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良文章（《台湾问题攸关国运不可轻率急进》）的核心是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与中国复兴大业的先后次序。他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在后，因为武统的时机尚不成熟。在看待台湾问题的性质上，乔文并无新意，反倒直白地表现了两个常见的认知缺陷：一是忽视台湾人民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主体，二是把台湾问题的实质归于中美问题。

　　为什么说台湾人民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主体?从“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意来看，主权源于人民，不再是帝制下的朝廷。孙中山先生以“人民来做皇帝”诠释“三民主义”中的“民权”，即“平民所共有国家主权的民主政治”。同理，1946年联军为日本制定的新宪法里，第一条就剥夺天皇的主权权威，而将日本的主权立于人民(Article 1. The Emperor shall be the symbol of the State and of the unity of the People, deriving his position from the will of the people with whom resides sovereign power)。大陆常见的“人民当家作主，”政府官员是“人民公仆”等说法，也包含了人民是国家主人的概念。尽管两千多万台胞与大陆人口相比是极少数，但他们同样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有同样权利受尊重和表达意愿。人民的一部分不应成为文攻武统的对像。国内网民“要岛不要人”的说法，有违“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岛内的民心与认同为什么出了问题?即便民进党实施的教科书有不少责任，我们也应该思考为什么泛绿阵营的认同如此不同?这一问题十分重要，因为该党主要代表本省人，而本省人是台湾的绝大多数。一位纽约华人社区的侨领兼本省人，给我介绍了两点：一是本省人已迁台数百年，在通讯与交通不发达的历史环境下，他们与大陆的联系和情感早已疏远;二是本省成年人中对大陆的直接感受，不少来自1949年后的国民党统治;而其40年的白色恐怖专制使本省人深恶痛绝，渴望自治。这位台胞还说，当年的本省正义青年中，无不是反对国民党的愤青。一位读研时的本省人同学也曾告诉我，2.28事件是他们认同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历史事件。我至今记得他对国民党血腥镇压本省青年的悲愤描述，也记得我当时有机会感同身受他的愤怒。那时已近80年代末，我们大陆留学生放国内电影时，台湾同学竟不敢来看，怕同学中有国民党的奸细告发他们通匪。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武统能够强扭认同吗?正如乔良的文章承认的，“二千多万不认同甚至敌视你的人口，用什么方式管?难道一直军管下去不成?这是多大的代价，多高的成本”?的确，武统可能促使本省人把大陆与国民党当年的军管统治联系起来，加倍他们的抵触情绪。

　　为什么说台湾问题的实质并非中美问题?因为美国对台湾提供的安全保护，首先是台湾的选择。对美国来说，台湾并非是必要或重要的战略及利益需求。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军事上美国不再需要台湾作为军事基地。经济上美国不需要台独也可与之自由贸易。即便在冷战高峰期间，美国的护台政策也主要源于国民党及其美国右派支持者的游说活动，即著名的的China Lobby。其目的及成果有三：保持美国政府对蒋府的军援及经援，阻扰对大陆的外交承认，阻扰中国入联合国。冷战末期及之后的时期，美国国会通过的涉台法案几乎都是游说的结果，而非美国的主动行为。如奠定美台关系的《台湾关系法》，是传统China lobby 以及旅美绿营组织FAPA分别游说的结果。前者强调美国对保障东亚安全的承诺和信誉, 后者通过几位参议员将台湾的人权和民主化议题注入美国国会法案。

　　近年通过的《台湾旅行法》与《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等，更是台湾官方游说的结果。这些游说活动已步入规范化，即出钱买专业服务，所雇佣的游说集团都由显赫的前美国议员或官员领衔。如Potomac International Partners (Mark Cowan, desk chief CIA), Alston & Bird (Bob Dole, Sen.-R), Gephardt Group (Richard Gephardt, Rep.-D), Nickles Group (Don Nickles, Sen. -R), Daschle Group (Tom Daschle, Sen.-D, Taiwan Caucus)。台湾政府在美国的游说支出由2016年的163万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32万美元。护台法案的通过，固然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但离不开游说的关键助攻。蔡英文女士与川普通上电话，就是花了16万美元雇佣前参议院议长多尔先生游说而成。

