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兰方面坚持不妥协让特朗普宣布胜利的可能性显得不大，但也并非不可能，考虑到种种对美国有利的、或真实或想象的转机出现，就像他和金正恩之间的关系那样;或者是考虑到冲突的缓和，这基于特朗普对于6月初的邮轮袭击并没有那么大后果的种种暗示可以观察出来，因为美国并不依赖于沙特的石油。特朗普对于无人机被击落一事的反应，揭露出他既冲动、又倾向退缩的一面。起初，他威胁说伊朗会“领教到”攻击美军设备的下场是什么，并命令美国中央司令部准备攻击伊朗的三个据点作为报复。但后来，他又说一些“懒散又愚蠢的”伊朗官员可能“犯了严重的错误”。无人机当时是位于如德黑兰方面所宣称的伊朗领空，还是华盛顿方面所说的国际领空，这一点依然存疑。博尔顿、蓬佩奥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哈斯佩尔(Gina Haspel)显然赞成打击报复，但五角大楼则建议克制一点。据报道，在战斗机和军舰进入攻击状态准备就绪后，特朗普叫停了攻击。

　　他在推特上解释说，可能出现的大量伊朗人员伤亡，作为无人机被击落的回应并不“合适”。一个匿名消息源告诉《纽约时报》，称总统认为这种快速的转变显示出他是一个有决断力且明辨是非的指挥官。但这集肥皂剧所说出的，是特朗普缺乏有明确预期的连贯的政策导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候选人马克·米利(Mark Milley)则通过一条含混的信息有意无意地抨击博尔顿，从而打消了过会的担忧，即认为伊朗事务会让美国从对中俄带来的威胁中分心，米利表示：“我不认为有谁真的在考虑(部署15万军队)这件事情。”

　　可以想见的是，特朗普可能会尝试通过微调内容来重新拿出一套核协议方案，作为他的改良版协议——就像他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方面所做的那样——然后，再尝试把伊朗拉进来重新谈判。7月16日的时候，他就揪住伊朗外长扎里夫的即时评论，即美伊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如果美国能够放弃制裁的话，宣称华府和德黑兰之间并不存在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伊朗方面迅速驳斥了这一奇怪的说法。考虑到伊朗对于美国的高度不信任，任何新协议都不太可能达成。但任何人在观察特朗普的行动时，都不能错误估计自我满足和外在观感对于特朗普的重要性。目前仍然难以判断政府是否真的要选择开战，他们只是在执行强制外交，还是说在混乱中随波逐流。这可能都没什么影响。在试探和挑衅的乱流中，战略决策可能会让位于轻率的反应。

　　白宫方面加强了这种可能性，他们取消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机构的相关程序，传统上这些程序有助于在外交政策上达成共识，并允许在保密规定下维持合理的政策制定透明度。上一个放弃这一协调程序的总统是小布什，那也导致了对伊拉克长期且血腥的占领。

　　这一次，狂热的意识形态操盘手们——主要是博尔顿和蓬佩奥——正在实施“极限施压”政策，但对于他们的对手却缺乏足够的认识以管控风险。讽刺的是，限制他们手脚的正是特朗普本人。这并非是因为特朗普有超过他俩的知识和判断力：特朗普比起他的顾问们来说，对于国际事务更加无知，并且蔑视种种礼节、流程和习俗。只是单纯因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会进一步削弱其“美国优先”愿景中的孤立主义者形象，而一旦事情失控，他连任的机会也可能就没有了。某种程度上，他需要一场战争来动员其基本盘，在南部边境他就有这么一个机会，他在那里部署了军力，并且他的对手们是没有还手能力的。

　　如果紧张形势持续或者恶化，这几位顾问还有可能得逞。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取决于向以色列和沙特展示他在该地区击退伊朗的决心，而且一个宣战的特朗普——只要美国别遭遇太多伤亡或者陷入战争泥沼——会让他在国内的选情看涨。五角大楼正考虑在中东派驻更多的军舰和战斗机，并新增6000兵力，其中的先头部队已经获批派驻。1991年和2003年两次对伊拉克的出兵都表明，随着战争势头的增强，在政治上进行抵抗将变得更加艰难。

　　在现阶段，德黑兰的国家安全决策似乎比美国更加有序和透明化。尽管有时候假模假样地宣称诸如像干涉叙利亚和也门等行动对于伊朗是至关重要的行为——很明显这都是在维持并扩大伊朗的地区影响力——伊朗的官员普遍认为这些行动都不关美国的事。但在伊核协议上他们是有分歧的。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过了一年多时间里，与鲁哈尼总统结盟的温和派说服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让伊朗继续遵守该协议，从而能够在美国和签署该协议的欧洲国家之间挑拨，并孤立美国。这一想法考虑到的是伊朗可以先等到一个民主党政府上台并重新加入伊核协议。

