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77期(2017年8月)。本文原文为英文，系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报告(EUISS Report)第34期，由Florence Gaub主编，于2017年6月首刊于该所网站(https://www.iss.europa.eu/content/what-if-conceivable-crises-unpredictable-2017-unmanageable-2020/)。)

　　前言

　　Antonio Missiroli(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所长)

　　在这个不期而至的事件和进展——从九一一袭击或阿拉伯之春等“战略意外”，到常常本意良好的决策引发的意料之外的后果——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世界上，想象一下对当下预设提出挑战的那些偶发事件，也许将是大有裨益的。但想象也不应该天马行空，如此一来结论也就失去了可信度。想象至少应该建立在可获得的证据基础上，探究较少为人讨论的情境，并挑战人们在思维和行动上的定式。因此，此类想象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提升决策者(既包括主动制定计划者，也包括紧急回应者)的警觉意识，令其做好准备，避免骄傲自满和陷入“团体迷思”。

　　当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的团队着手准备这一选题时，大家首先考虑的想象方式就是提出一系列以“如果……会怎样”开头的问题。跟在“如果”后面的内容常常是与各种历史过往及其可能后果相关的虚拟场景，这样的叙事方式始于菲利普•迪克的《高堡奇人》和罗伯特•哈里斯的《祖国》等想象二战不同结果的幻想作品，终于尼尔•弗格森和罗伯特•考利等人提出的“虚拟历史”和理查德•埃文斯提出的“更改了的过去”。类似的，《经济学人》杂志也推出了“假如的世界”这一专题，将商界、科学界和政界的虚拟未来、另类过去和各种假设情景结合了起来。

　　近来采用的另一类方法更适合进行预测和风险分析，即在于辨识出所谓“灰天鹅”——比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利卜于2007年提出的极其不可能发生的“黑天鹅”事件较可预测，但仍然是意料之外、不期而至、令人手足无措的。2014年在乌克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令这一方法更加受到重视。并体现为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的一系列出版物。

　　本报告中场景的选择——由Florence Gaub、Daniel Fiott及John-Joseph Wilkins合作来协调——试图将上述两种方法综合起来，在专注于重大进程的同时(即可能喷薄而出的巨大潜流)，将其想象为已经发生了，同时侧重于考察局势在近期还能演变得多糟糕，以及在不久之前的过去如何避免其实际发生。这些场景的“灰度”各不相同，加以探讨时虚拟与现实所占比重也不同，但都跨越了三个时间区域——就如同著名的《回到未来》系列电影一样，不过时间跨度要短于三十年(引言中将更加详细地对这一方法进行介绍)。这些场景地理分布广泛，涵盖了多种行动主题，但未对欧盟的具体政策与行动提出质疑——质疑的只是总体而言的原则和利益。本报告的总体意图并非在于预测将来的危机——恰恰相反，作者实际上乐于被证明是错误的——而是在于通过出色的文字，激发具有创造力的思维和睿智的规划。

　　引言：我们的方法

　　Florence Gaub(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高级分析师)

　　Daniel Fiott(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分析师)

　　毋庸置疑，我们生活在政治动荡和不安的年代。我们考虑未来趋势与震荡的能力常常要让步于迫切的当务之急。而在重大危机期间，我们尤其倾向于只考虑当下或是近期：这个夏天移民形势会如何?导弹发射这周就会发生吗?下个月的选举会沦为外部假新闻活动的牺牲品吗?今天石油市场会有何变动?制定政策应对当前危机的压力可能会削弱我们思考未来的能力。

　　然而，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无视长期政治动态会导致何种后果，考虑到各种危机往往并非孤立的现象，这一点就尤为关键了。正如历史和经验表明的，一场危机会发酵成另一场，单个危机往往是影响全世界的社会、技术、经济、环境和政治方面长期趋势所导致的症状。这些事件就如同一个个点，连起来就构成了趋势这条线，尽管有时候危机看上去会显得像是从天而降的。还需要牢记的是，在较长的时期内发生的危机并不一定会局限在某国境内。因此，为将来的危机做好规划，或者说至少对此有所思考，既需要跨越时间，也需要跨越空间。

　　《欧盟全球战略》正确地指出了“这个世界充满了可预知的不可预知性”。本报告的意图并不是预测未来，但无论如何，考虑一系列可能发生的事件都是必要的——不仅仅应该设想某种未来，更应该设想多种未来。的确，许多复杂的数据收集系统(例如“大数据”和“深层数据”)有助于分析人士探明趋势，以诺查丹玛斯也无法预见的方式探究某事件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本报告的目的不在于预测某种或多种未来，因此，我们也不会尝试给出确切的概率、运用复杂的算法，或是使用传统的分析预测手段(例如“长处、弱点、机会、威胁”法，或是“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法律、环境”法)。

　　灰天鹅、红队、反推法

　　之所以要考虑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和场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可能有助于我们调校当下的危机管控系统。风险是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大要素，因此，侦测意外并为之做好准备就是至关重要且理所当然的。有时候这一任务是困难的：九一一袭击和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两个例子。然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在1980年代之后避免臭氧层危机，自1940年代起在欧洲部分地区根除疟疾，避免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难道不是应归功于科学分析、睿智及战略远见吗?有人曾打过著名的比方，把未来发生某个政治、经济或战略事件的可能性比作发现黑天鹅、灰天鹅或白天鹅的概率。“白天鹅”指的是那些相对较容易预测的事件(例如在地震多发带爆发地震的可能性);“黑天鹅”指的是发生概率极低的事件(例如外星人进攻地球)。相较之下，“灰天鹅”指的是看上去发生概率不大但有可能在某一刻发生的事件，这也正是本报告探讨的内容。

     本报告提及的灰天鹅事件，旨在帮助决策者考虑应对和预防危机之策。关注的焦点不应在于这些景象本身，而在于其暴露出的当前决策及危机管控过程中的长处与弱点。这些长处与弱点既与我们把握危机场景的思维能力有关，也与作出回应的实践能力有关。因此，战略预见力和设想场景的能力就有助于挑战我们关于如何应对一系列灰天鹅事件的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沃伦•巴菲特的这番话或许有几分道理：“预测能让你了解作出预测者，无法让你了解未来。”本报告提及的灰天鹅事件意义在于，它们有助于对既存的思想上、制度上、物质上对危机的回应方式构成挑战，还有助于我们思考该如何防止危机。在阅读本报告时，心中应抱着这样的念头——“如果这样的情况当真发生，我们能够做好准备吗”，而不是“这真会发生吗”。

　　本报告中每一章的作者都将自己假想为敌人、盟友或搭档，在这一基础上提出构想。那些熟知战略预测的读者会发现，本报告提及的场景符合“反推法”的逻辑：决策者从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回溯至当下，由此来把握事态的走向。这一方法的目标不在于对决策者在过去的判断是好是坏作出评判——当然，通过阅读本报告提出的各个场景，潜在的失策之处会暴露出来——而在于为决策者和危机管理者提供一面镜子，使得他们对自己应对潜在灰天鹅事件的方式以及当下的危机管理措施作出反思。

　　任何熟悉“红队”和“蓝队”这两个概念的人都能够理解本报告使用的方法。“红队”指的是某个组织内对其脆弱性、准备程度和有效性进行检验的团队，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的就是找自己的碴儿。“蓝队”指的是同一组织内某个试图消解“红队”的行动与策略的团队。在本报告提出的各个场景中，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分析师扮演的都是“红队”的角色，我们则希望决策者能够扮演“蓝队”的角色。

　　事实、虚构与偏差

　　本报告勾勒出的场景具有某些共同的标准。首先，必须存在针对这些场景的预防措施或是危机管理方式，因此，核战争等“归零性”事件便被排除在外。其次，这些场景必须对欧洲的安全构成威胁。这些场景多种多样，但都需要具备一定的重要性，使得欧洲的决策者需要或者说是愿意作出回应。第三，对这些场景的导火索务必可以进行定性或是定量的分析。倘若数据或信息过于稀少，以至于无法有说服力地证明某个灰天鹅事件的确有可能发生，那么此类事件就不会被包含在本报告之内。第四，每个场景都须经过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分析师和外部专家的同行评审。在本报告发表之前，我们通过多次内部会议、交流及专家研讨会对各个场景的可靠性进行了检验。最后，每个场景都应具有时限，以便将太过遥远的冲击排除在外。这些场景最早发生于2018年，最迟发生于2025年前。之所以将时间间隔确定为大约五年，原因在于这与选举周期和大多数高级官员的任期是一致的。

