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日本意象”

　　《现代国际关系》刊载过一篇文章曾经颇有意味地提到过复杂的“日本意象”这个概念。多数中国公众的“日本意象”更为复杂：一个正在崛起同时又正在衰落的日本，一个历来可恨、今后很有可能敌对的日本，一个中国未来一定要也一定能够“克服”或压倒的日本。这里的复杂性就在于关于日本既崛起又衰落的意象：崛起是指政治上的张扬和军事上的躁动，衰落是指经济上的相对减弱，连同与中国迅速崛起比较而言的相对颓势。如果将十年前作者这番论断比照现今多数中国公众的安倍晋三首相执政的日本意象，它仍然是高度适用的。

　　安倍是日本自民党内强硬派头面人物之一。2006年9月他在小泉纯一郎安排下接任首相。尽管翌年9月安倍因自民党国会竞选失败而宣布辞职，然而2012年12月他再度当选日本首相。此后，他对内提出安倍经济学，对外提出全方位“战略外交”和价值观外交，连同与之紧密匹配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和“民主安全菱形”等战略构想。迄今为止，安倍首相执政地位之巩固，名望之高涨，是日本国内政治十数年来少有的。他长期执政日本并非没有可能。

　　二战结束以后很长时期，日本都是通过经济、贸易、技术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强国地位，也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这项战略目标。20世纪80年代初期，可以说日本在整体上的国际地位达到了顶峰。但到了80年代中期，尤其是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日本的相对国际影响力和经济地位快速下降。国内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负面效应逐渐暴露，结构上的僵化呆板和人口老龄化加速都是严重束缚日本经济进一步提升的重要因素。同中国持续20多年强劲崛起，特别是军事力量持续增长形成鲜明对照，日本的颓势更加显著。再加上日本多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在历史问题上节节倒退，日本的国际威望也显著下落。可以说，过去20多年，从日本国内的基本经济、政治、社会层面来看，总体趋势表现为经济衰退，这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持续时间最长的衰退。

　　日本经济衰退对其国内政治、社会和民众心理产生了不良影响。经济衰退自然导致日本政局不稳，政权频繁更迭。最近10年，日本首相替换频仍。与此同时，在经济低迷和政权变迁的国内背景下，日本人自然产生了焦躁和彷徨，自尊心受到很大损害。可以从此再进一步推断，由于日本右翼势力提出了一套具有颠覆性但极富诱惑力的历史观、政治观和军事观，日本人越来越易于倾听和接受他们的多方劝说和鼓动，易于按照他们的意愿去考虑接受日本的国家方向变迁，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和社会思潮的保守化由此而来。

　　衰落的日本同时也可能是崛起的日本。尽管国力相对衰落，然而日本有着强国传统、强国抱负和强国意志，日本国家意志并未在经济衰退过程中衰减，日本对强国地位的追求并没有放松。与中国迅速崛起同时，可以说，日本也在两种意义上的迅速地崛起：第一，日本崛起确实具备若干重要基础性条件，例如日本在工业制造、金融实力和高端技术方面仍享有巨大优势，日本国民素质很高，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到高度文明的阶段，等等。基于这些物质和精神条件，着眼于智能产品制造时代，日本已经大力研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技术，力图对现有经济结构进行脱胎换骨式改造，以求在行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有所作为。第二，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哀鸿遍野之际，仅仅依靠经济提升强国地位变得越来越困难，日本同时也开始逐渐从政治、安全层面甚至从军事上来提升它的强国地位。日本越来越决心要获得“正常的”国际政治地位，要成为具有“正常”军事权利的政治强国，而且似乎决意不顾其东亚邻国、特别是中国的不安和担忧，我行我素地要将此变为既成事实。日本追求军政强国行为方式的重要特征就在于政治上的张扬和军事上的躁动。美国学者沃尔特·罗素·米德刊载在《外交》季刊2014年5/6月号一篇文章《地缘政治的回归：修正主义国家的复仇》对日本有如此精辟描述：“日本的战略越来越张扬”，“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抬头复兴并且不断加剧”。

