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显飞说：“我看见垃圾堆在那里，就决定要回收它来赚钱。”2007年，毫无经验的两夫妇建立了上埃及区第一个塑料瓶回收装置。在艾斯尤特这块西部沙漠地区，他们的小工厂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型产业园区。现在，它有30名员工，每天处理约4吨塑料。夫妇俩将处理过的废料卖给在开罗的中国人，让他们去生产毛线。毛线随后被卖给在埃及的服装制造商，包括一些中国人。一个在艾斯尤特路边被丢弃的塑料瓶，很有可能会经过中国人的三重工序，以内衣的形式重新返回艾斯尤特的市场，由中国人卖给当地居民。

　　他告诉我，他们工厂每年可以赚5-20万美元。他们的成功让艾斯尤特的一个埃及商人眼红，他今年年初自己开了一家回收厂，并挖走了林显飞的一些技工。但林显飞夫妇的生意仍然很兴旺，虽然他们现在还住在工厂楼上机器轰鸣的小公寓里。林显飞已经五十好几了，但看起来像六十多岁，眼神疲惫，和很多中国商人一样，他经常和手下在一起吃一些难消化的东西，所以肠胃也不大好。他很少谈及当地文化，但有一次我漫不经心地问他，埃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他斩钉截铁的回答着实让我震惊。

　　“男女不平等。”他毫不犹豫地说。“女人就呆在家里睡觉。埃及想发展，就得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大革命之后就是这么干的。这样纯粹是辱没人才。看看我家人—你也知道我老婆的能力。没她我们这个工厂开不下去的。我的女儿也帮忙管这个厂。埃及女人才不会这样。”

　　几个月后，我又去了一趟艾斯尤特。陈彩梅在经营工厂，林显飞因为肠胃问题回中国看病去了。有天下午，我站在工厂门口，看见邻村两个年轻男性送来一卡车的塑料瓶，用大麻袋装着。一个男性叫奥马尔，他告诉我五年前，在中国人开了这家工厂之后，他就开始回收垃圾了，那时他才12岁。现在他找了个卡车主合伙运送塑料，把收集塑料瓶的任务分包给了当地的孩子。奥马尔说他每天至少赚100埃及镑(约合13美元)，当地劳工平均日薪的两倍。我在和奥马尔聊天的时候，陈雪梅冲了出来，她身上穿着一件花围裙，上面用英语印着“我的玩伴”，她的脸上满是愤怒。

　　她尖叫着：“瓶子里干嘛装水!”她把几个一升的瓶子仍在奥马尔和他同伴面前，他同伴迅速躲到卡车后面去了。“你怎么这么坏!”她操着支离破碎的阿语，“阿里巴巴!你这个阿里巴巴!真气人!气死我了!瓶子不干净!不干净!”

　　一袋空瓶子下面，陈雪梅发现了一个装满水的瓶子—回收瓶子的人想让瓶子更重。她一直在喊“你这个阿里巴巴!”我这才发现她指的是《一千零一夜》里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我没听过埃及人把阿里巴巴这么用，但陈雪梅常和回收的人这么说。奥马尔躲得远远的，直到她怒气冲冲地走进门，他才走回来。

　　“我的真主啊，来辆车撞死她吧!”奥马尔说。“有一次她还冲我们扔砖头。”

　　一个叫做默罕默德·阿卜杜·拉希姆的工头说了些什么，大致意思是他在袋子里装了有水的瓶子，被扔活该。

　　“又不是我干的!”奥马尔说。“是那群毛孩儿装的!那些捡瓶子的。”

　　穆罕默德告诉我：“他装糊涂。”他告诉我，每次袋子里都装着一些别的东西，每次都会被陈雪梅和林显飞发现。没一会儿，陈雪梅穿着“我的玩伴”围裙再次出现，试图发起对阿里巴巴的第二次声讨。最后她坐下来，和收瓶子的人就一公斤的价格激烈地讨价还价。一卡车的价格最后定在了801埃及磅，也就一百多美元。陈雪梅把硬币扔在桌子上，就像丢麻将子儿一样。年轻人装模作样的翻了翻，找出一张破旧的五十块，要求换一张。

　　“穆斯林的钱!”陈雪梅喊，但还是换了。收瓶子的人刚走，她的怒气就消失了。在工厂，她似乎学会了埃及人的逢场作戏。她把头发挽成一个发髻，脸像农民一样大而粗糙，很谦虚。有一次我夸她搬到艾斯尤特这样的地方很有勇气，她立刻脸就红了，回答她只是不清楚情况而已。“我不识字，”她说。“我会写我的名字，但很丑。我一天都没上过学呢。”

　　工厂周末歇业，每周五陈雪梅和林显飞就开车去艾斯尤特找Kiki和John和两岁大的孙女。有一次我在镇上的时候，那个孩子眼皮上长了一块难看的囊肿，John让我陪他们去附近的医院帮忙翻译。医生诊断之后说是感染了，可能是因为不卫生。John说这是她女儿出生之后第一次看医生。这家人似乎并不担心在艾斯尤特的生活，但也不觉得自己很成功。林显飞夫妇说他们的工厂只是个小本生意。但我每次去看他们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想：埃及有8500万人，几十年来西方工人和几十亿外援不断涌进来，在埃及南部开第一家塑料回收中心一定是很繁荣的产业。只用雇三十个人，再花点钱请人收垃圾，也可以赚很多钱。那为什么真正这样去做的，竟然只是两个卖内衣的中国移民，一个不识字，另一个小学五年级毕业呢?

　　我认识的在埃及的中国人里，没有人打算改变这个国度。他们常常讨论他们眼中这个国家的弱点：职业道德缺失，政府体制不完善，但语气和很多西方人不同：这些中国人有一点沮丧，因为他们只想接受现状。他们也没有负罪感，反正中国也没殖民过这个地方，中国和以色列及巴勒斯坦都有来往。中国企业家常常赞赏埃及人很友善，愿意帮助陌生人，中国人常常觉得这两点品质在中国很少见。埃及爆发的革命似乎并没让他们对这个国家失望，这并不是因为阿拉伯之春带来了好结果，而只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没对这个国家心存希望。

　　2012年，穆罕默德·穆尔西被选为革命后的总统，他第一趟国事访问就去了中国。一年后，他在军事政变中下台，他的继任者阿卜杜拉·法塔赫·塞西也很快访问中国。似乎埃及领导人突然更替并未对中国政府造成任何困扰。某天晚上我在开罗遇见了一个亚洲其他国家的外交官，给她说了我在上埃及和那些内衣商打交道的经历，她回应说他们的行为和想法很像外交官。“只要是有人喜欢的东西，中国人就会卖，他们不多过问，不管你买来做什么。不管埃及是不是要选举，要镇压民众，还是要关押记者。他们不关心这些。”她继续说，“美国人觉得如果大家都变得和我一样，就不会有人攻击我。中国不然，它不希望向全世界输送它的价值观。”她滔滔不绝：“中国的策略就是建立经济合作，这样一旦哪个国家决定断开经济往来，就会两败俱伤。”

