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塔利班运动及其伊斯兰实践新探 ——兼论中东政治伊斯兰的“塔利班化”新动向》

　　20世纪90年代中期，塔利班运动迅速兴起，至今仍是影响阿富汗重建、中东及中南亚地缘政治格局及地区安全，乃至我国边疆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塔利班在领导力量、组织基础、政治目标、宗教思想与实践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特点，与当代主流的政治伊斯兰存在显著差别，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治伊斯兰运动的一种新趋向。当前，伊拉克与叙利亚影响甚大的“伊斯兰国”，在某些方面就与塔利班相似，有些国外学者甚至认为该组织是塔利班的翻版。当下，塔利班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拟借助一些新材料，从阿富汗社会历史发展的视角审视这一独特的宗教-政治现象，以期为更加全面、深入理解塔利班运动、阿富汗问题，乃至当前中东政治伊斯兰的新动向。

塔利班领导人

　　塔利班运动早期历史重构

　　宗教运动的兴起往往有着独特而复杂的历史际遇。关于塔利班的早期历史以传说居多。一般认为，奥马尔(Mullah Muhammad Omar)是“罗宾汉式”的人物，他在一次偶然的事件中，创立了塔利班，惩强扶恶，反对军阀。这种说法曾得到塔利班政权的认可。也有学者认为，塔利班在巴基斯坦兴起，甚至由后者一手缔造。现在看来，这些看法存在问题。塔利班问题研究专家林斯霍腾指出，在相关文献中，“塔利班运动的兴起有着不同的说法”，“但其中许多没有可取之处”。

　　2010年，曾参与创建塔利班的扎伊夫(Abdul Salam Zaeef)出版了回忆录，对塔利班运动的早期历史进行了详尽论述，从而解开了这一谜团。据他所说，奥马尔本为坎大哈西郊桑伊萨村(Sangisar)的毛拉。20世纪80年代，他在家乡参加抵抗运动，并担任军事首领，其右眼也是此时受伤。苏联撤军后，奥马尔等圣战者解甲归田，重操旧业，但当时的坎大哈地区陷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原先的抗苏圣战者对时局不满，经常集会讨论出路，不过奥巴尔没有参与。他们决定“吸纳更多的成员，以便能够保卫我们的土地和安全”，与“军阀和强盗抗衡”;目标则是“不仅保护自身安全，而且还保障其他人的权利”，“与人民一同寻求解决之道”。1994年，这些圣战者在坎大哈附近的帕什莫尔(Pashmol)清真寺集会，通过了行动纲领。其内容是：“我们需要寻求其他圣战者和学生的支持，并与他们团结起来清除街道上的无赖军阀和检查站”。他们当时关注的仅是生活区域的安全，并没有远期目标。

　　随后，他们开始招募当地的圣战者、宗教学生与欧莱玛。扎伊夫认为，当务之急是推举一名有威望的领导人，因此力劝曾担任圣战者领袖的奥马尔。奥马尔在得到圣战者的效忠保证后，打消了疑虑，最终同意担当领袖。1994年秋，塔利班的成立会议在扎伊夫的清真寺召开，共有约40~50名圣战者与会。他们以《古兰经》之名发誓，表示支持奥马尔，惩治腐败和罪恶。但这次会议并未设定章程、标志和名称，“塔利班”之名也是外界所加。“塔利班”(Taliban，单数为Talib)是阿拉伯语中“学生”之意，在普什图语中特指传统宗教学校的学生，但一些人认为塔利班运动是一场宗教学生运动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事实上，阿富汗的圣战者早已被称为“塔利班”。该运动早期的主力就是这些圣战者，并非宗教学生。尽管后来有大量的宗教学生加入其中，但圣战者无疑仍是领导者与核心。因此，“塔利班”只是一种泛化的宗教身份称谓，而非特定的职业称谓。

　　塔利班形成后，“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普什图语频道随即进行报道。该电台是当时阿富汗人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途径，塔利班迅速为人所知，也开始得到大量的资助。根据扎伊夫的说法，仅一位匿名商人就捐助了超过9 000万阿富汗尼。按照当时的官方汇率，约合177.9万美元。这些资金化解了塔利班运动的燃眉之急，也使其迅速壮大，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到400余人。20世纪90年代初，阿富汗南部军阀在从巴基斯坦边界到坎大哈的公路上设立了许多检查站，目的是收取过路费和勒索旅客。从坎大哈到巴基斯坦边界仅65英里(约合105公里)，但却有50多个检查站塔利班同样设立了自己的检查站，但他们却是为了以此为据点打击军阀、疏通道路、传播沙里亚法和扩大影响，以便建立和平。因此，该组织得到当地普什图人的广泛支持，从而迅速地荡平了周边的军阀，成为当地一股强大的力量，甚至一度攻占了阿、巴边界重镇斯平布尔达克(Spin Boldak)，将伊斯兰党的军火库抢夺一空。但此时的塔利班仍只是松散的军事组织，没有长远目标。

　　1994年11月，塔利班打败了军阀萨勒赫(Saleh)，从而占据了阿富汗南部中心坎大哈。随后该组织又攻占阿富汗东部地区，控制了阿富汗约一半的毒品生产，从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塔利班借此招募大量宗教学生，实力大增，并重创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驱逐了阿富汗西部的伊斯梅尔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组织已占领了阿富汗的半壁江山。同时，塔利班运动也逐渐由一场自发的社会抵抗运动转变为自觉的宗教-政治运动，并提出了更长远的目标，即在“重建和平与安全”的口号下问鼎政权。其成员不仅限于阿富汗的宗教学生、部落武装、境外的圣战者，人民民主党政权“旗帜派”的一些军人也纷纷加入。后者曾为正规军，精通重型武器的使用，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塔利班的军事势力，但塔利班的核心成员仍然是最初的那些圣战者。

　　在塔利班运动日益壮大的情况下，阿富汗内战各方暂时摒弃前嫌，于1996年结盟，即所谓的“北方联盟”(“反塔联盟”)。他们的目标是对抗塔利班运动，但为时已晚。塔利班在圣战口号的动员下，以及普什图人、外部力量的支持下焕发出强大的战斗力。1996年9月，塔利班攻占了首都喀布尔。1998年，该组织又进一步占领了北部重镇马扎里沙里夫，而“北方联盟”仅控制阿富汗东北部一些地区。在不到4年时间里，该组织从无到有，迅速攻占了90%的领土，基本上统一了阿富汗。塔利班执政的5年间，其组织迅速强化，并以沙里亚为基础，以“哈里发制度”为原型，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并开始推行全面的伊斯兰化实践。

　　由此可见，虽然塔利班运动在一定时期内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与支持，但基本是一场自发和本土化的宗教-政治运动。其独特性在于：领导层为社会最底层的毛拉，他们长期生活在农村，大都曾以难民的身份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接受基本的宗教教育，一些人甚至是文盲。这便决定了该组织建立之初并没有形成远大的目标及统一和严密的组织，其宗教思想也更为保守。但是，这样一场落后的宗教运动为何能在短时期内击败强大的对手，并至今深刻影响阿富汗政局?

　　塔利班运动兴起的社会历史根源

　　当代中东社会思潮不只是纯粹的理论思辨，还往往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呈现，其兴衰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中国学者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宗教问题不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不仅仅是信仰者的个人信仰问题，而且也是直接关系到社会政治问题、历史文化传统问题、伦理道德问题，乃至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问题。”因此，我们应当以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视野来阐释宗教运动，以便抓住问题的根本。塔利班的崛起是阿富汗现代化、族际政治、部落政治和地缘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阿富汗宗教与世俗矛盾的长期积累。阿富汗是一个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国家。西方旅行者曾指出，“来到阿富汗就如同进入了圣寺”，“从国王到农民都为神圣的情感所感染”。据估计，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的伊斯兰教信徒多达80多万。事实上，自20世纪以来，阿富汗的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西方化与世俗化。政府一方面通过笼络苏非教团的皮尔(导师)和知名宗教人士，将城市中的马德拉萨和清真寺收归国有，最终将伊斯兰教纳入国家控制，同时也使宗教人士依附于国家;另一方面，政府又将宗教人士逐步排除于政权和司法体系之外，代之以世俗官僚，同时兴办世俗教育，制定和普及世俗法，推行社会文化的世俗化改革。伊斯兰教在经历国家化的同时，处于边缘化的窘境。现代化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也成为宗教复兴的温床。正如奥莱森所言，现代化“导致伊斯兰教的边缘化和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成为此后数十年间阿富汗面临的主要问题。”