　　但欧洲人无力或不愿规避美国迫使其他国家不再购买伊朗石油和商品的次级制裁，以及美国大选变化莫测的情势，似乎侵蚀并改变了温和派的立场。奥巴马政府在伊核协议谈判上的成果，就是成功避开了哈梅内伊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根深蒂固的敌意，这在那之前都一直是美国外交上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特朗普当局则让强硬派不再务实克制，并让伊朗的温和派转变成为了强硬派。

　　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伊朗军方中的精英、机密和积极分子，四月时被国务院定义为恐怖组织，尽管五角大楼尽力阻止这一举动——似乎正在重新占据上风。即使是参与了核谈判并与美国官员建立了良好关系，同时还效忠伊朗当局的、温和的世界主义者扎里夫，也称美国的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伊斯兰革命卫队也重新搬出惯用伎俩，威胁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世界上有20%的石油要借此通行运输。这一动作也将是最后的手段了，这会抬高油价，并几乎肯定将招来美国的反击。通过在也门的胡塞武装代理人，伊朗可以不那么挑衅地瞄准通过曼德海峡的石油运输，这个地方是沙特阿拉伯在红海另一侧的阻塞点。但事态这一升级不一定会符合胡塞武装的利益，所以他们也可能会犹豫不前。

　　伊朗先采取了猛烈的抨击而不是顺从投降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已经有先例了。1995年克林顿政府采取了全面的施压，切断伊朗与其贸易伙伴的往来，扩大美国单边制裁的范围，并在外交上孤立伊朗。美国外交官和情报人员在全球各地游说盟友，称伊朗必须受到惩罚，因为他们针对反对派人物采取暗杀行动，同时还有其他种种邪恶的挑衅行为，例如真主党在1992年袭击了以色列驻阿根廷大使馆，以及在1994年袭击了阿根廷的一个犹太社区中心。德黑兰方面的回应则是在1996年，利用沙特的真主党势力在霍巴塔(Khobar Towers)——一个美军士兵的沙特驻地，目的是在伊拉克南部建立禁飞区——发动了一起汽车炸弹袭击。19名美国空军成员和一名沙特人丧生，另有498名来自各国的伤员。

　　虽然霍巴塔爆炸案是沙特当局最终决定将美军空军基地从苏丹王子基地撤走的原因之一——这些基地被要求必须搬到卡塔尔去——但更重要的是，伊朗倾向于对美国对其采取的削弱打压采取挑衅式的反击。总的来说，美伊两国都不太希望发生战争。但对名声和信誉的考量，美伊军队之间自发性的冲突风险的存在，代理人的挑衅行为，以及糟糕的边缘政策都有可能引发真正的冲突。两国间的互相反感和不信任，和外交沟通渠道的缺乏，都将使得形势一发不可收拾，使得两国前景令人倍加担忧。

　　当前局势和2002至2003年占领伊拉克之前的形势无疑有着共同点。一个好斗且缺乏安全感的总统执着于一个被他妖魔化的政权，中间又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同时国会又遭到怯懦的共和党的把持，从而让他得以妄为。6月28日，共和党把持的参议院否决了一项两党共同提出的法案，该法案要求特朗普在进攻伊朗之前必须经过国会批准。尽管7月12日的时候众议院批准了一项包含该要求的国防法案，但似乎这一要求难以在参议院达成一致。谄媚的幕僚和极具影响的外部势力坚持认为，特朗普可以重塑一个被他鄙夷为自由派的前任所抛弃的地区。博尔顿和蓬佩奥——当然也包括特朗普很有可能没意识到美国对于伊拉克的干预，最终导致了伊朗在该国及中东其他地区的影响力。他们也可能不会意识到，对伊朗开战很有可能会比伊拉克战争更具灾难性。

　　其中一个奉承者，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将当前海湾地区的事态发展比作了1984至1988年间两伊战争时期的油轮战，在那场战争中伊朗劫持了运送伊拉克石油的科威特船只，伊拉克则轰炸了伊朗的城市和石油运送码头，并用毒气攻击伊朗军队。科威特方面在1987年让里根政府更换了船只的注册地，并护送其船只通行。翌年春天，一枚伊朗水雷让美国的一艘塞缪尔·罗伯茨护卫舰瘫痪并几近沉没。这导致了美伊之间开始了一场射击大战，美国的攻击让几艘伊朗军舰瘫痪。同时它还导致了1988年一架伊朗客机被文森斯号发出的一枚导弹击中，造成290个平民死亡。不过，这场冲突中最有意义的还是里根的自我控制。即使在美国军舰被袭击并造成美方人员伤亡的情况下，他也没有袭击伊朗本土，甚至因为一位美军高级指挥官计划袭击伊朗本土而把他革职。油轮战最本质的教训是要保持克制，但共和党鹰派们并不太可能理会这一点。

