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以来，国际恐情新老威胁齐聚，乱源持续，世界依然难安。美欧调整反恐战略，内收防线、夯实本土的态势明显，无心、缺力应对全球性反恐议题，国际反恐合作止步不前。全球恐怖与反恐力量之间的这种不均衡与不协调，可能使国际恐怖势力获得更大发展空间，未来国际恐情恐怕更为复杂，反恐可能更为艰难。

　　国际恐情复杂多变

　　这几年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都是引领国际恐情发展的“核心”。但自2017年其“首都”拉卡和最具象征意义的城市摩苏尔被收复后，“伊斯兰国”实体逐步解体，国际反恐进入“后伊斯兰国”时代。2018年以来，“后伊斯兰国”时代进一步演变，乱源加剧，地区安全广受冲击。

　　第一，国际暴恐势力强劲，领头团伙“屹立不倒”。

　　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018年11月发布的研究报告，当前全球活跃的萨拉菲“圣战”组织至少有67个，萨拉菲“圣战分子”数量则高达23万，创40年来的新高。两大暴恐领头羊“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在国际社会打击下仍然潜滋暗长，威胁巨大。

　　“伊斯兰国”在国际社会打击下由“国家雏形”退变为“传统”的地下恐怖组织，遂调整组织形态和暴恐技战术，其威胁仍在扩散。首先，回归传统形式的暴恐，与政府搞不对称对抗。随着“伊斯兰国”失去大量地盘和人员，已不具备大规模军事行动能力，开始将队伍分化成多股小分队，更多采用游击战和骚扰战，借助暗杀和爆炸等手段对当地军警和政府目标发动袭击。借助此类手段，“伊斯兰国”对伊叙政府军和民众造成了巨大杀伤。其次，去中心化明显，借助域外分支搞扩张。“伊斯兰国”在伊叙失势，迫使其进一步利用外围分支，加强各分支之间的联动，以此实现战略资源和人员在总部与分支之间流动，转移、弥补核心区域的风险与损失。目前，除伊叙外，“伊斯兰国”在埃及西奈半岛、也门、沙特、利比亚、阿富汗等多地设有分支，并有遍布亚非两大洲的几十个暴恐组织宣布对其效忠。“伊斯兰国”遭重创后，这些分支和效忠团体的恐怖活动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其中，阿富汗、西奈半岛和利比亚的恐怖形势最为严峻。再次，借助新媒体和网络赢取更大范围的支持。尽管其网络宣传一度因在伊叙战场上的失败而受到影响，但该组织的网络攻势从2017年开始复苏，通过网络叫嚣发动更多袭击，并告诫其成员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保持“隐忍”，与“异教徒”耐心周旋。目前，“伊斯兰国”大量重建相关网络机构，发布更具煽动性的视频和信息，竭力提升对外宣传力度，招募人员和鼓动恐袭，效果显著。

　　“基地”组织经多年潜伏发展，逐步在南亚、西亚和非洲形成相互联动的国际暴恐网络，暴恐能量有创9.11事件以来新高的趋向。2011年以来，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马里等国陷入持续动乱，埃及等国强人政权也遭削弱，“基地”趁机通过各种手段拉拢民心，扩大支持基础，尤其趁着国际社会重点打击“伊斯兰国”的机会暗中发展。“基地”目前在全球有20多个分支或联盟组织，拥兵约4万人，其中在叙利亚有1万～2万人，在索马里有7000～9000人，在利比亚约有5000人，在也门约有4000人，在马格里布、萨赫勒地区约有4000人，在南亚约有1000人。同时，“基地”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更具活力的领导结构。老一代以扎瓦希里为代表，为“圣战”运动提供战略指引;中生代以各分支机构头目为主，他们普遍年富力强、宗教学识高、作战经验丰富;新一代以拉登儿子哈姆扎为代表，其被视为“恐怖王储”，近来频繁发声，大有接班之势。

       2018年12月10日，伊拉克应急反应部队士兵庆祝伊拉克取得打击“伊斯兰国”胜利一周年。

       2018年以来，国际恐情新老威胁齐聚，乱源持续，世界依然难安。美欧调整反恐战略，内收防线、夯实本土的态势明显，无心、缺力应对全球性反恐议题，国际反恐合作止步不前。全球恐怖与反恐力量之间的这种不均衡与不协调，可能使国际恐怖势力获得更大发展空间，未来国际恐情恐怕更为复杂，反恐可能更为艰难。

