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移民问题也同毒品问题一样，是美墨双边合作的重要领域，但两国在该问题上也存在不少矛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美国政府逐渐感到其给社会稳定和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压力，一些地区反非法移民声浪渐高。加之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美国从自身国家安全利益出发，日益收紧移民政策，加大遣返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力度，并加强边境管理。2006年，小布什总统签署法案，决定在美墨边境修建一道长1126公里、高15米的水泥墙，引发墨西哥社会各界强烈反对。即使是在移民政策较为温和的奥巴马时期，仍有不少墨西哥非法移民被遣返。2011年和2012年，被遣返的墨西哥非法移民分别达到41万和47万。而墨西哥政府则一直寻求与美国达成全面的移民计划，使墨西哥非法移民的身份得到解决、安全得到保障、劳动权利和人权得到尊重。由于双方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不同，导致合作迟迟未能有重大进展。

　　美墨加强对边境安全问题的整治

　　为了加强边境安全，美墨两国历届政府均耗费不少心血，不仅各自在国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还加强双边合作以共同应对。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加大了对边境安全的重视。首先，开始修建边境屏障。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因其提出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而令许多人侧目，但其并非“修墙第一人”，边境墙实际上存在已久。自上世纪90年代起，由于美墨边境安全的恶化，美国政府开始着手修建边境屏障。1991年，美国海军工程队开始沿丘拉维斯塔至蒂华纳的边境线修建了长达7英里、高达10英尺的隔离墙。1993年，美国海军工程队将隔离墙扩展至14英里，一直延伸至太平洋海岸。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后，墨西哥移民大量涌入美国。1995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启动了门户防卫计划，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墨西哥的边境线修建金属墙以阻挡偷渡者。2006年10月26日，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2007年度美国国土安全拨款法案》，授权在美墨边境建立隔离墙，批准在边界修建1126公里长的隔离墙。目前，美墨边境上已建成1048公里隔离墙，还有约2/3的边境地区未建隔离墙。其次，扩大边境执法队伍。近年来，美国政府持续增加边境巡逻队机构人员。2009年，美国边境巡逻队人员数量超过2万人，比2001年增长一倍。2010年，奥巴马总统签署法案，为国土安全部等机构增加6亿美元资金，为美墨边境增派1500名安全人员，并购买更多侦察设备、建立更多边境巡逻站。第三，加大技术手段的运用。2004年起，美国开始在美墨边境实行US-Visit计划(数字化出入境身份辨识系统)，并在多个口岸建立生物识别程序，俗称为“电子边境”，目的在于收集和存储持有美国签证的外国旅客进出美国边境的信息数据，在美国各政府部委之间共享，以确保外国来访者不会超期在美滞留，帮助美国政府逮捕可疑恐怖分子和罪犯。美国政府在部分边境墙上安装了感应设备，以及时发现和抓捕偷渡者。美国边境巡逻队还使用雷达、无人机、远程视频监控等高科技手段加强边境巡防。最后，调整反毒战略，在加强国家合作同时，重视国内反毒工作。在里根和布什总统执政时期，美国形成以境外禁毒为主的反毒战略，加强与毒品源国家的扫毒合作。克林顿总统上台后，美国开始反思扫毒战略，将反毒重点由国外转向国内，强调国内的公众教育和康复治疗。奥巴马政府则主张“治疗为主，打击为辅”，把重点放在控制毒品需求上，将禁毒重点从“严打”转向戒毒治疗。