　　就本报告中每个章节的结构而言，各位分析师在探讨不同的灰天鹅事件时遵循了同样的文风和分析方法(见图1)。就方法而言，分析师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当下和未来“社会、技术、经济、环境和政治”等方面的趋势，及其先兆(例如各个孤立的事件或行为方)。因此，本报告考虑到了“伊斯兰国”的兴起、俄罗斯的复兴、技术及医疗手段的进步等趋势。一旦确立了这些趋势，分析师就将进一步思考这些趋势可能触发的场景。在探究这些场景时，分析师借鉴了过去的事件(例如发生过多少次武装袭击，在何地发生了干涉，等等)，并参考了大量数据，描绘出一幅尽量反映事实的画面。例如，我们使用的许多经济指标都来自那些最值得信赖的数据库，我们提及的那些地理名称也不总是虚构的。尽管每个灰天鹅事件导火索的提出都充分考虑了趋势与数据，但具体案例的负责人还是各位撰稿人。本报告并未详细阐述应对措施，这是阅读本报告的“蓝队”应该完成的任务。

　　每当像本报告这样进行战略预测时，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便是，各位撰稿人是如何平衡事实与虚构的，是如何处理由此产生的偏差的。如前所述，各位作者使用的数据均来自值得信赖的数据库、媒体、智库以及开放的情报信息。不过，在思考未来时，事实往往会变得不是那么重要。设想未来场景的要旨就在于想象会压倒现实——事实上，过度依赖当下的数据甚至会阻碍想象未来趋势及意外的能力。就和广义的战略一样，战略预测也是半科学、半艺术的行为。通过在事实和虚构之间达成平衡，本报告最终秉持的是实用主义的策略。因此，本报告掺杂了事实与虚构。

　　当进行战略预测时，另一个会引起争议的问题是偏差。“偏差”指的是作者在谈论某个场景时的设想与假定，而不是有意地操纵或是遗漏数据。当然，每个场景都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本人世界观的印记，“偏差”也是战略预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读者在某些场景中发现了偏差存在的迹象，那么这些偏差就应当能够发挥辅助危机预防和决策制定的作用。“红队”的偏差不应被彻底否定。偏差或许正是更为广泛的危机预防及决策体系中认知偏差的反映——即相当于战略盲点。在战略预测阶段纠正偏差，总好过在实际遭遇危机时才发现这些问题。

　　不应因发现了偏差就对作者进行声讨。探讨这些偏差，或许也能起到自我批评的作用。因此，当发现偏差时，读者的第一反应或许应该是“这种偏差如何增进了我们对危机预防和应对体系的了解”，而不是“这一场景是有偏差的，让我们不要考虑它”。读者可能会因为事实或偏差等问题而对我们提出的某个场景不屑一顾，如果这样的话，可能显示出关于读者的更多信息，而非作者的。对某个场景不屑一顾，或许会使得这一场景变成一只“肮脏的白天鹅”，也就是说故意无视某个在日后会令人大吃一惊的事件。

　　就本报告的结构而言，每个场景先勾勒出了导火索当即产生的效果，然后讨论导火索更为广泛的政治与战略后果，最后对这一导火索本身加以描述（见图二）。这一方法的术语叫作“反推法”，不过借助电影这一媒介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对此加以了解。任何熟悉《回到未来》系列电影的人都能意识到我们采用的结构和方法与之具有类似之处。每个场景都始于2020年，导火索也是在该年发挥主要影响;随后，场景转移到2020年后的第二阶段，导火索的连锁反应出现;最后再回到2018年，也就是导火索实际发生的年份。因此，本报告中的每个场景覆盖的时间范围都是类似的：从导火索的发生，到两年之后该事件当即产生的效果，再到数年之后全部效果的显现。

　　了解你的客户……

　　这并非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首度进行战略预测。2015年2月时，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发布了名为《阿拉伯的未来：2025年的三种场景》的报告;2016年3月时，本研究所又在此基础上推出了名为《俄罗斯的未来：2025年地平线》的报告，以及一篇预测欧洲防务未来的夏乐论文。这些报告和论文关注的都并非预测，而是“可能、可信、或许会发生的、更可取的未来”。这些出版物试图根据大趋势，勾勒出一系列当下正在酝酿、未来可能发生的场景，但专注的是特定地区或特定政策领域大规模的政治与战略机制。本报告专注的则是单一、特定的冲击，而不是大趋势。我们特意没有提出多种潜在场景，以便“蓝队”能够专注地应对一种危机，而不是就什么场景更可能发生展开辩论。对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的分析师来说，找到那些可能扰乱欧洲安全的灰天鹅事件还是一项全新的任务，不过本研究所也通过这一任务锤炼了自己的战略预见力。本报告提出的各种场景可以成为更加广泛的危机管理与模拟行动的最初阶段。

　　战略预测想要取得成功，就需要获得利益相关方的认可。如前所述，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在本报告中扮演的是“红队”这一角色，并积极地希望得到“蓝队”的回馈和参与。如果无法在初始阶段便激发辩论和反思，那么战略预测也就失去了价值。在磨练战略预测能力的过程中，本团队要感谢来自欧盟理事会总秘书处、欧盟委员会以及欧盟对外行动署的代表，他们的投入和支持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本研究所于2017年5月11日和6月1日组织了两次研讨会，与利益相关方进行交流。有趣的是，当本研究所的团队在研讨会上将这些场景和盘托出之后，“蓝队”立刻产生了兴趣，就现存的政策机制、责任划分、预算资源、指挥体系等提出了各种问题。这正是本研究所开始这一项目时希望达到的效果。

　　在此还需要阐明本报告的终极目的。显然，本报告主要针对的是欧盟体系内负责危机管理的决策者，当然智库分析师、学者和大学生也能扮演“蓝队”的成员并从中获益。例如，我们提出的场景也可以被用在课堂上，当作模拟、争论和演练的材料。当然，由于政治敏感性等问题，本报告提出的许多场景可能会令人感到不安。我们提及的一些国家及行为方是今天欧盟政策和外交方面的直接忧虑所在。

　　因此，一些场景及相关结论读来可能会令人感到一定程度的不适。作为“红队”成员，各位撰稿人相信这种情绪反应是有益的。本报告的终极目标不在于提升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的想象力，而在于尽可能地令决策者摆脱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式。正如《欧盟全球战略》所明确表示的，欧盟需要有所准备，以“更加迅速、灵活地应对将来的未知情形”。

　　如果俄罗斯再度干涉乌克兰，会怎样?

　　Daniel Fiott

　　2020年夏天，俄罗斯军队进入了乌克兰第四大城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国际机场，封锁了连接该城市与基辅的M34高速公路，并控制了该地区的铁路。与此同时，俄罗斯向亚速海派出了“格里戈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拉德尼”号、“斯梅特利维”号护卫舰以及“亚速”号、“凯撒•库尼科夫”号登陆舰，还派出了空中分队，并通过马里乌波尔和别尔江斯克等海滨城市运送物资，随后又通过俄罗斯南部军区的基地向赫尔松、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运去了伞兵、坦克营以及机械化武器。在于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之后，俄罗斯军队便通过定期训练，完成了空中和地面打击能力的现代化，着眼于有朝一日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部署兵力。然而，这种“战争”行为却是以“人道主义援助”的面目出现的。

　　的确，遭遇严重洪灾的乌克兰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但俄罗斯的行动却不止于此。占领机场之后，俄罗斯便扣留了欧盟向该地区送出的全部救援物资，并开始通过克里米亚和亚速海运输自己的救援物资。尽管国际社会立刻呼吁俄罗斯放行其他救援物资，但显而易见的是，莫斯科在政治和军事上已经彻底掌控了赫尔松、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超过5000人和900件装备被运往这三个城市，其中包括俄罗斯特种部队的数个旅，以及空军第四部队的米8运输机和喀52攻击直升机。但光凭这些举动，北约还无法进行干涉，毕竟这还不是《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所规定的情景。当被指责称救援物资主要提供给了对俄友好的人群以及反乌克兰政府叛军后，俄罗斯便驱逐了该地区剩下的那些国际观察员和救援者。“我们在乌克兰南部见证的是俄罗斯有选择性地向部分人提供救援物资，并实施戒严。”一名西方外交官如是说。但驻联合国安理会的各位大使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乌克兰的人道主义灾难，尤其是考虑到俄罗斯在当地派有驻军。

　　后果

　　俄罗斯决定通过克里米亚向遭遇洪灾的地区提供救援物资，这意味着俄罗斯在第聂伯河河盆区域掌控了一条陆上走廊，这实际上相当于在乌克兰南部打入了一根具有战略意义的楔子。俄罗斯立刻在这些地区部署了布克-M3和铠甲-2防空导弹系统，使得联合国、欧盟和国际组织无法空投救援物资。商业航班和军事运输机不敢冒险飞入乌克兰领空。由于乌克兰并非北约成员，北约也就无法作出军事回应。不过，俄罗斯之所以占领了赫尔松、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目的并不在于加强对北约成员国的导弹打击力，因为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已经部署了S300和S400导弹发射器，令北约无法进入黑海地区。莫斯科的目标实际上在于占领领土，从而迫使基辅作出政治让步。俄罗斯占领的这些地区对于乌克兰经济而言至关重要，例如，赫尔松是乌克兰的造船业重镇，扎波罗热有着诸多港口以及乌克兰最大的钢铁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则占据乌克兰工业总产出的超过四分之一，还拥有生产太空火箭和卫星的工厂。夺取这些工业资产会使得乌克兰政府更加难以偿还国际债务。