　　国际恐情复杂多变

　　这几年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都是引领国际恐情发展的“核心”。但自2017年其“首都”拉卡和最具象征意义的城市摩苏尔被收复后，“伊斯兰国”实体逐步解体，国际反恐进入“后伊斯兰国”时代。2018年以来，“后伊斯兰国”时代进一步演变，乱源加剧，地区安全广受冲击。

　　第一，国际暴恐势力强劲，领头团伙“屹立不倒”。

　　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018年11月发布的研究报告，当前全球活跃的萨拉菲“圣战”组织至少有67个，萨拉菲“圣战分子”数量则高达23万，创40年来的新高。两大暴恐领头羊“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在国际社会打击下仍然潜滋暗长，威胁巨大。

　　“伊斯兰国”在国际社会打击下由“国家雏形”退变为“传统”的地下恐怖组织，遂调整组织形态和暴恐技战术，其威胁仍在扩散。首先，回归传统形式的暴恐，与政府搞不对称对抗。随着“伊斯兰国”失去大量地盘和人员，已不具备大规模军事行动能力，开始将队伍分化成多股小分队，更多采用游击战和骚扰战，借助暗杀和爆炸等手段对当地军警和政府目标发动袭击。借助此类手段，“伊斯兰国”对伊叙政府军和民众造成了巨大杀伤。其次，去中心化明显，借助域外分支搞扩张。“伊斯兰国”在伊叙失势，迫使其进一步利用外围分支，加强各分支之间的联动，以此实现战略资源和人员在总部与分支之间流动，转移、弥补核心区域的风险与损失。目前，除伊叙外，“伊斯兰国”在埃及西奈半岛、也门、沙特、利比亚、阿富汗等多地设有分支，并有遍布亚非两大洲的几十个暴恐组织宣布对其效忠。“伊斯兰国”遭重创后，这些分支和效忠团体的恐怖活动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其中，阿富汗、西奈半岛和利比亚的恐怖形势最为严峻。再次，借助新媒体和网络赢取更大范围的支持。尽管其网络宣传一度因在伊叙战场上的失败而受到影响，但该组织的网络攻势从2017年开始复苏，通过网络叫嚣发动更多袭击，并告诫其成员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保持“隐忍”，与“异教徒”耐心周旋。目前，“伊斯兰国”大量重建相关网络机构，发布更具煽动性的视频和信息，竭力提升对外宣传力度，招募人员和鼓动恐袭，效果显著。

　　“基地”组织经多年潜伏发展，逐步在南亚、西亚和非洲形成相互联动的国际暴恐网络，暴恐能量有创9.11事件以来新高的趋向。2011年以来，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马里等国陷入持续动乱，埃及等国强人政权也遭削弱，“基地”趁机通过各种手段拉拢民心，扩大支持基础，尤其趁着国际社会重点打击“伊斯兰国”的机会暗中发展。“基地”目前在全球有20多个分支或联盟组织，拥兵约4万人，其中在叙利亚有1万～2万人，在索马里有7000～9000人，在利比亚约有5000人，在也门约有4000人，在马格里布、萨赫勒地区约有4000人，在南亚约有1000人。同时，“基地”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更具活力的领导结构。老一代以扎瓦希里为代表，为“圣战”运动提供战略指引;中生代以各分支机构头目为主，他们普遍年富力强、宗教学识高、作战经验丰富;新一代以拉登儿子哈姆扎为代表，其被视为“恐怖王储”，近来频繁发声，大有接班之势。