　　过去二十年里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了很多合作。傅好文在他2014年出版的《中国的第二块大陆》一书里提到，一百万中国人居住在非洲，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量是美国与非洲的两倍。根据傅好文的观察，在非洲很多地方，中国步入了殖民国资源榨取的老路，这也引得不少非洲人不满。但在埃及，情况就不一样了。埃及没什么中国需要的资源：去年，埃及对中国出口只占中国进口总额的十分之一左右，贸易逆差仍在扩大。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很少—中国仅仅是第20大投资国。据估计，在埃及的中国人总共也只有一万人左右。但埃及在中东的政治地位不容小觑，中国原油一半来自中东，更不用说中国到欧洲的贸易很多都依靠着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此外，埃及大学里共有约2000名中国留学生，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中国政府担心这些学生可能会卷入激进的宗教思潮，因此才高度关注埃及的稳定和繁荣。

　　综上所述，身在埃及的中国外交官们认为光靠实用主义的经济合作已经不够了，需要多部署些战略和原则。中国驻开罗使馆的人员数正在翻番，官员们也已经意识到美国政策在中东的失败给中国创造了可乘之机。但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打算紧接着推行他们的价值观和共同使命感。“老实说，我觉得就连中国人都不知道他们追求的意识形态到底是啥样。”那位亚洲外交官告诉我。即使中国想给别国灌输一些思想，他们也缺乏像日韩等邻国所具备的软实力工具，做到像西方政府那样把自己的文化发扬光大。在开罗，中国人办了一所孔子学院，本想推崇汉语和中国的价值观，但规模甚小，而且埃及的宗教机构也对此很反感。

　　中国没有一个明确的策略，那只好学习邓小平时代，依靠本能来决策：“不知道干嘛的时候，就建工厂吧”。沙漠上，离红海和苏伊士运河交汇处不远处有个地方叫埃因苏赫纳，这里一家中国国企泰达建了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合作区的口号是“合作让世界更精彩”，一块六平方公里未经开发的沙漠被宽广的街道划分为了规整的小方格。它周围都是荒地，和最近的小城苏伊士都相隔一个小时的距离，但合作区里有天津路，重庆路和上海路。员工宿舍也建好了，还有堆积空集装箱的空地，明晃晃的颜色几里之外都能一眼看见，就像在阳光下融化的积木。园区里有一家中国餐馆，一个中国市集，还有一个理发师。中国人对发型很在意，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即使是红海边上的沙漠里，都必然会有理发师一席之地。

　　这里看起来就像是中国的哪个小地方建起来的合作区。事实上，这种合作区正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世界：今年早期中国政府宣布它打算在50个国家建180个经济合作区。政府想鼓励国内产业走出去，部分原因是国内自然资源日益减少。泰达经济区给企业家们的房租和物业费提供补贴，现在已经有超过50家企业入驻。大部分企业是中国的小公司，一些企业家之前就是内衣商。但基本上我见过的每一个中国老板都在抱怨同样的问题：找不到好员工，尤其是女员工。

　　徐鑫(音)开了一家手机厂，他很直率地告诉我：“我没法招男员工。”徐鑫在国内的摩托罗拉工作了很多年，然后去到埃及，希望给当地市场带去便宜的手机。“这项工作需要严格的纪律，”他说，“一部手机有100多个部件，出了一处差错，手机就用不了了。埃及男人很好动的，他们喜欢走来走去，没法专注。”他本来想招女性，但很快发现他只能找得到未婚女性，而且流动性很高。一旦有人订婚或结婚，她们就会辞职。而且，埃及姑娘们不能住宿舍，因为文化约束，她们晚上不能离开父母。女员工出入苏伊士需要车接送，工作日每天要多花三个多小时。这样，无法在装配线上安排多岗轮值的徐鑫不得不在一年之后关闭了工厂。

　　其他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王伟强(音)之前在华东地区制造沙特和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人穿的白色头巾。十多年之后，他决定把业务拓展到埃及。“这里有优质埃及棉，”他说，“我有先进的设备，我给埃及的工厂投资了一百多万美元。但这两年我亏了很多钱。就是员工状态的问题。工厂要24小时不间断的，一天不止一班。在埃及，因为女性晚上不能在外面，我们只能招男员工，但男员工真的很懒。”他继续道：“90%的男性申请都被我拒绝了。我现在只招女性。她们很负责，但她们只能白天上班。”所以为了更好利用白天短暂的工作时间，他想加大机械化程度。“我都快疯了。”他说。

　　中国经济刚腾飞的时候，老板都喜欢招女孩子，她们要求的工资低，也更听话。但很快人们发现，这些生活在具有性别歧视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其实比男性更有干劲。慢慢地，女性的角色和形象都开始改变了。尽管在上层社会中还是有很明显的性别差距—中国公司的董事会和政府权力机构里，女性成员严重不足。但女性在工薪阶层撑起了一片天，而且现在要生女儿是农村很多人的想法，这在过去是没法想象的。

　　埃及同样也存在性别歧视，所以女性工作起来也可以比男性积极得多，但在埃及，这种歧视的传统太过根深蒂固。2013年十二月，泰达宣布将经济合作区的规模扩至原来的两倍，但问题是现在的合作区只用了六分之一，上哪再去找那么多员工呢?这块合作区没有中国工业重镇的那种机器轰鸣声，看起来毫无生机。尤其是晚上，没有值夜班的机器嘈杂声，没有穿制服的年轻员工的嬉笑声。工业园区的周边只有黄沙飞舞在空荡的街道上。我曾经数过，一条街上有232盏街灯是黑的。埃及沙漠里有很多华而不实的东西，当代的，古代的，但泰达合作区可能是其中最怪的项目之一：一座迷失在撒哈拉沙漠里的中国工业镇，原有的宏伟壮志却败给了没法让女性走出家门的现实。

　　在埃因苏赫纳，我认识了一个叫吴志成(音)的年轻老板，他制造便宜的塑料餐具销往埃及市场。他工厂装配线上约有20名女性，虽然人员流动很快—员工呆几个月就要回家订婚结婚。之前吴志成的工厂开在中国，但他发现农村来的女孩去他厂里工作都是为了逃离家人和家乡。来到工厂之后，她们融入了工厂和宿舍的新集体，这个时候她们就进一步想独立，想成功。但吴志成说，埃及女性不一样。“她们并不想逃离什么，她们只是为了赚钱。”

