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民主政体一直在挣扎，威权政权的实力有所增强。在此期间，威权政权强化了镇压制度并使其现代化。几乎每个地区的政府，包括许多表面上的民主国家，都变得更加不自由或走向专制。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率先在国内加强控制，调整技术以适应数字时代，并在国外施加更大的影响，目的是塑造一个有利于威权管制的世界。

　　相对于后冷战时期，当下的民主国家更容易受到专制政府和思想的影响。由于全球化，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以复杂的方式相互联系，这往往会对民主国家产生不利影响。例如，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在涉及到媒体和技术方面的关系不断加深，这常常会歪曲新闻和信息内容的完整性，并限制言论自由。民主国家的大学、出版商和智库与专制国家互动，并接受其资助，这种紧密关系在不久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许多民主国家的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与专制国家的经济捆绑在一起，这使得许多民主国家更容易受到腐败和威权主义阴谋的影响，削弱其战略力量。

　　通过这些联系，专制国家的力量侵蚀了民主国家的基本问责标准。正如我们在2017年引入“锐实力”一词时所指出的，威权政权的成功源于“它们利用了明显的不对称性：在超全球化时代，俄罗斯和中国的政权在国内受外部政治和文化影响方面设置了障碍，同时又在国外利用民主制度的开放性推进其影响力。”不同于民主国家的“软实力”，通过赢得民心来获得影响力，专制国家通过压制甚至审查它们不喜欢的国外观点，并破坏独立的民主机构，展现其“锐实力”。我们认为，北京和莫斯科已经改进了它们的影响手段，以适应现代环境。在过去四年里，威权主义者压制异议的现象进一步扩大，并跨越国界。民主国家一直专注于自身的内部问题——这使威权者成为能够影响其开放社会及其机构的有目的的跨国力量。

　　一个对威权者更安全的世界

　　威权政权试图重塑负责维护民主和人权的国际组织。在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下，反自由势力寻求排挤独立团体的参，并削弱联合国人权和民主机制及类似机构中的特别报告员等官方观察员的作用。它们策划了这些机构的议程，以避免它们认为不受欢迎的话题得到讨论。它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在国内捍卫威权主义，而是要重塑使威权者蒙上污名的国际准则。它们甚至试图发展只利于自身的“国际法体系”。例如，北京于2020年6月通过的《香港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law)将定义模糊的颠覆行为纳入广泛的治外法权范围，这可能会对全球言论产生“寒蝉效应”。

　　威权者巧妙地利用了民主制度的开放性。它们将曾经仅被视为民主优势的特征(例如竞争、开放性和公正)转变为媒体领域的脆弱性，通过利用学者和学生在教育机构交流的机制来获得相应利益和通过尝试在新技术领域实施更大的控制和定义标准。对任何特定的媒体协议或教育交流计划的妥协仅仅是一种手段，更大的目标是从根本上改变开放社会中机构的运作方式以及人们对它们的期望。

　　传统新闻媒体被数字化发展所颠覆，为威权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扩大其偏好的叙事，并在世界许多地方获得关注。它们在海外播放官方媒体上投入巨资，这是民主国家的独立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如今，民主国家用于报道威权者及其代理人行动的资源更少了。与民主国家的本地媒体合作，如意大利安莎通讯社与中国新华社的合作，以及与国际新闻聚合平台的合作，如路透社与俄罗斯塔斯社、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的合作，这固然能填补一些报道信息上的空白，但这样的新闻往往有利于威权政权的利益。

　　威权者可以还会利用商业和金融关系来腐蚀民主制度的完整性。就在上个月，德国媒体报道说，与阿塞拜疆、匈牙利和俄罗斯政权有关联的游说者和特工向国会议员行贿，以换取其在布鲁塞尔和柏林的影响力。如果说成熟的民主国家也难以避免这种腐败，那新兴民主国家面临的风险则更大。

　　威权政权对私营企业施压的方式相当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审查。例如，在中国，从今年三月延续到四月的H&M事件。这种施压也扩展到文化和娱乐领域。例如，据报道，沙特政府试图为电影《持不同政见者》(the Dissident)的全球发行制造主要障碍。这部电影讲述的是2018年被沙特特工杀害的记者贾马尔·卡舒吉的故事。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威权者希望制定规范和标准来管理新兴技术。北京试图影响其出口到国外的技术的硬件、软件和技术标准的发展，并试图塑造关键技术相关争议的概念框架，比如关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讨论。例如，中国增加了对国际电信联盟、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参与，这在缺乏资源自行制定技术标准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有影响力。如果威权国家对全世界人民共享和接收信息的系统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它们将更有力量追求数字化驱动的“威权管理”，传播符合它们利益的信息，并阻止那些挑战它们偏爱的叙事的信息传播。

