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华人参政的历史上，刚刚过去的一年无疑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16年2月20日，全美40个城市的华人同时举行抗议华裔警察梁彼得案判决不公的游行示威，成为了北美华人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伴随着华人自身权益觉醒的，是在大选之年展现出的投票、助选热情。华裔不仅自发组织团体为各自拥护的候选人摇旗呐喊，而且踊跃参与投票。据报道，这可能是华人投票率最高的一次大选。

　　2009年的一个秋日，笔者随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来到天使岛。一个世纪前，这个旧金山市边上的小岛被美国移民局选中，用以羁押和审查经由太平洋进入美国的亚裔移民，其中华人占大多数。

　　不同于欧洲移民在东海岸埃丽斯岛只需两三个小时就能处理完一件移民申请，华人一般需要在岛上滞留两到三周时间才能入境，有的甚至还要被遣返。站在拘留所遗址前，面对着太平洋的万顷碧波，我想象着先辈们当年忍着饥饿和病痛，面对死亡的威胁，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他们倾注了希望的所在，却在上岸的那一刻就失去了自由。

　　透过那些遗留在斑驳墙壁上的诗句，我能看到华人移民初进美国所经历的恐惧、思乡和孤寂，也能看到他们的无助、惆怅和愤懑，以及希望祖国有朝一日强大起来的愿望。至于通过参政、从政争取自身权益，改变自身命运，对于这些身陷囹圄的先辈来说，也许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然而，如今华人在美国的参政热情高涨，越来越多的华人——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出马参选联邦、州及地方民选官员，更有华人被提名担任内阁部长。而这一切的发生，距离第一批华人登上美洲大陆差不多已有两个世纪的时间。

　　早期，在抗争中参政(1850～1950)

　　较大规模的华人移民美国始于19世纪50年代。当加州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中国，那些急于摆脱贫困的华人(他们大部分说粤语)蜂拥而至，来到他们所谓的“金山”(现又称“旧金山市”或“三藩市”)追寻发财致富的梦想。

　　1860年代，随着淘金梦变得暗淡，一些华人开始转向开洗衣店和中餐馆，还有一些去修筑铁路。对不少早期华人移民而言，虽然背井离乡为朝廷所不容(清廷直到1868年才认可国人的海外移民权利)，但他们并不认为美国是他们的家。正如研究海外华人的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所指出的，当时华人移居海外是临时之举。许多人把挣来的钱全寄回中国的家，更多人则期待攒足了钱衣锦还乡。

　　这一时期的华人参政主要表现为对祖国政治的介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海外华人华侨积极参加了20世纪初中国终结帝制的革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在他的《他者中的华人》一书中说，华人虽然不认为自己是祖籍国的他者(陌生人)，但在面对白人等其他族群时却将自己视为“他者”，而那些比他们更早来到美国的族群也将华人视为“他者”。

　　如果说最早来美华人的肤色长相、穿着打扮满足了欧洲移民的猎奇心理，而当吃苦耐劳的华工在职场上开始比他们表现得更具竞争力(修筑太平洋铁路的华工报酬只是白人工人的2/3)，且在商场上取得更大成功时(1866年旧金山一半的卷烟厂由华人控制)，当地族群就开始日益将华人视为经济威胁。

　　1870年代美国经济低迷，一些欧洲移民将劳工工资大幅下降归咎于华人，针对华裔的暴行屡有发生。由于缺乏对美国政治的有效参与，华人注定要成为当时种族歧视和族群间经济冲突的政治牺牲品。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禁止任何华工入境。该法案以及后续的几个法案和判决，对华人参政的影响远远超过其实际执行期限。

　　且不说排华法案对华人参政的心理影响，首先是它削弱华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影响力。随着来美华人数量的减少和在美华人为了逃避迫害而离开，美国华人男性数目(占全部在美华人的95%)从1890年的103620人减至1900年的85341人。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排华法案》，不仅更多的农业和服务业工作将被华人占据，而且华人移民持续上升，极有可能成为美国第一大少数族裔而改写美国的政治版图。

　　在排华法案通过后的近15年里，中国移民的孩子成为不被允许接受公立学校教育的唯一族群。虽然如此，华人还是有抗争，并且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来自广东台山的伍盘照(美国西海岸第一位华人长老会牧师、当时全美最大的中文报纸《中西日报》总编)不仅亲自著文发表了不少驳斥排华言行的文章，而且横越美国大陆80余次，到华埠发表演说，同时也到国会演讲甚至面见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力劝政客改变对华裔的政策。

　　到上世纪中叶，由于一些华人组织和活动人士的大声疾呼，更多华裔子弟能够到无种族隔离的学校学习。大萧条期间，华商也组织起来捍卫自身利益。1933年，纽约市政府规定开洗衣店必须有美国公民身份。华人洗衣店主们立刻组织起来集资雇佣了一名白人律师，成功地将华人排除在该规定适用范围之外。

　　美国华人为政治诉求组织起来在二战中达到高潮。1938年，华侨装卸工人和海员自发掀起了阻止废铁和军火运往日本的运动。这场运动最终使得国会在1941年授权罗斯福总统停止向日本运送军火和部分原材料。同时，华社发起了“一碗饭”运动，在美国民众和华侨中募集捐款，支援中国抗战。八年抗战中，华人华侨共捐赠了2500万美元，平均每个美国华人捐出300美元，而当时许多华人一周才挣5～6美元。

　　具有悲情意味的是，华社在中国抗战时期的空前团结反而加深了美国社会对华人政治忠诚的刻板认识。而实际上，大约1.5万～2万名华人在美军服役，相当于每五个在美华人中就有一人参军，这个数字比美国服役人口比例(8.6%)高出很多。

　　排华法案废除，华人参政生态变迁(1950～1980)

　　1943年12月颁布的《麦诺森法案》正式废除了所有排华法案，给予已经在美居住的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的权利。1946年，来自广东的邓悦宁参选亚利桑那州众议员获胜，成为第一个非美国出生而当选为美国州议员的华人。邓的参选成功，有华裔地位改善的原因，更与他个人经历相关。

　　早在中学时期，邓悦宁就利用为州长夫妇当管家的机会学习英文，与州长讨论政治问题，熟悉政治常识及辩论方法。在一开始竞选众议员失利后，他认识到只有精通法律，才有资格去参政议政，所以又花了三年时间攻读法律学位，成为当时全美仅有的八位华裔律师之一。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和学历，他才能成功当选，并在任上推动修改移民法案，使得美国移民局在1952年取消了华侨入境时必须接受禁闭审查的不人道的移民手续，并准许华人申请携配偶入境。

