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俄罗斯亲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赢下杜马选举，在450个席位中拿下343席，堪称大胜。这意味着，从索契冬奥会始，以吞并克里米亚、掀起乌克兰危机为高潮，以“冷战”色彩的叙利亚战事、强力社会管控、“精英国有化”等为后续常态的“新普京时代”完成了第一次自我证明。

　　一

　　这个时代之所以“新”，在于国际金融危机及世界能源结构变革使国际石油价格从2008年年中超过140美元/桶的高点跌至2016年年初不足30美元/桶的谷底(2016年10月反弹至50多美元/桶)。俄经济随之陡降，卢布汇率两度“腰斩”，累计缩水超六成。截至2016年9月，居民收入已连续22个月下降。财政紧张而拆东墙补西墙的后果是，俄用“石油美元”累积多年的数千亿美元储备基金很可能将于2017年年末花光。

　　普京权力体系在经济转型方面缺乏建树，形势恶化时，唯有加速政策保守化才能保证政治稳定。但其决策却被形势甩在了身后。早在2007年12月，普京就已经决定由梅德韦杰夫接替自己做总统，但国际金融危机当时才刚刚浮现，次年8月才爆发。

　　“禅让”显示的是普京的超级自信。2007～2008年，他高至80%～90%的支持率足以助“统一俄罗斯”党拿下杜马超三分之二席位，助梅德韦杰夫以超七成的得票率当选总统。但如果其权力体系能够预见未来的经济形势，普京恐怕不会如此托大地将总统职位交予别人，而且还是一位自由派人士。

　　困难条件下，自由派掌权可能意味着政局不稳，这在俄国更加突出。戈尔巴乔夫的例子无需赘述。叶利钦执政时，未曾为了支持率而与独联体国家就变更不久的领土生事，俄记者群体可以自由报道而无需担心遭遇暴力事件，可他的执政却风雨飘摇。

　　梅德韦杰夫虽并不实质掌权，却至少在任期内未让政策进一步保守化。他的名言“自由比不自由好”、注册几乎全部社交媒体账号并积极使用、与美国关系“重启”等事实都凸显这4年里俄内政外交的底色。俄是总统制国家，保守派无法在梅德韦杰夫不首肯的情况下变更国家基本政策。而作为总理的普京虽仍紧握权柄，却未突破职权范围。

　　因此，经济下滑所引起的不满集中表现了出来。普京宣布参加2012年总统大选时立即遭遇一场“嘘声革命”。“统一俄罗斯”党在2011年议会选举中表现惨淡，严重的舞弊还引发了一场遍及全国的大规模示威。当时普京低至30%～40%的支持率已预示了这些。从2008到2012年，普京支持率阴跌。

　　俄罗斯的进一步保守化就这样被“暂停”了4年。如果没有这4年，2007、2008年的俄政治可以与2012年以后的发展“无缝对接”。2007年，普京发表了“慕尼黑演说”，抨击美国“毫无节制的滥用武力”。2008年，普京抓住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冒进的机会果断反击，上演了一场“五日战争”。2012年，普京在宣誓就任总统当天对反对派集会进行了镇压。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后，普京掀起乌克兰危机。

　　至于普京为什么“禅让”梅德韦杰夫，从而出现那4年的“空白”，这需要从普京前两个任期内国际油价持续高涨、经济和政局稳定的同时与西方关系尚说得过去这些事实来推导，他很可能希望这一模式能够持续。而且他也如俄传统强人一样，权柄在握之际开始专注于体系内“贵族们”的忠诚问题，隐身幕后更加方便。在此不做深论。可以肯定的是，2008年至今，本来要用这8年时间完成的工作，普京是在2012年后只用这4年来做，其保守化力度会格外突出。

　　从2012年至2016年，普京“内外兼修”地完成了这一工作，用雷霆手段完成了自己新时代的建设。

　　二

　　从2000年刚上任之际开始打击寡头以来，普京政策就体现出内政外交高度联系的特点。这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俄国保守政策的进化，不同于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群体的打击。

