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数次“被死亡”之后，7月11日，伊拉克苏马里亚电视台(SUMARIA TV)网站报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发布声明承认其最高头目巴格达迪已经死亡——与以往由西方媒体发布消息不同，这次是“伊斯兰国”自己宣称的，看样子可靠许多。

　　而就在一天之前，伊拉克政府军刚刚宣布从“伊斯兰国”手中收复伊拉克北部重镇摩苏尔，“伊斯兰国”似乎日薄西山。作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最高领袖和极端组织话语体系内部宗教意义上的“哈里发”，巴格达迪的死讯，又会对“伊斯兰国”的发展产生哪些决定性的影响呢?

　　致命打击

　　很多分析往往更倾向于将“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做对比，认为本·拉登的死并没有促使“基地组织”土崩瓦解，反而在世界范围内“开枝散叶”，因此同为伊斯兰极端组织甚至“恐怖组织”的“伊斯兰国”，在最高领导人巴格达迪的死亡也会如本·拉登一般，对于“伊斯兰国”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

　　这种分析一方面是基于过去数十年我们对于各类极端组织，尤其是伊斯兰极端组织发展演变的一个经验性的总结，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如“黎巴嫩真主党”“塔利班”“哈马斯”等，在过去数十年经历了一系列领导人变动，甚至是较为频繁的领导人变动(无论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但是这些领导人变动都并没有对这些组织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干扰，各个组织仍然井然有序的发展，内部架构和社会根基仍然帮助这些组织顽强生长。

　　另一方面从学理上讲，不少反恐专家已经通过总结各类极端组织的运作机理，认为从时间轴线上看，如果一个极端组织在草创初期，那么该极端组织很可能在遭到领导人的损失后，无法实现自我修复，最终归于沉寂，而如果一个组织的团队建设相当成功，那么即使经历了重大的领导层损失，该组织仍然会顽强“挺过难关”。

　　对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来说，如果我们将其历史追述到2003年之后扎卡维在伊拉克建立的“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那么从过去的十多年时间来看，“伊斯兰国”包括其前身各个组织确实经历了多次领导人的意外变更，但是却并没有造成该组织的“消亡”，反而经过演变成为了超越“基地组织”的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极端组织。

　　因此“伊斯兰国”的领导人、自封为“哈里发”巴格达迪死亡，也许并不会对于组织发展产生致命影响;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按照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视角来解读“哈里发”，解读“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逻辑，那么此次巴格达迪被击毙，很可能对“伊斯兰国”的“合法性”基础以及未来的发展都将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黄金时期”

　　哈里发是指穆罕默德去世以后，伊斯兰阿拉伯政权元首的称谓，是伊斯兰政治、宗教领袖。源于阿拉伯“继承”一词音译，原意为“代治者”“继承者”，后来演变为伊斯兰世界的最高宗教权威和权力中心。

　　在几乎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看来，伊斯兰教的“黄金时期”，类似儒家文化语境下的“尧舜禹”时期，就是伊斯兰教创立初期先知穆罕默德及其随后的伊斯兰世界领导人阿布·巴克尔、奥马尔、奥斯曼和阿里四大哈里发。后世穆斯林学者普遍将这些伊斯兰教早期“哈里发”视为能够代表整个伊斯兰世界所有穆斯林的最高领袖。应当指出的是，其实在当时的历史上，尤其是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之后，当时的伊斯兰世界内部一直存在分裂的声音，其内部的团结程度并不如后世很多伊斯兰学者所宣传的那样亲密无间。

　　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政治文化相对淳朴，哈里发的选举相对公允，从穆罕默德到阿里五位伊斯兰世界领导人都较为正直，因此被后世穆斯林学者视为“榜样”。除此之外，早期的五位领导人治理下的伊斯兰世界，也是整个伊斯兰历史上少有的“统一时代”，在随后数个世纪内，伊斯兰世界很快被民族、种族、教派和文化撕扯，到公元11世纪时候就已经陷入分裂，而当时定都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定都开罗的法蒂玛王朝和在今天西班牙的倭马亚王朝领导人，都纷纷自立为“哈里发”。