　　对于很多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华人而言，二战时期的从军经历使他们走出唐人街，促进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并对被父母灌输的价值观提出质疑，从而在心理上完成了从“中国人”到“华裔美国人”的转变。这种转变使他们参政从政时少有传统历史文化的包袱。如1959年当选第一位华裔联邦参议员的邝友良就曾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担任少校军法官。他在任内推动各项民权法案，保障少数族裔的投票权，使亚裔享有和其他族裔同等的移民配额。

　　二战后的国际政治变化进一步促成了这种认同上的转变。由于中国内战、朝鲜战争以及东西方冷战所带来的美中交恶，在美国出生的华人(ABC)发现去祖籍国谋生已不再具有可行性，“同化”变成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择。1949年的塔霍湖华人青年夏季会议参会者敦促年轻一代不仅离开唐人街，而且彻底放弃中国传统。

　　相比这些土生土长的华裔，1940年代来到美国的近5000名中国留学生则面临着去留的抉择。其中，超过1000人响应号召回去建设新中国，后来则有很多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有的甚至家破人亡。但那些选择留下来的人至少一开始也并不幸运多少。著名美籍华裔政治学家邹谠(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国民党元老邹鲁之子)1951年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有四年时间找不到正式工作。用他的话说，后来是因为运气好才回到芝加哥大学任教。

　　其实，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何止中国留学生，所有华人社区都因为华人“看上去”像外国人以及他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能联系而受到怀疑和监控。在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氛围下，许多华人都只顾埋头从事经济、文化和科技事务，不愿过问政治。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华人政治上的分裂取代了二战时的团结。国共内战使得华人社区分裂为亲国民党(台湾)与亲共产党(中国大陆)两个阵营，这种分裂影响深远。在类似白色恐怖的政治氛围下，唐人街的营业收入锐减、商铺关门，开始走向衰落，年轻一代也开始离开老旧的唐人街到郊区的白人社区居住。

　　受美国民权运动和越战的影响，新一代“ABC”们开始重新关注华人社区，特别是针对ABC和新移民的歧视问题。1968年在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就读的亚裔学生罢课，不仅促成了全美第一间少数族裔研究学院的诞生，也标志着亚裔美国人政治运动的开始。还有一部分ABC不仅关注华人问题，而且脚踏实地走上更广泛的政治舞台。加州政坛常青树、第二代华裔江月桂女士就是这样一位典范。1974年她以压倒性的300多万票当选为加州州务卿，不但是加州史上第一位华裔州务卿，更是第一位女性州务卿。

　　整个六七十年代，随着大批台湾留学生的到来，在美国的唐人街华人间的文化冲突进一步扩大。

　　1965年，约翰逊总统签署《哈特-塞勒法案》，规定未来的移民政策不再有种族歧视，而以技术和家庭团聚为根本。这一法案对华人社区规模的扩张影响甚巨。台湾当时来的留学生中差不多有3/4留在美国。美国华人数量与1960年的24万相比，增长了近两倍。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当局通过特务渗透校园监视台湾留学生，甚至以金钱收买学生去收集其他学生的活动报告，大部分留学生都不敢从事政治活动。

　　少有的一个例外是1970年开始的带有鲜明爱国主义色彩的保钓运动。普林斯顿大学的台湾留学生率先打破沉默，发表声明谴责美日相互勾结图谋侵占中国领土钓鱼岛，号召中国人团结起来，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纷纷响应，在不到一年内，建立了数十个“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出版了大量保钓刊物，并在全美组织了几次上千人参加的大规模游行示威。

　　保钓运动的一个结果是，台湾留学生中渐渐形成亲北京的左派阵营和倾向台北的右派阵营。还有一些人既不选择共产党、更失望于国民党，属于中间派。左派人士中，据报道有80多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持中国护照到联合国担任翻译。其中的花俊雄，自1993年后长期担任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领导组织了不少反独促统的游行示威。

　　华人参政的多元化时代(1980～2000)

　　伴随着上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风起云涌，华人的就业环境到了1980年代已显著改善。更多的华人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在美国的身份从最初的“三把刀”(菜刀、剪刀、理发刀)，转变为“三师”(律师、医师、工程师)，并开始有更多人成为企业家、科学家。他们对美国梦的期望也水涨船高。

　　然而，在职场上妨碍华裔取得进一步成功的天花板仍未打破。在其他族裔眼中，虽然华人聪明勤劳，但对政治权力和担任管理职务缺乏兴趣。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虽然大幅减少，但并未消失。

　　198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亚裔学生要比白人学生学术才能测验(SAT)平均成绩高出112分才能被哈佛录取。一旦美国经济低迷，华人往往成为种族仇恨的目标。1982年，正当日本人抢走美国就业机会的言论甚嚣尘上之时，年仅27岁的陈果仁在底特律被两名白人工人误认为日本人殴打致死。两凶手虽然被捕起诉，但被定轻罪，并且很快被释放。华人通过这件事认识到只要他们看上去像亚裔，他们也可能有同样的遭遇。这件惨案引起了美国全面的泛亚裔运动，来自不同国家的亚裔移民，首次联合起来推动亚裔权益。

　　同时，华人也意识到，要捍卫他们的利益，也必须在政府中有自己的声音。用江月桂的话来说就是“进入政界是保障我们未来最好的办法”。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ABC或有着留学生背景的华人出来竞选公职。例如，1979年邓达明当选亚利桑那州皮奥利亚(Peoria)市市长;1982年，骆家辉获选成为华盛顿州众议院议员;1983年，加州蒙特利公园市有了第一位华裔女市长陈李宛若;1984年吴仙标当选特拉华州副州长;1987年加州希瑞都市迎来了华裔市长黄锦波。

　　华人也开始到美国联邦政府行政部门担任要职。1988月，赵小兰被里根总统任命为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骆家辉是华人中另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1993年他击败竞选对手成为华盛顿州金郡(县)的第一位华裔郡长，1997年至2005年担任华盛顿州州长，为全美首位华裔州长。2009年他成为美国联邦商务部长，四年后更成为史上首位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华裔。赵小兰女士1991年初担任由美国联邦政府管理的志愿者组织和平队队长。2001年被小布什总统任命为为劳工部长，是美国内阁中首位亚裔女性、第一位华裔部长。她的夫婿密契·麦康诺是联邦参议员，2007年后一直担任共和党参议院领袖。

