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起源问题一直是国际关系史家长期论战不休的重大热门课题。这个问题貌似简单，其实不然。首先何谓“冷战”就莫衷一是。“冷战”无疑意味着国际关系的紧张状态，但它的内涵是意识形态对抗，抑或社会制度竞争，抑或国家利益冲突，抑或大国权力之争，抑或兼而有之?冷战的对手仅是美苏两家，还是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还是囊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或两类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冷战”的不同界定势必给包括冷战起源问题在内的冷战史的研究带来这样那样的影响，从而使学者得出不同的结论。其次，对冷战起源问题的研究受到史料的限制。有的国家有定期解密外交档案的制度，有的国家则根本没有这一说。即使有定期解密制度的国家往往也是有选择地解密外交档案。再次，冷战起源问题还与有关国家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纠缠不清，使学者难于对其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

　　美国长期以来是国际冷战史研究的中心。美国外交史学界对冷战起源问题的研究经历了几个明显的阶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正统主义学派占主导地位。一般说来，这派历史学家认同美国官方关于冷战起源的观点，尽管他们在某些具体政策问题上有这样那样的保留。根据正统主义学派的看法，苏联扩张主义应对冷战的爆发负责，而美国的政策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回应。六十年代，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难以自拔，促使一些历史学家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反思和批判，修正主义学派随之兴起。这一学派的成员多为较年轻的左翼学者，他们倾向于认为美国资本主义才是冷战的主要根源，而苏联不过是进行防御性的回应。七十年代，随着四十年代的美国外交档案的解密，后修正主义学派崭露头角。这个学派的历史学家根据已披露出来的档案证据重新审查正统主义学派和修正主义学派的推测和论点，在冷战起源问题上形成了所谓“后修正主义的综合”，不是简单地责备这一方或那一方，而是试图理解导致冷战的各种具体的复杂动因。尽管学派此伏彼起，也产生了一些有分量的著作，但由于无法接触相关的英国和苏联的外交档案，美国外交史学界不可能做到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全面重构冷战起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终结。冷战结束对包括冷战起源问题在内的冷战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苏联外交档案的解密改变了国际史学界长期以来单纯仰赖西方第一手外交史料研究冷战史的状况。并且，由于冷战已有结局，研究冷战史的政治环境更加宽松，研究者的心态也更加客观平和。因为如此，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冷战起源问题的研究硕果累累。

　　尽管有关的著作卷帙浩繁，迄今为止，绝大多数都是以美国或苏联的视角以及欧洲“战场”的视野来探寻冷战的起源。鉴于美国和苏联是冷战的主角，欧洲是冷战对峙的核心地带，这种倾斜似乎是抓主要矛盾，无可非议。然而，仔细思量，不由得又担心这种倾斜如果太过分的话，难免失之偏颇，将冷战起源这样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问题的关键在于，冷战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局部性的历史事件，它深深地植根于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只有超越狭隘的视角和视野，才能全面深刻地揭示冷战起源之谜。

　　美国、苏联和欧洲各国，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社会发展模式不尽相同甚至对立，但它们基本上都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属于全球体系中的北方工业化世界。北方工业化列强，无论是西欧老牌殖民国家，还是美苏两个后起的强权，都曾倚仗自己的权势，侵略和压迫过南方非工业化世界的落后国家和民族。“二战”后两个工业化超强在欧洲的对峙固然格外惹眼，但远不是冷战故事的全貌。冷战经历了孕育、形成与逐步全球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同时期两个世界的碰撞或互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全球国际体系的整体效应，工业化列强在非工业化世界的扩张和竞争，非工业化世界对工业化列强扩张的反抗和对工业化列强竞争的利用，无疑在冷战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总之，研究冷战起源问题，应该视野开阔，综合考察各种重要因素，包括南方因素和国际体系因素，克服形形色色的“北方中心论”。

