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美国为了防止新型流感流行，实施了为超过2亿的全体国民接种疫苗的史上最大的疫苗项目。不过，由于副作用频发等原因，项目被迫中止，最后也没有发生流感的大流行。这一事件在公共卫生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也在听取专家意见和政策决断方式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与眼下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政策有相通之处。

　　1976年1月，在美国新泽西州的陆军训练基地，很多士兵自称患上了呼吸系统疾病。当年2月，一名18岁的新兵死亡。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经过调查，从这名士兵身上检测出了新型猪流感病毒。

　　该病毒的抗原性与1918年在全世界造成史无前例损失的“西班牙流感”十分相似。当时的人们因为从父母那一代听说过西班牙流感，潜意识里仍对约6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心有余悸，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相关人员也感到惊恐万分。“抗原循环”一说认为，病毒在变异后，会以一定周期发生大流行(Pandemic)，还曾发出警告称，几年内会发生疾病大流行。

　　鉴于1918年的那段历史，从秋天到冬天可能会有毁灭性的第二波流感来袭。在此之前，必须给全体国民接种疫苗，以防止悲剧的发生——1976年3月22日，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向时任总统福特建议启动规模空前的疫苗项目。总统于24日宣布将为2亿多全体国民接种疫苗。

　　疫苗接种从当年的10月1日开始，不过是在萦绕着诸多问题的情况下匆忙做出的决定。首先，还没弄清楚流行的概率。后来调查发现，当时探讨是否接种疫苗的咨询委员会的各成员内心估计概率为2～20%，并没有人预测会出现像1918年那样的大灾难。

　　不过，在公众卫生部门，“可能会有100万人死亡”、“会飞速流行起来”、“必须在3个月以内给全体国民接种疫苗”等超前的意见占据主流。

　　“概率不为零”是“有可能”、“也许可能”，专家的意见就像传话游戏一样在不断变化，否定性的意见根本未被考虑就报告给了总统。加上考虑到研制疫苗需要时间，当时的状况是“要在1周以内做出决定”。

福特在白宫接种疫苗

　　总统身边的人回忆说“专家的建议就像顶在脑门上的枪”。考虑到可能招来“虽然预测到要发生大灾难却什么都没做”的批评，当时相当于政治上别无选择。

　　另一个问题是疫苗并非对所有人有效。临床试验结果表明，18岁以下的年轻人接种一次并不能产生足够的抗体，需要接种2次。考虑到接种规模，接种两次并不现实，因此一开始接种时排除了3～18岁群体。“全民接种”构想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挫折。

　　最大的问题是疫苗的副作用。即使出现副作用的概率是10万人中1人，但如果2亿人接种，就会有2000人出现由副作用引发的疾病。在害怕被起诉的疫苗制造商及保险公司的压力下，美国于8月匆忙通过了政府承担赔偿责任的法案。

　　新型流感疫苗接种项目于1976年10月1日启动，不过当月11日就发生了首例事故。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有3位老年人在接种疫苗不久后死亡。

　　但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疫苗接种期间出现的发病、死亡事故，即使在医学上没有因果关系也被认为与疫苗有关。接种人数越多，这种“混淆事故”就越多。据称，当时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主张出现了“偶然同时发生”的状况，认为不是疫苗的副作用。

　　为了消除美国民众的不安心理，福特总统在当月14日与家人一同接种了疫苗，并在电视上播放了接种时的场景。但11月12日疫苗项目刮起了一股起到决定作用的逆风。在明尼苏达州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出现了格林·巴利综合症患者。其他州也接连报告相关病例，到12月中旬，数量已超过50例。

　　格林·巴利综合症因末梢神经发生障碍，导致四肢、面部、呼吸器官出现麻痹等症状。一般每10万人中有1～2人发病，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疾病。关于疫苗和这种病的因果关系，当时存在争议，但公共卫生当局于12月16日建议暂停接种项目。福特总统同意了这一建议。尽管如此，2个半月的时间里，仍有4000多万人接种疫苗，接种人数为史上最多。

　　之后，接种项目未再重启，而是于第二年即1977年3月正式取消。调查显示，接种者的格林·巴利综合症发病率为非接种者的11倍，疫苗和这种病被认为存在因果关系。最终接到报告的格林·巴利综合症发病病例共有约530例。

　　另一方面，曾被警告会暴发的新型流感并未流行起来。当时，美国政府受到严厉的批评。《纽约时报》甚至评论称“这是应对猪流感很不体面的重大失败”等。最后留给美国政府的是已经无法使用的大量疫苗和约4000起针对“副作用”的损害赔偿诉讼。

　　并不是“往最坏处打算就能应付不算最糟的情况”，后来，受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委托，两名学者拿出了调查该事件的报告(标题是《猪流感事件与政策决断》)。该报告提出的问题是对于不确定事情进行决策的难度。专家与身为外行的决策者(政治家和官僚)的关系也令人担忧。

　　其中一个问题是专家的意见是主观的且具有不确定性，并未明确公布客观数据。为此“相当于决策方根本不知道胜算概率有多大，就加入到赌博中”。报告还指出，由于当时根本没想到不会流行，一味强调最严重的事态，掩盖了“对‘发生概率’有各种各样看法的事实”。

　　报告指出，推行疫苗接种和不推行疫苗接种，哪个给国民健康造成的伤害更大?在评估得失、评估经济成本等做政策决策时，公众卫生以外的价值观也应得到体现。

　　今后，为防止新冠病毒卷土重来，要加快疫苗开发，但疫苗副作用及接种优先顺序等问题无法回避。决策不仅要科学，还应该尊重各种各样的价值观，这也许是1976年的疫苗事件带给我们的教训。