　　随着1979年美中建交，来自大陆的移民显著增加。到1980年代末，有8万多大陆学生、学者到达美国。1992年，美国政府通过法案给予所有在1990年4月11日之前抵达美国的中国公民永久居留权，从而促发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华人学者移民潮。他们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后，又可以申请直系亲属移民。

　　这批“新移民”理论上还包括那些通过“蛇头”偷渡而来和通过旅游签证入境美国但逾期不归(即所谓“黑下来”)的“无正式文件的”移民。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社会经济背景迥异的新移民，在特定问题上的政治态度也会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对于美国人来说，华人社团组织与参与的不同政治倾向的活动，不过是纽约这个多元文化万花筒中的一个碎片。

　　美国人口统计局2013年的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华裔都在管理、商业、科学和艺术创作等较高收入的行业。但他们参与美国政治的热情都不高。比如，持有H1-B签证的大陆人士在申请永久居留的过程中如果遇到来自雇主的刁难或官僚机构的低效，只有极小一部分人会起来维护自身权益。与其他亚裔相比，华人也更多依赖非主流的中文媒体作为日常新闻资讯的来源。但他们一直很关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

　　华人对祖国发展和政治的关注也进一步塑造了华人作为“他者”游离于主流社会的形象。在美中关系出现变数的时候，华人往往会被认为缺乏对美国的政治忠诚而受到特别“关照”。一个崛起的中国在成为美国重要经贸伙伴的同时也被当作美国最强大的竞争对手。

　　1999年共和党众议员考克斯发布了一份长达700页的报告，指责中国窃取美国核武器机密。在“高科技黄祸”论中，来自台湾的、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的华人科学家李文和被指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窃取了关于美国核武库的机密。调查人员承认没有找到李文和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但在没有判决的情况下将他隔离拘押了9个月，在拘押期镣铐相加。这一案件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整个华人社区听到美国政府官员公开承认使用“种族定性”作为调查李文和案的手段时都极为震惊。最终对李文和的几乎所有指控被撤销，负责此案审理的联邦法官宣布判决时向李文和道歉。

　　李的遭遇引发华人在2002年推动万人签名运动要求为李文和恢复名誉。但李案只不过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美国社会存在的对华人的隐形歧视显现出来。这种歧视对华人参政从政造成很大困扰。

　　特拉华州华人副州长吴仙标为该州带来中国投资，却被扣上“出卖美国”的帽子，被迫退出1988年联邦参议员选举。1998年，第四代华裔加州财长邝杰灵(江月桂之子)竞选联邦参议员时，就被记者问到如果美中开战他会支持哪一方。2001年，出生于台湾的美国首位华裔众议员吴振伟前往美国能源部大楼演讲时，遭到警卫根据其华人面孔反复质问是否是美国公民。类似的遭遇使得华人不得不仰天长叹：我们还要经历多少考验才能被当作“真正”的美国人?

　　历史的回响

　　百余年来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华人在美国的命运不仅与中国的国运紧密相连，也与美中关系的跌宕起伏息息相关。已故美籍华人作家张纯如在《美国华侨》一书中提到，庚子之乱前，清廷驻美使节还能帮华侨说说话，之后，他们完全失去了这方面的影响力。如今，中国的国力、地位、威望已今非昔比，对海外华侨领事保护措施和改进力度也令人称道。

　　但与此同时，随着美中国际角力的继续，在美华人的政治忠诚度将可能更加遭到怀疑。据美国华人精英团体百人会2009年的一份民调，45%受访者认为美国华裔和其他亚裔族群会更忠于自己血统或祖先所属的国家，这一比例比2001年的37%高出不少。只有约56%的美国公众认为在美中发生军事和经济冲突时美国华裔会支持美国。

　　从2014年10月到2015年5月，不到半年时间里，美国司法部门以经济间谍罪等罪名向天普大学超导问题专家郗小星教授、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专家陈霞芬女士发起诉讼。虽然后来又撤销诉讼，但两人蒙受了巨大的事业、家庭、名誉和精神损失。他们的律师彼得·蔡登博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暗示，华裔身份是主要原因。

　　对华人忠诚度的怀疑不仅妨碍了华裔在美国政坛上更上一层楼，也使得华裔政治领袖在代表广大美国人利益与维护华人权益的权衡中首鼠两端，不敢为华人发声。

　　2014年2月，加州推出SAC5教育法案，这一法案为了保证非裔、拉美裔在大学中的入学比例而限制亚裔的入学比例。在对华裔如此关键的问题上，三位华裔参议员为这一法案投了赞成票(后来他们又要求叫停该提案的立法程序)。在2016年华裔警察梁彼得误杀非裔格利的事件中，纽约一位华人市议员就以“我不仅代表华人，我代表每一个人”为由充当了要求起诉梁的急先锋。

　　华裔应该如何行动才能不重蹈他们父辈19世纪的悲剧?让我们重温一下张纯如的肺腑之言：在与种族主义斗争方面，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也许变革的最大的希望在于教育以及在美国民主进程中的更多参与。华裔美国人将寄希望于他们有能力发出他们的声音——他们大声疾呼、展示存在以及摆脱让别人定义和指使他们成功形式和程度的模范少数族裔的模式的能力。

　　著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多年前也说过，“我们需要有我们自己的杰西·杰克逊(美国黑人民权领袖和演说家)和阿尔·夏普顿(美国浸信会牧师，民权、社会正义运动家，电台及电视节目主持人)，在出现针对我们(华人)社区的不公时大声疾呼。”

　　进入21世纪，美国政坛上确实拥有越来越多的华裔面孔。2009年赵美心成为首位华裔联邦国会女众议员;2012年来自纽约的民主党人孟昭文在纽约第6选区的国会选举中获胜，成为纽约当选联邦议员的第一位华裔。进入内阁的华裔除了赵小兰、骆家辉，还有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2008年成为美国能源部部长)。在地方，除骆家辉外，几个大城市都开始有华人任要职。2010年，出生在台湾的刘醇逸成为纽约市主计长，后来还宣布竞选纽约市长。

