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的阿拉伯学者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曾将文明分为两类，一是“沙漠文明”(desert civilization)，二是“定居文明”(sedentary civilization)。两者的冲突正正表述了今天阿富汗孤城四面楚歌背后的城乡对立。

　　沙漠文明与定居文明之争

　　沙漠文明，存在于自给自足的农耕或畜牧社群之中，他们以亲属关系建构成小群体，而由于生产种类的单一性，有极强的平等概念，不容易产生单一领袖。同时，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倾向出于阿拉伯语中的“Asabiyyah”——这不必是建构在血缘之上，亦非基于个人主义由自由契约所构成的关系，而是一种“我们一起面对外面世界”的群体团结感。根据伊本赫勒敦的理论，这种文明只能形成小群体，除非有类似宗教的外力将散落各地的沙漠文明群体团结在一起。

　　而定居文明，则是以剩余农产品的存在为前提的产物。这种城市文明有密集人口、高度分工和复杂的经济模式，成员文化水平较高，以个人的居住地和社会阶级作为身份认同，不再以血缘关系或上述的Asabiyyah团结精神为本。根据伊本赫勒敦，定居文明的领袖不再如沙漠文明一般要是一个能够促成各人共识的人，而是一个能动用巨大财富和权力的专权者，以其资源支持一套中央管治机构、武力人员和惩罚制度去维持其地位。

　　在波士顿大学人类学者Thomas Barfield的眼中，沙漠文明与定居文明的鸿沟，比起阿富汗的地域身份差异，以至族群身份差异，更能解释当代的阿富汗。观乎当下源自南部坎大哈(Kandahar)和东部加兹尼(Ghazni)等地、以普什图族(Pashtun)吉尔吉人(Ghilzai)为主的塔利班，在深受波斯、中亚文化和族群影响的北部各省势如破竹，得到不少部落支持，就可见地域差异与族群差异很可能并不是理解今天阿富汗局面的应有角度。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族群分布图

　　事实上，正如伊本赫勒敦的描述，由于Asabiyyah所造成的团结对外，加上其后伊斯兰宗教的引入，将分散各地的部落以同一神明团结在一起，沙漠文明的武力往往胜过只以财力维持“雇佣武力”的定居文明;他更认为，城市富俗的专权统治者几乎无可避免地陷入贪腐，使管治败坏，而城市的财富对沙漠文明亦构成了吸引力，后者的武力更成为了政权更替的动力。这种描述与今天阿富汗政府腐败成风，被塔利班军队从农乡地区发起猛攻，而受中央雇用的政府军多有直接弃械投降的情况也极其相似。

　　至于为何今天阿富汗的状况仍然能用几个世纪前的社会学区分去理解，则要从地理说起。

　　不失交流的割裂与多元

　　今天阿富汗国境的主要地貌由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所定义。这个横越阿富汗大片国土的山脉，构成了阿富汗全国通行困难的问题。即使是今天，除了铺设好的主要干道之外，离干道数公里外就已是一个人们靠走路、骑马、骑驴通行的地方。

阿富汗的地势图，可见大片国境皆是高山

　　虽然兴都库什的高山形成了向阿富汗国境四方流散的河道，可是由于其山势爬升急速，不少河流都不会全年有水，也没有较平缓的地势作水路交通，而河道更通常终于无人之境，无助于贯通各地。同时，高山更造成冬天连月积雪的问题，导致不少村落长期孤悬于外，难以受到以城市为中心的中央政府管治;而高山在平面距离接近地区的气候差异也催化了社群生活样态和文化的多样性。

　　兴都库什山脉亦将阿富汗割裂成南北两个不同文化圈。山脉以北是深受中亚和伊朗影响的草原地带，今天也是住着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哈扎拉(Hazara)等族人，不少也说着波斯语系的语言，或信奉什叶派伊斯兰教;山脉以南则是占阿富汗四成人口的普什图族的天下，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习俗，近数个世纪以来是阿富汗的统治阶层，而其活动范围亦超越英国人订下的杜兰线(Durand Line)，遍及巴勒斯坦北部从白沙瓦(Peshawar)至奎达(Quetta)一带。