　　受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热的影响，我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也开始研究冷战起源问题。在考虑具体研究课题时，我试图寻求一个比较新颖、研究价值高的案例，最好是发生在南方非工业化世界、但对于美苏冷战形成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一九四一——一九四七年伊朗危机显然是研究冷战起源问题的绝佳案例之一。伊朗是南方国家，四十年代伊朗危机与冷战的形成密切相关。透过这次国际危机，可以洞察冷战起源的许多重要方面：近东冷战的历史渊源;战时英苏美三大国在伊朗的龃龉和明争暗斗;战后东西方首次严重对抗;斯大林战后初期对近东的政策;杜鲁门主义的由来等。而且，这个案例涉及众多各个层次的国际国内行为者，头绪繁多，矛盾复杂，加之长期缺乏某些关键国家的史料，国内外对其研究相对薄弱。可喜的是，进入九十年代，随着英国和苏联的有关外交档案的解密，此前基本上只能依靠解密的美国国务院外交档案研究这个案例的状况不复存在;全面研究四十年代伊朗危机与冷战起源这个课题，条件已经成熟。基于上述考虑，我决定选择一九四一——一九四七年伊朗危机作为研究冷战起源的切入点和典型案例。伊朗长期积贫积弱，备受列强欺凌，极易给人留下在国际上无足轻重的错误印象。其实，这个近东伊斯兰国家在近现代国际体系和世界政治中占有特殊地位，主要原因不在于其自身实力，而在于地缘政治和石油。

　　伊朗地处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陆桥之地和东西方的十字路口，靠近经苏伊士运河到印度的英帝国“生命线”以及俄国南疆的软腹部，是俄国染指梦寐以求的印度洋暖水港的最短通道。就石油而论，伊朗位于全球两个石油蕴藏量最丰富的地区——波斯湾和里海——之间，左右逢源。一九一九——一九五○年，伊朗一直是中东头号产油大国。一九三九年，伊朗产石油大约一千万吨，相当于当时其他所有中东国家石油产量的两倍。伊朗不仅盛产石油，而且与一些世界级大油田为邻：西面是伊拉克的基尔库克油田，西南面是沙特的油田，北面是高加索的巴库油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波斯湾和高加索的大油田几乎完全被英苏美三大工业化强国控制：英国资本垄断了伊朗的石油工业，并拥有伊拉克石油工业的绝大部分股份;巴库油田在苏联境内;美国资本独占了沙特的石油工业。伊朗和伊拉克的油田是英国最大的海外资产和英国海空军的能源命脉。巴库的石油工业对苏联同样举足轻重，“其高质量航空汽油占全国总产量的80%，煤油占90%，拖拉机用油占96%”。换句话说，苏联战机和装甲车的燃油基本上仰赖巴库石油工业。同时，沙特的油田对美国的重要性日益增长。

　　位于枢纽之地的伊朗，国力强大之时往往向四周扩张，然而一旦国力不济，也容易招致外来侵略和征服。近代伊朗国势日衰，逐渐沦为南下的沙俄和占据印度的英国争夺的对象。沙俄和英国在伊朗巧取豪夺，划分势力范围，伊朗独立徒有虚名。十月革命后，苏联和英国在伊朗的竞争较之近代俄、英在伊朗的竞争增加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立的因素。处于两个大国夹缝中的弱国伊朗保持独立的办法是使大国在伊力量趋于平衡。使苏、英相互牵制和引进“第三国”制衡苏、英两国是伊朗政治家的拿手好戏。德国与美国是伊朗政治家最钟爱的第三国，而这两个强国也往往借伊朗引进第三国的机会在这个传统上被认为是苏、英势力范围的国家扩张自己的势力。由于第三国的介入，英、苏和伊朗之间的三角关系就变为四国博弈的更加复杂、微妙的关系。