　　古辛斯基的“桥”媒体集团大量揭露普京发动的第二次车臣战争中严重的侵犯人权问题，被西方赞为“新闻自由典范”，这也就提供了把这位寡头与西方联系起来的某种理由。霍多尔科夫斯基意欲将“尤科斯”集团与美国公司合并，被指意欲将俄罗斯资源置于美国人控制之下。在2004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指出：“俄罗斯的民主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不过许多民间组织不是将主要注意力放在维护人们的实际利益上，而是着眼于获取有影响的外国基金会的资金，为可以的利益集团和商业利益服务。”

　　这些在内政上的警惕与打压发生于北约东扩、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接连发生“颜色革命”的背景下。普京保守政治式的警惕迅速与民众反对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汇合，构成一种保守舆论氛围。在吞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普京接连抛出“第五纵队”、“民族叛徒”、“外国代理人”等概念，以贴标签的方式诱惑民意打压反对派。

　　显然，2012年以后社会保守氛围的发展与普京前两个任期是一脉相承的。

　　在这一框架下，新时期的普京用以破局的是针对乌克兰的“领土回收”和战争手段。经济形势的恶化将具有长期性，普京及其权力集团决定用更雷霆的手段来进行更高程度上的社会动员。替俄罗斯民族“回收”一块领土，并打一场具有反对西方内涵的战争，无疑是非常有力度的社会动员手段。

　　就社会动员而言，普京是个中高手。他在第一、二任期内借车臣战争、打击寡头而施展的民粹手腕奠定了其领袖地位。地缘和外交上对西方强硬及“肌肉秀”式的个人形象塑造都巩固了这一地位。这一次，只不过是将昔日手段进行升级，普京自然驾轻就熟。

　　这种驾轻就熟体现于目标的选择上。

　　从俄国历史看，并非任何战争都可以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1904年日俄战争就没有取得这样的效果，民众反应冷淡。但10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却取得了民众自发大规模集会为俄国和沙皇祈福的历史性场面。此中区别在于，一战包含着可以让俄罗斯人敏感的因素，比如传统敌人德国对俄宣战、解救斯拉夫兄弟塞尔维亚，日俄战争则缺少此类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拥有德国入侵、国土沦丧等元素的二战也是同样的道理，而苏联在冷战中与西方进行的斗争则有些类似于日俄战争。如今，乌克兰战事之后普京又将军队开往叙利亚，展开所谓反恐行动，招致半数以上民意的反对，这便又重复了日俄战争的逻辑。

　　普京选择从乌克兰破局，是对俄国民意传统的遵循。乌克兰从文化到地缘传统都与俄有特殊亲缘关系。而乌克兰意欲加入北约，基辅还发生了一场足以与西方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政变色彩的革命，对乌克兰的行动可以顺理成章的被解读为对西方的反击。俄议会上院授权普京出兵乌克兰后集体起立面对国旗高唱国歌，及吞并克里米亚之际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相当一部分自由派人士转而支持普京的事实，与一战时民众的集体祈福和二战时那场直接开赴战场的阅兵，都成为了俄罗斯人民族主义情绪爆发的典型。

　　普京获得了不小的回报。乌克兰这波大戏结束后，其支持率维持在90%的高位。

　　从这个角度讲，乌克兰2014年的那场“二月革命”为普京提供了极好的入局机会。而来自欧美方面的反应都只能起到帮助普京刺激民意的作用。比如俄经济和民众个人生活的持续困难都在舆论层面被模糊的视为欧美经济制裁的结果。

 　　2016年9月，俄罗斯亲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赢下杜马选举，在450个席位中拿下343席，堪称大胜。这意味着，从索契冬奥会始，以吞并克里米亚、掀起乌克兰危机为高潮，以“冷战”色彩的叙利亚战事、强力社会管控、“精英国有化”等为后续常态的“新普京时代”完成了第一次自我证明。