　　此等地貌虽然造成了族群的多元性和部落的繁杂性，却不代表各地之间并没有恒常交流。事实上，兴都库什山脉山峦间的通道，早在公元前数千年已是贸易要通，产自今天阿富汗北部巴达赫尚省(Badakhshan)的矿石在古埃及法老王图腾卡门的墓中亦有发现。这些通道其后更成为了中东、伊朗等地与印度和中国的贸易要道，亦是丝绸之路的一部份。时至今日，山上的游牧民族仍有到城里购盐的需要。

　　这种地势隔绝和交流不止的背景，使阿富汗以农村、牧地和城镇的三种样态，将阿富汗区分成四大主要区域：西部的赫拉特(Herat)、北部的巴尔赫(Balkh)、南部的坎大哈、东部的喀布尔。这些地区都有都建成了由农业支持的大城市，形成了上文所述的定居文明，至今这四个同名省份的首府也是阿富汗的首四个大城市的所在，而其周边地区则由农村和牧地所包围。

　　其中，赫拉特是波斯世界的贸易中心之一;巴尔赫更是拜火教创始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的逝世之地;坎大哈则是普什图族管治势力的大本营;而海拔近1，800米的喀布尔城则是古时的交通南北的要道，同时也是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与哈扎拉人的人口交汇处，一直有极重要的政治地位。

战乱中的阿富汗人

　　城与乡之间的隔阂

　　然而，在交通困难的阿富汗，城市对于活于广大沙漠文明之中的农耕和畜牧部落而言，最多只是一个交易的地点，而非管治的核心。中央政府的管治往往难以有效延伸至农乡地区。且由于沙漠文明中的群体关系结构，中央政府的资源往往也是通过与政府有关系的地方头面人物取得，使政府与各地之间的距离难以拉近。

　　管治的隔阂造成了此意识形态上的疏离，不少人在苏联入侵之前几乎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村落。虽然城市人与农乡地区的人都信奉伊斯兰教，但较为富裕和过着文化生活的城市人惯常视非城市人为野蛮，而农乡地区的人则认为城市人软弱而且腐败。Barfield更称，相对于阿富汗的城市人，他作为一个尊重农乡文化的西方人类学家，更能与乡下人有效地相处。

　　在19世纪西方文化传入之际，其影响也几乎只及于城市而未有触及农乡，这就导致城乡之间陷进了一场持久的文化战争之中。例如19世纪得英国支持的君主阿布杜尔·拉赫曼汗(Abdur Rahman Khan)，就曾因为自由化改革、意图减弱宗教领袖的影响力而在其任内引起过来自农乡地区的近四十场叛乱。

　　在这个维度来看，塔利班管治时期对城市人实施严格的伊斯兰法，可算是农乡乡地区的保守伊斯兰精神对于自由化城市的反扑。

　　类似的城乡差距，过去在全球层面其实甚为普及。在不同的国家，这个现象都透过交通的方便化、全国性文化的推展、农乡地区教育的普及和经济发展、农村人口大量入城等途径被逐渐消磨。可是，阿富汗却从来没有真正经历过这个过程。

　　长久以来，阿富汗超过九成人口皆为农村人口。然而，即使经历过上世纪末的苏联入侵，以及本世纪前20年的美国入侵，至今其农村人口依然占全国73%，使阿富汗在国家城市化排行上几乎敬陪末席。

　　同时，全国性的教育也未能普及，其识字率至今只达至四成的水平。这也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对立：根据Barfield的亲身经历，不识字的乡下人还活在遥远的历史脉络之中，他们口中依然能准确地描述近八个世纪前的蒙古人入侵，而这段历史故事仍然是能够引起人们强烈情绪的记忆。他们与喀布尔咖啡店中高谈人权和自由的城市人恍惚是活在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大城市离地管治的失败