　　在伊朗这个敏感的兵家必争之地，四国博弈形成的脆弱的平衡承受不住世界大战的剧烈震荡。弱国伊朗既不得不宣布中立以避战祸，又无力阻止列强破坏伊朗的中立，极易酿成重大国际危机。“一战”期间，中立的伊朗成为参战双方激烈争斗的战场。俄英两国携手清除同盟国势力，彻底瓜分和分区占领伊朗。大战后期，俄罗斯帝国灰飞烟灭。英国乘机独占伊朗，并以伊朗为跳板，武装干涉俄国内战，占领巴库等重镇。苏联则以在伊朗北部屯兵和输出革命的方式进行反击。直到一九二一年《苏伊条约》签订后，苏英两国军队撤出伊朗，大国在伊朗才形成所谓“武装休战”的局面。然而，“二战”在欧洲爆发不久，就在近东引起反响，触发了一九四一——一九四七年伊朗危机。

　　这次伊朗危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九四一年六月至一九四一年底，盟国和德国争夺位居战略要地的伊朗的控制权。结果，英苏两国联合出兵驱逐德国在伊势力，分区占领伊朗。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一九四四年八月，这一阶段相对平静，盟国在伊朗的主要目标是确保伊朗走廊畅通无阻，因此盟国在伊朗合作是主流。在此期间，值得一提的有三件事：一九四二年英、苏、伊三国同盟条约，美国势力大举进入伊朗，以及一九四三年美、苏、英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一九四二年条约宣布英、苏、伊三国结盟，规定盟国有权在伊朗驻军、将伊朗作为战略补给线，但盟国保证尊重伊朗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在大战结束后六个月内从伊朗撤军。大批美国非战斗部队接管伊朗南部铁路和港口后，形成大战时罕见的英、苏、美三大国同在一个盟国驻军的局面。德黑兰会议是大战期间首次“三巨头”会晤。这次会议不但确定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表，勾画出战后秩序的基本轮廓，而且专门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关于伊朗的宣言》。在宣言中，“三巨头”承认伊朗对盟国事业的贡献，“特别是便利从海外运来补给移交于苏联”;“对于伊朗政府维持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愿望表示完全赞成”。一九四四年九月至一九四七年十月，为了获取伊朗北部的石油租让权及相关的地缘政治利益，苏联不惜使出浑身解数，包括向伊朗施加外交压力、在伊朗阿塞拜疆省扶植分离主义政权和拒绝如约按期从伊朗撤军，引起伊朗和英美的强烈反应，酿成严重国际危机。伊朗诉苏联一案是对联合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的首次考验。危机高潮时，东西方几乎走到了武装对峙的边缘。结果，苏联的势力被逐出伊朗，英国在伊势力被削弱，美国势力在伊朗坐大。

　　在上述三个阶段中，最后阶段，即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七年伊朗危机阶段，对研究冷战起源问题有特殊意义。

　　伊朗危机起源于美、英、苏三大国对伊朗石油的争夺。导致危机的基本因素和基本矛盾早已存在：大国与伊朗之间四国博弈的复杂关系，四国的利益纠葛和恩怨，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微妙的伊朗石油政治游戏。斯大林背离列宁确立的对伊政策，不遵守盟国共同制定的在伊朗的游戏规则，激化了盟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矛盾。

　　斯大林改变对伊政策实非偶然。三十年代，由于英法两国在国际战略上的短视及它们与苏联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苏联的集体安全政策以失败而告终。于是，斯大林决定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同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达成瓜分东欧的协议，以将纳粹祸水西引和建立名为“东方战线”的安全区。此事标志着苏联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一个根本性转折。此后，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中，列宁倡导的“新外交”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新战略的色彩明显消退，俄国传统的沙文主义外交和扩张主义战略凸显。在欧洲，正当希特勒开始致力于建立纳粹“新秩序”时候，斯大林通过建立“东方战线”基本上恢复了原俄罗斯帝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与此同时，苏联同意向德国提供生死攸关的石油和其他战略物资。一九四○年初，为阻止德国获取苏联石油和牵制苏联建立“东方战线”，英法两国开始拟订利用近东国家机场轰炸苏联高加索油田的计划。计划的曝光促使斯大林设法改善苏联在近东不利的地缘战略环境。

