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DARPA对总统安保的贡献已被大多数人遗忘。不过，曾负责此事的反叛乱办公室在20世纪60～70年代飞速扩张，并发明了旨在监控越共游击队的武装无人机。正如沙伦·温伯格在《战争幻想家》中总结的那样，DARPA对如何保护生命这件事并不在行，作为对比，其当年研发的武装无人机经过不断改进，最终成了21世纪最可怕的杀戮工具之一。

       原载美国“每日野兽”网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于1963年遇刺后，如何以技术手段保护总统人身安全受到真正的重视。在总统本人不知情的状态下，五角大楼的科学家们第一次将目光从远方的战场上移开;尽管他们提出的创意大部分被证明不靠谱，但还是为总统安保工作的进步积累了经验教训。

　　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国特勤处而言，保卫总统堪称天字第一号使命，无论后者多么不受欢迎。我们可以设想特朗普的车队在纽约闹市被示威民众包围的情景——千钧一发之际，特工掏出神秘装置，将某种化学物质向人群喷洒过去。瞬间，愤怒的人们变得温顺了。

　　“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手段，能让不友好的人群立刻变得友好，”五角大楼的一家承包商曾在机密档案中描述该装置的作用机理，“这并非简单地转移民众视线，我们可能得使用瓦斯、声音、灯光和其他任何化学或生物试剂，防止示威民众实施过激行为。”

　　这个听上去荒诞不经的设想于1963年底正式提出。彼时，约翰·肯尼迪刚刚遇刺。在五角大楼收到的有关提升总统安保水平的建议中，向人群喷洒镇静剂还算不上最离谱的。

　　通过发掘政府解密档案，历史作家沙伦·温伯格在新著《战争幻想家》中评述道，肯尼迪遇刺引发的应激反应过后，负责研发相关技术的人发现，安保上的万全之策往往以束手无策收场;这便是美国历史上最具野心，也最短命的总统安保计划留下的首要教训。

　　肯尼迪遇刺引发反思

　　温伯格在新书中提到，在美国军方涉足总统安保的过程中，成立于1958年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扮演了关键角色。该机构曾帮助美国宇航员进入太空，并在诞生后60年间因为给互联网、隐形战机和无人机等尖端技术奠定基础而出名。但多数人不知道，20世纪60年代初，该机构科学家承担的最机密任务和战争无关，而是为总统安保殚精竭虑。

　　事实上，即便在该计划无疾而终之后，对它的公开描述仍局限于1975年的一份不起眼的报告的脚注，以及对兰德公司分析师安东尼·拉索的简短访谈。后者表示，保护总统的工作“尤为特殊”，“保密级别高于绝密”，但未透露任何细节。直到2013年11月21日，距肯尼迪逝世50周年仅差一天时，美国国家档案局才解密了与该项目相关的大部分文件。

　　据档案记载，肯尼迪遇刺当晚，上任不久的DARPA一把手罗伯特·斯普劳尔与两位副手罗伯特·弗罗施和查尔斯·赫兹菲尔德一起吃饭。弗罗施回忆说，那是个昏暗的夜晚，饭桌上的气氛异常沉闷，平日里总爱喋喋不休的三个人不断重复一句话：“总统遇刺了。”

　　肯尼迪之死暴露了总统安保机制的短板。半个世纪以前，美国总统专车已经配有高档羊毛地毯和绣有总统印章的布帘，但防御能力几乎为零。肯尼迪的专车原本附带了一个透明的防弹护罩，但在1963年11月22日的达拉斯，因为当地气温过高，这个防护罩没有被使用，导致肯尼迪直接暴露在刺客面前，最终于大庭广众之下中弹身亡。

　　目睹悲剧的特勤处由此意识到，要确保美国三军总司令的安全，不仅需要训练有素的保镖，先进的技术手段也不能少。然而，彼时的特勤处甚至连如何操作防弹车都不知道。白宫只得向五角大楼求助，后者又把任务丢给了DARPA的科学家。

　　背着总统本人搞安保

　　不过，DARPA真正着手研究保卫总统的高科技手段之前，它还得先过“保密”这关。新上任的林登·约翰逊不久后就将寻求连任，生性豪放的他，对“懦夫般缩在防弹玻璃后头”的一切举动都不感冒。如果让他发现国防部将大量资源用在了总统安保上，多半会适得其反。

　　“我们不可以让项目外泄，”斯普劳尔回忆道，“一旦外泄，项目会被毙掉。”在他的领导下， 从武装越南丛林中的士兵到将电子计算机联网，DARPA仿佛无所不能，但总统安保是全新的领域。正是出于保密需要，该项目被安排由DARPA管辖的反叛乱办公室执行。把它交给这个部门是为了让研究工作尽可能低调，同时利用该机构的非常规战争经验。

