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短短几个星期，特朗普(川普)新政已经引起极大争议。2月13日国家安全顾问弗林(Michael Flynn)的辞职，更进一步推进了美国的政治危机。

　　特朗普当选后不久就委任弗林担任国家安全顾问——该内阁级别职务毋须经过国会确认，是特朗普的最核心班底。弗林主管外交过渡重任，与包括俄罗斯驻美大使 Sergey I. Kislyak 在内的各国大使联系 。

2017年2月6日，总统特朗普总统跟弗林一同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空军基地

　　弗林犯了什么错?

　　2016年11月底开始，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一事发酵，时任总统奥巴马(欧巴马)在12月29日宣布制裁俄罗斯。同一天，弗林与 Kislyak 通电五次。第二天，俄罗斯总统普京(普丁)宣布：不针对美国制裁报复。

　　2017年1月12日爆出弗林的这些电话，但候任白宫发言人斯派瑟(Sean Spicer，史派瑟)、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白宫幕僚长普利巴斯(Reince Priebus，蒲博思)在不同场合都强调“从来没有讨论制裁的问题”。彭斯还亲自跟弗林确认后才帮他辩护。

　　可是，1月23日，联邦调查局开始就此事与弗林面谈;26日司法部通知白宫律师麦甘(Donald McGahn)：弗林此前有关电话的描述有所隐瞒，怀疑他有可能会被俄罗斯情报部门“要挟”(blackmail)。同日，麦甘向特朗普简报，但28日弗林仍参与了特朗普与普京的第一次通电。这些事当时并未揭露，直到2月8日弗林还再次否认。

　　2月9日，形势急转直下，《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爆料：弗林电话中讨论过制裁。当天弗林接受采访时改口：“虽然自己不记得有没有讨论过制裁，但不能肯定从来没有提及。”

　　接下来，弗林事件迅速成为新的政坛风暴。彭斯也看报才得知自己一直被瞒着。2月13日上午，白宫高级顾问康威(Kellyanne Conway)承认彭斯被弗林误导了，但强调弗林仍然得到总统“完全信任”(full confidence)。但到当晚，弗林就递交辞职信。他仅在这个位置上待了25天，成为史上最短的国家安全顾问。

　　弗林犯的最大错误，就是隐瞒与俄方有关制裁的讨论。在美国，诚信是一项重要的要求。政府伦理办公室(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十四条通用原则”(14 general principles)的第一条就说：“公共服务就是公共信任”;第五条规定：雇员必须在其公务中保持诚实。

　　面对公众说谎就已经违反道德，而弗林连在FBI面谈时亦有隐瞒——此举足以构成罪行(只不过FBI认为弗林并非有心误导，可能不会起诉)。虽然特朗普政府的斯派瑟和康威说话不尽诚实，也早为传媒诟病。但他们的角色毕竟是职业的“宣传机器”，而弗林身为国家安全顾问的身份角色完全不同。

　　更严重的是，他还对副总统彭斯与同事说谎，这更犯了政治大忌。一下子暴露了特朗普政府的内部矛盾。如果弗林不辞职，无法向副总统交代。

　　违反罗根法案，还是另有隐情?

　　弗林隐瞒“与俄罗斯讨论制裁”的动机，一般认为与此举违反《罗根法案》(Logan Act)有关。这条制定于1799年的法案，规定美国公民除非经过授权，否则不得在争议事项上与外国政府联系，干预美国政府的外交。但其实，该法案自订立以来，只在1803年用过一次，后来公诉被撤销。以后间或有人被指违反罗根法案，都没有被起诉。因此，这条法案其实很难运用。

　　况且，弗林当时的身份不是普通平民，已经是侯任的国家安全顾问，负责新执政团队的外交交接事宜，拥有合适身份讨论制裁问题，根本不用刻意隐瞒。而且，当时特朗普团队参与外交事务并不罕见，比如曾劝止埃及提出谴责以色列的联合国安理会议案，甚至与蔡英文通话，都没有人认为违反罗根法案。2月16日，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弗林做法不犯法。所以，弗林的隐瞒可能有更深的理由。

