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亚太是中美战略安全矛盾的汇聚地

　　一般地说，中美战略安全关系包括两个层面，即全球层面和地区(主要是亚太地区)层面。相比较而言，在全球层面，中美尚能保持合作并有发展，双方的主要分歧和对抗是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前段时间突出的是围绕南海岛礁的争端。特朗普入主白宫后还会出现新的热点,包括朝鲜半岛、台湾海峡等都有可能。所以，努力消除或控制两国在涉及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各种矛盾，防止对抗的扩大和升级，已经成为处理双边关系的一类常态。

　　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领域的关系总的看是消极的，而且对抗性因素还在上升。双方在有关问题上的矛盾尖锐化，表面上看是起因于一些涉及主权、领土纠纷等等的具体分歧，而且短期内无法找到解决方案。从历史演变和更深层次看，这种情况反映了双方对地区安全秩序的认知和期待等存在明显的差异。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在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提出“基于规则的秩序”，以及欧盟在对华政策文件中使用相同的概念，反映了美方及其盟国对亚太安全局势紧张的根源的看法和对未来安全安排的主张。即便今后这句话消失了，其意涵还会以其他形式反复出现并被强调。中方也有对亚太安全秩序的解释和期待，其中一些内容见诸报端，这里不赘述。可以说中美在亚太安全领域之争在本质上是地区安全秩序之争，这是双方互视对方为“麻烦制造者”的根本原因。

　　二、二战后70年亚太安全秩序的演变

　　二战后70年的亚太安全秩序发生过巨大的变化，这既同冷战的蔓延和冷战体系的解体有关，也受到地区国际关系进程的特殊影响。这个变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持续到1970年代中美和解。这个时期亚太安全秩序的特性就是对抗,先是在冷战国际体系中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主要表现为中美之间的激烈对抗;之后是中国与美国及其军事同盟的对抗，同时也有美国和中国分别与苏联的尖锐对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这期间，亚太地区先后发生了二战后两场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即持续3年的朝鲜战争和持续10年的越南战争，中美两国都直接或间接地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第二个阶段从1970年代的中美和解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个时期逐步形成的新安全秩序的主要特点是合作，其中至关重要的是中美实现了历史性和解并建立了战略合作。与亚太形成新的安全秩序同时发生的，是这个地区迄今为止持续了将近40年的发展与繁荣。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都依托地区的稳定、和平与繁荣而获得或快或慢的发展。其中中国的快速发展尤为耀眼，美国以及其他地区的许多国家也从中受益。

　　三、亚太安全秩序的现状

　　从1970年代开始持续至今的将近40年的亚太安全秩序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它们是维持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基本因素。

　　1、中美战略合作。中美虽然不是盟友，但在1980年代曾经建立过特殊的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历史学界的研究，两国在某些领域合作的内容和质量甚至超过美国与其盟国之间，所以也被称为“心照不宣的同盟”。

　　冷战结束后，中美“心照不宣的同盟”也就基本结束了，两国开始不断磨合并寻求维持合作关系的基础。两国领导人先后分别提出过几种重新定义双方关系的建议，包括“战略伙伴”、“合作伙伴”、“利益攸关方”、“新型大国关系”，等等。不论这些建议是否被接受，它们都反映了两国领导层希望继续合作、避免对抗的意愿。

　　现在，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地区中最令人担忧的不确定因素。中美之间、或中国与美国的盟国之间等，有可能因某些矛盾而出现对抗，甚至引发军事冲突。如果中美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亚太安全秩序就会再次转为对抗性的。

　　2、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这是亚太地区安全架构中的一个客观存在，它包括了美日军事同盟、美韩军事同盟、美菲军事同盟、美泰军事同盟，相关的还有美澳同盟，等等。

　　这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军事同盟体系对于中国来说，含义是很复杂的。它是冷战的产物，在1950年代建立起来时，主要目的就是在亚太地区遏制苏联和中国，而且针对中国是更为直接的。但是，1979年中美建交前后，中国和这个同盟体系中的所有国家先后建立起友好的或基本正常的关系;这个同盟体系也逐步成为中国维护自己国家的安全利益和亚太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借助力量，是中国处理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合作者。

　　现在情况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方面，中国同这个同盟体系中的每个国家继续维持正常甚或友好的关系，而且这个同盟体系涉及到本地区如此多的国家和领域，它仍然有维持地区稳定的作用，特别是有一些领域是中国的影响力达不到或还不够大的。另一方面，这个同盟体系的确仍然含有针对中国的内容，尤其是这方面的作用还有上升的趋势。中国未来还会根据变化的安全形势，不断重新定义和评价这个同盟体系，其结果肯定会影响到地区安全秩序。