　　他工厂里一些女员工在攒钱购置内衣等物品，这样就可以结婚。“我本来今年要结婚的，” Soad Abdel Hamid，一位在装配线上操作塑料冲床的24岁女孩儿告诉我，“但今年似乎结不成了，因为我还没买齐要的东西。”她说，因为购置不齐东西就延后甚至取消婚约是常有的事。她打算婚后就辞职，这也是该厂员工的普遍想法，只有两人例外。

　　但即使是这两位例外，也不算是背离了传统价值观。其中一位是五十来岁的Fatma Mohammed Mahmoud，她是厂里唯一一名已婚女性。她说她想离婚已经好几年了，但她丈夫不想给赡养费，所以不同意离婚。2000年之后，埃及女性有权申请离婚，但Fatma决定放弃这个权利。“我的兄弟姐妹都让我不要离，因为这不符合我们的传统。我们来自上埃及，这里还是很保守的。”她说。Fatma的同事中，只有一名也坚持婚后要继续工作，她叫Esma。之前她在苏伊士她家附近的工厂有一份更好的工作，打理存货，她的未婚夫也在那工作。但后来他们分手了，Esma的父亲逼她辞职，因为和前未婚夫在一个地方工作不合适。“在埃及，父母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听。”她告诉我。所以现在她每天坐公车，通勤四小时，工资没有之前高，前景也没有之前好。

　　吴志成对埃及女员工的评价很简单：如果她们不想逃离旧生活的纠缠，她们的生活就不太可能有什么根本的改变。他对埃及的看法也同理。“如果埃及没有推翻穆巴拉克，可能情况会好一点。”他告诉我。中国企业家基本都这么认为，但对于我这样一个西方人来说，他们的观点就太悲观了。毕竟我觉得每一个旁观者都希望埃及改革。

　　某种意义上可能中国人看得更准。因为他们对埃及的评价是基于它的实然，而不是出于自己脑海里的“应然”。2011年埃及革命的时候，西方人相信他们所见的是社会运动轰轰烈烈的崛起，但中国人却认为那是弱国的衰落。对中国企业家来说，他们只是来做生意，来和本地人打交道，因而他们对全国政治运动或宗教并不感兴趣。他们很少谈政治，谈穆兄会，但他们常常谈论女性的地位，因为这对在埃及做生意至关重要。同样是埃及这种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内衣商贩等中国人找到了利用它赚钱的好办法，但另外一些中国企业家却因为开工厂时忽略了它而亏本。从中国人的角度说，埃及最基本的问题不是政治，不是宗教，也不是军国主义，而是家庭：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孩子。阿拉伯之春后的埃及家庭关系没有丝毫改变，对中国商人来说，只要革命没改变家庭关系，谈它又有什么用呢。

　　去年年末，中国人突然决定在工厂区建四个游乐园。在国际钻井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对面，泰达建了一个恐龙世界。里面有暴龙，跃龙等恐龙的电动大模型，虽然这是史前主题，但还是混入了一些不合时宜的项目：海盗船，太空船和快乐青蛙装饰的空中缆车。一些园区内的企业家猜测可能是中国某些游乐园的设备做多了用不完，所以运到这里吧。负责泰达这个园区的领导不想公开接受采访，但一名员工告诉我公司想提高知名度，吸引更多员工来厂工作。“这样，人们就会来这里，就可以了解这个经济合作区了。”他言语里充满了希望。

　　三月最后一个周末，泰达邀请园区里所有人免费试玩公园里的娱乐设施。那天很热，风大，空气中飘着沙尘，大部分人不愿去水上世界玩，尽管它就建在只住满一半的员工宿舍的旁边。另外两个是糖果世界和机器世界，机器世界的卡丁车和碰碰车尤其受工厂老板的欢迎。做塑料餐具的吴志成，做沙特头巾的王伟强和先前卖内衣、现在做毛线的张冰华都在玩这两个项目。泰达的一些高层也来了，统一穿着深色西装，坐在为儿童设计的车上，膝盖顶着方向盘。这些干部很多都来自天津。这些中国人开碰碰车乱撞，在卡丁车轨道上绕圈，玩完了一轮排队再玩一轮。机器世界的内部被彻底改造了，没人看得出这个两层的楼房之前是一家手机工厂，因为缺乏女员工而倒闭了。街对面，电动的恐龙都活动起来。它们下颌张开露出尖牙，内置的扬声器发出低沉的轰鸣声，爪子也一断一续地舞动，仿佛在震惊自己竟出现在沙漠中央。

　　作者简介

　　何伟(Peter Hessler)

　　1996年以和平组织英语教师的身份来到中国，在中国待了十多年，历任《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纽约客》记者。其中国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基于作者自身的经历，向读者介绍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其中《甲骨文》因为内容敏感，未出版中译本。他的妻子是美籍华裔记者张彤禾，她的《打工女孩》描写了深圳工厂中打工的农村女工，引起媒体关注。2011年后两人前往埃及，在那里进行报道和写作。

　　(编译/eve & 荆棘伊甸)

　　艾斯尤特城坐落在上埃及中部，尼罗河在这里划出了一条新月形弧线，河西岸有一所大学、一座火车站，人口约四十万，还有三间中国移民经营的小店，向当地人出售情趣内衣。店不难找，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在城关处打了一辆的士，问司机这城里有没有中国人，他毫不犹豫地开着车沿着尼罗河一直开，穿过一连串巷道，然后指着一个路标让我看，上面用阿拉伯文写着“中国内衣”。还有两家店叫中国之星(China Star)和诺玛中国(Noma China)，相隔不到一个街区。三家店主都是中国东南部的浙江人，卖的货物也差不多：价格便宜，色彩斑斓，华而不实。有露臀连裤紧身衣，露出一边胸部的睡衣，羽毛装饰的丁字裤，还有一件透视装，上面装点着一串塑料做的“金”币。内衣的牌子有Laugh Girl (笑姑娘)、Shady Tex Lingerie (珊迪特内衣) 、Hot Love Italy Design (热恋意大利设计)和Sexy Fashion Reticulation Alluring (性感时尚网状诱惑)。