　　俄罗斯对这些地区的占领很快便对乌克兰经济构成了伤害。历史上曾被称为“欧洲粮仓”的乌克兰有着欧洲大陆上最为肥沃的土地，农业占到了乌克兰GDP的近8%。俄罗斯的主要目标在于占领领土，因此修筑堤坝和修复排水系统等常规抗洪措施便遭到了忽视。欧盟和联合国首先担心的是，俄罗斯拒绝在该地区实行疾病控制措施。如果国际社会不作出回应，那么霍乱和螺旋体病等疫情可能会蔓延开来——事实上，当地媒体称扎波罗热的废水处理厂已经受到了污染，该地区的牲畜似乎也染上了疾病。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俄罗斯还以受到洪灾影响为由，决定无限期地关闭扎波罗热核电站。如此一来，上百万人就丧失了这座核电站提供的6000兆瓦电力。通过掌控电力和资源，俄罗斯在政治和军事上彻底掌控了该地区。

　　问题何在

　　2020年这一系列事件的准备工作早在2018年便已完成，当年，乌克兰及其邻国度过了一个极其炎热的夏天。只有25%水源来自国内(其他均来自白俄罗斯、罗马尼亚和俄罗斯)的乌克兰遭受的打击尤为严重。传统上，乌克兰最容易遭受水资源短缺之苦的是西南部地区，但这一次，乌克兰东部同样未能幸免。更加雪上加霜的是，自从2014年的冲突以来，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东部城市有超过100万居民流离失所。局势还在继续恶化：炎热的天气加之土壤状况不佳，导致第聂伯罗水电站大坝出现了裂痕，对整座大坝的完好构成了威胁。尽管乌克兰政府在当年夏天和秋天采取了初步措施加固大坝，但力度不够大、速度不够快。炎热的夏天过后，温度骤降、暴雨频频。降雨量增加、水位上升，导致第聂伯大坝决堤了，多达33立方千米的水涌入了第聂伯河，该水电站高达1569兆瓦的发电量也荡然无存，导致100万个家庭失去了电力供应。

　　洪水主要影响的是埃涅尔戈达尔、尼科波尔和扎波罗热(人口分别为54500、120700、767000)。除了政府的抗洪措施之外，诸多非政府组织也纷纷提供支持，乌克兰红十字会则协助后勤和公关工作，乌克兰军队也投入了救灾工作。然而，天气转凉后这些地区的地下出现了冰冻的现象，令救灾工作陷入了不利的境地。考虑到当地地形，交通和后勤工作也是困难重重。乌克兰紧急行动部门开始向当地空投救援物资，但搜救受困者——包括欧盟国家公民——的行动极为艰难。国际援助者几乎没有受到军方或安全部门的任何保护。在2014年的冲突爆发后，便有数个国际组织开始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卢甘斯克和扎波罗热等地提供救援物资;此时，基辅当局更是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救援力度。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登场了，向乌克兰政府提供了援助。尽管克里米亚事件本应让乌克兰政府心存戒备，但从2019年2月开始，俄罗斯的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和武装人员已开始进入上述地区。受灾地区距离克里米亚不远，当地说俄语居民所占比例也要高于其他地区。尽管乌克兰军方试图阻止俄罗斯的进逼，但忠于莫斯科的当地民兵动用了多种策略，帮助俄罗斯深入乌克兰南部。俄罗斯军队并未佩戴任何正式徽章。乌克兰军队也不愿攻击该地区的民兵——即使这些民兵支持的是俄罗斯。俄罗斯关于第聂伯大坝散布的假消息(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故意炸毁了大坝，以挑起与说俄语的少数群体的冲突)，加之在克里米亚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有效地阻止了乌克兰进行回击。尽管乌克兰的盟国加大了在该地区领空的巡逻力度，但鉴于俄罗斯的上述举动，北约也无法进行干涉，无法驱逐俄罗斯在赫尔松、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驻军。

　　如果欧洲遭遇了右翼恐怖主义袭击，会怎样?

　　Annelies Pauwels(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初级分析师)

　　2020年2月，西欧国家“卡罗利亚”遭受的恐怖袭击造成了格外严重的人员伤亡：324人遇难，伤者人数则是这一数字的两倍。短短五分钟之内，五枚汽车炸弹在三个城市爆炸，议会、执政党保守党位于首都“桑特亚纳”的总部、该国南部的两座警察局都成为袭击的目标。与此同时，其他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对这起向无辜平民发动的恐怖袭击表示了严厉谴责，并表达了与“卡罗利亚”人民团结一致之情。然而，人们很快发现，与最初设想的不同，此次袭击的幕后黑手并不是“伊斯兰国”，而是“欧洲反圣战运动”的暴力分支“为自由而战”。策划此次袭击的三名“卡罗利亚”军队前士兵、曾志愿前往乌克兰作战的男子，很快就遭到了当局的逮捕。

　　“为自由而战”受到“卡罗利亚”和欧洲情报机构的关注已有一段时间了，许多在欧洲各地对难民营和清真寺发动袭击的个人都被招至该组织帐下。该组织主张实行十分严格的融入标准，“要求移民证明自己遵守‘欧洲自由主义价值观’”，还通过暴力手段在移民中制造恐惧情绪，由此令移民不敢前来欧洲。在接受审判时，其中一名凶手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平民伤亡是“用民族主义政权取代各国政府这一必要手段导致的不可避免的附带损失”。

　　尽管“卡罗利亚”情报与安全机构早就在关注“为自由而战”，但如此周密的2月袭击还是令该国情报界猝不及防。正如“卡罗利亚”情报与安全机构于当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所言，自从2016年成立以来，该恐怖组织便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个组织化程度极高的网络，在欧盟各个成员国都有分支。这份报告还披露了该组织与美国的“阻止美国被伊斯兰化”组织的暴力分支以及以色列的极端正统派团体之间的联系。此外，自2018年以来，“为自由而战”的某些高层人士会定期从注册在俄罗斯的私人银行账户处获得资金。

　　后果

　　2020年2月的袭击标志着全欧盟境内恐怖主义暴力行为开始升级。例如，与此前五年相比，2020至2025年间“卡罗利亚”的恐怖袭击事件增加了近五倍。多数恐怖袭击的始作俑者都属于“为自由而战”分支，不过受该组织意识形态激发的小型网络及独狼行动者也发动了一些袭击。右翼暴力事件使得圣战恐怖分子加大了对“卡罗利亚”移民及穆斯林人口的极端化力度。不分青红皂白的右翼袭击以及不当的执法措施逐渐使得穆斯林群体对于圣战分子的那套说辞越来越感到认同。

　　截至2025年，“卡罗利亚”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分裂境地。出人意料的是，“为自由而战”赢得了公众的广泛支持：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2%的“卡罗利亚”民众同情该组织的意识形态，34%的民众愿意为其暴力行为辩护。右翼群体性恐怖主义行径发生得越来越频繁，这也佐证了民调的结果——主要由并无犯罪记录的普通公民自发组成的群体向穆斯林和移民群体发动袭击，随后又迅速作鸟兽散。警方感到越来越难以阻止和惩罚此类行动。

　　政府官员并不清楚该如何将十年前针对圣战分子制定的反极端化措施应用在右翼极端分子身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三十年间，“卡罗利亚”的中右派和极右派渐渐融合成了一体，导致极端观点已被主流所接受。如此一来，曾作为政府预防性反恐措施核心的“极端化”这一概念压根儿就不再适用了。

　　问题何在

　　仔细审视“为自由而战”的宣言就会发现“问题何在”。该组织于2025年3月发布在网上的这份长达69页的文件阐明了其意识形态、行动理由以及政治目标。贯穿始终的主题是对于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阶层的愤怒之情：“‘卡罗利亚’人民遭到了政治精英的遗弃，他们允许伊斯兰以‘多元文化社会’之名慢慢毁灭西方社会，对于将工作岗位和工厂带回‘卡罗利亚’却毫不在意……唯一一个代表人民发声的政党‘卡罗利亚反圣战运动’从一开始便被政治建制通过多党联盟执政的手段排除在外。结果就是，为了捍卫‘卡罗利亚’的价值观，我们这个组织不得不诉诸暴力。”

　　“卡罗利亚”糟糕的经济形势为这种被排斥感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2017年时，卡罗利亚的失业率便已达到10.2%，2018年的金融危机更是使得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7%(青年失业率更是高达42%)。2019年的劳动法改革令就业状况略有改善，但因为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搬迁至廉价地区而丢掉工作的那些人往往没有再就业的机会。