　　伊斯兰教是中东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阿富汗的这些变化势必引发宗教阶层的抵制与反抗，并激发人们对处于困顿中的伊斯兰文化的重新肯定与宣扬。20世纪以来，阿富汗伊斯兰教阶层的抗争从未停止。20世纪20年代，毛拉领导的叛乱就使当时方兴未艾的世俗化改革搁浅，并导致穆罕默德王朝垮台。20世纪40年代后，阿富汗的宗教阶层，主要是公立宗教学校的教师与学生成为政治伊斯兰的主力。他们接受现代教育，也受到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并组建“伊斯兰促进会”。这些伊斯兰主义者不仅反对王室及达乌德的现代化改革，也反对具有“无神论”色彩的人民民主党政权，甚至还对因循守旧的传统宗教人士不满。但是，宗教只是他们反抗的方式，而非目标。20世纪90年代初，它们夺取政权后很快便陷入了派系的搏杀与争权夺利的内战，撕去了最后一层神圣的面纱，与之前的世俗统治者无异。

　　尽管塔利班运动兴起之时，阿富汗的世俗政权已经垮台，但从整体上看，该运动无疑是半个世纪以来宗教与世俗的对抗，以及由此引发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产物。一方面，塔利班成员是伊斯兰化的一代，他们或是参与当年反抗苏联和人民民主党政权的圣战，或是在社会整体伊斯兰化的背景下接受宗教教育。可以说，在宗教与世俗斗争中兴起的伊斯兰潮塑造了塔利班的宗教思想及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塔利班运动又是之前阿富汗一系列伊斯兰运动的继承者。不同点在于，塔利班成员主要是社会底层的毛拉，具有草根的色彩，并没有接受过正规和系统的宗教教育。与之前的伊斯兰运动相比，塔利班在对待世俗的态度上更为保守，宗教思想也更为极端，志在以沙里亚净化阿富汗。因此，阿富汗宗教与世俗的矛盾，以及社会整体的极端化成为塔利班兴起的社会与思想条件。

　　第二，塔利班运动迎合了普什图人的权力诉求。阿富汗民族构成极其复杂，共有20~50个民族。但1747年阿富汗建国以来，普什图人便一直牢牢地控制着国家政权，其他民族处于从属地位。阿富汗事实上就是普什图人的国家，“阿富汗”(Afghanistan)一词最先指的是普什图人的土地，但普什图人虽为阿富汗最大的民族，其人口却仅占约40%。因此，阿富汗的民族结构与权力结构存在错位的现象，民族矛盾极为突出。阿富汗问题产生后，普什图人的地位一落千丈。苏联支持的人民民主党政权(人民派)以少数民族为核心，普什图人历史上第一次被排拒于权力中心之外，传统的普什图政治精英或是被杀，或是流亡国外，普什图人的文化权利也开始丧失。因此，阿富汗伊斯兰抵抗运动体现了普什图人强烈的权力诉求。抵抗运动核心“七党联盟”中的6个伊斯兰政党以普什图人为主体。

　　苏联撤军后，曾经的圣战者褪去了宗教光环，沦落为军阀。他们大多以族裔划界。少数民族政党控制了阿富汗政权。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军阀也成为地方统治者，统治着本民族的聚居区。这些地区政治上相对统一，社会秩序得到了有效的维护，经济条件也有所改善。虽然普什图地区有十多个大军阀，但他们争斗不休，使普什图社会秩序陷入极度混乱，奸淫掳掠、烧杀抢夺随时都在发生。普什图人从未遭遇如此困境。塔利班正好迎合了普什图人对秩序、安全的渴求，以及对权力的诉求。正如一位普什图农民所言，“塔利班以武力赢得战争，因为他们以普什图人的方式，终结了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给我们造成的耻辱。”所以，尽管塔利班运动是一场宗教运动，形式上超越了族裔认同，但现实中却以普什图人为社会基础，其成员(包括领导层)绝大多数为普什图人。美国阿富汗问题专家巴菲尔德便将塔利班喻为“戴着头巾的沙文主义”，目标是夺回普什图人丧失了的政治领导权。普什图人对于塔利班的支持也就不难理解。

　　第三，塔利班运动与部落政治有契合性。前述两点原因并不能完全解释塔利班运动的崛起，因为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普什图政党“伊斯兰党”同样具有上述特征，但却未能问鼎阿富汗政权。其深层原因还在于，塔利班对部落政治具有更强的适应性。阿富汗城市化率非常低，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部落社会。西方学界一般认为，普什图部落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部落组织。作为传统的社会组织，普什图部落具有稳定的政治文化。简言之，普什图人以平等性著称，极为珍视个人、部落的独立、平等，并将此等同于“荣誉”。普什图人若失去“荣誉”，便无法在部落社会立足。故此，普什图人更倾向于政治上的自治，反对政府的控制和集权政治。普什图社会也因此体现出“马赛克式”的分裂性特征。历史上，阿富汗集权的努力往往难以持续，大都引发部落叛乱，最终归于失败。然而，“伊斯兰党”属于现代政党，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和集权化的政治倾向，其目标是以“牺牲地方的政治和文化自治来构建一个中央集权的现代伊斯兰国家”。因此，该党难以融于部落社会，也难以获得普什图人的广泛支持。

　　与伊斯兰党不同，塔利班诞生于部落社会，其领导层大都为农村的毛拉，谙熟部落政治的运行规则该组织在伊斯兰教旗帜下，分化、拉拢普什图部落力量，赋予其传统自治权力，同时尊重部落的传统习惯法，从而赢得普什图部落的信任与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在阿富汗乃至中东其他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不只是宗教信仰，更是将分散的部落联合起来的最重要的传统资源。历史上，阿富汗部落对国家或外部侵略的反抗大都在圣战的旗帜之下，由传统的宗教阶层(毛拉)领导。塔利班正是这种部落反抗模式的再现，即部落与宗教力量的联合，因而得到普什图部落的强烈拥护。意大利学者古斯托奇指出，阿富汗的伊斯兰运动产生于城市社会，只有在农村扎根，并与地方势力和宗教人士结合才能成功。此外，阿富汗普什图人主要由杜兰尼部落联盟和吉尔查伊部落联盟构成。18世纪中期以来，前者在阿富汗乃至普什图人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后者则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两者的矛盾非常尖锐。塔利班也反映了吉尔查伊部落联盟的权力诉求，其领导人几乎全部出自该部落联盟。由此不难看出，阿富汗族际政治与部落政治的独特性是塔利班运动兴起的深层原因。

　　第四，塔利班运动是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潮及地缘政治的产物。塔利班是当代伊斯兰潮的一部分，受到周边地区伊斯兰运动的深刻影响。传统上，阿富汗的欧莱玛一般到南亚，特别是迪奥班迪派(Deoband)的马德拉萨求学。不过，阿富汗的现代伊斯兰潮最初却源自中东。20世纪30年代后，阿富汗政府选派大批留学生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这些留学生深受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回国后组建伊斯兰政党，后来逐渐演变为政治反对派，以及抗苏(联)的主力。阿富汗问题产生后，300余万难民流亡巴基斯坦。由于在迪奥班迪派的马德拉萨可以得到免费食宿与教育，大量难民开始涌入，接受传统宗教教育。这些难民成为抵抗运动的主要来源。据估计，80%的圣战者曾就读于上述学校。这些马德拉萨受到萨拉菲主义，尤其是瓦哈比主义的影响，导致阿富汗伊斯兰思潮的政治化、军事化、保守化和极端化。阿富汗的难民当然也受此影响。这些宗教思潮的变化成为塔利班兴起的思想与社会基础。

　　此外，塔利班的崛起与境外支持力量——主要是巴基斯坦和沙特密切相关。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存在严重的领土争端，即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因此，巴基斯坦一直在阿富汗培植代理人。同时，苏联解体后，中亚诞生了一系列国家，巴基斯坦也渴望通过阿富汗与中亚建立能源、贸易联系。而在巴基斯坦国内，1993年，“迪奥班迪派”政党“伊斯兰贤哲会”(Jamiat Ulema-e-Islam)与巴基斯坦“人民党”结盟赢得大选，扶植塔利班成为巴基斯坦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和拓展战略空间的首选。对于沙特而言，支持塔利班不仅可以扩大瓦哈比主义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可以遏制伊朗在阿富汗的渗透。美国对待塔利班的态度也十分温和，在“九·一一”事件之前一直与塔利班就铺设中亚到南亚的石油管道进行谈判。当时，塔利班的兴起具有十分宽松的外部环境。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塔利班在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夺取了阿富汗政权。2001年阿富汗战争后，阿富汗形式上实现了国家重建，但阿富汗政权由杜兰尼部落联盟控制，军队则仍由少数民族把持。阿富汗重建是集权化与西方化的过程，塔利班产生与发展的社会环境并未消除。因此，即便遭到北约与阿富汗政府军的打击，塔利班仍得以转圜、实现重组。如今，阿富汗塔利班的领导中心是位于巴基斯坦的“奎达舒拉”。塔利班仍是阿富汗现政权最大的威胁。