　　美国当局似乎正在摒弃油轮战时候的一些观念，并且向欧洲盟国施压，让它们与美军一道在海上保卫油轮免受袭击，尽管海上行动不会有密切的单独护航(当前局势和2002至2003年占领伊拉克之前的形势无疑有着共同点。一个好斗且缺乏安全感的总统执着于一个被他妖魔化的政权，中间又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同时国会又遭到怯懦的共和党的把持，从而让他得以妄为)。要是美国政府更仔细地审视油轮战的话，它可能会注意到虽然伊朗的实力比起美国还是差得很远，但比起三十年前的处境要好得多，当时它的力量已经在和伊拉克的战争中消耗殆尽了。尽管现在经济不景气，但伊朗也没破产。并且，得益于特朗普突然退出核协议，并且羞辱了他的欧洲盟友们，伊朗在外交上也并非那么孤立。再有，伊朗既具备老派的不对等应对手段，例如恐怖主义，也有一些新的应对方式，包括网络攻击和导弹等。针锋相对的攻击与反击可能会扩大和恶化冲突。比如伊朗可能会攻击美国的海湾地区盟友。对于美国来说，冲突的升级最终也可能导致所谓的伊朗的“领导目标”。

　　在最坏的情况下，美国会沿着所谓伊朗解放运动(Operation Iranian Freedom)的路线入侵并占领这个国家。美军会在一开始打压伊朗的防空力量，把矛头对准其海岸炮台和导弹发射装置，破坏通讯网络，攻击控制全国百姓的安全部门总部，并且用极具穿透性的“碉堡克星”炮弹摧垮或彻底破坏伊朗的核设施。如果占领德黑兰变成了美国人的目标，那美军地面部队也会全面压制伊朗军队，或逼迫高级官员逃离，或通过精准的导弹袭击将他们杀死，从而推翻该政权。

　　但美国在伊拉克的糟糕经历，给任何针对伊朗的行动多添了一层阴云。伊朗在人口和领土上都比伊拉克要庞大得多，所以控制这个国家并赢得民众支持都会变得更加困难。虽然伊拉克军队被轻松击败，但阿拉伯国家各地的逊尼派志愿民兵，以及由伊朗间接扶植的什叶派民兵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让美军不时遭遇伤亡。届时伊朗境内的美军也会遭遇这种游击战，该战术并不具备决定性意义，但却推高了美国干预伊朗的成本，并且会让国内民众对战争不再那么支持。美军入侵带来的混乱会让伊朗面临国内少数族裔——包括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俾路支人、琐罗亚斯德教徒和阿拉伯人——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这意味着会再度出现两伊战争时期让美国情报部门担忧的脆弱局势。还有，伊朗人民圣战组织(Mujahideen-e Khalq)这一马克思主义游击运动组织也可能在新形势下扩大影响力。伊朗境内流离失所的人们会逃难到其邻国，这些难民会给邻国带来与叙利亚局势相当的人道主义挑战。美国军方的参谋人员必须想想这一系列事项，他们有必要时刻提醒那位宣称和伊朗的战争将会很短暂的总统，因为人们都是抱着坚信战争将会很快结束的想法，开启一场场漫长的战争的。

　　只有靠欧洲国家有效地规避美国的制裁，才能让伊朗继续遵循伊核协议，但欧洲各国对此却束手无策。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反对特朗普的伊朗政策，并且不会支持任何军事行动，尤其是当他们认定战争是由美国挑起的话。华府会发现他们很难凑出一个名副其实的联盟。即使五角大楼把彼得雷乌斯将军(David Petraeus)的反叛乱手册拿出来，并由此获得此前从没拥有过的建设国家的理念和能力，但在伊朗成功建立一个稳定的、对美友好的政府的前景也将是十分黯淡的。直到该地区陷入混乱局势，并在战略层面使得美国陷入孤立很长时间之后，这一冲突才会最终平息。

　　这场危机，就像其他和伊朗相关的危机一样，主要是由美国一手造成的。再有，特朗普当局的挑衅所引发的伊朗方面的应对手段，将使得渴望与伊朗重新修复良好关系的民主党人发现，要让伊朗在导弹发展和地区活动方面不提出新的额外要求的情况下，重新回到伊核协议的状态会变得更加困难;而在另一方面，伊朗看起来也不会考虑这种情况。因此特朗普政府不仅在没有简单的替代方案的情况下，选择了既不灵活也不稳定的姿态[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Susan Rice)曾经严肃提出一个明智的选项，包括稳健的双边外交，为平息事态建立对等的行动方案，从而就延续和强化伊核协议提供直接谈判的机会，但特朗普当局就从没把她的建议听进去过。见其2019年6月23日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How Did We Get 10 Minutes from War with Iran?”。]，而且极大程度地限制了其继任者的选择余地。

　　在这一点上，甚至那些支持美国和沙特结盟并和伊朗作对的以色列高级官员，也开始担心美国人的好战和短视，并且不愿意被认为是在鼓动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以色列人无疑开始考虑美伊一旦开战在中东地区会带来哪些长期的影响。他们的转变是对美国政策失控的警告。

 　  (作者：史蒂芬·西蒙、乔纳森·史蒂芬森，由庄沐杨翻译，原文链接：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19/08/15/iran-case-against-war/#fn-2)

