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始于南京的新一波疫情，就受到影响的省份和人口而言，可以说是2020年武汉疫情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面对快速传播的德尔塔病毒，即便是严格的国际旅行限制措施也难以完全阻止它突破国家疆界的封锁。百密必有一疏，而病毒只要抓到这样一次机会，就可以迅速传播形成燎原之势。

　　理论上，一国可以通过举国之力，继续强化防止病毒从外部输入措施，营造一个新冠大海中的安全岛。但这样也可能会产生始料未及的后果。

　　试想如果岛内居民与外界长久不发生接触，而外面世界的病毒持续变异，以至于国内居民对境外流行毒株丧失免疫力，这种情况下对外封锁的时间只会更加漫长。因为哪怕开一个小口子，也可能会很快会引发如16世纪欧洲殖民者来到美洲时携带天花感染印第安人的惨烈效应。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与上世纪那几次持续较短的大流感的一个很大不同，是延续时间长。虽然有疫苗的迅速开发和大规模使用，但在病毒流行已超过20个月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隧道尽头的亮光。新型毒株不断出现，目前正成为优势毒株的德尔塔的传播力高出原有毒株60%，不仅在世界各国攻城略地，也打乱了一些西方国家试图靠大规模疫苗接种重启社会经济的计划。

　　这不得不让人担心，我们面临的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与新冠病毒的博弈。这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导致欧洲人口减少1/3的黑死病延续了至少四年时间(1347-1351)，但直到18世纪，同样的疾病几乎每隔一代重返欧洲一次，19世纪初才在欧洲完全消灭。

　　目前的解决方案是以空间换时间，通过持续的严防死守来争取时间完成疫苗大规模接种形成群体免疫(即在人群中有很大比例获得对某种传染病的免疫力时，即使是没有免疫力的个体也会因此受到保护而不被传染)。

　　但高传播力的德尔塔毒株的出现使得群体免疫的门槛陡然升高。即使有效率在100%的疫苗，面对基本传染数为6(即一个感染者平均传染6人)的毒株，理论上也要有83%以上的人口接种疫苗。

　　根据钟南山院士的说法，中国灭活疫苗的有效率在60%以上。但如果疫苗的有效率低于83%，全部人口必须接种疫苗。而现在的情况是，由于德尔塔的出现，几乎所有疫苗的有效性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退一步说，即使实现了群体免疫，也不能一劳永逸完全消灭病毒(至少短期是如此)，因为病毒还会变异，更遑论疫苗本身还有有效性衰减的问题，而新的风险人群(如孩童)还会不断出现为病毒传播提供机会。

　　更有传播力的毒株也使得原有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围堵策略面临巨大挑战。

　　一方面，要实现新增病例清零的难度显著增大。曾光教授最近提及，德尔塔相比没有变异的病毒，防控难度提升10倍。 另一方面，政策实施的社会和经济成本也大大提高。过去，这种成本在考虑到围堵带来的巨大收益(包括避免了疫情失控可能造成的巨大破坏)面前可能算不了什么，尤其是在小范围的零星疫情暴发时，成本主要由事发地的民众(当然还有希望回国探亲的海外华人及其国内亲属)承担，且任何一地摊上疫情暴发的可能性也较小。但遇到快速传播的德尔塔毒株，小规模的零星暴发可能迅速成为多点甚至大范围的暴发，而且随着全球疫情的延续，这种暴发的频率还可能增加，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遭遇疫情和围堵措施影响的几率也随之增加。同时考虑到防控措施升级造成的社会经济成本(包括劳动力供应的减少、供应链的中断、生活中的诸多不便、骨肉之亲的离别之苦)显著上升，民众对该政策的支持度也会受到影响。时间越长，严防死守的代价只会越大。

　　纵观人类的文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一部与疾病作斗争的历史，在这场斗争中找不到终极赢家。事实上，人与病菌之间一直处在一种动态的平衡中。医学和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使得这种平衡向人类倾斜，而病菌也通过变异等方式恢复对自身有利的平衡。

　　20世纪80年代通过全球协作接种疫苗消灭天花后，国际公共卫生界曾一度认为战胜传染病指日可待。但随后我们看到了艾滋病等众多新型传染病的出现和全球蔓延，也看到了原被认为已经制服的许多传染病(如血吸虫病)卷土重来。根据联合国的报告，虽然艾滋病毒已经肆虐40年，今天全球仍有近3800万该病毒感染者。

　　就像恩格斯提醒的那样，“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新冠大流行的长期化和新型毒株的出现让我们认识到必须与新冠病毒共存。但共存是否有可行性，如何共存?