　　塔利班运动的伊斯兰思想及实践

　　塔利班的宗教思想不仅独树一帜，而且还被付诸实践，成为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独特景观。尽管人们一般将之贴上“保守”、“狂热”、“反动”等标签，但不能否认塔利班是一场现代的宗教-政治运动。塔利班没有形成系统的宗教哲学和形而上的思辨体系，这不影响其意识形态的整体性。总体看，塔利班宗教思想是迪奥班迪派、瓦哈比主义和普什图部落政治文化的混杂。19世纪中期，印度大起义后，南亚穆斯林在伊斯兰社会出路的问题上分裂为两派：一是与殖民当局合作，学习西方科技，成为现代主义的先驱;二是回归伊斯兰传统，捍卫伊斯兰文明。

　　迪奥班迪派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属于后者。该派试图通过改革伊斯兰教育与沙里亚，使伊斯兰社会回归“真主之道”，激发伊斯兰认同，推动伊斯兰世界的联合，最终实现伊斯兰社会的复兴。迪奥班迪派在现代南亚伊斯兰教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主要思想有：宗教教育与沙里亚必须以经训为基础，反对西式教育与“伊智提哈德”;反对包括什叶派在内的“异端邪说”和异教徒，但对苏非派持宽容态度;反对殖民主义，主张走平民路线，建立公平和公正的社会;主张泛伊斯兰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和部落认同。这些思想构成了塔利班伊斯兰思想的基础。塔利班发言人甚至表示，“每位阿富汗人都属于迪奥班迪派”。但两者也有不同之处，塔利班受瓦哈比主义的影响，比迪奥班迪派更加保守和极端。此外，由于塔利班成员来自于普什图部落地区，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普什图瓦利(部落习惯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观及“哈里发制”的重建。塔利班是一场“返璞归真”的宗教政治运动，它反对现代政党制度、议会民主制和宪政制度，认为这是西方道路，与伊斯兰教精神相悖。其政治思想核心就是以沙里亚为基础，重建先知时代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哈里发是“哈里发制”的核心。塔利班首领奥马尔自诩为“埃米尔”(Amir al-Mu’minmin)，即“信士的首领”。该称号在阿富汗本就是“哈里发”的代名词。因此，奥马尔不仅是政治和军事首脑，而且还代表真主拥有宗教权威。塔利班认为，奥马尔是伊斯兰世界最有威望和值得尊敬的人。在形式上，埃米尔依据旧制由宗教人士选举而来。1996年4月4日，奥马尔在坎大哈的圣地请出了先知穆罕默德的斗篷，而在场的1 527名毛拉齐声欢呼，奥马尔就任埃米尔，“阿富汗伊斯兰埃米尔国”由此成立。阿富汗原有的政治制度被彻底废除，政权完全由宗教人士垄断，奥马尔在具体问题上也征求宗教人士的意见，体现毛拉治国的思想。部落首领、世俗的城市精英、苏非派的皮尔(导师)等传统政治力量则被排除于政权之外。

　　位于喀布尔的“喀布尔委员会”是形式上的内阁，但却形同虚设，没有实权。巴基斯坦学者阿赫马德·拉希德曾生动描述过，“无论时局有多么紧张，他们每天只工作4个小时，部长的办公桌总是空空如也，没有任何文牍”。塔利班仿照先知时代，在坎大哈设立“最高舒拉”(Supreme Shura)，作为政权的中心。该机构由10人组成，全部为毛拉，他们大多是与奥马尔共同起事的挚友。塔利班政权几乎所有的政令皆出于此。在司法领域，坎大哈的“伊斯兰最高法庭”行使最高法院的职能，负责任命地方卡兹(法官)，每两年召集所有卡兹讨论判例和沙里亚的实施情况。塔利班在各地设立“地方舒拉”，作为基层政权。该机构由平民选举产生，但由于知识分子和部落领袖遭到塔利班的排斥，当选的大都是宗教人士。从形式上看，塔利班以伊斯兰传统政治思想为基础，重建了“哈里发制”。

　　第二是伊斯兰化的社会观与社会净化。传统上，阿富汗具有3种并行的法律体系：国家的法律、沙里亚和普什图瓦利(部落习惯法)。历史上，阿富汗政府一直试图削弱沙里亚和普什图瓦利，加强国家的世俗法律体系，但效果甚微。沙里亚与普什图瓦利也存在矛盾，两者不仅存在宗教与世俗的分野，而且在具体问题上的判决截然不同。普什图瓦利作为不成文和非官方的传统部落习惯法，在部落地区占据主要地位。如今，阿富汗农村80%的案件仍通过普什图瓦利解决。沙里亚与之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宗教人士发布的法特瓦也必须与普什图瓦利的精神相一致，否则不被认可。一些阿富汗人甚至称，只接受半部《古兰经》。不过，由于阿富汗尊奉宽容和灵活的哈乃斐教法学派，沙里亚与普什图瓦利在现实中可以和平共存。

《古兰经》

　　然而，塔利班受到瓦哈比主义的影响，奉行罕百里学派，赋予《古兰经》和逊奈以更重要的地位，不重视公议和类比，反对重新解释沙里亚和“伊智提哈德”。同时，塔利班采纳沙里亚中的“固定刑”(Hudud)原则， 与“酌定刑”相对，意指安拉对5种不容宽恕的罪行的惩罚。塔利班对于沙里亚的解释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与阿富汗本土的传统和价值相悖。

　　塔利班不仅废除了阿富汗原有的世俗法律体系，确立了以沙里亚为基础的宗教司法体系。同时，依据沙里亚净化社会，建立所谓“真正的”伊斯兰国家与社会。塔利班效仿沙特设立“劝善戒恶部”。该部门拥有1.5万~3万名宗教警察，负责监督社会行为和惩治犯罪。在社会生活上，塔利班禁止演奏乐曲、跳舞、观看电影和电视等一切娱乐、体育活动;禁止养鸽、照相、赌博、吸烟、放贷和表演魔术等。男性需要蓄须，长度为一拳长，禁止留西方式的发型和长发。受塔利班确立的宗教司法体系影响最大的群体莫过于女性。塔利班政权恢复了伊斯兰教传统的妇女隔离制度，女性不仅不能单独外出，也有明确的着装规定，即穿戴布尔卡。同时，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也被剥夺，除医疗部门外，其他的女性必须放弃在外工作。

　　塔利班实行的严厉的沙里亚与普什图瓦利产生了严重冲突。虽然塔利班希望通过在部落地区强加伊斯兰法，以削弱普什图瓦利的影响。但其成员大都求学于农村的马德拉萨，塔利班对沙里亚的解释不可避免地受到习惯法的影响。同时，普什图瓦利在阿富汗根深蒂固，不仅是日常行为规范，而且还是普什图认同的基础。塔利班为了扩大社会基础，必须向部落力量做出让步。故此，塔利班在一定程度上默许普什图瓦利的存在，并试图调和两者的关系，但规定两者发生矛盾时以沙里亚为主。

　　第三是杂糅的民族观与极端实践。塔利班的民族观是泛伊斯兰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教派与部落主义的混杂。穆斯林共同体“乌玛”与“哈里发制”相辅相成，是伊斯兰教的核心观念之一。“乌玛”也是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教象征。塔利班受迪奥班迪派的影响，在重建“哈里发制”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具有泛伊斯兰主义的倾向。塔利班不仅支持其他国家的伊斯兰运动，而且庇护了大量境外伊斯兰反对派，其中不乏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最著名的当属“基地”组织和“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据估计，当时在阿富汗寻求庇护的阿拉伯圣战者就达二三千人。当奥马尔被问及为何支持“基地”组织时回应道，“这不是拉登的问题，而是伊斯兰教的问题。伊斯兰的声望要求我们这样做，这就是阿富汗的抉择。”如果说塔利班庇护“基地”组织有政治和经济利益考量的话，其对车臣和东南亚伊斯兰反政府武装的支持无疑体现了泛伊斯兰主义的倾向。

