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钝角网

首页 外交 大国 周边 新兴国家 安全 经济 七洲志 读书 国际周评


《中美关系报告2017》中美军事关系 :演化、前景与建议

关键词: 中美关系 中国外交

来源:《中美关系报告2017》 2017-06-23 10:38:33

《中美关系报告2017》中美军事关系 :演化、前景与建议

作者:姚云竹 张沱生 赵小卓 吕晶华 李晨

中国军事战略目标的多元化和军事力量的海外拓展 ,美国亚太联盟体制的强化与兵力部署的提升,预示着两国在东亚陆海衔接地带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升高。与此同时 ,中美都有预防和管理危机的实际努力 ,并已经取得某些成果。

  近年来 ,军事关系成为中美两国关系中的重大变量之一。双方军事利益的碰撞面迅速扩大 ,显现出更多的零和性质和地缘战略竞争趋向。中国军事战略目标的多元化和军事力量的海外拓展 ,美国亚太联盟体制的强化与兵力部署的提升,预示着两国在东亚陆海衔接地带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升高。与此同时 ,中美都有预防和管理危机的实际努力 ,并已经取得某些成果。在一个迅速变化和不确定性上升的新时期,中美都意识到有必要就全球治理开展防务合作。

  一、历史与现状

  1972年,中美双方基于地缘战略需要 ,为应对共同安全威胁开启了两国交往 ,军事合作自然而然成为交往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 ,最先得到发展的亦是军事关系。军事交往主要围绕高层互访、对口交流和务实合作三个方面展开。1980年两国国防部部长实现了互访 ,开启了其后 10年高度务实的军事合作。防务部门和军队高层官员的互访 ,为军事关系的发展确定了积极的基调。军队之间频繁的对口交流 ,包括军事院校交流、训练观摩、条令理论研讨、军舰互访、军事设施参观等 ,对两国军队建立各层级的互信起到了重要作用。务实合作则突出表现在军事技术合作方面 :美国国会不断放宽向中国出口军品的限制 ,给予其相当于非北约盟国的友国待遇 ,中美就军品采购、军事技术合作、技术转让等达成了一系列协议。

  中美军事合作在 1989年政治风波后戛然而止。首先 ,该政治风波再度突出了两国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矛盾。美国停止了与中国的所有军事交流 ,不再执行军售与技术合作协议 ,并至今对华实施军事技术封锁和武器禁运。 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2000年国防授权法》,严格限制与中国的军事交流。其次 ,冷战结束 ,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和苏联崩溃 ,使中美的共同威胁不复存在 ,抽走了军事合作的基石。再次 ,“台独”走向激化了中美的军事对立。美国不断提升对台关系、强化对台军售和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 ,中国为反 “台独”进行各项军事斗争准备 ,双方围绕台湾的军事互动 ,构成了互为潜在交战对手的军事关系基调。最后 ,美国对华武器禁运政策迫使中国独立发展完整配套的国防工业和武器装备体系。军事技术合作内容的缺失 ,使军事关系出现了空心化趋势 ,也弱化了双方发展关系的热情。上述原因导致中美军事关系一直在低水平徘徊 ,难以有实质性发展。而中美之间的军事危机 ,如 1996年的台海危机、 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2001年中国战斗机与美国侦察机在南中国海相撞 ,以及美国多次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 ,都导致军事关系较长时间的中断。

  从 2008年台海两岸承认 “九二共识”开始 ,中美军事关系逐渐步入稳定发展的轨道 ,并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亮点。尽管中美在台湾、东海、南海等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并时有摩擦发生 ,但双方始终保持高频度的军事交往 ,维持了军事关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两军高层领导频繁互访,促进了战略沟通与理解。过去几年 ,中美在 “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开设了 “战略安全对话”。 2017年 4月,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 “海湖会”上确定建立 “外交与安全对话”机制 ,进一步提升了双方防务部门对话的级别。防务部门还定期举行 “防务磋商”和 “防务政策协调磋商”,军队之间的对话机制日益增多并逐渐机制化 ,先后建立了国防部、战略规划部门和军种之间的对话平台 ,联合参谋部之间也即将建立对话机制。年度交流项目多达 50—60项,涵盖了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军事教育、学术研究、军事医学、军事档案、海上搜救、港口访问、抢险救灾、反海盗等内容 ,并在继续扩大领域。两军认识到避免冲突和对抗符合双方利益 ,并为此建立了预防和控制危机的机制 ,于 2014年年底签署了 “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 “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个谅解备忘录 ,并通过陆续增加新附件 ,不断扩大互信措施的范围。

  此外 ,中美军队开始在 “东盟防长扩大会”、亚丁湾护航和运送叙利亚化学武器等联合国授权的国际行动中进行合作 ,显示了中美超越双边 ,在亚太和全球安全事务中进行合作的潜力。

  二、中国的战略、军队任务、军事能力建设与美国因素

  (一)中国的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

  1.国家战略

  自1978年以来 ,中国的国家战略日益清晰明确 ,这就是坚持和平发展 ,坚持改革开放 ,完成两个百年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战略的精髓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发展自己 ,同时又以自身的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

  2.国家安全战略

  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涵盖广泛的内容 ,包括内部和外部安全、国土和国民安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生存和发展安全、自身和共同安全 ,要求运用多样化综合手段来加以维护。军队是营造良好国内国际环境、保障和平发展大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

  3.军事战略

  中国的军事战略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实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 ,遵循防御、自卫、后发制人原则 ,坚持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同时 ,维护周边的安全稳定。通过营造稳定态势 ,减少危机诱因来维护和平 ;通过实施威慑和控制行动 ,防止危机升级 ;一旦战争强加到中国头上 ,则坚决打赢战争。为此 ,中国军队要做好打赢 “信息化局部战争”的准备 ,这种战争主要针对可能出现的台湾 “独立” (2005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赋予中国军队以非和平手段阻止台湾分裂的使命 )和来自海洋方向的其他安全挑战。

  (二)中国军队的任务

  中国军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统一和领土完整,应对各种军事威胁和突发事件 ,保障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 ,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等。中国军队还实施反恐、维护社会稳定、抢险救灾、维护权益、安保警戒、国际维和、国际救援等非战争军事行动。

