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20日，纳粹对慕尼黑城外达豪地区的一个废弃兵工厂进行了改造。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听到它及其同类的名字，恐怕还会生起一丝胆寒。它就是纳粹史上第一个集中营——达豪集中营。

　　这是纳粹三大集中营之一。另外两个是奥斯维辛和萨克森豪森。奥斯维辛是最著名的一个，在这里，共有多达110万人(90%为犹太人)被屠杀。

　　说到集中营，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想必都是纳粹屠杀犹太人。正如BBC在2004年做的一个调查显示那样：绝大多数听说过集中营的人认为，“集中营是为了灭绝犹太人而建的”。

　　事实并非如此。“被关进达豪集中营的第一批囚犯大多数是纳粹的政敌，他们被视为对纳粹国家安全的威胁，而犹太人还不是。当时的德国民众也为此而支持建立集中营。”(《奥斯维辛：一部历史》)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初也并非专为屠杀犹太人而建，“按照最初设想，奥斯维辛只是在犯人被送往帝国其他集中营之前暂时关押他们的场所，用纳粹的术语来说，一座‘隔离’营。”(《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中营的功能发生了演变——那就是我们熟知的——成为了屠杀犹太人的人间炼狱。

　　这是为什么呢?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作者、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里斯认为，纳粹并非从一开始就精心设计，并按部就班地把奥斯维辛建成一个杀人魔窟，它之所以演变成后者，乃是纳粹在不断出现新问题的过程中，一次次临时调试和改变所累积的结果。其演变成为纳粹极权统治“累积式激进”的一个缩影。

　　也即，灭绝犹太人并不是希特勒一个人下达的命令，而是“许多纳粹分子都为此尽心尽力，下层的主动性和推波助澜”的结果。“战争让一切都朝着激进化的方向发展，集中营也不例外。”

　　正如集中营最初并非专为屠犹而建，那些亲手实行屠杀的纳粹分子中的很多人，原本也不是十恶不赦的杀人狂，而是一个个善良的普通人。

　　比如，党卫队中的模范和奥斯维辛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本来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家里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进入集中营后，却成了魔鬼般残忍的杀手。

　　纳粹医生爱德华·维尔特在为纳粹工作之前，是一名受人爱戴的医师。后来他加入纳粹，被派往奥斯维辛，在那里，他创建了整部奥斯维辛医学屠杀体系。

　　同霍斯和维尔特一样，很多纳粹分子也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周末，他们在家里是一个好爸爸、好丈夫，会为女儿买她心爱的文具，但到了周一，直到周五，在集中营，他们又泰然自若地把无数犹太人、吉普赛人送进毒气室。

　　这究竟是为什么?

　　书中的一个例子或许可以解释。当时，有位奥斯维辛的工作人员，年纪轻轻，刚参加工作，初见骇人场面时简直吓坏了：筛选犯人时，到处是强杀，是驱赶，有个党卫队士兵还举起一个生病的小孩子，拿他的头去撞卡车的边缘。

　　他愤怒极了，找到上级说：我办不到，没法在这里工作下去。我想离开，请把我调往前线。

　　上司没有发火，只是建议他忘了这段对话，再干干看。

　　后来，这位工作人员很快就适应了环境，交上了朋友，在奥斯维辛待得很舒服，后来回忆那段往事时，还说那是一段让人愉快的日子!

　　这说明什么?或许可以说，是环境改变了他(们)。

　　劳伦斯·里斯也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奥斯维辛证实了一个事实，“人的处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人类的行为是如此易变和不可预知，常会被他们身处的环境所左右。”

　　只要人人献出一点恶

　　然而，问题又来了。如果个体作恶是环境所致，那么环境又是怎么变坏的呢?

