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世界各国为新冠病毒苦苦挣扎、寻找抗疫疫苗的背景下，中国复星集团也加入了开发疫苗的行列。不久前，它的老板郭广昌提出了关于疫苗开发的三点思考，在当前中国的环境下，这些思考非常值得回味。这三点思考是：

　　第一，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即便是总统也只是一个试验样本，并不因为你是总统或者你是谁，就会有特殊的科学价值。我们在面对病毒的时候，不是靠有多勇敢，更要靠科学、靠理性。

　　第二，疫苗研发最重要的不是过程，而是结果。

　　第三，科学充满了不确定性，既要有竞，更要有合。他主张展开国际国内开发疫苗的合作。

　　作为当前开发疫苗实际操作者的郭广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就是在中国当下的环境下，开发新冠疫苗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

　　开发新冠疫苗不宜政治挂帅

　　在当前各国进行的新冠疫苗开发中，由于紧迫的疫情形势，各国对疫苗的开发都自然存在着政治目的和动机，这是自然的。但是，在疫苗的具体开发过程中，恰恰不能为政治目的和民族主义冲动所吸引和裹挟，从而一切都以政治挂帅。

　　在当前新冠疫苗研发中，中国在指导思想上只能是：社会效果第一，政治目的第二。实现政治或民族主义目的之前提是：首先必须成功开发出有效、安全和国际先进的疫苗。只有成功开发出这一产品，并实现良好的社会效果，才谈得上实现政治或民族主义目的;反之，如果最终未能较快地开发出上述产品，或者即便开发出来了，但因为被过度商业化而未实现良好的社会效果，则上述政治目的不仅无法达成，更会产生副作用。

　　在这方面，中国在今年疫情以来的抗疫努力中，不是没有教训。一家中国很有名的官方研究机构，与境外机构和公司合作以商业方式开发一个新冠疫苗项目。因为是用商业方式运行，该机构不断用该官方研究机构的名义宣传自己的项目如何成功，但因相关技术问题无法解决等原因，中国政府部门拒绝批准这个疫苗项目用于大规模使用。问题是，这在国外又引起了国际科学家和专业媒体的众多批评。与此同时，世卫组织人士也对此产品私下表示：不肯定、不承认、不推广;同时，如果未来在中国以外地区使用该疫苗，世卫组织首先需要组织国际性的专家委员会对该产品进行评估，方能决定是否就中国以外地区使用该产品给予建议。这一切，马上就让事情变得复杂化了。

　　因为新冠疫苗开发社会效果第一的世界性特点，也因为中国今年在新冠疫苗开发中的上述经验教训，有两点必须切记。

　　无功不受禄，千万不能产品还没成功开发出来即给予定性式的、肯定性的表彰或称号，毕竟科学有我们人类解决不了的不确定性，否则一旦最终产品未能开发成功，国际国内政治上必然深陷被动，影响很坏;届时即便补救，也是事倍功半。

　　其次，谦虚使人进步。除非符合有效、安全和国际先进水平这三大要素的疫苗产品成功生产出来，并获得国际承认，否则不宜过分宣传，而应抱着对科学的诚实态度，谦虚谨慎，如履薄冰。因为科学只承认最终结果，而对过程并不予以承认。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在中国当前疫苗研发中，尤其不宜片面地用“多快好省”的方式作为产品开发指导思想上的路径，那怕是潜意识的，否则便很难研发出有效、安全和国际先进的疫苗产品。为此，必须按照科学的规律和要求，在产品研发中必须严格执行相关研发程序，扎扎实实、按质按量地完成所有相关科学实验和试验的过程，而不能省略严格、高标准的试验程序来“多快好省”，这是科学的特性所要求的。否则，中国的疫苗研发不仅无法完成服务社会的首要宗旨，也无法实现产品的政治目的。

　　在这方面，必须特别警惕滥用政治挂帅、本末倒置的做法，因为它只能导致将“多快好省”作为产品开发的主要路径。这是中国曾经的历史教训，也是特殊的国情使然，必须绝对予以避免。

　　最后，疫苗开发成功的唯一标准是研发出有效、安全和国际先进水平的疫苗。科学只承认最终结果，对于在过程中付出的辛劳，如果没有最后的成功结果相伴随，意义是不大的;同时，即便从实现政治动机的角度说，如果没有最后的成功，前面的鼓动往往会有副作用，起码鼓动效果待观察。