　　 复杂的“日本意象”

　　《现代国际关系》刊载过一篇文章曾经颇有意味地提到过复杂的“日本意象”这个概念。多数中国公众的“日本意象”更为复杂：一个正在崛起同时又正在衰落的日本，一个历来可恨、今后很有可能敌对的日本，一个中国未来一定要也一定能够“克服”或压倒的日本。这里的复杂性就在于关于日本既崛起又衰落的意象：崛起是指政治上的张扬和军事上的躁动，衰落是指经济上的相对减弱，连同与中国迅速崛起比较而言的相对颓势。如果将十年前作者这番论断比照现今多数中国公众的安倍晋三首相执政的日本意象，它仍然是高度适用的。

　　安倍是日本自民党内强硬派头面人物之一。2006年9月他在小泉纯一郎安排下接任首相。尽管翌年9月安倍因自民党国会竞选失败而宣布辞职，然而2012年12月他再度当选日本首相。此后，他对内提出安倍经济学，对外提出全方位“战略外交”和价值观外交，连同与之紧密匹配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和“民主安全菱形”等战略构想。迄今为止，安倍首相执政地位之巩固，名望之高涨，是日本国内政治十数年来少有的。他长期执政日本并非没有可能。

　　二战结束以后很长时期，日本都是通过经济、贸易、技术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强国地位，也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这项战略目标。20世纪80年代初期，可以说日本在整体上的国际地位达到了顶峰。但到了80年代中期，尤其是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日本的相对国际影响力和经济地位快速下降。国内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负面效应逐渐暴露，结构上的僵化呆板和人口老龄化加速都是严重束缚日本经济进一步提升的重要因素。同中国持续20多年强劲崛起，特别是军事力量持续增长形成鲜明对照，日本的颓势更加显著。再加上日本多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在历史问题上节节倒退，日本的国际威望也显著下落。可以说，过去20多年，从日本国内的基本经济、政治、社会层面来看，总体趋势表现为经济衰退，这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持续时间最长的衰退。

　　日本经济衰退对其国内政治、社会和民众心理产生了不良影响。经济衰退自然导致日本政局不稳，政权频繁更迭。最近10年，日本首相替换频仍。与此同时，在经济低迷和政权变迁的国内背景下，日本人自然产生了焦躁和彷徨，自尊心受到很大损害。可以从此再进一步推断，由于日本右翼势力提出了一套具有颠覆性但极富诱惑力的历史观、政治观和军事观，日本人越来越易于倾听和接受他们的多方劝说和鼓动，易于按照他们的意愿去考虑接受日本的国家方向变迁，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和社会思潮的保守化由此而来。

　　衰落的日本同时也可能是崛起的日本。尽管国力相对衰落，然而日本有着强国传统、强国抱负和强国意志，日本国家意志并未在经济衰退过程中衰减，日本对强国地位的追求并没有放松。与中国迅速崛起同时，可以说，日本也在两种意义上的迅速地崛起：第一，日本崛起确实具备若干重要基础性条件，例如日本在工业制造、金融实力和高端技术方面仍享有巨大优势，日本国民素质很高，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到高度文明的阶段，等等。基于这些物质和精神条件，着眼于智能产品制造时代，日本已经大力研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技术，力图对现有经济结构进行脱胎换骨式改造，以求在行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有所作为。第二，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哀鸿遍野之际，仅仅依靠经济提升强国地位变得越来越困难，日本同时也开始逐渐从政治、安全层面甚至从军事上来提升它的强国地位。日本越来越决心要获得“正常的”国际政治地位，要成为具有“正常”军事权利的政治强国，而且似乎决意不顾其东亚邻国、特别是中国的不安和担忧，我行我素地要将此变为既成事实。日本追求军政强国行为方式的重要特征就在于政治上的张扬和军事上的躁动。美国学者沃尔特·罗素·米德刊载在《外交》季刊2014年5/6月号一篇文章《地缘政治的回归：修正主义国家的复仇》对日本有如此精辟描述：“日本的战略越来越张扬”，“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抬头复兴并且不断加剧”。