　　一

　　这个时代之所以“新”，在于国际金融危机及世界能源结构变革使国际石油价格从2008年年中超过140美元/桶的高点跌至2016年年初不足30美元/桶的谷底(2016年10月反弹至50多美元/桶)。俄经济随之陡降，卢布汇率两度“腰斩”，累计缩水超六成。截至2016年9月，居民收入已连续22个月下降。财政紧张而拆东墙补西墙的后果是，俄用“石油美元”累积多年的数千亿美元储备基金很可能将于2017年年末花光。

　　普京权力体系在经济转型方面缺乏建树，形势恶化时，唯有加速政策保守化才能保证政治稳定。但其决策却被形势甩在了身后。早在2007年12月，普京就已经决定由梅德韦杰夫接替自己做总统，但国际金融危机当时才刚刚浮现，次年8月才爆发。

　　“禅让”显示的是普京的超级自信。2007～2008年，他高至80%～90%的支持率足以助“统一俄罗斯”党拿下杜马超三分之二席位，助梅德韦杰夫以超七成的得票率当选总统。但如果其权力体系能够预见未来的经济形势，普京恐怕不会如此托大地将总统职位交予别人，而且还是一位自由派人士。

　　困难条件下，自由派掌权可能意味着政局不稳，这在俄国更加突出。戈尔巴乔夫的例子无需赘述。叶利钦执政时，未曾为了支持率而与独联体国家就变更不久的领土生事，俄记者群体可以自由报道而无需担心遭遇暴力事件，可他的执政却风雨飘摇。

　　梅德韦杰夫虽并不实质掌权，却至少在任期内未让政策进一步保守化。他的名言“自由比不自由好”、注册几乎全部社交媒体账号并积极使用、与美国关系“重启”等事实都凸显这4年里俄内政外交的底色。俄是总统制国家，保守派无法在梅德韦杰夫不首肯的情况下变更国家基本政策。而作为总理的普京虽仍紧握权柄，却未突破职权范围。

　　因此，经济下滑所引起的不满集中表现了出来。普京宣布参加2012年总统大选时立即遭遇一场“嘘声革命”。“统一俄罗斯”党在2011年议会选举中表现惨淡，严重的舞弊还引发了一场遍及全国的大规模示威。当时普京低至30%～40%的支持率已预示了这些。从2008到2012年，普京支持率阴跌。

　　俄罗斯的进一步保守化就这样被“暂停”了4年。如果没有这4年，2007、2008年的俄政治可以与2012年以后的发展“无缝对接”。2007年，普京发表了“慕尼黑演说”，抨击美国“毫无节制的滥用武力”。2008年，普京抓住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冒进的机会果断反击，上演了一场“五日战争”。2012年，普京在宣誓就任总统当天对反对派集会进行了镇压。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后，普京掀起乌克兰危机。

　　至于普京为什么“禅让”梅德韦杰夫，从而出现那4年的“空白”，这需要从普京前两个任期内国际油价持续高涨、经济和政局稳定的同时与西方关系尚说得过去这些事实来推导，他很可能希望这一模式能够持续。而且他也如俄传统强人一样，权柄在握之际开始专注于体系内“贵族们”的忠诚问题，隐身幕后更加方便。在此不做深论。可以肯定的是，2008年至今，本来要用这8年时间完成的工作，普京是在2012年后只用这4年来做，其保守化力度会格外突出。

　　从2012年至2016年，普京“内外兼修”地完成了这一工作，用雷霆手段完成了自己新时代的建设。

　　二

　　从2000年刚上任之际开始打击寡头以来，普京政策就体现出内政外交高度联系的特点。这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俄国保守政策的进化，不同于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群体的打击。