　　一九四○年十一月，斯大林在近东恢复俄国传统的南下政策已初见端倪。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提出，“承认在波斯湾的总方向内，巴统和巴库以南的地区是苏联领土要求的中心”。一九四一年八月出兵占领伊朗北部后，苏联视苏占区为禁脔，干涉伊朗内政，非法勘探石油，世人为之侧目。一九四四年一月，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建议“加强苏联在伊朗北部的影响”和“保障”苏联“同波斯湾的交通”。一九四四年八月，旨在获取伊朗北部石油租让权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贝利亚计划问世。一九四四年九月，萨德契诃夫代表团访伊，引发一连串危机。

　　如果我们具有一定的历史感和想像力，不难发现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七年伊朗危机和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土耳其危机实际上构成了一次“近东危机”，其核心问题是伊朗的石油和土耳其的黑海海峡及其相关的地缘政治问题，即控制近东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和战略通道问题。斯大林违背列宁于一九二一年确立的对近东民族主义邻国的睦邻友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俄国传统的南下政策，试图在近东恢复苏联于一九二一年放弃的某些权益并攫取新的权益，是导致危机的主要原因。

　　近东危机对战后东西方关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首先，危机暴露了东西方之间在战后世界秩序和国际安排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双方意识到彼此的利益冲突，加强了彼此的不信任感和对立情绪。战时三大国在伊朗问题上有明确的协议，雅尔塔会议也曾就黑海海峡问题达成谅解。苏联在伊朗问题上严重违规和在土耳其问题上采取单方面的过分行动使西方怀疑苏联的意图和合作的诚意。苏联则将西方在近东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视为“反苏”。意识形态偏见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敌意。一九四六年近东危机是斯大林和丘吉尔的著名演说以及凯南和诺维科夫的著名电报的重要背景。其次，危机拉开了冷战的帷幕。一九四六年近东危机是战后首次区域性的东西方冷战危机，一九四六年三月的伊朗危机是战后东西方首次严重对抗。东西方冷战肇始于近东，近东冷战发轫于伊朗。冷战始于东西方对近东战略资源和战略要地的争夺，对伊朗石油的争夺点燃了冷战的导火线。最后，危机有助于西方制造冷战舆论和制订冷战政策，加速了全面冷战的来临。苏联在伊朗危机和土耳其危机中的行为“验证”了凯南的遏制理论，为全面遏制苏联的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提供了依据和契机。

　　冷战的深层次根源是“二战”后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即美国的全球扩张同苏联在欧亚大陆的扩张之间的矛盾。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已是全球实力最强的国家，“美利坚治下的和平”逐步取代“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的进程正在不知不觉地启动。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就是“美利坚治下的和平”的蓝图和宣言，而罗斯福的大西洋宪章与前者一脉相承。两次世界大战都表明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权力斗争中的关键性作用。正如十九世纪的英国不能容忍欧洲被一个强国支配一样，二十世纪的美国同样不能容忍欧亚大陆被一个强国支配。俄国在欧亚大陆扩张由来已久，“一战”只是暂时中断这一进程，并使俄国的版图和势力范围在一定程度上萎缩。“二战”爆发后，苏联通过建立“东方战线”开始恢复俄罗斯帝国失地并重新启动扩张进程。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时，红军在国外占领了大片领土，苏联成为整个欧亚大陆最强大的力量。苏联战后的目标是在“大约两代人的时间”“使苏联变得如此强大，以致欧洲或亚洲的任何一个大国或大国集团都不敢心存侵犯苏联的念头”(迈斯基：《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转引自俄罗斯《通报》杂志，一九九五年第四期)。迈斯基此言也可以解读为苏联在欧亚大陆谋求霸权。美国战后“遏制”苏联，正如战时“遏制”德国一样，旨在维持欧亚大陆的力量平衡，防止欧亚大陆被一个强国支配，以便在全球建立“美利坚治下的和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冷战是热战的继续。