　　把台湾问题的实质归于中美问题，也低估了美国决策程序中多元因素的作用。美国外交决策中既有现实主义和各种利益的因素，也不乏理想主义或美国价值观下的道义因素。在台湾及藏疆问题上积极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的各种势力，如国会、非政府组织、学界、媒体以及公众， 更多地是从道义角度去关注。由于近代历史的原因，大陆视主权高于人权。而美国人无同样的历史记忆，更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对他们来说主权是为人权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如果主权不能为人权服务，那主权对个人还有何意义?重主权轻人权，从美国人的逻辑看是本末倒置。无论美国的左派或右派，都可能因为人权或民主而支持“台独”，而不是为了支持独立而提出人权或民主的问题。

　　中国应该如何理性而有效地对待绿营的认同问题?与其不切实地的文攻武赫，不如诚心地从本省人的角度去了解和化解绿营的成见。尽管不少大陆人埋怨马英九先生在担任台湾最高领导人期间未能推动统一大业，实际上马先生做了最有价值的工作：向“2.28事件”受害者的家人致歉并予赔偿。此举也许不能完全消除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隔阂与积怨，但是它为国民党挽回道德形象，助民众信其公正，授其信任。这正是增强认同感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关键一步。

　　去年四月份访台期间，我有幸聆听马先生对统一进程的看法。对于中美博弈下大陆求统的愿望，马先生认为并无必要急迫武统，更有效的是大陆提高自身的吸引力，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他乐见这方面大陆的进步，比如台南有的深绿家庭也愿意带孩子到大陆访校，选择大学。在与马先生的交谈中，他完全没有将本省人与外省人对立，而是把他们看作同等需要关爱的百姓。他特别讲述了自己如何事无巨细地平抚几十年前2.28事件中的死者家属，愈合本省人心底的伤口。作为至今唯一赢得全岛选举的国民党兼外省人，马先生身体力行地为大陆指出了努力的方向：真正的统一，需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地争取民心。

　　这也正是大陆官民需要耐心和虚心学习之处。

　　作者系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

　　乔良文章（《台湾问题攸关国运不可轻率急进》）的核心是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与中国复兴大业的先后次序。他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在后，因为武统的时机尚不成熟。在看待台湾问题的性质上，乔文并无新意，反倒直白地表现了两个常见的认知缺陷：一是忽视台湾人民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主体，二是把台湾问题的实质归于中美问题。

　　为什么说台湾人民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主体?从“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意来看，主权源于人民，不再是帝制下的朝廷。孙中山先生以“人民来做皇帝”诠释“三民主义”中的“民权”，即“平民所共有国家主权的民主政治”。同理，1946年联军为日本制定的新宪法里，第一条就剥夺天皇的主权权威，而将日本的主权立于人民(Article 1. The Emperor shall be the symbol of the State and of the unity of the People, deriving his position from the will of the people with whom resides sovereign power)。大陆常见的“人民当家作主，”政府官员是“人民公仆”等说法，也包含了人民是国家主人的概念。尽管两千多万台胞与大陆人口相比是极少数，但他们同样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有同样权利受尊重和表达意愿。人民的一部分不应成为文攻武统的对像。国内网民“要岛不要人”的说法，有违“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岛内的民心与认同为什么出了问题?即便民进党实施的教科书有不少责任，我们也应该思考为什么泛绿阵营的认同如此不同?这一问题十分重要，因为该党主要代表本省人，而本省人是台湾的绝大多数。一位纽约华人社区的侨领兼本省人，给我介绍了两点：一是本省人已迁台数百年，在通讯与交通不发达的历史环境下，他们与大陆的联系和情感早已疏远;二是本省成年人中对大陆的直接感受，不少来自1949年后的国民党统治;而其40年的白色恐怖专制使本省人深恶痛绝，渴望自治。这位台胞还说，当年的本省正义青年中，无不是反对国民党的愤青。一位读研时的本省人同学也曾告诉我，2.28事件是他们认同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历史事件。我至今记得他对国民党血腥镇压本省青年的悲愤描述，也记得我当时有机会感同身受他的愤怒。那时已近80年代末，我们大陆留学生放国内电影时，台湾同学竟不敢来看，怕同学中有国民党的奸细告发他们通匪。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武统能够强扭认同吗?正如乔良的文章承认的，“二千多万不认同甚至敌视你的人口，用什么方式管?难道一直军管下去不成?这是多大的代价，多高的成本”?的确，武统可能促使本省人把大陆与国民党当年的军管统治联系起来，加倍他们的抵触情绪。