　　去年竞选中，传媒一直批评特朗普过于“亲俄”。选战期间俄罗斯政府通过入侵民主党服务器，选择性发布民主党内部电邮，以阻止反俄的希拉里上台，已是调查印证的事实。它是动摇特朗普当选的合法性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如果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与普京有过“合谋”(collusion) ，那么可能就触犯叛国罪。根据宪法第二条，国会可以以此理由弹劾总统。因此，特朗普需要努力撇清与俄罗斯合谋的联想。

　　弗林给俄罗斯大使打电话讨论制裁之事，还在一天之内打五次电话，这么重要的事，很难想象特朗普会不知情。因此，如果弗林回避承认讨论过制裁，那么焦点一定不是罗根法案，而是要极力隐瞒特朗普与俄罗斯的“勾结”。如果这种猜测是合理的，特朗普不是1月26日被简报的时候才知道此事，而是早就参与在内了。

　　副总统彭斯的边缘化?

　　有趣的是，身为当选副总统的彭斯在这件事中仿佛毫不知情，但这并非无迹可寻。

　　特朗普团队组成可粗分成三层：最内核的是特朗普与其子女，加上几个最核心的成员：弗林、班农(Steve Bannon)、纳瓦罗(Peter Navarro)等。他们都是主流政坛的另类者：班农是另类右派的精神领袖，纳瓦罗的经济主张被视为偏激，弗林对中东的看法也被军界与情报界视为另类。

　　第二层是次是早期共和党政坛支持者，包括佩林(Sarah Palin)、塞申斯(Jeff Sessions)、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金格里奇(Newt Gingrich)等。其中塞申斯与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特别投契，也可以划为最核心成员。最外层则是在共和党大会之后，才与特朗普合流的建制派右翼，彭斯和普利巴斯就是其代表。

　　从种种迹象看，特朗普对他们亲疏有别，核心成员在第一时间就被委任和提名要职，有的还是专门新设职务安排(如纳瓦罗)。位于中层的克里斯蒂，在选后就立即被踢出过渡团队;佩林、朱利安尼和金格里奇也都没有晋身内阁。最外层的彭斯是民选副总统，而普利巴斯虽然担任白宫幕僚长，但主要的目的是方便和国会的共和党建制派沟通。

　　美国前两任副总统(切尼与拜登)被赋予的权力都相当大，但本届副总统彭斯，在选后过渡到上任后的角色都非常低调。虽然媒体对特朗普团队密集报导，但彭斯却远离镁光灯。

　　在内阁成型前，彭斯作为特朗普团队中极少数具备治理经验的人(曾担任众议员和州长)，理应在执政方面起重要的作用。可是，起草政令的工作被班农和政策主任米勒等人把持，彭斯只沦为特朗普签署总统命令时照片的背景。加上本案中弗林对彭斯的隐瞒，可以推测，彭斯在新政府中相当程度被边缘化。

　　这次弗林事件消息混乱，很可能正是特朗普与彭斯之间斗争的结果。

　　弗林辞职无法停损

　　特朗普新政迄今为止有三大争议：入境禁令、利益冲突与弗林事件。

　　入境禁令的风波，充分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决策上的草率，执行上的朝令夕改。其被法院颁令暂停，损耗了政府公信力;特朗普指责法官的言论，更一度令人担心特朗普会不顾法庭命令，引发宪政危机。

　　特朗普关于女儿伊凡卡品牌被Nordstrom下架而指责Nordstrom，已经涉嫌运用公职身份谋取利益(但总统豁免于这个限制)。而康威以公职身份在电视采访中，公然帮伊凡卡卖广告，明显涉嫌触犯公职人员道德守则：公职人员不能以公众的身份获得私人利益，不能支持任何产品、服务和企业。国会监察委员会和政府伦理办公室，分别表明谴责和调查之意。政府“腐败”的形象开始显现。

　　弗林事件更把特朗普政府危机推到一个新的高峰。

　　短短二十多天，就有高级官员因政治丑闻而辞职，是对政府的重大打击。况且，弗林辞职并不能止损。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已经要求白宫解释为何弗林要对彭斯撒谎。此事若追查下去，很可能更多有关大选时俄罗斯的料会被爆出来，有被弹劾的风险。这是特朗普最头痛的事。

　　特朗普对此的对策，不外乎继续责备“不诚实”的传媒，和“输不起”的希拉里。他突然在2月18日到佛罗里达搞大集会，就是要走群众路线“唤醒”选民回忆。但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是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如果“合谋”证据确凿，这种找替罪羊和民粹的做法还能成功吗?