　　古辛斯基的“桥”媒体集团大量揭露普京发动的第二次车臣战争中严重的侵犯人权问题，被西方赞为“新闻自由典范”，这也就提供了把这位寡头与西方联系起来的某种理由。霍多尔科夫斯基意欲将“尤科斯”集团与美国公司合并，被指意欲将俄罗斯资源置于美国人控制之下。在2004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指出：“俄罗斯的民主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不过许多民间组织不是将主要注意力放在维护人们的实际利益上，而是着眼于获取有影响的外国基金会的资金，为可以的利益集团和商业利益服务。”

　　这些在内政上的警惕与打压发生于北约东扩、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接连发生“颜色革命”的背景下。普京保守政治式的警惕迅速与民众反对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汇合，构成一种保守舆论氛围。在吞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普京接连抛出“第五纵队”、“民族叛徒”、“外国代理人”等概念，以贴标签的方式诱惑民意打压反对派。

　　显然，2012年以后社会保守氛围的发展与普京前两个任期是一脉相承的。

　　在这一框架下，新时期的普京用以破局的是针对乌克兰的“领土回收”和战争手段。经济形势的恶化将具有长期性，普京及其权力集团决定用更雷霆的手段来进行更高程度上的社会动员。替俄罗斯民族“回收”一块领土，并打一场具有反对西方内涵的战争，无疑是非常有力度的社会动员手段。

　　就社会动员而言，普京是个中高手。他在第一、二任期内借车臣战争、打击寡头而施展的民粹手腕奠定了其领袖地位。地缘和外交上对西方强硬及“肌肉秀”式的个人形象塑造都巩固了这一地位。这一次，只不过是将昔日手段进行升级，普京自然驾轻就熟。

　　这种驾轻就熟体现于目标的选择上。

　　从俄国历史看，并非任何战争都可以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1904年日俄战争就没有取得这样的效果，民众反应冷淡。但10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却取得了民众自发大规模集会为俄国和沙皇祈福的历史性场面。此中区别在于，一战包含着可以让俄罗斯人敏感的因素，比如传统敌人德国对俄宣战、解救斯拉夫兄弟塞尔维亚，日俄战争则缺少此类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拥有德国入侵、国土沦丧等元素的二战也是同样的道理，而苏联在冷战中与西方进行的斗争则有些类似于日俄战争。如今，乌克兰战事之后普京又将军队开往叙利亚，展开所谓反恐行动，招致半数以上民意的反对，这便又重复了日俄战争的逻辑。

　　普京选择从乌克兰破局，是对俄国民意传统的遵循。乌克兰从文化到地缘传统都与俄有特殊亲缘关系。而乌克兰意欲加入北约，基辅还发生了一场足以与西方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政变色彩的革命，对乌克兰的行动可以顺理成章的被解读为对西方的反击。俄议会上院授权普京出兵乌克兰后集体起立面对国旗高唱国歌，及吞并克里米亚之际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相当一部分自由派人士转而支持普京的事实，与一战时民众的集体祈福和二战时那场直接开赴战场的阅兵，都成为了俄罗斯人民族主义情绪爆发的典型。

　　普京获得了不小的回报。乌克兰这波大戏结束后，其支持率维持在90%的高位。

　　从这个角度讲，乌克兰2014年的那场“二月革命”为普京提供了极好的入局机会。而来自欧美方面的反应都只能起到帮助普京刺激民意的作用。比如俄经济和民众个人生活的持续困难都在舆论层面被模糊的视为欧美经济制裁的结果。