　　在《纳粹医生》这本书中，几乎所有参与屠杀的纳粹医生在接受审判时都有着这样的表达：我是被迫这样做的，并且“我在职权范围内尽量减少被屠杀者的数量”“我对注射技术进行改进，使死亡的痛苦大大减低”等等。

　　也就是说，他们觉得自己去杀人是迫于政治环境，而在有限范围内减少死亡已经是功德无量了。所以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有罪，甚至觉得自己有功。甚至有人宣称：“今天欧洲还有犹太人，很可能归功于我。”

　　对此，学者刘瑜在《纳粹医生·导读》中写道：“责任的无限分散或许是解释‘普通人何以成为恶魔’的关键，所有人都需要负责，意味着几乎没有人需要负责。固然，‘责任’存在着一个金字塔结构，越往金字塔的底部，每个人承担的责任越少，但是，‘底部普通人’作为个体所负担的责任或许很小，但他们作为集体却是一个邪恶有机体的‘手指’。这正是这个‘恐怖故事’最令人不安之处——我们竟然可以不知不觉成为‘恶魔’，如果让我去主动杀害一个无冤无仇的人，‘我’可能做不到，但是，如果把‘杀一个无冤无仇者’这件事分解成100个步骤，而‘我’所负责的那个步骤只是‘坐在实验室里调制一氧化碳’，只要施以一定的威逼利诱甚至道德感召，‘我’完全可能做到……这或许就是极权恐怖机制的‘秘密’所在——它无需把每个人改造成恶魔，只需要每个人跨过一个‘小小的’道德门槛。‘只要人人献出一点恶’，一个巨大的乘数效应就可以汇聚成巨大灾难。”

　　而纳粹医生们之所以不认罪，便很可能是这么想的：我只是0.0001%的恶魔，为什么要作为100%的恶魔受审?

　　拒绝“平庸之恶”!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对上述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作者阿伦特曾前往耶路撒冷法庭观看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当亲眼看到这位战犯时，她如此描述：“他中等身材，体形较瘦，四五十岁的样子，前脑门半秃，牙齿不太好，近视眼，脖子干瘦。整个审判过程中，他一直朝法官席的方向探着脖子(从未面向观众)。”

　　阿伦特听完艾希曼的辩护后总结道：“你听他说话的时间越长，就会越明显地感觉到，这种表达力的匮乏恰恰与思考力的缺失密不可分;确切地说，他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问题。”

　　她记录之下的艾希曼，就是为纳粹制度效力的一颗齿轮：官僚心态，盲目服从，麻木执行。

　　正是这一点令阿伦特意识到，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如果缺乏思考力和判断力，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恶的代言人——这就是阿伦特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个高度原创观点，即“平庸的恶”。

　　“如此的远离现实、停止思考，对一个人造成的灾难可能要比这个人自身具有的所有罪恶动机加在一起还要严重。实际上这是人们在耶路撒冷学的一课。”

　　因此，阿伦特认为，唯有始终应该坚持辨别善恶的能力，坚持倾听内心的道德律令，个体才有可能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抵御“平庸的恶”。

　　亲历者眼中的纳粹德国史

　　上述种种，就发生在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那么，纳粹德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众所周知，要全面了解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世人中凡听说过纳粹的，大抵知道它“发动了二战”、“和意大利、日本组成法西斯阵营并最终战败”、“屠杀犹太人”、“曾帮助国民政府”等等，然而，这些只是一些标签化的概述而已，这对“欲知详情”的读者来说，显然远远不够。有没有既权威又好看的记述纳粹德国史的著作?

　　1934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外记者威廉·夏伊勒来到刚刚成立的纳粹德国，并在此工作、生活了八年。期间，他不仅亲眼目睹了“第三帝国”从兴起、臻于极盛到衰败的全过程，且不断向外界报道关于欧洲和战争的新闻，真实记录自己在纳粹德国恐怖求生的种种经历，赢得了国际声誉并获得多项新闻大奖。

　　1945年春，第三帝国崩溃，纳粹政府及其所有部门的大多数机密档案被缴获，包括外交部、军队及秘密警察的高密级档案材料。其中的私人日记、通信、极度秘密的发言记录、纳粹头领电话窃听记录等等，甚至希特勒大本营每天研讨军事形势的51次“元首会议”部分速记记录，都极难得。纳粹陆军参谋总长的日记使用速记法不仅逐日记录事件，而且记下了一天里每小时的事态。这些档案，仅属于外交部的，重量就至少有485吨。总体数量之巨，略可想见。

　　以往，一个大国即使战败，或政府被推翻，其档案也总是由其自己保管，只有对后来的统治集团有利的文件才会被公布。因此，对于纳粹档案的缴获，夏伊勒说这是“一件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

