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6月底特朗普女婿、中东问题顾问库什纳和以巴问题谈判代表格林布拉特访问埃及、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美国政府提出的关于中东问题的新方案，抑或是“最终方案”，也渐露端倪。在2000年以巴和平进程陷入僵局以来，尤其是2014年前任国务卿克里在以巴问题上的斡旋努力失败以来，美国新的以巴和平计划，也似乎呼之欲出。

　　长期以来，以巴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分配土地”，即如何将从地中海到约旦河，从戈兰高地到加沙地区的大片地域，划分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民族国家。这种以土地换取和平的思路，在现实中有两方面的重要考量。一方面是在历史中，以巴双方，或者说是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双方，在历史不同时期，是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区的强势一方。在1948年之前，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地区还受到当时刚刚兴起的各种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区都被视为即将建立的统一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因此，当第一次中东战争在1948年爆发时，即使巴勒斯坦人开始被以色列驱逐，很多巴勒斯坦民众仍然闲庭信步，并不惊慌认为自己的“阿拉伯兄弟”会很快前来解救自己。因此，当时说服阿拉伯世界接受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或者犹太政治实体出现在巴勒斯坦地区，是最大的困难。

　　然而，发生多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逐渐成为强势的一方。同时，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和民族身份也在多次苦难中逐渐形成，对于“大约旦”“大叙利亚”“泛伊斯兰”“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渐失望，决心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在1960年代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尤其是1970年代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巴勒斯坦人已经逐渐意识到，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民族国家。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也由此逐渐力图摆脱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相互博弈的工具，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自由和政治独立。

　　土地换和平的延续

　　如今，以土地换和平的思路，更多的是需要以色列做出事实上的让步。一方面约旦河西岸仍然被划分为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控制的A区、由以色列—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共管的B区，和由以色列完全控制的C区;加沙地区尽管长期由哈马斯占领，但是受到以色列的封锁;耶路撒冷更是被以色列长期占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将以巴问题和与以色列建立双边关系挂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2002年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峰会上提出的，用以巴和平换取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的“阿拉伯和平倡议”。

　　尽管建立两个国家，即“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巴勒斯坦国家”作为中东和平的重要先决条件，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但是具体到如何实现两个国家，或者说未来两个国家的边界、首都、政治关系、历史积怨如何化解等问题，无一不干扰着以巴这一中东根源性问题的解决。传统上，以巴问题的核心包括东耶路撒冷地位问题、1967年边界线问题、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问题、未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水资源分配问题等等议题。而每一个小议题，又在历史的演进中，发展成数个敏感而复杂的分议题。

　　东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又涉及耶路撒冷城市的边界问题(今天的耶路撒冷城市边界尤其是东部边界，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划定的)、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点问题、东耶路撒冷老城尤其是禁寺(尊贵圣地)—西墙(哭墙)的监管权问题、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的政治身份问题。1967年边界线问题，又涉及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问题、以色列兴建的隔离墙工程存废问题、以色列防御巴勒斯坦极端分子攻击以色列和犹太定居点的安全关切等议题。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问题，又衍化出阿拉伯世界犹太难民问题(1950年代很多阿拉伯国家开始驱逐境内的犹太人)、巴勒斯坦难民和接收国关系议题(以色列是否须出资赔偿这些接收巴勒斯坦难民的阿拉伯国家)等。水资源分配议题又涉及犹太定居点问题(不少犹太定居点设立在水资源丰沛之地)、以色列和约旦水资源分配问题等等细小议题。

　　同时，考虑到以巴问题实际上又与以色列和周边国家关系存在高度的牵连性，比如以色列与叙利亚就未来戈兰高地地位和状态的讨论、以色列和黎巴嫩在萨巴阿农场和黎巴嫩南部的形势，以巴问题的解决实际上牵一发而动全身。巴勒斯坦尽管在行政上相对独立，比如在约旦河西岸的拉姆安拉建立了自己的行政首都，但是无论在财税、外交还是在安全合作等领域，都要依靠阿拉伯国家、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大力援助。加上巴勒斯坦内部派别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内斗，巴勒斯坦实际上很难形成共识，而且任何在以巴核心议题上让步的措施，都可能成为另一政治团体攻击的议题。

　　随着6月底特朗普女婿、中东问题顾问库什纳和以巴问题谈判代表格林布拉特访问埃及、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美国政府提出的关于中东问题的新方案，抑或是“最终方案”，也渐露端倪。在2000年以巴和平进程陷入僵局以来，尤其是2014年前任国务卿克里在以巴问题上的斡旋努力失败以来，美国新的以巴和平计划，也似乎呼之欲出。

　　长期以来，以巴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分配土地”，即如何将从地中海到约旦河，从戈兰高地到加沙地区的大片地域，划分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民族国家。这种以土地换取和平的思路，在现实中有两方面的重要考量。一方面是在历史中，以巴双方，或者说是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双方，在历史不同时期，是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区的强势一方。在1948年之前，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地区还受到当时刚刚兴起的各种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区都被视为即将建立的统一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因此，当第一次中东战争在1948年爆发时，即使巴勒斯坦人开始被以色列驱逐，很多巴勒斯坦民众仍然闲庭信步，并不惊慌认为自己的“阿拉伯兄弟”会很快前来解救自己。因此，当时说服阿拉伯世界接受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或者犹太政治实体出现在巴勒斯坦地区，是最大的困难。