　　需要政府解决的几件事

　　前几天，中国国药集团开发的灭活技术疫苗发布。从公众的反应看，除了担心技术陈旧，更多的是认为价格不菲：一个人需要打两针才能防疫，价格近千元。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中国的六亿人口每月工资也就是1000元，从防疫的角度说，这保命的价格并不便宜。

　　国药集团的行为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产品开发出来后如何服务公众，实现良好社会效果，继而实现政治目的问题。如果疫苗产品开发出来后不能服务普罗大众，便未能实现疫苗开发最重要的社会效果;而如果又因为商业操作导致多数公众在价格上难以承担，引发公众不满，从政治角度来说就完全事与愿违了。

　　在中国国情下，解决上述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由国家对产品进行监督，由政府对产品严格按照国家采购制度购买，然后服务于普通民众。例如国家可以在几家疫苗生产商的产品中，按照有效、安全、国际先进水平和价格几大因素，挑选合适的供货商，然后以购买的数量优势，再以有竞争力的价格优势，大量购买后低价卖给普通民众，如此，必能解决问题，实现产品的社会和政治效应。

　　与此同时，对个别人和企业完全商业化利用疫苗的行为，应该有所管理。

　　今年中国出现疫情以来，少数知名人士或以专家身份与企业合作，或以企业财力，力图推销药品从中获利，但其所推销药品的防疫疗效和疫苗产品的开发情况却表现一般，已经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

　　最后，在疫苗产品的开发中，中国可以考虑整合资源，不能完全市场化运作，这既不利于产品迅速开发成功，也容易造成资源的无序浪费。仅看国内目前生产出来的、世界上只有一家印度小公司在开发的第一代陈旧的灭活技术疫苗，中国当前开发疫苗的现状和水平便可略见一斑。

　　中国业内人士对国内搞第一代灭活技术疫苗，而且售价不菲向笔者解释说：当你吃不上饭时，有点番薯吃也不错，可以填肚子。可是环顾世界发达国家正在高质量地开发疫苗，中国番薯抵饱填肚子式的产品开发模式，显然是谈不上国际先进水平的。难道这场抗疫的世界性博弈中，中国只是番薯抵饱填肚子的水平吗?这可是14亿人口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啊。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秘书长、半岛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员。原题《新冠疫苗开发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什么?》

　　在当前世界各国为新冠病毒苦苦挣扎、寻找抗疫疫苗的背景下，中国复星集团也加入了开发疫苗的行列。不久前，它的老板郭广昌提出了关于疫苗开发的三点思考，在当前中国的环境下，这些思考非常值得回味。这三点思考是：

　　第一，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即便是总统也只是一个试验样本，并不因为你是总统或者你是谁，就会有特殊的科学价值。我们在面对病毒的时候，不是靠有多勇敢，更要靠科学、靠理性。

　　第二，疫苗研发最重要的不是过程，而是结果。

　　第三，科学充满了不确定性，既要有竞，更要有合。他主张展开国际国内开发疫苗的合作。

　　作为当前开发疫苗实际操作者的郭广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就是在中国当下的环境下，开发新冠疫苗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

　　开发新冠疫苗不宜政治挂帅

　　在当前各国进行的新冠疫苗开发中，由于紧迫的疫情形势，各国对疫苗的开发都自然存在着政治目的和动机，这是自然的。但是，在疫苗的具体开发过程中，恰恰不能为政治目的和民族主义冲动所吸引和裹挟，从而一切都以政治挂帅。

　　在当前新冠疫苗研发中，中国在指导思想上只能是：社会效果第一，政治目的第二。实现政治或民族主义目的之前提是：首先必须成功开发出有效、安全和国际先进的疫苗。只有成功开发出这一产品，并实现良好的社会效果，才谈得上实现政治或民族主义目的;反之，如果最终未能较快地开发出上述产品，或者即便开发出来了，但因为被过度商业化而未实现良好的社会效果，则上述政治目的不仅无法达成，更会产生副作用。

　　在这方面，中国在今年疫情以来的抗疫努力中，不是没有教训。一家中国很有名的官方研究机构，与境外机构和公司合作以商业方式开发一个新冠疫苗项目。因为是用商业方式运行，该机构不断用该官方研究机构的名义宣传自己的项目如何成功，但因相关技术问题无法解决等原因，中国政府部门拒绝批准这个疫苗项目用于大规模使用。问题是，这在国外又引起了国际科学家和专业媒体的众多批评。与此同时，世卫组织人士也对此产品私下表示：不肯定、不承认、不推广;同时，如果未来在中国以外地区使用该疫苗，世卫组织首先需要组织国际性的专家委员会对该产品进行评估，方能决定是否就中国以外地区使用该产品给予建议。这一切，马上就让事情变得复杂化了。