　　边境安全问题给墨西哥国家安全也带来严重威胁。墨西哥政府对此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整治。首先，加强立法，健全法制。1994年塞迪略总统上台后，将扫毒列为政府首要任务之一，制订《国家缉毒大纲》。2004年，在时任总统福克斯的推动下，墨西哥颁布新国家安全法，并开始进行司法改革，使其更为高效和透明。2006年卡尔德龙总统上台后，提出整套的国家安全改革措施，并赋予总统部分立法权，规定总统有权通过行政法令制止任何企图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其次，改组整顿国家安全机构，提高反毒行动效率。在福克斯总统执政期间，墨西哥效仿美国建立墨西哥联邦调查局，加强安全情报的搜集和处理。2012年培尼亚·涅托总统上台后，将国家公共安全部升级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加强情报机构功能，以情报手段辅助特种部队逮捕贩毒集团头目，实施精准打击。第三，加大反腐力度，肃清执法队伍。墨西哥腐败问题存在已久。一些贩毒集团对当地官员以利相诱，在一些地区毒贩与警察、官员相勾结的现象十分普遍。福克斯总统在任内，加大了对警察和监狱系统的反腐力度，逮捕了一批与毒贩相勾结的警察和监狱官员，包括2001年曾协助大毒枭古斯曼逃跑的监狱官。2013年1月，墨西哥158名与贩毒集团有染的警察被当局逮捕。最后，调整扫毒策略，从以“打击毒贩”为目标的反毒战争转向“保护平民”为重点的安全战略。在卡尔德龙执政期间，墨西哥当局掀起“反毒战争”，但效果不佳，国内安全形势持续恶化，许多平民无辜受害。涅托总统上台后，将反毒重点放在减少涉毒暴力活动上，同时加大情报工作，抓捕一批贩毒集团头目。2014～2015年，锡那罗亚贩毒集团头目华金·古斯曼被捕，泽塔斯贩毒集团头目奥马尔·特雷维尼奥、“圣殿骑士团”贩毒集团头目塞尔万多·戈麦斯等相继落网。

　　2016年11月9日凌晨3点，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当选总统的消息对于许多墨西哥人来说，似乎是噩梦的开始。强调“美国利益优先”的特朗普上台后，将矛头直指南方的邻居墨西哥，修建隔离墙使美墨边境线成为其最先下手的对象之一。对于美国很多墨西哥裔移民来说，他们曾穿越的美墨边境线凝结着思乡的哀愁，也承载着许多墨西哥人的“美国梦”。它几乎每天都上演着悲欢离合的故事，从中折射出两国“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边境线的由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担任墨西哥总统的迪亚斯曾感叹：“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历史上，美国先后通过移民蚕食、兼并、战争和购买等方式占有了南部邻国墨西哥的大量领土。19世纪20年代墨西哥独立后，现美国得克萨斯州当时属于该国领土，但随着大量美国移民涌入，该地区的独立意识日益增强，1836年该地区宣布独立，建立得克萨斯共和国，1845年正式并入美国，成为美国的第28个州。1846年，美国发动美墨战争，1848年墨西哥惨败。根据双方签订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墨西哥割让给美国近一半的领土，合计约230万平方公里，包括今天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犹他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大部分，以及科罗拉多州和怀俄明州的一部分，而美国仅付给墨西哥1500万美元作为“补偿”。1854年，墨西哥桑塔安纳政府以1000万美元价格将科罗拉多河、希拉河和格兰德河之间的梅西亚谷地割让给美国，这片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美国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一部分。住在这片土地上的8万多名墨西哥人摇身变为美国的少数族裔——拉美裔美国人，但其深厚的墨西哥文化传统仍然保留下来，成为吸引墨西哥新移民到来的重要文化因素和天然条件。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与墨西哥边境的隔离墙。

　　1848年美墨战争之后，美墨边界得以基本确立。其东段以格兰德河为界，中段穿越索诺兰沙漠及奇瓦瓦沙漠，西段经过圣迭戈及蒂华纳都会区以至太平洋岸，总长达3100多公里。位于边境线北部繁荣富足的美国对于许多贫穷的墨西哥人来说是天堂，吸引着他们前去谋生。目前，美墨边界是全世界最繁忙的边界，每年约有250万人以合法方式通过两国边界。然而美国严格的签证制度和松散的边界管理促使许多人选择以非法方式越境。为了追逐“美国梦”，许多普通民众甘愿铤而走险，跨过荒无人烟的沙漠和湍急的河流，躲避边防巡逻队的搜索和贩毒集团的枪火，冒着生命危险一路向北。还有许多毒贩跨越美墨边境向美国走私大麻、可卡因等毒品获取暴利。因此，美墨边境安全问题不仅涉及非法移民议题，还包含了毒品走私等有组织犯罪问题。美墨两国在反毒和移民等议题上利益相互交织，又长期存在矛盾。