  (三)中国军队的能力建设

  根据军事战略的要求 ,中国将重点发展粉碎 “台独”图谋、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的作战能力 ;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受侵犯的海空能力 ;遏制和挫败强国军事干预的拒止能力 ;适应未来战争形态的新兴领域攻防能力 ;慑止对中国国土核攻击的核报复打击能力以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多样化能力。针对军队担负的维护国家发展利益、保障公民权益、提供国际公共安全产品、承担国际安全义务等任务 ,还应具备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实施国际维和、救援、海上护航、撤离海外公民等境外行动能力 ,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远程兵力投送和维持能力。

  发展这些能力的途径 :一是军民融合 ,在富国的同时实现强军目标 ,在重大基础设施、海洋、空天、信息等关键领域逐步形成军民融合发展的格局。二是实战训练 ,按照实战标准从难从严训练部队 ,保持常备不懈 ,随时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三是国际合作 ,与世界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开展对话交流 ,举行联演联训 ,提高在国际环境中联合行动的能力。

  (四)中国军事战略和防务规划中的美国因素

  美国作为亚太安全的主导国家和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对中国安全有重大的影响。美国保持和提升与台湾的防务关系 ,坚持对台军售 ,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时不得不考虑的外部干预因素。奥巴马政府通过推行 “亚太再平衡”战略 ,强化亚太军事同盟体系 ,增加前沿部署,对中国进行长时间、大范围、高频度海空抵近侦察,构建减损中国战略威慑能力的东亚导弹防御系统 ,恶化了中国的安全环境。美国在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中站在中国的对立面 ,增加了中国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权益的复杂性。中国的军事战略和防务规划需要考虑美国对中国构成的诸多安全挑战。尽管特朗普政府不会继续使用上届政府 “亚太再平衡”的提法 ,但其亚太安全政策的基本要素不会有大的变化。中国军队必须警惕防范 ,做好美国成为交战对手的准备 ,在必要时敢打必胜。

  但是 ,中国并没有将美国定位为敌人 ,中美军事关系也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军事关系有本质的区别。中美之间既有利益冲突 ,也有利益重叠 ,利益重叠往往大于利益冲突。中国清醒地认识到 ,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 ,不符合自身和平发展的大战略 ,不利于塑造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 ,也不符合世界和平发展的大趋势。

  三、中国视角中的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和军事力量发展

  (一)美国在战略上将中国定位为军事挑战

  冷战结束以来 ,美国政府一直将中国视为军事挑战 ,只是在不同时期对挑战的程度有不同判断。 2013年奥巴马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举行 “庄园会晤”时,对中方提出的 “新型大国关系”倡议表示了赞赏。但与此同时 ,美国国防部仍高度警惕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 ,指责中国 “对其日益增长的军事能力及战略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 ,增大了地区国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担忧”。

  从 2015年开始 ,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判断趋于严峻。 2015年 2月美国公布《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在东海、南海与邻国的争端视作安全威胁。6月,美参联会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报告 ,将首要战略目标由原来的 “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调整为 “应对国家威胁”,并直接点了俄罗斯、伊朗、朝鲜和中国的名。同期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亚太海上安全战略》和《网络空间战略》等文件 ,美国高级将领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讲话 ,也都严辞谈论中国 “威胁”。 2016年 2月,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就《2017财年国防预算》申请报告发表的讲话 ,以及次月国防部公布的首份《国防态势报告》,都将中国作为安全挑战 ,排在五大安全挑战的第二位。

  与其他领域相比 ,美国在军事上对中国的定位更侧重交战对手而非合作伙伴 ,使中美军事互动具有更多的对抗性。

  (二)美国在军事规划、作战概念、兵力部署和装备研发上准备与中国交战

  从美国的军事规划、作战概念、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研发中 ,也可以看出中国是美国的作战对手。

  1. “空海一体战”和 “全球公域进入与机动联合概念”

  美军 2009年提出针对中国 “反进入与区域拒止”能力的 “空海一体战”概念 , 2015年又将其更名为 “全球公域进入与机动联合概念”。尽管美国军方声称这一作战概念并不是针对中国 ,但 “反进入与区域拒止”能力早已成为美国军方描述中国作战能力和战法的专用术语。 2012年的《防务战略指南》更是明确将中国作为实施 “反进入”作战的主要敌手。

  2. “第三次抵消战略”指导下的 “颠覆性技术”研究

  美国国防部 2014年提出了第三次 “抵消战略”。虽然美国从未公开宣称该战略针对中国 ,但美国 “国家利益”网站有文章明言 ,该战略 “意在应对中国日益上升的反进入与区域拒止挑战”。中国防务分析人员普遍认为 ,该战略对中国的针对性毋庸置疑。

  3.亚太兵力部署的调整

  美国国防部在全球战略收缩的态势中 ,仍然决定在 2020年前将 60%的海空力量部署于亚太。截至 2015年,美国海外驻军总兵力为 23. 5万人 ,其中亚太 15. 43万人 ,占65%。大批先进武器装备也率先部署到亚太。 2016年 9月,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卡特宣布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军事部分进入第三阶段 ,未来会将F-35、 F-22战斗机 , P-8A侦察机 ,升级版的 “维吉尼亚级”核潜艇等更多先进装备派往亚太 ,并大力发展新一代战略轰炸机、无人驾驶潜航器以及太空战和网络战技术等。这些举措给中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周边军事压力。

  4.在中国周边日益增加的军事活动

  美军每年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 10余项例行大型军演 ,针对中国保持着极高频率的海空抵近侦察 ,在南海实施直接挑战中国主权权益的 “自由航行行动”。中国军事分析家认为 ,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崛起的强烈焦虑感及应对措施 ,正在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上主权权益争端演化成中美之间的地缘战略竞争。

  5.涉及中美军事冲突的研究报告

  2015年以来 ,兰德公司、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等与美军方有密切联系的智库 ,接连完成多项有关中美军事冲突的评估报告。这些报告假设中美发生武装冲突的各种情景 ,量化评估双方作战能力和冲突结果 ,提出对策建议。

  (三)美国在亚太构建制衡中国崛起的联盟体系与伙伴关系

  美国在亚太地区强化联盟体系、推动防务合作的措施旨在遏制中国。

  1.双边联盟向三边和多边发展

  近年来 ,美国在亚太除并行发展 5组双边同盟与诸多伙伴关系外 ,还努力推动盟国之间以及盟国和伙伴国之间的三边和多边机制化军事合作。这些动作都使中国产生强烈的被排除感。

  2.介入中国与盟国的领土争端

  在钓鱼岛和黄岩岛的紧张事态发生之后 ,美国确认《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 ,指责中国断续线主张 “与国际法不符”,并借菲律宾诉中国的仲裁案裁决 ,不断公开指责中国的南海政策。新上台的特朗普政府 ,也不断指责中国在南海进行军事化。