　　而穆斯林世界这样的彼此分裂，在随后的一千年时间内仍然持续，直到今天。尽管后来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君主也称为“哈里发”，其合法性得到了从北非到印度莫卧儿帝国的认同(至少是表面上的)，但是伊朗的什叶派王朝却并不承认奥斯曼君主“哈里发”的合法性。因此很多伊斯兰思想家，都将穆罕默德和以后的四任哈里发时期认为是伊斯兰教的“黄金时期”。

　　哈里发的梦想

　　由于伊斯兰教本身宣扬“宗教+政治”，并不认同“政教分离”，因此“哈里发”也就兼具了伊斯兰世界世俗和宗教的最高权威。这种权威有一个前提，即所有穆斯林能够超越自己的种族、文化和社群分歧，将自己视为一个统一“伊斯兰世界”(乌玛)的一份子。

　　不过这一前提，事实上在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无法实现，而且随着近代民族主义兴起，这种“天下穆斯林是一家”的政治理念也逐渐丧失现实合法性。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奥斯曼帝国被西方肢解，而战后以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为代表的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力量，则在1924年最终终结了哈里发制度。也就是说，从1924年之后，整个伊斯兰世界也就不再存在一个法理上的最高宗教和象征性的最高世俗权威。整个伊斯兰世界开始根据民族主义而构建起现代国家的版图。

　　但是哈里发制度并没有完全终结一些穆斯林心中的“伊斯兰大同世界”梦想。当凯末尔宣布终结哈里发制度之后，就有西方学者预言：“复兴哈里发的梦想将很可能深藏于穆斯林心底，在随后的数代人时间内仍然影响深远”，因为“每一个穆斯林都将他们视为‘伊斯兰大同世界’的一份子……这个世纪在伊斯兰学者——哈里发统治之下，串联穆斯林之间的深情厚谊。”

　　争当哈里发

　　1924年哈里发制度的终结，对于穆斯林来说，代表着伊斯兰世界“中心”不复存在，因此不少穆斯林精英都试图恢复“哈里发制度”。一方面，一些当时的阿拉伯世界领导人，希望能够将自己封为“哈里发”，因为在很多穆斯林学者尤其是阿拉伯学者看来，伊斯兰教就是由阿拉伯人创立，而伊斯兰教的“黄金时期”就是阿拉伯人担任哈里发时期，因此在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之后，一些阿拉伯政治精英们就跃跃欲试争取成为“哈里发”。

　　最先付诸行动的是自诩为阿拉伯世界领导人、“圣城”麦加大埃米尔和谢里夫的侯赛因·伊本·阿里(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汉志地区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领袖)，他在1924年土耳其废除哈里发制度后不久，即宣布自己为哈里发。但是侯赛因的“自封”并不为广大穆斯林所承认，尤其是当内志地区的沙特家族攻陷了麦加之后，侯赛因的宗教权威大大降低，这场闹剧也就草草收场。

　　当时埃及的法鲁克国王，以及兴起的沙特王室，都也有希望成为“哈里发”。但是法鲁克国王在埃及国内的合法性一直岌岌可危，很多埃及精英将其视为英国在埃及的代理人;而沙特开国君主伊本·沙特则小心翼翼周旋于周围的大国势力，对于宣布自己为哈里发并不感兴趣。因此“自上而下”的恢复“哈里发”的努力也就未能成功。

　　另一方面，很多民间的穆斯林精英开始发起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希望恢复“哈里发”制度。这其中最有影响的无疑是1928年在埃及建立的“穆斯林兄弟会”。“穆斯林兄弟会”创立人哈桑·班纳创立组织的初衷，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很多笃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的心理：哈里发制度没有了，伊斯兰世界缺少了一个核心。因此“自上而下”的政治努力无法恢复哈里发制度，那么穆斯林精英们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努力，来捍卫伊斯兰教，力图串联穆斯林世界，建立未来的“伊斯兰大同世界”。