　　2012年，祖籍广东台山的李孟贤成为旧金山市历史上首位民选华人市长。2016年1月，31岁的第二代移民吴弭被选为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议会下一任议长，成为该市106年历史上首位美籍亚裔议长。此外，为奥巴马登上总统宝座立下汗马功劳的卢沛宁2009年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担任白宫内阁秘书长的华裔人士，他也是现任劳工部副部长。

　　与此同时，讲一口上海话的华裔律师陈远美出任白宫公共联络室主任，另一位华裔律师方富宇则出任国内安全部法律总顾问。而大陆出生的薛海培也曾任奥巴马竞选团队的亚太顾问，虽未能如愿进入奥巴马政府工作，但以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为华人社区做了许多工作。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薛海培与赵美心议员联手，在160多个华人团体的支持下，成功游说国会201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道歉法案。

　　2016年是美国大选年。大选前夕，一系列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事件惊醒了华人群体，点燃了他们参政的热情。从声援梁彼得的大规模游行，到声讨所谓华裔间谍案;从抗议饶舌歌手YG鼓动抢劫华人，到抵制福克斯电视台记者的辱华节目，美国华人似乎在经历一场政治觉醒。

　　梁彼得案后，纽约登记成为选民的华人数量激增。甚至有报道认为，梁彼得案将成为华人积极参与美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华裔在大选中展现出的投票、助选热情和参政力度等的确让人刮目相看：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分别为两位总统候选人摇旗呐喊，扫街拜票，组织多种活动。特朗普助选团甚至用飞机放飞宣传条幅。笔者有一位在华尔街工作的朋友在大选投票前一天，驱车几个小时到宾州去参加支持特朗普的造势晚会。

　　不仅如此，从国会山到州和地方选举，许多华人包括大陆出生的第一代移民也站出来开创华人从政的先河。2015年夏，24岁的成都女孩李林笛宣布竞选宾夕法尼亚州第七选区的国会议员。加州尔湾市的华裔建筑师陈钢准备竞选市长。来自海南的44岁的符江秀女士个性率真、敢说敢做，被称作“华裔女版特朗普”，她在初选中一鸣惊人，成功击败资历和财力远超自己的对手，成为代表共和党的北卡罗来纳州首位华裔众议员候选人。

　　本届大选结束后，刘云平、孟昭文、赵美心三位华裔参政的领军人物顺利连任国会众议员，拥有华人血统的联邦众议员谭美则华丽转身成为参议员，使得华裔在美国国会中的席次创历史新高。随后，当选总统特朗普宣布赵小兰为他的政府内阁运输部长。地方上，犹他州的关玉嬚和伊利诺伊州的马静仪分别当选首位华裔州议员，纽约的牛毓琳则成为40年来曼哈顿唐人街的第一位华裔州议员。

　　华人通过手中的选票和积极参与，不仅改变着美国华裔对政治冷漠的刻板形象，也在不断刷新华裔参政从政的政治版图。根据皮尤研究的数据，公民投票人数增长大的群体是亚裔。最近十多年来，亚裔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少数民族群体，而华人又是最大的亚裔群体。

　　2010年，380万人美籍华人占亚裔的1/4，美国总人口的1.2%。据预测，到2065年，亚裔将成为美国最大的移民人口。如果华人投票积极，参政踊跃，这样大的票仓不仅对华人从政有利，也会使得越来越多的政客愿意正视华人的政治诉求。而网络时代，社交媒体的普及，华人更易克服所谓“集体行动”的问题。笔者在波士顿的一位同乡，2015年经由海选成为所住镇的首位华裔镇委员，他在当选后认为，微信群帮助不小。2016年声援梁彼得的全美大游行，从微信上开始组织，短短几个小时，就收到了15个城市上万人响应。

　　但是华裔未来的参政从政之路并不会一帆风顺。这次大选，有8位华裔欲问鼎众议院，最终无一成功。光有从政热情没有从政经验显然是许多华人特别是第一代移民在走上政坛所面临的重要障碍。

　　2016年4月，参选国会众议员的李林笛因递交的民众联名书不合规定而被取消党内初选资格。另外，从政需要大量竞选资金，但对于竞选人筹款美国又有很严格的规定。一些华人有志从政者往往在这方面栽了跟头。早在1992年，以金融家身份步入政坛的黄建南出面为民主党募捐，协助克林顿竞选总统获胜并出任商务部助理部长，成为当年美国政坛居位最高的亚裔人士。1996年克林顿政府的“政治献金案”风波爆发，克林顿本人全身而退，而黄建南则成了这场风波的主角，被处以罚金和一年缓刑。

　　纽约市出马竞选市长的刘醇逸初期几次民意测验大都领先，但手下两名主要筹款人被控利用“空头捐款人”以逃避美国法律对于捐款最大额度的限定。刘本人虽未被指控，但其名誉因此严重受损而无缘市长宝座。

　　华人对于美国社会的了解和对美国法律的尊重，看来还有待增强。如果没有积累足够政治资本就贸然出马，或是受利益驱使而无视有关法律规定，那就不仅影响本人仕途，也为未来华人从政造成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华人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美国从政所付出的代价。他们不仅会没有多少时间陪伴家人，而且至少在任内要准备牺牲个人经济利益。在美国一个小城当市议员，年薪可能不到2万美元。这与华人文化中的功利主义，期待当官名利双收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此外，由于代沟、籍贯、社会经济水平、政治背景的差异，加上美国自由的风气，美国华人没有统一的政治团体或观点，也难以像非裔美国人那样产生大家都能认同的侨界领袖。目前，大部分我们说的华人侨领都只在本地或本行业有号召力。

　　总体上，华裔较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或在主流媒体发声，无党派偏好的比例在所有亚裔族群中最高(2016年为61%)，文化与语言的隔阂使得许多华人对美国政治和选举缺乏了解和关心。华人的投票率和政治捐款历来都落在各个族裔之后。这些年虽有进步，但变化有多大还有待继续观察。

　　200年在历史长河中也许只是短暂的瞬间，但华人参政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一批又一批华人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负笈新大陆。而今，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在美华人中有很多人纷纷回国，到国内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寻求机会。可以预见，在美国出生的华裔未来将会成为华人参政从政的主力军。他们没有语言文化隔阂，也没有第一代华人的历史包袱，如果他们能够从小事做起，从社区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磨练自己，必然能取得比他们的父辈更大的成功，华人在美国的社会政治权益也能从而得到更好的保障。