　　非法移民和毒贩入美的主要通道

　　墨西哥北部毗邻美国，南部与危地马拉、伯利兹接壤，西部是太平洋和加利福尼亚湾，东部是墨西哥湾与加勒比海，具有十分优越的地理条件，同时也成为许多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主要通道。相比海上偷渡，陆地越境更为安全，许多非法移民先进入墨西哥境内，再借道美墨边境，涌入美国。目前，墨西哥对外移民中有97%生活在美国，侨汇中有97%来自美国。美国5520万拉美裔移民中，墨西哥裔约3500万人，占拉美移民总数的63%。美国境内的1120万非法移民中，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约580万，占非法移民总数的52%。

　　由于地理临近的原因，墨西哥人很早就开启其移民美国的征程。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由于美国国内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迅猛发展、美墨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拉大，大量墨西哥人为了谋生，络绎不绝地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进入美国。而松散的边界管理进一步助长了这一行为。1910年，美国境内的墨西哥人尚不足40万。而到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时，该数字已达到100万。1942年，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数百万青壮劳动力入伍，造成了西南部农业劳动力短缺，于是美国政府与墨西哥签署跨国劳务计划，定期招募墨西哥工人赴美劳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墨西哥人合法或非法的越境活动。1942～1964年，共有480万左右的墨西哥季节工人被美国农场和种植园雇佣。上世纪50年代，美国在高峰时期一年输入的墨西哥季节工人数就达40多万。与此同时，偷渡行为也呈激增状态。1942年，美国移民归化局拘捕的墨西哥非法移民只有1万余人;而1944年和1945年猛增至3.1万和6.9万人，1953年高达88.55万人。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爆发债务危机，通货膨胀率猛增、经济发展停滞，大量工人失业。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迫使大量墨西哥人北上寻求工作机会，掀起又一股移民潮。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美墨边境地区的贸易往来急剧增多，两国间的人员往来也随之增加。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统计，2000年美国的墨西哥裔人口增加至2100万。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墨西哥移民持续增多的趋势发生逆转。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数量从2009年开始减少，从2009年的640万人减少到2014年的580万人。

　　同时，越来越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众竞相涌往美国，尤其是来自中美洲的偷渡者呈快速增长态势，主要原因是近年来中美洲北三角国家(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暴力犯罪加剧。2015年10月～2016年1月，2万多名无人陪伴的儿童在美墨边境被拘留，其中大多数都来自中美洲国家。2015年，墨西哥从南部边境驱逐了15万名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的非法移民，同比增长44%。此外，古巴、海地以及一些西亚北非的难民也纷纷借道墨西哥偷渡美国，进一步加剧了美墨边境的压力。

　　跨境贩毒也成为美墨边境的主要安全问题。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全世界生产的毒品60%以上输往美国。美国市场对毒品的需求极大刺激了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毒品生产和走私活动。目前，墨西哥已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大麻和鸦片生产国，也是拉美贩毒集团向美国运输毒品的重要通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哥伦比亚超级毒枭埃斯科巴统治时代的落幕，墨西哥已取代哥伦比亚成为拉美贩毒最严重的国家。据统计，美国消费的毒品中有70%～80%经美墨边境进入美国。随着毒品贸易的兴盛，20世纪起，墨西哥境内出现了有组织的贩毒团伙。21世纪以来，美墨边境贩毒活动呈现集团化趋势。目前，活跃在美墨边境地区的大型贩毒集团有十几个，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塞塔集团、锡那罗亚集团、华雷斯集团等。这些集团组织严密、资金雄厚、设备精良，敢与政府公开对抗。除了贩毒“集团化”之外，贩毒路线也呈现多样化趋势。贩毒团伙不惜耗费巨大的时间和金钱，在边境线上建造数十条非法隧道。2015年10月，美墨两国警方在边界地区发现了一条贩毒隧道，该隧道起始于墨西哥西北部城市蒂华纳，通往美国加州城市圣地亚哥，全长约800米，深约10米，还配备了轨道运输系统，堪称是在美墨边境地区发现的最复杂的贩毒隧道之一。此外，毒贩还使用海上快艇、无人机等交通工具运输毒品。美墨边境经常上演警察与毒贩“猫和老鼠”的游戏。贩毒集团的猖獗活动使边境安全更加严峻。