　　事实上，人类早已习惯了与病毒共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全球每年季节性流感可导致约29万至65万人死亡，《柳叶刀》上发表的中国专家的一项测算显示，国内每年平均有超过88000例的流感相关呼吸性死亡。但没有人会想到要去严防死守实现流感病例清零，不少人甚至连流感疫苗都不愿打。直到最近国内流感疫苗的接种率还不到2%。 一个原因是流感的死亡率很低，只有大约0.1%左右，也就是1000例流感里只有1例死亡。

　　数据显示，新冠病毒有流感化的趋势。全球新冠感染的死亡率总体在下降，从去年4月的7.23%最高点到12月的2.2%。随着疫苗的大量接种，这种趋势还在继续。

　　在美国，全面放开加上德尔塔毒株的影响虽然导致新增病例显著上升，但死亡和住院病例上升幅度还是远低于病例上升幅度，而且死亡和重症患者里面大都没有打过疫苗。

　　英国在宣布放开后住院人数死亡人数仍然维持低水平，病例甚至出现了下降。一个原因是疫苗对预防重症和死亡在遭遇德尔塔时仍然有效。

　　以色列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辉瑞疫苗(“复必泰”)对预防重症的有效率为80%，对防止死亡仍有90%的有效率。

　　迄今为止，还未在开展大规模疫苗接种的国家发现新型毒株蔓延造成对医疗资源的明显挤兑。高盛最近的一份报告也发现，在疫苗接种率较高的国家，遭遇德尔塔毒株后死亡人数和住院人数的上升幅度一般低于病例上升的幅度，而疫苗接种率低的国家则是三者同时显著上升。

　　鉴于中国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与病毒共存意味着政策调整，从以严防死守“清零”为中心的围堵策略转向以预防重症和降低死亡的止损策略。与之相应，疫苗接种策略也需要调整。在毫不松懈地持续推进全国范围的疫苗接种工作的同时，以时不我待的态度开发、引进、大规模生产更为有效的疫苗作为加强针或序贯接种使用。目标是通过有效的激励措施争取在半年内使大部分人口打到高效疫苗，为实现与病毒共存提供一个初步的动态免疫屏障。

　　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对新冠病毒“脱敏”处理。

　　首先，要教育民众正确认识新冠病毒及其危害，媒体要避免过度渲染其危险而导致民众一旦遇到病例就惊慌失措，谈新冠色变。也要降低民众对国家干预新冠措施的高期望值，改变对零星暴发零容忍的态度。以科学的态度评价国外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不情绪化地渲染甚至嘲笑其他国家的防疫措施。报道国外疫情时不要只讲病例如何飙升却避而不谈重症和死亡比例以及所在国的承受能力。

　　其次，政策制定要建立在科学的风险评估基础上，不能只考虑到与病毒共存带来的最坏结果而不考虑这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同时，脱敏也要求在政策执行中调整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如果仅仅因为某地出现了几个病例就严厉处罚主管官员，往往导致地方上应对疫情时草木皆兵，搞一刀切，甚至层层加码过犹不及，反而不利于精准抗疫。

　　调整策略与病毒共存遇到的一个现实挑战是现有医疗资源的承受能力。

　　中国医疗资源分布的空间分布很不均匀，城市、大医院集中了大量的医疗资源。而民众大病小病都喜欢去医院的习惯又加剧了这种资源的不平等分布。这种情况容易在新冠病例上升时造成对医疗资源的过度挤兑。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国家在积极推动疫苗接种的同时，可考虑对轻症病例仅定点隔离治疗而非必须住院治疗。另外，政府要加强提升基层医院特别是农村地区医院的治疗水平，使之尽快具备新冠病例的诊断和轻症患者的治疗能力。将家庭医生首诊制度落到实处，推动公众养成非急诊病例必须首先到社区卫生机构接受诊疗。

　　与病毒共存不意味着政府撒手不管，而是从运动式防控转向常规防控。在维持戴口罩等现有的公共卫生措施的同时，国家卫生疾控部门研究机构仍然要密切跟踪国际国内病毒的发展变化。如果有必要，仍然要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但这些措施不是一刀切或完全回到过去，而是更加灵活和有针对性。比如发现某国出现新型毒株，但病毒毒性低，现有疫苗或常规防控措施足以应对，可能只需要密切跟踪即可。但若出现更具破坏力的毒株，则需考虑对到过该国的旅客入境采取限制。同时还要继续加强国际合作，包括与其他国家交流抗疫策略转变方面的经验教训，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疫苗接种，在对等原则下通过双边和多边方式协调抗击疫情的措施，特别是国际旅行的限制措施，如疫苗护照互认问题、出入境检查和隔离问题等。

　　总体上，要实现与病毒共存，需要多管齐下积极推进。这个过程要分阶段有序进行，但也不应完全受制于现有政策惯性，不能因为有风险就裹足不前。鉴于中国在应对疫情方面有很强的政策自主性和执行力，完全可以为早日全球结束疫情实现重启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美国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原题《与新冠病毒共存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这次始于南京的新一波疫情，就受到影响的省份和人口而言，可以说是2020年武汉疫情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面对快速传播的德尔塔病毒，即便是严格的国际旅行限制措施也难以完全阻止它突破国家疆界的封锁。百密必有一疏，而病毒只要抓到这样一次机会，就可以迅速传播形成燎原之势。