　　作者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全球健康治理》杂志主编

　　在美国华人参政的历史上，刚刚过去的一年无疑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16年2月20日，全美40个城市的华人同时举行抗议华裔警察梁彼得案判决不公的游行示威，成为了北美华人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伴随着华人自身权益觉醒的，是在大选之年展现出的投票、助选热情。华裔不仅自发组织团体为各自拥护的候选人摇旗呐喊，而且踊跃参与投票。据报道，这可能是华人投票率最高的一次大选。

　　2009年的一个秋日，笔者随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来到天使岛。一个世纪前，这个旧金山市边上的小岛被美国移民局选中，用以羁押和审查经由太平洋进入美国的亚裔移民，其中华人占大多数。

　　不同于欧洲移民在东海岸埃丽斯岛只需两三个小时就能处理完一件移民申请，华人一般需要在岛上滞留两到三周时间才能入境，有的甚至还要被遣返。站在拘留所遗址前，面对着太平洋的万顷碧波，我想象着先辈们当年忍着饥饿和病痛，面对死亡的威胁，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他们倾注了希望的所在，却在上岸的那一刻就失去了自由。

　　透过那些遗留在斑驳墙壁上的诗句，我能看到华人移民初进美国所经历的恐惧、思乡和孤寂，也能看到他们的无助、惆怅和愤懑，以及希望祖国有朝一日强大起来的愿望。至于通过参政、从政争取自身权益，改变自身命运，对于这些身陷囹圄的先辈来说，也许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然而，如今华人在美国的参政热情高涨，越来越多的华人——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出马参选联邦、州及地方民选官员，更有华人被提名担任内阁部长。而这一切的发生，距离第一批华人登上美洲大陆差不多已有两个世纪的时间。

　　早期，在抗争中参政(1850～1950)

　　较大规模的华人移民美国始于19世纪50年代。当加州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中国，那些急于摆脱贫困的华人(他们大部分说粤语)蜂拥而至，来到他们所谓的“金山”(现又称“旧金山市”或“三藩市”)追寻发财致富的梦想。

　　1860年代，随着淘金梦变得暗淡，一些华人开始转向开洗衣店和中餐馆，还有一些去修筑铁路。对不少早期华人移民而言，虽然背井离乡为朝廷所不容(清廷直到1868年才认可国人的海外移民权利)，但他们并不认为美国是他们的家。正如研究海外华人的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所指出的，当时华人移居海外是临时之举。许多人把挣来的钱全寄回中国的家，更多人则期待攒足了钱衣锦还乡。

　　这一时期的华人参政主要表现为对祖国政治的介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海外华人华侨积极参加了20世纪初中国终结帝制的革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在他的《他者中的华人》一书中说，华人虽然不认为自己是祖籍国的他者(陌生人)，但在面对白人等其他族群时却将自己视为“他者”，而那些比他们更早来到美国的族群也将华人视为“他者”。

　　如果说最早来美华人的肤色长相、穿着打扮满足了欧洲移民的猎奇心理，而当吃苦耐劳的华工在职场上开始比他们表现得更具竞争力(修筑太平洋铁路的华工报酬只是白人工人的2/3)，且在商场上取得更大成功时(1866年旧金山一半的卷烟厂由华人控制)，当地族群就开始日益将华人视为经济威胁。

　　1870年代美国经济低迷，一些欧洲移民将劳工工资大幅下降归咎于华人，针对华裔的暴行屡有发生。由于缺乏对美国政治的有效参与，华人注定要成为当时种族歧视和族群间经济冲突的政治牺牲品。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禁止任何华工入境。该法案以及后续的几个法案和判决，对华人参政的影响远远超过其实际执行期限。

　　且不说排华法案对华人参政的心理影响，首先是它削弱华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影响力。随着来美华人数量的减少和在美华人为了逃避迫害而离开，美国华人男性数目(占全部在美华人的95%)从1890年的103620人减至1900年的85341人。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排华法案》，不仅更多的农业和服务业工作将被华人占据，而且华人移民持续上升，极有可能成为美国第一大少数族裔而改写美国的政治版图。

　　在排华法案通过后的近15年里，中国移民的孩子成为不被允许接受公立学校教育的唯一族群。虽然如此，华人还是有抗争，并且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来自广东台山的伍盘照(美国西海岸第一位华人长老会牧师、当时全美最大的中文报纸《中西日报》总编)不仅亲自著文发表了不少驳斥排华言行的文章，而且横越美国大陆80余次，到华埠发表演说，同时也到国会演讲甚至面见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力劝政客改变对华裔的政策。

　　到上世纪中叶，由于一些华人组织和活动人士的大声疾呼，更多华裔子弟能够到无种族隔离的学校学习。大萧条期间，华商也组织起来捍卫自身利益。1933年，纽约市政府规定开洗衣店必须有美国公民身份。华人洗衣店主们立刻组织起来集资雇佣了一名白人律师，成功地将华人排除在该规定适用范围之外。

　　美国华人为政治诉求组织起来在二战中达到高潮。1938年，华侨装卸工人和海员自发掀起了阻止废铁和军火运往日本的运动。这场运动最终使得国会在1941年授权罗斯福总统停止向日本运送军火和部分原材料。同时，华社发起了“一碗饭”运动，在美国民众和华侨中募集捐款，支援中国抗战。八年抗战中，华人华侨共捐赠了2500万美元，平均每个美国华人捐出300美元，而当时许多华人一周才挣5～6美元。

　　具有悲情意味的是，华社在中国抗战时期的空前团结反而加深了美国社会对华人政治忠诚的刻板认识。而实际上，大约1.5万～2万名华人在美军服役，相当于每五个在美华人中就有一人参军，这个数字比美国服役人口比例(8.6%)高出很多。

　　排华法案废除，华人参政生态变迁(1950～1980)

　　1943年12月颁布的《麦诺森法案》正式废除了所有排华法案，给予已经在美居住的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的权利。1946年，来自广东的邓悦宁参选亚利桑那州众议员获胜，成为第一个非美国出生而当选为美国州议员的华人。邓的参选成功，有华裔地位改善的原因，更与他个人经历相关。

　　早在中学时期，邓悦宁就利用为州长夫妇当管家的机会学习英文，与州长讨论政治问题，熟悉政治常识及辩论方法。在一开始竞选众议员失利后，他认识到只有精通法律，才有资格去参政议政，所以又花了三年时间攻读法律学位，成为当时全美仅有的八位华裔律师之一。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和学历，他才能成功当选，并在任上推动修改移民法案，使得美国移民局在1952年取消了华侨入境时必须接受禁闭审查的不人道的移民手续，并准许华人申请携配偶入境。