　　特朗普政府内部权斗?

　　弗林的下台，也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内部权斗的开始。

　　弗林是特朗普“非建制阵营”的代表人物，也是班农的好朋友。失去弗林，班农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少了一个得力的支持者。现在副总统彭斯成为受害者，得到政界的同情。而随著内阁上任，以彭斯为首的建制派势力，会逐步平衡以班农为首的“非建制阵营”的影响。原本，只擅长意识形态的班农加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时把情报总监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贬为“有需要时才参加”，就引起建制派共和党人与军政界很大反弹。

　　如果，特朗普被弹劾下台，彭斯就会继任成为总统。共和党建制派对同为建制派(茶党)出身的彭斯的接受度大很多，这点是否会牵动华府政局，值得关注。

　　此外，特朗普在当选后一再贬低美国情报界，激起情报界很大反感。弗林与俄罗斯大使的电话，正是被情报界监听到，再通过未知途径泄露的。而特朗普上任后，白宫事无大小爆料不断，甚至在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之前一两天，新闻界就能掌握到讯息。连特朗普穿著浴袍看电视这样的细节，也能报导出来惹火特朗普。这肯定是情报部门有“内鬼”，还可能不止一个。从水门事件的“深喉咙”到斯诺登，美国情报界传统上就不乏这样的爆料者。

　　即便特朗普可以指派官员接管情报部门，但不可能把中低层的情报人员全部清洗，也不可能真正令情报界“人心归顺”。此次事件，惹来特朗普在推特上大骂“情报界”，但这只会激起“深喉咙”的进一步对抗，很容易酿成新的水门事件。

　　作者系旅美历史学者，哲学博士，近年专注东海与南海史、国际法与东亚国际关系

　　上任短短几个星期，特朗普(川普)新政已经引起极大争议。2月13日国家安全顾问弗林(Michael Flynn)的辞职，更进一步推进了美国的政治危机。

　　特朗普当选后不久就委任弗林担任国家安全顾问——该内阁级别职务毋须经过国会确认，是特朗普的最核心班底。弗林主管外交过渡重任，与包括俄罗斯驻美大使 Sergey I. Kislyak 在内的各国大使联系 。

2017年2月6日，总统特朗普总统跟弗林一同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空军基地

　　弗林犯了什么错?

　　2016年11月底开始，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一事发酵，时任总统奥巴马(欧巴马)在12月29日宣布制裁俄罗斯。同一天，弗林与 Kislyak 通电五次。第二天，俄罗斯总统普京(普丁)宣布：不针对美国制裁报复。

　　2017年1月12日爆出弗林的这些电话，但候任白宫发言人斯派瑟(Sean Spicer，史派瑟)、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白宫幕僚长普利巴斯(Reince Priebus，蒲博思)在不同场合都强调“从来没有讨论制裁的问题”。彭斯还亲自跟弗林确认后才帮他辩护。

　　可是，1月23日，联邦调查局开始就此事与弗林面谈;26日司法部通知白宫律师麦甘(Donald McGahn)：弗林此前有关电话的描述有所隐瞒，怀疑他有可能会被俄罗斯情报部门“要挟”(blackmail)。同日，麦甘向特朗普简报，但28日弗林仍参与了特朗普与普京的第一次通电。这些事当时并未揭露，直到2月8日弗林还再次否认。

　　2月9日，形势急转直下，《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爆料：弗林电话中讨论过制裁。当天弗林接受采访时改口：“虽然自己不记得有没有讨论过制裁，但不能肯定从来没有提及。”

　　接下来，弗林事件迅速成为新的政坛风暴。彭斯也看报才得知自己一直被瞒着。2月13日上午，白宫高级顾问康威(Kellyanne Conway)承认彭斯被弗林误导了，但强调弗林仍然得到总统“完全信任”(full confidence)。但到当晚，弗林就递交辞职信。他仅在这个位置上待了25天，成为史上最短的国家安全顾问。