　　但在现实中，塔利班的“乌玛”和泛伊斯兰思想首先服务于国内问题，即将阿富汗的圣战作为全球圣战的一部分。奥马尔就指出，我们只有在处理完国内问题后，才能谈其他问题。塔利班强调重建阿富汗的秩序与和平，这对阿富汗人而言极具吸引力。塔利班声称，“将所有民族统一到真正的伊斯兰政权之中”，“每个民族都将参与政权”，将“恢复30余年战争所导致的精神与物质损失”。可见，在“乌玛”与阿富汗民族之间，塔利班更倾向于后者。然而，这些看似超越特定部落、民族(nationality)与教派的华美言辞，并不能掩盖塔利班狭隘的民族与教派认同。在其看来，阿富汗民族的历史就是伊斯兰教传入以来的历史，其他文明由异教徒创造，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历史是“蒙昧时代”(Jahiliyyah)。所以，塔利班不顾埃及知名宗教人士的劝阻，炸掉“巴米扬大佛”，并毁掉大量珍贵文物。

被炸毁的把米扬大佛

　　塔利班“民族观”的核心是普什图与正统逊尼派认同，对于其他的民族与教派则进行打压。塔利班对什叶派进行圣战，在马扎里沙里夫和哈扎拉贾特地区更是大肆屠杀什叶派穆斯林。据西方媒体报道，塔利班逐户搜寻青壮年哈扎拉人。，一旦发现便将其击毙或割喉。但塔利班将苏非派视为异端，禁止其信众进行神秘主义活动和偶像崇拜，苏非派的圣地和圣冢遭到捣毁，皮尔在政治上也被边缘化。印度教的寺舍和圣像也遭破坏，印度教徒还被要求必须佩带象征异教徒的黄色徽章。由此不难看出，塔利班的民族观本质上是理想的泛伊斯兰主义与狭隘的普什图民族主义、教派主义和部落认同的杂糅。

　　塔利班无疑是一场极端和保守的宗教-社会运动，也是对阿富汗百余年来西方化、世俗化的回应，不宜将之简单等同于恐怖组织。如今，包括美国和联合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或国际组织都未将阿富汗塔利班列为恐怖组织。扎伊夫就曾指出，“我过去是塔利班(Talib)，现在是塔利班，将来仍是塔利班，但我永远不会属于‘基地’组织。”

　　“塔利班化”：中东政治伊斯兰的新动向

　　近来，随着奥马尔去世，塔利班领导层实现更迭。但在北约逐步完成撤军的背景下，塔利班对于阿富汗重建的消极影响更加凸显，阿富汗的安全形势更加恶化。2015年10月，塔利班更是攻陷了少数民族占据主导地位的北部重镇昆都士，对于阿富汗政局造成极大的震动。如今，阿富汗一半的领土在塔利班的控制与影响之下。从形式上看，当前塔利班与阿富汗现政权的对抗构成了阿富汗问题的主要矛盾。

　　但深层而言，当前阿富汗问题的症结在于，阿富汗重建并未理顺阿富汗历史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根据“亚洲基金会”的民调：54.7%的阿富汗人认为重建存在方向性的错误。换言之，尽管阿富汗战争后塔利班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发生转变，但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基于普什图部落社会，反对西方化的政治模式。因此，20世纪90年代孕育塔利班的族际政治、部落政治和教派政治因素在当前仍然是阿富汗重建面临的困境，也是塔利班得以维系并再次崛起的根源。如果无法真正触及这些深层问题，便无法真正瓦解塔利班的社会基础。当前，无论是从军事上剿灭塔利班，还是政治上与之和解都是无源之水，阿富汗问题很难实现突破。事实上，即便当前“伊斯兰国”加紧向阿富汗渗透，也难以真正撼动深植于普什图部落社会的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地位。从近期来看，如果阿富汗无法实现结构性的调整，那么塔利班运动仍然将延续下去。

　　塔利班运动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的新趋向。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影响下，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政治文化成为中东社会整合与动员的动力。即便后来兴起的政治伊斯兰，其主流也基本上由城市知识精英领导，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现代性的取向。可以说，伊斯兰教被工具化了。中东地区具有广泛影响的穆斯林兄弟会、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等莫不是如此。塔利班虽属当代政治伊斯兰潮的一部分，但与上述温和的政治伊斯兰不同，亦与哈马斯、真主党等激进派具有显著差异。在社会基础上，塔利班完全植根于农村的部落社会，代表特定的族裔与部落的利益，由社会底层的毛拉领导。事实上，这既是对阿富汗传统的宗教与部落关系的复归，也体现了伊斯兰教是当代阿富汗唯一能够超越狭隘的部落与血缘认同，将松散的社会组织统一起来的文化纽带。中世纪著名哲学家伊本·赫勒敦早已指出，唯有伊斯兰教才能黏合中东社会。

　　在宗教思想方面，塔利班的草根性决定了其接触的只是粗浅的伊斯兰教知识，并不具有如穆斯林兄弟会或南亚伊斯兰促进会那样广博、高深的宗教哲学思辨。一位曾采访奥马尔的记者就指出，“奥马尔是一位无知的乡下人。”埃及的一些知名宗教人士在造访阿富汗后得出的结论是：“塔利班缺乏宗教与法律的知识”，“未能领会真正的伊斯兰教”。但对于塔利班而言，伊斯兰教却是一种纯粹的价值取向。从目标与手段上看，在当代中东，“尽管一些人致力于激进的宗教政治，而大多数则在现行社会制度之内开展活动。”塔利班与之相反，是以军事手段夺取政权，最终以沙利亚为基础重建哈里发制度。因此，塔利班具有军事伊斯兰的特征。

　　塔利班是一场极为独特的政治伊斯兰运动，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中东政治伊斯兰的新趋势，即“塔利班化”的现象。西方学者甚至将这种现象称为“塔利班主义”(Talibanism)。概括来说：即在政治崩溃与社会失序的地区，宗教力量与特定的地方传统社会组织(族裔、教派、部落等)相结合，采取军事手段夺取政权，并付诸极端的宗教实践。当前，“塔利班化”的现象有在中东地区蔓延的趋势。阿富汗战争后，巴基斯坦与伊拉克也出现了与阿富汗塔利班类似的组织，严重威胁这些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秩序，以及族裔与教派关系。在当前中东的秩序面临重大变革、许多国家处于崩溃的状态下，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2013年伊拉克兴起的“伊斯兰国”(ISIS)与塔利班本身具有一定的联系。尽管一些西方学者将“伊斯兰国”喻为“新基地组织”，但从当前情况来看，前者更类似于塔利班。“伊斯兰国”同样是国家崩溃的产物，反映了特定传统社会组织的权力诉求，具体而言，就是伊拉克的阿拉伯逊尼派。在人员构成上，“伊斯兰国”不仅吸纳了贝都因部落、底层宗教人士等传统力量，而且还有一些前复兴党政权的军官。因此，该组织具有较为强大的战斗力。尽管有一些海外的圣战者参与其中，但绝大多数成员是伊拉克人。其目标并非针对平民和欧美国家，而是通过军事手段，建立一个地跨伊拉克与叙利亚的“哈里发国”，反对什叶派与其他教派，并以极端的宗教思想“净化”社会。2014年6月，该组织已宣布建立“伊斯兰国”，首领巴格达迪自称“哈里发”。由此不难发现，“伊斯兰国”既与穆斯林兄弟会长期坚持的宪政制度与议会民主不同，也与“基地”组织积极推动全球圣战、打击欧美本土有异，在一定程度上是塔利班运动的再现。正如巴基斯坦著名学者拉希德所言，将“伊斯兰国”视为“新基地”组织并不正确，前者更像是塔利班的翻版。

　　当前，“塔利班化”现象已由中东边缘蔓延到核心地区，并对地区安全与稳定造成了严重威胁。本质上，这种独特的宗教-政治现象是自20世纪初现代中东政治疆界与政治秩序确立以来现代化与民族国家构建失败的产物。更确切地说，它是中东国家失序、政治紊乱、族际或教派间权力分配失衡、族际关系恶化、社会经济治理失效，以及国家民族认同土崩瓦解的结果。它同时也反映了在世俗民族主义退潮后，中东地区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真空。伊斯兰教作为中东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与认同资源、社会整合的力量，理所当然成为某些势力动员、整合民众，改变教派、族裔权力关系与现存中东政治格局的工具。故此，在中东国家乱局依旧、政治与社会生态没有本质变化、国家与社会治理难有突破的情况下，政治伊斯兰“塔利班化”的趋势可能愈发突出，这无疑将对中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形成巨大挑战。