　　理论上，一国可以通过举国之力，继续强化防止病毒从外部输入措施，营造一个新冠大海中的安全岛。但这样也可能会产生始料未及的后果。

　　试想如果岛内居民与外界长久不发生接触，而外面世界的病毒持续变异，以至于国内居民对境外流行毒株丧失免疫力，这种情况下对外封锁的时间只会更加漫长。因为哪怕开一个小口子，也可能会很快会引发如16世纪欧洲殖民者来到美洲时携带天花感染印第安人的惨烈效应。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与上世纪那几次持续较短的大流感的一个很大不同，是延续时间长。虽然有疫苗的迅速开发和大规模使用，但在病毒流行已超过20个月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隧道尽头的亮光。新型毒株不断出现，目前正成为优势毒株的德尔塔的传播力高出原有毒株60%，不仅在世界各国攻城略地，也打乱了一些西方国家试图靠大规模疫苗接种重启社会经济的计划。

　　这不得不让人担心，我们面临的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与新冠病毒的博弈。这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导致欧洲人口减少1/3的黑死病延续了至少四年时间(1347-1351)，但直到18世纪，同样的疾病几乎每隔一代重返欧洲一次，19世纪初才在欧洲完全消灭。

　　目前的解决方案是以空间换时间，通过持续的严防死守来争取时间完成疫苗大规模接种形成群体免疫(即在人群中有很大比例获得对某种传染病的免疫力时，即使是没有免疫力的个体也会因此受到保护而不被传染)。

　　但高传播力的德尔塔毒株的出现使得群体免疫的门槛陡然升高。即使有效率在100%的疫苗，面对基本传染数为6(即一个感染者平均传染6人)的毒株，理论上也要有83%以上的人口接种疫苗。

　　根据钟南山院士的说法，中国灭活疫苗的有效率在60%以上。但如果疫苗的有效率低于83%，全部人口必须接种疫苗。而现在的情况是，由于德尔塔的出现，几乎所有疫苗的有效性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退一步说，即使实现了群体免疫，也不能一劳永逸完全消灭病毒(至少短期是如此)，因为病毒还会变异，更遑论疫苗本身还有有效性衰减的问题，而新的风险人群(如孩童)还会不断出现为病毒传播提供机会。

　　更有传播力的毒株也使得原有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围堵策略面临巨大挑战。

　　一方面，要实现新增病例清零的难度显著增大。曾光教授最近提及，德尔塔相比没有变异的病毒，防控难度提升10倍。 另一方面，政策实施的社会和经济成本也大大提高。过去，这种成本在考虑到围堵带来的巨大收益(包括避免了疫情失控可能造成的巨大破坏)面前可能算不了什么，尤其是在小范围的零星疫情暴发时，成本主要由事发地的民众(当然还有希望回国探亲的海外华人及其国内亲属)承担，且任何一地摊上疫情暴发的可能性也较小。但遇到快速传播的德尔塔毒株，小规模的零星暴发可能迅速成为多点甚至大范围的暴发，而且随着全球疫情的延续，这种暴发的频率还可能增加，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遭遇疫情和围堵措施影响的几率也随之增加。同时考虑到防控措施升级造成的社会经济成本(包括劳动力供应的减少、供应链的中断、生活中的诸多不便、骨肉之亲的离别之苦)显著上升，民众对该政策的支持度也会受到影响。时间越长，严防死守的代价只会越大。

　　纵观人类的文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一部与疾病作斗争的历史，在这场斗争中找不到终极赢家。事实上，人与病菌之间一直处在一种动态的平衡中。医学和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使得这种平衡向人类倾斜，而病菌也通过变异等方式恢复对自身有利的平衡。

　　20世纪80年代通过全球协作接种疫苗消灭天花后，国际公共卫生界曾一度认为战胜传染病指日可待。但随后我们看到了艾滋病等众多新型传染病的出现和全球蔓延，也看到了原被认为已经制服的许多传染病(如血吸虫病)卷土重来。根据联合国的报告，虽然艾滋病毒已经肆虐40年，今天全球仍有近3800万该病毒感染者。

　　就像恩格斯提醒的那样，“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新冠大流行的长期化和新型毒株的出现让我们认识到必须与新冠病毒共存。但共存是否有可行性，如何共存?