　　三

　　除了用“领土回收”和战争来破局，因应新形势建立另一套法律和人事框架也是题中之义。

　　回归总统大位之后，一系列新法律或修正案得以通过。依《非商业组织法》修正案，俄编制“外国代理人”名单，将从国外接受资金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列入其中，并向社会广为公布。依《集会、示威、游行法》修正案，参与非法集会者可能被课以折合人民币3～6万元的罚金，对组织者该数字可能高达10万元，其他类型违法者还可能被罚强制劳动、拘役。“诽谤罪”由《行政违法法》转回《刑法》。依《知名博主管理法》，日访问量超过3000人次的博客都将被监督，内容不实或含有极端主义内容的将被课以巨额罚款。其他管制互联网的法案还包括《禁止极端主义网站法》及新修订的《反恐法》，根据后者，互联网和电信服务商须保存用户信息超过6个月，元数据超过3年，还须向俄安全局提供数据的访问权限，以及使用数据的加密机制。这项《反恐法》修正案被认为足以杀死俄罗斯互联网行业，因为它将使互联网公司运营成本成倍增长，同时民众个人信息也都将处于国家监控之下。

　　这些新法瞄准新闻、互联网、公民社会等多个被普京视为足以威胁政治稳定的领域，全面出击，为普京新时期的执政打造了全新的法律框架。此次杜马选举之前，俄反对派陷入全面低潮，均对选举不抱希望，因为政权对社会更加严厉的控制让他们没有任何机会。2011～2012年那场大示威中，各反对派及非政府组织依靠互联网的组织作用，在线下搞了一系列人数达数十万且遍及俄全境大部分大中城市的示威游行。如今，无论线上的信息交流还是线下游行的组织，乃至媒体的报道都遭到全面反制。反对派的悲观其来有自。

　　人事方面，普京在加紧更新、布局。

　　首先，新的人事布局更加突出普京的个人权威。新成立的联邦国民警卫队是一支40万人编制、直接听命普京的武装力量，而领导他的则是普京多年的个人保镖——维克多•佐洛托夫。接替老臣谢尔盖•伊万诺夫担任总统办公厅主任的是安东•瓦伊诺，他是一位在办公厅内辅佐普京多年的年轻官员。类似的任命正接连发生于总统办公厅等权力中枢，佐洛托夫与瓦伊诺率先占据了其中最重要的两个职位。

　　在普京主导的热点事件中有突出表现的新人也获得提拔，比如在吞并克里米亚过程中崭露头角的谢尔盖•梅尼亚伊罗担任西伯利亚联邦区总统特使，并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查处哈巴罗夫斯克州州长霍罗沙文、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内、调查局局长巴斯特雷金等事件中表现突出的谢尔盖•克罗廖夫升任安全局经济安全部门负责人。那位克里米亚“美女检察官”波克隆斯卡娅也已在新一届杜马中担任职务。

　　其次，以安全局为首的强力部门地位提升，这首先体现在人事上。2016年7月，普京在短时间内更新了一系列州长、市长、总统特使等职位，大多数新人竟都出自强力部门。比如担任加里宁格勒州州长的叶甫盖尼•基尼切夫便是一位从克格勃到安全局一路服役下来的标准人选。

　　普京第一、二任期内，其人事体系中能找到大批自由派人士。梅德韦杰夫、库德林、格列夫这些自由经济的支持者代表着当时普京政策的“另一种面孔”。甚至苏尔科夫这种同样帮助普京打造保守权力体系的人物都代表着普京当时保守政策中的实用主义，而非极端乃至意识形态化。但当下，克格勃色彩的安全局进一步坐大，成为普京政策保守化最有力的注脚。

　　另有消息指出，普京正打算以安全局为基础打造一个国家安全局，它将凌驾于内务部和调查委员会之上，成为一个超级安全部门。如果真如此，则它或许会比现在的安全局更接近过去的克格勃。

　　第三，舆论评价不好的人物地位稳固。比如车臣总统卡德罗夫、最高检察长查伊卡、体育部长穆特科。这些人要么陷入贪腐丑闻，要么因为敏感事件而在国内乃至国际舆论中声名狼藉。但无论他们名声如何不好，地位却依然稳固。

　　第四，“老近卫军”们开始逐渐淡出。伊万诺夫的离开是最为典型的事件。曾与普京一同在东德服役的安德烈•别利亚尼诺夫卸任海关署署长。另一位普京老臣、联邦保卫局局长叶甫盖尼•穆罗夫则更早离开。正如俄媒评价的那样，普京开始用年轻人替代老近卫军，这无疑是加强个人权威的动作。