 　　原题为：《塔利班运动及其伊斯兰实践新探 ——兼论中东政治伊斯兰的“塔利班化”新动向》

　　20世纪90年代中期，塔利班运动迅速兴起，至今仍是影响阿富汗重建、中东及中南亚地缘政治格局及地区安全，乃至我国边疆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塔利班在领导力量、组织基础、政治目标、宗教思想与实践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特点，与当代主流的政治伊斯兰存在显著差别，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治伊斯兰运动的一种新趋向。当前，伊拉克与叙利亚影响甚大的“伊斯兰国”，在某些方面就与塔利班相似，有些国外学者甚至认为该组织是塔利班的翻版。当下，塔利班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拟借助一些新材料，从阿富汗社会历史发展的视角审视这一独特的宗教-政治现象，以期为更加全面、深入理解塔利班运动、阿富汗问题，乃至当前中东政治伊斯兰的新动向。

塔利班领导人

　　塔利班运动早期历史重构

　　宗教运动的兴起往往有着独特而复杂的历史际遇。关于塔利班的早期历史以传说居多。一般认为，奥马尔(Mullah Muhammad Omar)是“罗宾汉式”的人物，他在一次偶然的事件中，创立了塔利班，惩强扶恶，反对军阀。这种说法曾得到塔利班政权的认可。也有学者认为，塔利班在巴基斯坦兴起，甚至由后者一手缔造。现在看来，这些看法存在问题。塔利班问题研究专家林斯霍腾指出，在相关文献中，“塔利班运动的兴起有着不同的说法”，“但其中许多没有可取之处”。

　　2010年，曾参与创建塔利班的扎伊夫(Abdul Salam Zaeef)出版了回忆录，对塔利班运动的早期历史进行了详尽论述，从而解开了这一谜团。据他所说，奥马尔本为坎大哈西郊桑伊萨村(Sangisar)的毛拉。20世纪80年代，他在家乡参加抵抗运动，并担任军事首领，其右眼也是此时受伤。苏联撤军后，奥马尔等圣战者解甲归田，重操旧业，但当时的坎大哈地区陷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原先的抗苏圣战者对时局不满，经常集会讨论出路，不过奥巴尔没有参与。他们决定“吸纳更多的成员，以便能够保卫我们的土地和安全”，与“军阀和强盗抗衡”;目标则是“不仅保护自身安全，而且还保障其他人的权利”，“与人民一同寻求解决之道”。1994年，这些圣战者在坎大哈附近的帕什莫尔(Pashmol)清真寺集会，通过了行动纲领。其内容是：“我们需要寻求其他圣战者和学生的支持，并与他们团结起来清除街道上的无赖军阀和检查站”。他们当时关注的仅是生活区域的安全，并没有远期目标。

　　随后，他们开始招募当地的圣战者、宗教学生与欧莱玛。扎伊夫认为，当务之急是推举一名有威望的领导人，因此力劝曾担任圣战者领袖的奥马尔。奥马尔在得到圣战者的效忠保证后，打消了疑虑，最终同意担当领袖。1994年秋，塔利班的成立会议在扎伊夫的清真寺召开，共有约40~50名圣战者与会。他们以《古兰经》之名发誓，表示支持奥马尔，惩治腐败和罪恶。但这次会议并未设定章程、标志和名称，“塔利班”之名也是外界所加。“塔利班”(Taliban，单数为Talib)是阿拉伯语中“学生”之意，在普什图语中特指传统宗教学校的学生，但一些人认为塔利班运动是一场宗教学生运动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事实上，阿富汗的圣战者早已被称为“塔利班”。该运动早期的主力就是这些圣战者，并非宗教学生。尽管后来有大量的宗教学生加入其中，但圣战者无疑仍是领导者与核心。因此，“塔利班”只是一种泛化的宗教身份称谓，而非特定的职业称谓。

　　塔利班形成后，“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普什图语频道随即进行报道。该电台是当时阿富汗人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途径，塔利班迅速为人所知，也开始得到大量的资助。根据扎伊夫的说法，仅一位匿名商人就捐助了超过9 000万阿富汗尼。按照当时的官方汇率，约合177.9万美元。这些资金化解了塔利班运动的燃眉之急，也使其迅速壮大，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到400余人。20世纪90年代初，阿富汗南部军阀在从巴基斯坦边界到坎大哈的公路上设立了许多检查站，目的是收取过路费和勒索旅客。从坎大哈到巴基斯坦边界仅65英里(约合105公里)，但却有50多个检查站塔利班同样设立了自己的检查站，但他们却是为了以此为据点打击军阀、疏通道路、传播沙里亚法和扩大影响，以便建立和平。因此，该组织得到当地普什图人的广泛支持，从而迅速地荡平了周边的军阀，成为当地一股强大的力量，甚至一度攻占了阿、巴边界重镇斯平布尔达克(Spin Boldak)，将伊斯兰党的军火库抢夺一空。但此时的塔利班仍只是松散的军事组织，没有长远目标。

　　1994年11月，塔利班打败了军阀萨勒赫(Saleh)，从而占据了阿富汗南部中心坎大哈。随后该组织又攻占阿富汗东部地区，控制了阿富汗约一半的毒品生产，从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塔利班借此招募大量宗教学生，实力大增，并重创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驱逐了阿富汗西部的伊斯梅尔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组织已占领了阿富汗的半壁江山。同时，塔利班运动也逐渐由一场自发的社会抵抗运动转变为自觉的宗教-政治运动，并提出了更长远的目标，即在“重建和平与安全”的口号下问鼎政权。其成员不仅限于阿富汗的宗教学生、部落武装、境外的圣战者，人民民主党政权“旗帜派”的一些军人也纷纷加入。后者曾为正规军，精通重型武器的使用，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塔利班的军事势力，但塔利班的核心成员仍然是最初的那些圣战者。

　　在塔利班运动日益壮大的情况下，阿富汗内战各方暂时摒弃前嫌，于1996年结盟，即所谓的“北方联盟”(“反塔联盟”)。他们的目标是对抗塔利班运动，但为时已晚。塔利班在圣战口号的动员下，以及普什图人、外部力量的支持下焕发出强大的战斗力。1996年9月，塔利班攻占了首都喀布尔。1998年，该组织又进一步占领了北部重镇马扎里沙里夫，而“北方联盟”仅控制阿富汗东北部一些地区。在不到4年时间里，该组织从无到有，迅速攻占了90%的领土，基本上统一了阿富汗。塔利班执政的5年间，其组织迅速强化，并以沙里亚为基础，以“哈里发制度”为原型，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并开始推行全面的伊斯兰化实践。

　　由此可见，虽然塔利班运动在一定时期内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与支持，但基本是一场自发和本土化的宗教-政治运动。其独特性在于：领导层为社会最底层的毛拉，他们长期生活在农村，大都曾以难民的身份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接受基本的宗教教育，一些人甚至是文盲。这便决定了该组织建立之初并没有形成远大的目标及统一和严密的组织，其宗教思想也更为保守。但是，这样一场落后的宗教运动为何能在短时期内击败强大的对手，并至今深刻影响阿富汗政局?

　　塔利班运动兴起的社会历史根源

　　当代中东社会思潮不只是纯粹的理论思辨，还往往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呈现，其兴衰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中国学者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宗教问题不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不仅仅是信仰者的个人信仰问题，而且也是直接关系到社会政治问题、历史文化传统问题、伦理道德问题，乃至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问题。”因此，我们应当以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视野来阐释宗教运动，以便抓住问题的根本。塔利班的崛起是阿富汗现代化、族际政治、部落政治和地缘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阿富汗宗教与世俗矛盾的长期积累。阿富汗是一个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国家。西方旅行者曾指出，“来到阿富汗就如同进入了圣寺”，“从国王到农民都为神圣的情感所感染”。据估计，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的伊斯兰教信徒多达80多万。事实上，自20世纪以来，阿富汗的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西方化与世俗化。政府一方面通过笼络苏非教团的皮尔(导师)和知名宗教人士，将城市中的马德拉萨和清真寺收归国有，最终将伊斯兰教纳入国家控制，同时也使宗教人士依附于国家;另一方面，政府又将宗教人士逐步排除于政权和司法体系之外，代之以世俗官僚，同时兴办世俗教育，制定和普及世俗法，推行社会文化的世俗化改革。伊斯兰教在经历国家化的同时，处于边缘化的窘境。现代化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也成为宗教复兴的温床。正如奥莱森所言，现代化“导致伊斯兰教的边缘化和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成为此后数十年间阿富汗面临的主要问题。”