　　对于很多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华人而言，二战时期的从军经历使他们走出唐人街，促进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并对被父母灌输的价值观提出质疑，从而在心理上完成了从“中国人”到“华裔美国人”的转变。这种转变使他们参政从政时少有传统历史文化的包袱。如1959年当选第一位华裔联邦参议员的邝友良就曾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担任少校军法官。他在任内推动各项民权法案，保障少数族裔的投票权，使亚裔享有和其他族裔同等的移民配额。

　　二战后的国际政治变化进一步促成了这种认同上的转变。由于中国内战、朝鲜战争以及东西方冷战所带来的美中交恶，在美国出生的华人(ABC)发现去祖籍国谋生已不再具有可行性，“同化”变成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择。1949年的塔霍湖华人青年夏季会议参会者敦促年轻一代不仅离开唐人街，而且彻底放弃中国传统。

　　相比这些土生土长的华裔，1940年代来到美国的近5000名中国留学生则面临着去留的抉择。其中，超过1000人响应号召回去建设新中国，后来则有很多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有的甚至家破人亡。但那些选择留下来的人至少一开始也并不幸运多少。著名美籍华裔政治学家邹谠(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国民党元老邹鲁之子)1951年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有四年时间找不到正式工作。用他的话说，后来是因为运气好才回到芝加哥大学任教。

　　其实，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何止中国留学生，所有华人社区都因为华人“看上去”像外国人以及他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能联系而受到怀疑和监控。在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氛围下，许多华人都只顾埋头从事经济、文化和科技事务，不愿过问政治。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华人政治上的分裂取代了二战时的团结。国共内战使得华人社区分裂为亲国民党(台湾)与亲共产党(中国大陆)两个阵营，这种分裂影响深远。在类似白色恐怖的政治氛围下，唐人街的营业收入锐减、商铺关门，开始走向衰落，年轻一代也开始离开老旧的唐人街到郊区的白人社区居住。

　　受美国民权运动和越战的影响，新一代“ABC”们开始重新关注华人社区，特别是针对ABC和新移民的歧视问题。1968年在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就读的亚裔学生罢课，不仅促成了全美第一间少数族裔研究学院的诞生，也标志着亚裔美国人政治运动的开始。还有一部分ABC不仅关注华人问题，而且脚踏实地走上更广泛的政治舞台。加州政坛常青树、第二代华裔江月桂女士就是这样一位典范。1974年她以压倒性的300多万票当选为加州州务卿，不但是加州史上第一位华裔州务卿，更是第一位女性州务卿。

　　整个六七十年代，随着大批台湾留学生的到来，在美国的唐人街华人间的文化冲突进一步扩大。

　　1965年，约翰逊总统签署《哈特-塞勒法案》，规定未来的移民政策不再有种族歧视，而以技术和家庭团聚为根本。这一法案对华人社区规模的扩张影响甚巨。台湾当时来的留学生中差不多有3/4留在美国。美国华人数量与1960年的24万相比，增长了近两倍。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当局通过特务渗透校园监视台湾留学生，甚至以金钱收买学生去收集其他学生的活动报告，大部分留学生都不敢从事政治活动。

　　少有的一个例外是1970年开始的带有鲜明爱国主义色彩的保钓运动。普林斯顿大学的台湾留学生率先打破沉默，发表声明谴责美日相互勾结图谋侵占中国领土钓鱼岛，号召中国人团结起来，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纷纷响应，在不到一年内，建立了数十个“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出版了大量保钓刊物，并在全美组织了几次上千人参加的大规模游行示威。

　　保钓运动的一个结果是，台湾留学生中渐渐形成亲北京的左派阵营和倾向台北的右派阵营。还有一些人既不选择共产党、更失望于国民党，属于中间派。左派人士中，据报道有80多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持中国护照到联合国担任翻译。其中的花俊雄，自1993年后长期担任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领导组织了不少反独促统的游行示威。

　　华人参政的多元化时代(1980～2000)

　　伴随着上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风起云涌，华人的就业环境到了1980年代已显著改善。更多的华人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在美国的身份从最初的“三把刀”(菜刀、剪刀、理发刀)，转变为“三师”(律师、医师、工程师)，并开始有更多人成为企业家、科学家。他们对美国梦的期望也水涨船高。

　　然而，在职场上妨碍华裔取得进一步成功的天花板仍未打破。在其他族裔眼中，虽然华人聪明勤劳，但对政治权力和担任管理职务缺乏兴趣。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虽然大幅减少，但并未消失。

　　198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亚裔学生要比白人学生学术才能测验(SAT)平均成绩高出112分才能被哈佛录取。一旦美国经济低迷，华人往往成为种族仇恨的目标。1982年，正当日本人抢走美国就业机会的言论甚嚣尘上之时，年仅27岁的陈果仁在底特律被两名白人工人误认为日本人殴打致死。两凶手虽然被捕起诉，但被定轻罪，并且很快被释放。华人通过这件事认识到只要他们看上去像亚裔，他们也可能有同样的遭遇。这件惨案引起了美国全面的泛亚裔运动，来自不同国家的亚裔移民，首次联合起来推动亚裔权益。

　　同时，华人也意识到，要捍卫他们的利益，也必须在政府中有自己的声音。用江月桂的话来说就是“进入政界是保障我们未来最好的办法”。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ABC或有着留学生背景的华人出来竞选公职。例如，1979年邓达明当选亚利桑那州皮奥利亚(Peoria)市市长;1982年，骆家辉获选成为华盛顿州众议院议员;1983年，加州蒙特利公园市有了第一位华裔女市长陈李宛若;1984年吴仙标当选特拉华州副州长;1987年加州希瑞都市迎来了华裔市长黄锦波。

　　华人也开始到美国联邦政府行政部门担任要职。1988月，赵小兰被里根总统任命为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骆家辉是华人中另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1993年他击败竞选对手成为华盛顿州金郡(县)的第一位华裔郡长，1997年至2005年担任华盛顿州州长，为全美首位华裔州长。2009年他成为美国联邦商务部长，四年后更成为史上首位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华裔。赵小兰女士1991年初担任由美国联邦政府管理的志愿者组织和平队队长。2001年被小布什总统任命为为劳工部长，是美国内阁中首位亚裔女性、第一位华裔部长。她的夫婿密契·麦康诺是联邦参议员，2007年后一直担任共和党参议院领袖。