　　原题《史上最大疫苗事件留下的教训》

　　1976年，美国为了防止新型流感流行，实施了为超过2亿的全体国民接种疫苗的史上最大的疫苗项目。不过，由于副作用频发等原因，项目被迫中止，最后也没有发生流感的大流行。这一事件在公共卫生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也在听取专家意见和政策决断方式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与眼下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政策有相通之处。

　　1976年1月，在美国新泽西州的陆军训练基地，很多士兵自称患上了呼吸系统疾病。当年2月，一名18岁的新兵死亡。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经过调查，从这名士兵身上检测出了新型猪流感病毒。

　　该病毒的抗原性与1918年在全世界造成史无前例损失的“西班牙流感”十分相似。当时的人们因为从父母那一代听说过西班牙流感，潜意识里仍对约6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心有余悸，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相关人员也感到惊恐万分。“抗原循环”一说认为，病毒在变异后，会以一定周期发生大流行(Pandemic)，还曾发出警告称，几年内会发生疾病大流行。

　　鉴于1918年的那段历史，从秋天到冬天可能会有毁灭性的第二波流感来袭。在此之前，必须给全体国民接种疫苗，以防止悲剧的发生——1976年3月22日，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向时任总统福特建议启动规模空前的疫苗项目。总统于24日宣布将为2亿多全体国民接种疫苗。

　　疫苗接种从当年的10月1日开始，不过是在萦绕着诸多问题的情况下匆忙做出的决定。首先，还没弄清楚流行的概率。后来调查发现，当时探讨是否接种疫苗的咨询委员会的各成员内心估计概率为2～20%，并没有人预测会出现像1918年那样的大灾难。

　　不过，在公众卫生部门，“可能会有100万人死亡”、“会飞速流行起来”、“必须在3个月以内给全体国民接种疫苗”等超前的意见占据主流。

　　“概率不为零”是“有可能”、“也许可能”，专家的意见就像传话游戏一样在不断变化，否定性的意见根本未被考虑就报告给了总统。加上考虑到研制疫苗需要时间，当时的状况是“要在1周以内做出决定”。

福特在白宫接种疫苗

　　总统身边的人回忆说“专家的建议就像顶在脑门上的枪”。考虑到可能招来“虽然预测到要发生大灾难却什么都没做”的批评，当时相当于政治上别无选择。

　　另一个问题是疫苗并非对所有人有效。临床试验结果表明，18岁以下的年轻人接种一次并不能产生足够的抗体，需要接种2次。考虑到接种规模，接种两次并不现实，因此一开始接种时排除了3～18岁群体。“全民接种”构想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挫折。

　　最大的问题是疫苗的副作用。即使出现副作用的概率是10万人中1人，但如果2亿人接种，就会有2000人出现由副作用引发的疾病。在害怕被起诉的疫苗制造商及保险公司的压力下，美国于8月匆忙通过了政府承担赔偿责任的法案。

　　新型流感疫苗接种项目于1976年10月1日启动，不过当月11日就发生了首例事故。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有3位老年人在接种疫苗不久后死亡。

　　但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疫苗接种期间出现的发病、死亡事故，即使在医学上没有因果关系也被认为与疫苗有关。接种人数越多，这种“混淆事故”就越多。据称，当时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主张出现了“偶然同时发生”的状况，认为不是疫苗的副作用。

　　为了消除美国民众的不安心理，福特总统在当月14日与家人一同接种了疫苗，并在电视上播放了接种时的场景。但11月12日疫苗项目刮起了一股起到决定作用的逆风。在明尼苏达州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出现了格林·巴利综合症患者。其他州也接连报告相关病例，到12月中旬，数量已超过50例。

　　格林·巴利综合症因末梢神经发生障碍，导致四肢、面部、呼吸器官出现麻痹等症状。一般每10万人中有1～2人发病，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疾病。关于疫苗和这种病的因果关系，当时存在争议，但公共卫生当局于12月16日建议暂停接种项目。福特总统同意了这一建议。尽管如此，2个半月的时间里，仍有4000多万人接种疫苗，接种人数为史上最多。

　　之后，接种项目未再重启，而是于第二年即1977年3月正式取消。调查显示，接种者的格林·巴利综合症发病率为非接种者的11倍，疫苗和这种病被认为存在因果关系。最终接到报告的格林·巴利综合症发病病例共有约530例。

　　另一方面，曾被警告会暴发的新型流感并未流行起来。当时，美国政府受到严厉的批评。《纽约时报》甚至评论称“这是应对猪流感很不体面的重大失败”等。最后留给美国政府的是已经无法使用的大量疫苗和约4000起针对“副作用”的损害赔偿诉讼。

　　并不是“往最坏处打算就能应付不算最糟的情况”，后来，受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委托，两名学者拿出了调查该事件的报告(标题是《猪流感事件与政策决断》)。该报告提出的问题是对于不确定事情进行决策的难度。专家与身为外行的决策者(政治家和官僚)的关系也令人担忧。

　　其中一个问题是专家的意见是主观的且具有不确定性，并未明确公布客观数据。为此“相当于决策方根本不知道胜算概率有多大，就加入到赌博中”。报告还指出，由于当时根本没想到不会流行，一味强调最严重的事态，掩盖了“对‘发生概率’有各种各样看法的事实”。

　　报告指出，推行疫苗接种和不推行疫苗接种，哪个给国民健康造成的伤害更大?在评估得失、评估经济成本等做政策决策时，公众卫生以外的价值观也应得到体现。

　　今后，为防止新冠病毒卷土重来，要加快疫苗开发，但疫苗副作用及接种优先顺序等问题无法回避。决策不仅要科学，还应该尊重各种各样的价值观，这也许是1976年的疫苗事件带给我们的教训。

　　原题《史上最大疫苗事件留下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