　　在2001年美国入侵之后，阿富汗人对于这个变局本来普遍持有较为正面的态度，而作为胜利者的非普什图族北方联盟也愿意将未来政府的领导位置交由普什图族人卡尔扎伊(Hamid Karzai)出任，可见经历过苏联入侵之后，各个部落确有齐心国家发展的决心。

　　问题是，西方决策者的眼中，往往只能看到由喀布尔为代表的阿富汗，没有关注意到占广大人口的农乡地区发展的重要性。他们只以为有了民主选举，政府就有了合法性，却忽略了对于大多数的阿富汗人，这只是尝试管治他们的另一个城市政府，其合法性还需要以其为他们带来的实际好处来判断。

　　同时，外界只以为塔利班的严厉伊斯兰法只是全然强加于阿富汗人身上的恶法，只要塔利班实力无存，政府自可推行自由化政策。殊不知，在宗教与政治几乎毫无区别的阿富汗，这种认知大概只在城市人之中有效，却不适用于农乡地区。

　　相较于喀布尔政府和外国人的疏忽，塔利班却清楚知道农乡地区是其重夺政权的唯一希望。经过十多年的经营，除了南部和东部的农乡地区遍布塔利班之外，他们也透过吸收北部的非普什图族人加入而逐渐大体联结起全国的农乡地区人民。多年布置之后，其余下的夺权目标就只有被农村包围的城市，而腐败的阿富汗政府用钱买来的武装部队，遇上以Asabiyyah团结在一起的塔利班，当然是无从应付。

　　今天的结果，可算是美国及其支持的喀布尔政府廿年来“离地”管治的结果。但正如伊本赫勒敦所述，当农乡人口认为他们比城市人更为道德高尚(例如是根据伊斯兰的戒律而言)时，这其实是因为农乡地区没有资源让他们变得腐败。他朝塔利班坐镇喀布尔而要建立其全国性管治之际，历史或许也会以不同的人扮演同样的角色来重演一遍。

　　14世纪的阿拉伯学者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曾将文明分为两类，一是“沙漠文明”(desert civilization)，二是“定居文明”(sedentary civilization)。两者的冲突正正表述了今天阿富汗孤城四面楚歌背后的城乡对立。

　　沙漠文明与定居文明之争

　　沙漠文明，存在于自给自足的农耕或畜牧社群之中，他们以亲属关系建构成小群体，而由于生产种类的单一性，有极强的平等概念，不容易产生单一领袖。同时，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倾向出于阿拉伯语中的“Asabiyyah”——这不必是建构在血缘之上，亦非基于个人主义由自由契约所构成的关系，而是一种“我们一起面对外面世界”的群体团结感。根据伊本赫勒敦的理论，这种文明只能形成小群体，除非有类似宗教的外力将散落各地的沙漠文明群体团结在一起。

　　而定居文明，则是以剩余农产品的存在为前提的产物。这种城市文明有密集人口、高度分工和复杂的经济模式，成员文化水平较高，以个人的居住地和社会阶级作为身份认同，不再以血缘关系或上述的Asabiyyah团结精神为本。根据伊本赫勒敦，定居文明的领袖不再如沙漠文明一般要是一个能够促成各人共识的人，而是一个能动用巨大财富和权力的专权者，以其资源支持一套中央管治机构、武力人员和惩罚制度去维持其地位。

　　在波士顿大学人类学者Thomas Barfield的眼中，沙漠文明与定居文明的鸿沟，比起阿富汗的地域身份差异，以至族群身份差异，更能解释当代的阿富汗。观乎当下源自南部坎大哈(Kandahar)和东部加兹尼(Ghazni)等地、以普什图族(Pashtun)吉尔吉人(Ghilzai)为主的塔利班，在深受波斯、中亚文化和族群影响的北部各省势如破竹，得到不少部落支持，就可见地域差异与族群差异很可能并不是理解今天阿富汗局面的应有角度。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族群分布图

