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世界各大国把研发疫苗作为当前抗疫的重中之重以来，笔者一直发表文章，主张研发疫苗不能政治挂帅，而应以服务社会挂帅，如此则必然能够实现政治目的，反之则必然两者皆失。就在9月14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发社论，就当前新冠疫苗开发同样指出：“由于各国的防疫措施造成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对于疫苗量产的期盼逐渐形成舆论和政治压力，乃至政治化的现象。”文章特别指出了以美国为一方、中俄为一方并行展开的疫苗开发已经有“某种地缘政治竞赛的意味”。

　　实际上，关于中国疫苗的问题，上周末国际科学界人士和专业媒体就开始分析和评论了。有权威人士分析这种现象说：国外现在是谈中国疫苗的问题，为未来做铺垫;以后再在国际上说中国疫苗不可靠等等。现在的问题是：做分析和评论的是国际科学界的专业人士而非政客，发布意见的平台是专业的科学界媒体，这种背景下，中国疫苗下一步的发展道路恐将难以顺利，尤其是在国际舞台，这幅图画现在已经离我们眼前不远了。

　　国际科学界对中国疫苗的疑虑是什么?

　　那么，当前国际科学界对中国疫苗存在什么疑虑呢?

　　概括起来就是：疫苗开发过程不按照国际公认的科学规范操作，特别是，三期临床试验未做就给人注射;其次是担心中国有安全、黑客和商业操作等事宜。

　　后者因为不属于科学的范畴，在国际上也没有说服力，在此姑且不讨论。而在按照国际公认的科学规范操作方面，国际科学界人士针对中国已使用的两种疫苗提出了下列问题。

　　针对被声称已经使用于几十万人而没有任何问题的一种疫苗，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一家生物医学智库里研究政策治疗的技术负责人乔杜里(Vipul Chowdhary)博士警告说，这种“未经证实的主张没有任何意义，只有经过充分设计的第三阶段试验表明，与安慰剂相比，干预组在统计上有明显的好处，才能证明其有效性”。

　　科学界评论人士担心的另外一些问题是：一些国家在缺乏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的可靠数据的前提下使用中国疫苗。轮状病毒疫苗的发明人之一保罗•奥菲特博士说，如果中国或俄罗斯首先批准注射疫苗，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可能会面临政治压力，要求它们尽早通过审批。但并非所有的牌都对中国有利。

　　最要命的问题是：抗体依赖性增强的风险。用乔杜里博士的解释就是：理论上存在一种风险，即如果先前接触过病毒的人后来接种了新的抗体，就有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这只是理论上的风险。但在科学领域，疫苗制造商面临的问题正在测试它。

　　这些科学界人士认为中国疫苗有些方面存在问题。

　　目前所有国籍的疫苗制造商都面临着这个特别重大的障碍，当上周牛津疫苗被暂停使用时，这一问题就被提了出来：疫苗产生的抗体可能会与自然获得的抗体相互作用，从而引发潜在危险的不良反应。这被称为抗体依赖性增强(ADE)。疫苗制造商面临的问题是测试它。到目前为止，在大多数，也许是所有的试验中，志愿者在注射前都要进行提前筛选，以检查他们是否存在SARs-CoV-2抗体。然后对他们接触天然病毒时的不良反应进行监测。

　　此外，专家们还认为有下列问题。

　　严重的后勤问题。中国在早期成功抑制疫情意味着，像其他国家一样，它必须在更远的地方开展三期试验，包括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孟加拉国(在那里病毒传播很少)，以及巴西的约9000名卫生工作者。

　　制造和分销可能是另一个症结。乔杜里博士说，虽然传统的灭活疫苗不那么复杂，但由于在生产过程开始时需要高安全性的实验室培养活病毒，生产过程变慢了。

　　还有，中国没有像印度那样在全球建立的大规模疫苗出口业务。就连中国在国内的制造能力也不清楚。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说，它已经建造了一座新工厂，将产能翻倍，达到每年2亿剂以上;而科兴石油在北京的一座新工厂，每年能生产大约3亿剂，但这两种产能都不足以覆盖中国的全部人口。

　　而对另一种极少数特殊群体使用的疫苗的国际批评，主要是质疑其操作规范，即：在大规模测试证明其有效性之前，在相关特殊群体人员中有限使用。据称到目前为止，已有数千名相关人员接受了疫苗。而且，相关人员不回应《自然》杂志关于疫苗工作的评论请求。

