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克兰，冲突有多个层面。

　　在一个层面上，这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关于乌克兰应该属于哪一方阵营的冲突。正如由国会资助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主席卡尔·格什曼在2013年所言，“乌克兰是最大的奖赏。”在格什曼看来，如果西方国家能将乌克兰从俄罗斯那儿拉回西方，那么“普京可能会发现自己不仅在邻国，而且在俄罗斯国内都处于失败的境地。”

　　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这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精英之间的冲突，关于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在俄罗斯，人们担心，自2014年以来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极右翼会把乌克兰变成一个“反俄罗斯”国家，从而加剧了这种对立。在乌克兰，人们担心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会阻止乌克兰独立民族身份认同的出现，从而加剧了敌对情绪。正如乌克兰前总统维克托·尤先科所说，“如果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同一个民族，那么乌克兰人就不存在了。”这种相互恐惧妨碍了任何实质性的对话。

　　最后，也是在最重要层面，这也是乌克兰内部的冲突，在历史上更亲俄的东部和更恐俄的西部之间的冲突。这场关于谁应该定义乌克兰国家身份及其未来的冲突已经持续了至少150年，并在乌克兰境内爆发了三次严重的军事敌对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2014年的“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Euromaidan)之后。每一次，暴力事件都会爆发，都是因为外部势力试图使局势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倾斜。

　　在我来看，乌克兰内部冲突是三个层面中最重要的，因为只有解决它才能消除乌克兰紧张局势的主要国内根源来源，而外国行为者正是利用这种紧张局势引发其他两个层面的冲突。然而，只有通过乌克兰人之间的对话、共情和相互和解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俄罗斯现在入侵乌克兰?是因为在各个层面上，俄罗斯目前为止的战略目标都以失败告终。

　　在与美国的战略冲突中，华盛顿拒绝了俄罗斯去年11月提出的三项基本安全要求：乌克兰不能成为北约成员国;俄罗斯边境没有美国的战略武器;以及回到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在上世纪90年代末通过的泛欧安全框架。这一框架将相当于相互承认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的安全相互关联，并承诺不会通过北约扩张破坏当前的利益平衡。

　　与此同时，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中，乌克兰背弃了俄罗斯。在乌克兰于2019年2月修改宪法，将寻求加入北约作为未来所有政府的强制性目标之后，即使没有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乌克兰实际上也成为了北约的军事堡垒。它按照北约的标准武装起来，接受北约的装备和训练，而英国则同意在黑海建立新的海军基地并提供装备。

　　最后，顿巴斯长达八年的冲突变成了一场针对亲俄民众事实上的消耗战。明斯克协议签订后的七年间，俄罗斯设想建立一个联邦乌克兰，为讲俄语的人口提供地区文化保护。乌克兰政府高级官员在2021年底明确拒绝了这种做法。而在此之前，乌克兰反对党领袖维克托•梅德韦德丘克就因叛国罪被捕。乌克兰政府关闭了所有主要亲俄的电视和媒体机构。从本质上讲，亲俄的乌克兰人就等于在反对乌克兰。

　　因此，对于同西方就其关键的安全问题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俄罗斯政府失去了所有的信心，它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付出最终的代价：为了摆脱这种绝望的局面，它必须重新设定议程。它选择通过武力入侵乌克兰来实现这一目标，目的是扭转2014年“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Euromaidan)的结果。

　　通过推动基辅实质性的政权更迭，俄罗斯试图将中立和联邦制强加给乌克兰，从而同时纠正其在所有三个层面冲突中的劣势：在战略层面，美国现在将被迫关注俄罗斯的“红线”，因为它将明白，忽视它意味着战争。在双边层面，迫使乌克兰中立，实际上终止了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计划。最后，在关键的乌克兰内部冲突中，联邦制能有效地实现乌克兰东部和西部的利益平衡，把乌克兰人的亲俄程度恢复到2014年之前的情形。

　　接下来是什么?

