开枪射虎（镇静剂）赢得几多倾慕，但也招来不少取笑

　　二、“去普京多数”：以俄罗斯新抗议运动为中心的观察

　　“普京主义”迄今为止的主要正当性植根于其治理国家的正面效应：一方面，在普京任内俄罗斯实现了秩序稳定和经济增长，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行为体;另一方面，俄在此期间扩大了国际影响力，成为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但就在俄经济实力和国际声望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最巅峰的时刻，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的狂潮给了俄罗斯和“普京主义”狠狠一击。俄不仅没有成为“平静港湾”，反而遭难甚重。这直接影响到俄的经济表现，尤其是对民众生活冲击很大。加上出生于苏联解体之后的新一代年轻人逐渐成为俄罗斯选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勃兴都给俄罗斯政治议程增添了新的内容。

　　“普京主义”开始受到公开挑战始于2011年12月10日。这一天，从俄罗斯最西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到最东端的太平洋沿岸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不约而同地掀起了一场针对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的集会示威，其中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声势最为浩大。可以说，这是一场继1991年“8·19”事件之后及1993年叶利钦炮轰白宫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体示威事件。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之一、曾担任过前副总理的涅姆佐夫在自己的博客中难以掩饰自己的“开心”，宣称这将被作为俄罗斯公民的美德日和公民社会的再生日载入史册，强调“经历了10年冬眠后，莫斯科和整个俄罗斯都苏醒了”。由此日开始，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开始变得异乎往常，抗议运动一次次在主要城市上演。

　　表3与表4的数据可以非常清楚地展示出“普京主义”所受到的冲击，从“普京多数”形成之后，普京和统俄党基本上都保持着70%左右的民众支持率，“普京主义”在国内的威望几乎从未受到过任何挑战。在普京的支持下，统俄党在2007年的杜马选举中，轻松获得了2/3以上的议席，而且梅德韦杰夫也能够以70%以上的得票率轻松赢得总统选举。这一时期，俄罗斯大众对于普京及“普京主义”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认同感，凡是普京支持的，选民就会支持;凡是普京反对的，民众自当反对。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波及俄罗斯之后，“普京主义”的正当性开始受到冲击。一项民调结果显示，至2010年左右，会参加以及完全可能参加抗议活动的民众比例已经接近50%。而在2011年的杜马选举时，即使在普京的直接领导下，统俄党仍然无法避免得票率大幅缩水的局面，并且遭遇了外界严厉的“操控选举”的指责。在随后的总统选举中，虽然普京的地位暂时依然无法撼动，但他所得到的支持与几年前相比也已大幅下降。“普京多数”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与上个世纪90年代不同，2011底以来的新抗议运动较之叶利钦时代乃至普京2000-2008年总统任内都有较大的区别。笔者注意到，叶利钦后期的各类抗议事件远比普京执政期间频繁，规模也相对较大，其主要原因在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全能主义向民主国家双重转型的过程中，俄罗斯社会，特别是俄罗斯选民发生了明显的“极化”转向，左派和右翼力量的对立十分鲜明，政治立场的角力成为民众参与街头政治的关键动力，示威民众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与当局的对抗性高度清晰。与此同时，俄罗斯地方行政长官多将街头抗议活动视为与叶利钦当局进行权力和利益分配博弈的一种工具。在普京第一任期内，俄罗斯的抗议活动频率大幅下降，即便有一些政治性抗争，也往往处于社会关注的边缘。而在普京第二任期内，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积极在独联体范围内推动“民主扩展”，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先后爆发了“颜色革命”，这直接影响到了俄国内的政治议程设置。因此，在这一时间段内，俄罗斯抗议运动的主要特征是以亲/反“普京主义”为阵营划分标准。尤其是2005年后，俄罗斯当局明显加大了对亲当局的青年政治团体的扶持，以确保其在动员力、影响力等各个指标上均胜过体制外反对派。而这三个阶段的抗争活动的共性，则在于组织形式上居于绝对垄断地位的是自上而下的动员。

　　2011年底以来的新抗议运动与此前相比有着迥然不同的特征和成因：

　　第一，抗议者的政治身份弱化。在这些示威、游行等抗议活动中，俄罗斯民众的政治身份被稀释淡化，左派、中派、右派、民族主义者以及其他对任何政党都不感兴趣的人聚集到一起，他们的运动口号集中在具体选举弊案或追求改变的政治诉求本身，而并不延伸到要求改变政权。准确地说，这不是一场结构化的反对派运动，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这些政见相左但感觉到自己的政治参与感受到“羞辱”的合法的群众集合中，过往的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逐渐被自下而上的政治介入所代替。正如部分俄媒体评论所言，这些大规模示威的参加者不是为了涅姆佐夫之类的反对派而奋斗，而首先是为了自己的合法选择权利而抗争。