　　这种愿望，在随后近百年的时间内吸引了无数的穆斯林学者和精英。而通过“自下而上”的努力，实现“伊斯兰大同世界”，除了包括“穆斯林兄弟会”所倡导的“渐进的”“教育的”方式，还包括一些极端分子所倡导的“激进的”“暴力的”方式，这其中就包括很多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家，如拉希德·里达、赛义德·库特卜，以及包括“伊斯兰解放党”、“基地组织”乃至如今的“伊斯兰国”等组织。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来说，“伊斯兰大同世界”来串联全世界所有穆斯林，以一个超越所有国籍、种族、民族和文化的“穆斯林”身份来统领世界，一直是一个非常具有诱惑力的议题。甚至中国“回族文学”的代表人、当代作家张承志也在前往麦加朝圣后，心潮澎湃的写出了“你降临吧，新的英特那雄纳尔——新的国际主义!”这样的语句。所以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恢复“哈里发”为代表的超越国家边界、统领所有穆斯林的政治实体，是及其具有诱惑力的政治设想。

　　日薄西山

　　进入21世纪以来，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组织和思想进一步发展完备，而国际经济发展不平等所带来的穆斯林世界危机感不断发酵，很多阿拉伯人都将认为伊斯兰世界正在遭受着来自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入侵。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高生育率所带来的年轻化，以及经济发展迟缓所造成的社会失业率高、腐败率高等问题，也滋生了伊斯兰极端主义。

　　当冷战中“泛阿拉伯主义”所代表的世俗主义事实上无法解决诸多政治社会议题而丧失合法性之后，伊斯兰极端主义不断抬头，并且利用网络时代的便利串联起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声浪。巴格达迪宣布自己是“哈里发”，宣布自己建立新的“伊斯兰国”，也就处处模拟在伊斯兰教“黄金历史”上的创教早期，希望以此作为自己“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所以作为伊斯兰世界重要文明中心的伊拉克被“异教徒”美国占领之后，思想上的“伊斯兰世界被欺凌”，加上现实中伊拉克尤其是西部逊尼派在政治和社会发展中被边缘化，促使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能够吸引大批年轻人。而且当那些移居欧洲的阿拉伯精英第二代和第三代后裔成长且感受到来自于所在国社会的种种文化和社会壁垒，也就易于通过伊斯兰极端主义来寻求自我身份的庇护。

　　当“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开始兴起，我们看到来自于几乎世界范围内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如潮水般通过各种途径涌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占领区。这种思想动力，不仅仅是出自于极端主义穆斯林年轻人“探险”和“赚取金钱”的动力，更是一种出自于伊斯兰教对于建立一个“伊斯兰大同世界”的心理冲动的体现，这不仅是伊斯兰极端教义的要求，也反映出这些极端分子希望通过“圣战”来实现自己作为穆斯林的价值，更体现出伊斯兰教“超越国界”“政教合一”的终结理念。

　　作为一个以伊斯兰教早期为榜样的极端组织，失去了伊斯兰文化的中心区域伊拉克和叙利亚，而前往其他“边缘”区域如巴基斯坦、阿富汗、利比亚等地小范围的存在，通过偶尔的恐怖袭击来显示肌肉，实际上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合法性”从“哈里发国家”降格为了等同于“基地组织”这样的“埃米尔国”。

　　巴格达迪被击毙后，尽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内部可以通过传统的“大议事会”等形式推选出新的“哈里发”，但是鉴于“伊斯兰国”分支机构几乎无法安排统一的代表会议，因此新的“哈里发”人选很可能会带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内部的分裂。因此，日薄西山且逐渐丧失魅力，似乎将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不可避免的命运。