  3.发展牵制中国的军事关系

  为从地缘战略上牵制中国 ,美国不惜在 “择友标准”上淡化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人权等传统要素。例如 ,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印度、越南等国 ,成为美国的军事合作伙伴 ;可为美国前沿存在和军事行动提供支援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 ,成为军事关系发展重点 ;甚至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 ,也成为美国发展军事关系的新对象国。

  四、中美两国的军事关切及合作空间

  中国的军事关切集中在周边 ,而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关切仅是其全球关切的一部分。这种明显的不对称 ,导致双方发生军事纷争时 ,中国视美国为 “外部干涉势力”,美国则视中国为 “破坏国际秩序”。

  (一)中美在东亚的军事关切及合作空间

  1.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

  美国军事同盟从两个方面对中国产生消极作用 :一是构建了防范和威慑中国的地缘战略态势 ,压缩了中美良性军事互动的空间 ;二是排他性地追求同盟成员的利益和安全、无视中国和其他非成员国的利益和安全。维护亚太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的战略利益 ,但是以什么样的安全架构维护和平与稳定 ,双方的理念不同 ,实践上也有所不同。缓和中国与美军事同盟之间的尖锐对立 ,构建能够包容中国、美国及地区各国安全利益的架构和安排 ,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

  2.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无核化是中美共同目标 ,但中国不能接受朝鲜半岛出现严重的动荡 ,美国亦不肯放弃针对朝鲜的军事选择;中国力推六方会谈复谈 ,美国则侧重使用军事威慑与胁迫手段。与此同时 ,美国利用美韩同盟加强战略部署、应急规划和大规模演练 ,加紧为军事解决朝核问题做好各项准备。这些做法加剧了半岛紧张形势 ,也对中国的安全构成消极影响。考虑到朝鲜半岛可能出现中美不得不共同面对的紧急事态 ,就加强危机管理进行军事合作 ,符合双方的利益。

  3. “萨德”反导系统

  从技术上看 ,“萨德”反导系统无法有效保护韩国免遭朝鲜导弹的打击 ,却增强了美国对中国弹道导弹的早期预警、跟踪探测、弹头识别和拦截的能力 ,减损了中国的核威慑效能 ,破坏了双方的战略稳定。在 “萨德”系统尚未部署、美国和韩国政府换届之际 ,有必要充分考虑各方的安全关切 ,重新审查 “萨德”系统的部署决定 ,就各方关切进行认真对话 ,寻求更佳的解决方案。

  4.台湾

  台湾是中国不惜动用武力也要坚决捍卫的核心利益。美国会通过的《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中包括提升美台军事交往层级和坚持对台军售的内容 ,当选总统特朗普破例与台湾领导人电话交谈 ,又称 “一中原则”可以谈判 ,引起中国严重关切。任何违反双方既定原则和共识的言行 ,都将引发台海紧张形势与危机。近期特朗普总统及其内阁高官多次重申了 “一中原则”,但对这一原则的内涵还需要进一步形成默契。双方就保持台海稳定进行沟通与避免误判 ,防止因台湾问题爆发武装冲突 ,符合两国、地区和全球的共同利益。

  5.东海与南海

  美国以履行军事同盟义务为由卷入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借此在东海和南海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态势 ,对中国的维权行动和岛礁建设做出过度反应。这些措施不利于营造解决争端的氛围 ,增加了中美两军一线部队之间接触与摩擦的概率。防止摩擦升级和避免直接冲突是中美的共同利益 ,缓和海上紧张形势也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

  (二)新兴战略领域

  1.海上安全

  中美在第一岛链内形成了海上竞争态势 ,但竞争的程度受到双方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军事能力以及危机管控措施的制约。维护海上航行自由是中美共同的海洋利益 ,用合作的方式维护东亚、亚太和全球范围内海上通道的通畅与安全 ,应是双方的重大共同利益。

  2.核战略与核安全

  特朗普总统在竞选中有关进行军备竞赛和扩大核能力的主张 ,引发了中国对战略稳定将遭破坏的担心。美国政府正在重新审查核政策和核力量 ,其政策结果将直接影响中国的核评估和核力量发展规划。中美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也就有跨过核门槛的风险。太空、网络和电磁空间的军事能力愈发展 ,战略指挥与控制系统的可靠性愈下降。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以及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战略导弹核潜艇用途的多样化 ,为管控核升级带来新的挑战。在此形势下 ,就保持中美战略稳定进行对话 ,加深了解和达成广泛的共识 ,符合中美的共同利益。此外 ,中美作为核武器国家 ,在维护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 ,防止核扩散、保障核安全、遏止核战争等领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负有共同的国际责任 ,更有进行合作的需要。

  3.网络空间

  多年来 ,美国积极构建和维护网络空间军事优势 ,制定网络空间作战条令 ,设立网络空间司令部 ,组建网络战部队。中国军队为了适应军事变革 ,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 ,也在发展网络作战能力 ,但不谋求与美国进行网络军备竞赛和对抗。同时 ,美国不断批评中国维护网络安全的措施 ,炒作中国网络威胁。网络空间是新的战略领域 ,无论是在多边还是双边框架 ,都尚未建立起完善可行的国际行为准则。中美两国在这一领域既有重大共同利益又有严重分歧 ,对话、合作与冲突都有巨大空间。

  4.外层空间

  长期以来 ,美国在外空拥有巨大优势 ,并希望把这一优势永远保持下去。对于中俄提出的签订禁止外空武器化条约的建议 ,美国一直持拒绝态度。然而 ,随着中国外空能力的不断增长 ,美国对中国外空能力的关切已经大大增加。在双方都具备一定太空军事能力的情况下 ,需要通过对话管控涉及太空的军事竞争 ,协商制定太空军事行为的规则。

  (三)非战争军事行动与反恐

  两国军队根据各自政府的对外政策 ,通过实施救灾、人道主义救援、非战斗人员撤离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在全球治理和海外利益保护中 ,中美两军存在合作的必要性和潜力。

  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并将重点放在消灭伊斯兰国极端恐怖势力上 ,中国政府也一贯坚定不移地推进反恐 ,两国在反恐领域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但是美国指责中国的反恐行动违反人权 ,中国反对美国对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涉。随着中美利益交集的扩大、国际反恐合作机制的增加 ,也随着中国军队反恐能力的提升和经验的积累 ,中美两军在反恐领域的合作空间将不断扩大。