 　　冷战起源问题一直是国际关系史家长期论战不休的重大热门课题。这个问题貌似简单，其实不然。首先何谓“冷战”就莫衷一是。“冷战”无疑意味着国际关系的紧张状态，但它的内涵是意识形态对抗，抑或社会制度竞争，抑或国家利益冲突，抑或大国权力之争，抑或兼而有之?冷战的对手仅是美苏两家，还是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还是囊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或两类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冷战”的不同界定势必给包括冷战起源问题在内的冷战史的研究带来这样那样的影响，从而使学者得出不同的结论。其次，对冷战起源问题的研究受到史料的限制。有的国家有定期解密外交档案的制度，有的国家则根本没有这一说。即使有定期解密制度的国家往往也是有选择地解密外交档案。再次，冷战起源问题还与有关国家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纠缠不清，使学者难于对其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

　　美国长期以来是国际冷战史研究的中心。美国外交史学界对冷战起源问题的研究经历了几个明显的阶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正统主义学派占主导地位。一般说来，这派历史学家认同美国官方关于冷战起源的观点，尽管他们在某些具体政策问题上有这样那样的保留。根据正统主义学派的看法，苏联扩张主义应对冷战的爆发负责，而美国的政策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回应。六十年代，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难以自拔，促使一些历史学家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反思和批判，修正主义学派随之兴起。这一学派的成员多为较年轻的左翼学者，他们倾向于认为美国资本主义才是冷战的主要根源，而苏联不过是进行防御性的回应。七十年代，随着四十年代的美国外交档案的解密，后修正主义学派崭露头角。这个学派的历史学家根据已披露出来的档案证据重新审查正统主义学派和修正主义学派的推测和论点，在冷战起源问题上形成了所谓“后修正主义的综合”，不是简单地责备这一方或那一方，而是试图理解导致冷战的各种具体的复杂动因。尽管学派此伏彼起，也产生了一些有分量的著作，但由于无法接触相关的英国和苏联的外交档案，美国外交史学界不可能做到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全面重构冷战起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终结。冷战结束对包括冷战起源问题在内的冷战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苏联外交档案的解密改变了国际史学界长期以来单纯仰赖西方第一手外交史料研究冷战史的状况。并且，由于冷战已有结局，研究冷战史的政治环境更加宽松，研究者的心态也更加客观平和。因为如此，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冷战起源问题的研究硕果累累。

　　尽管有关的著作卷帙浩繁，迄今为止，绝大多数都是以美国或苏联的视角以及欧洲“战场”的视野来探寻冷战的起源。鉴于美国和苏联是冷战的主角，欧洲是冷战对峙的核心地带，这种倾斜似乎是抓主要矛盾，无可非议。然而，仔细思量，不由得又担心这种倾斜如果太过分的话，难免失之偏颇，将冷战起源这样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问题的关键在于，冷战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局部性的历史事件，它深深地植根于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只有超越狭隘的视角和视野，才能全面深刻地揭示冷战起源之谜。

　　美国、苏联和欧洲各国，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社会发展模式不尽相同甚至对立，但它们基本上都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属于全球体系中的北方工业化世界。北方工业化列强，无论是西欧老牌殖民国家，还是美苏两个后起的强权，都曾倚仗自己的权势，侵略和压迫过南方非工业化世界的落后国家和民族。“二战”后两个工业化超强在欧洲的对峙固然格外惹眼，但远不是冷战故事的全貌。冷战经历了孕育、形成与逐步全球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同时期两个世界的碰撞或互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全球国际体系的整体效应，工业化列强在非工业化世界的扩张和竞争，非工业化世界对工业化列强扩张的反抗和对工业化列强竞争的利用，无疑在冷战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总之，研究冷战起源问题，应该视野开阔，综合考察各种重要因素，包括南方因素和国际体系因素，克服形形色色的“北方中心论”。

