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约瑟夫·奈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文章探讨乌克兰战争对核威慑的影响。他认为，俄乌战争把核威慑的问题重新提了出来，提醒世界各国领导人，降低风险仍必须是全球议程上的首要议题。由于政治和技术变革总会带来新的问题，维持“正义威慑(just deterrence)”的工作永远不会结束。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再次引发了许多关于核威慑的问题。无论这场可能是一场长期战争的结果如何，它所引发的问题都不会消失。

　　1994年，乌克兰交出了从苏联继承的核武器，以换取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安全保证。但这些保证最终证明是毫无价值的，而且由于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国，它不受美国核保护伞延伸威慑的保护。

　　那么加入北约的原苏联共和国呢?美国的延伸威慑真的会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或其在亚洲的盟友奏效吗?要使威慑可信，核武器必须是可用的。但如果它们太好用，一场事故或错误判断很容易导致灾难性的核战争。

　　为了实现有效的平衡，我们必须考虑核、常规和其他武器的适当组合，然后尽可能减少核武器部分。例如，无论对朝鲜不断增长的核武库做出何种适当回应，都不应包括重新采取老布什(George H.W. Bush)总统1991年从朝鲜半岛撤走的战术核武器的政策。

　　同样，对日本而言，美国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取决于美国在日本的驻军，而不是核武器的存在。通过分享日本军队所面临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美国建立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减少了其盟友对被抛弃的恐惧。尽管怀疑论者过去常常指出，美国在柏林的小规模部队不可能在苏联的威胁下保卫这座城市，但事实证明，美国的实际存在对威慑和冷战的和平结果至关重要。(美国也曾有一段时间在欧洲部署核部队，但是，由于指挥和控制的风险，这些被移除了。)

　　随着美国和其他国家军队继续现代化，核武器可用性的争论一直在持续。威慑取决于心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可使用武器方面的优势可以在危机期间发挥作用。另一些人，如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则认为所有衡量核平衡的方法都过于粗糙，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确保相互毁灭是一个条件，而不是政策。

　　事实上，历史已经表明，并不需要很高的使用概率来创建持续存在的威慑。尽管美国拥有压倒性的核武库优势，但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 Kennedy)仍对局势升级的微小风险感到畏惧。今天，小型、精确的核武器似乎如此可用，以至于我们已经开始把它们视为正常;但威慑升级的危险仍然存在，而且一些军事目标位于城市附近意味着危险将持续存在。避免灾难更多地取决于减少核战争的风险——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而不是改变目标理论。

　　根据风险降低准则，我们可以直接拒绝某些政策。例如，将核发射权力授权给战场指挥官的“警告即发射”协议可能会增强威慑，但也会增加不必要挑衅的风险。防御鹰派有时会忘记，威慑取决于对手的心理，而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心理。

　　另一方面，防御鸽派为了避免可用性困境和安抚对手而提出的建议可能会给对手留下软弱的印象，从而诱使对手冒更多的风险。鸽派的核战略家有时太聪明了，他们只根据计算而不是根据经验制定周密的战略。

　　作为鹰派和鸽派之间的中间立场，防御猫头鹰派非常重视降低风险。老鹰有一个弹夹，鸽子有一个黏糊糊的枪套，而猫头鹰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安全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醒我们，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世界，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努力减少(但不是废除)核武器储备。物理学家理查德·加尔文曾指出,“如果今年发生核战争的概率是1%，如果我们每年都能将其减少到前一年的80%，那么永久发生核战争的累积概率将是5%。”

　　核威慑对我们道德生活(moral lives)的心理影响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长期后果。神学家保罗·拉姆齐(Paul Ramsey)曾把核威慑比作把婴儿绑在汽车的保险杠上，以此来减缓交通，减少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但是，尽管这个比喻有助于激起道德上的反感，但它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描述，因为今天的人们根本不会遭受那种人们在拉姆齐的场景中会看到的那种焦虑。当然，缺乏焦虑并不意味着自满;相反，它支持“正义威慑”(正义战争理论的延伸)，并将长期重点放在降低核风险上。

　　尽管任何预测长期变化的努力几乎肯定会失败，但我们仍然可以勾画出看似合理的未来情景的大致轮廓，同时始终为技术和政治上的意外情况做好准备。在过去，准确性方面的技术的进步，使减少核武器的当量和体积成为可能。然而，随着指挥控制系统的网络攻击、卫星激光攻击和自主武器系统的增多，一系列全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些是我们必须寻求预测、理解和减少的风险类型。

　　政治也将发生变化。在冷战期间，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双方慢慢地发展出一种既有默认又有明确规则的体制，因为双方都认识到避免核战争对自己有利。今天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竞争在未来可能会发生许多变化。在我们适应变化和意外时，我们必须继续考虑我们的决定将如何影响减少核战争风险的长期目标。