　　应该讲，如果属实，上述国际专业人士提出的问题属于国际公认的科学规范操作问题。正如近日国际舆论指出的，这是“舆论和政治压力”以及“重启奄奄一息经济”的需要使然。实际上俄罗斯和美国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使得国际疫苗研究中的政治挂帅成为相对普遍的现象。一个基本事实是，第三期临床试验的疫苗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这对科学和民生，确非幸事。

　　政治和社会后果难测

　　但对中国来说，态势已经形成，中国疫苗正通过国际科学界之口，被一些国际舆论炒作成不可靠和难以信任，这其中的后果是严重和难测的。

　　首先，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将倍受影响，尤其是在别国获得成功的背景下。可以肯定，在目前敏感的中美关系的背景下，美国一定会借此挑起“中国疫苗不可靠”的话题，并在各类国际场合，由重要领导人和专业人士，通过世界各大重要媒体广为传播和宣扬;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小国虽然一般不会公开贬低中国的科技，但内心会失去对中国的信任;而一切不喜欢中国或者对中国心态复杂的国家，内心当然也会抱着看热闹心理旁观。可以预料，除非中国在这一轮疫苗研发战中最终拿出有效、安全的产品给世界，否则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形象必将在低谷徘徊，尤其是在前期已经对自己的疫苗进行广泛宣传的背景下。

　　除了国际形象和影响力这种无形资产外，此次成功研发出安全有效疫苗的国家必将拥有现实的巨大战略资源，可以用于重大交易、置换并获得巨大现实利益，而那些未能获得有效资源的国家则必然属于被动者一方，对外交易和议价能力也将大幅下降，同时还需要花费大笔金钱去支付疫苗的费用。而在上述方面，中国则难免陷入被动局面。

　　而在社会后果方面，则影响就很大了。这种影响主要是注射疫苗后健康风险的不可预测性。如果发生大家都不愿意发生的事，哪怕不是马上产生的后果，它也将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对敏感的中国来说，一经被国际媒体炒作起来，也将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同时中国作为世界大国，这也会给世界公共卫生事业带来根本性伤害。

　　目前中国已经在国外一些国家进行了实验，这个范围是有限的，而且有合约，关键是未来产品提供后产生国内外的影响。

　　上述问题，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秘书长、半岛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员。原题《中国疫苗又要成为国际问题了?》

　　自世界各大国把研发疫苗作为当前抗疫的重中之重以来，笔者一直发表文章，主张研发疫苗不能政治挂帅，而应以服务社会挂帅，如此则必然能够实现政治目的，反之则必然两者皆失。就在9月14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发社论，就当前新冠疫苗开发同样指出：“由于各国的防疫措施造成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对于疫苗量产的期盼逐渐形成舆论和政治压力，乃至政治化的现象。”文章特别指出了以美国为一方、中俄为一方并行展开的疫苗开发已经有“某种地缘政治竞赛的意味”。

　　实际上，关于中国疫苗的问题，上周末国际科学界人士和专业媒体就开始分析和评论了。有权威人士分析这种现象说：国外现在是谈中国疫苗的问题，为未来做铺垫;以后再在国际上说中国疫苗不可靠等等。现在的问题是：做分析和评论的是国际科学界的专业人士而非政客，发布意见的平台是专业的科学界媒体，这种背景下，中国疫苗下一步的发展道路恐将难以顺利，尤其是在国际舞台，这幅图画现在已经离我们眼前不远了。

　　国际科学界对中国疫苗的疑虑是什么?

　　那么，当前国际科学界对中国疫苗存在什么疑虑呢?

　　概括起来就是：疫苗开发过程不按照国际公认的科学规范操作，特别是，三期临床试验未做就给人注射;其次是担心中国有安全、黑客和商业操作等事宜。

　　后者因为不属于科学的范畴，在国际上也没有说服力，在此姑且不讨论。而在按照国际公认的科学规范操作方面，国际科学界人士针对中国已使用的两种疫苗提出了下列问题。

　　针对被声称已经使用于几十万人而没有任何问题的一种疫苗，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一家生物医学智库里研究政策治疗的技术负责人乔杜里(Vipul Chowdhary)博士警告说，这种“未经证实的主张没有任何意义，只有经过充分设计的第三阶段试验表明，与安慰剂相比，干预组在统计上有明显的好处，才能证明其有效性”。

　　科学界评论人士担心的另外一些问题是：一些国家在缺乏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的可靠数据的前提下使用中国疫苗。轮状病毒疫苗的发明人之一保罗•奥菲特博士说，如果中国或俄罗斯首先批准注射疫苗，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可能会面临政治压力，要求它们尽早通过审批。但并非所有的牌都对中国有利。