　　尽管特朗普当局看上去准备对伊朗开战，但美国并没有合适的理由去这样做。五月中的时候，五角大楼方面曾向白宫提交在中东部署多达12万兵力的方案，以应对伊朗对美国军事力量的打击，以及伊朗的核武器计划。

　　无疑，伊朗政府对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的确有真正的“罪责”。伊朗支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伊朗还通过在叙利亚组织和派驻什叶派民兵，支持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以及武装黎巴嫩的真主党等方式，危害以色列的安全。在以色列边境，真主党作为伊朗的代理人存在，这使得黎巴嫩——一个长期以来都非常脆弱的国家——暴露在以色列打击报复的威胁之中。伊朗还支持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这一军事力量理论上会通过一个特别委员会向伊拉克总理报告，但实际上它却独立于该国军事指挥组织的结构之外，这也有损伊拉克当局的凝聚力和威信。

　　伊朗还借由金钱与武器支持也门的反政府组织胡塞武装，该武装组织推翻了也门的民选政府，并且袭击了其沙特金主所辖的领地。据信，他们试图在由逊尼派统治的巴林——美国在那里有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以及沙特阿拉伯的东部省份挑起什叶派纷争。伊朗也在开发弹道导弹，这会威胁到它邻国的安全——尤其是如果这些导弹能够携带核弹头的话，这也会招致该地区的军备竞赛。伊朗当局捏造罪名拘押和囚禁外国人，包括美国公民。还有，伊朗政府压迫自己的人民，逼迫他们遵守严格的宗教法则，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利，并虐待和关押记者。

　　这些罪状是特朗普当局在2018年5月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再度对伊朗实施制裁的理由。退出伊核协议明确表达了当前美国当局采取的政策是“推回”(rollback)，即强行逼迫伊朗在地缘势力和影响力层面的逆转，而不仅仅是遏制它，并着眼于推翻德黑兰当权者的终极目标。美国人希望迫使伊朗限制弹道导弹的发展，以及他们在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做出的挑衅行为——这一切都不在伊核协议的要求范围内——同时，也希望限制伊朗的核武器开发计划。在实际上的领导人、美国在中东的主要阿拉伯合作伙伴、王储本·萨勒曼领导下的沙特阿拉伯，则坚决拥护这一强硬政策。

　　不过伊朗一直以来都遵守伊核协议对其核计划的限制，直到最近才宣称他们打算打破协议规定的3.67%的铀浓缩限制，并且表示其储存燃料已经突破了300公斤的上限。伊朗已经很多年没对美国实施“恐怖袭击”了(伊拉克战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什叶派民兵杀害了超过600名美军士兵，很多民兵都携带有伊朗制造的炸药。由于这是在战地上对身穿军装的士兵的袭击，很多分析人士并未将其归结为恐怖主义)。对于以色列对其在叙利亚布置的小股军事力量的打击，伊朗的反应已经不再那么激烈了。它所扶持的什叶派民兵都是些乌合之众，主要由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人构成。再有在伊拉克，被认为和伊朗有关联的民兵——即为人熟知的“人民动员”(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并未同美军发生冲突，而是在和ISIS的战斗中与美国人并肩作战。

　　伊朗在经济上陷入困顿，军事力量虚弱，饱受装备落伍、无法提供足够硬件支撑的国防军事基地以及训练无方的募兵军队的困扰。该国的战斗机还在使用上世纪60年代的技术。伊朗的海军则本质上只是一支海岸护卫队，他们骚扰美国海军的唯一手段就是小型的轻型武装舰艇，这些小船会对105000吨的尼米兹级航母及其攻击群采用群集战术进行骚扰，就像今年五月初在波斯湾发生的那样。实际上，伊朗也不具备两栖作战能力。它的确拥有大量巡航导弹、火箭弹和地雷，并且能够扰乱航运并伤害美国军舰。

　　不过伊朗在海外部署军力的能力相当有限。那种认为伊朗可以主宰——遑论征服波斯湾沿岸一侧阿拉伯国家的想法是可笑的。但特朗普当局在沙特的怂恿下，坚持认为伊朗控制着四个国家：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也门的萨那、伊拉克的巴格达和黎巴嫩的贝鲁特，并且对其他地方也有所图，例如巴林首都麦纳麦。这是当年“什叶新月”(Shiite Crescent)情形的一个变种，后者在约15年前于该地区警惕的逊尼派当权者们之间得以大行其道。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其有效性。伊朗的确帮扶了阿萨德政权，但这并没有让该政权恢复元气，还让伊朗耗费了大量财力人力;而它在当地的代理人真主党也遭遇了大量伤亡。此外，虽然阿萨德需要服膺于伊朗，但他现在也必须给莫斯科方面有所交代，后者在伊朗介入叙利亚局势之后也采取了果断的干预措施，而俄国人在当地的利益并不容易和德黑兰方面达成一致。在也门，伊朗通过所谓的骚扰，仅仅只是增加了沙特和阿联酋控制也门政局的代价，而不能够增强伊朗人在当地的战略影响力，因为除此之外，他们的海军也没办法在红海一带有什么作为。