　　政权更迭会是一个非常漫长、代价高昂和血腥的过程。需要记住的是，尽管美国拥有如此多的财富和军事资源，但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却从未成功地在中东任何地方实现持久的政权更迭。

　　同样，乌克兰的命运最终也将由乌克兰人来决定。有多少乌克兰人已将俄罗斯的入侵视为结束其国家地位的企图?又有多少人会把俄罗斯人看作是他们八年冲突噩梦的解放者?不管怎样，苦难都是巨大的，因为在战争中，正如威廉·巴特勒·叶芝在《第二次降临》(The Second Coming)中提醒我们的那样，“最善良的人失去了信念，最邪恶的人却满腔狂热。”(The best lack all conviction, while the worst are full of passionate intensity. )

　　我们可以肯定地预见，由于这次入侵，乌克兰的悲剧循环将继续下去。在希腊经典中，悲剧是角色无法看到自己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当前的灾难的结果。傲慢导致国家走向灾难，因为人们无法理解正义的真正含义——即仁慈——因此只能满足于复仇。

　　通过在舞台上目睹因执拗的复仇所带来的恐惧，希腊剧作家试图引导观众宣泄情绪，一种强大的精神净化，使新的情感，如怜悯和同情，进入灵魂并取代愤怒。亚里士多德认为，精神净化可以把个人和社会从无休止的悲剧剧本的无休止重复中解放出来。但只有当参与者自己意识到，缺乏同情心是如何导致他们走向毁灭的，才能开始这种净化。

　　因此，走出悲剧的循环只有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正如著名的威尔士社会评论家雷蒙德·威廉姆斯在他的经典著作《现代悲剧》(Modern Tragedy)中所写的那样，这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调解，它试图解决而不是掩盖悲剧性的紊乱。任何这样的解决方案都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自己。”

　　作者尼古拉·佩特罗(Nicolai N. Petro)是美国罗德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是2013-2014年在乌克兰的美国富布赖特学者，即将出版《乌克兰的悲剧:古希腊悲剧对冲突的启示》一书。

　　在乌克兰，冲突有多个层面。

　　在一个层面上，这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关于乌克兰应该属于哪一方阵营的冲突。正如由国会资助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主席卡尔·格什曼在2013年所言，“乌克兰是最大的奖赏。”在格什曼看来，如果西方国家能将乌克兰从俄罗斯那儿拉回西方，那么“普京可能会发现自己不仅在邻国，而且在俄罗斯国内都处于失败的境地。”

　　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这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精英之间的冲突，关于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在俄罗斯，人们担心，自2014年以来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极右翼会把乌克兰变成一个“反俄罗斯”国家，从而加剧了这种对立。在乌克兰，人们担心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会阻止乌克兰独立民族身份认同的出现，从而加剧了敌对情绪。正如乌克兰前总统维克托·尤先科所说，“如果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同一个民族，那么乌克兰人就不存在了。”这种相互恐惧妨碍了任何实质性的对话。

　　最后，也是在最重要层面，这也是乌克兰内部的冲突，在历史上更亲俄的东部和更恐俄的西部之间的冲突。这场关于谁应该定义乌克兰国家身份及其未来的冲突已经持续了至少150年，并在乌克兰境内爆发了三次严重的军事敌对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2014年的“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Euromaidan)之后。每一次，暴力事件都会爆发，都是因为外部势力试图使局势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倾斜。

　　在我来看，乌克兰内部冲突是三个层面中最重要的，因为只有解决它才能消除乌克兰紧张局势的主要国内根源来源，而外国行为者正是利用这种紧张局势引发其他两个层面的冲突。然而，只有通过乌克兰人之间的对话、共情和相互和解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俄罗斯现在入侵乌克兰?是因为在各个层面上，俄罗斯目前为止的战略目标都以失败告终。

　　在与美国的战略冲突中，华盛顿拒绝了俄罗斯去年11月提出的三项基本安全要求：乌克兰不能成为北约成员国;俄罗斯边境没有美国的战略武器;以及回到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在上世纪90年代末通过的泛欧安全框架。这一框架将相当于相互承认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的安全相互关联，并承诺不会通过北约扩张破坏当前的利益平衡。

