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中，无论是南非的印度人(如甘地)还是南洋的华人，都遭受了一定的歧视。甚至在英国的殖民体系瓦解之后，那些新兴独立国家的少数民族，也持续经历过歧视或迫害。但从来没有一个族群像罗兴亚人那样，长期遭受缅甸的制度性异视和迫害。

　　缅甸的罗兴亚危机已经由殖民时期的利益冲突，发展到危险的种族灭绝。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Zeid Ra’ad al-Hussein)的话说，缅甸政府正在进行“教科书般的种族清洗。”专门研究和展示种族灭绝史的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Simon-Skjodt Center认为，罗兴亚人确实面临严峻的“大屠杀甚至种族灭绝”。从《经济学人》到《印度时报》的世界主要媒体，都用“世界上最受迫害的少数民族”来描述罗兴亚危机。

　　罗兴亚问题恶化的原因众多。除了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军人集团、大缅族主义以及选票效应等因素之外，从国际组织层面看，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在维护国家间冲突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弥补了一战后“国际联盟”缺乏强制性措施机制的不足，但新成立的安理会对于处理成员国内部冲突的制度性缺陷和先天性不足也显而易见。

　　首先，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基本上是按照战争资格(参与者和胜利者)而决定的。原先的殖民大国如英国和法国因为二战的胜利，摇身一变却成了世界和平的保卫者，二战后经济崛起的战败国如德国则无法分享安全特权。尤其对大多数没有获得解放、没有参与二战或被代表参与二战的亚非拉人民来说，这简直是一种嘲讽甚至侮辱，如印度和穆斯林世界。

　　其次，联合国和安理会基本上是在检视(欧洲)一战及“国联”的基础上、依据以国家为单元的二战经验所构建的，即主要目标是为了防止国家间冲突。但联合国安理会却无法预见到战后殖民主义的遗存，以及反殖民主义的不彻底性，危害地区和平的源头主要是国家内部的冲突和暴力(如执政民族实施的种族清洗)，如卢旺达的种族清洗。

　　这样，以国家为单位的联合国基本无法干预各国的“内部事务”，“单边行动”便成为地区组织保护人道主义的无奈之举，如北约对前南斯拉夫的武装干预。

　　第三，二战后的世界各国主要分化成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两大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联盟。事实上，二战后世界和平秩序的维护既有联合国的作用，也是两大对立军事集团相互震慑的结果。对峙的东西方意识形态和军事集团领袖，恰恰自然又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二战赢家。

　　穆斯林国家在缺席了二战之后，又缺席了东西方主导的冷战，所以冷战期间国家间的冲突，基本发生在不受两大阵营保护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之外，如中东地区。因此，由于没有加入两大敌对军事和意识系统阵营，穆斯林国家很容易遭受维护世界和平的安理会成员国凌辱，如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富汗全球圣战运动正是是穆斯林社会对东西方霸权阵营的对抗。正如协调阿富汗抗苏运动的前巴基斯坦哈迷德古力将军所言，这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次伊斯兰联合阵线。他说，共产主义者有他们的纵队(华约)，西方有北约，穆斯林为何不能联合组建统一战线?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东西方国家间意识形态关系逐步让位于更为实用的基于地缘、经济、政治等因素之上的国家关系。同时，很多国家内部的群体冲突(无论是民族、宗教还是其他类别)急剧上升。

　　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冷战结束之后，作为二战参与者和胜利者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基本演化为几大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或政治代表。这种安理会大老们(甚至非安理会大国)形成了各自的经济文化势力范围，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亨廷顿有关“文明冲突论”的国际组织基础。

　　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对其文化亲近国家的偏护(如美国对以色列的长期偏护，以及俄罗斯对前南地区塞族的保护)，瘫痪了安理会功能，使得安理会丧失了公正性、正当性，甚至解决此类国内冲突问题的可能性。

　　缺乏“核心国家”或安理会代表的穆斯林世界，同样也缺少一个强大到可以实施“单边政策”(如美国和北约对前南斯拉夫的“单边行动”)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来保护受迫害的穆斯林受害群体。尽管存在为数不少的穆斯林国家组织，但在维护和平和制止冲突这方面却难有作为。如声称以“促进世界和平与和谐，维护穆斯林世界的利益”为己任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就缺乏制止冲突的强制性干预机制。

　　再比如，“穆斯林世界联盟”基本沦为沙特等国教派斗争的工具。最近由沙特阿拉伯牵头成立的“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或简称“伊斯兰军事联盟”)，不但没有保护受害穆斯林群体，反而以教派代替国家主体，沦为侵略穆斯林世界内部的工具。罗兴亚难民危机揭示的不仅仅是冷战之后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功能的衰弱，也凸显穆斯林国家在当代国际关系框架中的尴尬角色。

　　与安理会的扯皮、袒护和不作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穆斯林国家民众掀起密集抗议缅甸政府、救助罗兴亚难民的活动。这反映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功能缺陷，已经产生了非国家形态的抗争模式。在不对称战争背景下，罗兴亚危机将引发个体或群体采取非国家行为的反抗方式。如“罗兴亚拯救军”武装组织的出现就表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阿富汗“圣战运动”是因为穆斯林世界无法以国家形态，来抗击超级大国苏联入侵而导致的首次全球统战尝试，罗兴亚问题的不断恶化和国家组织的持续不作为，将不可避免地引发非国家主体的反应。如是，连接南亚和东南亚的缅甸，成为非国家主体肆行的“第二阿富汗”并不遥远。