　　政府对于涌入的大批难民和移民(许多人希望能够在“卡罗利亚”与自己的亲友重逢)处置不当，这使得“卡罗利亚”本地人更感沮丧。针对新来者的昂贵(但短视)的融入项目令本已高企的公共债务雪上加霜，而且成效有限。例如，由中央政府主导的、针对难民的住房制度导致新来的移民聚居在贫穷、就业机会有限的地带，这反过来又加重了他们对福利体系的依赖，并且令他们更可能误入犯罪歧途。

　　“卡罗利亚”议会情报监管委员会于2025年11月发布的报告也披露了导致危机的部分原因。该报告显示，“卡罗利亚”情报与安全机构的诸多错误导致右翼恐怖主义蔓延开来。至少从2015年起，该机构便忽视了右翼恐怖组织数量的增多，而是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圣战分子的威胁上。其他欧盟成员国也犯下了类似的错误。欧洲刑警组织在《恐怖主义形势及趋势》报告中曾屡次就右翼极端分子的威胁提出警告，并指出各国执法机构对此应对不力(逮捕率和定罪率都很低)。

　　前述委员会的报告还披露，“卡罗利亚”情报与安全机构未能密切地监视从国外返乡的右翼战斗人员——这些人或者参与了乌克兰冲突，或者参与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内战，与基督徒和库尔德民兵一道打击“伊斯兰国”——返乡者对于“为自由而战”的创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报告显示，尽管“卡罗利亚”情报与安全机构十分关注圣战网络，但他们的工作仍有不少漏洞，例如，反极端化项目忽视了将难民营作为目标的圣战分子。就如同2015年时“伊斯兰国”招募叙利亚圣战分子的方式一样，与博科圣地有关联的恐怖团体也将来自尼日利亚的寻求避难者当作了招募对象(随着尼日利亚国内局势在2018年再度升级，大批民众纷纷出逃)。

　　“卡罗利亚”情报与安全机构还忽视了俄罗斯对本国极右翼运动的支持。俄罗斯对待圣战恐怖主义的强硬态度、将国家独立置于多边合作之上的立场，以及对世俗主义的反对，都激励了欧洲的极右翼运动。早在2015年，莫斯科便为“卡罗利亚”的极右翼运动提供了财政(为“卡罗利亚反圣战运动”的竞选活动提供资金)和军事(在俄罗斯建立训练营，并在欧洲各地资助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有关联的俄罗斯武术俱乐部)支持。此外，俄罗斯以及其他外部势力还夸大了“卡罗利亚”的社会分歧，煽动反政府言论，并资助诸多非主流媒体。这些不受约束的渠道不断传播与政府的作为(及不作为)以及该国移民有关的假消息，为极端团体的宣传提供了便利。

　　如果朝鲜对韩国发动了网络攻击，会怎样?

　　Patryk Pawlak(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分析师)

　　韩国总统选举将于中秋节三日假期过后不久的2019年9月17日举行，在中秋节假期期间，韩国人通常都会返回自己的老家。五天之前，一群国际黑客针对韩国电网和交通基础设施发动了一系列DDoS攻击，导致上百万人滞留火车站和机场。另外一起动用更高级僵尸网络发动的攻击令数个政府网站陷于瘫痪，导致人们无法得知关于此次危机的最新动态。只是在朝鲜经历了彻底的互联网断电之后——类似于2014年12月美国针对索尼公司遭到黑客攻击而采取的报复行为——韩国的网络服务才逐渐恢复。但与此同时，新闻网站瘫痪后，假消息开始通过一款名为“KakaoTalk”的聊天工具传播开来。流传最广的信息表示，政府未经正当程序采购的硬件和软件发生故障，是导致此次事故的原因。

　　对于腐败行为的怒火随即导致居于领先地位的候选人韩贤洙——她是科技、信息及未来规划部前部长，以及韩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的首位女性CEO——支持率迅速下跌。人们对于朴槿惠遭到弹劾记忆犹新，韩国公众对腐败传闻深感愤怒，韩贤洙的支持率在一天之内便跌至18.3%。

　　当大选结果于9月17日晚揭晓后，韩贤洙竟然获得了高达82.2%的票数。关于竞选舞弊的指控随即席卷社交网络，许多人谴责韩贤洙篡改了投票结果。暴力的大规模示威随即在全国各地爆发，这场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令韩国陷入了瘫痪的境地。

　　后果

　　由于民众对大选结果的有效性表示怀疑，国家选举委员会便对可能发生的违反选举法的行为展开了调查。为期数周的调查过后，新近被赋予了权力的该委员会得出了结论，认为选举结果的确遭到了篡改。该委员会发现，在地方选举委员会通过网络传输结果的过程中，所有投给韩贤洙对手的选票都被归到了韩贤洙名下。在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相关团队的帮助下，该委员会还发现，这一干预行为来自外部，与韩贤洙无关。专家们随后发现，发动攻击的原来是金日成军事学院的朝鲜黑客。恶意代码留下的痕迹显示，入侵发生于2019年9月12日。代码中频繁提及中秋期间最常上演的体育项目韩式摔跤，意在指代朝韩之间的斗争。调查人员随后还发现，9月的DDoS攻击只是为了转移安保人员注意力的诱饵，社交媒体上的活动目的则在于制造政治动荡。然而，韩国提出的制裁朝鲜的决议却遭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后者认为韩国提交的关于网络攻击真凶的证据“不令人满意、不确凿”。

　　因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即将举行，对于此次网络攻击的调查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联合国网络稳定高级代表(这是于2020年新设立的职位)的调查认为，由于朝鲜的网络传输几乎都要经过中国，因此中国有能力阻止此次攻击，或者至少是将其后果降到最低。吸取了韩国的教训，再加上全球网络规范的制定尚且遥遥无期，欧盟便于2022年在法国主持下通过了全新的“网络工具箱”。截至2025年，欧盟已与巴西、白俄罗斯、中国、俄罗斯、南非、英国和美国等第三方签署了双边网络稳定协定。

　　有证据表明，与朝鲜有关的网络雇佣军曾从印度、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地发动攻击，这进一步突显了在网络领域明确国家责任的必要性。然而自从2018年以来，随着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对现存国际法在网络领域如何应用展开讨论，转移为就国际条约进行谈判这一繁杂的过程，上述进展就裹足不前了。主要分歧在于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以及网络攻击的性质应如何认定。关于网络领域的争议还在继续。

　　问题何在

　　讽刺的是，正是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期间的多起网络攻击为2019年的攻击打下了基础。当时，朝鲜黑客发动的“坎”行动——“坎”是韩国国旗上右上角的一卦，代表了月、冬、智、北——劫持了韩国内政部、外交部和多个旅游机构的网站及社交媒体账号，用来发布错误的旅游警报，导致大量订单被取消。重要的基础设施也受到了影响。与旧金山市交通局在2016年11月遭受的勒索病毒攻击类似，首尔地铁系统也遭到了攻击。官方的“你好平昌”APP也遭到了朝鲜黑客的攻击，全世界共有超过3700万台设备受到影响。

　　如此大规模的恶意网络攻击之所以能发生，部分原因在于2014年投入使用的“政府3.0”程序将大量数据公布在了网上。为了推动“创意经济”和公共管理的透明性，各级政府和公营公司通过政府运营的“公共数据门户”，提供了涉及公共财政、国民医疗、执法等11个领域的大量数据。“平昌灾难”给韩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共达GDP总量的2%。

　　在“平昌灾难”之后，韩贤洙被任命为部长，她随即实行了一系列改革，要将“数字韩国”之梦变为现实，并加强该国网络的韧性。到了2019年，韩国成为世界上首个为全体公民提供网络服务的国家。为展示韩国在电子政务方面的领先地位与自信心，总统大选将彻底通过网络进行，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然而，相应的打造网络韧性的战略并未能齐头并进。

　　诸多内外因素共同导致了韩贤洙的失败。在展示网络互联项目的同时，政府并未提醒民众注意随之产生的风险。此外，事后人们还发现，在竞标中获胜、为大选提供电子解决方案的韩国公司的供应链严重依赖于中国制造的系统。最后，对数字设备优越性十分自信的韩国政府无视历史教训和这一事实：在网络领域，资源有限的对手也能够造成巨大伤害。

　　“平昌事件”之后，国际社会未能果断地作出回应，这更加令人觉得网络空间的恶意行为不会受到惩罚。例如，联合国政府专家组在2017年报告中就如何加强各国间合作提出的建议就并未被执行，从而削弱了国际社会作出回应的能力。美国于2019年加强了对朝鲜的制裁，此后关于针对网络攻击应作出何种外交回应的争论愈演愈烈，并且使得以中国、俄罗斯为首的和以美国为首的两大阵营愈发疏远。