　　上埃及是埃及最保守的地区。在这里，几乎所有的穆斯林女性都戴头巾，穿尼卡布这种从头到脚裹个严严实实、只露出眼睛的全黑罩袍的也不少。多数城镇里谈不上什么旅游业，也没什么工业;艾斯尤特是埃及最穷的省。除了小群叙利亚人偶尔带着流动市集经过，外国人根本想都不想来这里做生意。可中国内衣小商贩却在整个地区都随处可见。贝尼苏韦夫有一处叫做叙利亚集市的露天卖场，里头全是叙利亚人在叫卖廉价服饰，竟然还有两个中国内衣小贩楞插在里面。往南是小城明尼亚，当地一家商场专辟了一个角落卖中国内衣，商场门口就贴着一句古兰经箴言，劝人勿生嫉妒之心。在偏远的马拉威，一对中国夫妇做丁字内衣和长款睡衣生意，马路对面就是马拉威博物馆的废墟。就在中国人来之前不久，刚有一群伊斯兰暴徒来这大肆劫掠，付之一炬。

　　我数了一下，方圆三百英里竟然就有26个中国内衣小商贩：索哈杰4个，艾斯尤特12个， 马拉威2个，明尼亚6个，还有2个在贝尼苏韦夫。就像大型猫科动物划分领地一样，小商贩分布也有规律。尼罗河谷地带，每30-50英里就有一些中国人卖内衣，相隔距离根据当地人口而不一。开罗人多，小贩可以多达几十个。董伟平(音)在开罗开了一间内衣厂，他告诉我他有40多名亲戚在埃及，专卖他产的内衣。剩下的中国人给埃及人开的无数内衣店供货。对中国小贩来说，这就是他们在埃及立足的敲门砖。他们的时间概念甚至也是围绕着卖内衣。白天开张晚，黑夜总太短，春节没盼头，斋月日落之后才是生意兴隆之时。冬天好过夏天，母亲节就是内衣节，但再好也好不过情人节。所以今年情人节，我就告别妻子驱车四小时来到艾斯尤特，专程围观人们蜂拥在中国之星买内衣，一直持续到快午夜的盛况。

　　中国之星紧挨着伊本·哈塔卜清真寺，日落祷告的钟刚敲响第一声，就有一名伊斯兰教长走进这家店。他身材高胖，五官黝黑分明，鲜艳的蓝色头巾(在当地叫做盖拉布衣)理得很整齐，还披着一条沉重的丝绸披肩。他身后跟着两个穿尼卡布的女人。他走到店门口就停下，让她们进去在层层叠叠的货柜间搜寻。女人偶尔拿起一件衣服，站在门口的教长就挥挥手，给出他的意见。

　　一年当中只有那么几天，绝大部分来到中国之星的顾客是男性，情人节就是其中一天。一般都是女性来店购买一些轻便塑形的裙子，中国小贩说它们风格“随意“。上埃及没有女性会在公共场合穿这些裙子，只在家里穿。这也是埃及服装业赚钱的一个原因：女性都需要两个衣橱，一个装公共场合穿的衣服，一个装私人场合穿的衣服。而且她们还常常需要第三个衣橱，装性感的衣服。这两个穿着尼卡布的女人很快找到了让教长满意的两件衣服，成套的丁字裤，又短又透的睡裙，一件红色，一件蓝色。

　　教长开始讨价还价。这家店的主人叫陈雅莹(音)，她和丈夫刘军(音)一起经营这家店。在埃及，别人叫他们Kiki和John。夫妻两个都不高，Kiki才到教长的胸膛。她24岁了，但看起来却像个学生妹，戴着方框眼睛，扎着宽松的马尾。“这是中国货!”她举着衣服，操着带浓厚口音的阿拉伯语争论道：“质量可好了!”她已经把总价降到160埃及镑了，相当于20多美元，但教长只愿意出150。

　　我并不清楚教长和那两个女人是什么关系。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是给宗教基金部管理清真寺的。我提到情人节的时候他一点儿也不生气—一些虔诚的穆斯林并不支持这个节日。但我不知道如何开口问那两个女人的情况。在上埃及，径直开口向一个男人询问他婚姻状况并不妥当，更别说他妻子还穿着尼卡布。所有让妻子穿成这样的男人都说是为了避免别的男人对她产生什么遐想。但身为西方人，我倒觉得这适得其反。她多大了?脸上什么表情?我都不知道，自然就会开始胡思乱想嘛。她俩都是教长的妻子么?她们是一人穿红色，一人穿蓝色，要庆祝情人节么?

　　教长和Kiki还在为十埃镑争论不休的时候，祷告的第二次钟声响起了。他把钱给Kiki，说“我得走了，我是教长，得祈祷了!”但Kiki把钱轻甩在他的胳膊上，坚定地说：“再给十块!”教长惊得睁大了眼，动作夸张地面朝麦加，闭上眼睛，摆出了祈祷的手势。就在内衣店里，他开始诵经：“伟大荣耀的真主啊…”

　　“行行行!”Kiki边说边匆匆转向其他顾客。教长满意地笑着离开了，两个女人紧随其后。后来，Kiki告诉我，她觉得其中一个女人是教长的母亲。对我而言，故事性质立刻变了，但一样有趣。但Kiki已不想多说，交易达成的时候，她就对这事失去兴趣了。

　　中国小贩很少去猜测埃及顾客的身份，就算是常客。Kiki告诉我，一些本地女人每个月会来两三次，一次买一百多套睡衣和裤子。所以中国之星每两个月更新一次库存。我追问店主为什么在埃及内衣这么火，他们常常回答，因为埃及男人喜欢性，对公共场合的着装又有诸多限制。艾斯尤特另外一名店主陈欢台(音)告诉我：“如果总是不能好好打扮自己，会感觉很压抑的。每次出门都要裹那么多衣服，自然就希望在家的时候可以穿得美一点。”

　　但大部分店主对这些话题并不感兴趣。他们很少有人受过良好教育，也并不觉得自己肩负着文化交流的使命。他们对宗教一无所知，毫不了解各个派别的观点，只依据自己的直观经验判断派别：“那些身上有十字的，是穆斯林么?”一个中国小贩这么问我。他在明尼亚住了四年，那里的派系冲突特别严重，好几个科普特基督教堂都被暴徒用燃烧弹烧毁了。有一次我们聊天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以为戴头巾的女人和穿尼卡布的女人属于不同的宗教。也情有可原：那个小贩看到他们的服装和行为都不同，所以觉得他们信仰不同。你告诉他这些人都属于“伊斯兰教”他也听不懂。一般说来，中国小贩都喜欢埃及穆斯林，而不是基督徒，一方面是因为穆斯林回头客更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更好说话。科普特基督徒属于比较精明的少数群体，他们是出了名的会砍价。小贩在乎的也就是这些，宗教对他们来说也就是为了生意服务。