　　按照国际政治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剧烈变动了的国际体系权势结构作为最重要外部因素会深刻影响国家对外政策行为选择。中日两强在东亚同时急速崛起导致该区域国际体系权势结构发生强烈变动，而这项重大变动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作为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导致了中日国家间对抗动能，这动能既包含心理上的，也包含战略态势上的，由此中日关系自然会摩擦不断并不断趋于紧张。

　　日本追求军政强国的基本路径

　　虽然日本始终缺乏一个宏观意义上的国家大战略但日本人做事情还是非常讲求微观意义上的策略战术的。日本追求军政强国地位和权利采取的重要举措包含：

　　强化日美同盟。对于相对弱势国家而言，其战略选择一般是同强国结盟。1902年初，为对抗沙俄在远东大扩张，日本同世界首强英国缔结同盟，大力助推日本的国家崛起。二战结束以后，为恢复国力国势，日本又选择同超级大国美国结成同盟。日美同盟存续至今并且不断巩固。2015年4月，日美签署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从多个方面加强日美同盟，以适应新的地区格局和形势。从安倍现今的对外政策排序来看，日本仍将最优先考虑美国。日本会积极强化已经不断得到加强的日美同盟，借此牵制和制约中国。强化日美同盟，日本也可以“借船出海”，扩大日本的海外实力和影响。例如，2016年9月中旬，日本防务大臣稻田朋美在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题为“演化中的日美同盟：保持亚太和平与繁荣”讲演时提出，针对南海问题，日本自己将通过海上自卫队同美国海军实施联合巡航演练、与该地区其他国家海军举行双边和多边演习和帮助沿岸国家加强能力建设来加大对南海的介入。日本终获被邀介入南海的战略良机。

　　自身强军扩军。对于相对弱势国家而言，另一项可有的战略选择是强化自身军事权势。安倍力求并正在有效地迅速推进日本的军事大国化。2013年12月日本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日本安全制订了战略规划。它提出，未来10年，日本“最先需要加强自身(军事)能力并且巩固行使这些能力的基础”，这为日本强军发展做出了根本肯定。与此同时，美国正调整自己在西太平洋的战略性前沿存在，把军事基地迁到关岛等地方。按照2015年8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亚太海洋安全战略》揭示，“国防部将能调整美军前沿存在过于集中于冲绳的单地模式，改换为分散于澳大利亚、夏威夷、关岛和日本本岛的多地模式”。无论从自身安全防御还是从权势扩展考虑，日本都可能极力填补这项军力布设空白，这显然为日本扩建海空军事力量进而成为更加独立的军事强国提供了重要机遇。

　　助力美国构筑亚太安全体系。为了创新适应亚太区域国际体系权势结构变动，即诸国崛起的局面，从2015年中开始，美国提出构筑网络化的亚太安全体系战略设想。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2015年4月6日在亚利桑那州麦凯恩研究所围绕下一阶段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发表了主题演讲。他提出构筑美国盟国(伙伴)三边网络关系，例如美日澳、美日韩和美日印三个三边网络关系，并且呼吁对美国传统盟国关系进行“现代化”改造，使之升级成为地区乃至国际合作平台，例如推动较强盟国日澳同东南亚较弱伙伴的安全合作。2016年4月8日和6月4日卡特又分别在美国著名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和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发表演讲进一步提出“有原则的亚太安全网络”概念。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轮廓和框架逐渐浮出水面。按照美国的战略设想，在这个体系中，美国不仅是众多亚太国家的共同战略盟友，而且众多亚太国家之间也有更紧密和深层安全合作。其中，构筑美日韩、美日澳和美日印三个三边关系是构建这个安全体系的重要内容。日本正分别着手密切这三个双边关系中的日韩关系、日澳关系和日印关系。此外，日本还积极帮助同中国存有海权争斗的弱小国家，例如菲律宾和越南提升海上安全能力。2016年8月中旬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访问菲律宾期间，双方商定，日本将向菲律宾提供巡逻艇，以增强菲律宾南海执法能力。不仅如此，日本还决定向菲律宾和越南增派武官，强化日本同菲越的军事合作。正是通过这些举措，日本希望并且已经着手在周边构筑一个可以围堵中国的关系网络。