 　(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77期(2017年8月)。本文原文为英文，系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报告(EUISS Report)第34期，由Florence Gaub主编，于2017年6月首刊于该所网站(https://www.iss.europa.eu/content/what-if-conceivable-crises-unpredictable-2017-unmanageable-2020/)。)

　　前言

　　Antonio Missiroli(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所长)

　　在这个不期而至的事件和进展——从九一一袭击或阿拉伯之春等“战略意外”，到常常本意良好的决策引发的意料之外的后果——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世界上，想象一下对当下预设提出挑战的那些偶发事件，也许将是大有裨益的。但想象也不应该天马行空，如此一来结论也就失去了可信度。想象至少应该建立在可获得的证据基础上，探究较少为人讨论的情境，并挑战人们在思维和行动上的定式。因此，此类想象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提升决策者(既包括主动制定计划者，也包括紧急回应者)的警觉意识，令其做好准备，避免骄傲自满和陷入“团体迷思”。

　　当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的团队着手准备这一选题时，大家首先考虑的想象方式就是提出一系列以“如果……会怎样”开头的问题。跟在“如果”后面的内容常常是与各种历史过往及其可能后果相关的虚拟场景，这样的叙事方式始于菲利普•迪克的《高堡奇人》和罗伯特•哈里斯的《祖国》等想象二战不同结果的幻想作品，终于尼尔•弗格森和罗伯特•考利等人提出的“虚拟历史”和理查德•埃文斯提出的“更改了的过去”。类似的，《经济学人》杂志也推出了“假如的世界”这一专题，将商界、科学界和政界的虚拟未来、另类过去和各种假设情景结合了起来。

　　近来采用的另一类方法更适合进行预测和风险分析，即在于辨识出所谓“灰天鹅”——比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利卜于2007年提出的极其不可能发生的“黑天鹅”事件较可预测，但仍然是意料之外、不期而至、令人手足无措的。2014年在乌克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令这一方法更加受到重视。并体现为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的一系列出版物。

　　本报告中场景的选择——由Florence Gaub、Daniel Fiott及John-Joseph Wilkins合作来协调——试图将上述两种方法综合起来，在专注于重大进程的同时(即可能喷薄而出的巨大潜流)，将其想象为已经发生了，同时侧重于考察局势在近期还能演变得多糟糕，以及在不久之前的过去如何避免其实际发生。这些场景的“灰度”各不相同，加以探讨时虚拟与现实所占比重也不同，但都跨越了三个时间区域——就如同著名的《回到未来》系列电影一样，不过时间跨度要短于三十年(引言中将更加详细地对这一方法进行介绍)。这些场景地理分布广泛，涵盖了多种行动主题，但未对欧盟的具体政策与行动提出质疑——质疑的只是总体而言的原则和利益。本报告的总体意图并非在于预测将来的危机——恰恰相反，作者实际上乐于被证明是错误的——而是在于通过出色的文字，激发具有创造力的思维和睿智的规划。

　　引言：我们的方法

　　Florence Gaub(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高级分析师)

　　Daniel Fiott(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分析师)

　　毋庸置疑，我们生活在政治动荡和不安的年代。我们考虑未来趋势与震荡的能力常常要让步于迫切的当务之急。而在重大危机期间，我们尤其倾向于只考虑当下或是近期：这个夏天移民形势会如何?导弹发射这周就会发生吗?下个月的选举会沦为外部假新闻活动的牺牲品吗?今天石油市场会有何变动?制定政策应对当前危机的压力可能会削弱我们思考未来的能力。

　　然而，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无视长期政治动态会导致何种后果，考虑到各种危机往往并非孤立的现象，这一点就尤为关键了。正如历史和经验表明的，一场危机会发酵成另一场，单个危机往往是影响全世界的社会、技术、经济、环境和政治方面长期趋势所导致的症状。这些事件就如同一个个点，连起来就构成了趋势这条线，尽管有时候危机看上去会显得像是从天而降的。还需要牢记的是，在较长的时期内发生的危机并不一定会局限在某国境内。因此，为将来的危机做好规划，或者说至少对此有所思考，既需要跨越时间，也需要跨越空间。

　　《欧盟全球战略》正确地指出了“这个世界充满了可预知的不可预知性”。本报告的意图并不是预测未来，但无论如何，考虑一系列可能发生的事件都是必要的——不仅仅应该设想某种未来，更应该设想多种未来。的确，许多复杂的数据收集系统(例如“大数据”和“深层数据”)有助于分析人士探明趋势，以诺查丹玛斯也无法预见的方式探究某事件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本报告的目的不在于预测某种或多种未来，因此，我们也不会尝试给出确切的概率、运用复杂的算法，或是使用传统的分析预测手段(例如“长处、弱点、机会、威胁”法，或是“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法律、环境”法)。

　　灰天鹅、红队、反推法

　　之所以要考虑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和场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可能有助于我们调校当下的危机管控系统。风险是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大要素，因此，侦测意外并为之做好准备就是至关重要且理所当然的。有时候这一任务是困难的：九一一袭击和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两个例子。然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在1980年代之后避免臭氧层危机，自1940年代起在欧洲部分地区根除疟疾，避免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难道不是应归功于科学分析、睿智及战略远见吗?有人曾打过著名的比方，把未来发生某个政治、经济或战略事件的可能性比作发现黑天鹅、灰天鹅或白天鹅的概率。“白天鹅”指的是那些相对较容易预测的事件(例如在地震多发带爆发地震的可能性);“黑天鹅”指的是发生概率极低的事件(例如外星人进攻地球)。相较之下，“灰天鹅”指的是看上去发生概率不大但有可能在某一刻发生的事件，这也正是本报告探讨的内容。

     本报告提及的灰天鹅事件，旨在帮助决策者考虑应对和预防危机之策。关注的焦点不应在于这些景象本身，而在于其暴露出的当前决策及危机管控过程中的长处与弱点。这些长处与弱点既与我们把握危机场景的思维能力有关，也与作出回应的实践能力有关。因此，战略预见力和设想场景的能力就有助于挑战我们关于如何应对一系列灰天鹅事件的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沃伦•巴菲特的这番话或许有几分道理：“预测能让你了解作出预测者，无法让你了解未来。”本报告提及的灰天鹅事件意义在于，它们有助于对既存的思想上、制度上、物质上对危机的回应方式构成挑战，还有助于我们思考该如何防止危机。在阅读本报告时，心中应抱着这样的念头——“如果这样的情况当真发生，我们能够做好准备吗”，而不是“这真会发生吗”。

　　本报告中每一章的作者都将自己假想为敌人、盟友或搭档，在这一基础上提出构想。那些熟知战略预测的读者会发现，本报告提及的场景符合“反推法”的逻辑：决策者从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回溯至当下，由此来把握事态的走向。这一方法的目标不在于对决策者在过去的判断是好是坏作出评判——当然，通过阅读本报告提出的各个场景，潜在的失策之处会暴露出来——而在于为决策者和危机管理者提供一面镜子，使得他们对自己应对潜在灰天鹅事件的方式以及当下的危机管理措施作出反思。

　　任何熟悉“红队”和“蓝队”这两个概念的人都能够理解本报告使用的方法。“红队”指的是某个组织内对其脆弱性、准备程度和有效性进行检验的团队，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的就是找自己的碴儿。“蓝队”指的是同一组织内某个试图消解“红队”的行动与策略的团队。在本报告提出的各个场景中，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分析师扮演的都是“红队”的角色，我们则希望决策者能够扮演“蓝队”的角色。

　　事实、虚构与偏差

　　本报告勾勒出的场景具有某些共同的标准。首先，必须存在针对这些场景的预防措施或是危机管理方式，因此，核战争等“归零性”事件便被排除在外。其次，这些场景必须对欧洲的安全构成威胁。这些场景多种多样，但都需要具备一定的重要性，使得欧洲的决策者需要或者说是愿意作出回应。第三，对这些场景的导火索务必可以进行定性或是定量的分析。倘若数据或信息过于稀少，以至于无法有说服力地证明某个灰天鹅事件的确有可能发生，那么此类事件就不会被包含在本报告之内。第四，每个场景都须经过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分析师和外部专家的同行评审。在本报告发表之前，我们通过多次内部会议、交流及专家研讨会对各个场景的可靠性进行了检验。最后，每个场景都应具有时限，以便将太过遥远的冲击排除在外。这些场景最早发生于2018年，最迟发生于2025年前。之所以将时间间隔确定为大约五年，原因在于这与选举周期和大多数高级官员的任期是一致的。