　　几星期后，白宫预算部主任科密特·戈登还是获知了这个见不得光的项目。一贯稳重的戈登风风火火地跑到五角大楼，警告说，如果约翰逊发现了DARPA在干什么，所有人都会失业，甚至包括时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作为职位最低的人，损失最小的反倒是 DARPA署长。“我没问题，但戈登一定在担心自己的位子。”斯普劳尔如是说。

　　见交涉无果，戈登无奈地对DARPA负责人表示：“现在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马上把这个方案枪毙。另一种选择是，设法不让约翰逊知道。我选择后一个，悄悄绕过总统。”

　　任务就这样启动了——DARPA在未征得总统同意的情况下，着手研究如何保卫总统。

　　多数方案被指脱离现实

　　在解密文件中，一份落款为1963年12月3日的备忘录概括性地阐述了DARPA应该为保卫总统做些什么：当务之急是升级总统专车，然后就保护政要的其他技术和策略集思广益。到12月底，这项工作得到了正式名称——“星计划”，即“战略威胁分析和研究”的简称。在非正式场合，它又被称为“转门行动”，如弗罗施所言，“此乃亡羊补牢之举”。

　　尽管肯尼迪遇刺时搭乘的专车被视为犯罪现场，并被司法机构暂扣，但特勤处有意让这台专车“复职”。技术人员发现，升级的最大难点是如何为车辆添加足够多的装甲，又不至于增加太多重量而被迫重新设计整个底盘。最后，车门处被装上了钛合金板，车内铺上一层钢板，防弹护罩也被修改为弧形，工程师们尝试几次才造出防弹玻璃。

　　DARPA还被赋予了设计新一代总统专车的重任。正是从那时开始，美国总统专车愈发坚固、豪华，被视为权力的标志。有一段时间，DARPA俨然成为安保技术创意的集大成者。

　　然而，项目开始月余，DARPA就与特勤处的上级单位——美国财政部爆发了严重的分歧。崇尚技术的DARPA科学家对财政部官员缺乏专业素养颇感失望。例如，财政部协调专员阿诺德·萨格林要求DARPA开发一种能在数秒内瘫痪刺客的非致命武器，时间限定为“数周”。后者分析了各种方案，发现声波武器难以控制威力，催泪瓦斯不能针对单一个体，其他方案不是射程太近就是可靠性极低，最关键的是，没有任何一项能在几星期内提供样品。

　　DARPA按要求试制并测试了一些武器，其中之一是受日本忍者启发的、一端可以高速弹出的警棍，结果令人失望——或者是样品用几次就坏了，或者是根本无法击中目标。另一个方案是麻醉剂喷枪，但科学家发现，如果事先没戴防毒面具，特工自己可能先于刺客被放倒。

　　由于财政部的要求过于无理，DARPA不得不问计于兰德公司等承包商。后者提了不少点子，但更像脱离现实的空想，包括给总统套上金属防护网以及给车辆外壳通电等。此外，“星计划”还定期召开集思广益会，产生的创意五花八门，其中最具科幻色彩的要数“幻觉生成系统”，即通过将总统周围的空气加热以改变其折射率，增加刺客瞄准的难度。

　　还有建议称，应以人工方式让气流不停地在总统面前流动。此举被认为可以令子弹转向，至少足以确保总统不被直接击中。但计算结果显示，除了示威者扔来的西红柿，气流对飞行物体几乎没有影响。科学家们还预测，扔西红柿的人第二次或第三次投掷时就会校正目标。

　　不过，作为该想法的变种，让气流吹拂总统身后的星条旗的提议被采纳了。资料显示，这招的基本原理是让飘动的国旗分散刺客的注意力。至于如何落实?无人知晓。

　　十全十美的安保不存在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雄心勃勃的“星计划”在启动次年就不了了之了。DARPA的全部成果包括修复总统专车，设计第二代专车，升级总统直升机，并开展关于安保工作的二十余项研究。另有一批可向6米外的目标喷射辣椒水的水枪于1965年交付，但它们从未派上用场。

　　也许，正如兰德公司分析师指出的，“星计划”的最重要教训是：十全十美的安保并不总是可取的。“如果你让总统随便乱逛，他的生存几率将是零，”该分析师写道，“但另一方面，为把风险降到最低，总统应躲在地下几千英尺的铁箱里，这又会令他无法履职。”

　　讽刺的是，如今，唐纳德·特朗普每次出门都会被重重安保措施包围，还有比20世纪60年代多几倍的特工随行。事实上，DARPA及其承包商当时提出的一些方案，并没有现在的总统安保措施这般宏大。换句话说，当年的军方科学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总统安保会变得如此复杂。

　　如今，DARPA对总统安保的贡献已被大多数人遗忘。不过，曾负责此事的反叛乱办公室在20世纪60～70年代飞速扩张，并发明了旨在监控越共游击队的武装无人机。正如沙伦·温伯格在《战争幻想家》中总结的那样，DARPA对如何保护生命这件事并不在行，作为对比，其当年研发的武装无人机经过不断改进，最终成了21世纪最可怕的杀戮工具之一。

       原载美国“每日野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