　　多年的纳粹生活经历、大量新闻积累，加上这世所罕见的机密档案的缴获，使夏伊勒决心写作一部记录第三帝国历史的著作。

　　他说：“有些人可能认为，现在要想写一部第三帝国史，为时尚嫌过早，这样一个任务应该留给后代作家去完成，因为时间会使他们具有历史的眼光。我到法国去从事一些研究工作的时候，发现这种看法在那里特别流行。有人对我说，历史学家能写的材料最近不应超过拿破仑时代。

　　这种看法颇有它的道理。大多数历史学家往往等了50年或100 年，甚至100 年以上，才敢着手写一个国家、一个帝国、一个时代的历史。

　　但是，这主要是因为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有关的文件，使他们掌握所需要的确凿材料。虽然时间使他们具有了历史眼光，但由于他们对所要写的时代的生活和气氛、历史人物必然缺乏亲身了解，总不免有所欠缺。

　　在第三帝国这个具体问题上，绝无仅有的是，几乎所有的文件材料都在它覆亡的时候公诸于世，而且由于所有活了下来的领导人——不论是军人还是文官——的证词，而更加丰富充实了(有些证词还是在就刑前提供的)。

　　有了这样迅速获得的无可比拟的材料来源，而我的心中对于纳粹德国的生活，对于统治这个国家的人们，特别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表现、行为和本性又记忆犹新，刻骨难忘，因此我决定，无论如何要作一番尝试，把第三帝国的兴亡史记载下来。”

　　20世纪50年代，夏伊勒开始了著名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的撰写。1959年本书出版，一面世便轰动全球，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在《纽约时报》上称赞他是“能够将活着的证人与史实结为一体”的非凡杰出的历史学家。

　　今天，《第三帝国的兴亡》已成为全求公认的最权威且最畅销的纳粹德国史，它精彩绝伦地记述了被希特勒称为“千秋帝国”而实际上只存在了12年零4个月的第三帝国从兴起到覆灭的全部过程。

　　短短12年中，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国在人类历史上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灾难。而故事的开头，还要从希特勒站在总理府窗前，乐极忘形、手舞足蹈、又哭又笑地举起手臂致纳粹党的敬礼开始……

 　　1933年3月20日，纳粹对慕尼黑城外达豪地区的一个废弃兵工厂进行了改造。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听到它及其同类的名字，恐怕还会生起一丝胆寒。它就是纳粹史上第一个集中营——达豪集中营。

　　这是纳粹三大集中营之一。另外两个是奥斯维辛和萨克森豪森。奥斯维辛是最著名的一个，在这里，共有多达110万人(90%为犹太人)被屠杀。

　　说到集中营，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想必都是纳粹屠杀犹太人。正如BBC在2004年做的一个调查显示那样：绝大多数听说过集中营的人认为，“集中营是为了灭绝犹太人而建的”。

　　事实并非如此。“被关进达豪集中营的第一批囚犯大多数是纳粹的政敌，他们被视为对纳粹国家安全的威胁，而犹太人还不是。当时的德国民众也为此而支持建立集中营。”(《奥斯维辛：一部历史》)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初也并非专为屠杀犹太人而建，“按照最初设想，奥斯维辛只是在犯人被送往帝国其他集中营之前暂时关押他们的场所，用纳粹的术语来说，一座‘隔离’营。”(《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中营的功能发生了演变——那就是我们熟知的——成为了屠杀犹太人的人间炼狱。

　　这是为什么呢?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作者、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里斯认为，纳粹并非从一开始就精心设计，并按部就班地把奥斯维辛建成一个杀人魔窟，它之所以演变成后者，乃是纳粹在不断出现新问题的过程中，一次次临时调试和改变所累积的结果。其演变成为纳粹极权统治“累积式激进”的一个缩影。

　　也即，灭绝犹太人并不是希特勒一个人下达的命令，而是“许多纳粹分子都为此尽心尽力，下层的主动性和推波助澜”的结果。“战争让一切都朝着激进化的方向发展，集中营也不例外。”

　　正如集中营最初并非专为屠犹而建，那些亲手实行屠杀的纳粹分子中的很多人，原本也不是十恶不赦的杀人狂，而是一个个善良的普通人。

　　比如，党卫队中的模范和奥斯维辛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本来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家里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进入集中营后，却成了魔鬼般残忍的杀手。

　　纳粹医生爱德华·维尔特在为纳粹工作之前，是一名受人爱戴的医师。后来他加入纳粹，被派往奥斯维辛，在那里，他创建了整部奥斯维辛医学屠杀体系。

　　同霍斯和维尔特一样，很多纳粹分子也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周末，他们在家里是一个好爸爸、好丈夫，会为女儿买她心爱的文具，但到了周一，直到周五，在集中营，他们又泰然自若地把无数犹太人、吉普赛人送进毒气室。

　　这究竟是为什么?