　　就本报告中每个章节的结构而言，各位分析师在探讨不同的灰天鹅事件时遵循了同样的文风和分析方法(见图1)。就方法而言，分析师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当下和未来“社会、技术、经济、环境和政治”等方面的趋势，及其先兆(例如各个孤立的事件或行为方)。因此，本报告考虑到了“伊斯兰国”的兴起、俄罗斯的复兴、技术及医疗手段的进步等趋势。一旦确立了这些趋势，分析师就将进一步思考这些趋势可能触发的场景。在探究这些场景时，分析师借鉴了过去的事件(例如发生过多少次武装袭击，在何地发生了干涉，等等)，并参考了大量数据，描绘出一幅尽量反映事实的画面。例如，我们使用的许多经济指标都来自那些最值得信赖的数据库，我们提及的那些地理名称也不总是虚构的。尽管每个灰天鹅事件导火索的提出都充分考虑了趋势与数据，但具体案例的负责人还是各位撰稿人。本报告并未详细阐述应对措施，这是阅读本报告的“蓝队”应该完成的任务。

　　每当像本报告这样进行战略预测时，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便是，各位撰稿人是如何平衡事实与虚构的，是如何处理由此产生的偏差的。如前所述，各位作者使用的数据均来自值得信赖的数据库、媒体、智库以及开放的情报信息。不过，在思考未来时，事实往往会变得不是那么重要。设想未来场景的要旨就在于想象会压倒现实——事实上，过度依赖当下的数据甚至会阻碍想象未来趋势及意外的能力。就和广义的战略一样，战略预测也是半科学、半艺术的行为。通过在事实和虚构之间达成平衡，本报告最终秉持的是实用主义的策略。因此，本报告掺杂了事实与虚构。

　　当进行战略预测时，另一个会引起争议的问题是偏差。“偏差”指的是作者在谈论某个场景时的设想与假定，而不是有意地操纵或是遗漏数据。当然，每个场景都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本人世界观的印记，“偏差”也是战略预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读者在某些场景中发现了偏差存在的迹象，那么这些偏差就应当能够发挥辅助危机预防和决策制定的作用。“红队”的偏差不应被彻底否定。偏差或许正是更为广泛的危机预防及决策体系中认知偏差的反映——即相当于战略盲点。在战略预测阶段纠正偏差，总好过在实际遭遇危机时才发现这些问题。

　　不应因发现了偏差就对作者进行声讨。探讨这些偏差，或许也能起到自我批评的作用。因此，当发现偏差时，读者的第一反应或许应该是“这种偏差如何增进了我们对危机预防和应对体系的了解”，而不是“这一场景是有偏差的，让我们不要考虑它”。读者可能会因为事实或偏差等问题而对我们提出的某个场景不屑一顾，如果这样的话，可能显示出关于读者的更多信息，而非作者的。对某个场景不屑一顾，或许会使得这一场景变成一只“肮脏的白天鹅”，也就是说故意无视某个在日后会令人大吃一惊的事件。

　　就本报告的结构而言，每个场景先勾勒出了导火索当即产生的效果，然后讨论导火索更为广泛的政治与战略后果，最后对这一导火索本身加以描述（见图二）。这一方法的术语叫作“反推法”，不过借助电影这一媒介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对此加以了解。任何熟悉《回到未来》系列电影的人都能意识到我们采用的结构和方法与之具有类似之处。每个场景都始于2020年，导火索也是在该年发挥主要影响;随后，场景转移到2020年后的第二阶段，导火索的连锁反应出现;最后再回到2018年，也就是导火索实际发生的年份。因此，本报告中的每个场景覆盖的时间范围都是类似的：从导火索的发生，到两年之后该事件当即产生的效果，再到数年之后全部效果的显现。

　　了解你的客户……

　　这并非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首度进行战略预测。2015年2月时，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发布了名为《阿拉伯的未来：2025年的三种场景》的报告;2016年3月时，本研究所又在此基础上推出了名为《俄罗斯的未来：2025年地平线》的报告，以及一篇预测欧洲防务未来的夏乐论文。这些报告和论文关注的都并非预测，而是“可能、可信、或许会发生的、更可取的未来”。这些出版物试图根据大趋势，勾勒出一系列当下正在酝酿、未来可能发生的场景，但专注的是特定地区或特定政策领域大规模的政治与战略机制。本报告专注的则是单一、特定的冲击，而不是大趋势。我们特意没有提出多种潜在场景，以便“蓝队”能够专注地应对一种危机，而不是就什么场景更可能发生展开辩论。对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的分析师来说，找到那些可能扰乱欧洲安全的灰天鹅事件还是一项全新的任务，不过本研究所也通过这一任务锤炼了自己的战略预见力。本报告提出的各种场景可以成为更加广泛的危机管理与模拟行动的最初阶段。

　　战略预测想要取得成功，就需要获得利益相关方的认可。如前所述，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在本报告中扮演的是“红队”这一角色，并积极地希望得到“蓝队”的回馈和参与。如果无法在初始阶段便激发辩论和反思，那么战略预测也就失去了价值。在磨练战略预测能力的过程中，本团队要感谢来自欧盟理事会总秘书处、欧盟委员会以及欧盟对外行动署的代表，他们的投入和支持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本研究所于2017年5月11日和6月1日组织了两次研讨会，与利益相关方进行交流。有趣的是，当本研究所的团队在研讨会上将这些场景和盘托出之后，“蓝队”立刻产生了兴趣，就现存的政策机制、责任划分、预算资源、指挥体系等提出了各种问题。这正是本研究所开始这一项目时希望达到的效果。

　　在此还需要阐明本报告的终极目的。显然，本报告主要针对的是欧盟体系内负责危机管理的决策者，当然智库分析师、学者和大学生也能扮演“蓝队”的成员并从中获益。例如，我们提出的场景也可以被用在课堂上，当作模拟、争论和演练的材料。当然，由于政治敏感性等问题，本报告提出的许多场景可能会令人感到不安。我们提及的一些国家及行为方是今天欧盟政策和外交方面的直接忧虑所在。

　　因此，一些场景及相关结论读来可能会令人感到一定程度的不适。作为“红队”成员，各位撰稿人相信这种情绪反应是有益的。本报告的终极目标不在于提升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的想象力，而在于尽可能地令决策者摆脱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式。正如《欧盟全球战略》所明确表示的，欧盟需要有所准备，以“更加迅速、灵活地应对将来的未知情形”。

　　如果俄罗斯再度干涉乌克兰，会怎样?

　　Daniel Fiott

　　2020年夏天，俄罗斯军队进入了乌克兰第四大城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国际机场，封锁了连接该城市与基辅的M34高速公路，并控制了该地区的铁路。与此同时，俄罗斯向亚速海派出了“格里戈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拉德尼”号、“斯梅特利维”号护卫舰以及“亚速”号、“凯撒•库尼科夫”号登陆舰，还派出了空中分队，并通过马里乌波尔和别尔江斯克等海滨城市运送物资，随后又通过俄罗斯南部军区的基地向赫尔松、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运去了伞兵、坦克营以及机械化武器。在于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之后，俄罗斯军队便通过定期训练，完成了空中和地面打击能力的现代化，着眼于有朝一日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部署兵力。然而，这种“战争”行为却是以“人道主义援助”的面目出现的。

　　的确，遭遇严重洪灾的乌克兰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但俄罗斯的行动却不止于此。占领机场之后，俄罗斯便扣留了欧盟向该地区送出的全部救援物资，并开始通过克里米亚和亚速海运输自己的救援物资。尽管国际社会立刻呼吁俄罗斯放行其他救援物资，但显而易见的是，莫斯科在政治和军事上已经彻底掌控了赫尔松、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超过5000人和900件装备被运往这三个城市，其中包括俄罗斯特种部队的数个旅，以及空军第四部队的米8运输机和喀52攻击直升机。但光凭这些举动，北约还无法进行干涉，毕竟这还不是《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所规定的情景。当被指责称救援物资主要提供给了对俄友好的人群以及反乌克兰政府叛军后，俄罗斯便驱逐了该地区剩下的那些国际观察员和救援者。“我们在乌克兰南部见证的是俄罗斯有选择性地向部分人提供救援物资，并实施戒严。”一名西方外交官如是说。但驻联合国安理会的各位大使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乌克兰的人道主义灾难，尤其是考虑到俄罗斯在当地派有驻军。

　　后果

　　俄罗斯决定通过克里米亚向遭遇洪灾的地区提供救援物资，这意味着俄罗斯在第聂伯河河盆区域掌控了一条陆上走廊，这实际上相当于在乌克兰南部打入了一根具有战略意义的楔子。俄罗斯立刻在这些地区部署了布克-M3和铠甲-2防空导弹系统，使得联合国、欧盟和国际组织无法空投救援物资。商业航班和军事运输机不敢冒险飞入乌克兰领空。由于乌克兰并非北约成员，北约也就无法作出军事回应。不过，俄罗斯之所以占领了赫尔松、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目的并不在于加强对北约成员国的导弹打击力，因为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已经部署了S300和S400导弹发射器，令北约无法进入黑海地区。莫斯科的目标实际上在于占领领土，从而迫使基辅作出政治让步。俄罗斯占领的这些地区对于乌克兰经济而言至关重要，例如，赫尔松是乌克兰的造船业重镇，扎波罗热有着诸多港口以及乌克兰最大的钢铁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则占据乌克兰工业总产出的超过四分之一，还拥有生产太空火箭和卫星的工厂。夺取这些工业资产会使得乌克兰政府更加难以偿还国际债务。