  五、对发展稳定中美军事关系的建议

  在中美两国政府换届的重要时期 ,保持稳定的军事关系,是保持良好中美关系的重要前提。中美首脑 2017年 4月的 “海湖会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建设性的基调,并再次强调将致力于推动两军关系的发展。

  (一)为发展军事关系制定指导方针

  中美双方都曾就构建新型军事关系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包括互信、合作、不冲突、可持续等。政府换届时这些原则的表述可以改变 ,但核心内涵应得到肯定 ,特别是明确军事安全互信是中美战略互信的基础。此外 ,双方还应明确 ,在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 ,在双边领域和西太地区 ,发展军事关系的重点应是管控分歧与危机 ,避免滑向美苏冷战时期的军事对抗和地缘战略对峙。而在多边及全球 ,则应以协调合作为主 ,为应对共同安全挑战和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做出努力。

  (二)加强军事安全对话

  双方应充分利用并建立更多的机制化对话平台 ,坦诚清晰地阐述各自的战略意图 ,并逐步增加军事能力的透明度 ,以深化了解 ,建立互信。

  (1)对已经建立的防务部门和军队的对话平台 ,要提高对话质量 ,注重内容而非形式 ,美方应争取国会放宽对华军事交往的法律限制 ,使对话内容更加广泛。

  (2)增加两军对口部门之间的对话平台 ,逐步增设防务部门与军队直属机构、战区司令部、军种、军队智库和院校之间的对话机制。要充分利用 “海湖会晤”开启的 “外交和安全对话机制”和即将建立的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增强高级别对话和战略互信。

  (3)开展战略稳定对话 ,将涉及全球战略稳定的核政策与核战略、反导系统、网络和外层空间军事安全、防扩散等议题纳入对话范畴。

  (4)在地区和全球多边对话和论坛机制中 ,积极开展双边对话。

  (三)加强危机管控

  两军须将危机管控作为稳定中美军事关系和避免军事冲突的核心 ,从危机防范和控制两个方面采取措施。

  (1)双方领导层应就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 ———始终保持直接沟通渠道、发出清晰信号、避免 “承诺陷阱”、缓慢升级、做出对称反应等达成共识。

  (2)将危机管控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各层级的安全和军事对话。

  (3)进一步完善危机管控联络机制。应赋予国防部热线危机管控的明确功能 ,确定简化、快捷的使用程序。适时考虑建立两国海空军及有关战区之间的热线 ,形成多层次紧急联络机制。

  (4)落实两国军队签署的 “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谅解备忘录”和 “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定期评估备忘录履行情况 ,修改和扩充内容 ,逐步强化约束力。

  (5)就危机事态和管控措施等进行 1. 5或 2轨对话与预案模拟推演。

  (四)扩大亚太地区和全球的军事安全合作

  中美军事关系早已超越双边 ,涵盖亚太甚至全球安全事务。需要跳出双边摩擦的桎梏 ,在多边平台寻找合作机会。

  (1)加强在打击恐怖主义、核安保、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和、海上搜救、人道主义救援、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的合作。

  (2)在维护全球航行自由、保卫海上通道安全等领域增加合作。

  (3)应改变在网络、太空和核等全球战略领域中的对抗式互动 ,通过共同维护现行国际规则和建立新领域的国际规则 ,逐步增加关系中的积极成分。

  (五)改变中国与美军事同盟之间的零和关系

  为缓解中国与美国亚太双边军事同盟之间日益加深的对立 :

  (1)中国需要认识美国同盟体系的存在是历史也是现实,要准备与之长期相处 ,发展关系。美国需要推进同盟的转型 ,降低其排他性及对军事手段的过度依赖。

  (2)探索建立中国与美国亚太同盟之间的对话机制。如中美之间的 “外交和安全对话机制” (2 +2机制 ),可以必要时增加其他国家 ,形成“2 +2 +2”的机制。

  (3)美国将其与盟国之间的重大政策调整、兵力部署变化和军事演习等活动纳入现有中美情况通报机制 ;中国将其与战略伙伴国的重大军事活动纳入现有中美情况通报机制。

  (4)美国邀请中国参加或观摩其与盟国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 ;中国邀请美国参加或观摩其与别国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

  (5)两国应共同支持 “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东亚峰会”“六方会谈”和 “亚太经合组织”等地区多边机制 ,推动形成中美都能发挥重要作用的亚太安全机制。

  (六)就避免陷入安全困境达成共识

  为防止两国在亚太陷入 “安全困境”:

  (1)两国和两军领导人应就亚太与全球未来的安全秩序、双方的亚太安全利益和目标、各自拟发挥的作用、对地区安全架构的期许及对现有规则的看法等重大问题进行对话 ,在相互理解与形成共识的基础上 ,建立战略层次的长期互信。

  (2)双方应就军事力量对比达成默契。在战略威慑能力上 ,保持虽不对等但却有效的相互威慑。中方不寻求发展与美国对等的核军备水平 ,美方不寻求减损中国的核威慑效能。在常规军力方面 ,中方不寻求在全球和亚太地区与美国军力的平衡 ,但要发展和保持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益和领土完整 ,能维护国家发展利益的军事力量。美方在保持全球及亚太军力优势的情况下 ,应对中国的军力发展和发挥建设性作用持包容的态度。

  (3)双边应就东亚安全热点问题达成共识。在南海 ,把缓和紧张、避免军事化作为共同目标。中方坚持以和平手段解决领土争端 ,积极推动双轨政策取得进展 ;美方停止在南海的 “自由航行行动”,减少对中国的军事侦察 ,不在南海周边谋求新的军事基地。在东海 ,双方要避免因第三方因素卷入冲突与对抗。中国加强与日本的危机管理机制建设 ;美方应约束日本 ,不使其采取进一步的挑衅行为。在朝鲜半岛 ,双方应就防止军事冲突以及一旦发生紧急突发事件时的核安全管控等问题进行对话 ,或事先确定进行紧急对话的条件、方式与机制。在台海 ,中方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 ,美方坚持 “一个中国”和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政策 ,双方共同维护两岸和平发展的局面。

  美国特朗普政府刚刚开始执政 ,中国共产党也将在 2017年召开第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两国首脑 “海湖会晤”取得了巨大成功 ,两国和两军关系的发展也步入新的时期。保持近年来两军交往对话的良好势头 ,努力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军事关系 ,不仅有利于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也有利于亚太和全球的和平稳定。