　　随着1979年美中建交，来自大陆的移民显著增加。到1980年代末，有8万多大陆学生、学者到达美国。1992年，美国政府通过法案给予所有在1990年4月11日之前抵达美国的中国公民永久居留权，从而促发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华人学者移民潮。他们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后，又可以申请直系亲属移民。

　　这批“新移民”理论上还包括那些通过“蛇头”偷渡而来和通过旅游签证入境美国但逾期不归(即所谓“黑下来”)的“无正式文件的”移民。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社会经济背景迥异的新移民，在特定问题上的政治态度也会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对于美国人来说，华人社团组织与参与的不同政治倾向的活动，不过是纽约这个多元文化万花筒中的一个碎片。

　　美国人口统计局2013年的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华裔都在管理、商业、科学和艺术创作等较高收入的行业。但他们参与美国政治的热情都不高。比如，持有H1-B签证的大陆人士在申请永久居留的过程中如果遇到来自雇主的刁难或官僚机构的低效，只有极小一部分人会起来维护自身权益。与其他亚裔相比，华人也更多依赖非主流的中文媒体作为日常新闻资讯的来源。但他们一直很关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

　　华人对祖国发展和政治的关注也进一步塑造了华人作为“他者”游离于主流社会的形象。在美中关系出现变数的时候，华人往往会被认为缺乏对美国的政治忠诚而受到特别“关照”。一个崛起的中国在成为美国重要经贸伙伴的同时也被当作美国最强大的竞争对手。

　　1999年共和党众议员考克斯发布了一份长达700页的报告，指责中国窃取美国核武器机密。在“高科技黄祸”论中，来自台湾的、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的华人科学家李文和被指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窃取了关于美国核武库的机密。调查人员承认没有找到李文和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但在没有判决的情况下将他隔离拘押了9个月，在拘押期镣铐相加。这一案件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整个华人社区听到美国政府官员公开承认使用“种族定性”作为调查李文和案的手段时都极为震惊。最终对李文和的几乎所有指控被撤销，负责此案审理的联邦法官宣布判决时向李文和道歉。

　　李的遭遇引发华人在2002年推动万人签名运动要求为李文和恢复名誉。但李案只不过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美国社会存在的对华人的隐形歧视显现出来。这种歧视对华人参政从政造成很大困扰。

　　特拉华州华人副州长吴仙标为该州带来中国投资，却被扣上“出卖美国”的帽子，被迫退出1988年联邦参议员选举。1998年，第四代华裔加州财长邝杰灵(江月桂之子)竞选联邦参议员时，就被记者问到如果美中开战他会支持哪一方。2001年，出生于台湾的美国首位华裔众议员吴振伟前往美国能源部大楼演讲时，遭到警卫根据其华人面孔反复质问是否是美国公民。类似的遭遇使得华人不得不仰天长叹：我们还要经历多少考验才能被当作“真正”的美国人?

　　历史的回响

　　百余年来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华人在美国的命运不仅与中国的国运紧密相连，也与美中关系的跌宕起伏息息相关。已故美籍华人作家张纯如在《美国华侨》一书中提到，庚子之乱前，清廷驻美使节还能帮华侨说说话，之后，他们完全失去了这方面的影响力。如今，中国的国力、地位、威望已今非昔比，对海外华侨领事保护措施和改进力度也令人称道。

　　但与此同时，随着美中国际角力的继续，在美华人的政治忠诚度将可能更加遭到怀疑。据美国华人精英团体百人会2009年的一份民调，45%受访者认为美国华裔和其他亚裔族群会更忠于自己血统或祖先所属的国家，这一比例比2001年的37%高出不少。只有约56%的美国公众认为在美中发生军事和经济冲突时美国华裔会支持美国。

　　从2014年10月到2015年5月，不到半年时间里，美国司法部门以经济间谍罪等罪名向天普大学超导问题专家郗小星教授、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专家陈霞芬女士发起诉讼。虽然后来又撤销诉讼，但两人蒙受了巨大的事业、家庭、名誉和精神损失。他们的律师彼得·蔡登博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暗示，华裔身份是主要原因。

　　对华人忠诚度的怀疑不仅妨碍了华裔在美国政坛上更上一层楼，也使得华裔政治领袖在代表广大美国人利益与维护华人权益的权衡中首鼠两端，不敢为华人发声。

　　2014年2月，加州推出SAC5教育法案，这一法案为了保证非裔、拉美裔在大学中的入学比例而限制亚裔的入学比例。在对华裔如此关键的问题上，三位华裔参议员为这一法案投了赞成票(后来他们又要求叫停该提案的立法程序)。在2016年华裔警察梁彼得误杀非裔格利的事件中，纽约一位华人市议员就以“我不仅代表华人，我代表每一个人”为由充当了要求起诉梁的急先锋。

　　华裔应该如何行动才能不重蹈他们父辈19世纪的悲剧?让我们重温一下张纯如的肺腑之言：在与种族主义斗争方面，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也许变革的最大的希望在于教育以及在美国民主进程中的更多参与。华裔美国人将寄希望于他们有能力发出他们的声音——他们大声疾呼、展示存在以及摆脱让别人定义和指使他们成功形式和程度的模范少数族裔的模式的能力。

　　著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多年前也说过，“我们需要有我们自己的杰西·杰克逊(美国黑人民权领袖和演说家)和阿尔·夏普顿(美国浸信会牧师，民权、社会正义运动家，电台及电视节目主持人)，在出现针对我们(华人)社区的不公时大声疾呼。”

　　进入21世纪，美国政坛上确实拥有越来越多的华裔面孔。2009年赵美心成为首位华裔联邦国会女众议员;2012年来自纽约的民主党人孟昭文在纽约第6选区的国会选举中获胜，成为纽约当选联邦议员的第一位华裔。进入内阁的华裔除了赵小兰、骆家辉，还有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2008年成为美国能源部部长)。在地方，除骆家辉外，几个大城市都开始有华人任要职。2010年，出生在台湾的刘醇逸成为纽约市主计长，后来还宣布竞选纽约市长。