　　俄罗斯对这些地区的占领很快便对乌克兰经济构成了伤害。历史上曾被称为“欧洲粮仓”的乌克兰有着欧洲大陆上最为肥沃的土地，农业占到了乌克兰GDP的近8%。俄罗斯的主要目标在于占领领土，因此修筑堤坝和修复排水系统等常规抗洪措施便遭到了忽视。欧盟和联合国首先担心的是，俄罗斯拒绝在该地区实行疾病控制措施。如果国际社会不作出回应，那么霍乱和螺旋体病等疫情可能会蔓延开来——事实上，当地媒体称扎波罗热的废水处理厂已经受到了污染，该地区的牲畜似乎也染上了疾病。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俄罗斯还以受到洪灾影响为由，决定无限期地关闭扎波罗热核电站。如此一来，上百万人就丧失了这座核电站提供的6000兆瓦电力。通过掌控电力和资源，俄罗斯在政治和军事上彻底掌控了该地区。

　　问题何在

　　2020年这一系列事件的准备工作早在2018年便已完成，当年，乌克兰及其邻国度过了一个极其炎热的夏天。只有25%水源来自国内(其他均来自白俄罗斯、罗马尼亚和俄罗斯)的乌克兰遭受的打击尤为严重。传统上，乌克兰最容易遭受水资源短缺之苦的是西南部地区，但这一次，乌克兰东部同样未能幸免。更加雪上加霜的是，自从2014年的冲突以来，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东部城市有超过100万居民流离失所。局势还在继续恶化：炎热的天气加之土壤状况不佳，导致第聂伯罗水电站大坝出现了裂痕，对整座大坝的完好构成了威胁。尽管乌克兰政府在当年夏天和秋天采取了初步措施加固大坝，但力度不够大、速度不够快。炎热的夏天过后，温度骤降、暴雨频频。降雨量增加、水位上升，导致第聂伯大坝决堤了，多达33立方千米的水涌入了第聂伯河，该水电站高达1569兆瓦的发电量也荡然无存，导致100万个家庭失去了电力供应。

　　洪水主要影响的是埃涅尔戈达尔、尼科波尔和扎波罗热(人口分别为54500、120700、767000)。除了政府的抗洪措施之外，诸多非政府组织也纷纷提供支持，乌克兰红十字会则协助后勤和公关工作，乌克兰军队也投入了救灾工作。然而，天气转凉后这些地区的地下出现了冰冻的现象，令救灾工作陷入了不利的境地。考虑到当地地形，交通和后勤工作也是困难重重。乌克兰紧急行动部门开始向当地空投救援物资，但搜救受困者——包括欧盟国家公民——的行动极为艰难。国际援助者几乎没有受到军方或安全部门的任何保护。在2014年的冲突爆发后，便有数个国际组织开始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卢甘斯克和扎波罗热等地提供救援物资;此时，基辅当局更是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救援力度。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登场了，向乌克兰政府提供了援助。尽管克里米亚事件本应让乌克兰政府心存戒备，但从2019年2月开始，俄罗斯的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和武装人员已开始进入上述地区。受灾地区距离克里米亚不远，当地说俄语居民所占比例也要高于其他地区。尽管乌克兰军方试图阻止俄罗斯的进逼，但忠于莫斯科的当地民兵动用了多种策略，帮助俄罗斯深入乌克兰南部。俄罗斯军队并未佩戴任何正式徽章。乌克兰军队也不愿攻击该地区的民兵——即使这些民兵支持的是俄罗斯。俄罗斯关于第聂伯大坝散布的假消息(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故意炸毁了大坝，以挑起与说俄语的少数群体的冲突)，加之在克里米亚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有效地阻止了乌克兰进行回击。尽管乌克兰的盟国加大了在该地区领空的巡逻力度，但鉴于俄罗斯的上述举动，北约也无法进行干涉，无法驱逐俄罗斯在赫尔松、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驻军。

　　如果欧洲遭遇了右翼恐怖主义袭击，会怎样?

　　Annelies Pauwels(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初级分析师)

　　2020年2月，西欧国家“卡罗利亚”遭受的恐怖袭击造成了格外严重的人员伤亡：324人遇难，伤者人数则是这一数字的两倍。短短五分钟之内，五枚汽车炸弹在三个城市爆炸，议会、执政党保守党位于首都“桑特亚纳”的总部、该国南部的两座警察局都成为袭击的目标。与此同时，其他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对这起向无辜平民发动的恐怖袭击表示了严厉谴责，并表达了与“卡罗利亚”人民团结一致之情。然而，人们很快发现，与最初设想的不同，此次袭击的幕后黑手并不是“伊斯兰国”，而是“欧洲反圣战运动”的暴力分支“为自由而战”。策划此次袭击的三名“卡罗利亚”军队前士兵、曾志愿前往乌克兰作战的男子，很快就遭到了当局的逮捕。

　　“为自由而战”受到“卡罗利亚”和欧洲情报机构的关注已有一段时间了，许多在欧洲各地对难民营和清真寺发动袭击的个人都被招至该组织帐下。该组织主张实行十分严格的融入标准，“要求移民证明自己遵守‘欧洲自由主义价值观’”，还通过暴力手段在移民中制造恐惧情绪，由此令移民不敢前来欧洲。在接受审判时，其中一名凶手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平民伤亡是“用民族主义政权取代各国政府这一必要手段导致的不可避免的附带损失”。

　　尽管“卡罗利亚”情报与安全机构早就在关注“为自由而战”，但如此周密的2月袭击还是令该国情报界猝不及防。正如“卡罗利亚”情报与安全机构于当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所言，自从2016年成立以来，该恐怖组织便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个组织化程度极高的网络，在欧盟各个成员国都有分支。这份报告还披露了该组织与美国的“阻止美国被伊斯兰化”组织的暴力分支以及以色列的极端正统派团体之间的联系。此外，自2018年以来，“为自由而战”的某些高层人士会定期从注册在俄罗斯的私人银行账户处获得资金。

　　后果

　　2020年2月的袭击标志着全欧盟境内恐怖主义暴力行为开始升级。例如，与此前五年相比，2020至2025年间“卡罗利亚”的恐怖袭击事件增加了近五倍。多数恐怖袭击的始作俑者都属于“为自由而战”分支，不过受该组织意识形态激发的小型网络及独狼行动者也发动了一些袭击。右翼暴力事件使得圣战恐怖分子加大了对“卡罗利亚”移民及穆斯林人口的极端化力度。不分青红皂白的右翼袭击以及不当的执法措施逐渐使得穆斯林群体对于圣战分子的那套说辞越来越感到认同。

　　截至2025年，“卡罗利亚”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分裂境地。出人意料的是，“为自由而战”赢得了公众的广泛支持：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2%的“卡罗利亚”民众同情该组织的意识形态，34%的民众愿意为其暴力行为辩护。右翼群体性恐怖主义行径发生得越来越频繁，这也佐证了民调的结果——主要由并无犯罪记录的普通公民自发组成的群体向穆斯林和移民群体发动袭击，随后又迅速作鸟兽散。警方感到越来越难以阻止和惩罚此类行动。

　　政府官员并不清楚该如何将十年前针对圣战分子制定的反极端化措施应用在右翼极端分子身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三十年间，“卡罗利亚”的中右派和极右派渐渐融合成了一体，导致极端观点已被主流所接受。如此一来，曾作为政府预防性反恐措施核心的“极端化”这一概念压根儿就不再适用了。

　　问题何在

　　仔细审视“为自由而战”的宣言就会发现“问题何在”。该组织于2025年3月发布在网上的这份长达69页的文件阐明了其意识形态、行动理由以及政治目标。贯穿始终的主题是对于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阶层的愤怒之情：“‘卡罗利亚’人民遭到了政治精英的遗弃，他们允许伊斯兰以‘多元文化社会’之名慢慢毁灭西方社会，对于将工作岗位和工厂带回‘卡罗利亚’却毫不在意……唯一一个代表人民发声的政党‘卡罗利亚反圣战运动’从一开始便被政治建制通过多党联盟执政的手段排除在外。结果就是，为了捍卫‘卡罗利亚’的价值观，我们这个组织不得不诉诸暴力。”

　　“卡罗利亚”糟糕的经济形势为这种被排斥感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2017年时，卡罗利亚的失业率便已达到10.2%，2018年的金融危机更是使得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7%(青年失业率更是高达42%)。2019年的劳动法改革令就业状况略有改善，但因为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搬迁至廉价地区而丢掉工作的那些人往往没有再就业的机会。