　　追根溯源，美国国内的需求是跨境非法移民和毒品问题的重要根源。出于经济成本考虑，美国建筑业、种植业和服务业等领域长期雇佣廉价的墨西哥工人。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美国房地产繁荣时期，以墨西哥人为主的拉美工人数量占美国建筑工人的1/4。而农业、餐饮业等更是大量雇佣墨西哥工人。美墨边境毒品走私问题也是由美国市场的巨大需求所导致的。美国国内吸毒和精神药品滥用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很多美国人认为吸毒是个人行为，只要对外不产生严重后果就可以。调查显示，一半左右的美国民众认为吸食毒品“没问题”，近一半的人表示未来会“尝试”大麻等毒品。近年来，美国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等地区持续推动娱乐用大麻合法化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而美墨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墨西哥国内经济长期不景气是导致上述问题的助推器。非法移民向往美国的高收入、高福利和安全稳定，毒贩瞄准美国巨大的毒品消费市场，两者皆由经济利益驱使。而客观上，美墨间漫长的边境线和相对松散的管理也为偷渡者和毒贩提供了巨大的机会。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美墨两国货物和人员往来的频密客观上又为边境的非法活动打开了机遇之窗。因此，很难断定哪国应对边境安全问题负责。在全球化时代下，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

　　边境安全问题困扰美墨关系

　　毒品问题对美墨两国而言均是令人头疼的议题。毒品泛滥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大顽疾。近年来，美国吸毒人群呈现“低龄化”趋势。在美国大学校园里，毒品并不罕见，许多大学生在宿舍里吸食大麻。美国疾病防控中心报告称，2002～2013年，美国12岁以上吸食过海洛因的人数增长了63%，死亡人数增加3倍。同时，毒品使用向女性和高收入群体蔓延。在此前吸食海洛因概率较低的妇女和中高收入阶层，吸食率正在上升。2002年到2013年间，美国女性吸食海洛因的比例增加了1倍，白人男性吸食者也增加了1倍多。此外，涉毒暴力也逐渐在美国蔓延。墨西哥贩毒集团在美国各地建立了贩毒网络，尤其在美国南部的亚利桑那、佐治亚等州毒品泛滥，受涉毒暴力威胁最为严重，北部的阿拉斯加、马萨诸塞等州也出现墨西哥贩毒集团活动的踪迹。