　　伊斯兰教是中东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阿富汗的这些变化势必引发宗教阶层的抵制与反抗，并激发人们对处于困顿中的伊斯兰文化的重新肯定与宣扬。20世纪以来，阿富汗伊斯兰教阶层的抗争从未停止。20世纪20年代，毛拉领导的叛乱就使当时方兴未艾的世俗化改革搁浅，并导致穆罕默德王朝垮台。20世纪40年代后，阿富汗的宗教阶层，主要是公立宗教学校的教师与学生成为政治伊斯兰的主力。他们接受现代教育，也受到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并组建“伊斯兰促进会”。这些伊斯兰主义者不仅反对王室及达乌德的现代化改革，也反对具有“无神论”色彩的人民民主党政权，甚至还对因循守旧的传统宗教人士不满。但是，宗教只是他们反抗的方式，而非目标。20世纪90年代初，它们夺取政权后很快便陷入了派系的搏杀与争权夺利的内战，撕去了最后一层神圣的面纱，与之前的世俗统治者无异。

　　尽管塔利班运动兴起之时，阿富汗的世俗政权已经垮台，但从整体上看，该运动无疑是半个世纪以来宗教与世俗的对抗，以及由此引发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产物。一方面，塔利班成员是伊斯兰化的一代，他们或是参与当年反抗苏联和人民民主党政权的圣战，或是在社会整体伊斯兰化的背景下接受宗教教育。可以说，在宗教与世俗斗争中兴起的伊斯兰潮塑造了塔利班的宗教思想及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塔利班运动又是之前阿富汗一系列伊斯兰运动的继承者。不同点在于，塔利班成员主要是社会底层的毛拉，具有草根的色彩，并没有接受过正规和系统的宗教教育。与之前的伊斯兰运动相比，塔利班在对待世俗的态度上更为保守，宗教思想也更为极端，志在以沙里亚净化阿富汗。因此，阿富汗宗教与世俗的矛盾，以及社会整体的极端化成为塔利班兴起的社会与思想条件。

　　第二，塔利班运动迎合了普什图人的权力诉求。阿富汗民族构成极其复杂，共有20~50个民族。但1747年阿富汗建国以来，普什图人便一直牢牢地控制着国家政权，其他民族处于从属地位。阿富汗事实上就是普什图人的国家，“阿富汗”(Afghanistan)一词最先指的是普什图人的土地，但普什图人虽为阿富汗最大的民族，其人口却仅占约40%。因此，阿富汗的民族结构与权力结构存在错位的现象，民族矛盾极为突出。阿富汗问题产生后，普什图人的地位一落千丈。苏联支持的人民民主党政权(人民派)以少数民族为核心，普什图人历史上第一次被排拒于权力中心之外，传统的普什图政治精英或是被杀，或是流亡国外，普什图人的文化权利也开始丧失。因此，阿富汗伊斯兰抵抗运动体现了普什图人强烈的权力诉求。抵抗运动核心“七党联盟”中的6个伊斯兰政党以普什图人为主体。

　　苏联撤军后，曾经的圣战者褪去了宗教光环，沦落为军阀。他们大多以族裔划界。少数民族政党控制了阿富汗政权。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军阀也成为地方统治者，统治着本民族的聚居区。这些地区政治上相对统一，社会秩序得到了有效的维护，经济条件也有所改善。虽然普什图地区有十多个大军阀，但他们争斗不休，使普什图社会秩序陷入极度混乱，奸淫掳掠、烧杀抢夺随时都在发生。普什图人从未遭遇如此困境。塔利班正好迎合了普什图人对秩序、安全的渴求，以及对权力的诉求。正如一位普什图农民所言，“塔利班以武力赢得战争，因为他们以普什图人的方式，终结了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给我们造成的耻辱。”所以，尽管塔利班运动是一场宗教运动，形式上超越了族裔认同，但现实中却以普什图人为社会基础，其成员(包括领导层)绝大多数为普什图人。美国阿富汗问题专家巴菲尔德便将塔利班喻为“戴着头巾的沙文主义”，目标是夺回普什图人丧失了的政治领导权。普什图人对于塔利班的支持也就不难理解。

　　第三，塔利班运动与部落政治有契合性。前述两点原因并不能完全解释塔利班运动的崛起，因为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普什图政党“伊斯兰党”同样具有上述特征，但却未能问鼎阿富汗政权。其深层原因还在于，塔利班对部落政治具有更强的适应性。阿富汗城市化率非常低，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部落社会。西方学界一般认为，普什图部落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部落组织。作为传统的社会组织，普什图部落具有稳定的政治文化。简言之，普什图人以平等性著称，极为珍视个人、部落的独立、平等，并将此等同于“荣誉”。普什图人若失去“荣誉”，便无法在部落社会立足。故此，普什图人更倾向于政治上的自治，反对政府的控制和集权政治。普什图社会也因此体现出“马赛克式”的分裂性特征。历史上，阿富汗集权的努力往往难以持续，大都引发部落叛乱，最终归于失败。然而，“伊斯兰党”属于现代政党，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和集权化的政治倾向，其目标是以“牺牲地方的政治和文化自治来构建一个中央集权的现代伊斯兰国家”。因此，该党难以融于部落社会，也难以获得普什图人的广泛支持。

　　与伊斯兰党不同，塔利班诞生于部落社会，其领导层大都为农村的毛拉，谙熟部落政治的运行规则该组织在伊斯兰教旗帜下，分化、拉拢普什图部落力量，赋予其传统自治权力，同时尊重部落的传统习惯法，从而赢得普什图部落的信任与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在阿富汗乃至中东其他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不只是宗教信仰，更是将分散的部落联合起来的最重要的传统资源。历史上，阿富汗部落对国家或外部侵略的反抗大都在圣战的旗帜之下，由传统的宗教阶层(毛拉)领导。塔利班正是这种部落反抗模式的再现，即部落与宗教力量的联合，因而得到普什图部落的强烈拥护。意大利学者古斯托奇指出，阿富汗的伊斯兰运动产生于城市社会，只有在农村扎根，并与地方势力和宗教人士结合才能成功。此外，阿富汗普什图人主要由杜兰尼部落联盟和吉尔查伊部落联盟构成。18世纪中期以来，前者在阿富汗乃至普什图人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后者则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两者的矛盾非常尖锐。塔利班也反映了吉尔查伊部落联盟的权力诉求，其领导人几乎全部出自该部落联盟。由此不难看出，阿富汗族际政治与部落政治的独特性是塔利班运动兴起的深层原因。

　　第四，塔利班运动是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潮及地缘政治的产物。塔利班是当代伊斯兰潮的一部分，受到周边地区伊斯兰运动的深刻影响。传统上，阿富汗的欧莱玛一般到南亚，特别是迪奥班迪派(Deoband)的马德拉萨求学。不过，阿富汗的现代伊斯兰潮最初却源自中东。20世纪30年代后，阿富汗政府选派大批留学生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这些留学生深受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回国后组建伊斯兰政党，后来逐渐演变为政治反对派，以及抗苏(联)的主力。阿富汗问题产生后，300余万难民流亡巴基斯坦。由于在迪奥班迪派的马德拉萨可以得到免费食宿与教育，大量难民开始涌入，接受传统宗教教育。这些难民成为抵抗运动的主要来源。据估计，80%的圣战者曾就读于上述学校。这些马德拉萨受到萨拉菲主义，尤其是瓦哈比主义的影响，导致阿富汗伊斯兰思潮的政治化、军事化、保守化和极端化。阿富汗的难民当然也受此影响。这些宗教思潮的变化成为塔利班兴起的思想与社会基础。

　　此外，塔利班的崛起与境外支持力量——主要是巴基斯坦和沙特密切相关。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存在严重的领土争端，即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因此，巴基斯坦一直在阿富汗培植代理人。同时，苏联解体后，中亚诞生了一系列国家，巴基斯坦也渴望通过阿富汗与中亚建立能源、贸易联系。而在巴基斯坦国内，1993年，“迪奥班迪派”政党“伊斯兰贤哲会”(Jamiat Ulema-e-Islam)与巴基斯坦“人民党”结盟赢得大选，扶植塔利班成为巴基斯坦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和拓展战略空间的首选。对于沙特而言，支持塔利班不仅可以扩大瓦哈比主义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可以遏制伊朗在阿富汗的渗透。美国对待塔利班的态度也十分温和，在“九·一一”事件之前一直与塔利班就铺设中亚到南亚的石油管道进行谈判。当时，塔利班的兴起具有十分宽松的外部环境。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塔利班在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夺取了阿富汗政权。2001年阿富汗战争后，阿富汗形式上实现了国家重建，但阿富汗政权由杜兰尼部落联盟控制，军队则仍由少数民族把持。阿富汗重建是集权化与西方化的过程，塔利班产生与发展的社会环境并未消除。因此，即便遭到北约与阿富汗政府军的打击，塔利班仍得以转圜、实现重组。如今，阿富汗塔利班的领导中心是位于巴基斯坦的“奎达舒拉”。塔利班仍是阿富汗现政权最大的威胁。