　　在经历数次“被死亡”之后，7月11日，伊拉克苏马里亚电视台(SUMARIA TV)网站报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发布声明承认其最高头目巴格达迪已经死亡——与以往由西方媒体发布消息不同，这次是“伊斯兰国”自己宣称的，看样子可靠许多。

　　而就在一天之前，伊拉克政府军刚刚宣布从“伊斯兰国”手中收复伊拉克北部重镇摩苏尔，“伊斯兰国”似乎日薄西山。作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最高领袖和极端组织话语体系内部宗教意义上的“哈里发”，巴格达迪的死讯，又会对“伊斯兰国”的发展产生哪些决定性的影响呢?

　　致命打击

　　很多分析往往更倾向于将“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做对比，认为本·拉登的死并没有促使“基地组织”土崩瓦解，反而在世界范围内“开枝散叶”，因此同为伊斯兰极端组织甚至“恐怖组织”的“伊斯兰国”，在最高领导人巴格达迪的死亡也会如本·拉登一般，对于“伊斯兰国”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

　　这种分析一方面是基于过去数十年我们对于各类极端组织，尤其是伊斯兰极端组织发展演变的一个经验性的总结，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如“黎巴嫩真主党”“塔利班”“哈马斯”等，在过去数十年经历了一系列领导人变动，甚至是较为频繁的领导人变动(无论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但是这些领导人变动都并没有对这些组织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干扰，各个组织仍然井然有序的发展，内部架构和社会根基仍然帮助这些组织顽强生长。

　　另一方面从学理上讲，不少反恐专家已经通过总结各类极端组织的运作机理，认为从时间轴线上看，如果一个极端组织在草创初期，那么该极端组织很可能在遭到领导人的损失后，无法实现自我修复，最终归于沉寂，而如果一个组织的团队建设相当成功，那么即使经历了重大的领导层损失，该组织仍然会顽强“挺过难关”。

　　对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来说，如果我们将其历史追述到2003年之后扎卡维在伊拉克建立的“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那么从过去的十多年时间来看，“伊斯兰国”包括其前身各个组织确实经历了多次领导人的意外变更，但是却并没有造成该组织的“消亡”，反而经过演变成为了超越“基地组织”的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极端组织。

　　因此“伊斯兰国”的领导人、自封为“哈里发”巴格达迪死亡，也许并不会对于组织发展产生致命影响;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按照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视角来解读“哈里发”，解读“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逻辑，那么此次巴格达迪被击毙，很可能对“伊斯兰国”的“合法性”基础以及未来的发展都将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黄金时期”

　　哈里发是指穆罕默德去世以后，伊斯兰阿拉伯政权元首的称谓，是伊斯兰政治、宗教领袖。源于阿拉伯“继承”一词音译，原意为“代治者”“继承者”，后来演变为伊斯兰世界的最高宗教权威和权力中心。

　　在几乎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看来，伊斯兰教的“黄金时期”，类似儒家文化语境下的“尧舜禹”时期，就是伊斯兰教创立初期先知穆罕默德及其随后的伊斯兰世界领导人阿布·巴克尔、奥马尔、奥斯曼和阿里四大哈里发。后世穆斯林学者普遍将这些伊斯兰教早期“哈里发”视为能够代表整个伊斯兰世界所有穆斯林的最高领袖。应当指出的是，其实在当时的历史上，尤其是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之后，当时的伊斯兰世界内部一直存在分裂的声音，其内部的团结程度并不如后世很多伊斯兰学者所宣传的那样亲密无间。

　　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政治文化相对淳朴，哈里发的选举相对公允，从穆罕默德到阿里五位伊斯兰世界领导人都较为正直，因此被后世穆斯林学者视为“榜样”。除此之外，早期的五位领导人治理下的伊斯兰世界，也是整个伊斯兰历史上少有的“统一时代”，在随后数个世纪内，伊斯兰世界很快被民族、种族、教派和文化撕扯，到公元11世纪时候就已经陷入分裂，而当时定都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定都开罗的法蒂玛王朝和在今天西班牙的倭马亚王朝领导人，都纷纷自立为“哈里发”。