　　3月1日，约瑟夫·奈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文章探讨乌克兰战争对核威慑的影响。他认为，俄乌战争把核威慑的问题重新提了出来，提醒世界各国领导人，降低风险仍必须是全球议程上的首要议题。由于政治和技术变革总会带来新的问题，维持“正义威慑(just deterrence)”的工作永远不会结束。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再次引发了许多关于核威慑的问题。无论这场可能是一场长期战争的结果如何，它所引发的问题都不会消失。

　　1994年，乌克兰交出了从苏联继承的核武器，以换取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安全保证。但这些保证最终证明是毫无价值的，而且由于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国，它不受美国核保护伞延伸威慑的保护。

　　那么加入北约的原苏联共和国呢?美国的延伸威慑真的会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或其在亚洲的盟友奏效吗?要使威慑可信，核武器必须是可用的。但如果它们太好用，一场事故或错误判断很容易导致灾难性的核战争。

　　为了实现有效的平衡，我们必须考虑核、常规和其他武器的适当组合，然后尽可能减少核武器部分。例如，无论对朝鲜不断增长的核武库做出何种适当回应，都不应包括重新采取老布什(George H.W. Bush)总统1991年从朝鲜半岛撤走的战术核武器的政策。

　　同样，对日本而言，美国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取决于美国在日本的驻军，而不是核武器的存在。通过分享日本军队所面临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美国建立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减少了其盟友对被抛弃的恐惧。尽管怀疑论者过去常常指出，美国在柏林的小规模部队不可能在苏联的威胁下保卫这座城市，但事实证明，美国的实际存在对威慑和冷战的和平结果至关重要。(美国也曾有一段时间在欧洲部署核部队，但是，由于指挥和控制的风险，这些被移除了。)

　　随着美国和其他国家军队继续现代化，核武器可用性的争论一直在持续。威慑取决于心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可使用武器方面的优势可以在危机期间发挥作用。另一些人，如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则认为所有衡量核平衡的方法都过于粗糙，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确保相互毁灭是一个条件，而不是政策。

　　事实上，历史已经表明，并不需要很高的使用概率来创建持续存在的威慑。尽管美国拥有压倒性的核武库优势，但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 Kennedy)仍对局势升级的微小风险感到畏惧。今天，小型、精确的核武器似乎如此可用，以至于我们已经开始把它们视为正常;但威慑升级的危险仍然存在，而且一些军事目标位于城市附近意味着危险将持续存在。避免灾难更多地取决于减少核战争的风险——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而不是改变目标理论。

　　根据风险降低准则，我们可以直接拒绝某些政策。例如，将核发射权力授权给战场指挥官的“警告即发射”协议可能会增强威慑，但也会增加不必要挑衅的风险。防御鹰派有时会忘记，威慑取决于对手的心理，而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心理。

　　另一方面，防御鸽派为了避免可用性困境和安抚对手而提出的建议可能会给对手留下软弱的印象，从而诱使对手冒更多的风险。鸽派的核战略家有时太聪明了，他们只根据计算而不是根据经验制定周密的战略。

　　作为鹰派和鸽派之间的中间立场，防御猫头鹰派非常重视降低风险。老鹰有一个弹夹，鸽子有一个黏糊糊的枪套，而猫头鹰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安全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醒我们，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世界，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努力减少(但不是废除)核武器储备。物理学家理查德·加尔文曾指出,“如果今年发生核战争的概率是1%，如果我们每年都能将其减少到前一年的80%，那么永久发生核战争的累积概率将是5%。”

　　核威慑对我们道德生活(moral lives)的心理影响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长期后果。神学家保罗·拉姆齐(Paul Ramsey)曾把核威慑比作把婴儿绑在汽车的保险杠上，以此来减缓交通，减少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但是，尽管这个比喻有助于激起道德上的反感，但它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描述，因为今天的人们根本不会遭受那种人们在拉姆齐的场景中会看到的那种焦虑。当然，缺乏焦虑并不意味着自满;相反，它支持“正义威慑”(正义战争理论的延伸)，并将长期重点放在降低核风险上。

　　尽管任何预测长期变化的努力几乎肯定会失败，但我们仍然可以勾画出看似合理的未来情景的大致轮廓，同时始终为技术和政治上的意外情况做好准备。在过去，准确性方面的技术的进步，使减少核武器的当量和体积成为可能。然而，随着指挥控制系统的网络攻击、卫星激光攻击和自主武器系统的增多，一系列全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些是我们必须寻求预测、理解和减少的风险类型。

　　政治也将发生变化。在冷战期间，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双方慢慢地发展出一种既有默认又有明确规则的体制，因为双方都认识到避免核战争对自己有利。今天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竞争在未来可能会发生许多变化。在我们适应变化和意外时，我们必须继续考虑我们的决定将如何影响减少核战争风险的长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