　　第五，包括安全局的坐大在内，许多职位的任命体现出十足的保守意识形态特征。比如新任教育部部长奥尔加•瓦西里耶娃系研究东正教出身，始终主张极端保守的爱国主义。她对十二月党人的评价极为粗暴简单：“罗曼诺夫皇室战胜了内外敌人，但十二月党人们却想让俄罗斯陷于血腥的混乱。”更著名的则是名不见经传的女杜马议员亚拉瓦娅，前述系列保守立法多出自她的手笔。

　　在外交和地缘层面，“领土回收”和一场战争之后，普京与西方进入了“冷战”模式，哪怕这更多的是俄罗斯单方面的选择。

　　2015年9月30日的联合国大会上，普京的一席讲话将重点放在了反对西方“输出革命”。这可谓是开宗明义地喊出了“新普京时代”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核心主张。而这无疑仍是遵循上述内政外交高度联系的逻辑，在全球化大时代带来“颜色革命”等新型政治现象的背景下，普京重新拿出苏联色彩的对外政策。在这次讲话中，人们明显可以看到典型的苏联对外政策主张——认为俄罗斯一直遭到西方压制，被迫进行反击，以求与西方达成互不干涉的“和平共处”。

　　就在这次讲话之后，俄罗斯军队就开到了全球“风暴眼”叙利亚，开启了与西方在第三战场进行碰撞的戏码。而这也是在欧美持续的对俄经济制裁、乌克兰危机导致一架民用客机坠毁之后，这场“冷战”最为核心的戏码。最近的发展是，俄空军对叙利亚阿勒颇的轰炸导致大批平民伤亡，惹恼了美国和欧盟，二者均开始谋划加强对俄经济制裁。

　　这场“冷战”也已波及多个敏感领域。俄明显具有政府背景的黑客群体持续对西方进行攻击，在阿勒颇事件上承压的俄决定停止与美国合作运行多年的《钚管理和处置协定》，停止对武器级钚的销毁工作。对核安全领域的波及更可见这场“冷战”的严重程度。

　　在停止该协议之际，俄罗斯还明确提出了恢复该协议的条件：美国削减在北约国家的军事存在，停止对俄制裁并赔偿俄方因制裁所受损失。很明显，这些都是不符合外交博弈客观规律的要求，颇似情绪性宣泄。从中亦可见俄方立场之极化。

　　四

　　上述事实基本描绘出了这个“新普京时代”的政策底色。可以作为对比的是，急需进行的经济改革没有出炉。普京忙着自己的法律框架建设、人事部署及与西方搞“冷战”，却将最需要做的工作一拖再拖。而这也凸显出一种历史规律的延续：俄罗斯这一次仍未走出自己传统的路径依赖。

　　俄罗斯的历史充满了纠结与扭曲：国家越困难就越会走上政策保守之路，衰落与保守总是齐头并进。尼古拉一世的时代、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的时代，都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因此，改革被延宕，直至积重难返。当顶不住社会压力而被迫改革时，被长久压制的社会矛盾反而借机爆发。沙俄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的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都是如此，甚至其结局都相似，均为国家解体。

　　沙俄和苏联的解体恰是这一路径依赖的两次循环，人们可以清晰地从两段历史中看出同一种轨迹。正因此，人们本指望俄罗斯联邦能走出这一路径依赖，但普京的执政说明，虽然有了选举，虽然有了相对自由的公共舆论空间，却没有大的改变。