责任编辑: 昀舒

《中美关系报告2017》中美军事关系 :演化、前景与建议

关键词: 中美关系 中国外交

来源:《中美关系报告2017》 2017-06-23 10:38:33

《中美关系报告2017》中美军事关系 :演化、前景与建议

作者:姚云竹 张沱生 赵小卓 吕晶华 李晨

中国军事战略目标的多元化和军事力量的海外拓展 ,美国亚太联盟体制的强化与兵力部署的提升,预示着两国在东亚陆海衔接地带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升高。与此同时 ,中美都有预防和管理危机的实际努力 ,并已经取得某些成果。

  近年来 ,军事关系成为中美两国关系中的重大变量之一。双方军事利益的碰撞面迅速扩大 ,显现出更多的零和性质和地缘战略竞争趋向。中国军事战略目标的多元化和军事力量的海外拓展 ,美国亚太联盟体制的强化与兵力部署的提升,预示着两国在东亚陆海衔接地带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升高。与此同时 ,中美都有预防和管理危机的实际努力 ,并已经取得某些成果。在一个迅速变化和不确定性上升的新时期,中美都意识到有必要就全球治理开展防务合作。

  一、历史与现状

  1972年,中美双方基于地缘战略需要 ,为应对共同安全威胁开启了两国交往 ,军事合作自然而然成为交往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 ,最先得到发展的亦是军事关系。军事交往主要围绕高层互访、对口交流和务实合作三个方面展开。1980年两国国防部部长实现了互访 ,开启了其后 10年高度务实的军事合作。防务部门和军队高层官员的互访 ,为军事关系的发展确定了积极的基调。军队之间频繁的对口交流 ,包括军事院校交流、训练观摩、条令理论研讨、军舰互访、军事设施参观等 ,对两国军队建立各层级的互信起到了重要作用。务实合作则突出表现在军事技术合作方面 :美国国会不断放宽向中国出口军品的限制 ,给予其相当于非北约盟国的友国待遇 ,中美就军品采购、军事技术合作、技术转让等达成了一系列协议。

  中美军事合作在 1989年政治风波后戛然而止。首先 ,该政治风波再度突出了两国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矛盾。美国停止了与中国的所有军事交流 ,不再执行军售与技术合作协议 ,并至今对华实施军事技术封锁和武器禁运。 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2000年国防授权法》,严格限制与中国的军事交流。其次 ,冷战结束 ,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和苏联崩溃 ,使中美的共同威胁不复存在 ,抽走了军事合作的基石。再次 ,“台独”走向激化了中美的军事对立。美国不断提升对台关系、强化对台军售和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 ,中国为反 “台独”进行各项军事斗争准备 ,双方围绕台湾的军事互动 ,构成了互为潜在交战对手的军事关系基调。最后 ,美国对华武器禁运政策迫使中国独立发展完整配套的国防工业和武器装备体系。军事技术合作内容的缺失 ,使军事关系出现了空心化趋势 ,也弱化了双方发展关系的热情。上述原因导致中美军事关系一直在低水平徘徊 ,难以有实质性发展。而中美之间的军事危机 ,如 1996年的台海危机、 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2001年中国战斗机与美国侦察机在南中国海相撞 ,以及美国多次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 ,都导致军事关系较长时间的中断。

  从 2008年台海两岸承认 “九二共识”开始 ,中美军事关系逐渐步入稳定发展的轨道 ,并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亮点。尽管中美在台湾、东海、南海等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并时有摩擦发生 ,但双方始终保持高频度的军事交往 ,维持了军事关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两军高层领导频繁互访,促进了战略沟通与理解。过去几年 ,中美在 “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开设了 “战略安全对话”。 2017年 4月,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 “海湖会”上确定建立 “外交与安全对话”机制 ,进一步提升了双方防务部门对话的级别。防务部门还定期举行 “防务磋商”和 “防务政策协调磋商”,军队之间的对话机制日益增多并逐渐机制化 ,先后建立了国防部、战略规划部门和军种之间的对话平台 ,联合参谋部之间也即将建立对话机制。年度交流项目多达 50—60项,涵盖了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军事教育、学术研究、军事医学、军事档案、海上搜救、港口访问、抢险救灾、反海盗等内容 ,并在继续扩大领域。两军认识到避免冲突和对抗符合双方利益 ,并为此建立了预防和控制危机的机制 ,于 2014年年底签署了 “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 “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个谅解备忘录 ,并通过陆续增加新附件 ,不断扩大互信措施的范围。

  此外 ,中美军队开始在 “东盟防长扩大会”、亚丁湾护航和运送叙利亚化学武器等联合国授权的国际行动中进行合作 ,显示了中美超越双边 ,在亚太和全球安全事务中进行合作的潜力。

  二、中国的战略、军队任务、军事能力建设与美国因素

  (一)中国的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

  1.国家战略

  自1978年以来 ,中国的国家战略日益清晰明确 ,这就是坚持和平发展 ,坚持改革开放 ,完成两个百年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战略的精髓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发展自己 ,同时又以自身的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

  2.国家安全战略

  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涵盖广泛的内容 ,包括内部和外部安全、国土和国民安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生存和发展安全、自身和共同安全 ,要求运用多样化综合手段来加以维护。军队是营造良好国内国际环境、保障和平发展大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

  3.军事战略

  中国的军事战略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实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 ,遵循防御、自卫、后发制人原则 ,坚持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同时 ,维护周边的安全稳定。通过营造稳定态势 ,减少危机诱因来维护和平 ;通过实施威慑和控制行动 ,防止危机升级 ;一旦战争强加到中国头上 ,则坚决打赢战争。为此 ,中国军队要做好打赢 “信息化局部战争”的准备 ,这种战争主要针对可能出现的台湾 “独立” (2005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赋予中国军队以非和平手段阻止台湾分裂的使命 )和来自海洋方向的其他安全挑战。

  (二)中国军队的任务

  中国军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统一和领土完整,应对各种军事威胁和突发事件 ,保障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 ,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等。中国军队还实施反恐、维护社会稳定、抢险救灾、维护权益、安保警戒、国际维和、国际救援等非战争军事行动。

  (三)中国军队的能力建设

  根据军事战略的要求 ,中国将重点发展粉碎 “台独”图谋、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的作战能力 ;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受侵犯的海空能力 ;遏制和挫败强国军事干预的拒止能力 ;适应未来战争形态的新兴领域攻防能力 ;慑止对中国国土核攻击的核报复打击能力以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多样化能力。针对军队担负的维护国家发展利益、保障公民权益、提供国际公共安全产品、承担国际安全义务等任务 ,还应具备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实施国际维和、救援、海上护航、撤离海外公民等境外行动能力 ,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远程兵力投送和维持能力。