　　而穆斯林世界这样的彼此分裂，在随后的一千年时间内仍然持续，直到今天。尽管后来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君主也称为“哈里发”，其合法性得到了从北非到印度莫卧儿帝国的认同(至少是表面上的)，但是伊朗的什叶派王朝却并不承认奥斯曼君主“哈里发”的合法性。因此很多伊斯兰思想家，都将穆罕默德和以后的四任哈里发时期认为是伊斯兰教的“黄金时期”。

　　哈里发的梦想

　　由于伊斯兰教本身宣扬“宗教+政治”，并不认同“政教分离”，因此“哈里发”也就兼具了伊斯兰世界世俗和宗教的最高权威。这种权威有一个前提，即所有穆斯林能够超越自己的种族、文化和社群分歧，将自己视为一个统一“伊斯兰世界”(乌玛)的一份子。

　　不过这一前提，事实上在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无法实现，而且随着近代民族主义兴起，这种“天下穆斯林是一家”的政治理念也逐渐丧失现实合法性。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奥斯曼帝国被西方肢解，而战后以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为代表的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力量，则在1924年最终终结了哈里发制度。也就是说，从1924年之后，整个伊斯兰世界也就不再存在一个法理上的最高宗教和象征性的最高世俗权威。整个伊斯兰世界开始根据民族主义而构建起现代国家的版图。

　　但是哈里发制度并没有完全终结一些穆斯林心中的“伊斯兰大同世界”梦想。当凯末尔宣布终结哈里发制度之后，就有西方学者预言：“复兴哈里发的梦想将很可能深藏于穆斯林心底，在随后的数代人时间内仍然影响深远”，因为“每一个穆斯林都将他们视为‘伊斯兰大同世界’的一份子……这个世纪在伊斯兰学者——哈里发统治之下，串联穆斯林之间的深情厚谊。”

　　争当哈里发

　　1924年哈里发制度的终结，对于穆斯林来说，代表着伊斯兰世界“中心”不复存在，因此不少穆斯林精英都试图恢复“哈里发制度”。一方面，一些当时的阿拉伯世界领导人，希望能够将自己封为“哈里发”，因为在很多穆斯林学者尤其是阿拉伯学者看来，伊斯兰教就是由阿拉伯人创立，而伊斯兰教的“黄金时期”就是阿拉伯人担任哈里发时期，因此在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之后，一些阿拉伯政治精英们就跃跃欲试争取成为“哈里发”。

　　最先付诸行动的是自诩为阿拉伯世界领导人、“圣城”麦加大埃米尔和谢里夫的侯赛因·伊本·阿里(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汉志地区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领袖)，他在1924年土耳其废除哈里发制度后不久，即宣布自己为哈里发。但是侯赛因的“自封”并不为广大穆斯林所承认，尤其是当内志地区的沙特家族攻陷了麦加之后，侯赛因的宗教权威大大降低，这场闹剧也就草草收场。

　　当时埃及的法鲁克国王，以及兴起的沙特王室，都也有希望成为“哈里发”。但是法鲁克国王在埃及国内的合法性一直岌岌可危，很多埃及精英将其视为英国在埃及的代理人;而沙特开国君主伊本·沙特则小心翼翼周旋于周围的大国势力，对于宣布自己为哈里发并不感兴趣。因此“自上而下”的恢复“哈里发”的努力也就未能成功。

　　另一方面，很多民间的穆斯林精英开始发起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希望恢复“哈里发”制度。这其中最有影响的无疑是1928年在埃及建立的“穆斯林兄弟会”。“穆斯林兄弟会”创立人哈桑·班纳创立组织的初衷，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很多笃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的心理：哈里发制度没有了，伊斯兰世界缺少了一个核心。因此“自上而下”的政治努力无法恢复哈里发制度，那么穆斯林精英们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努力，来捍卫伊斯兰教，力图串联穆斯林世界，建立未来的“伊斯兰大同世界”。