　　作为生产和走私毒品大国的墨西哥也深受毒品之害。首先，国内安全形势持续恶化。2006年底，墨西哥时任总统卡尔德龙宣布发动“反毒战争”，动用军队打击贩毒集团，抓捕了许多集团头目。扫毒行动引发了毒贩疯狂报复，他们对警察、士兵及官员进行伏击和暗杀。此外，一些贩毒集团头目的落网反而引发更多毒品暴力，贩毒集团为了争夺地盘不断发生冲突，并伤及无辜平民，墨西哥安全问题日益恶化。在卡尔德龙任职期间(2006～2012年)，据官方统计在毒品战争中死亡人数至少达6万人。而涉毒暴力犯罪活动却像无法根除的毒瘤，从墨西哥北部边境地区逐步向米却肯州、维拉克鲁斯州、哈利斯科州等南部内陆和沿海地区蔓延。2012年，培尼亚·涅托上台后，摒弃了卡尔德龙“以暴制暴”的反毒思维，用警察执法替代军队扫毒，并将打击目标锁定在涉毒犯罪最猖獗的地区和贩毒集团高层。尽管2014年墨西哥当局抓捕了世界最大毒枭、锡那罗亚集团头目古斯曼，但总体看，涅托执政近以来，墨西哥涉毒暴力犯罪并未减轻。2014年9月底，格雷罗州伊瓜拉市43名师范学院学生外出游行后失踪，疑遭当地市长夫妇指示贩毒集团及涉腐警察“集体屠杀”，引发民众强烈不满，成为导致总统涅托近年来支持率下滑的重要原因。2015年，墨西哥发生2万起凶杀案，远远高于2007的8867起。2016年上半年，超过1万人死于暴力犯罪，同比增长15.6%。

　　2017年1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启动联邦资金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加强对非法移民遣返的执法。

　　非法移民给两国带来的效应更为复杂，难以一言蔽之。2015年墨西哥政府报告显示，美国境内的3300万墨西哥裔为美国GDP贡献了8个百分点。在美国很多企业和农场主看来，墨西哥非法移民是廉价好用的劳动力，为其生产节约了大量成本。而且大量墨西哥工人聚集在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为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补充和支持。美国前总统福特也承认，墨西哥非法移民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大量墨西哥非法移民的涌入也给美国社会带来消极影响。墨西哥移民在制造业领域抢占了一些美国本土工人的就业机会，或者变相拉低了蓝领工人的工资，造成后者收入减少。同时，非法移民增多也给美国政府在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财政开支带来更大负担。非法移民对墨西哥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移民对墨西哥有着较为重要的经济意义，侨汇收入是墨西哥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根据墨西哥央行统计，2016年墨侨汇收入达到270亿美元，同比增长8.8%，超过了石油出口收入的187亿美元。而且侨汇对很多墨西哥家庭来说是他们的经济支柱。墨西哥有数以百万计的低收入家庭依赖其亲属从美国的汇款生存。但另一方面，偷渡行为也造成边境地区的犯罪猖獗和人道主义灾难。边境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使许多偷渡者为此丧命，而贩毒集团的出没进一步加剧了偷渡的风险系数。许多偷渡者选择由“蛇头”带领其跨越边境，助长了人口贩运犯罪活动。美国审计署调查显示，墨西哥约有300个从事人口贩运的犯罪团伙。这些团伙成员对边境地形和偷渡路线十分熟悉，许多“蛇头”经常将偷渡者扣留作人质，以索取更高费用，或是在沙漠中将其抛弃，任其自生自灭。据统计，2014年9月～2015年9月，在美墨边境死亡的偷渡者达240人。

　　边境安全问题是美墨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但也给美墨两国关系带来了不和谐因素。两国时常因为毒品问题发生龃龉。美国政府时不时指责墨西哥扫毒不力，而墨方则将问题归咎于美国市场对毒品的需求。早在1985年，两国就曾因为美国禁毒署特工恩里克·卡马雷拉在墨西哥失踪的案件而发生外交摩擦，美国国会举办多场听证会，强烈抨击墨西哥毒品和腐败问题，并擅自进入墨境内抓捕犯罪嫌疑人。墨方对此强烈不满，谴责美国的越境执法行为。美国则对墨方的不合作表示愤慨，以查找恐怖分子为由，一度关闭美墨边境。不久后，美国国会即通过法律，规定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提交关于拉美国家与美国反毒合作的报告，对拒不合作或者态度消极的国家采取中断军事援助、贸易优惠等惩罚措施。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对此极力反对，认为毒品问题根源是美国的消费需求，美国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极不公平。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1994～2000年在任)曾呼吁美国对自己国内不断增长的毒品消费需求进行检讨和反思。墨西哥前总统卡尔德龙称，美国的毒品消费和军火制造商应对墨西哥的毒品暴力负责，并呼吁美国政府加强对军火贸易的管理。