　　伊朗在伊拉克的确相当有影响力，但这也是因为小布什政府推翻了萨达姆的统治，并使得伊拉克的什叶派多数掌权才促成这一点的。伊朗和伊拉克的大部分什叶派政党和半自治民兵组织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可是，美国在伊拉克同样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因为美国人不仅仅在财政上支持伊拉克政府、帮助训练该国部队，还在当地有着广泛的商业利益。2018年全国选举之后最终在巴格达上台的政府几乎就不是伊朗人所希望看到的伊拉克执政团队：该政府由巴尔哈姆·萨利赫(Barham Salih)总统所领导，他是在英国受教育的库尔德领导人;总理阿迪勒·阿卜杜勒-迈赫迪(Adel Abdul Mahdi)是一个什叶派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曾长期在法国生活，并且在巴格达一所美国耶稣会学校上过学;议长哈布希(Muhammad al-Halbusi)曾是安巴尔省省长，支持美国保留在伊拉克驻军。

　　无疑，多年来伊朗在黎巴嫩都有着强大的立足点，并向真主党提供了越发先进的导弹和火箭，这让德黑兰方面得以通过代理人向以色列发动攻击。不过，真主党的军事化是1982年以色列入侵并占领黎巴嫩南部带来的结果，这次行动目的是消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似乎伊朗认为真主党的弹药存储是其自身战略威慑的一部分，唯此可以防止伊朗被以色列消灭。这种由以色列带来的威胁，只有在伊朗入侵或核武器研发取得快速进展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考虑到这一点，伊朗在黎巴嫩的长期影响力其实是在将自我保护和战略扩张结合在一起的。批评者经常针对伊朗对哈马斯的援助，但这种帮助是相对温和的，主要是经济和政治上的援助，实际上多带有象征意义。伊朗对巴勒斯坦武装的支持，以及该国对于地区稳定的小范围挑战其实是可控的，并不会在战略上威胁到以色列，威胁到美国以及其海湾国家盟友。

　　真的有必要针对伊朗对美国及其盟友所产生的威胁吗?针对伊朗为由于2003年以来美军在当地战事停滞，从而越过阿富汗边境前来的圣战分子提供避难所这一指控，实际上有几分道理，尽管事实上伊朗安全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挫败每个地方出现的逊尼派圣战行动，尤其是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美国前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称这种战略合作为“长期的……奉子成婚或权宜婚姻”。最近公布的美国击毙本·拉登的解密文件也清楚地表明伊朗和圣战者长时间的互不信任，以及基地组织成员作为伊朗人座上宾所忍受的悲惨处境。

　　华府方面的确从伊朗的核试验中发现了一个战略威胁，该试验计划自巴列维时代就开始并取得了持续的进展。鉴于国际原子能组织会根据规定条款无限期地持续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伊核协议至少在2030年之前都能处理好这一问题，但到了那个时候燃料储存和铀浓缩都将濒临上限规定，甚至有可能突破这一限制。这些检查会会和伊朗的核实力之间有所冲突，使得届时伊朗处在一个高风险的境地中。如果美国选择挑衅，包括退出伊核协议，推动伊朗继续推进核试验项目，那么美国只能再一次责怪自己了。考虑到美国优越的军事实力和德黑兰方面的小心谨慎，这种可能性直到最近令局势再度紧张的制裁行为之前都是很低的。尽管伊朗早已越过了协议规定的铀浓缩限制，但它并未威胁要达到研发核武器的地步。美国方面的逻辑矛盾则令人印象深刻，白宫方面宣称实际上伊朗的种种行动证明了，美方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制裁是有道理的。

　　形势正变得越发不稳定。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相当支持采用武力威胁和使用等方式来推行美国的政策。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则坚信反对伊朗和联手以色列等手段让他得以执行执行上帝的旨意，并承诺继续采用这样的手段，直到信徒得以“被提升天”(rapture)。特朗普当局所声称的用“极限施压”(maximum pressure)制裁伊朗的理由，是为了强迫德黑兰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以限制其弹道导弹研发计划及各种破坏地区稳定的活动。但考虑到美国单方面推出伊核协议，在德黑兰已经引发高度不信任，这种说辞只能被看作是不真诚的。

　　实际上，博尔顿和蓬佩奥已经把制裁——通常被认为是武装冲突之外的替代选项——当作挑起战火的手段。哪怕制裁在强迫伊朗的石油输出将至零，摧毁该国的经济，造成足以推翻德黑兰当局的内部冲突等方面都没有成效——就像目前为止的情况一样——但它们也会招致伊朗对海湾地区美国目标的直接反击，这有可能让华府有借口通过武力来寻求伊朗的政权更迭。今年六月，伊朗被怀疑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曼湾攻击了一艘日本游轮和挪威游轮，还击落了一家美国无人机，这表明上述假设是多么可能发生。