  发展这些能力的途径 :一是军民融合 ,在富国的同时实现强军目标 ,在重大基础设施、海洋、空天、信息等关键领域逐步形成军民融合发展的格局。二是实战训练 ,按照实战标准从难从严训练部队 ,保持常备不懈 ,随时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三是国际合作 ,与世界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开展对话交流 ,举行联演联训 ,提高在国际环境中联合行动的能力。

  (四)中国军事战略和防务规划中的美国因素

  美国作为亚太安全的主导国家和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对中国安全有重大的影响。美国保持和提升与台湾的防务关系 ,坚持对台军售 ,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时不得不考虑的外部干预因素。奥巴马政府通过推行 “亚太再平衡”战略 ,强化亚太军事同盟体系 ,增加前沿部署,对中国进行长时间、大范围、高频度海空抵近侦察,构建减损中国战略威慑能力的东亚导弹防御系统 ,恶化了中国的安全环境。美国在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中站在中国的对立面 ,增加了中国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权益的复杂性。中国的军事战略和防务规划需要考虑美国对中国构成的诸多安全挑战。尽管特朗普政府不会继续使用上届政府 “亚太再平衡”的提法 ,但其亚太安全政策的基本要素不会有大的变化。中国军队必须警惕防范 ,做好美国成为交战对手的准备 ,在必要时敢打必胜。

  但是 ,中国并没有将美国定位为敌人 ,中美军事关系也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军事关系有本质的区别。中美之间既有利益冲突 ,也有利益重叠 ,利益重叠往往大于利益冲突。中国清醒地认识到 ,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 ,不符合自身和平发展的大战略 ,不利于塑造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 ,也不符合世界和平发展的大趋势。

  三、中国视角中的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和军事力量发展

  (一)美国在战略上将中国定位为军事挑战

  冷战结束以来 ,美国政府一直将中国视为军事挑战 ,只是在不同时期对挑战的程度有不同判断。 2013年奥巴马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举行 “庄园会晤”时,对中方提出的 “新型大国关系”倡议表示了赞赏。但与此同时 ,美国国防部仍高度警惕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 ,指责中国 “对其日益增长的军事能力及战略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 ,增大了地区国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担忧”。

  从 2015年开始 ,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判断趋于严峻。 2015年 2月美国公布《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在东海、南海与邻国的争端视作安全威胁。6月,美参联会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报告 ,将首要战略目标由原来的 “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调整为 “应对国家威胁”,并直接点了俄罗斯、伊朗、朝鲜和中国的名。同期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亚太海上安全战略》和《网络空间战略》等文件 ,美国高级将领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讲话 ,也都严辞谈论中国 “威胁”。 2016年 2月,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就《2017财年国防预算》申请报告发表的讲话 ,以及次月国防部公布的首份《国防态势报告》,都将中国作为安全挑战 ,排在五大安全挑战的第二位。

  与其他领域相比 ,美国在军事上对中国的定位更侧重交战对手而非合作伙伴 ,使中美军事互动具有更多的对抗性。

  (二)美国在军事规划、作战概念、兵力部署和装备研发上准备与中国交战

  从美国的军事规划、作战概念、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研发中 ,也可以看出中国是美国的作战对手。

  1. “空海一体战”和 “全球公域进入与机动联合概念”

  美军 2009年提出针对中国 “反进入与区域拒止”能力的 “空海一体战”概念 , 2015年又将其更名为 “全球公域进入与机动联合概念”。尽管美国军方声称这一作战概念并不是针对中国 ,但 “反进入与区域拒止”能力早已成为美国军方描述中国作战能力和战法的专用术语。 2012年的《防务战略指南》更是明确将中国作为实施 “反进入”作战的主要敌手。

  2. “第三次抵消战略”指导下的 “颠覆性技术”研究

  美国国防部 2014年提出了第三次 “抵消战略”。虽然美国从未公开宣称该战略针对中国 ,但美国 “国家利益”网站有文章明言 ,该战略 “意在应对中国日益上升的反进入与区域拒止挑战”。中国防务分析人员普遍认为 ,该战略对中国的针对性毋庸置疑。

  3.亚太兵力部署的调整

  美国国防部在全球战略收缩的态势中 ,仍然决定在 2020年前将 60%的海空力量部署于亚太。截至 2015年,美国海外驻军总兵力为 23. 5万人 ,其中亚太 15. 43万人 ,占65%。大批先进武器装备也率先部署到亚太。 2016年 9月,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卡特宣布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军事部分进入第三阶段 ,未来会将F-35、 F-22战斗机 , P-8A侦察机 ,升级版的 “维吉尼亚级”核潜艇等更多先进装备派往亚太 ,并大力发展新一代战略轰炸机、无人驾驶潜航器以及太空战和网络战技术等。这些举措给中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周边军事压力。

  4.在中国周边日益增加的军事活动

  美军每年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 10余项例行大型军演 ,针对中国保持着极高频率的海空抵近侦察 ,在南海实施直接挑战中国主权权益的 “自由航行行动”。中国军事分析家认为 ,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崛起的强烈焦虑感及应对措施 ,正在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上主权权益争端演化成中美之间的地缘战略竞争。

  5.涉及中美军事冲突的研究报告

  2015年以来 ,兰德公司、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等与美军方有密切联系的智库 ,接连完成多项有关中美军事冲突的评估报告。这些报告假设中美发生武装冲突的各种情景 ,量化评估双方作战能力和冲突结果 ,提出对策建议。

  (三)美国在亚太构建制衡中国崛起的联盟体系与伙伴关系

  美国在亚太地区强化联盟体系、推动防务合作的措施旨在遏制中国。

  1.双边联盟向三边和多边发展

  近年来 ,美国在亚太除并行发展 5组双边同盟与诸多伙伴关系外 ,还努力推动盟国之间以及盟国和伙伴国之间的三边和多边机制化军事合作。这些动作都使中国产生强烈的被排除感。

  2.介入中国与盟国的领土争端

  在钓鱼岛和黄岩岛的紧张事态发生之后 ,美国确认《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 ,指责中国断续线主张 “与国际法不符”,并借菲律宾诉中国的仲裁案裁决 ,不断公开指责中国的南海政策。新上台的特朗普政府 ,也不断指责中国在南海进行军事化。