　　然而，发生多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逐渐成为强势的一方。同时，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和民族身份也在多次苦难中逐渐形成，对于“大约旦”“大叙利亚”“泛伊斯兰”“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渐失望，决心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在1960年代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尤其是1970年代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巴勒斯坦人已经逐渐意识到，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民族国家。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也由此逐渐力图摆脱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相互博弈的工具，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自由和政治独立。

　　土地换和平的延续

　　如今，以土地换和平的思路，更多的是需要以色列做出事实上的让步。一方面约旦河西岸仍然被划分为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控制的A区、由以色列—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共管的B区，和由以色列完全控制的C区;加沙地区尽管长期由哈马斯占领，但是受到以色列的封锁;耶路撒冷更是被以色列长期占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将以巴问题和与以色列建立双边关系挂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2002年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峰会上提出的，用以巴和平换取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的“阿拉伯和平倡议”。

　　尽管建立两个国家，即“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巴勒斯坦国家”作为中东和平的重要先决条件，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但是具体到如何实现两个国家，或者说未来两个国家的边界、首都、政治关系、历史积怨如何化解等问题，无一不干扰着以巴这一中东根源性问题的解决。传统上，以巴问题的核心包括东耶路撒冷地位问题、1967年边界线问题、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问题、未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水资源分配问题等等议题。而每一个小议题，又在历史的演进中，发展成数个敏感而复杂的分议题。

　　东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又涉及耶路撒冷城市的边界问题(今天的耶路撒冷城市边界尤其是东部边界，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划定的)、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点问题、东耶路撒冷老城尤其是禁寺(尊贵圣地)—西墙(哭墙)的监管权问题、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的政治身份问题。1967年边界线问题，又涉及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问题、以色列兴建的隔离墙工程存废问题、以色列防御巴勒斯坦极端分子攻击以色列和犹太定居点的安全关切等议题。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问题，又衍化出阿拉伯世界犹太难民问题(1950年代很多阿拉伯国家开始驱逐境内的犹太人)、巴勒斯坦难民和接收国关系议题(以色列是否须出资赔偿这些接收巴勒斯坦难民的阿拉伯国家)等。水资源分配议题又涉及犹太定居点问题(不少犹太定居点设立在水资源丰沛之地)、以色列和约旦水资源分配问题等等细小议题。

　　同时，考虑到以巴问题实际上又与以色列和周边国家关系存在高度的牵连性，比如以色列与叙利亚就未来戈兰高地地位和状态的讨论、以色列和黎巴嫩在萨巴阿农场和黎巴嫩南部的形势，以巴问题的解决实际上牵一发而动全身。巴勒斯坦尽管在行政上相对独立，比如在约旦河西岸的拉姆安拉建立了自己的行政首都，但是无论在财税、外交还是在安全合作等领域，都要依靠阿拉伯国家、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大力援助。加上巴勒斯坦内部派别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内斗，巴勒斯坦实际上很难形成共识，而且任何在以巴核心议题上让步的措施，都可能成为另一政治团体攻击的议题。

　　新方案与新挑战

　　在此背景下，以巴和平进程长期陷入僵局。一方面，以色列实际控制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大部分地区，而巴勒斯坦无论是国际承认的民族权力机构，还是占据加沙地区的哈马斯，事实上都无法单独决定诸多复杂的敏感政治议题;另一方面，目前，沙特等阿拉伯世界国家将伊朗视为地区安全的最大挑战。沙特长期以来倡导中东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应对伊朗的威胁，为此沙特在过去数年加强了与以色列的互动，共同在伊朗核问题上劝说美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因此，相较于伊朗威胁，对于沙特等国来说，以巴问题已经成了可以交易的筹码。

　　从当前汇总的信息来看，特朗普中东团队提出的以巴问题新方案，可能会基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尊重现实”，即承认东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将部分约旦河西岸地区划归为未来的以色列领土，来直接主导未来的以巴和平谈判，而不再通过旧有的提出“时间表”或“路线图”的方式，来辅助制定谈判方案。另一方面，美国希望得到埃及、沙特和约旦的共同支持，最终逼迫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接受“最终方案”。沙特、埃及和约旦都能够影响巴勒斯坦内部各个政治派别。沙特长期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重要资金支持者，约旦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控制下的约旦河西岸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埃及情报机构则与加沙的哈马斯保持着密切的沟通。美国认为，劝说沙特、埃及和约旦支持“最终方案”，能够向巴勒斯坦施加巨大的压力。

　　但是美国的“最终方案”仍然面临挑战。一方面，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仍然难以公开宣称“放弃耶路撒冷”和“放弃巴勒斯坦人”。以巴问题仍然是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敏感议题，任何在以巴问题上直接作出让步的政治领导人，必然会遭到巨大的国内和国际压力。美国的“最终方案”想要得到阿拉伯世界的公开支持，仍然难度不小。

　　另一方面，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任何巴勒斯坦政治派别，目前都不会接受“最终方案”。从2017年12月特朗普宣称“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之后，巴勒斯坦官方已经暂停与美国的直接公开对话。任何在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未来边界问题、难民回归权问题等敏感议题上的让步，都必然会从根本上挫伤巴勒斯坦各个政治派别的合法性。目前看来，巴勒斯坦方面难以接受“最终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