　　俄罗斯仍是过去两个时代的那个俄罗斯，至少在基本的历史轨迹上未曾改变。

　　从普京2007、2008年以一己之力托起一个党和一个接班人，到2012年他回归总统职位并带领国家走上保守道路，俄罗斯政治只系于他一人。而这位俄罗斯政治的王者却愈发缺少安全感，愈发封闭保守，他信任的人越来越少，圈子越来越小。以受害者心理向西方发动反击，掀起地缘紧张，并让安全局地位独大，远离老近卫军，还通过“精英国有化”等一系列立法对官僚们进行控制。这些都说明，普京个人也没有走出伊凡四世、尼古拉一世、斯大林在权力巅峰时所经历的心理紧张，四人的反应也是如出一辙。伊凡四世建立特辖区和特辖军。尼古拉一世设立沙皇办公厅第三厅，统领秘密警察，在国内大举进行舆论、思想控制。斯大林则依靠内务人民委员部(含国家安全总局)发动了大清洗。

　　历史地看，俄罗斯的强人、权力精英、民众在这套不断重复的戏码中各有自己的角色。强人在巅峰时，权力精英和民众或慑于其威势，或迷恋其权威，都会对其进行支持。但在强人之后的衰弱或崩溃期内，得到“解放”的权力精英会加倍追求权力的分利化，而民众则会对现状愈发不满，开始寻找其他能够给自己带来希望的人物。这时，俄罗斯国家体制已有的薄弱点就成为断裂之处。

　　在1917年和1991年，国家的薄弱点均为民族问题。精英追求个人权力的冲动立即借脆弱的多民族框架伸张出来，国家解体的危险大增。而失去强人后迷茫的民众则会开始追随新崛起的权力精英群体，起不到维持国家统一的作用。

　　相较而言，1917年俄国的解体更多是各少数民族追求独立的趋势所致，权力精英追求个人权力的因素较小。但1991年苏联的解体则是上述戏码准确的体现。叶利钦在1989年通过反对中央获得了俄罗斯人较高的支持率，但他1990年竞选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职位成功，将这股民意力量用在了俄罗斯的独立上，而非苏联层面。民意追随叶利钦而去，1991年3月他们本曾公投决定保留苏联，但当叶利钦继续分裂苏联，乃至在别洛韦日森林签署了分裂苏联的协议时，他的支持率都没有降低。

　　虽然1917年的戏码不太一样，但放眼整个俄国历史，精英与沙皇的关系是决定国家命运的第一因素，因为俄罗斯本来就是由王公们的分封制发展而来的国家，其政治上的核心问题是沙皇与王公们如何分配国家。

　　而在这个分配问题上，俄罗斯缺少一种将强人与权力精英关系稳固下来的固定秩序。从伊凡四世到斯大林，强人动辄谋求在原有权力精英范围之外建立垂直权力体系，或是特辖区，或是国家安全总局。这种打乱秩序的做法时常出现，导致整个权力体系长期不稳定，在关键时刻容易破裂。

　　相较而言，普京经营的这套权力体制更加不稳定。已不仅仅是建立垂直权力体系的问题，他甚至在2008年与梅德韦杰夫唱了一出“二人转”。不论普京当时追求哪种掌权模式，这种让秩序更加混乱的举动都更容易破坏整个权力体制的稳定。从实践看，梅德韦杰夫的4年削弱了普京个人权威，保守派内部的争斗加剧，而且累积了矛盾，让它“浓缩”于2012～2016年这4年间爆发，从而加大了普京政治保守化的程度。

　　当然，即便没有“二人转”，普京权力体系也会因为国家的衰弱而内斗加剧，仍会处于不稳定状态。只是，借助于“二人转”，俄罗斯权力体系传统中的不稳定状态格外凸显了出来，这也就为判断其日后发展提供了某种思考路径。

　　至于俄罗斯国家框架中的薄弱点，它显然已不像1917和1991年那样体现为大量的民族问题，而是民族、宗教、贫富差距、基础设施缺乏等多重问题。很难说当权力体系出现危机之际，哪个问题会被权力精英们加以利用，但俄罗斯历史戏码再次重复则有较大可能。

　　(相关简介：方亮，国际问题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