  3.发展牵制中国的军事关系

  为从地缘战略上牵制中国 ,美国不惜在 “择友标准”上淡化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人权等传统要素。例如 ,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印度、越南等国 ,成为美国的军事合作伙伴 ;可为美国前沿存在和军事行动提供支援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 ,成为军事关系发展重点 ;甚至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 ,也成为美国发展军事关系的新对象国。

  四、中美两国的军事关切及合作空间

  中国的军事关切集中在周边 ,而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关切仅是其全球关切的一部分。这种明显的不对称 ,导致双方发生军事纷争时 ,中国视美国为 “外部干涉势力”,美国则视中国为 “破坏国际秩序”。

  (一)中美在东亚的军事关切及合作空间

  1.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

  美国军事同盟从两个方面对中国产生消极作用 :一是构建了防范和威慑中国的地缘战略态势 ,压缩了中美良性军事互动的空间 ;二是排他性地追求同盟成员的利益和安全、无视中国和其他非成员国的利益和安全。维护亚太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的战略利益 ,但是以什么样的安全架构维护和平与稳定 ,双方的理念不同 ,实践上也有所不同。缓和中国与美军事同盟之间的尖锐对立 ,构建能够包容中国、美国及地区各国安全利益的架构和安排 ,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

  2.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无核化是中美共同目标 ,但中国不能接受朝鲜半岛出现严重的动荡 ,美国亦不肯放弃针对朝鲜的军事选择;中国力推六方会谈复谈 ,美国则侧重使用军事威慑与胁迫手段。与此同时 ,美国利用美韩同盟加强战略部署、应急规划和大规模演练 ,加紧为军事解决朝核问题做好各项准备。这些做法加剧了半岛紧张形势 ,也对中国的安全构成消极影响。考虑到朝鲜半岛可能出现中美不得不共同面对的紧急事态 ,就加强危机管理进行军事合作 ,符合双方的利益。

  3. “萨德”反导系统

  从技术上看 ,“萨德”反导系统无法有效保护韩国免遭朝鲜导弹的打击 ,却增强了美国对中国弹道导弹的早期预警、跟踪探测、弹头识别和拦截的能力 ,减损了中国的核威慑效能 ,破坏了双方的战略稳定。在 “萨德”系统尚未部署、美国和韩国政府换届之际 ,有必要充分考虑各方的安全关切 ,重新审查 “萨德”系统的部署决定 ,就各方关切进行认真对话 ,寻求更佳的解决方案。

  4.台湾

  台湾是中国不惜动用武力也要坚决捍卫的核心利益。美国会通过的《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中包括提升美台军事交往层级和坚持对台军售的内容 ,当选总统特朗普破例与台湾领导人电话交谈 ,又称 “一中原则”可以谈判 ,引起中国严重关切。任何违反双方既定原则和共识的言行 ,都将引发台海紧张形势与危机。近期特朗普总统及其内阁高官多次重申了 “一中原则”,但对这一原则的内涵还需要进一步形成默契。双方就保持台海稳定进行沟通与避免误判 ,防止因台湾问题爆发武装冲突 ,符合两国、地区和全球的共同利益。

  5.东海与南海

  美国以履行军事同盟义务为由卷入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借此在东海和南海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态势 ,对中国的维权行动和岛礁建设做出过度反应。这些措施不利于营造解决争端的氛围 ,增加了中美两军一线部队之间接触与摩擦的概率。防止摩擦升级和避免直接冲突是中美的共同利益 ,缓和海上紧张形势也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

  (二)新兴战略领域

  1.海上安全

  中美在第一岛链内形成了海上竞争态势 ,但竞争的程度受到双方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军事能力以及危机管控措施的制约。维护海上航行自由是中美共同的海洋利益 ,用合作的方式维护东亚、亚太和全球范围内海上通道的通畅与安全 ,应是双方的重大共同利益。

  2.核战略与核安全

  特朗普总统在竞选中有关进行军备竞赛和扩大核能力的主张 ,引发了中国对战略稳定将遭破坏的担心。美国政府正在重新审查核政策和核力量 ,其政策结果将直接影响中国的核评估和核力量发展规划。中美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也就有跨过核门槛的风险。太空、网络和电磁空间的军事能力愈发展 ,战略指挥与控制系统的可靠性愈下降。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以及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战略导弹核潜艇用途的多样化 ,为管控核升级带来新的挑战。在此形势下 ,就保持中美战略稳定进行对话 ,加深了解和达成广泛的共识 ,符合中美的共同利益。此外 ,中美作为核武器国家 ,在维护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 ,防止核扩散、保障核安全、遏止核战争等领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负有共同的国际责任 ,更有进行合作的需要。

  3.网络空间

  多年来 ,美国积极构建和维护网络空间军事优势 ,制定网络空间作战条令 ,设立网络空间司令部 ,组建网络战部队。中国军队为了适应军事变革 ,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 ,也在发展网络作战能力 ,但不谋求与美国进行网络军备竞赛和对抗。同时 ,美国不断批评中国维护网络安全的措施 ,炒作中国网络威胁。网络空间是新的战略领域 ,无论是在多边还是双边框架 ,都尚未建立起完善可行的国际行为准则。中美两国在这一领域既有重大共同利益又有严重分歧 ,对话、合作与冲突都有巨大空间。

  4.外层空间

  长期以来 ,美国在外空拥有巨大优势 ,并希望把这一优势永远保持下去。对于中俄提出的签订禁止外空武器化条约的建议 ,美国一直持拒绝态度。然而 ,随着中国外空能力的不断增长 ,美国对中国外空能力的关切已经大大增加。在双方都具备一定太空军事能力的情况下 ,需要通过对话管控涉及太空的军事竞争 ,协商制定太空军事行为的规则。

  (三)非战争军事行动与反恐

  两国军队根据各自政府的对外政策 ,通过实施救灾、人道主义救援、非战斗人员撤离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在全球治理和海外利益保护中 ,中美两军存在合作的必要性和潜力。

  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并将重点放在消灭伊斯兰国极端恐怖势力上 ,中国政府也一贯坚定不移地推进反恐 ,两国在反恐领域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但是美国指责中国的反恐行动违反人权 ,中国反对美国对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涉。随着中美利益交集的扩大、国际反恐合作机制的增加 ,也随着中国军队反恐能力的提升和经验的积累 ,中美两军在反恐领域的合作空间将不断扩大。