　　事实上，正如伊本赫勒敦的描述，由于Asabiyyah所造成的团结对外，加上其后伊斯兰宗教的引入，将分散各地的部落以同一神明团结在一起，沙漠文明的武力往往胜过只以财力维持“雇佣武力”的定居文明;他更认为，城市富俗的专权统治者几乎无可避免地陷入贪腐，使管治败坏，而城市的财富对沙漠文明亦构成了吸引力，后者的武力更成为了政权更替的动力。这种描述与今天阿富汗政府腐败成风，被塔利班军队从农乡地区发起猛攻，而受中央雇用的政府军多有直接弃械投降的情况也极其相似。

　　至于为何今天阿富汗的状况仍然能用几个世纪前的社会学区分去理解，则要从地理说起。

　　不失交流的割裂与多元

　　今天阿富汗国境的主要地貌由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所定义。这个横越阿富汗大片国土的山脉，构成了阿富汗全国通行困难的问题。即使是今天，除了铺设好的主要干道之外，离干道数公里外就已是一个人们靠走路、骑马、骑驴通行的地方。

阿富汗的地势图，可见大片国境皆是高山

　　虽然兴都库什的高山形成了向阿富汗国境四方流散的河道，可是由于其山势爬升急速，不少河流都不会全年有水，也没有较平缓的地势作水路交通，而河道更通常终于无人之境，无助于贯通各地。同时，高山更造成冬天连月积雪的问题，导致不少村落长期孤悬于外，难以受到以城市为中心的中央政府管治;而高山在平面距离接近地区的气候差异也催化了社群生活样态和文化的多样性。

　　兴都库什山脉亦将阿富汗割裂成南北两个不同文化圈。山脉以北是深受中亚和伊朗影响的草原地带，今天也是住着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哈扎拉(Hazara)等族人，不少也说着波斯语系的语言，或信奉什叶派伊斯兰教;山脉以南则是占阿富汗四成人口的普什图族的天下，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习俗，近数个世纪以来是阿富汗的统治阶层，而其活动范围亦超越英国人订下的杜兰线(Durand Line)，遍及巴勒斯坦北部从白沙瓦(Peshawar)至奎达(Quetta)一带。

　　此等地貌虽然造成了族群的多元性和部落的繁杂性，却不代表各地之间并没有恒常交流。事实上，兴都库什山脉山峦间的通道，早在公元前数千年已是贸易要通，产自今天阿富汗北部巴达赫尚省(Badakhshan)的矿石在古埃及法老王图腾卡门的墓中亦有发现。这些通道其后更成为了中东、伊朗等地与印度和中国的贸易要道，亦是丝绸之路的一部份。时至今日，山上的游牧民族仍有到城里购盐的需要。

　　这种地势隔绝和交流不止的背景，使阿富汗以农村、牧地和城镇的三种样态，将阿富汗区分成四大主要区域：西部的赫拉特(Herat)、北部的巴尔赫(Balkh)、南部的坎大哈、东部的喀布尔。这些地区都有都建成了由农业支持的大城市，形成了上文所述的定居文明，至今这四个同名省份的首府也是阿富汗的首四个大城市的所在，而其周边地区则由农村和牧地所包围。

　　其中，赫拉特是波斯世界的贸易中心之一;巴尔赫更是拜火教创始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的逝世之地;坎大哈则是普什图族管治势力的大本营;而海拔近1，800米的喀布尔城则是古时的交通南北的要道，同时也是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与哈扎拉人的人口交汇处，一直有极重要的政治地位。

战乱中的阿富汗人

　　城与乡之间的隔阂

　　然而，在交通困难的阿富汗，城市对于活于广大沙漠文明之中的农耕和畜牧部落而言，最多只是一个交易的地点，而非管治的核心。中央政府的管治往往难以有效延伸至农乡地区。且由于沙漠文明中的群体关系结构，中央政府的资源往往也是通过与政府有关系的地方头面人物取得，使政府与各地之间的距离难以拉近。