　　书中的一个例子或许可以解释。当时，有位奥斯维辛的工作人员，年纪轻轻，刚参加工作，初见骇人场面时简直吓坏了：筛选犯人时，到处是强杀，是驱赶，有个党卫队士兵还举起一个生病的小孩子，拿他的头去撞卡车的边缘。

　　他愤怒极了，找到上级说：我办不到，没法在这里工作下去。我想离开，请把我调往前线。

　　上司没有发火，只是建议他忘了这段对话，再干干看。

　　后来，这位工作人员很快就适应了环境，交上了朋友，在奥斯维辛待得很舒服，后来回忆那段往事时，还说那是一段让人愉快的日子!

　　这说明什么?或许可以说，是环境改变了他(们)。

　　劳伦斯·里斯也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奥斯维辛证实了一个事实，“人的处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人类的行为是如此易变和不可预知，常会被他们身处的环境所左右。”

　　只要人人献出一点恶

　　然而，问题又来了。如果个体作恶是环境所致，那么环境又是怎么变坏的呢?

　　在《纳粹医生》这本书中，几乎所有参与屠杀的纳粹医生在接受审判时都有着这样的表达：我是被迫这样做的，并且“我在职权范围内尽量减少被屠杀者的数量”“我对注射技术进行改进，使死亡的痛苦大大减低”等等。

　　也就是说，他们觉得自己去杀人是迫于政治环境，而在有限范围内减少死亡已经是功德无量了。所以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有罪，甚至觉得自己有功。甚至有人宣称：“今天欧洲还有犹太人，很可能归功于我。”

　　对此，学者刘瑜在《纳粹医生·导读》中写道：“责任的无限分散或许是解释‘普通人何以成为恶魔’的关键，所有人都需要负责，意味着几乎没有人需要负责。固然，‘责任’存在着一个金字塔结构，越往金字塔的底部，每个人承担的责任越少，但是，‘底部普通人’作为个体所负担的责任或许很小，但他们作为集体却是一个邪恶有机体的‘手指’。这正是这个‘恐怖故事’最令人不安之处——我们竟然可以不知不觉成为‘恶魔’，如果让我去主动杀害一个无冤无仇的人，‘我’可能做不到，但是，如果把‘杀一个无冤无仇者’这件事分解成100个步骤，而‘我’所负责的那个步骤只是‘坐在实验室里调制一氧化碳’，只要施以一定的威逼利诱甚至道德感召，‘我’完全可能做到……这或许就是极权恐怖机制的‘秘密’所在——它无需把每个人改造成恶魔，只需要每个人跨过一个‘小小的’道德门槛。‘只要人人献出一点恶’，一个巨大的乘数效应就可以汇聚成巨大灾难。”

　　而纳粹医生们之所以不认罪，便很可能是这么想的：我只是0.0001%的恶魔，为什么要作为100%的恶魔受审?

　　拒绝“平庸之恶”!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对上述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作者阿伦特曾前往耶路撒冷法庭观看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当亲眼看到这位战犯时，她如此描述：“他中等身材，体形较瘦，四五十岁的样子，前脑门半秃，牙齿不太好，近视眼，脖子干瘦。整个审判过程中，他一直朝法官席的方向探着脖子(从未面向观众)。”

　　阿伦特听完艾希曼的辩护后总结道：“你听他说话的时间越长，就会越明显地感觉到，这种表达力的匮乏恰恰与思考力的缺失密不可分;确切地说，他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问题。”

　　她记录之下的艾希曼，就是为纳粹制度效力的一颗齿轮：官僚心态，盲目服从，麻木执行。

　　正是这一点令阿伦特意识到，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如果缺乏思考力和判断力，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恶的代言人——这就是阿伦特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个高度原创观点，即“平庸的恶”。