　　削弱威权者的锐实力

　　近年来，对威权政权的许多分析都认为，这样的政府会试图通过对外传播构建国际影响力。威权者对于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有着很强的偏好。但它们的治理模式建立在对言论和思想的控制，对公民社会的镇压，以及对独立权力中心的消除上。它们在国外的干预反映了这些偏好。

　　应对这样的“影响”，将需要民主国家的社会上各种机构的努力。政府可能最适合对专制干预的某些方面作出反应;隐蔽或强制侵入可能需要采取执法行动或使用管制工具。但是，仅靠政府本身就无法对威权政权试图传播其影响力的所有手段作出有效的反应。

　　独立的公民社会是民主相对于专制国家竞争优势的一个关键部分。非政府行为者(包括但不限于媒体、大学、科技和娱乐公司)必须制定策略，加强对公开性、问责机制和诚信认定标准方面的管理。否则，它们将越来越容易受到专制政权的锐实力的影响。政策制定者应该认识到，被威权者视为弱点的非政府部门实际上是民主的一大优势，应该给予它应有的重视。

　　民主国家重要机构的领导人在抵御威权主义威胁时，应该寻求团结一致，互相协调。例如，今年春天，北京试图审查几个欧洲智库和学者，以报复欧盟针对中国官员的制裁。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发表联合声明，一致谴责这些报复行为，称其是中国限制独立学术研究。这样的回应虽然是受欢迎和值得称赞的，但如果是在受到威权者的压力之前，通过持续的、有组织的努力来支持不受约束的知识探索，将会更有力。同样，大学、出版商和智库应该制定指导方针，避免向威权者做出特别让步，比如服从审查要求，并就自身的原则发出明确的信号。在与这种对手打交道时，这些机构若不团结，就会失去议价能力，并将面临很大压力。

　　同样，开放社会中的私营企业必须考虑采用商业策略，不允许威权者向它们施压，要求它们修改公共立场、批准其雇员、修改地图以反映政府的领土要求等等。这方面的失败可能导致恶性循环，从而强化威权者的战略优势。

　　在科技领域，民主国家需要积极投入一场通往顶层的竞赛。它们必须加强保护言论自由、信息完整和隐私的努力。为此，公民社会必须在制定5G无线网络和物联网等技术标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社会组织应特别关注对可能威胁公民自由的面部或声音识别系统等强大新技术的监管。

　　中国和俄罗斯政权都试图通过在其他国家部署资本来赢得影响力。了解这些威权政权及其代理人之间复杂关系的公民社会活动家、智库分析师和调查记者，应该有能力跟踪这些资金流动。他们应该能够通过研究相关谈判、协议和交易揭露腐败，并揭示北京、莫斯科等国的潜在影响。

　　打扫干净屋子，守住门

　　令人鼓舞的是，民主国家的某些部门已经对这些威权主义的威胁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例如，媒体机构、智库、公民社会团体和科技公司正在寻找创新的方式，以抵制北京对媒体领域的强势影响，今年2月，英国媒体监管机构吊销了中国一家国有电视频道的广播牌照，这对该频道在欧洲其他地方和其他地方的播出能力造成了影响。澳大利亚、捷克等都是公民社会在对抗专制力量方面走在前面的国家。但成功不仅取决于单个国家的成功举措：民主国家必须共同采取行动。

　　今天普遍的看法是，民主国家在面对威权主义威胁之前，必须“打扫干净屋子”——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它们不能忽视周围的世界。在民主国家和国际规则制定机构中获得更大影响力的威权政权不太可能在民主国家面临自身困难时退缩或暂停其活动。如果民主国家想要阻止对手为威权政体塑造一个更利于专制的世界，它们必须在解决自身的为的同时，加大力度保护相关机构免受外部威胁。