　　非法移民问题也同毒品问题一样，是美墨双边合作的重要领域，但两国在该问题上也存在不少矛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美国政府逐渐感到其给社会稳定和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压力，一些地区反非法移民声浪渐高。加之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美国从自身国家安全利益出发，日益收紧移民政策，加大遣返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力度，并加强边境管理。2006年，小布什总统签署法案，决定在美墨边境修建一道长1126公里、高15米的水泥墙，引发墨西哥社会各界强烈反对。即使是在移民政策较为温和的奥巴马时期，仍有不少墨西哥非法移民被遣返。2011年和2012年，被遣返的墨西哥非法移民分别达到41万和47万。而墨西哥政府则一直寻求与美国达成全面的移民计划，使墨西哥非法移民的身份得到解决、安全得到保障、劳动权利和人权得到尊重。由于双方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不同，导致合作迟迟未能有重大进展。

　　美墨加强对边境安全问题的整治

　　为了加强边境安全，美墨两国历届政府均耗费不少心血，不仅各自在国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还加强双边合作以共同应对。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加大了对边境安全的重视。首先，开始修建边境屏障。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因其提出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而令许多人侧目，但其并非“修墙第一人”，边境墙实际上存在已久。自上世纪90年代起，由于美墨边境安全的恶化，美国政府开始着手修建边境屏障。1991年，美国海军工程队开始沿丘拉维斯塔至蒂华纳的边境线修建了长达7英里、高达10英尺的隔离墙。1993年，美国海军工程队将隔离墙扩展至14英里，一直延伸至太平洋海岸。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后，墨西哥移民大量涌入美国。1995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启动了门户防卫计划，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墨西哥的边境线修建金属墙以阻挡偷渡者。2006年10月26日，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2007年度美国国土安全拨款法案》，授权在美墨边境建立隔离墙，批准在边界修建1126公里长的隔离墙。目前，美墨边境上已建成1048公里隔离墙，还有约2/3的边境地区未建隔离墙。其次，扩大边境执法队伍。近年来，美国政府持续增加边境巡逻队机构人员。2009年，美国边境巡逻队人员数量超过2万人，比2001年增长一倍。2010年，奥巴马总统签署法案，为国土安全部等机构增加6亿美元资金，为美墨边境增派1500名安全人员，并购买更多侦察设备、建立更多边境巡逻站。第三，加大技术手段的运用。2004年起，美国开始在美墨边境实行US-Visit计划(数字化出入境身份辨识系统)，并在多个口岸建立生物识别程序，俗称为“电子边境”，目的在于收集和存储持有美国签证的外国旅客进出美国边境的信息数据，在美国各政府部委之间共享，以确保外国来访者不会超期在美滞留，帮助美国政府逮捕可疑恐怖分子和罪犯。美国政府在部分边境墙上安装了感应设备，以及时发现和抓捕偷渡者。美国边境巡逻队还使用雷达、无人机、远程视频监控等高科技手段加强边境巡防。最后，调整反毒战略，在加强国家合作同时，重视国内反毒工作。在里根和布什总统执政时期，美国形成以境外禁毒为主的反毒战略，加强与毒品源国家的扫毒合作。克林顿总统上台后，美国开始反思扫毒战略，将反毒重点由国外转向国内，强调国内的公众教育和康复治疗。奥巴马政府则主张“治疗为主，打击为辅”，把重点放在控制毒品需求上，将禁毒重点从“严打”转向戒毒治疗。