　　受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热的影响，我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也开始研究冷战起源问题。在考虑具体研究课题时，我试图寻求一个比较新颖、研究价值高的案例，最好是发生在南方非工业化世界、但对于美苏冷战形成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一九四一——一九四七年伊朗危机显然是研究冷战起源问题的绝佳案例之一。伊朗是南方国家，四十年代伊朗危机与冷战的形成密切相关。透过这次国际危机，可以洞察冷战起源的许多重要方面：近东冷战的历史渊源;战时英苏美三大国在伊朗的龃龉和明争暗斗;战后东西方首次严重对抗;斯大林战后初期对近东的政策;杜鲁门主义的由来等。而且，这个案例涉及众多各个层次的国际国内行为者，头绪繁多，矛盾复杂，加之长期缺乏某些关键国家的史料，国内外对其研究相对薄弱。可喜的是，进入九十年代，随着英国和苏联的有关外交档案的解密，此前基本上只能依靠解密的美国国务院外交档案研究这个案例的状况不复存在;全面研究四十年代伊朗危机与冷战起源这个课题，条件已经成熟。基于上述考虑，我决定选择一九四一——一九四七年伊朗危机作为研究冷战起源的切入点和典型案例。伊朗长期积贫积弱，备受列强欺凌，极易给人留下在国际上无足轻重的错误印象。其实，这个近东伊斯兰国家在近现代国际体系和世界政治中占有特殊地位，主要原因不在于其自身实力，而在于地缘政治和石油。

　　伊朗地处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陆桥之地和东西方的十字路口，靠近经苏伊士运河到印度的英帝国“生命线”以及俄国南疆的软腹部，是俄国染指梦寐以求的印度洋暖水港的最短通道。就石油而论，伊朗位于全球两个石油蕴藏量最丰富的地区——波斯湾和里海——之间，左右逢源。一九一九——一九五○年，伊朗一直是中东头号产油大国。一九三九年，伊朗产石油大约一千万吨，相当于当时其他所有中东国家石油产量的两倍。伊朗不仅盛产石油，而且与一些世界级大油田为邻：西面是伊拉克的基尔库克油田，西南面是沙特的油田，北面是高加索的巴库油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波斯湾和高加索的大油田几乎完全被英苏美三大工业化强国控制：英国资本垄断了伊朗的石油工业，并拥有伊拉克石油工业的绝大部分股份;巴库油田在苏联境内;美国资本独占了沙特的石油工业。伊朗和伊拉克的油田是英国最大的海外资产和英国海空军的能源命脉。巴库的石油工业对苏联同样举足轻重，“其高质量航空汽油占全国总产量的80%，煤油占90%，拖拉机用油占96%”。换句话说，苏联战机和装甲车的燃油基本上仰赖巴库石油工业。同时，沙特的油田对美国的重要性日益增长。

　　位于枢纽之地的伊朗，国力强大之时往往向四周扩张，然而一旦国力不济，也容易招致外来侵略和征服。近代伊朗国势日衰，逐渐沦为南下的沙俄和占据印度的英国争夺的对象。沙俄和英国在伊朗巧取豪夺，划分势力范围，伊朗独立徒有虚名。十月革命后，苏联和英国在伊朗的竞争较之近代俄、英在伊朗的竞争增加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立的因素。处于两个大国夹缝中的弱国伊朗保持独立的办法是使大国在伊力量趋于平衡。使苏、英相互牵制和引进“第三国”制衡苏、英两国是伊朗政治家的拿手好戏。德国与美国是伊朗政治家最钟爱的第三国，而这两个强国也往往借伊朗引进第三国的机会在这个传统上被认为是苏、英势力范围的国家扩张自己的势力。由于第三国的介入，英、苏和伊朗之间的三角关系就变为四国博弈的更加复杂、微妙的关系。