　　作者是美国马里兰霜堡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中，无论是南非的印度人(如甘地)还是南洋的华人，都遭受了一定的歧视。甚至在英国的殖民体系瓦解之后，那些新兴独立国家的少数民族，也持续经历过歧视或迫害。但从来没有一个族群像罗兴亚人那样，长期遭受缅甸的制度性异视和迫害。

　　缅甸的罗兴亚危机已经由殖民时期的利益冲突，发展到危险的种族灭绝。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Zeid Ra’ad al-Hussein)的话说，缅甸政府正在进行“教科书般的种族清洗。”专门研究和展示种族灭绝史的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Simon-Skjodt Center认为，罗兴亚人确实面临严峻的“大屠杀甚至种族灭绝”。从《经济学人》到《印度时报》的世界主要媒体，都用“世界上最受迫害的少数民族”来描述罗兴亚危机。

　　罗兴亚问题恶化的原因众多。除了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军人集团、大缅族主义以及选票效应等因素之外，从国际组织层面看，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在维护国家间冲突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弥补了一战后“国际联盟”缺乏强制性措施机制的不足，但新成立的安理会对于处理成员国内部冲突的制度性缺陷和先天性不足也显而易见。

　　首先，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基本上是按照战争资格(参与者和胜利者)而决定的。原先的殖民大国如英国和法国因为二战的胜利，摇身一变却成了世界和平的保卫者，二战后经济崛起的战败国如德国则无法分享安全特权。尤其对大多数没有获得解放、没有参与二战或被代表参与二战的亚非拉人民来说，这简直是一种嘲讽甚至侮辱，如印度和穆斯林世界。

　　其次，联合国和安理会基本上是在检视(欧洲)一战及“国联”的基础上、依据以国家为单元的二战经验所构建的，即主要目标是为了防止国家间冲突。但联合国安理会却无法预见到战后殖民主义的遗存，以及反殖民主义的不彻底性，危害地区和平的源头主要是国家内部的冲突和暴力(如执政民族实施的种族清洗)，如卢旺达的种族清洗。

　　这样，以国家为单位的联合国基本无法干预各国的“内部事务”，“单边行动”便成为地区组织保护人道主义的无奈之举，如北约对前南斯拉夫的武装干预。

　　第三，二战后的世界各国主要分化成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两大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联盟。事实上，二战后世界和平秩序的维护既有联合国的作用，也是两大对立军事集团相互震慑的结果。对峙的东西方意识形态和军事集团领袖，恰恰自然又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二战赢家。

　　穆斯林国家在缺席了二战之后，又缺席了东西方主导的冷战，所以冷战期间国家间的冲突，基本发生在不受两大阵营保护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之外，如中东地区。因此，由于没有加入两大敌对军事和意识系统阵营，穆斯林国家很容易遭受维护世界和平的安理会成员国凌辱，如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富汗全球圣战运动正是是穆斯林社会对东西方霸权阵营的对抗。正如协调阿富汗抗苏运动的前巴基斯坦哈迷德古力将军所言，这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次伊斯兰联合阵线。他说，共产主义者有他们的纵队(华约)，西方有北约，穆斯林为何不能联合组建统一战线?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东西方国家间意识形态关系逐步让位于更为实用的基于地缘、经济、政治等因素之上的国家关系。同时，很多国家内部的群体冲突(无论是民族、宗教还是其他类别)急剧上升。

　　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冷战结束之后，作为二战参与者和胜利者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基本演化为几大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或政治代表。这种安理会大老们(甚至非安理会大国)形成了各自的经济文化势力范围，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亨廷顿有关“文明冲突论”的国际组织基础。

　　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对其文化亲近国家的偏护(如美国对以色列的长期偏护，以及俄罗斯对前南地区塞族的保护)，瘫痪了安理会功能，使得安理会丧失了公正性、正当性，甚至解决此类国内冲突问题的可能性。

　　缺乏“核心国家”或安理会代表的穆斯林世界，同样也缺少一个强大到可以实施“单边政策”(如美国和北约对前南斯拉夫的“单边行动”)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来保护受迫害的穆斯林受害群体。尽管存在为数不少的穆斯林国家组织，但在维护和平和制止冲突这方面却难有作为。如声称以“促进世界和平与和谐，维护穆斯林世界的利益”为己任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就缺乏制止冲突的强制性干预机制。

　　再比如，“穆斯林世界联盟”基本沦为沙特等国教派斗争的工具。最近由沙特阿拉伯牵头成立的“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或简称“伊斯兰军事联盟”)，不但没有保护受害穆斯林群体，反而以教派代替国家主体，沦为侵略穆斯林世界内部的工具。罗兴亚难民危机揭示的不仅仅是冷战之后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功能的衰弱，也凸显穆斯林国家在当代国际关系框架中的尴尬角色。

　　与安理会的扯皮、袒护和不作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穆斯林国家民众掀起密集抗议缅甸政府、救助罗兴亚难民的活动。这反映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功能缺陷，已经产生了非国家形态的抗争模式。在不对称战争背景下，罗兴亚危机将引发个体或群体采取非国家行为的反抗方式。如“罗兴亚拯救军”武装组织的出现就表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阿富汗“圣战运动”是因为穆斯林世界无法以国家形态，来抗击超级大国苏联入侵而导致的首次全球统战尝试，罗兴亚问题的不断恶化和国家组织的持续不作为，将不可避免地引发非国家主体的反应。如是，连接南亚和东南亚的缅甸，成为非国家主体肆行的“第二阿富汗”并不遥远。

　　作者是美国马里兰霜堡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