　　边境安全问题给墨西哥国家安全也带来严重威胁。墨西哥政府对此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整治。首先，加强立法，健全法制。1994年塞迪略总统上台后，将扫毒列为政府首要任务之一，制订《国家缉毒大纲》。2004年，在时任总统福克斯的推动下，墨西哥颁布新国家安全法，并开始进行司法改革，使其更为高效和透明。2006年卡尔德龙总统上台后，提出整套的国家安全改革措施，并赋予总统部分立法权，规定总统有权通过行政法令制止任何企图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其次，改组整顿国家安全机构，提高反毒行动效率。在福克斯总统执政期间，墨西哥效仿美国建立墨西哥联邦调查局，加强安全情报的搜集和处理。2012年培尼亚·涅托总统上台后，将国家公共安全部升级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加强情报机构功能，以情报手段辅助特种部队逮捕贩毒集团头目，实施精准打击。第三，加大反腐力度，肃清执法队伍。墨西哥腐败问题存在已久。一些贩毒集团对当地官员以利相诱，在一些地区毒贩与警察、官员相勾结的现象十分普遍。福克斯总统在任内，加大了对警察和监狱系统的反腐力度，逮捕了一批与毒贩相勾结的警察和监狱官员，包括2001年曾协助大毒枭古斯曼逃跑的监狱官。2013年1月，墨西哥158名与贩毒集团有染的警察被当局逮捕。最后，调整扫毒策略，从以“打击毒贩”为目标的反毒战争转向“保护平民”为重点的安全战略。在卡尔德龙执政期间，墨西哥当局掀起“反毒战争”，但效果不佳，国内安全形势持续恶化，许多平民无辜受害。涅托总统上台后，将反毒重点放在减少涉毒暴力活动上，同时加大情报工作，抓捕一批贩毒集团头目。2014～2015年，锡那罗亚贩毒集团头目华金·古斯曼被捕，泽塔斯贩毒集团头目奥马尔·特雷维尼奥、“圣殿骑士团”贩毒集团头目塞尔万多·戈麦斯等相继落网。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边境安全问题，美墨两国长期保持合作。首先，美墨加强边境安全整体合作。边境安全问题集结了非法移民、贩毒、武器贩运等诸多问题，需要两国通盘合作，加强综合治理。2002年，美墨签署《边境安全伙伴关系协定》，决定加强双边合作，保证人员和货物安全流通，保证边境免受恐怖主义和犯罪活动危害。2010年，美墨两国发布《美国和墨西哥政府关于21世纪的边境管理声明》，进一步完善合作机制，加强航空安全和边境安全信息共享，以及跨境人员和商品预先清关和检查合作。同时，两国重点加强反毒合作。1980年以来，美墨签署了《扫毒合作协议》《引渡条约》《司法互助条约》等协议。1996年，美墨两国总统决定成立“控制毒品高级联络小组”，保持高层接触，促进缉毒合作。1997年，两国总统签署《墨美缉毒联合声明》，进一步加强扫毒合作。2008年，美墨两国政府签署的“梅里达计划”生效，根据协议，美国定期向墨西哥提供禁毒援助，帮助其打击贩毒和有组织犯罪。2014年，美国制定《国家毒品管制战略》，决定继续加强同墨西哥等国合作，打击跨境毒品犯罪。

　　尽管美墨历届政府均对边境安全问题十分关注，但美墨边境安全形势并未有大的改观。两国长久以来在此问题上存在利益和认知的错位，也给双边关系带来一些不和谐因素。尤其近年来非法移民给美国带来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事实，为特朗普上台后对墨西哥采取强硬政策埋下伏笔。

　　建墙能够阻挡非法移民和毒品吗

　　特朗普上台以来，一改奥巴马对拉美国家的温和态度，对墨西哥态度尤其强硬。因北美地区一体化兴起而团结起来的美墨盟友关系逐步跌入低谷。未来，美墨矛盾和冲突可能会增多，主要集中在边境安全、非法移民和经贸等问题上。