　　德黑兰方面坚持不妥协让特朗普宣布胜利的可能性显得不大，但也并非不可能，考虑到种种对美国有利的、或真实或想象的转机出现，就像他和金正恩之间的关系那样;或者是考虑到冲突的缓和，这基于特朗普对于6月初的邮轮袭击并没有那么大后果的种种暗示可以观察出来，因为美国并不依赖于沙特的石油。特朗普对于无人机被击落一事的反应，揭露出他既冲动、又倾向退缩的一面。起初，他威胁说伊朗会“领教到”攻击美军设备的下场是什么，并命令美国中央司令部准备攻击伊朗的三个据点作为报复。但后来，他又说一些“懒散又愚蠢的”伊朗官员可能“犯了严重的错误”。无人机当时是位于如德黑兰方面所宣称的伊朗领空，还是华盛顿方面所说的国际领空，这一点依然存疑。博尔顿、蓬佩奥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哈斯佩尔(Gina Haspel)显然赞成打击报复，但五角大楼则建议克制一点。据报道，在战斗机和军舰进入攻击状态准备就绪后，特朗普叫停了攻击。

　　他在推特上解释说，可能出现的大量伊朗人员伤亡，作为无人机被击落的回应并不“合适”。一个匿名消息源告诉《纽约时报》，称总统认为这种快速的转变显示出他是一个有决断力且明辨是非的指挥官。但这集肥皂剧所说出的，是特朗普缺乏有明确预期的连贯的政策导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候选人马克·米利(Mark Milley)则通过一条含混的信息有意无意地抨击博尔顿，从而打消了过会的担忧，即认为伊朗事务会让美国从对中俄带来的威胁中分心，米利表示：“我不认为有谁真的在考虑(部署15万军队)这件事情。”

　　可以想见的是，特朗普可能会尝试通过微调内容来重新拿出一套核协议方案，作为他的改良版协议——就像他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方面所做的那样——然后，再尝试把伊朗拉进来重新谈判。7月16日的时候，他就揪住伊朗外长扎里夫的即时评论，即美伊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如果美国能够放弃制裁的话，宣称华府和德黑兰之间并不存在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伊朗方面迅速驳斥了这一奇怪的说法。考虑到伊朗对于美国的高度不信任，任何新协议都不太可能达成。但任何人在观察特朗普的行动时，都不能错误估计自我满足和外在观感对于特朗普的重要性。目前仍然难以判断政府是否真的要选择开战，他们只是在执行强制外交，还是说在混乱中随波逐流。这可能都没什么影响。在试探和挑衅的乱流中，战略决策可能会让位于轻率的反应。

　　白宫方面加强了这种可能性，他们取消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机构的相关程序，传统上这些程序有助于在外交政策上达成共识，并允许在保密规定下维持合理的政策制定透明度。上一个放弃这一协调程序的总统是小布什，那也导致了对伊拉克长期且血腥的占领。

　　这一次，狂热的意识形态操盘手们——主要是博尔顿和蓬佩奥——正在实施“极限施压”政策，但对于他们的对手却缺乏足够的认识以管控风险。讽刺的是，限制他们手脚的正是特朗普本人。这并非是因为特朗普有超过他俩的知识和判断力：特朗普比起他的顾问们来说，对于国际事务更加无知，并且蔑视种种礼节、流程和习俗。只是单纯因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会进一步削弱其“美国优先”愿景中的孤立主义者形象，而一旦事情失控，他连任的机会也可能就没有了。某种程度上，他需要一场战争来动员其基本盘，在南部边境他就有这么一个机会，他在那里部署了军力，并且他的对手们是没有还手能力的。

　　如果紧张形势持续或者恶化，这几位顾问还有可能得逞。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取决于向以色列和沙特展示他在该地区击退伊朗的决心，而且一个宣战的特朗普——只要美国别遭遇太多伤亡或者陷入战争泥沼——会让他在国内的选情看涨。五角大楼正考虑在中东派驻更多的军舰和战斗机，并新增6000兵力，其中的先头部队已经获批派驻。1991年和2003年两次对伊拉克的出兵都表明，随着战争势头的增强，在政治上进行抵抗将变得更加艰难。

　　在现阶段，德黑兰的国家安全决策似乎比美国更加有序和透明化。尽管有时候假模假样地宣称诸如像干涉叙利亚和也门等行动对于伊朗是至关重要的行为——很明显这都是在维持并扩大伊朗的地区影响力——伊朗的官员普遍认为这些行动都不关美国的事。但在伊核协议上他们是有分歧的。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过了一年多时间里，与鲁哈尼总统结盟的温和派说服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让伊朗继续遵守该协议，从而能够在美国和签署该协议的欧洲国家之间挑拨，并孤立美国。这一想法考虑到的是伊朗可以先等到一个民主党政府上台并重新加入伊核协议。