　　3、多边、双边安全机制。它包括一些双边、多边的安全论坛、对话机制，等等。例如朝鲜半岛六方会谈，就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而言，它没有达到目的，但在控制朝鲜半岛危机和降低紧张局势等功能性方面，还是有作用的。还有如中日韩三边对话、美日韩安全对话、美国主导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和中国主导的香山论坛、中美俄日机制、东盟10 +3，等等。这些机制与中美战略关系、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等的实质性作用不能相比，但在预防性外交的领域还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断交流和讨论，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本地区已经发生或者潜在的紧张和危机，使各方能有各种平台来共同分析问题或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

　　不论各方作何评价，客观上正是受益于1970年代以来形成的上述安全秩序，亚太地区才得以保持了近40年的基本稳定和和平，这是地区同时出现的长时期发展与繁荣的不缺少的保障。

　　四、维持亚太安全的底线共识

　　沿历史脉络看，上述亚太安全秩序能够长期持续并起到维持地区稳定与和平的作用，中美关系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之前的中美对抗，导致了该地区的各种安全安排的对抗性;后来的中美合作，使地区总体上处于稳定与和平状态;近年来地区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则同中美关系中不确定因素上升直接相关。

　　中美能够合作取决于很多条件，包括战略互信、战略均势的保持、经济相互依存的提升，等等。不过一个被忽略的关键因素，是两国领导人在当年和解时达成的一些共识与理念，它们主要记载在1972年2月中美联合公报、1978年中美建交公报、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一系列历史性的文件中。其中有一条可以称之为“底线共识”，即维持中美在亚太安全事务上保持积极态势的最低限度的共识。它最早记载在1972年2月公布的“上海公报”第三条中，即中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上述共识可以说是现存亚太安全秩序得以维系、这个地区的基本和平和安全得以维持的一种核心理念，是双方付出战争和长期对抗的惨重代价后，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历史上经常出现强权因互相误读而导致的冲突和战争，中美需要非常仔细地沟通和解读对方的战略意图，避免将一些具体的矛盾和分歧，上升为或片面地解读为大国争夺地区霸权的斗争。只要能维持“不争霸”这个底线，现存亚太安全秩序就不至于解体，继续维持亚太的稳定与和平还是有希望的。如果这个底线共识被击穿，这个地区一定会天下大乱。

　　一、亚太是中美战略安全矛盾的汇聚地

　　一般地说，中美战略安全关系包括两个层面，即全球层面和地区(主要是亚太地区)层面。相比较而言，在全球层面，中美尚能保持合作并有发展，双方的主要分歧和对抗是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前段时间突出的是围绕南海岛礁的争端。特朗普入主白宫后还会出现新的热点,包括朝鲜半岛、台湾海峡等都有可能。所以，努力消除或控制两国在涉及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各种矛盾，防止对抗的扩大和升级，已经成为处理双边关系的一类常态。

　　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领域的关系总的看是消极的，而且对抗性因素还在上升。双方在有关问题上的矛盾尖锐化，表面上看是起因于一些涉及主权、领土纠纷等等的具体分歧，而且短期内无法找到解决方案。从历史演变和更深层次看，这种情况反映了双方对地区安全秩序的认知和期待等存在明显的差异。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在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提出“基于规则的秩序”，以及欧盟在对华政策文件中使用相同的概念，反映了美方及其盟国对亚太安全局势紧张的根源的看法和对未来安全安排的主张。即便今后这句话消失了，其意涵还会以其他形式反复出现并被强调。中方也有对亚太安全秩序的解释和期待，其中一些内容见诸报端，这里不赘述。可以说中美在亚太安全领域之争在本质上是地区安全秩序之争，这是双方互视对方为“麻烦制造者”的根本原因。

　　二、二战后70年亚太安全秩序的演变

　　二战后70年的亚太安全秩序发生过巨大的变化，这既同冷战的蔓延和冷战体系的解体有关，也受到地区国际关系进程的特殊影响。这个变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持续到1970年代中美和解。这个时期亚太安全秩序的特性就是对抗,先是在冷战国际体系中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主要表现为中美之间的激烈对抗;之后是中国与美国及其军事同盟的对抗，同时也有美国和中国分别与苏联的尖锐对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这期间，亚太地区先后发生了二战后两场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即持续3年的朝鲜战争和持续10年的越南战争，中美两国都直接或间接地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第二个阶段从1970年代的中美和解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个时期逐步形成的新安全秩序的主要特点是合作，其中至关重要的是中美实现了历史性和解并建立了战略合作。与亚太形成新的安全秩序同时发生的，是这个地区迄今为止持续了将近40年的发展与繁荣。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都依托地区的稳定、和平与繁荣而获得或快或慢的发展。其中中国的快速发展尤为耀眼，美国以及其他地区的许多国家也从中受益。