  五、对发展稳定中美军事关系的建议

  在中美两国政府换届的重要时期 ,保持稳定的军事关系,是保持良好中美关系的重要前提。中美首脑 2017年 4月的 “海湖会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建设性的基调,并再次强调将致力于推动两军关系的发展。

  (一)为发展军事关系制定指导方针

  中美双方都曾就构建新型军事关系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包括互信、合作、不冲突、可持续等。政府换届时这些原则的表述可以改变 ,但核心内涵应得到肯定 ,特别是明确军事安全互信是中美战略互信的基础。此外 ,双方还应明确 ,在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 ,在双边领域和西太地区 ,发展军事关系的重点应是管控分歧与危机 ,避免滑向美苏冷战时期的军事对抗和地缘战略对峙。而在多边及全球 ,则应以协调合作为主 ,为应对共同安全挑战和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做出努力。

  (二)加强军事安全对话

  双方应充分利用并建立更多的机制化对话平台 ,坦诚清晰地阐述各自的战略意图 ,并逐步增加军事能力的透明度 ,以深化了解 ,建立互信。

  (1)对已经建立的防务部门和军队的对话平台 ,要提高对话质量 ,注重内容而非形式 ,美方应争取国会放宽对华军事交往的法律限制 ,使对话内容更加广泛。

  (2)增加两军对口部门之间的对话平台 ,逐步增设防务部门与军队直属机构、战区司令部、军种、军队智库和院校之间的对话机制。要充分利用 “海湖会晤”开启的 “外交和安全对话机制”和即将建立的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增强高级别对话和战略互信。

  (3)开展战略稳定对话 ,将涉及全球战略稳定的核政策与核战略、反导系统、网络和外层空间军事安全、防扩散等议题纳入对话范畴。

  (4)在地区和全球多边对话和论坛机制中 ,积极开展双边对话。

  (三)加强危机管控

  两军须将危机管控作为稳定中美军事关系和避免军事冲突的核心 ,从危机防范和控制两个方面采取措施。

  (1)双方领导层应就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 ———始终保持直接沟通渠道、发出清晰信号、避免 “承诺陷阱”、缓慢升级、做出对称反应等达成共识。

  (2)将危机管控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各层级的安全和军事对话。

  (3)进一步完善危机管控联络机制。应赋予国防部热线危机管控的明确功能 ,确定简化、快捷的使用程序。适时考虑建立两国海空军及有关战区之间的热线 ,形成多层次紧急联络机制。

  (4)落实两国军队签署的 “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谅解备忘录”和 “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定期评估备忘录履行情况 ,修改和扩充内容 ,逐步强化约束力。

  (5)就危机事态和管控措施等进行 1. 5或 2轨对话与预案模拟推演。

  (四)扩大亚太地区和全球的军事安全合作

  中美军事关系早已超越双边 ,涵盖亚太甚至全球安全事务。需要跳出双边摩擦的桎梏 ,在多边平台寻找合作机会。

  (1)加强在打击恐怖主义、核安保、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和、海上搜救、人道主义救援、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的合作。

  (2)在维护全球航行自由、保卫海上通道安全等领域增加合作。

  (3)应改变在网络、太空和核等全球战略领域中的对抗式互动 ,通过共同维护现行国际规则和建立新领域的国际规则 ,逐步增加关系中的积极成分。

  (五)改变中国与美军事同盟之间的零和关系

  为缓解中国与美国亚太双边军事同盟之间日益加深的对立 :

  (1)中国需要认识美国同盟体系的存在是历史也是现实,要准备与之长期相处 ,发展关系。美国需要推进同盟的转型 ,降低其排他性及对军事手段的过度依赖。

  (2)探索建立中国与美国亚太同盟之间的对话机制。如中美之间的 “外交和安全对话机制” (2 +2机制 ),可以必要时增加其他国家 ,形成“2 +2 +2”的机制。

  (3)美国将其与盟国之间的重大政策调整、兵力部署变化和军事演习等活动纳入现有中美情况通报机制 ;中国将其与战略伙伴国的重大军事活动纳入现有中美情况通报机制。

  (4)美国邀请中国参加或观摩其与盟国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 ;中国邀请美国参加或观摩其与别国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

  (5)两国应共同支持 “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东亚峰会”“六方会谈”和 “亚太经合组织”等地区多边机制 ,推动形成中美都能发挥重要作用的亚太安全机制。

  (六)就避免陷入安全困境达成共识

  为防止两国在亚太陷入 “安全困境”:

  (1)两国和两军领导人应就亚太与全球未来的安全秩序、双方的亚太安全利益和目标、各自拟发挥的作用、对地区安全架构的期许及对现有规则的看法等重大问题进行对话 ,在相互理解与形成共识的基础上 ,建立战略层次的长期互信。

  (2)双方应就军事力量对比达成默契。在战略威慑能力上 ,保持虽不对等但却有效的相互威慑。中方不寻求发展与美国对等的核军备水平 ,美方不寻求减损中国的核威慑效能。在常规军力方面 ,中方不寻求在全球和亚太地区与美国军力的平衡 ,但要发展和保持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益和领土完整 ,能维护国家发展利益的军事力量。美方在保持全球及亚太军力优势的情况下 ,应对中国的军力发展和发挥建设性作用持包容的态度。

  (3)双边应就东亚安全热点问题达成共识。在南海 ,把缓和紧张、避免军事化作为共同目标。中方坚持以和平手段解决领土争端 ,积极推动双轨政策取得进展 ;美方停止在南海的 “自由航行行动”,减少对中国的军事侦察 ,不在南海周边谋求新的军事基地。在东海 ,双方要避免因第三方因素卷入冲突与对抗。中国加强与日本的危机管理机制建设 ;美方应约束日本 ,不使其采取进一步的挑衅行为。在朝鲜半岛 ,双方应就防止军事冲突以及一旦发生紧急突发事件时的核安全管控等问题进行对话 ,或事先确定进行紧急对话的条件、方式与机制。在台海 ,中方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 ,美方坚持 “一个中国”和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政策 ,双方共同维护两岸和平发展的局面。

  美国特朗普政府刚刚开始执政 ,中国共产党也将在 2017年召开第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两国首脑 “海湖会晤”取得了巨大成功 ,两国和两军关系的发展也步入新的时期。保持近年来两军交往对话的良好势头 ,努力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军事关系 ,不仅有利于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也有利于亚太和全球的和平稳定。

昀舒
收藏 分享

声明:凡注明来源"钝角网"文章的,转载请注明出处、作者、原文链接。本网站作为互联网言论交流平台,所刊发文章并不代表本站立场。
参与评论