　　事实上，人类早已习惯了与病毒共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全球每年季节性流感可导致约29万至65万人死亡，《柳叶刀》上发表的中国专家的一项测算显示，国内每年平均有超过88000例的流感相关呼吸性死亡。但没有人会想到要去严防死守实现流感病例清零，不少人甚至连流感疫苗都不愿打。直到最近国内流感疫苗的接种率还不到2%。 一个原因是流感的死亡率很低，只有大约0.1%左右，也就是1000例流感里只有1例死亡。

　　数据显示，新冠病毒有流感化的趋势。全球新冠感染的死亡率总体在下降，从去年4月的7.23%最高点到12月的2.2%。随着疫苗的大量接种，这种趋势还在继续。

　　在美国，全面放开加上德尔塔毒株的影响虽然导致新增病例显著上升，但死亡和住院病例上升幅度还是远低于病例上升幅度，而且死亡和重症患者里面大都没有打过疫苗。

　　英国在宣布放开后住院人数死亡人数仍然维持低水平，病例甚至出现了下降。一个原因是疫苗对预防重症和死亡在遭遇德尔塔时仍然有效。

　　以色列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辉瑞疫苗(“复必泰”)对预防重症的有效率为80%，对防止死亡仍有90%的有效率。

　　迄今为止，还未在开展大规模疫苗接种的国家发现新型毒株蔓延造成对医疗资源的明显挤兑。高盛最近的一份报告也发现，在疫苗接种率较高的国家，遭遇德尔塔毒株后死亡人数和住院人数的上升幅度一般低于病例上升的幅度，而疫苗接种率低的国家则是三者同时显著上升。

　　鉴于中国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与病毒共存意味着政策调整，从以严防死守“清零”为中心的围堵策略转向以预防重症和降低死亡的止损策略。与之相应，疫苗接种策略也需要调整。在毫不松懈地持续推进全国范围的疫苗接种工作的同时，以时不我待的态度开发、引进、大规模生产更为有效的疫苗作为加强针或序贯接种使用。目标是通过有效的激励措施争取在半年内使大部分人口打到高效疫苗，为实现与病毒共存提供一个初步的动态免疫屏障。

　　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对新冠病毒“脱敏”处理。

　　首先，要教育民众正确认识新冠病毒及其危害，媒体要避免过度渲染其危险而导致民众一旦遇到病例就惊慌失措，谈新冠色变。也要降低民众对国家干预新冠措施的高期望值，改变对零星暴发零容忍的态度。以科学的态度评价国外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不情绪化地渲染甚至嘲笑其他国家的防疫措施。报道国外疫情时不要只讲病例如何飙升却避而不谈重症和死亡比例以及所在国的承受能力。

　　其次，政策制定要建立在科学的风险评估基础上，不能只考虑到与病毒共存带来的最坏结果而不考虑这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同时，脱敏也要求在政策执行中调整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如果仅仅因为某地出现了几个病例就严厉处罚主管官员，往往导致地方上应对疫情时草木皆兵，搞一刀切，甚至层层加码过犹不及，反而不利于精准抗疫。

　　调整策略与病毒共存遇到的一个现实挑战是现有医疗资源的承受能力。

　　中国医疗资源分布的空间分布很不均匀，城市、大医院集中了大量的医疗资源。而民众大病小病都喜欢去医院的习惯又加剧了这种资源的不平等分布。这种情况容易在新冠病例上升时造成对医疗资源的过度挤兑。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国家在积极推动疫苗接种的同时，可考虑对轻症病例仅定点隔离治疗而非必须住院治疗。另外，政府要加强提升基层医院特别是农村地区医院的治疗水平，使之尽快具备新冠病例的诊断和轻症患者的治疗能力。将家庭医生首诊制度落到实处，推动公众养成非急诊病例必须首先到社区卫生机构接受诊疗。

　　与病毒共存不意味着政府撒手不管，而是从运动式防控转向常规防控。在维持戴口罩等现有的公共卫生措施的同时，国家卫生疾控部门研究机构仍然要密切跟踪国际国内病毒的发展变化。如果有必要，仍然要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但这些措施不是一刀切或完全回到过去，而是更加灵活和有针对性。比如发现某国出现新型毒株，但病毒毒性低，现有疫苗或常规防控措施足以应对，可能只需要密切跟踪即可。但若出现更具破坏力的毒株，则需考虑对到过该国的旅客入境采取限制。同时还要继续加强国际合作，包括与其他国家交流抗疫策略转变方面的经验教训，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疫苗接种，在对等原则下通过双边和多边方式协调抗击疫情的措施，特别是国际旅行的限制措施，如疫苗护照互认问题、出入境检查和隔离问题等。

　　总体上，要实现与病毒共存，需要多管齐下积极推进。这个过程要分阶段有序进行，但也不应完全受制于现有政策惯性，不能因为有风险就裹足不前。鉴于中国在应对疫情方面有很强的政策自主性和执行力，完全可以为早日全球结束疫情实现重启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美国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原题《与新冠病毒共存不仅必要而且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