　　特朗普在竞选中多次称拉美非法移民为“毒贩”“强奸犯”，要加以驱逐，并宣称如果竞选成功，要在美墨边境修建35～50英尺高的隔离墙，以阻挡非法移民和毒贩。这在当时被许多媒体认为是“天方夜谭”。但这回似乎是要“动真格”了。特朗普上台后不久即宣布要修建隔离墙，并且称要让墨西哥为修墙买单。边境墙项目已从今年3月6日开始进行招标，计划不久后就投入建设。针对国内非法移民，特朗普也“言出必行”，开启大规模遣返行动。其上台后不久即颁布法令，规定执法人员有权在美国全境逮捕、拘禁并驱逐任何入境美国未满两年的非法移民，无证移民和有犯罪纪录的非法移民都是优先被遣返的对象。而且海关人员可以将非法入境者直接送到墨西哥，不论是否为墨西哥籍。特朗普的一系列举措激起了墨西哥的强烈反弹。原定于今年1月31日访美的涅托总统在特朗普签署“建墙政令”后取消行程，并表示绝对不会为修建隔离墙买单。墨西哥民众的反美情绪也十分高涨。2月15日，墨西哥全国各地举行大规模的反特朗普示威游行，墨西哥城2万人参加游行，许多示威者高喊“墨西哥万岁!打倒特朗普!”的口号，美墨关系一度紧张。尽管2月24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国土安全部长凯利访墨，企图修缮两国关系，但双方在非法移民和自由贸易等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分歧，短期内难以达成一致。

　　特朗普的当选并非偶然，其针对墨西哥的言论和政策也事出有因。在竞选中，特朗普因其反移民、反自由贸易等政策得到国内大批白人蓝领阶层的拥趸，反映了美国部分民众已深深感到美墨一体化合作在微观层面带来的冲击。美国许多白人蓝领抱怨墨西哥非法移民抢走了他们的饭碗，指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美国的工厂移到墨西哥。还有人担忧拉美裔等少数族裔的高生育率将在未来使白人在美国变成少数族裔，认为美国建国以来一直以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价值观为正统的国家特性和身份认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次大选中，美国内政问题的积重难返将民众的怒火转嫁到邻国身上，着实给了墨西哥一记当头棒喝。

　　特朗普猜中了开头，但也许没有猜到结局。让墨西哥为美国损失的利益付出代价也许是特朗普的初衷，但抛弃墨西哥这个昔日盟友也许会让问题变得更加糟糕。首先，特朗普修建隔离墙不过是“杯水车薪”，难以根本解决问题。据美国国土安全部预估，隔离墙将耗资216亿美元。但这样一堵花费巨大的隔离墙也许不能真正阻挡偷渡和走私。偷渡者可以在地下挖掘隧道，或乘坐小船从海上偷渡。毒贩的走私路径则更加多样化，甚至可以运用无人机运送毒品。加州大学移民比较研究中心主任大卫·路菲兹认为，隔离墙将导致非法移民更加铤而走险，造成死亡率上升。其次，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将带来较大的经济代价。近期，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布报告指出，特朗普目前针对的难民和非法移民是美国很多行业重要的劳动力群体。如果特朗普坚持推行其移民政策，美国很多行业将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即使这些行业雇佣美国本土合法居民，也因为面临成本急剧上升的问题，或将面临巨大的冲击。再次，反移民政策的社会代价将逐渐展现。对很多墨西哥家庭而言，侨汇占其收入来源的80%，可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如果美国遣返大量墨西哥移民，将使更多墨西哥家庭陷入贫困，反而可能导致更多偷渡或贩毒行为。最后，激怒墨西哥将使美墨安全合作面临被中止的风险，这会使边境安全形势更加恶化。

　　特朗普上台后，墨西哥也许是拉美地区受伤最重的国家。同时，特朗普的“美国利益优先”政策也使巴西、阿根廷、智利以及中美洲等国纷纷感到失望或焦虑;对委内瑞拉、古巴等左翼国家的强硬态度更激起这些国家的强烈反弹。颇为有趣的是，拉美地区因为特朗普的上台而出现了加强团结的趋势，近期南方共同市场、太平洋联盟等地区一体化组织动作频频更加证明了这一点。面对传统意义上的“后院”离美、反美倾向加剧，美国该何去何从，真的需要好好再思考一下了。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