　　2012年，祖籍广东台山的李孟贤成为旧金山市历史上首位民选华人市长。2016年1月，31岁的第二代移民吴弭被选为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议会下一任议长，成为该市106年历史上首位美籍亚裔议长。此外，为奥巴马登上总统宝座立下汗马功劳的卢沛宁2009年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担任白宫内阁秘书长的华裔人士，他也是现任劳工部副部长。

　　与此同时，讲一口上海话的华裔律师陈远美出任白宫公共联络室主任，另一位华裔律师方富宇则出任国内安全部法律总顾问。而大陆出生的薛海培也曾任奥巴马竞选团队的亚太顾问，虽未能如愿进入奥巴马政府工作，但以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为华人社区做了许多工作。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薛海培与赵美心议员联手，在160多个华人团体的支持下，成功游说国会201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道歉法案。

　　2016年是美国大选年。大选前夕，一系列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事件惊醒了华人群体，点燃了他们参政的热情。从声援梁彼得的大规模游行，到声讨所谓华裔间谍案;从抗议饶舌歌手YG鼓动抢劫华人，到抵制福克斯电视台记者的辱华节目，美国华人似乎在经历一场政治觉醒。

　　梁彼得案后，纽约登记成为选民的华人数量激增。甚至有报道认为，梁彼得案将成为华人积极参与美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华裔在大选中展现出的投票、助选热情和参政力度等的确让人刮目相看：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分别为两位总统候选人摇旗呐喊，扫街拜票，组织多种活动。特朗普助选团甚至用飞机放飞宣传条幅。笔者有一位在华尔街工作的朋友在大选投票前一天，驱车几个小时到宾州去参加支持特朗普的造势晚会。

　　不仅如此，从国会山到州和地方选举，许多华人包括大陆出生的第一代移民也站出来开创华人从政的先河。2015年夏，24岁的成都女孩李林笛宣布竞选宾夕法尼亚州第七选区的国会议员。加州尔湾市的华裔建筑师陈钢准备竞选市长。来自海南的44岁的符江秀女士个性率真、敢说敢做，被称作“华裔女版特朗普”，她在初选中一鸣惊人，成功击败资历和财力远超自己的对手，成为代表共和党的北卡罗来纳州首位华裔众议员候选人。

　　本届大选结束后，刘云平、孟昭文、赵美心三位华裔参政的领军人物顺利连任国会众议员，拥有华人血统的联邦众议员谭美则华丽转身成为参议员，使得华裔在美国国会中的席次创历史新高。随后，当选总统特朗普宣布赵小兰为他的政府内阁运输部长。地方上，犹他州的关玉嬚和伊利诺伊州的马静仪分别当选首位华裔州议员，纽约的牛毓琳则成为40年来曼哈顿唐人街的第一位华裔州议员。

　　华人通过手中的选票和积极参与，不仅改变着美国华裔对政治冷漠的刻板形象，也在不断刷新华裔参政从政的政治版图。根据皮尤研究的数据，公民投票人数增长大的群体是亚裔。最近十多年来，亚裔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少数民族群体，而华人又是最大的亚裔群体。

　　2010年，380万人美籍华人占亚裔的1/4，美国总人口的1.2%。据预测，到2065年，亚裔将成为美国最大的移民人口。如果华人投票积极，参政踊跃，这样大的票仓不仅对华人从政有利，也会使得越来越多的政客愿意正视华人的政治诉求。而网络时代，社交媒体的普及，华人更易克服所谓“集体行动”的问题。笔者在波士顿的一位同乡，2015年经由海选成为所住镇的首位华裔镇委员，他在当选后认为，微信群帮助不小。2016年声援梁彼得的全美大游行，从微信上开始组织，短短几个小时，就收到了15个城市上万人响应。

　　但是华裔未来的参政从政之路并不会一帆风顺。这次大选，有8位华裔欲问鼎众议院，最终无一成功。光有从政热情没有从政经验显然是许多华人特别是第一代移民在走上政坛所面临的重要障碍。

　　2016年4月，参选国会众议员的李林笛因递交的民众联名书不合规定而被取消党内初选资格。另外，从政需要大量竞选资金，但对于竞选人筹款美国又有很严格的规定。一些华人有志从政者往往在这方面栽了跟头。早在1992年，以金融家身份步入政坛的黄建南出面为民主党募捐，协助克林顿竞选总统获胜并出任商务部助理部长，成为当年美国政坛居位最高的亚裔人士。1996年克林顿政府的“政治献金案”风波爆发，克林顿本人全身而退，而黄建南则成了这场风波的主角，被处以罚金和一年缓刑。

　　纽约市出马竞选市长的刘醇逸初期几次民意测验大都领先，但手下两名主要筹款人被控利用“空头捐款人”以逃避美国法律对于捐款最大额度的限定。刘本人虽未被指控，但其名誉因此严重受损而无缘市长宝座。

　　华人对于美国社会的了解和对美国法律的尊重，看来还有待增强。如果没有积累足够政治资本就贸然出马，或是受利益驱使而无视有关法律规定，那就不仅影响本人仕途，也为未来华人从政造成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华人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美国从政所付出的代价。他们不仅会没有多少时间陪伴家人，而且至少在任内要准备牺牲个人经济利益。在美国一个小城当市议员，年薪可能不到2万美元。这与华人文化中的功利主义，期待当官名利双收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此外，由于代沟、籍贯、社会经济水平、政治背景的差异，加上美国自由的风气，美国华人没有统一的政治团体或观点，也难以像非裔美国人那样产生大家都能认同的侨界领袖。目前，大部分我们说的华人侨领都只在本地或本行业有号召力。

　　总体上，华裔较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或在主流媒体发声，无党派偏好的比例在所有亚裔族群中最高(2016年为61%)，文化与语言的隔阂使得许多华人对美国政治和选举缺乏了解和关心。华人的投票率和政治捐款历来都落在各个族裔之后。这些年虽有进步，但变化有多大还有待继续观察。

　　200年在历史长河中也许只是短暂的瞬间，但华人参政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一批又一批华人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负笈新大陆。而今，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在美华人中有很多人纷纷回国，到国内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寻求机会。可以预见，在美国出生的华裔未来将会成为华人参政从政的主力军。他们没有语言文化隔阂，也没有第一代华人的历史包袱，如果他们能够从小事做起，从社区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磨练自己，必然能取得比他们的父辈更大的成功，华人在美国的社会政治权益也能从而得到更好的保障。

　　作者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全球健康治理》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