　　管治的隔阂造成了此意识形态上的疏离，不少人在苏联入侵之前几乎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村落。虽然城市人与农乡地区的人都信奉伊斯兰教，但较为富裕和过着文化生活的城市人惯常视非城市人为野蛮，而农乡地区的人则认为城市人软弱而且腐败。Barfield更称，相对于阿富汗的城市人，他作为一个尊重农乡文化的西方人类学家，更能与乡下人有效地相处。

　　在19世纪西方文化传入之际，其影响也几乎只及于城市而未有触及农乡，这就导致城乡之间陷进了一场持久的文化战争之中。例如19世纪得英国支持的君主阿布杜尔·拉赫曼汗(Abdur Rahman Khan)，就曾因为自由化改革、意图减弱宗教领袖的影响力而在其任内引起过来自农乡地区的近四十场叛乱。

　　在这个维度来看，塔利班管治时期对城市人实施严格的伊斯兰法，可算是农乡乡地区的保守伊斯兰精神对于自由化城市的反扑。

　　类似的城乡差距，过去在全球层面其实甚为普及。在不同的国家，这个现象都透过交通的方便化、全国性文化的推展、农乡地区教育的普及和经济发展、农村人口大量入城等途径被逐渐消磨。可是，阿富汗却从来没有真正经历过这个过程。

　　长久以来，阿富汗超过九成人口皆为农村人口。然而，即使经历过上世纪末的苏联入侵，以及本世纪前20年的美国入侵，至今其农村人口依然占全国73%，使阿富汗在国家城市化排行上几乎敬陪末席。

　　同时，全国性的教育也未能普及，其识字率至今只达至四成的水平。这也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对立：根据Barfield的亲身经历，不识字的乡下人还活在遥远的历史脉络之中，他们口中依然能准确地描述近八个世纪前的蒙古人入侵，而这段历史故事仍然是能够引起人们强烈情绪的记忆。他们与喀布尔咖啡店中高谈人权和自由的城市人恍惚是活在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大城市离地管治的失败

　　在2001年美国入侵之后，阿富汗人对于这个变局本来普遍持有较为正面的态度，而作为胜利者的非普什图族北方联盟也愿意将未来政府的领导位置交由普什图族人卡尔扎伊(Hamid Karzai)出任，可见经历过苏联入侵之后，各个部落确有齐心国家发展的决心。

　　问题是，西方决策者的眼中，往往只能看到由喀布尔为代表的阿富汗，没有关注意到占广大人口的农乡地区发展的重要性。他们只以为有了民主选举，政府就有了合法性，却忽略了对于大多数的阿富汗人，这只是尝试管治他们的另一个城市政府，其合法性还需要以其为他们带来的实际好处来判断。

　　同时，外界只以为塔利班的严厉伊斯兰法只是全然强加于阿富汗人身上的恶法，只要塔利班实力无存，政府自可推行自由化政策。殊不知，在宗教与政治几乎毫无区别的阿富汗，这种认知大概只在城市人之中有效，却不适用于农乡地区。

　　相较于喀布尔政府和外国人的疏忽，塔利班却清楚知道农乡地区是其重夺政权的唯一希望。经过十多年的经营，除了南部和东部的农乡地区遍布塔利班之外，他们也透过吸收北部的非普什图族人加入而逐渐大体联结起全国的农乡地区人民。多年布置之后，其余下的夺权目标就只有被农村包围的城市，而腐败的阿富汗政府用钱买来的武装部队，遇上以Asabiyyah团结在一起的塔利班，当然是无从应付。

　　今天的结果，可算是美国及其支持的喀布尔政府廿年来“离地”管治的结果。但正如伊本赫勒敦所述，当农乡人口认为他们比城市人更为道德高尚(例如是根据伊斯兰的戒律而言)时，这其实是因为农乡地区没有资源让他们变得腐败。他朝塔利班坐镇喀布尔而要建立其全国性管治之际，历史或许也会以不同的人扮演同样的角色来重演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