　　一开始我很好奇，他们对周遭文化如此淡漠，怎么能做好生意。有中国人的地方，最穷的当属马拉威。一个叫叶达(音)的小贩邀我去他破旧的家里吃午饭，却发现他从屠夫那里错买了骆驼肉。就在2013年8月，他和他妻子搬来前不久，马拉威因政治原因发生了上埃及最严重的此类暴力事件，18人死亡。他们夫妇俩家里只有一本中文书—《你是自己最好的医生》。他们几乎不会说阿拉伯语或英语，也没有中阿词典，“三百句”或语法书。事实上我就没见到哪个中国小贩有这些东西。阿语和普通话不一样，它有词性的变化，而小贩说的阿语只是鹦鹉学舌，主要是从女顾客那里听来的。我甚至都觉得他们说的阿语也算是一种方言了，内衣贩子专用方言，而一群中国男人用着女性才用的语法说话也是为了方便套近乎。

　　内衣方言里，很重要的一句话是：“我有大码。”中国小贩常说这句话。埃及人长得比较壮，又喜欢幽默，富有魅力，就像那个教长一样。正相反，身材矮小不苟言笑的中国人不喜欢成为注意力焦点。双方的差异恰恰促成了内衣的买卖。中国店主矮小，无知，更无所谓，这些特点都让埃及顾客倍感放松。

　　这些店经常雇一些本地姑娘来帮忙。她们很少和店主交流，但却对店主特别忠诚。在上埃及，很少有女性出来工作。一些来店里帮手的姑娘就显得有些叛逆。Kiki和John请了一个叫 Rahma Medhat的18岁女孩来帮忙，她虽然戴头巾，但两手都有纹身，还有一个骷髅纹身。她是在一个科普特教堂纹的。

　　埃及的基督徒一般都会在右手或手腕上纹一个十字，而通常镇上只有教堂才有纹身枪。对穆斯林来说，去基督教堂纹身就显得更为出格了。Rahma告诉我她的父母都气坏了，她说的时候藏不住脸上的得意。他们也不赞成她在内衣店工作，她顶替的那个姑娘因为家庭原因辞职了。John说具体情况他也不知道，他只注意到那个女孩儿脸上胳膊上有淤青，还有一天她父亲来了，在中国之星门口路边当众打了她。

　　不过，大部分来工作的女孩儿都是生计所迫。在明尼亚的中国内衣角，一个叫做Rasha Abdel Rahman 的27岁女性告诉我，她差不多十年前就开始工作，因为一次车祸里她母亲丧生，父亲残废。Rasha有四个姐妹，现在她已经赚钱帮三个姐妹出嫁了。之前她为另一个中国店主工作，她告诉我她不会给埃及人干活儿，因为她觉得中国人坦诚直率，又不喜欢嚼舌根儿，她说：“他们会保守秘密”。

　　Rasha告诉我当地人卖内衣卖得不如中国人好。在翻译的帮助下，她告诉我：“我也不知怎么形容，中国做生意就是看一眼商品，交给女顾客，就完了。但埃及人会看一眼商品，看一眼女人，然后取笑一番。”Rasha很喜欢她之前的中国老板，她说：“他卖货的时候不会想别的。你买东西的时候，能猜到卖家的想法。中国店主脑子里不会去乱想女顾客的裸体。”

　　小贩方言里还有一个重要词汇：arusa，“新娘”的意思。这些中国小贩把它念成“alusa”，而且频繁使用它。在开罗很多街区，总有走街串巷的中国小贩举着裙子和内衣，大声吆喝“alusa!alusa!”在中国人开的内衣店里，店主用alusa来称呼所有的潜在客户。对当地人来说，这是马屁，也略好笑：“美丽的新娘子啊!新娘子，瞧这里，要啥?”

　　情人节当天，在教长走之后不久，来了一位真正的新娘。她19岁，今年很快就要结婚了。她的未婚夫，妈妈和16岁的弟弟陪她来的。Kiki开始从货架上给她挑选商品：“alusa，你想要这个么?”她手里的盒子上印着“春之蝶少女袜”。新娘子先看了看，交给未婚夫，又给母亲，最后递给她小弟。盒子上前后各有一幅照片，一个欧洲人模样的模特脚踩站在皮革封面的书架前，由肩及脚踝的紧身衣，一条丁字裤，表情空洞。小弟看了很久，把它放在一堆准购商品里。

　　在埃及，想结婚的男人需要买一套房和家具，新娘购置小家电，厨房用具和衣服，包括内衣。2009年中国与埃及签订贸易协议后，从中国进口衣服容易多了，内衣市场在埃及突然兴起，埃及各大城市纷纷涌现了各种内衣店。董伟平(音)是开罗几大内衣经销商之一，他告诉我，除了他在埃及的工厂自己生产，他每年还要从中国进口十集装箱的女性内衣。在中国之星，新娘和她的家人逛了一个多小时，买了25套睡衣裤套装，十件内衣，十条胸罩，一条长袜。母亲付了约合360美元，她还告诉我，婚礼前她还得进行两三次采购。Kiki挑出一件睡衣的时候，全家都开始鼓掌，她问：“你们觉得怎么样?”她举着一件透明上装，和一件粉色的丁字裤。未婚夫说：“赞美真主，太美了!”他在艾斯尤特当律师，新娘在大学学法律。她穿着一条变形的牛仔裤，沉重的绿外套，但谈吐文雅，也很美丽。她的头巾围得比较保守，紧紧地包裹住下颌。

　　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典型的省城中产家庭，这次购物行也非常自然。真要说哪里奇怪的话，就是全程气氛太过轻松愉快，新娘子一点儿也不尴尬。我确信就算是最潇洒自信的美国女性，如果要和未婚夫，母亲和未成年的弟弟一起买内衣的话，也会感觉到一丝尴尬。更何况旁边还有两个中国店主，一个帮工和一个外国记者。但我在上埃及其他店也看过类似的场景，新娘身边总有亲友陪着，这种购物行似乎并不能够给他们太多对性的联想。

　　值得关注的是埃及新娘的地位。中国店主告诉我，埃及女性买这些内衣是因为他们晚上会给她们的丈夫跳舞。我猜他们应该是看多了跳肚皮舞的电影才会这么说，而不是真知道些什么。但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猜测可能也成立。我每次看新娘和亲友在买内衣的时候，都觉得这个新娘正在架上展览，并准备好要进行角色的转换。在中国之星，我问新娘的母亲，新娘在结婚之后要不要成为一名律师，她回答说：“当然不了!她不用工作。”她骄傲的语气像极了埃及男人们，他们告诉我她们的妻子每天都呆在家里。埃及人说的阿语里，arusa的另外一个意思是“娃娃”，孩子用这个词描述他们玩的换装娃娃。