　　第二，抗议者的代际变化明显。俄近年来选民结构日益向35岁以下的年轻人漂移，其对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增加。普京在过去11年来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其最大的票仓就来自于朝气蓬勃、最有政治参与意愿的年轻一代。2004年普京连任之际，其支持者群体中32% 来自于35岁以下的年轻人。2000-2004年间俄选民结构已经更新了7%，2008年这一数值攀升至10%，这一年普京的拥趸中，超过40%的年龄在 35岁以下，近40%的年龄在35-50岁之间。2012年，这种年轻化的趋势还在继续延续。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苏联解体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俄罗斯公民。他们不是苏联晚期被改革、公开性以及文化多元论弄得神魂颠倒、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60年代人”，而具有更实用的一面——可能和全世界的年轻一代有一个共性特征，即更在乎挣钱、升迁等个人发展。但除此之外，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代俄罗斯人是在新的政治环境中伴随着自由、民主的口号声成长起来的，除了秩序和稳定，他们同样重视个人的自由等民主权利的保障程度。对于年轻一代，一个显然的共识在于，经过了全球民主化浪潮洗礼的当代俄罗斯，需要稳定、法律秩序和有效的政府，但并不需要专制或“过度可控民主”。对于他们而言，或许正如苏联晚期那样，重要的不是当局为之做了什么，而是没有做到什么。过去这批年轻人支持普京，首先是因为自身在普京治下找到了合适的社会岗位，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和身份回报。俄一些民调机构2008年前曾进行过广泛的问卷调查，“普京的多数”中间56%的受访者确认满意自己的生活状态，并且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期待。而2008年金融风暴的袭击，显然给俄罗斯经济本身及民众的生活带来了破坏性后果，这不可能不影响到选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普京主义”的正当性显然正在慢慢消融。

　　第三，新媒体的作用日益突出。互联网及“脸谱”(Facebook)等社交平台的快速发展，赋予了俄罗斯抗议运动新的动员能量和速率。据统计，1997年，俄罗斯互联网用户总数仅为100万，即每1000名俄罗斯人当中，只有5人是互联网用户。自1997年至2001年，网络用户平均增长了79%，高峰期增长率达到200%。俄罗斯信息技术与通讯部的数据显示，到2004年，俄罗斯的国际互联网固定用户已经上升到1850万人。截至2005年底，俄罗斯互联网用户达到2180万人，增长19%。近年来俄互联网及新媒体发展更为迅速(参见表5)，已经在俄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快捷提供信息服务方面已成为官方垄断的电视节目的替代品。

　　如前所述，俄罗斯当局对于电视节目的审查制度较为严格，而对于其他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基本上采取了放任自流的自由发展政策，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俄罗斯政治生态的局部。正如俄罗斯前国家杜马副议长、反对党人民自由党两创始人之一的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所指出的，“有反对派思想的互联网资源成倍增长，其中包括在线电视台，如SOTV和 Dozhd TV。未来，随着俄罗斯网民的继续增加，它们注定会对克里姆林宫近乎对电视的垄断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会推动他竭力谴责的“普京的独裁统治在未来六年内走向灭亡”。

　　这样一来，一个与“普京多数”针锋相对的“去普京多数”(anti-Putin majority)似正在形成过程中，尽管普京赢得2012年总统选举意味着一个始于2000年并将至少延续至2018年的“长普京时代”仍处于其发展进程中。而“普京主义”的典型特征正在于其对稳定和秩序的孜孜以求。但这绝不意味着普京当局在未来6年甚至12年中可以高枕无忧地发展经济。事实上，自2011年杜马选举以来，俄罗斯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变化。重返克里姆林宫的普京所要面对的是一个已经与2000、2004、2008年截然不同的选民结构和社会期许。俄民众已经不再满足于“以经济发展换取政治支持”的权力公式，而更多追求自身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权利。这种新抗议运动可能将给进入新政治周期的“普京主义”带来越来越大的结构性挑战。

　　本文节选自作者发表于2012年第2期《俄罗斯研究》的文章《“普京主义”的社会基础与2012年总统选举之后的俄罗斯政治生态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