　　这种愿望，在随后近百年的时间内吸引了无数的穆斯林学者和精英。而通过“自下而上”的努力，实现“伊斯兰大同世界”，除了包括“穆斯林兄弟会”所倡导的“渐进的”“教育的”方式，还包括一些极端分子所倡导的“激进的”“暴力的”方式，这其中就包括很多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家，如拉希德·里达、赛义德·库特卜，以及包括“伊斯兰解放党”、“基地组织”乃至如今的“伊斯兰国”等组织。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来说，“伊斯兰大同世界”来串联全世界所有穆斯林，以一个超越所有国籍、种族、民族和文化的“穆斯林”身份来统领世界，一直是一个非常具有诱惑力的议题。甚至中国“回族文学”的代表人、当代作家张承志也在前往麦加朝圣后，心潮澎湃的写出了“你降临吧，新的英特那雄纳尔——新的国际主义!”这样的语句。所以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恢复“哈里发”为代表的超越国家边界、统领所有穆斯林的政治实体，是及其具有诱惑力的政治设想。

　　日薄西山

　　进入21世纪以来，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组织和思想进一步发展完备，而国际经济发展不平等所带来的穆斯林世界危机感不断发酵，很多阿拉伯人都将认为伊斯兰世界正在遭受着来自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入侵。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高生育率所带来的年轻化，以及经济发展迟缓所造成的社会失业率高、腐败率高等问题，也滋生了伊斯兰极端主义。

　　当冷战中“泛阿拉伯主义”所代表的世俗主义事实上无法解决诸多政治社会议题而丧失合法性之后，伊斯兰极端主义不断抬头，并且利用网络时代的便利串联起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声浪。巴格达迪宣布自己是“哈里发”，宣布自己建立新的“伊斯兰国”，也就处处模拟在伊斯兰教“黄金历史”上的创教早期，希望以此作为自己“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所以作为伊斯兰世界重要文明中心的伊拉克被“异教徒”美国占领之后，思想上的“伊斯兰世界被欺凌”，加上现实中伊拉克尤其是西部逊尼派在政治和社会发展中被边缘化，促使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能够吸引大批年轻人。而且当那些移居欧洲的阿拉伯精英第二代和第三代后裔成长且感受到来自于所在国社会的种种文化和社会壁垒，也就易于通过伊斯兰极端主义来寻求自我身份的庇护。

　　当“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开始兴起，我们看到来自于几乎世界范围内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如潮水般通过各种途径涌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占领区。这种思想动力，不仅仅是出自于极端主义穆斯林年轻人“探险”和“赚取金钱”的动力，更是一种出自于伊斯兰教对于建立一个“伊斯兰大同世界”的心理冲动的体现，这不仅是伊斯兰极端教义的要求，也反映出这些极端分子希望通过“圣战”来实现自己作为穆斯林的价值，更体现出伊斯兰教“超越国界”“政教合一”的终结理念。

　　作为一个以伊斯兰教早期为榜样的极端组织，失去了伊斯兰文化的中心区域伊拉克和叙利亚，而前往其他“边缘”区域如巴基斯坦、阿富汗、利比亚等地小范围的存在，通过偶尔的恐怖袭击来显示肌肉，实际上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合法性”从“哈里发国家”降格为了等同于“基地组织”这样的“埃米尔国”。

　　巴格达迪被击毙后，尽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内部可以通过传统的“大议事会”等形式推选出新的“哈里发”，但是鉴于“伊斯兰国”分支机构几乎无法安排统一的代表会议，因此新的“哈里发”人选很可能会带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内部的分裂。因此，日薄西山且逐渐丧失魅力，似乎将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不可避免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