　　“如此的远离现实、停止思考，对一个人造成的灾难可能要比这个人自身具有的所有罪恶动机加在一起还要严重。实际上这是人们在耶路撒冷学的一课。”

　　因此，阿伦特认为，唯有始终应该坚持辨别善恶的能力，坚持倾听内心的道德律令，个体才有可能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抵御“平庸的恶”。

　　亲历者眼中的纳粹德国史

　　上述种种，就发生在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那么，纳粹德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众所周知，要全面了解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世人中凡听说过纳粹的，大抵知道它“发动了二战”、“和意大利、日本组成法西斯阵营并最终战败”、“屠杀犹太人”、“曾帮助国民政府”等等，然而，这些只是一些标签化的概述而已，这对“欲知详情”的读者来说，显然远远不够。有没有既权威又好看的记述纳粹德国史的著作?

　　1934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外记者威廉·夏伊勒来到刚刚成立的纳粹德国，并在此工作、生活了八年。期间，他不仅亲眼目睹了“第三帝国”从兴起、臻于极盛到衰败的全过程，且不断向外界报道关于欧洲和战争的新闻，真实记录自己在纳粹德国恐怖求生的种种经历，赢得了国际声誉并获得多项新闻大奖。

　　1945年春，第三帝国崩溃，纳粹政府及其所有部门的大多数机密档案被缴获，包括外交部、军队及秘密警察的高密级档案材料。其中的私人日记、通信、极度秘密的发言记录、纳粹头领电话窃听记录等等，甚至希特勒大本营每天研讨军事形势的51次“元首会议”部分速记记录，都极难得。纳粹陆军参谋总长的日记使用速记法不仅逐日记录事件，而且记下了一天里每小时的事态。这些档案，仅属于外交部的，重量就至少有485吨。总体数量之巨，略可想见。

　　以往，一个大国即使战败，或政府被推翻，其档案也总是由其自己保管，只有对后来的统治集团有利的文件才会被公布。因此，对于纳粹档案的缴获，夏伊勒说这是“一件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

　　多年的纳粹生活经历、大量新闻积累，加上这世所罕见的机密档案的缴获，使夏伊勒决心写作一部记录第三帝国历史的著作。

　　他说：“有些人可能认为，现在要想写一部第三帝国史，为时尚嫌过早，这样一个任务应该留给后代作家去完成，因为时间会使他们具有历史的眼光。我到法国去从事一些研究工作的时候，发现这种看法在那里特别流行。有人对我说，历史学家能写的材料最近不应超过拿破仑时代。

　　这种看法颇有它的道理。大多数历史学家往往等了50年或100 年，甚至100 年以上，才敢着手写一个国家、一个帝国、一个时代的历史。

　　但是，这主要是因为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有关的文件，使他们掌握所需要的确凿材料。虽然时间使他们具有了历史眼光，但由于他们对所要写的时代的生活和气氛、历史人物必然缺乏亲身了解，总不免有所欠缺。

　　在第三帝国这个具体问题上，绝无仅有的是，几乎所有的文件材料都在它覆亡的时候公诸于世，而且由于所有活了下来的领导人——不论是军人还是文官——的证词，而更加丰富充实了(有些证词还是在就刑前提供的)。

　　有了这样迅速获得的无可比拟的材料来源，而我的心中对于纳粹德国的生活，对于统治这个国家的人们，特别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表现、行为和本性又记忆犹新，刻骨难忘，因此我决定，无论如何要作一番尝试，把第三帝国的兴亡史记载下来。”

　　20世纪50年代，夏伊勒开始了著名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的撰写。1959年本书出版，一面世便轰动全球，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在《纽约时报》上称赞他是“能够将活着的证人与史实结为一体”的非凡杰出的历史学家。

　　今天，《第三帝国的兴亡》已成为全求公认的最权威且最畅销的纳粹德国史，它精彩绝伦地记述了被希特勒称为“千秋帝国”而实际上只存在了12年零4个月的第三帝国从兴起到覆灭的全部过程。

　　短短12年中，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国在人类历史上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灾难。而故事的开头，还要从希特勒站在总理府窗前，乐极忘形、手舞足蹈、又哭又笑地举起手臂致纳粹党的敬礼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