　　但欧洲人无力或不愿规避美国迫使其他国家不再购买伊朗石油和商品的次级制裁，以及美国大选变化莫测的情势，似乎侵蚀并改变了温和派的立场。奥巴马政府在伊核协议谈判上的成果，就是成功避开了哈梅内伊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根深蒂固的敌意，这在那之前都一直是美国外交上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特朗普当局则让强硬派不再务实克制，并让伊朗的温和派转变成为了强硬派。

　　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伊朗军方中的精英、机密和积极分子，四月时被国务院定义为恐怖组织，尽管五角大楼尽力阻止这一举动——似乎正在重新占据上风。即使是参与了核谈判并与美国官员建立了良好关系，同时还效忠伊朗当局的、温和的世界主义者扎里夫，也称美国的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伊斯兰革命卫队也重新搬出惯用伎俩，威胁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世界上有20%的石油要借此通行运输。这一动作也将是最后的手段了，这会抬高油价，并几乎肯定将招来美国的反击。通过在也门的胡塞武装代理人，伊朗可以不那么挑衅地瞄准通过曼德海峡的石油运输，这个地方是沙特阿拉伯在红海另一侧的阻塞点。但事态这一升级不一定会符合胡塞武装的利益，所以他们也可能会犹豫不前。

　　伊朗先采取了猛烈的抨击而不是顺从投降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已经有先例了。1995年克林顿政府采取了全面的施压，切断伊朗与其贸易伙伴的往来，扩大美国单边制裁的范围，并在外交上孤立伊朗。美国外交官和情报人员在全球各地游说盟友，称伊朗必须受到惩罚，因为他们针对反对派人物采取暗杀行动，同时还有其他种种邪恶的挑衅行为，例如真主党在1992年袭击了以色列驻阿根廷大使馆，以及在1994年袭击了阿根廷的一个犹太社区中心。德黑兰方面的回应则是在1996年，利用沙特的真主党势力在霍巴塔(Khobar Towers)——一个美军士兵的沙特驻地，目的是在伊拉克南部建立禁飞区——发动了一起汽车炸弹袭击。19名美国空军成员和一名沙特人丧生，另有498名来自各国的伤员。

　　虽然霍巴塔爆炸案是沙特当局最终决定将美军空军基地从苏丹王子基地撤走的原因之一——这些基地被要求必须搬到卡塔尔去——但更重要的是，伊朗倾向于对美国对其采取的削弱打压采取挑衅式的反击。总的来说，美伊两国都不太希望发生战争。但对名声和信誉的考量，美伊军队之间自发性的冲突风险的存在，代理人的挑衅行为，以及糟糕的边缘政策都有可能引发真正的冲突。两国间的互相反感和不信任，和外交沟通渠道的缺乏，都将使得形势一发不可收拾，使得两国前景令人倍加担忧。

　　当前局势和2002至2003年占领伊拉克之前的形势无疑有着共同点。一个好斗且缺乏安全感的总统执着于一个被他妖魔化的政权，中间又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同时国会又遭到怯懦的共和党的把持，从而让他得以妄为。6月28日，共和党把持的参议院否决了一项两党共同提出的法案，该法案要求特朗普在进攻伊朗之前必须经过国会批准。尽管7月12日的时候众议院批准了一项包含该要求的国防法案，但似乎这一要求难以在参议院达成一致。谄媚的幕僚和极具影响的外部势力坚持认为，特朗普可以重塑一个被他鄙夷为自由派的前任所抛弃的地区。博尔顿和蓬佩奥——当然也包括特朗普很有可能没意识到美国对于伊拉克的干预，最终导致了伊朗在该国及中东其他地区的影响力。他们也可能不会意识到，对伊朗开战很有可能会比伊拉克战争更具灾难性。

　　其中一个奉承者，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将当前海湾地区的事态发展比作了1984至1988年间两伊战争时期的油轮战，在那场战争中伊朗劫持了运送伊拉克石油的科威特船只，伊拉克则轰炸了伊朗的城市和石油运送码头，并用毒气攻击伊朗军队。科威特方面在1987年让里根政府更换了船只的注册地，并护送其船只通行。翌年春天，一枚伊朗水雷让美国的一艘塞缪尔·罗伯茨护卫舰瘫痪并几近沉没。这导致了美伊之间开始了一场射击大战，美国的攻击让几艘伊朗军舰瘫痪。同时它还导致了1988年一架伊朗客机被文森斯号发出的一枚导弹击中，造成290个平民死亡。不过，这场冲突中最有意义的还是里根的自我控制。即使在美国军舰被袭击并造成美方人员伤亡的情况下，他也没有袭击伊朗本土，甚至因为一位美军高级指挥官计划袭击伊朗本土而把他革职。油轮战最本质的教训是要保持克制，但共和党鹰派们并不太可能理会这一点。