　　弗林犯的最大错误，就是隐瞒与俄方有关制裁的讨论。在美国，诚信是一项重要的要求。政府伦理办公室(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十四条通用原则”(14 general principles)的第一条就说：“公共服务就是公共信任”;第五条规定：雇员必须在其公务中保持诚实。

　　面对公众说谎就已经违反道德，而弗林连在FBI面谈时亦有隐瞒——此举足以构成罪行(只不过FBI认为弗林并非有心误导，可能不会起诉)。虽然特朗普政府的斯派瑟和康威说话不尽诚实，也早为传媒诟病。但他们的角色毕竟是职业的“宣传机器”，而弗林身为国家安全顾问的身份角色完全不同。

　　更严重的是，他还对副总统彭斯与同事说谎，这更犯了政治大忌。一下子暴露了特朗普政府的内部矛盾。如果弗林不辞职，无法向副总统交代。

　　违反罗根法案，还是另有隐情?

　　弗林隐瞒“与俄罗斯讨论制裁”的动机，一般认为与此举违反《罗根法案》(Logan Act)有关。这条制定于1799年的法案，规定美国公民除非经过授权，否则不得在争议事项上与外国政府联系，干预美国政府的外交。但其实，该法案自订立以来，只在1803年用过一次，后来公诉被撤销。以后间或有人被指违反罗根法案，都没有被起诉。因此，这条法案其实很难运用。

　　况且，弗林当时的身份不是普通平民，已经是侯任的国家安全顾问，负责新执政团队的外交交接事宜，拥有合适身份讨论制裁问题，根本不用刻意隐瞒。而且，当时特朗普团队参与外交事务并不罕见，比如曾劝止埃及提出谴责以色列的联合国安理会议案，甚至与蔡英文通话，都没有人认为违反罗根法案。2月16日，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弗林做法不犯法。所以，弗林的隐瞒可能有更深的理由。

　　去年竞选中，传媒一直批评特朗普过于“亲俄”。选战期间俄罗斯政府通过入侵民主党服务器，选择性发布民主党内部电邮，以阻止反俄的希拉里上台，已是调查印证的事实。它是动摇特朗普当选的合法性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如果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与普京有过“合谋”(collusion) ，那么可能就触犯叛国罪。根据宪法第二条，国会可以以此理由弹劾总统。因此，特朗普需要努力撇清与俄罗斯合谋的联想。

　　弗林给俄罗斯大使打电话讨论制裁之事，还在一天之内打五次电话，这么重要的事，很难想象特朗普会不知情。因此，如果弗林回避承认讨论过制裁，那么焦点一定不是罗根法案，而是要极力隐瞒特朗普与俄罗斯的“勾结”。如果这种猜测是合理的，特朗普不是1月26日被简报的时候才知道此事，而是早就参与在内了。

　　副总统彭斯的边缘化?

　　有趣的是，身为当选副总统的彭斯在这件事中仿佛毫不知情，但这并非无迹可寻。

　　特朗普团队组成可粗分成三层：最内核的是特朗普与其子女，加上几个最核心的成员：弗林、班农(Steve Bannon)、纳瓦罗(Peter Navarro)等。他们都是主流政坛的另类者：班农是另类右派的精神领袖，纳瓦罗的经济主张被视为偏激，弗林对中东的看法也被军界与情报界视为另类。

　　第二层是次是早期共和党政坛支持者，包括佩林(Sarah Palin)、塞申斯(Jeff Sessions)、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金格里奇(Newt Gingrich)等。其中塞申斯与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特别投契，也可以划为最核心成员。最外层则是在共和党大会之后，才与特朗普合流的建制派右翼，彭斯和普利巴斯就是其代表。

　　从种种迹象看，特朗普对他们亲疏有别，核心成员在第一时间就被委任和提名要职，有的还是专门新设职务安排(如纳瓦罗)。位于中层的克里斯蒂，在选后就立即被踢出过渡团队;佩林、朱利安尼和金格里奇也都没有晋身内阁。最外层的彭斯是民选副总统，而普利巴斯虽然担任白宫幕僚长，但主要的目的是方便和国会的共和党建制派沟通。