　　Kiki的父母林显飞(音)和陈彩梅(音)最早到艾斯尤特谋生的中国人。林显飞在浙江一个半英亩的农田长大，因为家里穷所以读完五年级就辍学了。90年代，他在北京卖衣服小赚一笔，2001年，他听说有些同乡到埃及去碰运气，于是他研究了地图，决定去艾斯尤特，因为他以为那里是上埃及区人最多的地方。(实际上卢克索的人要多一些。)

　　他告诉我：“我知道当时那里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所以做生意会容易些。”到达艾斯尤特之后，他在一个露天集市摆了个小摊。最开始，他只卖他随身带来的三件东西：领带，珍珠和内衣。他并不管上埃及居民是否需要这些东西，只管这些商品的大小。他和我解释说：“因为这些东西容易打包。”

　　很快，他就意识到艾斯尤特人对珍珠并不感兴趣，他们穿盖拉布衣也不需要系领带，但他们喜欢女性内衣。所以他就开始专门卖内衣。很快，他的妻子也从中国来帮忙。在开罗和埃及东部，中国内衣的制造和进口网络迅速扩张，最终，夫妇俩在艾斯尤特租了一间店面。他们邀一位亲戚和一位朋友过来，在镇上另开了两家店。就在精心构筑内衣帝国的同时，他们也注意到艾斯尤特有很多露天堆放的垃圾。其实早就有人注意到，但他俩是最先试图改变这个现象的。他们进口了江苏制造的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瓶片清洗生产线，这条生产线可以捣碎塑料瓶，将废渣在高温下冲洗晾干，并出售回收之后的材料。

　　林显飞说：“我看见垃圾堆在那里，就决定要回收它来赚钱。”2007年，毫无经验的两夫妇建立了上埃及区第一个塑料瓶回收装置。在艾斯尤特这块西部沙漠地区，他们的小工厂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型产业园区。现在，它有30名员工，每天处理约4吨塑料。夫妇俩将处理过的废料卖给在开罗的中国人，让他们去生产毛线。毛线随后被卖给在埃及的服装制造商，包括一些中国人。一个在艾斯尤特路边被丢弃的塑料瓶，很有可能会经过中国人的三重工序，以内衣的形式重新返回艾斯尤特的市场，由中国人卖给当地居民。

　　他告诉我，他们工厂每年可以赚5-20万美元。他们的成功让艾斯尤特的一个埃及商人眼红，他今年年初自己开了一家回收厂，并挖走了林显飞的一些技工。但林显飞夫妇的生意仍然很兴旺，虽然他们现在还住在工厂楼上机器轰鸣的小公寓里。林显飞已经五十好几了，但看起来像六十多岁，眼神疲惫，和很多中国商人一样，他经常和手下在一起吃一些难消化的东西，所以肠胃也不大好。他很少谈及当地文化，但有一次我漫不经心地问他，埃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他斩钉截铁的回答着实让我震惊。

　　“男女不平等。”他毫不犹豫地说。“女人就呆在家里睡觉。埃及想发展，就得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大革命之后就是这么干的。这样纯粹是辱没人才。看看我家人—你也知道我老婆的能力。没她我们这个工厂开不下去的。我的女儿也帮忙管这个厂。埃及女人才不会这样。”

　　几个月后，我又去了一趟艾斯尤特。陈彩梅在经营工厂，林显飞因为肠胃问题回中国看病去了。有天下午，我站在工厂门口，看见邻村两个年轻男性送来一卡车的塑料瓶，用大麻袋装着。一个男性叫奥马尔，他告诉我五年前，在中国人开了这家工厂之后，他就开始回收垃圾了，那时他才12岁。现在他找了个卡车主合伙运送塑料，把收集塑料瓶的任务分包给了当地的孩子。奥马尔说他每天至少赚100埃及镑(约合13美元)，当地劳工平均日薪的两倍。我在和奥马尔聊天的时候，陈雪梅冲了出来，她身上穿着一件花围裙，上面用英语印着“我的玩伴”，她的脸上满是愤怒。

　　她尖叫着：“瓶子里干嘛装水!”她把几个一升的瓶子仍在奥马尔和他同伴面前，他同伴迅速躲到卡车后面去了。“你怎么这么坏!”她操着支离破碎的阿语，“阿里巴巴!你这个阿里巴巴!真气人!气死我了!瓶子不干净!不干净!”

　　一袋空瓶子下面，陈雪梅发现了一个装满水的瓶子—回收瓶子的人想让瓶子更重。她一直在喊“你这个阿里巴巴!”我这才发现她指的是《一千零一夜》里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我没听过埃及人把阿里巴巴这么用，但陈雪梅常和回收的人这么说。奥马尔躲得远远的，直到她怒气冲冲地走进门，他才走回来。

　　“我的真主啊，来辆车撞死她吧!”奥马尔说。“有一次她还冲我们扔砖头。”

　　一个叫做默罕默德·阿卜杜·拉希姆的工头说了些什么，大致意思是他在袋子里装了有水的瓶子，被扔活该。

　　“又不是我干的!”奥马尔说。“是那群毛孩儿装的!那些捡瓶子的。”

　　穆罕默德告诉我：“他装糊涂。”他告诉我，每次袋子里都装着一些别的东西，每次都会被陈雪梅和林显飞发现。没一会儿，陈雪梅穿着“我的玩伴”围裙再次出现，试图发起对阿里巴巴的第二次声讨。最后她坐下来，和收瓶子的人就一公斤的价格激烈地讨价还价。一卡车的价格最后定在了801埃及磅，也就一百多美元。陈雪梅把硬币扔在桌子上，就像丢麻将子儿一样。年轻人装模作样的翻了翻，找出一张破旧的五十块，要求换一张。

　　“穆斯林的钱!”陈雪梅喊，但还是换了。收瓶子的人刚走，她的怒气就消失了。在工厂，她似乎学会了埃及人的逢场作戏。她把头发挽成一个发髻，脸像农民一样大而粗糙，很谦虚。有一次我夸她搬到艾斯尤特这样的地方很有勇气，她立刻脸就红了，回答她只是不清楚情况而已。“我不识字，”她说。“我会写我的名字，但很丑。我一天都没上过学呢。”

　　工厂周末歇业，每周五陈雪梅和林显飞就开车去艾斯尤特找Kiki和John和两岁大的孙女。有一次我在镇上的时候，那个孩子眼皮上长了一块难看的囊肿，John让我陪他们去附近的医院帮忙翻译。医生诊断之后说是感染了，可能是因为不卫生。John说这是她女儿出生之后第一次看医生。这家人似乎并不担心在艾斯尤特的生活，但也不觉得自己很成功。林显飞夫妇说他们的工厂只是个小本生意。但我每次去看他们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想：埃及有8500万人，几十年来西方工人和几十亿外援不断涌进来，在埃及南部开第一家塑料回收中心一定是很繁荣的产业。只用雇三十个人，再花点钱请人收垃圾，也可以赚很多钱。那为什么真正这样去做的，竟然只是两个卖内衣的中国移民，一个不识字，另一个小学五年级毕业呢?