　　因为新冠疫苗开发社会效果第一的世界性特点，也因为中国今年在新冠疫苗开发中的上述经验教训，有两点必须切记。

　　无功不受禄，千万不能产品还没成功开发出来即给予定性式的、肯定性的表彰或称号，毕竟科学有我们人类解决不了的不确定性，否则一旦最终产品未能开发成功，国际国内政治上必然深陷被动，影响很坏;届时即便补救，也是事倍功半。

　　其次，谦虚使人进步。除非符合有效、安全和国际先进水平这三大要素的疫苗产品成功生产出来，并获得国际承认，否则不宜过分宣传，而应抱着对科学的诚实态度，谦虚谨慎，如履薄冰。因为科学只承认最终结果，而对过程并不予以承认。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在中国当前疫苗研发中，尤其不宜片面地用“多快好省”的方式作为产品开发指导思想上的路径，那怕是潜意识的，否则便很难研发出有效、安全和国际先进的疫苗产品。为此，必须按照科学的规律和要求，在产品研发中必须严格执行相关研发程序，扎扎实实、按质按量地完成所有相关科学实验和试验的过程，而不能省略严格、高标准的试验程序来“多快好省”，这是科学的特性所要求的。否则，中国的疫苗研发不仅无法完成服务社会的首要宗旨，也无法实现产品的政治目的。

　　在这方面，必须特别警惕滥用政治挂帅、本末倒置的做法，因为它只能导致将“多快好省”作为产品开发的主要路径。这是中国曾经的历史教训，也是特殊的国情使然，必须绝对予以避免。

　　最后，疫苗开发成功的唯一标准是研发出有效、安全和国际先进水平的疫苗。科学只承认最终结果，对于在过程中付出的辛劳，如果没有最后的成功结果相伴随，意义是不大的;同时，即便从实现政治动机的角度说，如果没有最后的成功，前面的鼓动往往会有副作用，起码鼓动效果待观察。

　　需要政府解决的几件事

　　前几天，中国国药集团开发的灭活技术疫苗发布。从公众的反应看，除了担心技术陈旧，更多的是认为价格不菲：一个人需要打两针才能防疫，价格近千元。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中国的六亿人口每月工资也就是1000元，从防疫的角度说，这保命的价格并不便宜。

　　国药集团的行为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产品开发出来后如何服务公众，实现良好社会效果，继而实现政治目的问题。如果疫苗产品开发出来后不能服务普罗大众，便未能实现疫苗开发最重要的社会效果;而如果又因为商业操作导致多数公众在价格上难以承担，引发公众不满，从政治角度来说就完全事与愿违了。

　　在中国国情下，解决上述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由国家对产品进行监督，由政府对产品严格按照国家采购制度购买，然后服务于普通民众。例如国家可以在几家疫苗生产商的产品中，按照有效、安全、国际先进水平和价格几大因素，挑选合适的供货商，然后以购买的数量优势，再以有竞争力的价格优势，大量购买后低价卖给普通民众，如此，必能解决问题，实现产品的社会和政治效应。

　　与此同时，对个别人和企业完全商业化利用疫苗的行为，应该有所管理。

　　今年中国出现疫情以来，少数知名人士或以专家身份与企业合作，或以企业财力，力图推销药品从中获利，但其所推销药品的防疫疗效和疫苗产品的开发情况却表现一般，已经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

　　最后，在疫苗产品的开发中，中国可以考虑整合资源，不能完全市场化运作，这既不利于产品迅速开发成功，也容易造成资源的无序浪费。仅看国内目前生产出来的、世界上只有一家印度小公司在开发的第一代陈旧的灭活技术疫苗，中国当前开发疫苗的现状和水平便可略见一斑。

　　中国业内人士对国内搞第一代灭活技术疫苗，而且售价不菲向笔者解释说：当你吃不上饭时，有点番薯吃也不错，可以填肚子。可是环顾世界发达国家正在高质量地开发疫苗，中国番薯抵饱填肚子式的产品开发模式，显然是谈不上国际先进水平的。难道这场抗疫的世界性博弈中，中国只是番薯抵饱填肚子的水平吗?这可是14亿人口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啊。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秘书长、半岛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员。原题《新冠疫苗开发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