　　三、亚太安全秩序的现状

　　从1970年代开始持续至今的将近40年的亚太安全秩序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它们是维持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基本因素。

　　1、中美战略合作。中美虽然不是盟友，但在1980年代曾经建立过特殊的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历史学界的研究，两国在某些领域合作的内容和质量甚至超过美国与其盟国之间，所以也被称为“心照不宣的同盟”。

　　冷战结束后，中美“心照不宣的同盟”也就基本结束了，两国开始不断磨合并寻求维持合作关系的基础。两国领导人先后分别提出过几种重新定义双方关系的建议，包括“战略伙伴”、“合作伙伴”、“利益攸关方”、“新型大国关系”，等等。不论这些建议是否被接受，它们都反映了两国领导层希望继续合作、避免对抗的意愿。

　　现在，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地区中最令人担忧的不确定因素。中美之间、或中国与美国的盟国之间等，有可能因某些矛盾而出现对抗，甚至引发军事冲突。如果中美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亚太安全秩序就会再次转为对抗性的。

　　2、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这是亚太地区安全架构中的一个客观存在，它包括了美日军事同盟、美韩军事同盟、美菲军事同盟、美泰军事同盟，相关的还有美澳同盟，等等。

　　这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军事同盟体系对于中国来说，含义是很复杂的。它是冷战的产物，在1950年代建立起来时，主要目的就是在亚太地区遏制苏联和中国，而且针对中国是更为直接的。但是，1979年中美建交前后，中国和这个同盟体系中的所有国家先后建立起友好的或基本正常的关系;这个同盟体系也逐步成为中国维护自己国家的安全利益和亚太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借助力量，是中国处理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合作者。

　　现在情况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方面，中国同这个同盟体系中的每个国家继续维持正常甚或友好的关系，而且这个同盟体系涉及到本地区如此多的国家和领域，它仍然有维持地区稳定的作用，特别是有一些领域是中国的影响力达不到或还不够大的。另一方面，这个同盟体系的确仍然含有针对中国的内容，尤其是这方面的作用还有上升的趋势。中国未来还会根据变化的安全形势，不断重新定义和评价这个同盟体系，其结果肯定会影响到地区安全秩序。

　　3、多边、双边安全机制。它包括一些双边、多边的安全论坛、对话机制，等等。例如朝鲜半岛六方会谈，就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而言，它没有达到目的，但在控制朝鲜半岛危机和降低紧张局势等功能性方面，还是有作用的。还有如中日韩三边对话、美日韩安全对话、美国主导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和中国主导的香山论坛、中美俄日机制、东盟10 +3，等等。这些机制与中美战略关系、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等的实质性作用不能相比，但在预防性外交的领域还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断交流和讨论，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本地区已经发生或者潜在的紧张和危机，使各方能有各种平台来共同分析问题或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

　　不论各方作何评价，客观上正是受益于1970年代以来形成的上述安全秩序，亚太地区才得以保持了近40年的基本稳定和和平，这是地区同时出现的长时期发展与繁荣的不缺少的保障。

　　四、维持亚太安全的底线共识

　　沿历史脉络看，上述亚太安全秩序能够长期持续并起到维持地区稳定与和平的作用，中美关系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之前的中美对抗，导致了该地区的各种安全安排的对抗性;后来的中美合作，使地区总体上处于稳定与和平状态;近年来地区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则同中美关系中不确定因素上升直接相关。

　　中美能够合作取决于很多条件，包括战略互信、战略均势的保持、经济相互依存的提升，等等。不过一个被忽略的关键因素，是两国领导人在当年和解时达成的一些共识与理念，它们主要记载在1972年2月中美联合公报、1978年中美建交公报、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一系列历史性的文件中。其中有一条可以称之为“底线共识”，即维持中美在亚太安全事务上保持积极态势的最低限度的共识。它最早记载在1972年2月公布的“上海公报”第三条中，即中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上述共识可以说是现存亚太安全秩序得以维系、这个地区的基本和平和安全得以维持的一种核心理念，是双方付出战争和长期对抗的惨重代价后，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历史上经常出现强权因互相误读而导致的冲突和战争，中美需要非常仔细地沟通和解读对方的战略意图，避免将一些具体的矛盾和分歧，上升为或片面地解读为大国争夺地区霸权的斗争。只要能维持“不争霸”这个底线，现存亚太安全秩序就不至于解体，继续维持亚太的稳定与和平还是有希望的。如果这个底线共识被击穿，这个地区一定会天下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