　　我认识的在埃及的中国人里，没有人打算改变这个国度。他们常常讨论他们眼中这个国家的弱点：职业道德缺失，政府体制不完善，但语气和很多西方人不同：这些中国人有一点沮丧，因为他们只想接受现状。他们也没有负罪感，反正中国也没殖民过这个地方，中国和以色列及巴勒斯坦都有来往。中国企业家常常赞赏埃及人很友善，愿意帮助陌生人，中国人常常觉得这两点品质在中国很少见。埃及爆发的革命似乎并没让他们对这个国家失望，这并不是因为阿拉伯之春带来了好结果，而只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没对这个国家心存希望。

　　2012年，穆罕默德·穆尔西被选为革命后的总统，他第一趟国事访问就去了中国。一年后，他在军事政变中下台，他的继任者阿卜杜拉·法塔赫·塞西也很快访问中国。似乎埃及领导人突然更替并未对中国政府造成任何困扰。某天晚上我在开罗遇见了一个亚洲其他国家的外交官，给她说了我在上埃及和那些内衣商打交道的经历，她回应说他们的行为和想法很像外交官。“只要是有人喜欢的东西，中国人就会卖，他们不多过问，不管你买来做什么。不管埃及是不是要选举，要镇压民众，还是要关押记者。他们不关心这些。”她继续说，“美国人觉得如果大家都变得和我一样，就不会有人攻击我。中国不然，它不希望向全世界输送它的价值观。”她滔滔不绝：“中国的策略就是建立经济合作，这样一旦哪个国家决定断开经济往来，就会两败俱伤。”

　　过去二十年里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了很多合作。傅好文在他2014年出版的《中国的第二块大陆》一书里提到，一百万中国人居住在非洲，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量是美国与非洲的两倍。根据傅好文的观察，在非洲很多地方，中国步入了殖民国资源榨取的老路，这也引得不少非洲人不满。但在埃及，情况就不一样了。埃及没什么中国需要的资源：去年，埃及对中国出口只占中国进口总额的十分之一左右，贸易逆差仍在扩大。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很少—中国仅仅是第20大投资国。据估计，在埃及的中国人总共也只有一万人左右。但埃及在中东的政治地位不容小觑，中国原油一半来自中东，更不用说中国到欧洲的贸易很多都依靠着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此外，埃及大学里共有约2000名中国留学生，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中国政府担心这些学生可能会卷入激进的宗教思潮，因此才高度关注埃及的稳定和繁荣。

　　综上所述，身在埃及的中国外交官们认为光靠实用主义的经济合作已经不够了，需要多部署些战略和原则。中国驻开罗使馆的人员数正在翻番，官员们也已经意识到美国政策在中东的失败给中国创造了可乘之机。但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打算紧接着推行他们的价值观和共同使命感。“老实说，我觉得就连中国人都不知道他们追求的意识形态到底是啥样。”那位亚洲外交官告诉我。即使中国想给别国灌输一些思想，他们也缺乏像日韩等邻国所具备的软实力工具，做到像西方政府那样把自己的文化发扬光大。在开罗，中国人办了一所孔子学院，本想推崇汉语和中国的价值观，但规模甚小，而且埃及的宗教机构也对此很反感。

　　中国没有一个明确的策略，那只好学习邓小平时代，依靠本能来决策：“不知道干嘛的时候，就建工厂吧”。沙漠上，离红海和苏伊士运河交汇处不远处有个地方叫埃因苏赫纳，这里一家中国国企泰达建了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合作区的口号是“合作让世界更精彩”，一块六平方公里未经开发的沙漠被宽广的街道划分为了规整的小方格。它周围都是荒地，和最近的小城苏伊士都相隔一个小时的距离，但合作区里有天津路，重庆路和上海路。员工宿舍也建好了，还有堆积空集装箱的空地，明晃晃的颜色几里之外都能一眼看见，就像在阳光下融化的积木。园区里有一家中国餐馆，一个中国市集，还有一个理发师。中国人对发型很在意，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即使是红海边上的沙漠里，都必然会有理发师一席之地。

　　这里看起来就像是中国的哪个小地方建起来的合作区。事实上，这种合作区正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世界：今年早期中国政府宣布它打算在50个国家建180个经济合作区。政府想鼓励国内产业走出去，部分原因是国内自然资源日益减少。泰达经济区给企业家们的房租和物业费提供补贴，现在已经有超过50家企业入驻。大部分企业是中国的小公司，一些企业家之前就是内衣商。但基本上我见过的每一个中国老板都在抱怨同样的问题：找不到好员工，尤其是女员工。

　　徐鑫(音)开了一家手机厂，他很直率地告诉我：“我没法招男员工。”徐鑫在国内的摩托罗拉工作了很多年，然后去到埃及，希望给当地市场带去便宜的手机。“这项工作需要严格的纪律，”他说，“一部手机有100多个部件，出了一处差错，手机就用不了了。埃及男人很好动的，他们喜欢走来走去，没法专注。”他本来想招女性，但很快发现他只能找得到未婚女性，而且流动性很高。一旦有人订婚或结婚，她们就会辞职。而且，埃及姑娘们不能住宿舍，因为文化约束，她们晚上不能离开父母。女员工出入苏伊士需要车接送，工作日每天要多花三个多小时。这样，无法在装配线上安排多岗轮值的徐鑫不得不在一年之后关闭了工厂。

　　其他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王伟强(音)之前在华东地区制造沙特和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人穿的白色头巾。十多年之后，他决定把业务拓展到埃及。“这里有优质埃及棉，”他说，“我有先进的设备，我给埃及的工厂投资了一百多万美元。但这两年我亏了很多钱。就是员工状态的问题。工厂要24小时不间断的，一天不止一班。在埃及，因为女性晚上不能在外面，我们只能招男员工，但男员工真的很懒。”他继续道：“90%的男性申请都被我拒绝了。我现在只招女性。她们很负责，但她们只能白天上班。”所以为了更好利用白天短暂的工作时间，他想加大机械化程度。“我都快疯了。”他说。

　　中国经济刚腾飞的时候，老板都喜欢招女孩子，她们要求的工资低，也更听话。但很快人们发现，这些生活在具有性别歧视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其实比男性更有干劲。慢慢地，女性的角色和形象都开始改变了。尽管在上层社会中还是有很明显的性别差距—中国公司的董事会和政府权力机构里，女性成员严重不足。但女性在工薪阶层撑起了一片天，而且现在要生女儿是农村很多人的想法，这在过去是没法想象的。