       2018年12月10日，伊拉克应急反应部队士兵庆祝伊拉克取得打击“伊斯兰国”胜利一周年。

　　第二，乱源加剧，地区安全广受冲击。

　　一是南亚安全形势恶化。在阿富汗，“阿塔”势力渐至9.11事件后的顶峰。“阿塔”总兵力(包括战斗人员和后勤人员)超过20万，战斗人员约有15万，其中6万左右是“全职”部队，剩余的只在战时参与作战，平时则“伪装”成普通民众。2018年初以来，“阿塔”连续发动多轮攻势，给阿政府和民众造成惨重伤亡。4月25日，“阿塔”宣布发起一年一度的“春季攻势”，重点袭击政府军和驻阿外国军队;8月10日，上千名“阿塔”成员从多个方向袭击加兹尼，造成阿军警数百人伤亡;10月，“阿塔”暴力抵制国民议会选举，选举当天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百余次恐袭。此外，“基地”“伊斯兰国”“乌伊运”“东伊运”等组织也在阿活动频繁。在2018年前三个季度，阿富汗境内各类简易爆炸装置共造成3634名平民死伤，创下历史新高。

　　在巴基斯坦，恐怖威胁未根本改观，尤其是“巴塔”新头目上位后，有意加大暴恐力度。2018年6月13日，“巴塔”第三任头目法兹卢拉被美无人机击毙，随后来自巴南瓦济里斯坦马哈苏德部落的瓦利当选为新头目。马哈苏德部落在南瓦济里斯坦七大部落中势力最强，“巴塔”前两任头目贝图拉和哈基姆拉均来自于此。瓦利此前是该组织军事头目，主张强硬对抗巴政府与外来势力，未来很可能在巴境内发起力度更大的袭击。同时，“伊斯兰国”在巴扩张势力，威胁趋大。“伊斯兰国”的活动范围已扩展至巴四省及部落区，占领阿巴边境多个地方，获得不少部族支持。近期其在信德和俾路支两省势力不断上升，在卡拉奇等大城市也有营地。此外，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势力极为活跃，2018年8月与11月先后袭击在巴中国目标。

　　二是中亚恐怖形势不容乐观。首先，在南亚的中亚恐怖团伙回流迹象明显。此前，“乌伊运”“伊斯兰圣战联盟”等恐怖组织一直躲藏在巴基斯坦部落区，因巴方的军事打击行动而被迫逃往阿富汗，后经阿富汗北部逃往中亚，对中亚安全形势产生冲击，费尔干纳谷地等地区极端化苗头再现。其次，中亚籍“圣战分子”加速从中东回流。“伊斯兰国”在伊叙溃败后，麾下的中亚籍“圣战分子”加速回流，伺机建立新的暴恐大本营。2018年以来，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发生或破获多起由此类恐怖分子制造的恐袭案。再次，中亚本土极端暴恐组织趋于活跃。中亚多国经济形势欠佳，民生问题突出，年轻人缺乏教育又大量失业，“伊扎布特”和一些本土萨拉菲恐怖组织借此招兵买马，发动恐袭。

　　三是东南亚渐成暴恐温床。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政治与社会氛围日益保守，2018年开始出现宗教保守化和极端化趋势，大量本土极端组织走上前台。同时，菲律宾南部、泰国南部以及缅甸若开邦地区经济落后、社会动荡，乃至爆发冲突。尤其是菲律宾南部和缅甸若开邦遭国际暴恐势力染指，涌现出多名外籍“圣战分子”，发生多起暴恐血案。

　　四是非洲暴恐势力作恶多端。近年来，非洲一直是国际暴恐势力活动的核心区域之一。“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北非分支、索马里“青年党”和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等频繁肇事。2018年10月29日，美国智库非洲战略研究中心发布报告认为，过去一年非洲发生了2919起恐袭，且暴恐活动区域冲击面广，索马里、马里、尼日利亚、肯尼亚、利比亚、埃及、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等国都面临较为严重的恐怖威胁。

　　第三，暴恐势力的恐袭手段有新发展。

　　一是简易“圣战”持续高发。在“伊斯兰国”的大力宣传下，使用卡车、刀斧等简易工具搞恐袭的现象日渐高发，2017年就发生多起案例，2018年法国和英国等地又发生多起此类恐袭。二是无人机恐袭增多。2016年起，“伊斯兰国”开始在伊叙战场上借助无人机投掷炸弹，甚至借助无人机搞恐袭，效果显著。2018年在叙发生多起小型无人机编队袭击俄军驻叙基地事件。目前，“伊斯兰国”的无人机技术进步明显，并设置了多种无人机恐袭战术，未来威胁可能持续扩大。三是核生化恐袭出现。2018年8月，“伊斯兰国”发布海报，鼓动其支持者对西方发动生化袭击。“伊斯兰国”还通过视频鼓动支持者自制细菌，教其如何提取“最致命的病毒”。2018年6月，德国警方挫败一起企图用蓖麻毒素制造生化武器的预谋袭击，在嫌疑人家中发现约1000粒蓖麻籽以及用于制造爆炸物的器具。