　　政府对于涌入的大批难民和移民(许多人希望能够在“卡罗利亚”与自己的亲友重逢)处置不当，这使得“卡罗利亚”本地人更感沮丧。针对新来者的昂贵(但短视)的融入项目令本已高企的公共债务雪上加霜，而且成效有限。例如，由中央政府主导的、针对难民的住房制度导致新来的移民聚居在贫穷、就业机会有限的地带，这反过来又加重了他们对福利体系的依赖，并且令他们更可能误入犯罪歧途。

　　“卡罗利亚”议会情报监管委员会于2025年11月发布的报告也披露了导致危机的部分原因。该报告显示，“卡罗利亚”情报与安全机构的诸多错误导致右翼恐怖主义蔓延开来。至少从2015年起，该机构便忽视了右翼恐怖组织数量的增多，而是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圣战分子的威胁上。其他欧盟成员国也犯下了类似的错误。欧洲刑警组织在《恐怖主义形势及趋势》报告中曾屡次就右翼极端分子的威胁提出警告，并指出各国执法机构对此应对不力(逮捕率和定罪率都很低)。

　　前述委员会的报告还披露，“卡罗利亚”情报与安全机构未能密切地监视从国外返乡的右翼战斗人员——这些人或者参与了乌克兰冲突，或者参与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内战，与基督徒和库尔德民兵一道打击“伊斯兰国”——返乡者对于“为自由而战”的创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报告显示，尽管“卡罗利亚”情报与安全机构十分关注圣战网络，但他们的工作仍有不少漏洞，例如，反极端化项目忽视了将难民营作为目标的圣战分子。就如同2015年时“伊斯兰国”招募叙利亚圣战分子的方式一样，与博科圣地有关联的恐怖团体也将来自尼日利亚的寻求避难者当作了招募对象(随着尼日利亚国内局势在2018年再度升级，大批民众纷纷出逃)。

　　“卡罗利亚”情报与安全机构还忽视了俄罗斯对本国极右翼运动的支持。俄罗斯对待圣战恐怖主义的强硬态度、将国家独立置于多边合作之上的立场，以及对世俗主义的反对，都激励了欧洲的极右翼运动。早在2015年，莫斯科便为“卡罗利亚”的极右翼运动提供了财政(为“卡罗利亚反圣战运动”的竞选活动提供资金)和军事(在俄罗斯建立训练营，并在欧洲各地资助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有关联的俄罗斯武术俱乐部)支持。此外，俄罗斯以及其他外部势力还夸大了“卡罗利亚”的社会分歧，煽动反政府言论，并资助诸多非主流媒体。这些不受约束的渠道不断传播与政府的作为(及不作为)以及该国移民有关的假消息，为极端团体的宣传提供了便利。

　　如果朝鲜对韩国发动了网络攻击，会怎样?

　　Patryk Pawlak(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分析师)

　　韩国总统选举将于中秋节三日假期过后不久的2019年9月17日举行，在中秋节假期期间，韩国人通常都会返回自己的老家。五天之前，一群国际黑客针对韩国电网和交通基础设施发动了一系列DDoS攻击，导致上百万人滞留火车站和机场。另外一起动用更高级僵尸网络发动的攻击令数个政府网站陷于瘫痪，导致人们无法得知关于此次危机的最新动态。只是在朝鲜经历了彻底的互联网断电之后——类似于2014年12月美国针对索尼公司遭到黑客攻击而采取的报复行为——韩国的网络服务才逐渐恢复。但与此同时，新闻网站瘫痪后，假消息开始通过一款名为“KakaoTalk”的聊天工具传播开来。流传最广的信息表示，政府未经正当程序采购的硬件和软件发生故障，是导致此次事故的原因。

　　对于腐败行为的怒火随即导致居于领先地位的候选人韩贤洙——她是科技、信息及未来规划部前部长，以及韩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的首位女性CEO——支持率迅速下跌。人们对于朴槿惠遭到弹劾记忆犹新，韩国公众对腐败传闻深感愤怒，韩贤洙的支持率在一天之内便跌至18.3%。

　　当大选结果于9月17日晚揭晓后，韩贤洙竟然获得了高达82.2%的票数。关于竞选舞弊的指控随即席卷社交网络，许多人谴责韩贤洙篡改了投票结果。暴力的大规模示威随即在全国各地爆发，这场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令韩国陷入了瘫痪的境地。

　　后果

　　由于民众对大选结果的有效性表示怀疑，国家选举委员会便对可能发生的违反选举法的行为展开了调查。为期数周的调查过后，新近被赋予了权力的该委员会得出了结论，认为选举结果的确遭到了篡改。该委员会发现，在地方选举委员会通过网络传输结果的过程中，所有投给韩贤洙对手的选票都被归到了韩贤洙名下。在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相关团队的帮助下，该委员会还发现，这一干预行为来自外部，与韩贤洙无关。专家们随后发现，发动攻击的原来是金日成军事学院的朝鲜黑客。恶意代码留下的痕迹显示，入侵发生于2019年9月12日。代码中频繁提及中秋期间最常上演的体育项目韩式摔跤，意在指代朝韩之间的斗争。调查人员随后还发现，9月的DDoS攻击只是为了转移安保人员注意力的诱饵，社交媒体上的活动目的则在于制造政治动荡。然而，韩国提出的制裁朝鲜的决议却遭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后者认为韩国提交的关于网络攻击真凶的证据“不令人满意、不确凿”。

　　因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即将举行，对于此次网络攻击的调查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联合国网络稳定高级代表(这是于2020年新设立的职位)的调查认为，由于朝鲜的网络传输几乎都要经过中国，因此中国有能力阻止此次攻击，或者至少是将其后果降到最低。吸取了韩国的教训，再加上全球网络规范的制定尚且遥遥无期，欧盟便于2022年在法国主持下通过了全新的“网络工具箱”。截至2025年，欧盟已与巴西、白俄罗斯、中国、俄罗斯、南非、英国和美国等第三方签署了双边网络稳定协定。

　　有证据表明，与朝鲜有关的网络雇佣军曾从印度、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地发动攻击，这进一步突显了在网络领域明确国家责任的必要性。然而自从2018年以来，随着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对现存国际法在网络领域如何应用展开讨论，转移为就国际条约进行谈判这一繁杂的过程，上述进展就裹足不前了。主要分歧在于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以及网络攻击的性质应如何认定。关于网络领域的争议还在继续。

　　问题何在

　　讽刺的是，正是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期间的多起网络攻击为2019年的攻击打下了基础。当时，朝鲜黑客发动的“坎”行动——“坎”是韩国国旗上右上角的一卦，代表了月、冬、智、北——劫持了韩国内政部、外交部和多个旅游机构的网站及社交媒体账号，用来发布错误的旅游警报，导致大量订单被取消。重要的基础设施也受到了影响。与旧金山市交通局在2016年11月遭受的勒索病毒攻击类似，首尔地铁系统也遭到了攻击。官方的“你好平昌”APP也遭到了朝鲜黑客的攻击，全世界共有超过3700万台设备受到影响。

　　如此大规模的恶意网络攻击之所以能发生，部分原因在于2014年投入使用的“政府3.0”程序将大量数据公布在了网上。为了推动“创意经济”和公共管理的透明性，各级政府和公营公司通过政府运营的“公共数据门户”，提供了涉及公共财政、国民医疗、执法等11个领域的大量数据。“平昌灾难”给韩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共达GDP总量的2%。

　　在“平昌灾难”之后，韩贤洙被任命为部长，她随即实行了一系列改革，要将“数字韩国”之梦变为现实，并加强该国网络的韧性。到了2019年，韩国成为世界上首个为全体公民提供网络服务的国家。为展示韩国在电子政务方面的领先地位与自信心，总统大选将彻底通过网络进行，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然而，相应的打造网络韧性的战略并未能齐头并进。

　　诸多内外因素共同导致了韩贤洙的失败。在展示网络互联项目的同时，政府并未提醒民众注意随之产生的风险。此外，事后人们还发现，在竞标中获胜、为大选提供电子解决方案的韩国公司的供应链严重依赖于中国制造的系统。最后，对数字设备优越性十分自信的韩国政府无视历史教训和这一事实：在网络领域，资源有限的对手也能够造成巨大伤害。

　　“平昌事件”之后，国际社会未能果断地作出回应，这更加令人觉得网络空间的恶意行为不会受到惩罚。例如，联合国政府专家组在2017年报告中就如何加强各国间合作提出的建议就并未被执行，从而削弱了国际社会作出回应的能力。美国于2019年加强了对朝鲜的制裁，此后关于针对网络攻击应作出何种外交回应的争论愈演愈烈，并且使得以中国、俄罗斯为首的和以美国为首的两大阵营愈发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