　　在伊朗这个敏感的兵家必争之地，四国博弈形成的脆弱的平衡承受不住世界大战的剧烈震荡。弱国伊朗既不得不宣布中立以避战祸，又无力阻止列强破坏伊朗的中立，极易酿成重大国际危机。“一战”期间，中立的伊朗成为参战双方激烈争斗的战场。俄英两国携手清除同盟国势力，彻底瓜分和分区占领伊朗。大战后期，俄罗斯帝国灰飞烟灭。英国乘机独占伊朗，并以伊朗为跳板，武装干涉俄国内战，占领巴库等重镇。苏联则以在伊朗北部屯兵和输出革命的方式进行反击。直到一九二一年《苏伊条约》签订后，苏英两国军队撤出伊朗，大国在伊朗才形成所谓“武装休战”的局面。然而，“二战”在欧洲爆发不久，就在近东引起反响，触发了一九四一——一九四七年伊朗危机。

　　这次伊朗危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九四一年六月至一九四一年底，盟国和德国争夺位居战略要地的伊朗的控制权。结果，英苏两国联合出兵驱逐德国在伊势力，分区占领伊朗。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一九四四年八月，这一阶段相对平静，盟国在伊朗的主要目标是确保伊朗走廊畅通无阻，因此盟国在伊朗合作是主流。在此期间，值得一提的有三件事：一九四二年英、苏、伊三国同盟条约，美国势力大举进入伊朗，以及一九四三年美、苏、英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一九四二年条约宣布英、苏、伊三国结盟，规定盟国有权在伊朗驻军、将伊朗作为战略补给线，但盟国保证尊重伊朗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在大战结束后六个月内从伊朗撤军。大批美国非战斗部队接管伊朗南部铁路和港口后，形成大战时罕见的英、苏、美三大国同在一个盟国驻军的局面。德黑兰会议是大战期间首次“三巨头”会晤。这次会议不但确定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表，勾画出战后秩序的基本轮廓，而且专门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关于伊朗的宣言》。在宣言中，“三巨头”承认伊朗对盟国事业的贡献，“特别是便利从海外运来补给移交于苏联”;“对于伊朗政府维持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愿望表示完全赞成”。一九四四年九月至一九四七年十月，为了获取伊朗北部的石油租让权及相关的地缘政治利益，苏联不惜使出浑身解数，包括向伊朗施加外交压力、在伊朗阿塞拜疆省扶植分离主义政权和拒绝如约按期从伊朗撤军，引起伊朗和英美的强烈反应，酿成严重国际危机。伊朗诉苏联一案是对联合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的首次考验。危机高潮时，东西方几乎走到了武装对峙的边缘。结果，苏联的势力被逐出伊朗，英国在伊势力被削弱，美国势力在伊朗坐大。

　　在上述三个阶段中，最后阶段，即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七年伊朗危机阶段，对研究冷战起源问题有特殊意义。

　　伊朗危机起源于美、英、苏三大国对伊朗石油的争夺。导致危机的基本因素和基本矛盾早已存在：大国与伊朗之间四国博弈的复杂关系，四国的利益纠葛和恩怨，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微妙的伊朗石油政治游戏。斯大林背离列宁确立的对伊政策，不遵守盟国共同制定的在伊朗的游戏规则，激化了盟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矛盾。

　　斯大林改变对伊政策实非偶然。三十年代，由于英法两国在国际战略上的短视及它们与苏联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苏联的集体安全政策以失败而告终。于是，斯大林决定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同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达成瓜分东欧的协议，以将纳粹祸水西引和建立名为“东方战线”的安全区。此事标志着苏联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一个根本性转折。此后，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中，列宁倡导的“新外交”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新战略的色彩明显消退，俄国传统的沙文主义外交和扩张主义战略凸显。在欧洲，正当希特勒开始致力于建立纳粹“新秩序”时候，斯大林通过建立“东方战线”基本上恢复了原俄罗斯帝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与此同时，苏联同意向德国提供生死攸关的石油和其他战略物资。一九四○年初，为阻止德国获取苏联石油和牵制苏联建立“东方战线”，英法两国开始拟订利用近东国家机场轰炸苏联高加索油田的计划。计划的曝光促使斯大林设法改善苏联在近东不利的地缘战略环境。