　　埃及同样也存在性别歧视，所以女性工作起来也可以比男性积极得多，但在埃及，这种歧视的传统太过根深蒂固。2013年十二月，泰达宣布将经济合作区的规模扩至原来的两倍，但问题是现在的合作区只用了六分之一，上哪再去找那么多员工呢?这块合作区没有中国工业重镇的那种机器轰鸣声，看起来毫无生机。尤其是晚上，没有值夜班的机器嘈杂声，没有穿制服的年轻员工的嬉笑声。工业园区的周边只有黄沙飞舞在空荡的街道上。我曾经数过，一条街上有232盏街灯是黑的。埃及沙漠里有很多华而不实的东西，当代的，古代的，但泰达合作区可能是其中最怪的项目之一：一座迷失在撒哈拉沙漠里的中国工业镇，原有的宏伟壮志却败给了没法让女性走出家门的现实。

　　在埃因苏赫纳，我认识了一个叫吴志成(音)的年轻老板，他制造便宜的塑料餐具销往埃及市场。他工厂装配线上约有20名女性，虽然人员流动很快—员工呆几个月就要回家订婚结婚。之前吴志成的工厂开在中国，但他发现农村来的女孩去他厂里工作都是为了逃离家人和家乡。来到工厂之后，她们融入了工厂和宿舍的新集体，这个时候她们就进一步想独立，想成功。但吴志成说，埃及女性不一样。“她们并不想逃离什么，她们只是为了赚钱。”

　　他工厂里一些女员工在攒钱购置内衣等物品，这样就可以结婚。“我本来今年要结婚的，” Soad Abdel Hamid，一位在装配线上操作塑料冲床的24岁女孩儿告诉我，“但今年似乎结不成了，因为我还没买齐要的东西。”她说，因为购置不齐东西就延后甚至取消婚约是常有的事。她打算婚后就辞职，这也是该厂员工的普遍想法，只有两人例外。

　　但即使是这两位例外，也不算是背离了传统价值观。其中一位是五十来岁的Fatma Mohammed Mahmoud，她是厂里唯一一名已婚女性。她说她想离婚已经好几年了，但她丈夫不想给赡养费，所以不同意离婚。2000年之后，埃及女性有权申请离婚，但Fatma决定放弃这个权利。“我的兄弟姐妹都让我不要离，因为这不符合我们的传统。我们来自上埃及，这里还是很保守的。”她说。Fatma的同事中，只有一名也坚持婚后要继续工作，她叫Esma。之前她在苏伊士她家附近的工厂有一份更好的工作，打理存货，她的未婚夫也在那工作。但后来他们分手了，Esma的父亲逼她辞职，因为和前未婚夫在一个地方工作不合适。“在埃及，父母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听。”她告诉我。所以现在她每天坐公车，通勤四小时，工资没有之前高，前景也没有之前好。

　　吴志成对埃及女员工的评价很简单：如果她们不想逃离旧生活的纠缠，她们的生活就不太可能有什么根本的改变。他对埃及的看法也同理。“如果埃及没有推翻穆巴拉克，可能情况会好一点。”他告诉我。中国企业家基本都这么认为，但对于我这样一个西方人来说，他们的观点就太悲观了。毕竟我觉得每一个旁观者都希望埃及改革。

　　某种意义上可能中国人看得更准。因为他们对埃及的评价是基于它的实然，而不是出于自己脑海里的“应然”。2011年埃及革命的时候，西方人相信他们所见的是社会运动轰轰烈烈的崛起，但中国人却认为那是弱国的衰落。对中国企业家来说，他们只是来做生意，来和本地人打交道，因而他们对全国政治运动或宗教并不感兴趣。他们很少谈政治，谈穆兄会，但他们常常谈论女性的地位，因为这对在埃及做生意至关重要。同样是埃及这种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内衣商贩等中国人找到了利用它赚钱的好办法，但另外一些中国企业家却因为开工厂时忽略了它而亏本。从中国人的角度说，埃及最基本的问题不是政治，不是宗教，也不是军国主义，而是家庭：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孩子。阿拉伯之春后的埃及家庭关系没有丝毫改变，对中国商人来说，只要革命没改变家庭关系，谈它又有什么用呢。

　　去年年末，中国人突然决定在工厂区建四个游乐园。在国际钻井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对面，泰达建了一个恐龙世界。里面有暴龙，跃龙等恐龙的电动大模型，虽然这是史前主题，但还是混入了一些不合时宜的项目：海盗船，太空船和快乐青蛙装饰的空中缆车。一些园区内的企业家猜测可能是中国某些游乐园的设备做多了用不完，所以运到这里吧。负责泰达这个园区的领导不想公开接受采访，但一名员工告诉我公司想提高知名度，吸引更多员工来厂工作。“这样，人们就会来这里，就可以了解这个经济合作区了。”他言语里充满了希望。

　　三月最后一个周末，泰达邀请园区里所有人免费试玩公园里的娱乐设施。那天很热，风大，空气中飘着沙尘，大部分人不愿去水上世界玩，尽管它就建在只住满一半的员工宿舍的旁边。另外两个是糖果世界和机器世界，机器世界的卡丁车和碰碰车尤其受工厂老板的欢迎。做塑料餐具的吴志成，做沙特头巾的王伟强和先前卖内衣、现在做毛线的张冰华都在玩这两个项目。泰达的一些高层也来了，统一穿着深色西装，坐在为儿童设计的车上，膝盖顶着方向盘。这些干部很多都来自天津。这些中国人开碰碰车乱撞，在卡丁车轨道上绕圈，玩完了一轮排队再玩一轮。机器世界的内部被彻底改造了，没人看得出这个两层的楼房之前是一家手机工厂，因为缺乏女员工而倒闭了。街对面，电动的恐龙都活动起来。它们下颌张开露出尖牙，内置的扬声器发出低沉的轰鸣声，爪子也一断一续地舞动，仿佛在震惊自己竟出现在沙漠中央。

　　作者简介

　　何伟(Peter Hessler)

　　1996年以和平组织英语教师的身份来到中国，在中国待了十多年，历任《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纽约客》记者。其中国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基于作者自身的经历，向读者介绍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其中《甲骨文》因为内容敏感，未出版中译本。他的妻子是美籍华裔记者张彤禾，她的《打工女孩》描写了深圳工厂中打工的农村女工，引起媒体关注。2011年后两人前往埃及，在那里进行报道和写作。

　　(编译/eve & 荆棘伊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