　　最要命的问题是：抗体依赖性增强的风险。用乔杜里博士的解释就是：理论上存在一种风险，即如果先前接触过病毒的人后来接种了新的抗体，就有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这只是理论上的风险。但在科学领域，疫苗制造商面临的问题正在测试它。

　　这些科学界人士认为中国疫苗有些方面存在问题。

　　目前所有国籍的疫苗制造商都面临着这个特别重大的障碍，当上周牛津疫苗被暂停使用时，这一问题就被提了出来：疫苗产生的抗体可能会与自然获得的抗体相互作用，从而引发潜在危险的不良反应。这被称为抗体依赖性增强(ADE)。疫苗制造商面临的问题是测试它。到目前为止，在大多数，也许是所有的试验中，志愿者在注射前都要进行提前筛选，以检查他们是否存在SARs-CoV-2抗体。然后对他们接触天然病毒时的不良反应进行监测。

　　此外，专家们还认为有下列问题。

　　严重的后勤问题。中国在早期成功抑制疫情意味着，像其他国家一样，它必须在更远的地方开展三期试验，包括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孟加拉国(在那里病毒传播很少)，以及巴西的约9000名卫生工作者。

　　制造和分销可能是另一个症结。乔杜里博士说，虽然传统的灭活疫苗不那么复杂，但由于在生产过程开始时需要高安全性的实验室培养活病毒，生产过程变慢了。

　　还有，中国没有像印度那样在全球建立的大规模疫苗出口业务。就连中国在国内的制造能力也不清楚。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说，它已经建造了一座新工厂，将产能翻倍，达到每年2亿剂以上;而科兴石油在北京的一座新工厂，每年能生产大约3亿剂，但这两种产能都不足以覆盖中国的全部人口。

　　而对另一种极少数特殊群体使用的疫苗的国际批评，主要是质疑其操作规范，即：在大规模测试证明其有效性之前，在相关特殊群体人员中有限使用。据称到目前为止，已有数千名相关人员接受了疫苗。而且，相关人员不回应《自然》杂志关于疫苗工作的评论请求。

　　应该讲，如果属实，上述国际专业人士提出的问题属于国际公认的科学规范操作问题。正如近日国际舆论指出的，这是“舆论和政治压力”以及“重启奄奄一息经济”的需要使然。实际上俄罗斯和美国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使得国际疫苗研究中的政治挂帅成为相对普遍的现象。一个基本事实是，第三期临床试验的疫苗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这对科学和民生，确非幸事。

　　政治和社会后果难测

　　但对中国来说，态势已经形成，中国疫苗正通过国际科学界之口，被一些国际舆论炒作成不可靠和难以信任，这其中的后果是严重和难测的。

　　首先，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将倍受影响，尤其是在别国获得成功的背景下。可以肯定，在目前敏感的中美关系的背景下，美国一定会借此挑起“中国疫苗不可靠”的话题，并在各类国际场合，由重要领导人和专业人士，通过世界各大重要媒体广为传播和宣扬;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小国虽然一般不会公开贬低中国的科技，但内心会失去对中国的信任;而一切不喜欢中国或者对中国心态复杂的国家，内心当然也会抱着看热闹心理旁观。可以预料，除非中国在这一轮疫苗研发战中最终拿出有效、安全的产品给世界，否则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形象必将在低谷徘徊，尤其是在前期已经对自己的疫苗进行广泛宣传的背景下。

　　除了国际形象和影响力这种无形资产外，此次成功研发出安全有效疫苗的国家必将拥有现实的巨大战略资源，可以用于重大交易、置换并获得巨大现实利益，而那些未能获得有效资源的国家则必然属于被动者一方，对外交易和议价能力也将大幅下降，同时还需要花费大笔金钱去支付疫苗的费用。而在上述方面，中国则难免陷入被动局面。

　　而在社会后果方面，则影响就很大了。这种影响主要是注射疫苗后健康风险的不可预测性。如果发生大家都不愿意发生的事，哪怕不是马上产生的后果，它也将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对敏感的中国来说，一经被国际媒体炒作起来，也将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同时中国作为世界大国，这也会给世界公共卫生事业带来根本性伤害。

　　目前中国已经在国外一些国家进行了实验，这个范围是有限的，而且有合约，关键是未来产品提供后产生国内外的影响。

　　上述问题，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秘书长、半岛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员。原题《中国疫苗又要成为国际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