　　借重“大国协调”加强日本区域性权势影响。大国协调可被认为一项重要国际安全体制。19世纪的“欧洲协调”便是大国协调的最初形态。为维持拿破仑战争后欧洲持久和平，1814年9月维也纳会议召开前夕至1815年11月，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主导确立了大国自觉协作的“欧洲协调”。今西方七国集团则是大国协调的当代形态。日本作为七国集团重要成员，依凭这个大国协调体制试图加强自己在东亚、太平洋的权势影响以同中国在该区域开展权势竞争。一个较新例子是，日本在2016年9月20日七国集团纽约外长会议上推动并最终争取到一份相较四五个月前七国集团声明和宣言措辞更为严厉并且直接针对亚洲晚近局势发展的专项声明。该项声明如此提出：“我们对导致南海局势紧张升级的单边行动，例如填海扩岛和建筑哨站及其军事目的使用表示强烈反对”。

　　扩大日本的国际影响力。按照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头四项重要举措可被归纳为“求助”(结盟和结伴)和“自助”(强军)，它们都是日本追求军政强国的必由之路。然而根据同样有道理的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没有其他主要国家的承认(或曰认同)，大国就不能被称为大国，大国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崛起。相反，集体承认程度越高，国家真正崛起遭遇的外部阻力会越小。集体承认是一国同其他国家在具体的无数次的国际互动中形成的。日本追求成功与否也取决于它同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今后日本对外将更加注重高举和平旗帜，高调宣扬自由民主价值观，努力倡导生态环境保护，大力施行对外经济援助，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历史问题上有所收敛和退让，广泛发挥日本既有的软实力优势从而增强日本国际亲和力进而形成国际社会对日本的集体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安倍在对外政策实践上的“创新”。

　　亚洲双强如何相处

　　最近一年，在中日双边关系方面，中国和日本实行的都是可谓“双轨”战略。中国在采取措施改善对日关系同时，正加快强化日本最为担忧的军事力量，中国实际上已经警告日本不得因为解禁集体自卫权而在将来卷入南海争端，而日本则一方面缓解同中国对抗，局部恢复和中国的对话，另一方面又马不停蹄地要解禁集体自卫权。中日在东亚、太平洋地区双强崛起的区域国际格局正不断强化和固化。

　　关于国家崛起，就现代早期至今的世界史经典史例来看，若干少数国家成功地达到并且经久维持了头等强国地位，此类强国大致都是在其崛起过程中具有了下列所有各项条件的国家：实现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创新;享有历史性的重大机遇;具备本国的“基础设施性”条件;基本正确的中长期国家根本目标、“外交哲学”和大战略传统;赢得命运攸关的一两场“根本较量”。可见，争夺稀缺性强国地位的崛起本身便是国家间比拼国力、比拼战略、比拼外交、比拼耐心、比拼意志力的漫长而艰辛过程。然而以中日两强在东亚、太平洋地区同时急剧崛起并且互相激烈竞争较量为根本考察背景，倘若仅仅关注中日国家间崛起较量本身则远远不够，更需要着眼全局，心想长远。中国和日本一定要思考一个大问题：中日两国作为同处亚洲、互为近邻的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对方和接受对方?毕竟对于中日而言，国内政治议题总的来说理应比中日关系更占优先地位：中国业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其首要任务是如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快国内改革和发展，而日本的首要任务又都是如何应对日本正在经历的一系列内部历史性变化，包括农业人口锐减、老龄化加速、社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新思潮兴起等等，连同争取消解政治腐败行为、派系倾轧、家族政治盛行等政治弊病，意识到并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并且按照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各自本着战略自觉，在双边交往中，积极稳妥地推动中日关系良性互动，避免中日两国恶性竞争，肯定有助于中日双方，尤其是中国复兴成为一个真正的伟大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