　　美国前两任副总统(切尼与拜登)被赋予的权力都相当大，但本届副总统彭斯，在选后过渡到上任后的角色都非常低调。虽然媒体对特朗普团队密集报导，但彭斯却远离镁光灯。

　　在内阁成型前，彭斯作为特朗普团队中极少数具备治理经验的人(曾担任众议员和州长)，理应在执政方面起重要的作用。可是，起草政令的工作被班农和政策主任米勒等人把持，彭斯只沦为特朗普签署总统命令时照片的背景。加上本案中弗林对彭斯的隐瞒，可以推测，彭斯在新政府中相当程度被边缘化。

　　这次弗林事件消息混乱，很可能正是特朗普与彭斯之间斗争的结果。

　　弗林辞职无法停损

　　特朗普新政迄今为止有三大争议：入境禁令、利益冲突与弗林事件。

　　入境禁令的风波，充分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决策上的草率，执行上的朝令夕改。其被法院颁令暂停，损耗了政府公信力;特朗普指责法官的言论，更一度令人担心特朗普会不顾法庭命令，引发宪政危机。

　　特朗普关于女儿伊凡卡品牌被Nordstrom下架而指责Nordstrom，已经涉嫌运用公职身份谋取利益(但总统豁免于这个限制)。而康威以公职身份在电视采访中，公然帮伊凡卡卖广告，明显涉嫌触犯公职人员道德守则：公职人员不能以公众的身份获得私人利益，不能支持任何产品、服务和企业。国会监察委员会和政府伦理办公室，分别表明谴责和调查之意。政府“腐败”的形象开始显现。

　　弗林事件更把特朗普政府危机推到一个新的高峰。

　　短短二十多天，就有高级官员因政治丑闻而辞职，是对政府的重大打击。况且，弗林辞职并不能止损。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已经要求白宫解释为何弗林要对彭斯撒谎。此事若追查下去，很可能更多有关大选时俄罗斯的料会被爆出来，有被弹劾的风险。这是特朗普最头痛的事。

　　特朗普对此的对策，不外乎继续责备“不诚实”的传媒，和“输不起”的希拉里。他突然在2月18日到佛罗里达搞大集会，就是要走群众路线“唤醒”选民回忆。但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是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如果“合谋”证据确凿，这种找替罪羊和民粹的做法还能成功吗?

　　特朗普政府内部权斗?

　　弗林的下台，也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内部权斗的开始。

　　弗林是特朗普“非建制阵营”的代表人物，也是班农的好朋友。失去弗林，班农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少了一个得力的支持者。现在副总统彭斯成为受害者，得到政界的同情。而随著内阁上任，以彭斯为首的建制派势力，会逐步平衡以班农为首的“非建制阵营”的影响。原本，只擅长意识形态的班农加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时把情报总监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贬为“有需要时才参加”，就引起建制派共和党人与军政界很大反弹。

　　如果，特朗普被弹劾下台，彭斯就会继任成为总统。共和党建制派对同为建制派(茶党)出身的彭斯的接受度大很多，这点是否会牵动华府政局，值得关注。

　　此外，特朗普在当选后一再贬低美国情报界，激起情报界很大反感。弗林与俄罗斯大使的电话，正是被情报界监听到，再通过未知途径泄露的。而特朗普上任后，白宫事无大小爆料不断，甚至在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之前一两天，新闻界就能掌握到讯息。连特朗普穿著浴袍看电视这样的细节，也能报导出来惹火特朗普。这肯定是情报部门有“内鬼”，还可能不止一个。从水门事件的“深喉咙”到斯诺登，美国情报界传统上就不乏这样的爆料者。

　　即便特朗普可以指派官员接管情报部门，但不可能把中低层的情报人员全部清洗，也不可能真正令情报界“人心归顺”。此次事件，惹来特朗普在推特上大骂“情报界”，但这只会激起“深喉咙”的进一步对抗，很容易酿成新的水门事件。

　　作者系旅美历史学者，哲学博士，近年专注东海与南海史、国际法与东亚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