　　克里斯托弗·沃克(CHRISTOPHER WALKER)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负责研究和分析的副总裁;杰西卡·路德维希(JESSICA LUDWIG)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国际民主研究论坛的高级项目官员。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1-05-12/long-arm-strongman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民主政体一直在挣扎，威权政权的实力有所增强。在此期间，威权政权强化了镇压制度并使其现代化。几乎每个地区的政府，包括许多表面上的民主国家，都变得更加不自由或走向专制。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率先在国内加强控制，调整技术以适应数字时代，并在国外施加更大的影响，目的是塑造一个有利于威权管制的世界。

　　相对于后冷战时期，当下的民主国家更容易受到专制政府和思想的影响。由于全球化，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以复杂的方式相互联系，这往往会对民主国家产生不利影响。例如，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在涉及到媒体和技术方面的关系不断加深，这常常会歪曲新闻和信息内容的完整性，并限制言论自由。民主国家的大学、出版商和智库与专制国家互动，并接受其资助，这种紧密关系在不久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许多民主国家的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与专制国家的经济捆绑在一起，这使得许多民主国家更容易受到腐败和威权主义阴谋的影响，削弱其战略力量。

　　通过这些联系，专制国家的力量侵蚀了民主国家的基本问责标准。正如我们在2017年引入“锐实力”一词时所指出的，威权政权的成功源于“它们利用了明显的不对称性：在超全球化时代，俄罗斯和中国的政权在国内受外部政治和文化影响方面设置了障碍，同时又在国外利用民主制度的开放性推进其影响力。”不同于民主国家的“软实力”，通过赢得民心来获得影响力，专制国家通过压制甚至审查它们不喜欢的国外观点，并破坏独立的民主机构，展现其“锐实力”。我们认为，北京和莫斯科已经改进了它们的影响手段，以适应现代环境。在过去四年里，威权主义者压制异议的现象进一步扩大，并跨越国界。民主国家一直专注于自身的内部问题——这使威权者成为能够影响其开放社会及其机构的有目的的跨国力量。

　　一个对威权者更安全的世界

　　威权政权试图重塑负责维护民主和人权的国际组织。在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下，反自由势力寻求排挤独立团体的参，并削弱联合国人权和民主机制及类似机构中的特别报告员等官方观察员的作用。它们策划了这些机构的议程，以避免它们认为不受欢迎的话题得到讨论。它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在国内捍卫威权主义，而是要重塑使威权者蒙上污名的国际准则。它们甚至试图发展只利于自身的“国际法体系”。例如，北京于2020年6月通过的《香港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law)将定义模糊的颠覆行为纳入广泛的治外法权范围，这可能会对全球言论产生“寒蝉效应”。

　　威权者巧妙地利用了民主制度的开放性。它们将曾经仅被视为民主优势的特征(例如竞争、开放性和公正)转变为媒体领域的脆弱性，通过利用学者和学生在教育机构交流的机制来获得相应利益和通过尝试在新技术领域实施更大的控制和定义标准。对任何特定的媒体协议或教育交流计划的妥协仅仅是一种手段，更大的目标是从根本上改变开放社会中机构的运作方式以及人们对它们的期望。

　　传统新闻媒体被数字化发展所颠覆，为威权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扩大其偏好的叙事，并在世界许多地方获得关注。它们在海外播放官方媒体上投入巨资，这是民主国家的独立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如今，民主国家用于报道威权者及其代理人行动的资源更少了。与民主国家的本地媒体合作，如意大利安莎通讯社与中国新华社的合作，以及与国际新闻聚合平台的合作，如路透社与俄罗斯塔斯社、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的合作，这固然能填补一些报道信息上的空白，但这样的新闻往往有利于威权政权的利益。

　　威权者可以还会利用商业和金融关系来腐蚀民主制度的完整性。就在上个月，德国媒体报道说，与阿塞拜疆、匈牙利和俄罗斯政权有关联的游说者和特工向国会议员行贿，以换取其在布鲁塞尔和柏林的影响力。如果说成熟的民主国家也难以避免这种腐败，那新兴民主国家面临的风险则更大。

　　威权政权对私营企业施压的方式相当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审查。例如，在中国，从今年三月延续到四月的H&M事件。这种施压也扩展到文化和娱乐领域。例如，据报道，沙特政府试图为电影《持不同政见者》(the Dissident)的全球发行制造主要障碍。这部电影讲述的是2018年被沙特特工杀害的记者贾马尔·卡舒吉的故事。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威权者希望制定规范和标准来管理新兴技术。北京试图影响其出口到国外的技术的硬件、软件和技术标准的发展，并试图塑造关键技术相关争议的概念框架，比如关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讨论。例如，中国增加了对国际电信联盟、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参与，这在缺乏资源自行制定技术标准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有影响力。如果威权国家对全世界人民共享和接收信息的系统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它们将更有力量追求数字化驱动的“威权管理”，传播符合它们利益的信息，并阻止那些挑战它们偏爱的叙事的信息传播。