　　与此同时，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中，乌克兰背弃了俄罗斯。在乌克兰于2019年2月修改宪法，将寻求加入北约作为未来所有政府的强制性目标之后，即使没有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乌克兰实际上也成为了北约的军事堡垒。它按照北约的标准武装起来，接受北约的装备和训练，而英国则同意在黑海建立新的海军基地并提供装备。

　　最后，顿巴斯长达八年的冲突变成了一场针对亲俄民众事实上的消耗战。明斯克协议签订后的七年间，俄罗斯设想建立一个联邦乌克兰，为讲俄语的人口提供地区文化保护。乌克兰政府高级官员在2021年底明确拒绝了这种做法。而在此之前，乌克兰反对党领袖维克托•梅德韦德丘克就因叛国罪被捕。乌克兰政府关闭了所有主要亲俄的电视和媒体机构。从本质上讲，亲俄的乌克兰人就等于在反对乌克兰。

　　因此，对于同西方就其关键的安全问题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俄罗斯政府失去了所有的信心，它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付出最终的代价：为了摆脱这种绝望的局面，它必须重新设定议程。它选择通过武力入侵乌克兰来实现这一目标，目的是扭转2014年“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Euromaidan)的结果。

　　通过推动基辅实质性的政权更迭，俄罗斯试图将中立和联邦制强加给乌克兰，从而同时纠正其在所有三个层面冲突中的劣势：在战略层面，美国现在将被迫关注俄罗斯的“红线”，因为它将明白，忽视它意味着战争。在双边层面，迫使乌克兰中立，实际上终止了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计划。最后，在关键的乌克兰内部冲突中，联邦制能有效地实现乌克兰东部和西部的利益平衡，把乌克兰人的亲俄程度恢复到2014年之前的情形。

　　接下来是什么?

　　政权更迭会是一个非常漫长、代价高昂和血腥的过程。需要记住的是，尽管美国拥有如此多的财富和军事资源，但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却从未成功地在中东任何地方实现持久的政权更迭。

　　同样，乌克兰的命运最终也将由乌克兰人来决定。有多少乌克兰人已将俄罗斯的入侵视为结束其国家地位的企图?又有多少人会把俄罗斯人看作是他们八年冲突噩梦的解放者?不管怎样，苦难都是巨大的，因为在战争中，正如威廉·巴特勒·叶芝在《第二次降临》(The Second Coming)中提醒我们的那样，“最善良的人失去了信念，最邪恶的人却满腔狂热。”(The best lack all conviction, while the worst are full of passionate intensity. )

　　我们可以肯定地预见，由于这次入侵，乌克兰的悲剧循环将继续下去。在希腊经典中，悲剧是角色无法看到自己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当前的灾难的结果。傲慢导致国家走向灾难，因为人们无法理解正义的真正含义——即仁慈——因此只能满足于复仇。

　　通过在舞台上目睹因执拗的复仇所带来的恐惧，希腊剧作家试图引导观众宣泄情绪，一种强大的精神净化，使新的情感，如怜悯和同情，进入灵魂并取代愤怒。亚里士多德认为，精神净化可以把个人和社会从无休止的悲剧剧本的无休止重复中解放出来。但只有当参与者自己意识到，缺乏同情心是如何导致他们走向毁灭的，才能开始这种净化。

　　因此，走出悲剧的循环只有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正如著名的威尔士社会评论家雷蒙德·威廉姆斯在他的经典著作《现代悲剧》(Modern Tragedy)中所写的那样，这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调解，它试图解决而不是掩盖悲剧性的紊乱。任何这样的解决方案都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自己。”

　　作者尼古拉·佩特罗(Nicolai N. Petro)是美国罗德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是2013-2014年在乌克兰的美国富布赖特学者，即将出版《乌克兰的悲剧:古希腊悲剧对冲突的启示》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