　　美国当局似乎正在摒弃油轮战时候的一些观念，并且向欧洲盟国施压，让它们与美军一道在海上保卫油轮免受袭击，尽管海上行动不会有密切的单独护航(当前局势和2002至2003年占领伊拉克之前的形势无疑有着共同点。一个好斗且缺乏安全感的总统执着于一个被他妖魔化的政权，中间又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同时国会又遭到怯懦的共和党的把持，从而让他得以妄为)。要是美国政府更仔细地审视油轮战的话，它可能会注意到虽然伊朗的实力比起美国还是差得很远，但比起三十年前的处境要好得多，当时它的力量已经在和伊拉克的战争中消耗殆尽了。尽管现在经济不景气，但伊朗也没破产。并且，得益于特朗普突然退出核协议，并且羞辱了他的欧洲盟友们，伊朗在外交上也并非那么孤立。再有，伊朗既具备老派的不对等应对手段，例如恐怖主义，也有一些新的应对方式，包括网络攻击和导弹等。针锋相对的攻击与反击可能会扩大和恶化冲突。比如伊朗可能会攻击美国的海湾地区盟友。对于美国来说，冲突的升级最终也可能导致所谓的伊朗的“领导目标”。

　　在最坏的情况下，美国会沿着所谓伊朗解放运动(Operation Iranian Freedom)的路线入侵并占领这个国家。美军会在一开始打压伊朗的防空力量，把矛头对准其海岸炮台和导弹发射装置，破坏通讯网络，攻击控制全国百姓的安全部门总部，并且用极具穿透性的“碉堡克星”炮弹摧垮或彻底破坏伊朗的核设施。如果占领德黑兰变成了美国人的目标，那美军地面部队也会全面压制伊朗军队，或逼迫高级官员逃离，或通过精准的导弹袭击将他们杀死，从而推翻该政权。

　　但美国在伊拉克的糟糕经历，给任何针对伊朗的行动多添了一层阴云。伊朗在人口和领土上都比伊拉克要庞大得多，所以控制这个国家并赢得民众支持都会变得更加困难。虽然伊拉克军队被轻松击败，但阿拉伯国家各地的逊尼派志愿民兵，以及由伊朗间接扶植的什叶派民兵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让美军不时遭遇伤亡。届时伊朗境内的美军也会遭遇这种游击战，该战术并不具备决定性意义，但却推高了美国干预伊朗的成本，并且会让国内民众对战争不再那么支持。美军入侵带来的混乱会让伊朗面临国内少数族裔——包括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俾路支人、琐罗亚斯德教徒和阿拉伯人——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这意味着会再度出现两伊战争时期让美国情报部门担忧的脆弱局势。还有，伊朗人民圣战组织(Mujahideen-e Khalq)这一马克思主义游击运动组织也可能在新形势下扩大影响力。伊朗境内流离失所的人们会逃难到其邻国，这些难民会给邻国带来与叙利亚局势相当的人道主义挑战。美国军方的参谋人员必须想想这一系列事项，他们有必要时刻提醒那位宣称和伊朗的战争将会很短暂的总统，因为人们都是抱着坚信战争将会很快结束的想法，开启一场场漫长的战争的。

　　只有靠欧洲国家有效地规避美国的制裁，才能让伊朗继续遵循伊核协议，但欧洲各国对此却束手无策。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反对特朗普的伊朗政策，并且不会支持任何军事行动，尤其是当他们认定战争是由美国挑起的话。华府会发现他们很难凑出一个名副其实的联盟。即使五角大楼把彼得雷乌斯将军(David Petraeus)的反叛乱手册拿出来，并由此获得此前从没拥有过的建设国家的理念和能力，但在伊朗成功建立一个稳定的、对美友好的政府的前景也将是十分黯淡的。直到该地区陷入混乱局势，并在战略层面使得美国陷入孤立很长时间之后，这一冲突才会最终平息。

　　这场危机，就像其他和伊朗相关的危机一样，主要是由美国一手造成的。再有，特朗普当局的挑衅所引发的伊朗方面的应对手段，将使得渴望与伊朗重新修复良好关系的民主党人发现，要让伊朗在导弹发展和地区活动方面不提出新的额外要求的情况下，重新回到伊核协议的状态会变得更加困难;而在另一方面，伊朗看起来也不会考虑这种情况。因此特朗普政府不仅在没有简单的替代方案的情况下，选择了既不灵活也不稳定的姿态[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Susan Rice)曾经严肃提出一个明智的选项，包括稳健的双边外交，为平息事态建立对等的行动方案，从而就延续和强化伊核协议提供直接谈判的机会，但特朗普当局就从没把她的建议听进去过。见其2019年6月23日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How Did We Get 10 Minutes from War with Iran?”。]，而且极大程度地限制了其继任者的选择余地。

　　在这一点上，甚至那些支持美国和沙特结盟并和伊朗作对的以色列高级官员，也开始担心美国人的好战和短视，并且不愿意被认为是在鼓动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以色列人无疑开始考虑美伊一旦开战在中东地区会带来哪些长期的影响。他们的转变是对美国政策失控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