　　国际反恐合作止步不前

　　过去几年，打击“伊斯兰国”、防范恐怖分子回流和跨境流动以及帮助地区国家应对恐患是国际社会共同反恐的核心要义。然而，随着“伊斯兰国”在伊叙溃败，国际反恐逐步让位于大国竞争，美欧相继调整反恐策略，竞相将反恐重心转向国内，国际反恐沦为战略工具，国际反恐合作陷入停滞。

　　2018年来，美国采取多项本土反恐措施，包括进一步改革移民政策，限制甚至禁止部分国家公民入美;加强外国人入境美国的安全检查;推进对本土恐怖分子的调查。10月，美国发布新版《国家反恐战略》，放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的“国家重建”政策，减少在此的反恐投入，调整反恐特种部队的职能和数量。同时，围绕“美国优先”和本土防范打击恐怖主义提出一系列反恐政策，包括强化边境安全、加强入境检查、促进各级政府合作、启用新数据处理技术、完善恐怖分子身份识别系统、强化基础设施和“软目标”保护力度、优化应急处置方案、打击暴力极端思想和网络恐怖活动等。

　　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也出台一系列措施强化本土反恐。2018年2月23日，法国公布一项包含60条措施的计划，旨在通过监狱、社交媒体和学校等多个领域采取措施，加强预防极端思想蔓延，从而更好地保障本土安全。根据该计划，2018年法国在全国各监狱中增设四个极端化评估区，加强监狱机构对有极端化倾向的在押人员的甄别。同时，法方与各大网络平台加强合作，通过自动识别和删除工具，力争及时发现并删除网上涉恐信息。此外，还在全国各类学校中加强价值观教育。7月13日，法国提出一个包含32项具体措施的新反恐计划，作为对2月计划的补充。新计划包括：法国内安全局集合来自14个不同部门的成员，成立一个参谋部门，汇总并联合分析所有涉恐信息;法司法警察总局负责检测恐袭实施者的共同特征，探索建立一个评判极端分子危险性的标准。2018年6月4日，英国内政大臣贾维德公布新修订的反恐战略。该战略以更好的信息共享为目标，包括授权军情五处与其他政府部门、地方政府及企业分享可疑英国公民的情报，让这些部门能更快交换情报，以更准确地识别出可疑行为，改善公共场所安全性，并降低基础设施的脆弱性，以及立法让安全机构能更早破获恐袭阴谋。该战略还将发挥私营部门和学术机构的作用，利用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来改进侦查工作。可以看到，美国与欧洲主要大国调整反恐战略的核心都是收缩防线、拱卫本土。

　　在继续打击“伊斯兰国”和“基地”等国际恐怖组织、遏制地区乱源等全球性议题方面，主要国家则各有盘算，谋求战略私利，导致国际反恐合作让位于地缘竞争。比如，在中东，打击“伊斯兰国”已不再是美国的主要任务(2018年12月19日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宣布，美国已决定开始从叙利亚撤军)，借助反恐打击伊朗、与俄争夺地区影响力才是其真正目的。美俄在南亚也有类似争夺，均以反恐为名展开利益博弈。美国为顺利从阿富汗抽身，已放弃在阿的“国家重建”政策，积极寻求与“阿塔”谈判，并为此向巴基斯坦施压。而俄罗斯为防止阿乱局波及自身与中亚，并牵制美国，也开始寻求介入甚至主导阿国内事务进程。俄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面加强对阿介入，并另起炉灶召开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

　　恐怖主义是全球性威胁，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可以看到，当前国际恐情复杂多变，国际社会反恐力度下降，国际恐怖与反恐力量之间逐步变得不平衡与不协调，国际恐怖势力获得的发展空间正在变大，这可能使国际社会近20余年的反恐成果付诸东流。未来，国际社会如何凝聚共识、增强反恐利益的最大面、切实推进反恐合作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