　　一九四○年十一月，斯大林在近东恢复俄国传统的南下政策已初见端倪。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提出，“承认在波斯湾的总方向内，巴统和巴库以南的地区是苏联领土要求的中心”。一九四一年八月出兵占领伊朗北部后，苏联视苏占区为禁脔，干涉伊朗内政，非法勘探石油，世人为之侧目。一九四四年一月，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建议“加强苏联在伊朗北部的影响”和“保障”苏联“同波斯湾的交通”。一九四四年八月，旨在获取伊朗北部石油租让权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贝利亚计划问世。一九四四年九月，萨德契诃夫代表团访伊，引发一连串危机。

　　如果我们具有一定的历史感和想像力，不难发现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七年伊朗危机和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土耳其危机实际上构成了一次“近东危机”，其核心问题是伊朗的石油和土耳其的黑海海峡及其相关的地缘政治问题，即控制近东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和战略通道问题。斯大林违背列宁于一九二一年确立的对近东民族主义邻国的睦邻友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俄国传统的南下政策，试图在近东恢复苏联于一九二一年放弃的某些权益并攫取新的权益，是导致危机的主要原因。

　　近东危机对战后东西方关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首先，危机暴露了东西方之间在战后世界秩序和国际安排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双方意识到彼此的利益冲突，加强了彼此的不信任感和对立情绪。战时三大国在伊朗问题上有明确的协议，雅尔塔会议也曾就黑海海峡问题达成谅解。苏联在伊朗问题上严重违规和在土耳其问题上采取单方面的过分行动使西方怀疑苏联的意图和合作的诚意。苏联则将西方在近东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视为“反苏”。意识形态偏见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敌意。一九四六年近东危机是斯大林和丘吉尔的著名演说以及凯南和诺维科夫的著名电报的重要背景。其次，危机拉开了冷战的帷幕。一九四六年近东危机是战后首次区域性的东西方冷战危机，一九四六年三月的伊朗危机是战后东西方首次严重对抗。东西方冷战肇始于近东，近东冷战发轫于伊朗。冷战始于东西方对近东战略资源和战略要地的争夺，对伊朗石油的争夺点燃了冷战的导火线。最后，危机有助于西方制造冷战舆论和制订冷战政策，加速了全面冷战的来临。苏联在伊朗危机和土耳其危机中的行为“验证”了凯南的遏制理论，为全面遏制苏联的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提供了依据和契机。

　　冷战的深层次根源是“二战”后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即美国的全球扩张同苏联在欧亚大陆的扩张之间的矛盾。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已是全球实力最强的国家，“美利坚治下的和平”逐步取代“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的进程正在不知不觉地启动。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就是“美利坚治下的和平”的蓝图和宣言，而罗斯福的大西洋宪章与前者一脉相承。两次世界大战都表明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权力斗争中的关键性作用。正如十九世纪的英国不能容忍欧洲被一个强国支配一样，二十世纪的美国同样不能容忍欧亚大陆被一个强国支配。俄国在欧亚大陆扩张由来已久，“一战”只是暂时中断这一进程，并使俄国的版图和势力范围在一定程度上萎缩。“二战”爆发后，苏联通过建立“东方战线”开始恢复俄罗斯帝国失地并重新启动扩张进程。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时，红军在国外占领了大片领土，苏联成为整个欧亚大陆最强大的力量。苏联战后的目标是在“大约两代人的时间”“使苏联变得如此强大，以致欧洲或亚洲的任何一个大国或大国集团都不敢心存侵犯苏联的念头”(迈斯基：《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转引自俄罗斯《通报》杂志，一九九五年第四期)。迈斯基此言也可以解读为苏联在欧亚大陆谋求霸权。美国战后“遏制”苏联，正如战时“遏制”德国一样，旨在维持欧亚大陆的力量平衡，防止欧亚大陆被一个强国支配，以便在全球建立“美利坚治下的和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冷战是热战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