　　塔利班运动的伊斯兰思想及实践

　　塔利班的宗教思想不仅独树一帜，而且还被付诸实践，成为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独特景观。尽管人们一般将之贴上“保守”、“狂热”、“反动”等标签，但不能否认塔利班是一场现代的宗教-政治运动。塔利班没有形成系统的宗教哲学和形而上的思辨体系，这不影响其意识形态的整体性。总体看，塔利班宗教思想是迪奥班迪派、瓦哈比主义和普什图部落政治文化的混杂。19世纪中期，印度大起义后，南亚穆斯林在伊斯兰社会出路的问题上分裂为两派：一是与殖民当局合作，学习西方科技，成为现代主义的先驱;二是回归伊斯兰传统，捍卫伊斯兰文明。

　　迪奥班迪派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属于后者。该派试图通过改革伊斯兰教育与沙里亚，使伊斯兰社会回归“真主之道”，激发伊斯兰认同，推动伊斯兰世界的联合，最终实现伊斯兰社会的复兴。迪奥班迪派在现代南亚伊斯兰教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主要思想有：宗教教育与沙里亚必须以经训为基础，反对西式教育与“伊智提哈德”;反对包括什叶派在内的“异端邪说”和异教徒，但对苏非派持宽容态度;反对殖民主义，主张走平民路线，建立公平和公正的社会;主张泛伊斯兰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和部落认同。这些思想构成了塔利班伊斯兰思想的基础。塔利班发言人甚至表示，“每位阿富汗人都属于迪奥班迪派”。但两者也有不同之处，塔利班受瓦哈比主义的影响，比迪奥班迪派更加保守和极端。此外，由于塔利班成员来自于普什图部落地区，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普什图瓦利(部落习惯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观及“哈里发制”的重建。塔利班是一场“返璞归真”的宗教政治运动，它反对现代政党制度、议会民主制和宪政制度，认为这是西方道路，与伊斯兰教精神相悖。其政治思想核心就是以沙里亚为基础，重建先知时代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哈里发是“哈里发制”的核心。塔利班首领奥马尔自诩为“埃米尔”(Amir al-Mu’minmin)，即“信士的首领”。该称号在阿富汗本就是“哈里发”的代名词。因此，奥马尔不仅是政治和军事首脑，而且还代表真主拥有宗教权威。塔利班认为，奥马尔是伊斯兰世界最有威望和值得尊敬的人。在形式上，埃米尔依据旧制由宗教人士选举而来。1996年4月4日，奥马尔在坎大哈的圣地请出了先知穆罕默德的斗篷，而在场的1 527名毛拉齐声欢呼，奥马尔就任埃米尔，“阿富汗伊斯兰埃米尔国”由此成立。阿富汗原有的政治制度被彻底废除，政权完全由宗教人士垄断，奥马尔在具体问题上也征求宗教人士的意见，体现毛拉治国的思想。部落首领、世俗的城市精英、苏非派的皮尔(导师)等传统政治力量则被排除于政权之外。

　　位于喀布尔的“喀布尔委员会”是形式上的内阁，但却形同虚设，没有实权。巴基斯坦学者阿赫马德·拉希德曾生动描述过，“无论时局有多么紧张，他们每天只工作4个小时，部长的办公桌总是空空如也，没有任何文牍”。塔利班仿照先知时代，在坎大哈设立“最高舒拉”(Supreme Shura)，作为政权的中心。该机构由10人组成，全部为毛拉，他们大多是与奥马尔共同起事的挚友。塔利班政权几乎所有的政令皆出于此。在司法领域，坎大哈的“伊斯兰最高法庭”行使最高法院的职能，负责任命地方卡兹(法官)，每两年召集所有卡兹讨论判例和沙里亚的实施情况。塔利班在各地设立“地方舒拉”，作为基层政权。该机构由平民选举产生，但由于知识分子和部落领袖遭到塔利班的排斥，当选的大都是宗教人士。从形式上看，塔利班以伊斯兰传统政治思想为基础，重建了“哈里发制”。

　　第二是伊斯兰化的社会观与社会净化。传统上，阿富汗具有3种并行的法律体系：国家的法律、沙里亚和普什图瓦利(部落习惯法)。历史上，阿富汗政府一直试图削弱沙里亚和普什图瓦利，加强国家的世俗法律体系，但效果甚微。沙里亚与普什图瓦利也存在矛盾，两者不仅存在宗教与世俗的分野，而且在具体问题上的判决截然不同。普什图瓦利作为不成文和非官方的传统部落习惯法，在部落地区占据主要地位。如今，阿富汗农村80%的案件仍通过普什图瓦利解决。沙里亚与之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宗教人士发布的法特瓦也必须与普什图瓦利的精神相一致，否则不被认可。一些阿富汗人甚至称，只接受半部《古兰经》。不过，由于阿富汗尊奉宽容和灵活的哈乃斐教法学派，沙里亚与普什图瓦利在现实中可以和平共存。

《古兰经》

　　然而，塔利班受到瓦哈比主义的影响，奉行罕百里学派，赋予《古兰经》和逊奈以更重要的地位，不重视公议和类比，反对重新解释沙里亚和“伊智提哈德”。同时，塔利班采纳沙里亚中的“固定刑”(Hudud)原则， 与“酌定刑”相对，意指安拉对5种不容宽恕的罪行的惩罚。塔利班对于沙里亚的解释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与阿富汗本土的传统和价值相悖。

　　塔利班不仅废除了阿富汗原有的世俗法律体系，确立了以沙里亚为基础的宗教司法体系。同时，依据沙里亚净化社会，建立所谓“真正的”伊斯兰国家与社会。塔利班效仿沙特设立“劝善戒恶部”。该部门拥有1.5万~3万名宗教警察，负责监督社会行为和惩治犯罪。在社会生活上，塔利班禁止演奏乐曲、跳舞、观看电影和电视等一切娱乐、体育活动;禁止养鸽、照相、赌博、吸烟、放贷和表演魔术等。男性需要蓄须，长度为一拳长，禁止留西方式的发型和长发。受塔利班确立的宗教司法体系影响最大的群体莫过于女性。塔利班政权恢复了伊斯兰教传统的妇女隔离制度，女性不仅不能单独外出，也有明确的着装规定，即穿戴布尔卡。同时，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也被剥夺，除医疗部门外，其他的女性必须放弃在外工作。

　　塔利班实行的严厉的沙里亚与普什图瓦利产生了严重冲突。虽然塔利班希望通过在部落地区强加伊斯兰法，以削弱普什图瓦利的影响。但其成员大都求学于农村的马德拉萨，塔利班对沙里亚的解释不可避免地受到习惯法的影响。同时，普什图瓦利在阿富汗根深蒂固，不仅是日常行为规范，而且还是普什图认同的基础。塔利班为了扩大社会基础，必须向部落力量做出让步。故此，塔利班在一定程度上默许普什图瓦利的存在，并试图调和两者的关系，但规定两者发生矛盾时以沙里亚为主。

　　第三是杂糅的民族观与极端实践。塔利班的民族观是泛伊斯兰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教派与部落主义的混杂。穆斯林共同体“乌玛”与“哈里发制”相辅相成，是伊斯兰教的核心观念之一。“乌玛”也是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教象征。塔利班受迪奥班迪派的影响，在重建“哈里发制”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具有泛伊斯兰主义的倾向。塔利班不仅支持其他国家的伊斯兰运动，而且庇护了大量境外伊斯兰反对派，其中不乏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最著名的当属“基地”组织和“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据估计，当时在阿富汗寻求庇护的阿拉伯圣战者就达二三千人。当奥马尔被问及为何支持“基地”组织时回应道，“这不是拉登的问题，而是伊斯兰教的问题。伊斯兰的声望要求我们这样做，这就是阿富汗的抉择。”如果说塔利班庇护“基地”组织有政治和经济利益考量的话，其对车臣和东南亚伊斯兰反政府武装的支持无疑体现了泛伊斯兰主义的倾向。