　　为什么说台湾问题的实质并非中美问题?因为美国对台湾提供的安全保护，首先是台湾的选择。对美国来说，台湾并非是必要或重要的战略及利益需求。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军事上美国不再需要台湾作为军事基地。经济上美国不需要台独也可与之自由贸易。即便在冷战高峰期间，美国的护台政策也主要源于国民党及其美国右派支持者的游说活动，即著名的的China Lobby。其目的及成果有三：保持美国政府对蒋府的军援及经援，阻扰对大陆的外交承认，阻扰中国入联合国。冷战末期及之后的时期，美国国会通过的涉台法案几乎都是游说的结果，而非美国的主动行为。如奠定美台关系的《台湾关系法》，是传统China lobby 以及旅美绿营组织FAPA分别游说的结果。前者强调美国对保障东亚安全的承诺和信誉, 后者通过几位参议员将台湾的人权和民主化议题注入美国国会法案。

　　近年通过的《台湾旅行法》与《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等，更是台湾官方游说的结果。这些游说活动已步入规范化，即出钱买专业服务，所雇佣的游说集团都由显赫的前美国议员或官员领衔。如Potomac International Partners (Mark Cowan, desk chief CIA), Alston & Bird (Bob Dole, Sen.-R), Gephardt Group (Richard Gephardt, Rep.-D), Nickles Group (Don Nickles, Sen. -R), Daschle Group (Tom Daschle, Sen.-D, Taiwan Caucus)。台湾政府在美国的游说支出由2016年的163万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32万美元。护台法案的通过，固然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但离不开游说的关键助攻。蔡英文女士与川普通上电话，就是花了16万美元雇佣前参议院议长多尔先生游说而成。

　　把台湾问题的实质归于中美问题，也低估了美国决策程序中多元因素的作用。美国外交决策中既有现实主义和各种利益的因素，也不乏理想主义或美国价值观下的道义因素。在台湾及藏疆问题上积极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的各种势力，如国会、非政府组织、学界、媒体以及公众， 更多地是从道义角度去关注。由于近代历史的原因，大陆视主权高于人权。而美国人无同样的历史记忆，更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对他们来说主权是为人权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如果主权不能为人权服务，那主权对个人还有何意义?重主权轻人权，从美国人的逻辑看是本末倒置。无论美国的左派或右派，都可能因为人权或民主而支持“台独”，而不是为了支持独立而提出人权或民主的问题。

　　中国应该如何理性而有效地对待绿营的认同问题?与其不切实地的文攻武赫，不如诚心地从本省人的角度去了解和化解绿营的成见。尽管不少大陆人埋怨马英九先生在担任台湾最高领导人期间未能推动统一大业，实际上马先生做了最有价值的工作：向“2.28事件”受害者的家人致歉并予赔偿。此举也许不能完全消除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隔阂与积怨，但是它为国民党挽回道德形象，助民众信其公正，授其信任。这正是增强认同感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关键一步。

　　去年四月份访台期间，我有幸聆听马先生对统一进程的看法。对于中美博弈下大陆求统的愿望，马先生认为并无必要急迫武统，更有效的是大陆提高自身的吸引力，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他乐见这方面大陆的进步，比如台南有的深绿家庭也愿意带孩子到大陆访校，选择大学。在与马先生的交谈中，他完全没有将本省人与外省人对立，而是把他们看作同等需要关爱的百姓。他特别讲述了自己如何事无巨细地平抚几十年前2.28事件中的死者家属，愈合本省人心底的伤口。作为至今唯一赢得全岛选举的国民党兼外省人，马先生身体力行地为大陆指出了努力的方向：真正的统一，需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地争取民心。

　　这也正是大陆官民需要耐心和虚心学习之处。

　　作者系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