　　削弱威权者的锐实力

　　近年来，对威权政权的许多分析都认为，这样的政府会试图通过对外传播构建国际影响力。威权者对于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有着很强的偏好。但它们的治理模式建立在对言论和思想的控制，对公民社会的镇压，以及对独立权力中心的消除上。它们在国外的干预反映了这些偏好。

　　应对这样的“影响”，将需要民主国家的社会上各种机构的努力。政府可能最适合对专制干预的某些方面作出反应;隐蔽或强制侵入可能需要采取执法行动或使用管制工具。但是，仅靠政府本身就无法对威权政权试图传播其影响力的所有手段作出有效的反应。

　　独立的公民社会是民主相对于专制国家竞争优势的一个关键部分。非政府行为者(包括但不限于媒体、大学、科技和娱乐公司)必须制定策略，加强对公开性、问责机制和诚信认定标准方面的管理。否则，它们将越来越容易受到专制政权的锐实力的影响。政策制定者应该认识到，被威权者视为弱点的非政府部门实际上是民主的一大优势，应该给予它应有的重视。

　　民主国家重要机构的领导人在抵御威权主义威胁时，应该寻求团结一致，互相协调。例如，今年春天，北京试图审查几个欧洲智库和学者，以报复欧盟针对中国官员的制裁。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发表联合声明，一致谴责这些报复行为，称其是中国限制独立学术研究。这样的回应虽然是受欢迎和值得称赞的，但如果是在受到威权者的压力之前，通过持续的、有组织的努力来支持不受约束的知识探索，将会更有力。同样，大学、出版商和智库应该制定指导方针，避免向威权者做出特别让步，比如服从审查要求，并就自身的原则发出明确的信号。在与这种对手打交道时，这些机构若不团结，就会失去议价能力，并将面临很大压力。

　　同样，开放社会中的私营企业必须考虑采用商业策略，不允许威权者向它们施压，要求它们修改公共立场、批准其雇员、修改地图以反映政府的领土要求等等。这方面的失败可能导致恶性循环，从而强化威权者的战略优势。

　　在科技领域，民主国家需要积极投入一场通往顶层的竞赛。它们必须加强保护言论自由、信息完整和隐私的努力。为此，公民社会必须在制定5G无线网络和物联网等技术标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社会组织应特别关注对可能威胁公民自由的面部或声音识别系统等强大新技术的监管。

　　中国和俄罗斯政权都试图通过在其他国家部署资本来赢得影响力。了解这些威权政权及其代理人之间复杂关系的公民社会活动家、智库分析师和调查记者，应该有能力跟踪这些资金流动。他们应该能够通过研究相关谈判、协议和交易揭露腐败，并揭示北京、莫斯科等国的潜在影响。

　　打扫干净屋子，守住门

　　令人鼓舞的是，民主国家的某些部门已经对这些威权主义的威胁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例如，媒体机构、智库、公民社会团体和科技公司正在寻找创新的方式，以抵制北京对媒体领域的强势影响，今年2月，英国媒体监管机构吊销了中国一家国有电视频道的广播牌照，这对该频道在欧洲其他地方和其他地方的播出能力造成了影响。澳大利亚、捷克等都是公民社会在对抗专制力量方面走在前面的国家。但成功不仅取决于单个国家的成功举措：民主国家必须共同采取行动。

　　今天普遍的看法是，民主国家在面对威权主义威胁之前，必须“打扫干净屋子”——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它们不能忽视周围的世界。在民主国家和国际规则制定机构中获得更大影响力的威权政权不太可能在民主国家面临自身困难时退缩或暂停其活动。如果民主国家想要阻止对手为威权政体塑造一个更利于专制的世界，它们必须在解决自身的为的同时，加大力度保护相关机构免受外部威胁。

　　克里斯托弗·沃克(CHRISTOPHER WALKER)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负责研究和分析的副总裁;杰西卡·路德维希(JESSICA LUDWIG)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国际民主研究论坛的高级项目官员。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1-05-12/long-arm-strong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