　　但在现实中，塔利班的“乌玛”和泛伊斯兰思想首先服务于国内问题，即将阿富汗的圣战作为全球圣战的一部分。奥马尔就指出，我们只有在处理完国内问题后，才能谈其他问题。塔利班强调重建阿富汗的秩序与和平，这对阿富汗人而言极具吸引力。塔利班声称，“将所有民族统一到真正的伊斯兰政权之中”，“每个民族都将参与政权”，将“恢复30余年战争所导致的精神与物质损失”。可见，在“乌玛”与阿富汗民族之间，塔利班更倾向于后者。然而，这些看似超越特定部落、民族(nationality)与教派的华美言辞，并不能掩盖塔利班狭隘的民族与教派认同。在其看来，阿富汗民族的历史就是伊斯兰教传入以来的历史，其他文明由异教徒创造，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历史是“蒙昧时代”(Jahiliyyah)。所以，塔利班不顾埃及知名宗教人士的劝阻，炸掉“巴米扬大佛”，并毁掉大量珍贵文物。

被炸毁的把米扬大佛

　　塔利班“民族观”的核心是普什图与正统逊尼派认同，对于其他的民族与教派则进行打压。塔利班对什叶派进行圣战，在马扎里沙里夫和哈扎拉贾特地区更是大肆屠杀什叶派穆斯林。据西方媒体报道，塔利班逐户搜寻青壮年哈扎拉人。，一旦发现便将其击毙或割喉。但塔利班将苏非派视为异端，禁止其信众进行神秘主义活动和偶像崇拜，苏非派的圣地和圣冢遭到捣毁，皮尔在政治上也被边缘化。印度教的寺舍和圣像也遭破坏，印度教徒还被要求必须佩带象征异教徒的黄色徽章。由此不难看出，塔利班的民族观本质上是理想的泛伊斯兰主义与狭隘的普什图民族主义、教派主义和部落认同的杂糅。

　　塔利班无疑是一场极端和保守的宗教-社会运动，也是对阿富汗百余年来西方化、世俗化的回应，不宜将之简单等同于恐怖组织。如今，包括美国和联合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或国际组织都未将阿富汗塔利班列为恐怖组织。扎伊夫就曾指出，“我过去是塔利班(Talib)，现在是塔利班，将来仍是塔利班，但我永远不会属于‘基地’组织。”

　　“塔利班化”：中东政治伊斯兰的新动向

　　近来，随着奥马尔去世，塔利班领导层实现更迭。但在北约逐步完成撤军的背景下，塔利班对于阿富汗重建的消极影响更加凸显，阿富汗的安全形势更加恶化。2015年10月，塔利班更是攻陷了少数民族占据主导地位的北部重镇昆都士，对于阿富汗政局造成极大的震动。如今，阿富汗一半的领土在塔利班的控制与影响之下。从形式上看，当前塔利班与阿富汗现政权的对抗构成了阿富汗问题的主要矛盾。

　　但深层而言，当前阿富汗问题的症结在于，阿富汗重建并未理顺阿富汗历史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根据“亚洲基金会”的民调：54.7%的阿富汗人认为重建存在方向性的错误。换言之，尽管阿富汗战争后塔利班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发生转变，但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基于普什图部落社会，反对西方化的政治模式。因此，20世纪90年代孕育塔利班的族际政治、部落政治和教派政治因素在当前仍然是阿富汗重建面临的困境，也是塔利班得以维系并再次崛起的根源。如果无法真正触及这些深层问题，便无法真正瓦解塔利班的社会基础。当前，无论是从军事上剿灭塔利班，还是政治上与之和解都是无源之水，阿富汗问题很难实现突破。事实上，即便当前“伊斯兰国”加紧向阿富汗渗透，也难以真正撼动深植于普什图部落社会的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地位。从近期来看，如果阿富汗无法实现结构性的调整，那么塔利班运动仍然将延续下去。

　　塔利班运动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的新趋向。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影响下，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政治文化成为中东社会整合与动员的动力。即便后来兴起的政治伊斯兰，其主流也基本上由城市知识精英领导，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现代性的取向。可以说，伊斯兰教被工具化了。中东地区具有广泛影响的穆斯林兄弟会、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等莫不是如此。塔利班虽属当代政治伊斯兰潮的一部分，但与上述温和的政治伊斯兰不同，亦与哈马斯、真主党等激进派具有显著差异。在社会基础上，塔利班完全植根于农村的部落社会，代表特定的族裔与部落的利益，由社会底层的毛拉领导。事实上，这既是对阿富汗传统的宗教与部落关系的复归，也体现了伊斯兰教是当代阿富汗唯一能够超越狭隘的部落与血缘认同，将松散的社会组织统一起来的文化纽带。中世纪著名哲学家伊本·赫勒敦早已指出，唯有伊斯兰教才能黏合中东社会。

　　在宗教思想方面，塔利班的草根性决定了其接触的只是粗浅的伊斯兰教知识，并不具有如穆斯林兄弟会或南亚伊斯兰促进会那样广博、高深的宗教哲学思辨。一位曾采访奥马尔的记者就指出，“奥马尔是一位无知的乡下人。”埃及的一些知名宗教人士在造访阿富汗后得出的结论是：“塔利班缺乏宗教与法律的知识”，“未能领会真正的伊斯兰教”。但对于塔利班而言，伊斯兰教却是一种纯粹的价值取向。从目标与手段上看，在当代中东，“尽管一些人致力于激进的宗教政治，而大多数则在现行社会制度之内开展活动。”塔利班与之相反，是以军事手段夺取政权，最终以沙利亚为基础重建哈里发制度。因此，塔利班具有军事伊斯兰的特征。

　　塔利班是一场极为独特的政治伊斯兰运动，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中东政治伊斯兰的新趋势，即“塔利班化”的现象。西方学者甚至将这种现象称为“塔利班主义”(Talibanism)。概括来说：即在政治崩溃与社会失序的地区，宗教力量与特定的地方传统社会组织(族裔、教派、部落等)相结合，采取军事手段夺取政权，并付诸极端的宗教实践。当前，“塔利班化”的现象有在中东地区蔓延的趋势。阿富汗战争后，巴基斯坦与伊拉克也出现了与阿富汗塔利班类似的组织，严重威胁这些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秩序，以及族裔与教派关系。在当前中东的秩序面临重大变革、许多国家处于崩溃的状态下，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2013年伊拉克兴起的“伊斯兰国”(ISIS)与塔利班本身具有一定的联系。尽管一些西方学者将“伊斯兰国”喻为“新基地组织”，但从当前情况来看，前者更类似于塔利班。“伊斯兰国”同样是国家崩溃的产物，反映了特定传统社会组织的权力诉求，具体而言，就是伊拉克的阿拉伯逊尼派。在人员构成上，“伊斯兰国”不仅吸纳了贝都因部落、底层宗教人士等传统力量，而且还有一些前复兴党政权的军官。因此，该组织具有较为强大的战斗力。尽管有一些海外的圣战者参与其中，但绝大多数成员是伊拉克人。其目标并非针对平民和欧美国家，而是通过军事手段，建立一个地跨伊拉克与叙利亚的“哈里发国”，反对什叶派与其他教派，并以极端的宗教思想“净化”社会。2014年6月，该组织已宣布建立“伊斯兰国”，首领巴格达迪自称“哈里发”。由此不难发现，“伊斯兰国”既与穆斯林兄弟会长期坚持的宪政制度与议会民主不同，也与“基地”组织积极推动全球圣战、打击欧美本土有异，在一定程度上是塔利班运动的再现。正如巴基斯坦著名学者拉希德所言，将“伊斯兰国”视为“新基地”组织并不正确，前者更像是塔利班的翻版。

　　当前，“塔利班化”现象已由中东边缘蔓延到核心地区，并对地区安全与稳定造成了严重威胁。本质上，这种独特的宗教-政治现象是自20世纪初现代中东政治疆界与政治秩序确立以来现代化与民族国家构建失败的产物。更确切地说，它是中东国家失序、政治紊乱、族际或教派间权力分配失衡、族际关系恶化、社会经济治理失效，以及国家民族认同土崩瓦解的结果。它同时也反映了在世俗民族主义退潮后，中东地区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真空。伊斯兰教作为中东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与认同资源、社会整合的力量，理所当然成为某些势力动员、整合民众，改变教派、族裔权力关系与现存中东政治格局的工具。故此，在中东国家乱局依旧、政治与社会生态没有本质变化、国家与社会治理难有突破的情况下，政治伊斯兰“塔利班化”的趋势可能愈发突出，这无疑将对中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形成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